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具有光輝的歷史，也是中國音樂史中不朽的旋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原團長、一級指揮於海同志曾説過：“國歌是濃縮的國魂。”筆者認爲，從中華國學研究角度而言，《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縮影，也是中國人民在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中拯救民族於危亡、實踐强國理想的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現在的國歌無疑是近現代國學的靈魂。今年9月1日，是我國國歌法正式公布施行五週年的紀念日。值此之際，回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歷史，精神内涵及其相關問題，相信可以增進全國各族人民對國歌的瞭解和敬重，提高文化自信，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盡心盡力。

　　一、《義勇軍進行曲》是我國第一首國歌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國歌，即使到了近代社會，雖然也曾出現過幾首名爲國歌，但始終没有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國歌。有傳媒報導説：“晚清中國開始逐漸打開國門看世界。清政府以及國人以往只有朝廷的觀念，只有君王的意識，却没有國家的認同。但頻繁遭受外敵入侵以及開眼看世界過程中向西方學習，使得晚清中國的知識階層甚至官方覺得有必要塑造出一種國家形象，因而國旗、國歌，這些帶有西方民族國家色彩的符號開始運用在中國”。“1911年10月，清政府頒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正式國歌《鞏金甌》。這隻曲子的旋律仍是清廷皇室音樂，詞作者則是晚清大思想家嚴復。從歌詞角度而言，全曲充滿了帝王思想和皇權思維，完全難以建立已經趨向革命的中國民心。伴隨辛亥革命的爆發，這支曲子也成爲了歷史。”

　　“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曾以《卿雲歌》作爲國歌。這首歌的歌詞取自《尚書》，雖然頗具文化内涵，但是却難以讓一般大眾階層所熟悉，顯得拗口難懂。袁世凱執政時期，爲了配合其個人統治，曾一度專門要求制定國歌，定名爲《中國雄立宇宙間》，1919年被廢除。”“國民政府1928年統一中國之後，廢除了《卿雲歌》，開始了新國歌的徵集。但最終的結果却令人頗感諷刺：作爲國民黨黨歌的《三民主義》，成爲了國歌。以黨歌作爲國歌，這在當時引起了知識界的激烈批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首歌的國歌地位宣告結束。”

　　由此可見，由晚清以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所謂“國歌”或者是帝王思想的産物，或者是脱離國民大眾心願的説詞，因此，没有成爲有效的國家政治與文化符號。這與這些歌曲嚴重脱離救國救民的時代心聲和振興中華的主題有巨大的關係。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其中明確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爲國歌。”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昇起，伴奏的是浴火重生的《義勇軍進行曲》。

　　二、《義勇軍進行曲》兩位作者生平簡介

　　這首歌的歌詞由著名戲劇活動家、劇作家、詩人田漢所作。他於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長沙縣果園鎮茅坪村。自五四運動起，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1916年，18歲的田漢在舅父的資助下到日本留學，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加入李大釗等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開始發表詩歌與評論。1921年又與郭沫若等組織創造社，倡導新文學。

　　1922年9月，田漢從日本回國後，積極從事戲劇社會活動，曾任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科主任、校長，後與徐悲鴻等組建南國藝術學院，同時成立南國社，以狂熱精神推進新戲劇運動。1930年田漢以發起人的身份，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被選爲七人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

　　1932年，田漢加入中國共産黨。1934年他創作話劇《回春之曲》及電影故事《風雲兒女》（後經夏衍改編成電影台本），這部電影的主題歌就是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1937年“七·七”事變後，田漢奔赴抗日前綫，直接感受了中國軍隊抗戰的英雄氣概和氣壯山河的民族精神，創作了五幕話劇《盧溝橋》，並舉行勞軍演出。爲抗日戰争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田漢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對新中國的戲劇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74年逝世。

