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深度推進對華競争的大背景下，美國遵循地緣政治的邏輯，加緊推進“印太”安全框架下的台海戰略。美國企圖以台海爲地緣戰略支點，搆造縱貫邊緣地帶的對華遏制軸綫，以台海安全態勢促進周邊地緣焦點的戰略聯動，旨在實現低烈度、高頻次、可持續的對華戰略消耗。當前，美國台海戰略的策動面向包括跨區位的盟伴體系縱合、跨功能的遏華戰略整合以及跨認知的排華體系融合，由此綜合搆造起以誘華消耗爲導向的安全耦合螺旋。但是，美國的台海戰略面臨多維性困局，其遏華效能有限。美國政治極化趨勢、中美實力消長態勢、外部環境的現實局勢分别在政策制定、戰略執行、實施效果方面對美國的台海戰略搆成制約，使其在邊緣地帶的地緣戰略策動難以爲繼。

　　關鍵詞：美國台海戰略 地緣戰略 戰略策動台海安全

　　隨着中美經濟實力日趨接近，美國對華關係呈現由協調性競争逐漸轉向排他性對抗的下跌震盪走勢。作爲一個地緣政治概念的“印太”已成爲拜登政府建設遏華盟伴安全體系、介入台海安全局勢的戰略核心，“自由與專制世界間的地緣政治競争正在上演”。拜登政府的台海戰略延續了特朗普政府“以台制華”的基本方向，並落實强化了在“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安全框架下的台海安全策動。當前，美國的台海戰略日趨成爲美國地緣遏華戰略的關鍵環節，台海被定位爲聯動台海、南海、東海等“三海”安全問題的地緣戰略支點。台海的和平穩定局勢被攪動，動盪的風險加大。然而，“戰争並非不可避免”。從地緣政治的時空本位審視“修昔底德陷阱”論的思辨性、解構美國台海戰略的霸權邏輯，有助於科學研判台海安全形勢和美國地緣戰略的策動意圖，進而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大局。

　　一、美國台海戰略的策動面向

　　在“印太”安全架構下，美國台海戰略的地緣安全策動是結合地理因素的結構功能主義戰略部署，其地緣表征、功能内涵與溢出效應搆成主要策動面向。三種策動面向相互支撑、互相促動，意在實現美國遏中獨大的國家戰略利益。

　　（一）盟伴體系的跨區位縱合。當前，美國台海戰略最顯著的特徵即以台海問題策動“三海”之議題，以議題聯動打造多盟友安全戰略空間。具體而言，美國在戰術層面强化了“印太”安全架構下台海、南海與東海的跨海嵌入式聯動，打造議題導向的安全戰略空間。特朗普政府將建立南海“議題聯盟”作爲“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强化與域内盟伴國家共同插手南海議題。2022年2月，拜登政府與日韓三邊部長級會議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及“台灣海峽”，强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這等於是爲2023年美日韓戴維營首腦會談將三國安全關切向南海延伸定盤。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智庫高頻舉行台海安全兵棋推演，預設台海危機的節奏將會加快。在美策動影響下，日、韓、菲等國對跨海議題的發聲日益增加。其中，日本的態度最爲活躍，2022年5月美日防長會晤聲明稱“日美同盟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並强調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2023年8月美國副總統哈裏斯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表示，“日本强烈反對中國在東海對日本主權的侵犯”，並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海上擴張力度”。韓、菲對台海的表態較爲克制，但其“先發制人式”的台海問題處置方案逐漸成爲戰略傾向。

