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共十六大决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重點難點都在廣大的農村，因此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個急待解决的根本性問題。中央决心統籌城鄉發展，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道路，這是符合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需要和城鄉人民利益的偉大戰略選擇。但却遇到某些人士的質疑，甚至公開反對。筆者在發表的《試論我國“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和發展態勢》一文中給予公開反駁（此論文被收入《城鄉一體化與小城鎮發展》一書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該論文主要闡述三個問題：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及當前存在若干認識“誤區”；二十世紀80年代我國城鄉一體化的歷史回顧；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全文排事實、講這理、説服人。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進一步提出要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並進行部署。這説明當時筆者的看法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試論我國“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和發展態勢

　　最近幾年來，在我國一些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較快、綜合實力較强的地區（城市），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問題，在國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些城市的政府決策層接受了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爲城鄉結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思想、工作方針或重要舉措，同時引起了理論界的興趣和關注，積極進行探索，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例如:“城鄉一體化”的提法是否科學？其内涵是什麽？這一概念提出的理論根據何在？其歷史背景和基本理論框架是什麽？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又是如何？等等。許多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工作者去研究、探索和回答。

　　就城鄉關係而言，“我國正處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城鄉一體化加速邁進的歷史拐點上”。從理論與實踐結合方面，搞清楚上述有關問題，對我們提高思想認識，從而更加自覺地逐漸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城鄉差别和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落後狀况，推進長江三角洲乃至全國其他地區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推動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及當前存在的若干認識“誤區”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 2004年4月5日《北京日報》撰文説，“城鄉一體化”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創造的一種提法，這個概念不準確，因此，不要再提“城鄉一體化”。周教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城鄉一體化"這個概念作爲一個發展戰略，不是“近年來”才由我國學術界創造的，而是在 20年前就提出來了，並在我國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城市）進行嘗試和探索；其次，該文並没有從理論上闡述“城鄉一體化”這個概念的不準確性，而只是列舉一些“事實”説明我國的“城鄉一體化"實踐給我們帶來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和經濟、社會問題。筆者認爲周教授列舉的“麻煩問題”事實上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本身没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其中不少問題是一些地區缺乏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或違反國家政策造成的。因此，深人探討和研究城鄉一體化的内涵以走出認識的誤區就顯得特别重要。

　　“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課題，人們對其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隨着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城市化不斷發展逐步深化的。大致瞭解這個認識過程是有神益的。

　　1988年，原國家計委經濟管理研究中心秘書長駱子程在一篇文章中論及走城鄉一體化道路時説：“有同志問：何謂一體化？就詞彚而言，《辭海》指出：比喻關係密切如同一個整體一樣’。‘化’指‘變’、‘改’。我的領會，如用於社會經濟即城鄉經濟發展變化上，有關係密切趨於一體之意”。同年，遼寧大學經濟係副教授劉福仁在論文中寫這：“城鄉一體化是社會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一種新型的城鄉關係，是以城市爲中心，小城鎮爲紐帶，廣大農村爲腹地的，有分工、有協作、多層次、開放型的社會經濟統一體”，“是從城鄉雙方的共同利益出發，變城鄉之間互相分割爲互相結合，變相互封閉爲相互通開，實現以城帶鄉，以鄉促城，使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共同繁榮”。

　　1991年，以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理事長包永江爲組長的《中國城郊發展研究》課題組的專家們强調，嚴格地説城鄉一體化應是“市、郊一體化”。“一個城市市、郊一體化的内涵可以表述爲：以該城市的市區和城郊爲整體，以提高市、郊綜合勞動生産率和社會經濟效益爲中心，統籌規劃市、郊建設，合理調整産業結構，優化生産要素配置，促進資源綜合開發，加速各項社會事業的共同發展，從而使城市和城郊的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