　　這首歌的作曲者是由著名作曲家、人民音樂家聶耳所完成的。他於1912年2月14日出生在雲南昆明甬道街成春堂中藥鋪，自幼愛好音樂，能奏多種民族樂器。母親彭寂寬是聶耳的第一個音樂啓蒙老師。同時，父母親經常向他講述當時震動全國的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的故事，因此，在聶耳心中播下了愛國的種子。中學時代即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參加革命活動。

　　1930年聶耳到上海後，先在雲豐商號當店員，不久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給他極大的思想震動，他反復思考怎樣創作革命音樂，以便更好地服務抗日龢民族解放事業。爲此，他積極探索左翼音樂理論，發表《中國歌舞短論》等文章，批評低俗的靡靡之音，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

　　1933年初，經田漢等人介紹，聶耳加入中國共産黨。其後他奮戰在左翼電影、戲劇、音樂等各條文化戰綫，快速成爲一名堅强的文化戰士。1935年他爲影片《風雲兒女》創作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顯示出他作爲一個“天才富贍，忠勇奮發的藝術鬥士”所具有的織熱情感。同年7月，聶耳經黨組織批準，轉到日本擬赴蘇學習，不幸在日本溺水，年僅23歲。聞者，無不震驚痛惜。上海文藝界在金城大戲院舉行聶耳逝世追悼大會，緬懷他以短暫生命凝就的永恒精神。

　　三、《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流行歌曲的標杆

　　歌聲是時代的號角。百年以來，音樂一直是中國革命的有力武器。在抗戰的烽火中，一大批優秀的抗戰歌曲廣爲傳唱，成爲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遊擊隊之歌》、《在太行山上》和《黄河大合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抗戰歌曲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這是有歷史事實作爲依據的：1935年5月，《風雲兒女》公映，反映因爲日本佔領東北而流亡到關内地區的東北流亡民眾生活的電影，展現了他們生活的歷練和洗禮，最終走向戰鬥前綫爲趕走侵略者而戰的故事。在這部電影的結尾，不分男女老幼，劇中人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共同走向抗敵救國的戰場。不久，在艱難環境中，東北地區的民眾、警察以及部分軍人進行自我武裝，自發組織起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抗日義勇軍。這是當時中國人不屈服、不投降的抗日力量。《義勇軍進行曲》便成爲他們的“軍歌”。

　　《義勇軍進行曲》之所以成爲最流行的抗戰歌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這首歌是超越黨派、超越意識形態的歌曲。它誕生之後，其流傳之廣出乎作者的預料，並迅速成爲了全國上下耳熟能詳的救亡歌曲。數年前，曾經是台灣軍隊高級將領的郝柏村接受媒體訪問時，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引起輿論關注。他在事後解釋自己這一舉動時表示，這首歌乃是抗戰時期的軍歌，參加過抗戰的他記憶猶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階段。《義勇軍進行曲》成爲國民政府正式公佈的眾多軍歌之一。這其中，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爲軍歌的著名部隊，便是國民革命軍第五軍200師。”

　　第五軍200師是一支功勛彪炳的英雄勁旅。1942年該部隊在師長戴安瀾的率領下，作爲赴緬甸中國遠征軍的一部分，於同古地區和日本軍隊進行了艱苦卓絶的戰鬥，取得了不俗戰績。在後來的戰鬥中，戴師長不幸以身殉國，震驚全國。他的遺體運回國之後，國民政府爲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1956年新中國政府認定其爲革命烈士。而因爲進行入緬甸英勇作戰的壯舉，與《義勇軍進行曲》相伴200師聞名全國。