　　同時，美國以軍防聯動實現跨域型盟友安全互動。在台海及其周邊海域投射軍事影響力是美國印太安全架構遏制中國海軍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增長、將其困於東亞沿海的實力基礎。除日、韓、菲等周邊國家外，美國積極拉攏印度、澳大利亞等跨域盟伴國家以軍事演習和防務合作的方式，參與集體防務安全聯動。除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集體軍事演習外，機制成員也獨立或聯合舉行軍事演習，如2021年8月、2023年5月印度同菲律賓、東盟十國在南海舉行軍演，2021年5月、6月日本同印度、美法澳三國在東海舉辦聯合軍事訓練，2023年6月日本準航母“出雲”號同美核動力航母“裏根”號與“尼米兹”號等艦艇在東海舉行了聯合軍演，等等。除軍事演習外，美國也重視“印太”架構下安全能力的聯動建設，如西方安全機制爲“應對包括中國南海和東海在内的對基於海洋規則秩序的挑戰”，推進“信息共享、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促進海上交通綫的安全和安保”等。爲此，QUAD推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係（IPMDA），其旨在“擴大在中國南海的影響力，改變地區安全架構……提高介入中國南海事務的能力，深化相關海域的軍事化程度”。此外，美國還以利益聯動協同域外盟伴國家介入台海。域内外國家通過經濟、安全等方式强化自身地緣利益已是其“印太”政策的基點，因此樂於與美國建立戰略與利益聯結，迎合美國台海戰略所遵循的“印太戰略”對小多邊、小集團的統攝邏輯。在英美特殊關係下，英國高度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加大對台海及其周邊地緣安全議題的介入力度，2018年後英國政府連續調整南海政策，2018版《國家安全實力評估》首次以“南海相關争議增加地區風險”的論斷介入南海議題，約翰遜（Boris Johnson）政府持續關注“全球英國”構想下的“南海與東海領土争端”，2022版《國家海洋安全戰略》直言“一個穩定安全的南海對於英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至關重要”。法、德也積極調整“印太”政策，以英法德爲代表的美國北約盟國通過軍事跟進的方式積極配合美國的地緣戰略。2021年2月、5月、8月，法、英、德軍艦相繼在演習途中穿越中國南海。可以説，隨着美國地緣戰略將台海、朝鮮半島、東海和南海局勢列爲其“首要安全關切”,北約的“印太”轉向在地緣戰略上已經啓動。

　　（二）遏華導向的跨功能整合。在以地理區位爲導向拉攏域内外盟伴國參與安全聯動的同時，美國還以功能爲導向整合邊緣地帶的排華體系，實現台海及其周邊安全分涉議題遏華功能的互嵌。

　　第一，整合安全與發展功能，實現可持續性的地緣安全聯動。美國打造的以台海爲核心的安全聯動是否有韌性，取决於它能否調動地緣盟友的同頻配合，使其承受安全聯動所帶來的外部發展環境壓力。因此，美國着眼於以制度和産業的形式提昇聯動安全風險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同時干預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爲對冲台海局勢外溢的地緣供應鏈風險，美國在制度方面部署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貿易、供應鏈、能源與基建、反腐與税收”四大支柱以及QUAD所關注的“彈性、多元、安全的軟硬件及技術供應鏈”。2023年8月，美日韓戴維營會談也强調了要建立三國在IPEF下的機制協調，以“搶抓地區經貿規則和技術標準主導權”。以上舉措爲美國台海戰略策動下的可持續性安全聯動客觀上提供了機制保障。在主觀行動上，美國積極轉移地緣區域關鍵性産業，預防安全聯動生成不利於美“印太體系”的産業安全風險。除鼓勵區域各國對華“脱鈎斷鏈”“産業自主”外，美國優先對台灣半導體産業實行轉移，2022年12月6日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首批設備搬運至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廠。從合同代工的銷售數據看，中國台灣地區公司占全球半導體合同收入的73%，而台積電幾乎製造了全球所有的高端半導體。

　　第二，整合軍防與法理功能，實現有法可依的“自由航行”。美國“印太”安全架構“依據法理”介入台海及南海事務的主要途徑，是靠非法化中國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進而實施航行自由包裝下的軍防滲透。自2011年起，美國便在中國南海開展“航行自由行動”，2016年“南海仲裁案”後，美軍在南海“闖島式”航行自由行動的次數顯著增加。美國藉口“航行及飛越自由”加力推動法理名義下的跨海安保聯動，持續開展穿越台灣海峽行動，並在此基礎上逐步落實有關重大事件的針對性部署，如2022年8月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竄台期間，美軍“裏根”號航母及其打擊群頻繁折返於台海及東海海域。在此背景下，日本千方百計介入南海法理争端以牽制東海局勢，在“增加中國對南海問題上戰略性資源投入”的同時，得到美國對釣魚島問題的支持。可見，軍防行動與法理輿論搆成了美國在邊緣地帶串聯台海與周邊安全議題的明暗雙綫，航行“合法化”爲軍防“常態化”製造法理依據。

　　第三，整合遏華戰略與同盟强化，實現内生强化的“霸權護持”。美國利用邊緣地帶的安全聯動鉗制中國對地區安全的影響力，本質上是霸權國爲維持國際權力結構地位而實施“霸權護持”。在遏華安全聯動能力建設過程中，美國通過軍防合作、産業結構重組、輿論話語塑造等方式持續深化地整合“印太”同盟架構的多維能力，這將反作用於美國對地緣盟伴國家的外交作用能力，並致力於實現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有利的且相互强化的同盟網絡”目標。可以説，美國台海戰略直接與間接的效能分别提昇了其地緣軍事、經濟和外交能力，以“一體三翼”的形式强化了美國的霸權護持能力，實現了戰略遏華功能與同盟强化功能的内生互促。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向台海傾注的地緣戰略資源需要“印太”盟伴體系供給，强化彼此在地緣毗連性與利益關聯性的契合、協同。