　　2000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時任《上海經濟年鑒》社社長、主編凌岩在《農村城市化論》的專著中指出:“所謂城鄉一體化，當然不是要求市區去經營農業，也決不排斥合理的區域分工。其重點還在發展鄉村。城鄉一體化的實質，在於通過規劃，對全市的産業、人口、設施進行合理布局，使市區和郊區更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而導致城鄉之間的差别真正消失。城鄉差别消失的第一本質，就是變二元結構爲一體化。”

　　2002年，石家莊市社會科學院趙惠娟等三位研究人員在發表的論文中認爲:“城鄉一體化是指城市和鄉村以一個整體出現，其間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地流動，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賴，城鄉差别很小，各種時空資源得到高效利用。城鄉一體化是從系統科學的角度對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狀况的一種概括性描述，是城鄉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較高階段。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城鄉的地位是相同的，但城市和鄉村在系統中所承擔的功能將有所不同。”

　　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秘書長劉維新在其新著中更明確指出：“城鄉一體化，其涵義是指在城市化中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的同時，城鄉經濟共同得到發展，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基本在相等綫上發展，也就是馬克思指出的從城鄉分離到逐步實現城鄉融合的設想。”

　　國外有些學者早就開始研究亞洲地區的城鄉一體化問題，1985年，“加拿大地理學家T.G.麥吉(T.G.Mcgee)經過多年的研究，認爲在亞洲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泰國、印度、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核心區域出現了與西方大都市帶類似而發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間結構。他借用印尼語Desa-kota(Desa 即鄉村，kota 即城市)來表示這些高强度、高頻率的城鄉間的相互作用，混合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談化了城鄉差别的城鄉一體化區域。按照麥吉的説法，城鄉一體化是特殊區域的增長過程，這種區域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的特徵是商品和人頻繁的相互作用。”

　　以上各位專家、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自己對城鄉一體化内涵的獨到見解，對人們深人研究城鄉一體化問題很有啓迪。一是他們認真探索的科學精神值得學習。二是他們提出的觀點擴大了人們的視野，開拓了思路。三是他們盡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認爲城鄉一體化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是如何統籌城鄉關係，變二元結構爲一體化。四是他們的研究成果爲後人繼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城鄉一體化是一個錯綜復雜縱横交織的大系統工程，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性漸進過程。目前我國理論界對城鄉一體化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在短時間内不可能提出一個大家都公認的“定義”（内涵界定），但這不影響我國在某些經濟社會事業較發達的地區進行城鄉一體化的試點（先導區或示範區）），也不影響我們繼續深人探討這一嶄新的課題，探討越深人，也就越接近客觀真理，最終達到對城鄉一體化真蒂的認識。

　　筆者所要補充的意見就是: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國城鄉一體化問題的研究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城鄉一體化的思想及其内涵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847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共産主義原理》一文中寫這:“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産教育、變换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雖然當時恩格斯没有使用“城鄉一體化"概念，但這裏講的“城鄉的融合"已含有“城鄉一體化”的思想。1848 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又指出，要“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進城鄉之間對立的逐步消滅。”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爲我們推進城鄉一體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所不同的是，我國現在討論城鄉一體化的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條件下，是在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提出來的，是把城市和農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通過規劃來統籌城鄉發展，其實質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可見，城鄉一體化是高水平的“城鄉融合”，是城鄉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以及人與自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城鄉一體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城鄉融合”“促進城鄉對立逐步消滅"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和新發展，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

　　要正確認識“城鄉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問題，必須糾正一些人認識上的幾個“誤區”：

　　一是把“一體化”與“一樣化"混爲一談。有些人對“城鄉一體化”的提法感到不可理解，認爲城市總是城市，農村總是農村，兩者怎麽可能合二爲一，成爲一體化呢?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城鄉一體化決不意味着城鄉一樣化，城市和農村是兩個不同的空間區域必然有不同的特點和各自的優勢。因此，城鄉一體化不是農村都變爲城市，更不是城市變爲農村，而是在保留城鄉各自特點的基礎上，創造平等統一的新型城鄉關係，營造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環境。