　　《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唱開來還表現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它成爲廣大愛國學生的戰歌。1936年10月22日，在上海民眾爲魯迅先生舉行聲勢浩大的出殯活動中，《義勇軍進行曲》的壯歌響徹雲霄。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中，《義勇軍進行曲》是最爲流行的軍歌。就連七八歲的孩童也都會高唱：“前進！前進！進！”。“1938年4月11日，萬人在武漢黄鶴樓舉行美術歌咏火炬遊行大會，田漢帶頭高呼口號，全場歌咏人員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5月23日，世界學聯代表到訪武漢，華北歌咏團爲他們用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繼後，他們來到延安，正遇那裏舉行七一至七七紀念周活動。7月1日晚7時召開的延安各界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7週年紀念大會，先由魯迅小學學生於龍江指揮全體人員齊唱《義勇軍進行曲》。”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援華國際友人，赴海外華人及中國政府的宣傳，《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社會引起反響，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劉良模赴美，在唐人街組織華僑青年合唱團，教唱抗戰歌曲，其中就有《義勇軍進行曲》。1940年紐約羅易桑露天音樂廣場，黑人歌王保羅·羅伯遜在自己的音樂會上，特别加唱了一首獻給英勇抗戰的中國人民，歌名叫《起來》。保羅還與合唱團共同録制一套唱片，名也叫《起來》。宋慶齡1941年用英文爲唱片作序。《義勇軍進行曲》以《起來》爲名，除瞭風靡美國之外，在印度、法國、捷克等國都灌制發行過唱片，蘇聯爲其編制過樂譜。馬來西亞抗日軍隊用西班牙語改編此歌詞，用作戰歌。荷蘭導演伊文思拍攝中國抗戰紀録片《四萬萬人民》，《義勇軍進行曲》被用作背景音樂”。

　　由上不難看出，《義勇軍進行曲》最爲顯著的特質是緊扣時代脈搏，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是中華民族抗戰精神的集中體現。這首歌的兩位作者都不屈從於當時的文化市場，而是將自己的筆和樂譜，與國家龢民眾的命運緊密相連。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人民藝術家。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以後，在海内外華僑華人中産生了巨大影響。特别是在抗戰中，海外華僑華人發起的各種救亡活動中，這首歌成爲了必唱的流行曲。因此，《義勇軍進行曲》的地位乃是時代賦予，歷史賦予。這首歌能够在抗戰時期超越黨派，不同政治力量，成爲團結人民的符號，即使在今日中國，更是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邁向新時代的藝術號角。

　　四、《義勇軍進行曲》的思想、藝術魅力

　　電影《風雲兒女》的導演許幸之先生有一次當面問聶耳説：“你是不是受了《國際歌》和《馬賽曲》的一些影響？”確實，聶耳坦承：“不過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但是，許幸之認爲起句顯得低沉了些，而最後一名“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還不够堅强有力。經過一番思索，聶耳拿起桌上的鉛筆，刷刷刷地修改起來，隨後，許、聶二人不約而地合唱起來。起句確實比原先的要激昂多了。最大的改動在末尾，原句爲“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修改後，將“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復唱一遍，改成：“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原歌詞以三個“前進”短語結束，采用的是强弱拍倒置的處理法，現在將最後一個“前進”簡縮爲一個“進”字。這意外之舉將反節奏正了過來，節奏鏗鏘的同時又顯得煞尾有力，倍增一往無前，與敵血戰到底的氣勢。

　　《國際歌》是巴黎公社的産物，是巴黎公社工人階級用生命和鮮血譜寫的。由鮑狄埃寫歌詞，狄蓋特作曲。這兩位作者都生活在巴黎公社革命風暴所震撼的年代，他倆都是法國工人，是國際無産階級的優秀兒子。他倆創作的這首歌成了全世界無産階級的歌，人類歷史上從來没有任何歌曲像《國際歌》的影響這麽深遠與廣闊。田漢和聶耳等人吸收世界人類文明最先進的文化成果並有所創新是難能可貴的。請比較《國際歌》與《國歌》的開頭呼語：“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國際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國歌）。二者都是用的相同的呼語即動員句；僅定語“飢寒交迫”與“不願做奴隸……”因國情實際有别。

　　請再比較結尾寫作手法：

　　“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説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人的主人！這是最後的鬥争！……”（國際歌）；“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國歌）。