　　（三）排華體系的多元認知融合。美國台海戰略的策動面向在觀念維度也呈現出融合態勢。此間多元認知融合的策動面向遵循的是現實性建構主義的邏輯範式，通過將國家的對華認知納入美國主導下的排華認知體系、聯接不同屬類的安全問題，解構域内原有對華聚合性安全認同，從而建構一種排華屬性的暴力性地緣安全規範。具體而言，美國通過聯動台海與周邊地緣安全議題的方式，聚合“印太”同盟架構的對華惡意認知、渲染地緣安全外溢風險、激化地區泛安全化認知，煽動台海議題與地緣安全聯動的“正當性”輿論導向，進而培育排華的地緣政治氛圍。

　　在同盟管理層面，美國借台海議題聚合“印太”盟友的對華惡意認知。隨着對華認知發生“結構性變化”，美西方將中國定義爲“地緣秩序穩定”“挑戰國際規範與國際準則”的“首要威脅”，中國大陸對台政策受到美國及其盟伴體系的重點關切。拜登政府在涉台、涉港等中國領土主權的核心利益問題上推行價值觀外交、護持美國霸權，更將其引入“印太戰略”，“航行自由行動”成爲打造“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關鍵環節。打造安全認知下的共同安全利益訴求，是拜登政府“價值觀同盟”對外戰略的主要路徑之一。隨着美國在“印太”安全架構内加强台海與周邊地緣安全的聯動，域内國家與跨海議題的介入促使上述安全問題中“被霸凌者”的身份認同逐漸在美國“印太”體系中建構起來。以台海爲核心的安全聯動强化了美國“印太”盟友對華的惡意認知，認爲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海洋“軍事化”具有惡性意圖。在這種價值觀的牽引力下，通過對國家間多元認知的聚合，台海戰略策動爲美國“印太”同盟體系的遏華輪轂提供了動力。

　　在地緣安全層面，美國借台海策動誘發區域議題的泛安全化認知。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份報告指出，台海、南海等安全態勢及其誘發的海上通道安全風險將嚴重影響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印证了大國可以通過向小國施加巨大成本來維持對該地區控制的可能性”。在美國將中國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正常行動定義爲“軍事挑釁”的輿論環境下，聯動介入觸發了區域國家對台灣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重要海上通道的關注以及對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的擔憂，原本低政治領域的漁業開發、資源勘探、航運合作等經過“海洋與島嶼的争端”的定義渲染成高政治性的“緊張安全關係下的潜在風險”，陷入泛安全化的話語過程。

　　在國内政治層面，美國以台海及其周邊安全議題爲其盟伴國催化出遏華政策的社會政治氛圍。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主權争端等無不涉及國家主權與領土的核心利益，高度敏感性的地緣政治議題對介入國内部社會政治環境具有衝擊力。以中日關係爲例，根據日本言論（N PO）的統計，日本民間對華好感度自釣魚島争端開始後十年間逐年下降，關於此間原因的答案分别有40.3%、30.8%的受訪者選擇了“兩國政治關係不好”與“兩國間未實現地區和平穩定”。由此推測，利用民意認知推進地緣安全聯動有可能同時利好於美國及其“印太”盟伴國家的國内政治利益與地緣戰略利益。隨着全球經濟放緩，美西方國家政黨在選舉中極力將國内政治議題與中國掛鈎，以達到抹黑競選對手、轉移選民視綫的目的，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轉變就有美國國内政治對立這一因素的作用。在這種聯動中，美國及其“印太”盟友優化國内政治環境的操弄就將以台海爲核心的弧形邊緣地帶與釋放大國結構性壓力的地緣出口串聯起來。

　　二、美國台海戰略的地緣意圖

　　自地緣政治理論興起以來，地緣政治因素一直在大國戰略中佔據核心地位，主權、國家利益、高邊疆、北約、亞太、“印太戰略”等近乎所有國際政治中重要概念的誕生與發展“都包含並表達了一種地緣政治想象力”。地緣政治因素同樣引導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塑造。隨着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特朗普、拜登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原點皆是對“大國地緣政治回歸”的定調及追求在地緣政治中“取得成功”，並將地理環境作爲對華戰略圍堵的基本抓手。台灣海峽處於東海與南海之間，在美國地緣戰略中屬於前沿位置，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美國的戰略和政策意圖無不打上這種地緣政治的印記。