　　二是把一體化的最終目標絶對化。有些人認爲城鄉一體化就是要完全消滅城鄉差别，最終達到城鄉的完全絶對融合。這種觀點實質上也是將城鄉一體化引向城鄉一樣化，這在理論上説不通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城鄉一體化强調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分割狀况，而非完全消滅城鄉差别。從長遠目標看，城鄉一體化是通過體制創新，政策導向，推動城鄉融合，城鄉平衡，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城鄉關係和新的經濟社會秩序，這是我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城鄉之間各要素的融合、貫通，也不排斥城鄉各自的優勢、功能的充分發揮。

　　三是把城鄉一體化同“城鄉拉平”掛起鈎來。有些人擔心，提出城鄉一體化是否會導致在實際工作中搞城鄉拉平，重復歷史上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城鄉一體化的特有内涵，不存在將城市混同於城郊或鄉村，要城市也去搞農業，也不存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包括工資在内的財産要拉平分配的因素，刮“一平二調”的“共産風”。再者，提出城鄉一體化，其矛頭是指向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管理體制，也就是説要克服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形成的城鄉分割的舊體制的弊端，不是搞“左”的一套。

　　二十世紀80年代我國城鄉一體化的歷史回顧

　　根據有關資料表明：1983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城郊發展戰略課題組首次提出城鄉一體化問題。1984年，中共沈陽市委、市政府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把發展城鄉一體化作爲深化改革，振興經濟的戰略措施。1985年，上海市一位副市長和農口負責同志提出了城鄉通開、協調發展的問題。1986年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又正式把城鄉一體化作爲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和指導方針。同年，北京、天津、煙台、蘇州、無錫、常州等一批城市領導也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城鄉一體化問題。

　　二十世紀 80年代初、中期，我國上述地區（城市）幾乎在同一時期提出城鄉一體化問題，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也不是某些領導和研究人員的主觀臆想，而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

　　早在100多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就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即從原始狀態的城鄉結合，到城鄉分離和對立，再到高級形式的“城鄉融合”。這一規律已經被一些發達國家發展的歷史所證實了。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生産力水平比較低下的發展中國家來説，就城鄉關係的發展而言，也不例外要經過這一歷史發展進程。遠的不説，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經濟上强調城鄉互助，在政治上强調工農聯盟，實行以“土改”爲中心的改革，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消除了舊中國帶來的城鄉之間、工農之間根本利益上的對立狀態，使城鄉關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但是，二十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存在“三輕三重”，即輕農村，重城市；輕農業，重工業；輕集體，重全民。在這“三輕三重”下，一是將農村的資金流入城市，原材料流入城市，人才流人城市；二是限制農村人口流人城市，限制農民搞工業、搞商業、搞建築業;三是把 80%多的人口留在農村，讓他們（農户）靠一、兩畝地維持自己生存和簡單再生産。這種三流人、兩限制、一留下的作法，實際上嚴重阻礙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使工農關係、城鄉關係的矛盾日益突出使我國城鄉之間的鴻溝日深，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化結構，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據統計，“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産值中工業占72%，農業只占28%，但在社會勞動者中，城鎮勞動力只占24%，農業勞動力占76%；在總人口中，城鎮人口只占18%，鄉村人口却占82%。這在世界上也是奇特的現象”。

　　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我們黨經過歷史的沉思，終於做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突破性的科學結論。在中央'改革、開放、搞活"方針指導下，我國采取了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還提出了我國農村要走農工商綜合發展的這路，農村2/3 勞動力要轉移出來，主要靠鄉鎮企業吸收，鄉鎮企業是振興農村經濟必由之路。這使我國城鄉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注意正確處理好城鄉矛盾，妥善調節工農利益關係，以城帶鄉，以鄉促城，調動雙向的積極性，工農業生産、勞動生産率和商品經濟等的發展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尤其是在發展商品經濟的驅動下，很快形成了城鄉合作、共同發展的内在動力，創造了城鄉通開、市場活躍的外部條件，拉開了變城鄉分割爲城鄉一體的歷史性序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逐步消滅城鄉差别，實現城鄉一體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我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發達階段邁進的整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