　　二者都是用動員句，具有强大號召力，鼓勵大家勇往向前，至到最後取得勝利，既有繼承性，也有創新性。

　　《馬賽曲》是法國國歌，又譯馬賽進行曲，原名《萊茵軍團戰歌》。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第二大城市馬賽的工人革命隊伍高唱這首歌曲進行戰鬥，《馬賽曲》因此得名，並成爲當時最受群眾喜愛，流行最廣的贊歌，對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確有影響。

　　對於國歌的思想内涵和藝術魅力，著名指揮家於海有着深刻的認識。他説：“我們的國歌，通篇都是由中國民族音調的五聲音階‘哆、來、咪、索、拉’組成，只用了一個‘西’來過渡。國歌藴含着一種恢宏大氣的風格，毫不夸張地説是世界上最好的國歌，也是非常經典、優秀的音樂作品。”“國歌的前奏是嘹亮的軍號，爲何不是其他樂器？因爲在曲作者聶耳手稿中，前奏下面明確寫着四個字：‘軍號獨奏。’”“起來！起來！起來！一個音比一個音高，如有人手推後背，催促每個國民拿起武器保家衛國。‘冒着敵人的砲火’中三連音的‘索’，似機關槍射擊的聲音。”“爲什麽國歌的最後一句：前進、前進、前進進，多一個‘進’字呢？於海認爲，這才是國歌的點晴之筆——‘前進進’的節奏感，凸顯了國歌的進行時態，‘前進’一直在路上。音樂聲雖然停止了，但行進的脚步聲仍在腦海中繼續。”

　　於海説得好：“國歌是濃縮的國魂，它往往能呼唤起人們内心深處的家國情懷。”國歌藴含了團結、不屈不撓、不甘受壓迫、居安思危，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寶貴精神財富。用心學好唱好的國歌，不僅能從中傳承民族精神，也能堅定文化自信，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新時代建功立業，服務祖國。

　　五、《義勇軍進行曲》爲何被選爲國歌

　　如前所述《義勇軍進行曲》在她誕生後的十幾年裏，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土地上飛揚，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開來。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綫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了中國人最强音的一支戰歌。1944年7月，同盟國即將取得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之際，由美國國務院擬定中美蘇英法五大國的一套盟軍凱旋之歌曲節目單中，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爲唯一代表中國的作品而列入其中。

　　抗日戰争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内戰，在解放軍節節勝利的軍號聲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召開，發出徵集新中國國歌的啓事。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共徵集到歌詞694首，其中13件歌詞進入復選，但都不理想。

　　1949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馬叙倫等人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但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有人建議歌詞修改一下。張奚若、樑思成先生認爲這首詞曲是歷史性的産物，爲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爲例。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况後，認爲《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内外人民一致頌揚，應采用作國歌。毛澤東和周恩來贊成‘安不忘危’的思想，何况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經歷各種艱難困苦。周恩來説：‘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澤東拍板同意歌詞不改。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即將成爲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昇起，伴奏的正是被稱爲“中華民族精神的化身”—《義勇軍進行曲》。

　　爲了順應人民的呼聲，改革開放後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決定：“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即去掉代國歌的提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爲《義勇軍進行曲》。

　　“讓於海難忘的是，在他和多位代表委員的建議下，在2009年全國兩會開閉幕式上，‘奏國歌’程序被改爲‘唱國歌’。作爲全國政協委員和兩會開閉幕式軍樂團指揮，他感到由衷欣慰。國歌是代表國家形象的‘第一聲音’，用心唱響‘第一聲音’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只‘奏’不‘唱’，不利於國歌的傳唱和普及”。“於海還發現，社會上存在一些不够尊重國歌的現象，一些婚喪嫁娶、商業場會亂用國歌，對國歌歌詞的改編調侃，也時有發生。於海意識到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國歌需要立法，需要有一個標準的版本。因此，從2007年全國兩會開始，他連續就國歌立法問題提交相關提案。直到2017年《國歌法》正式頒佈。” 