　　美國台海戰略是其地緣戰略的延伸。在地緣政治學中，科恩（CohenS.B.）將地緣政治理論的發展進程以時間維度劃分爲五個階段。其中，美國階段與冷戰階段的理論發展起到了承前啓後的效用，是地緣政治理論由經典範式轉向新變量範式、由理論化走向實用化政策化與戰略化的關鍵節點。亨廷頓、布熱津斯基是新變量地緣政治理論範式的代表學者，引入了文化、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等解釋項，豐富了分析資料，却偏離了傳統理論要素，分析過程還是最終結論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對於大國戰略的分析逐漸回歸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與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 kman）所代表的經典地緣政治理論，以致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以及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影響越來越廣。其中，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助推了經典地緣政治戰略的關鍵演進。斯皮克曼主張，美國應加强對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邊緣地帶的控制，即歐洲沿海地區、中東阿拉伯沙漠地區以及亞洲季風區，進而實現二戰後稱霸世界的地緣戰略構想。從此，“邊緣地帶論”成爲地緣政治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誰統治邊緣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的論斷再次成爲美國戰略界的關注熱點。縱觀百年間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演進歷程，尤其是冷戰以來美國台海戰略的演變規律，地緣政治理論的色彩貫穿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實施過程，抗衡陸權崛起的海權思想是美國地緣戰略的底色，而邊緣地帶遏制思想則是美國戰略的實踐。

　　美國台海戰略瞄準的台灣海峽是斯皮克曼所謂亞洲季風區邊緣地帶的樞紐，直指中國核心主權利益、關乎地緣安全格局，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略地位。美國地緣戰略學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認爲，台灣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不僅在於其爲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第一島鏈”中“不沉的航母”，還體現於顯示美國對地緣盟伴國家的戰略可信度。隨着作爲傳統大陸國家的中國崛起，按照美國地緣政治思考的慣性模式，特朗普、拜登兩届政府的“印太戰略”旨在聚焦“世界地緣政治新力量中心”，打造新的“印太”邊緣錨點以封鎖昔日的“遠東之錨”。成爲美國地緣戰略的主要指向。當前，美國台海戰略的策動部署已搆成地緣層面的聯動，將台海安全問題與美日等諸多雙邊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機制（QUAD）、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係（AUKUS）、五眼聯盟（FVEY）、“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多邊機制層層嵌套，在歐亞大陸島東南邊緣地帶統籌部署區位、功能與觀念層面的多面向地緣戰略。可以説，地緣政治是新一階段美國台海戰略的現實邏輯。

　　“印太戰略”藴含的地緣概念體現了美國對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影響力投射範圍擴大的戰略認知，及其對拓展同印度、日本、菲律賓等邊緣地帶國家聯合抗衡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國家和樞紐地帶國家的重視。一方面，中美在歐亞大陸島東側的地區安全博弈與邊緣地帶戰略關注的回歸呈現出時空的一致性，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激活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安全困境後，歐亞心臟地帶的安全壓力逐漸轉移至邊緣地帶；尤其在2022年佩洛西竄台後，日本等美國印太盟伴國對台海安全愈發關切。此外，台海問題與南海、東海等邊緣地帶安全問題發展呈現出多主體策動聯結的態勢。上述地區安全問題隱現歷史因素與美國地緣戰略的交織、接續，以台海爲核心的邊緣地帶安全聯動與守成國的“邊緣誘捕”戰略旨在實現現實與意圖的統一。這種一致性意味着，美國在地緣政治的邏輯導向下利用台海戰略策動激化邊緣地帶的安全矛盾、優化地緣盟伴體系的安保合作，很有可能成爲美國對華遏制崛起、懾阻統一、誘入戰略透支的手段。

　　在美國台海戰略的設計藍圖中，防範中國大陸力量跨越台海並向太平洋延伸的關鍵在於控制歐亞邊緣地帶，並動用地緣資源對其進行阻遏。在“印太”思維的戰略叙事中，崛起的陸權强國奪取了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掌控權後必將統合歐亞大陸，並對美國的安全與霸權搆成最爲嚴峻的威脅。因此，基於地理區位安全、地緣政治利益與戰略誘捕成本的三重考量，美國在“印太—邊緣地帶—台海”的戰略體系下，以台海爲中心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是兼顧戰略設計與戰術成本的遏華地緣軸綫，其宗旨在於借台海戰略與其邊緣地帶海洋安全聯動相互策應，以一種“間隔起伏”的戰略節奏持續衝擊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從而服務於遏華的整體地緣政治利益。