　　基於這些思想認識，沈陽市黨政領導向全市幹部提出:要以改革總攬全局，把觀察、處理問題的立足點，從165平方公里城區的“小沈陽”上昇到 8515 平方公里的“大沈陽”的戰略高度，把各個部門的工作都納人城鄉一體化的軌這。沈陽市計劃經濟委員會根據市委、市政府關於發展城鄉一體化的戰略方針和指導思想，結合全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實際進程，在調查研究和集中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沈陽市城鄉一體化“七五”發展規劃》（1986-1990），同時還制定了市工業、科技與社會事業、商品流通、小城鎮及這路交通方面的城鄉一體化“七五"發展規劃，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七五”發展規劃等。1987年，沈陽市又提出了“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結合，共同發展”的城鄉一體化指導方針，以適應城鄉改革匯合後城鄉經濟體制改革連動，爲要進行總體協調，系統組織實施的新形勢發展爲要，從而有力地推動城鄉改革進一步深化，使整個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

　　原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中共沈陽市委書記李澤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説：“沈陽城鄉一體化雖然還處於剛剛起步階段，但已在實踐中顯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使城鄉經濟發展初步形成新的格局。”一是城市横向經濟聯合取得了新突破；二是適度規模的集約經營走上了新路子；三是城鄉科技一體化形成了新體系；四是城鄉流通一體化開拓了新渠這；五是小城鎮建設出現了新面貌。但是由於受生産力發展水平和我們的認識程度所限，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沈陽作爲一個老工業基地，長期以來在産品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舊的思想觀念、經濟體制，以及在這一舊的觀念和體制下形成的産業結構和生産要素配置不合理，城鄉關係不協調，加上城鄉幹部對推行城鄉一體化缺乏思想準備和工作經驗，措施不够得力，規劃没有全面落實。但“我們畢竟已經開始了這項探索，并且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應該説，這是我國一個地區城鄉一體化實踐的初步總結，應值得我們注意。

　　1986年，上海市在總結過去幾十年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教訓和改革開放以來調整城鄉關係的實踐經驗基礎上，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方針，把上海郊區的工作納人了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1988年的上海農村工作會議又明確指出:城鄉一體化不僅僅是郊區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它首先是整個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因此，對全市各有關部門的共同要求是:努力把郊區建成四個基地(城市副食品基地、大工業擴散基地、出口創匯基地和科研中試開發基地)，這是城鄉一體化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集中表現。同時也要求郊區要堅持“三業”(一、二、三産業)協調發展。爲了加快上海現代化建設步伐，促進經濟向外向型轉變，1990年代初期，根據城鄉一體化方針，又提出要把上海郊區建設成爲“提供大城市優質高産農、副産品的基地、上海大工業擴散的腹地，上海市民休閒度假的緑地”的目標。