　　位於上海市楊浦區荆州路的國歌展示館館長楊春霞同志，日前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國歌的故事越講越生動》的文章，其中説:“另一件不能錯過的展品，是一張報紙—1949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報。報紙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關於國旗國歌和年號》的‘新華社信箱’，以問答形式闡述了將《義勇軍進行曲》采用爲國歌的理由：‘義勇軍進行曲是十餘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鬥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爲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立法内容及其意義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當天國家主席第七十五令公布指出，該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國歌法共16條，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明確制定國歌法的目的和法律依據

　　“爲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一條）

　　其次，明確國歌是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第二、三條）

　　再次，明確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義的開幕、閉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和地方各級委員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憲法宣誓儀式；

　　（四）昇國旗儀式；

　　（五）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織的重大慶典、表彰、紀念儀式等；

　　（六）國家公祭儀式；

　　（七）重大外交活動；

　　（八）重大體育賽事；

　　（九）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第四條）

　　第四，明確奏唱國歌時應當注意的事宜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不得采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爲。”（第五、六、七條）

　　第五，明確禁止使用國歌的不當行爲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不得作爲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等。”（第八條）

　　第六，明確要開展對國歌的宣傳教育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爲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内容，組織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生瞭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國歌奏唱禮儀。”“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的宣傳，普及國歌奏唱禮儀知識。”（第十一、十二條）

　　第七，明確規定違反國歌法的法律責任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搆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十五條）

　　國歌被譽爲國家的“第一聲音”，需要每一個公民用心去呵護。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有七個明確及其它規定，用法律維護國歌的尊嚴和權威，這對於激發人們的愛國報國情感，增進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現代國家來説，國歌與國旗、國徽是最重要的標識符號。“據不完全統計，世界各國中，憲法裏規定國歌的有51個國家，其中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克蘭、加拿大、馬來西亞等國制定了專門的國歌法。我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對於凝聚中國人民砥礪奮鬥、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國歌的憲法地位，直到2004年修改憲法才得以確立。”

　　我國的好歌曲成千上萬，但國歌的地位與眾不同，她是最優美、最動聽的旋律，代表中國、代表中華民族，值得永遠尊崇，世代傳唱。國歌法明確規定“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這對於當代的青少年體會理解中華民族的苦難深重的坎坷歷史、中華先烈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十分必要。魯迅先生説過，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能真進步。如今，我國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無論何時何地，一旦聽到激越雄渾的國歌聲，我們都應集聚新長征的號角下，携起手來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積蓄精神力量。

　　香港文匯報社評指出：“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其國歌、國旗以及國徽。這些既是國家的象徵，也是國魂形象的表現。如果説國旗是國家的服裝，國徽是國人身份標誌，國歌則是民族的心聲，不論歌詞還是旋律，皆藴含着國家的歷史、文化與價值。”國歌的前身是《義勇軍進行曲》。“當時正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它以激昂的旋律，以及打動人心、鼓舞奮鬥的歌詞，對於振奮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推動民族救亡圖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這首富有歷史意義，深入人心的歌曲被確定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社評還强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把國歌法列入香港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使之成爲港澳地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應有之舉。港澳社會都應該抓住推廣教育國歌的契機，讓國歌的旋律和歌詞深入人心，從而强化港澳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國家的認同和熱愛，促進人心回歸。”

　　香港各界歡迎《國歌法》在港實施。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實施國歌法的目的在於讓國歌得到尊重，防止、避免有人貶損或故意侮辱國歌，而按一般原則，國歌法也不會設追溯期，本地立法過程會有“社會討論，一定的諮詢”，市民不用有“誤墜法綱”的擔擾。特區政府律政司和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已開展本地立法程序，年内交立法會審議通過。