　　首先，以台海戰略强化邊緣地帶遏華部署是美國地緣安全考量的題中之義。熱帶季風區的邊緣地帶具有極高的地理安全價值。一方面，海洋作爲天然的屏障可在地緣戰略上阻礙中國戰略力量的延伸，是“印太戰略”所需要的地理性戰略資源。二戰尚未結束時，斯皮克曼就提出，現代化且擁有强大軍事力量的中國將對日本和西方國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搆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面，“印太”的大陸邊緣地帶既是中國經濟與安全的“藍色動脈”，也是美國“印太”安全體系的重要戰略通道。美國稱“世界上9萬艘商船中的半數以及全球2/3的石油運輸都要經過印度洋地區的海上航綫”，而台海、南海區域與以馬六甲海峽爲主航道的海上交通網絡更承載了中國以及日、韓等美國盟國原油和經濟的主要運輸。這就意味着東南亞區域的邊緣地帶關乎美國“印太”同盟體系的安全能力建設。美國“印太戰略”將印度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的軍事力量納入地緣海上通道的實際管控，聯通囊括印度、菲律賓、日本的多個“地緣支軸國家”與台灣地區，搆成“印太”邊緣地帶的地理安全軸綫。

　　其次，以台海戰略策動邊緣地帶地緣政治格局，服務於美國遏華戰略利益的考量。隨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 EP）的正式生效，作爲邊緣地帶的東亞地區進一步釋放其經濟潜能。二戰後，東亞地區秩序表現爲“經濟上依賴中國、政治和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二元結構，但在“印太”地緣政治邏輯下，美國强化與東亞地區的經濟接觸、壓制中國地區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以圖在亞洲權力地位的“戰略競争”中謀取優勢。“印太地區占全球近50%的人口、60%的GDP、65%的海洋面積與2/3的增長動力”，美國有意藉助在“印太戰略”框架下與日本、韓國、印度等邊緣地帶盟伴國家開展多面向的台海安全合作，控制邊緣地帶。因此，IPEF旨在與QUAD的“印太”制度平台和AUK US的軍事部署力量形成多元利益安排下的戰略“共振”，以供應鏈和技術聯盟進一步凝聚邊緣地帶遏華軸綫的圍堵之心。IPEF並未納入台灣地區，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則以間接的方式將台灣功能性納入IPEF中。

　　最後，以台海戰略策動可控烈度的遏華聯動，符合美國戰略投入成本損益考量。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是安全利益的零和博弈，美國如果集結盟友在軍事上全面對抗中國無疑將引發世界性的安全危機。因此，拜登政府的對華策略體現出高度的務實性，“在應該競争的時候競争，在可能的時候合作”。這意味着，“印太戰略”下的台海策動實質是“遏華”而非“戰華”，在大國政治的邏輯下，誘華消耗而非促戰是台海戰略的關鍵面向。邊緣地帶的戰略價值由此凸顯。若美國在邊緣地帶製造或加劇多個遏華的安全困境，以“印太戰略”的體系框架進行安全態勢的聯動，並以台海戰略的戰術性推進調控整體安全態勢，則可憑低戰争風險贏得高地緣政治利益。具體而言，若美國戰術性調整中美關係，台海戰略策動下的地緣安全聯動布局或可成爲美國對華戰略議價或低風險戰略施壓的靈活籌碼。

　　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皆未發佈專門的台海戰略文件，但是美國台海戰略的全貌實則顯露於美國地緣戰略規劃的衆多官方表述、文件及對應戰略行爲之中。

　　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將“向台灣提供必要的防務用品”“中國正在軍事化南海”、中國在東海的軍事活動“與自由開放的印太原則不符”、中國“經常在黄海海域非法阻止船際轉運”，等等。雖然拜登政府2022版《印太戰略》表態，“只將亞洲看作地緣競争的舞台”是狹隘的，但其對台海戰略的描述却顯示出更爲清晰的地緣戰略定位，如“美國將與地區内外盟友共同維護台灣海峽的安全”“支持台灣的自衛能力”“台海的壓力日益增長”“中國在南海與東海對鄰國進行欺凌”“破壞自由航行”“美國還將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合作……采取基於規則的方式對中國南海和東海在内的海洋領域提供支持”。

