2018年是我國全面貫徹中國共産黨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年底又將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這是值得慶賀的國家頭等大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元旦賀詞中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爲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充分展現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誓把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和自信。本文談談三點學習體會。

　　一、如何全面深刻理解“關鍵一招”

　　中共提出改革開放的初心，主要目的是“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强社會活力。”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達到這一崇高目的的唯一途徑，正確地歷史選擇。改革開放40年來的奮斗歷程，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發展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任何事物的發展，尤其是國家的發展，必須有强大的原動力才行。改革開放自始至終强調創新在國家發展中的重大意義的作用，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成功解決了整個國家和社會，乃至企事業單位發展的第一動力問題。

　　二是解決平衡發展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社會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城鄉差距較大，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均等現象依然嚴重存在。改革開放强調公平正義，逐步克服三大差距，建立社會經濟發展的平衡機制，確保社會發展的平衡，和諧，穩定的良好秩序。

　　三是解決發展環境問題。要發展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和法治環境，改革開放國家實行依法治國方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强調依憲執政，維護國家安全，健全社會綜合治理機制等，爲國家的大變革、大發展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治和社會環境。

　　四是解決發展外部條件問題。改革開放打破了“封閉式”的發展模式，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方針，使中國經濟發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實踐證明，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

　　1978年12月，在鄧小平先生的倡導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作出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 由此在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沿海開放到西部開發，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經濟體制改革到依法治國方略，從創新驅動戰略到一帶一路戰略，從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這些重大戰略和有力舉措的實施，使古老的中華大地再次焕發了無窮的活力，中華民族終於踏上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首先使我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强起來。同時也使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重大貢獻。

　　具體地説，40年來，我國人民始終艱苦奮鬥，鋭意進取，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極大發展社會生産力。今天，我國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國内生産總值年均增長約9.5%；以美元計算，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約14.5%。現行聯合國標準下的7億多貧困人口成功脱貧，占同期全球减貧人口總數70%以上。我國成功開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經驗昭示世人，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只要找準正確方向，馳而不息，條條道路通羅馬。

　　40年來，我國人民始終與時俱進，擁抱世界，充分顯示了中國力量，並積極作出了中國貢獻。我國人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闖敢試、敢爲人先，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空前高漲，充分顯示了作爲國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動歷史前進的强大力量。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爲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促進了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特點

　　4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題爲《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其中鄭重宣示了新時代開啓中國同世界交融發展新畫卷的堅定信念和擴大開放重大舉措，贏得與會嘉賓强烈共鳴，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習主席强調“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在新時代，中國人民將繼續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

　　時間僅隔3天，習主席又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經濟特區建設的歷史功績，深刻總結經濟特區建設的寶貴經驗，對繼續辦好經濟特區提出了明確要求，對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作出重大部署，爲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指明瞭前進方向。换句話説，習主席日前的兩次重要講話，代表黨和國家吹響了我國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的進軍號，因而在我國各族人民中引發熱烈反響。

　　根據中共十九大精神和習主席上述兩次講話，我國新時代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至少具有如下四個新特點：

　　一是新起點。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果説我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是處在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階段上，主要以鄧小平理論爲指導思想。那麽，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則是處在我國强起來的歷史階段，即站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起點上，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思想，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生氣勃勃，最具活力的馬克思主義，不僅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成爲全黨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鬥的行動指南。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從它“邁步從頭越”那一天起，就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確指導下進行，時時、事事不離。

　　二是新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然後再奮鬥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報告還就這個總目標如何實現作出三個階段的戰略安排：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時期；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未來30多年這一長過程中，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任務就是要緊緊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時代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目標及三個階段的戰略安排來進行。我們要堅韌不拔、鍥而不捨，奮力譜寫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征程的壯麗篇章！

　　三是新格局。當前改革開放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因此，習主席强調：“海南要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創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創優勢，努力成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標杆，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經濟特區要成爲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試驗平台、開拓者和實幹家。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正式對外發佈。其中四大戰略定位賦予海南新的歷史使命：海南要建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同時，《意見》又要求海南要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建設中國特區自由貿易港”；“加强風險防控體系建設”。中央這些指導意見，對於推動形成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要在實踐中創新並加以完善。