　　隨着城鄉一體化的實施，工農業生産的發展，上海和蘇南地區一些城市，城鄉關係出現可喜的變化。傳統的“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舊格局已經打破，初步出現了城鄉經濟相互滲透、相互推動、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局面。主要表現爲;鄉鎮企業和商品交换迅速發展，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繫;打破城鄉分割的封閉型體制，使物資、資金、人才、信息等生産要素開始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加速了城郊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强了整個城市的綜合實力，從而增加了綜合國力，等等。總之，“展現了新型城鄉關係的美好端倪。但從總體上説，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還没有根本改變”，城鄉分割的户籍、資源配給和就業、勞保等制度還没有根本改變。因此，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改變舊的觀念、舊的體制和某些政策障礙，繼續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 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尤其是農村經濟發展實現了重大飛躍，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的發展體制逐漸鬆動，一系列消除城鄉壁壘的措施陸續成爲現實，城鄉關係明顯改善，城鄉一體化發展取得了長足進展。“然而，計劃經濟時期城鄉區别發展的政策和城鄉分割的體制仍在阻礙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使城鄉之間形成了四個鮮明的反差:一是不斷擴張規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工業與小規模分散經營、勞動生産率低下的農業形成鮮明反差;二是高樓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異的城鎮與生態環境質量下降、面貌變化不大的廣大農村形成鮮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續增長的城鎮居民與收入低水平徘徊的農民形成鮮明反差；四是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日趨文明的東部沿海地區與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的西部地區形成鮮明反差。”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使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轉變，必須緊緊抓住發展機遇，提出新的發展戰略，深化體制改革，實行城鄉統籌，促進共同發展。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城鄉一體化熱潮。這個熱潮是從長江三角洲這一中國經濟發展最爲耀眼、最具發展潜力的地區開始的。目前，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北京，成都、武漢等地區(城市)的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速度較快。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

　　一是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的戰略部署，帶動長江三角洲地區乃至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共同繁榮，加强我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爲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二是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積極而穩步地深化各項改革，努力消除阻礙生産力發展的因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明顯地發揮基礎性作用，資本、産權、土地、技術和勞動力市場加快發展;而我國加人世貿組織標誌着我國對外開放進人了新的階段，有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更好地利用國内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發展壯大自己，爲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體制環境。

　　三是二十世紀 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民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邁出重要步伐：糧食等主要農産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餘的歷史性轉變；以信息産業爲代表的高新技術迅速崛起：傳統工業改造步伐加快;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爲進一步加速城鄉一體化注人强大的動力。

　　四是黨的十五届三中全會把發展小城鎮提高到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的高度，黨的十六大又明確提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這路”。這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一個戰略性舉措。

　　五是黨的十六届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要“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要按照“五個統籌”，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去做，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强有力的體制保障。這進一步爲城鄉一體化發展指明瞭正確的方向，同時提供新的科學指導思想。

　　同過去城鄉一體化情况相比較，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具有幾個新特點：

　　第一，在體制創新方面:創造了城鄉一體化的“三位一體”發展模式。蘇南地區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蘇州所轄崑山市則是蘇南地區的後起之秀，是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的“亮點”。它充分利用浦東開發和沿江大開放的新形勢，引進一批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開拓外向型經濟，使地方經濟迅速騰飛。在推行城鄉一體化的實踐中也取得一些好的經驗。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維新在總結崑山地區城鄉一體化經驗時曾把他們的做法概括爲“城鄉一體化的‘三位一體改造’發展模式，並上昇爲城鄉一體化的‘三位一體’理論”。這種模式的内涵是:“在小城鎮發展建設的同時，在小城鎮周圍開牌‘工業小區’，通過産業結構調整，將分散在各村的鄉鎮企業集中在‘工業小區’，以解決村村冒煙的污染與基礎設施不配套的問題，並將鄉鎮企業的職工遷到小城鎮居住，從‘離土不離鄉’變爲‘離土又離鄉’，成爲城鎮居民。與此同時，將過密的自然村莊通過統一劃規進行合併，將它基地返還於田，以增加耕地面積。”這種“三位一體”發展模式，是崑山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與鄉鎮企業調整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城鄉通盤考慮，共同發展的模式。它代表着我國農村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這路的方向，對我國廣大農村，特别是經濟發達地區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這種做法已在長江三角洲和廣東等不少地區推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推進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但在我國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近期不能急於鋪開，要按中央的部署，大力發展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待有了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後，再通過統一規劃，逐步實施。