　　此外，拜登政府正式推進“一體化威懾”戰略，其含義是：美國聯合“印太”盟友以西太平洋邊緣地帶的台灣海峽爲戰略前沿，打造跨區域、跨領域、跨衝突、跨盟友、跨政府的地緣戰略聯動。2023年8月，美日韓三方首腦舉辦戴維營三邊會談，發表《戴維營精神：美日韓聯合聲明》等文件，宣佈建立三邊海洋合作機制，並共同對中國南海法理主權及台海安全問題發聲。在台海安全的策動方面，美國持續在美日同盟與美菲同盟的框架下介入台海議題，努力在戰略上打造“‘印太’安全架構—AUKUS”的地緣鏈接關係，以建設潜艇基地、防務能力合作、聲援聲索國、渲染地區緊張局勢等方式，與“小多邊同盟”共同聯動台海及其周邊的安全態勢。

　　三、美國台海戰略布局的有限性

　　美國台海戰略的聯動意圖與實施能力之間存在明顯差距，因此美國在邊緣地帶企圖縱向貫通台海安全態勢的聯動布局具有戰略限度。這種戰略限度可見於三個維度。在實力維度上，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使美國的地緣戰略必須正視中美戰略互動地位的轉變，台海戰略的戰略效力與耗華效能遭受制礙。在世界趨勢維度上，發展已成爲東亞與國際社會的“主旋律”，台海安全局勢的走向難逆地緣客觀發展環境。在美國國内維度上，美國台海戰略邏輯是國内政治邏輯與地緣政治思維的有機統合，日益極化的國内政治生態無疑限制了美國邊緣地帶戰略聯動部署的順利實施。

　　（一）中美實力的消長態勢。實力因素是限制美國推進台海戰略的關鍵因素，中美實力的消長態勢造成美國地緣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的不匹配。

　　在絶對實力方面，中美實力趨近衝擊地緣政治的零和邏輯。自中國2010年取代日本成爲全球經濟第二大經濟體並於2020年超過美國GDP 70%的“臨界點”以來，中美的整體實力正快速接近。當前，美國“以台制華”的台海策動是冷戰時期的戰略思維復歸，它以軍事實力爲後盾、以地緣政治優勢争奪爲導向。台海風險、“印太戰略”“脱鈎斷鏈”“小院高墻”等都是美國防範、打壓中國可能重制西方規則的地緣政治手段。但是，不同於30年前的是，曾經“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正受到力量對比變化的衝擊，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國的快速崛起已經並將繼續推動國際關係、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的巨變。以台海攪動邊緣地帶安全態勢所内含的傳統地緣政治邏輯有悖於全球化時代潮流，脱離了新型地緣秩序的正義化方向。

　　在區域海洋力量方面，美國軍力難以保持邊緣地帶的實力優勢。正如拿破侖所言，“地理條件是（對外）政策的决定因素”，而環境是“我一手創造的”“發動戰争的能力取决於機動能力”。美國能否有效投射軍事實力、保持大國戰略機動性進而取得地緣實力優勢，將决定其能否有效推進台海戰略。隨着中國海軍的崛起，美國難以繼續在台灣問題上“以優勢地位同中國打交道”。近25年來，中國穩步推進軍事現代化建設，在航空母艦、空間能力、網絡和電子戰能力、彈道導彈力量和航空力量、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無人駕駛、能源技術和量子技術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遠洋航行和護衛實力逐步發展，對近海與遠洋島嶼及專屬經濟區主權利益的保護將不再兩難，美國利用台海攪局和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成本將大幅提昇，其盟伴體系挑戰中國海洋權利的意願將會隨之降低，台海與周邊安全態勢的聯動烈度必將逐步可控。

　　在危機管理方面，中國危機管理能力的增强可有效對冲地緣風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内政，過去30餘年的台海危機管理是相當成功的。中國針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佩洛西竄台舉行環台軍演的反應顯示，中國在美國對華加强涉台“戰略博弈”時昇高了應對層級和强度，但中美之間的台海危機管控模式還是經受住了檢驗。故而，台海問題的風險性難以隨其復雜性提昇而加劇。基於中國綜合國力與海洋軍力的提昇，中國運用外交、法律等手段分别管控台海及其周邊安全風險的能力隨之提昇，使得美國難以輕易聯動邊緣地帶安全事態主體。在東海方面，中日兩國防務部門於2018年6月正式啓用“海空聯絡機制”，該機制對於兩國防務部門增進瞭解、加强互信、防止誤解誤判，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具有積極意義。在南海方面，中國以“雙軌思路”有序推進南海地區的危機管控，一方面保持與東盟國家對“南海行爲準則”（CO C）的磋商進程，以經濟爲紐帶、以規則爲依託，協調與東盟和有關聲索國在南海區域的分歧；另一方面以實力爲基礎審慎地處理中美關係，防範美國以南海爲楔子撬動地緣安全態勢。依靠實力和區域性制度安排，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將邊緣地帶安全聯動的地緣風險分而化之，從而較有成效地管控風險、避免危機、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二）國際環境的現實局勢。作爲霸權國，美國即便希望通過地緣戰略將其力量與影響投射、鎖定在“印太”地區，但戰略重點仍然是歐洲、中東，很難完全從全球戰略事務中抽身。同時，國際環境的現實發展與安全局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國有限地緣戰略力量的實施效能，使其台海戰略及其策動面臨戰略資源與戰略環境的不匹配。