　　四是新要求。早在去年10月底，習總書記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們將會面對許多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領導幹部必須有强烈的擔當精神。”因此後來他在包括元旦賀詞和博鰲重要講話在内的多個場合，都强調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第，就必須大力弘揚愚公移山精神，“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習主席在海南講話時又一次强調：“當前，改革在許多領域突入了‘無人區’，經濟特區要堅持摸着石頭過河，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在實踐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規律，不斷形成新經驗、深化新認識，貢獻新方案。”同時强調廣大幹部群眾“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成功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上努力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業績！”

　　三、改革開放使老百姓多多受益

　　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進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5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命運和深刻影響了世界發展，而且極大改變了中國億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命運和前途，讓無數千裏馬竟相奔騰。對此，我有切身的體會。

　　1960年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法係本科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高教局工作。那時國家遇到自然灾害，因此不久便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到崇明島參加“圍墾”戰鬥，表現不錯。但入黨要求被拒，又被調到一所專科學校任教。奇怪的是該校領導不讓我教政治理論課，而改教語文課。這都皆因“家有海外關係”（父親在菲律賓經商），故不得作爲培養對象，不得重用。兩年後又下放到中學教任。直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時，我在政治上才得以翻身。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生轉折的機遇。

　　1980年，組織上把我調到復旦大學分校法政係任教。隨即被安排到國務院司法部舉辦的“第一期全國法律專業師資進修班”深造。1981年返校後，登上著名學府講台，除了承擔學校繁重的教學任務外，還應約走進上海電視台主講20個課時的《法學講座》，不久又受到市司法局的委托，爲全市數千名各級黨政、企業單位領導和公檢法幹部講授法學基礎理論，爲民主與法制建設鳴鑼開道。1983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産黨。1984年被選舉爲虹口區第八届人大代表。1987年擔任上海大學法律係係主任。

　　因工作需要，1992年我移民到香港定居，應聘擔任香江國際集團主席特别助理兼法律顧問。在這期間，於《信報財經月刊》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違反基本法精神。成爲“中國第一個敢爲了香港的未來，向港督彭定康叫板的人。”（赤子雜誌）。後來還應時任香港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等人的邀請，到最高法院作有關基本法的學術報告，反映良好。香港回歸祖國前夕，又先後應邀分别到上海、江蘇和福建等地作了近20場演講，介紹港澳當時形勢，深入淺出地宣傳“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爲港澳回歸和祖國統一大業，貢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擔當。

　　2001年，已經65歲的我退休後，在中共十六大精神鼓舞下，又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創辦“中國小城鎮發展研究院”。我們在完成“十五”國家規劃科技攻關有關課題並出版兩部專著（《城鄉一體化與小城鎮發展》與《城鎮化中的都市圈發展戰略研究》）的同時，又舉辦多起城鎮幹部培訓班，組織學員赴台灣和韓國參觀考察新農村建設，探索“節能、環保、輕巧、精美、實用新型建材”的革新與推廣等。因此獲得“中國科技創新單位”榮譽稱號。

　　2007年，香港回歸祖國10週年，在“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不少新情况、新問題。因此，在有關部門的建議下，我把注意力轉移到對港澳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問題的觀察與研究方面。近10年來，出版了《十論香港基本法在實施中》、《“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與博彩業依法管治》等5部專著；發表有關“一國兩制”和港澳基本法的論文100多篇。

　　我是改革開放的見证者、參與者、更是受益者。没有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没有40年改革開放催人奮進的良好社會環境，我不可能在這期間合計出版了22部著作（含獨著、主編、合著），發表了300多篇論文。我的著作和論文大都是在國家改革開放的時間節點上發表（出版）的，其内容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戰略部署與要求相配合，爲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撑和法律依據，爲改革開放護航。一句話，在我國没有偉大的改革開放，任何個人都難於取得小小的成就，個人的前途和命運總是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2018年5月4日完稿

　　（原載《聚焦·四十年》，光大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