　　第二，在内涵深化方面: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注意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實惠。以浙江省嘉興市爲例，嘉興地處長江三角洲中心地帶，城鄉發展相對均衡，中共嘉興市委、市政府注重充分發揮城鄉協調發展優勢，大力發展區域經濟，爲推進城鄉一體化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2003年，該市實現生産總值855.63億元，同比增長16.9%，人均GDP 突破3000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農民人均純人收分别達到12954元和6127元，增長12.6%和10.8%。去年，嘉興所轄海寧市在浙江省率先出台《關於户籍管理城鄉一體化改革意見》拆除了横在城鄉間的户籍壁壘，普遍建立起居住地登記管理制度，農民進城的“門檻基本削平。同時，取消使用農村勞動力的計劃審批，嘉興全市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基本形成。城鄉居民‘低保’實現一體化管理，該市56.77萬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49.96 萬”。

　　又如：浙北的重要城市湖州市，水陸交通發達，經濟基礎較好在城市化戰略和城鄉一體化的實施過程中，十分注意住宅小區與環境保護相配套，人與自然相和諧，構建良好的城鄉生態居住環境。該市住宅精品工程不斷涌現，出現瞭如馬軍巷小區、東白魚潭小區、碧浪湖小區等一批國際和全國示範、優良小區，創造了“新江南民居”風格。其中，馬軍巷小區獲國家最高建築奬項--魯班奬;東白魚潭更以一流的規劃設計、一流的建築質量和居住環境榮獲聯合國 2000年度“迪拜人居奬”。這些成就標誌着湖州市的人居環境水平有了一個質的提高，使人民群眾受益。

　　第三，在外延擴展方面：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已由小市區擴展到大郊區，由長三角延伸到全國一些發達地區。“十五”計劃期間上海市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精神，以及市委七届六次全會提出的“中心城區體現繁榮警華，郊區體現實力水平”的要求，實施以新城和中心鎮爲重點的城鎮化戰略，以加快上海城鄉一體化步伐。市政府決定，上海城鎮建設和發展的重點是“一城九鎮”，即指松江新城，以及朱家角、安亭高橋 、浦江、楓涇、羅店、周浦、奉城、保鎮9個中心鎮。努力搆築特大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城鎮體系，争取在2020年，郊區崛起11座新城，22座左右的中心鎮，使城鎮化水平達到75%以上。

　　如今，上海將實現從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市區向6000多平方公里的大郊區的跨越發展。2003年5月，在上海市郊區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市委領導指出：經過上世紀90年代的快速發展，郊區進入了推進城鄉一體化，實現郊區城市化的新發展階段，郊區作用日益突顯，地位舉足輕重，將成爲上海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和“發動機”，成爲體現上海實力和水平的重要區域。特别强調，没有郊區的大發展，上海就躍不過人均 GDP 8000 美元的高地。只有郊區發展了，才能有上海的新氣象。

　　“進入21世紀，隨着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建設、奥運會申辦成功，首都國際機場擴建、地鐵輕軌和郊區高速公路網的規劃和建設，北京大都市圈的三大地帶（主城區、郊區、農村）在功能上將更加整合，成爲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一體化地域。……土地利用模式和結構演變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城鄉一體化階段。”事關首都城鄉發展全局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不久前已正式啓動，這是實現“新北京、新奥運”戰略構想和奥運後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

　　與此同時，廣州大都市圈也進入一個以老廣州爲中心，以佛山（含南海）和新廣州（南沙）爲副中心，以眾多衛星城（縣級市區）爲支撑的多中心城鄉一體化土地開發和功能整合階段。而湖北省將充分發揮武漢的龍頭作用，集中周邊的黄石、鄂州、孝感等8個城市，全力推進城市化建設。武漢城市圈綜合實力較强，發潜力大。根據規劃，武漢城市圈將逐步形成基礎設施、産業布局、區域市場、城鄉建設一體化格局。2004年伊始，四川省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關於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行城鄉一體化的意見》這是在新的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是探索西部大開發新路子的有益嘗試。

　　第四，在理論層面方面：有關城市領導及學者努力探索城鄉一體化的基本理論框架。2004年1月，嘉興市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正式下發。根據這個《綱要》，嘉興把全市3915平方公里作爲一盤棋考慮，搆築以市區爲中心，一主多副、功能互補的網絡型、組團式大城市框架。中心城市輻射能力不斷增强，成爲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强大引擎。