　　在國際層面，衝突風險加劇美國“印太”盟友的安全憂慮。2022年烏克蘭危機對歐亞地緣政治格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使俄羅斯與美西方的地緣政治鬥争重新聚焦於心臟地帶。烏克蘭危機所引發的“聚旗效應”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美國的全球同盟，其外溢影響强化了美國“印太”安全體系的對華戰略恐懼，美國得以借機在台灣問題上對華施壓。這種安全恐懼也有反作用，極大衝擊了美國“印太”盟友一貫遵循的傳統地緣政治邏輯，全球化、長期化、網絡化的地緣衝突模式使烏克蘭危機的地緣政治影響迅速波及世界，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通脹危機接踵而至，地緣的“空間屬性”並不能限制地緣危機的場域。美國主導下的台海戰略及其地緣支點的安全聯動似乎無异於北約東擴的進程。隨着邊緣地帶結構性安全壓力的持續叠加，日本、韓國等美國“印太”盟友或將如烏克蘭一樣，率先承受美國引導下的地緣政治對抗壓力。因此，美國“印太”盟友面臨戰略動機與戰略代價的佯謬，即遏華行動的短期利益無助於其國家安全環境的長期穩定。

　　在地區層面，東亞安全經濟分離式二元格局趨於轉型。越南、菲律賓等南海問題聲索國的動機考量之一便是獲得專屬經濟區紅利及漁業、原油、天然氣資源，倘若美國台海安全策動削弱既有安全存量，則周邊區域“擱置争議，共同開發”的發展底綫難以維係，這有違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初衷。2001—2020年東亞地緣安全風險月數據變化顯示，除朝覈問題外，地緣風險呈現4—5年階段性波動的主要原因便是邊緣地帶的安全衝突。不同於烏克蘭危機下歐元區萎靡下行的發展趨勢，RCEP生效後的東亞地區是世界最爲活躍的經濟區域之一，東亞海洋安全態勢依然在爲全球30%的人口與貿易承擔發展動能。在中美安全角力與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經濟與安全拉扯下“兩個亞洲”對立的局勢將隨亞洲各國的經濟聯繫而沿一體化之路深入前行。在美中邊緣地帶軍力對比此消彼長的情勢下，美國聯動台海安全背離了有關國家的發展訴求與地緣經濟現實，其參與聯動的邊際收益及意願將隨“經濟—安全”秩序的平衡演化而降低。

　　在國家層面，提振經濟的訴求仍是域内國家施政基點。雖然拜登政府竭力推進“印太戰略”、攪亂台海安全局勢，但中國周邊海域的安全局勢整體可控，並未發生質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華關係一旦交惡，將直接影響美國“印太”盟伴國的國内經濟形勢，進而動摇其執政根基。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持續的經濟增長潜能、完備的工業體系以及不斷深化的對外開放，爲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的産業昇級、結構優化和經濟提振提供了强力支撑。IPEF成員國貿易數據顯示，2021年，IPEF國家平均30%以上的進口來自中國、近20%的出口輸往中國；2010年以來，中國的進口份額平均增長超過40%，出口份額平均增長近45%，構建一個排華的“多樣化”地區供應鏈似乎難以實現。對華高度的貿易依存使美國的“印太”盟伴國家無法承受台海安全態勢的頻繁動盪，無論是岸田政權的“新資本主義”、尹錫悦政府的“重塑産業與通商戰略”還是菲律賓馬科斯政府“推動經濟復蘇的首要任務”，都離不開良好的對華經貿關係。