　　國歌法在香港特區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過去幾年，在一些昇國旗和奏唱國歌的莊嚴場合，曾有“港獨”分子背向國旗做出不尊重的手勢，還有一些無知青年學生，在奏唱國歌時故意不站立，甚至對國歌發出嘘聲。這些行爲反映在“港獨”思潮煽惑下，少數青年人對國家民族的不敬歪風，也暴露出香港國家民族教育的嚴重缺失，因此，有必要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種有效措施，强化對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教育，讓他們瞭解國歌、國旗和國徽的意義。

　　近幾年來，隨着國歌法在港澳本地立法的正確實施，已取得明顯效果。許多中小學在開學的季節時間裏，都建立昇國旗和奏唱國歌的制度。各大專院校也逐步恢復昇國旗、奏唱國歌的制度。每逢港、澳回歸祖國紀念日之時，昇國旗奏唱國歌更是隨處可見，氣氛熱烈。

　　七、《紅旗頌》是國歌音符的延續

　　對我來説，《紅旗頌》就是國歌音符的延續。紅旗在天安門上迎風招展，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吕其明

　　吕其明，1930年出生，他10歲隨父親參加了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15歲加入中國共産黨，19歲背着心愛的小提琴隨大部隊進駐上海。從此落地生根，全身投入新中國的音樂事業，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首批電影音樂作曲家之一。他累計爲60多部電影、200多部（集）電視劇創作音樂，同時還創作了10多部大中型交響樂作品。代表作除《紅旗頌》外，還有《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誰不説俺家鄉好》等，多首歌曲被廣爲傳唱。吕其明盡管精通西洋交響樂，但他始終堅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音樂理念。堅持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把一生融入這面紅旗。因而獲得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頒授的“七一勛章”。

　　已經91歲高齡的人民音樂家吕其明回憶説：“管弦樂序曲《紅旗頌》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它的問世‘上海之春’起到了關健的作用。從1960年舉辦以來，新人輩出，新作品不斷涌現，已經成爲具有國内外重大影響的音樂盛會。1965年2月在上海音協的一次黨組會上……音樂界老前輩賀緑汀、丁善德、黄貽鈞、鍾望陽、瞿維認爲，歌頌祖國和人民、歌頒黨和人民軍隊的作品還應加强。因此，一致決定由我趕寫一部作品，黄貽鈞先生建議曲名定爲《紅旗頒》。……想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我毅然開始了大膽創作”。“當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時，當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時，天安門廣場禮砲齊鳴，人流如潮，紅旗似海。這些激動人心的往事像電影鏡頭一樣，一一在我眼前閃過。……經過一個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動的泪水伴我寫出了《紅旗頌》。5月，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開幕式上，《紅旗頌》由著名指揮家陳傳熙先生指揮，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電影樂團和上海管樂團聯合首演，受到熱烈歡迎，獲得巨大成功。”

　　有學者認爲，“《紅旗頒》爲單主題貫穿發展的復三部曲式結構，開頭14小節是引子，由小號、園號相繼吹奏出國歌的音調，爲素材的主導動機，接着弦樂齊奏寬廣、頌歌性的‘紅旗’主題，表現1949年開國大典舉國歡慶勝利的宏偉歷史場景。……吕其明追求作品能爲最廣大的群眾所理解，所喜聞樂見。‘使頌歌主題音樂具有濃郁的民族特徵，民族神韵龢民族氣派’；將從國歌中演化出的主導動機不斷重現和加强，使紅旗飄飄的音樂形象自始至終貫穿全曲，與頌歌主題相輔相成，塑造鮮明統一的音樂形象；注重用功能性的和聲背景烘托大波浪式的旋律，使其具有英雄性、史詩性的特徵。”

　　可見，一曲《紅旗頌》大氣磅礴、豪邁壯懷，不僅是《義勇軍進行曲》音符的延續，也體現國歌不屈不撓、拼搏奮進的愛國主義精神，其音樂自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力量，在她描繪的情感世界裏並不需要太多的旁白和對白。

　　寫於2022年7月

　　（原載《全球最具魅力藝術家》，中國文聯國際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