　　這個《綱要》的價值在於初步構畫了城鄉一體化的一個較全面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基本理論框架大致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城鄉一體化的内涵、目的和實質。《綱要》開宗明義指出:“城鄉一體化是指在生産力、城市化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與農村逐步實現結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爲資源，互爲市場，互相服務，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其目的是要建立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推進機制，其實質是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共享現代文明”。

　　第二，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綱要》在説明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的同時，還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即統一規劃有序推進原則;市場運作與政府推動相結合原則;城鄉雙向發展推進原則;市、縣（市、區）聯動發展推進原則。

　　第三，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内容。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一體化，其内容包括多個層面：（1）城鄉空間布局一體化。（2）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3）城鄉産業發展一體化。（4）城鄉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一體化。（5）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6）城鄉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一體化。

　　第四，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對落實城鄉一體化規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嘉興根據具體情况，擬采取六大措施：（1）以深化認識、規劃制定和落實爲切人點，營造城鄉一體化工作的良好氛圍。（2）以深入改革爲突破口，搆築有利於城鄉一體化的創新機制、體制。（3）以推進城市化爲立足點，强化城鎮集輻射功能。（4）以建設招商引資大平台爲支撑點，夯實城鄉一體化的經濟基礎。（5）以農業農村“行動計劃”爲着力點，努力縮小城多差别。（6）高度重視“慢變量”的建設，全面推進城鄉一體化工作。

　　第五，在發展速度方面：目前某些發達地區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速度大爲加快。蘇南五城市是長三角最爲富饒的地區之一，曾以創造“蘇南模式”而聞名，近幾年來，推進城鄉一體化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現在，一個經濟總量龐大，以開放型和園區經濟爲特色，以高新技術爲支撑的城市群正在蘇南崛起。但就江蘇全省而言，蘇南與蘇北的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因此，江蘇決定實施沿江（海）開發戰略，統籌城鄉發展，再造新江蘇，實現蘇南蘇北同奔小康。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社會迅速發展。重要原因之一，在“統籌兼顧”中善於抓住城鄉統籌的“牛鼻子”，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浙江於2001年率先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了包括農民工在内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03年還頒佈了《浙江省失業保險條例》，首次將農民工列入失業保險對象。“2003年，全省生産總值達到9200億元，比上年增長14%；人均生産總值爲 19730元，接近 2400美元，增長13.2%；財政收入 14689 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706.5 億元，按可比口徑分别增長 15%和 14.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5431元，分别增長11.9%和7.8%。這標誌着浙江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

　　在浙江省内，不少城市推行城鄉一體化，出現了你追我趕的發展好勢頭。除眾所周知的嘉興、湖州、台州等外，還有一些縣、市的發展也引人注目。例如，2003年7月，義烏市出台了全國第一個《城鄉一體化行動綱要》計劃到2020年，在全市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紹興縣是城市化浪潮中保留下來的市縣同名的經濟强縣該縣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市場化良性互動，已步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階段。餘姚市在推行城鄉一體化改革進程中，建立了農民生存權、發展權和社會保障權的權利保障機制，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充分肯定，認爲“餘姚的經驗是中國縣市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成功範例，爲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找到一條新路。”

　　總之，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已由長三角向全國一些經濟社會較發達的地區（城市）逐步鋪開，其發展趨勢具有廣闊的前景，並將向更高層次推進。當然，要把城鄉一體化推向更高的層次，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因爲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産力發展水平總體上説較低下，綜合國力不强，東西南北中發展又不平衡，加上客觀存在的各種障礙，因此，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只要發展方向正確，我們就必須繼續前進。我們要牢記總書記胡錦濤的指示：“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爲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自覺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推動作用，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開創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創造新的輝煌。

　　（原載《城鄉一體化與小成鎮發展》第37頁至第54頁，2005年4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