　　（三）美國政治的極化趨勢。從美國國内政治與外交戰略的角度看，美國内政議題與地緣戰略審慎存在不匹配。美國國内極化的政治生態促使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打“台灣牌”以博取選民支持，但美國處理氣候變化、烏克蘭危機、中東等議題又離不開中國的支持，這就會導致美國國内政治誘發美國地緣政策出現非現實主義主導型戰略的偏移，耗散美國台海戰略及其策動的可持續性。

　　首先，美國政治理念與結構的極化互動制約遏華地緣政策的效能。美國國内政治的理念、結構和過程是影響其對外政策的價值取向、利益趨向和行爲邏輯的三個變量。當前的中美關係交雜着觀念和美國國内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博弈，三者的系統效應直觀地呈現於美國對華地緣戰略中。因此，台海戰略及其安全聯動態勢可謂美國國内政治極化的晴雨表。第一重效應是美國民粹主義浪潮下，關於中國的“修正主義國家”“戰略競争對手”之身份界定塑造了國内消極的對華政策環境，這使得共和黨在迎合經濟民族主義的過程中轉向對華“超級强硬”，民主黨也爲選舉利益而愈發疏離華爾街。這種政治理念下的結構重組推動兩黨倡導實施民族主義、本土主義、霸權主義的排華政策。這也是美國台海地緣戰略在功能上與“彈性供應鏈”“價值觀同盟”、IPEF趨合的國内政治動因。但是，理念與結構的極化互動本身便形成了巨大的國内政治張力，這種以安全聯動和“脱鈎斷鏈”爲遏華政策表征的國内政治極化張力亦會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例如美國對華科技競争由零和對抗式“全面圍堵”戰術性轉向面合作、點對抗式“小院高墻”的策略調整。隨着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實力優勢下降，這種外部制約會越發顯著，美國藍領階層與華爾街精英階層的利益分野將削弱政治觀念與結構極化合力推動下遏華地緣政策的實施效能，使地緣安全聯動進入低烈度狀態。

　　其次，美國政治理念與過程的極化互構加劇盟伴體系的合作難度。隨着“反華”“排華”的理念逐漸嵌入美國政治社會觀念，美國兩黨、政客通過迎合民粹主義、煽動抗華情緒等方式籠絡政治資源，使觀念與國内政治過程持續互構，導致台海議題的工具屬性逐漸超越地緣政治屬性，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日趨内政化、工具化。這也就意味着，“印太”安全架構下的台海戰略成了美國國内政治利益的地緣性工具，美國的台海戰略初衷摻雜過多的美國國内政治元素，其安全合作就更具排外性。台海戰略及其安全聯動就是美國以最小成本調動盟友集體行動資源實現對華地緣遏制，同時將“印太”盟伴國的“共同努力帶來的收益據爲己有”的利己型戰略工具，而戰略“掠取”的方式、手段與對美盟伴國的負面影響則交由美國極化的政治生態消化。因此，以政治極化導航的“搭便車”行爲無疑將加劇美盟伴體系集體安全行動的戰略成本。

　　最後，美國政治結構與過程的相互作用不利於美國台海戰略穩態。拜登任期伊始便將新冠疫情、經濟復蘇、種族平等和氣候變化列爲四大優先事項，定義爲一種“聚合性危機”。這四方面問題也是美國政治結構極化下的敏感議題，華盛頓與美國各州政治體系由上至下陷入了政治正確的漩渦，而對華示强的“中國牌”更成爲政治精英們獲取選民支持、提拉選票的籌碼。例如，2022年美國國會中期大選，約有28名國會議員（包括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引發台海局勢的高度緊張。同時，美國政治人物熱衷於以挑釁性的對華輿論話語吸引眼球、兜售政見，如時任國務卿蓬佩奥（Mike Pomp eo）就曾妄言稱中國的“擴張性海洋主張是‘完全非法的’”。美國國内政治極化過程中的極端性、冒險性、不確定性行爲必然外溢，從而使美國“印太”盟友對台海安全風險的管控愈發困難，更甚者會將紊亂縱貫邊緣的穩態遏華戰略，帶來“戰略不確定性”以及“安全困境風險”的後果，更嚴重的是將會引燃中美全面軍事對抗。這並非美國所願承擔的戰略代價，而將由美國“印太”盟友承擔，進而反挫其台海戰略乃至全面的可持續性。

　　四、結語

　　當前美國的台海戰略及其聯動趨勢是地緣政治邏輯下的産物，是邊緣地帶遏制理論的戰略實踐。台海安全議題不僅是横亘於中美關係建設的障礙因素，更是阻礙中國統一、危害台海和平穩定的因素，而且使台海單一區位的地緣安全風險逐漸同其他周邊地緣安全隱患交織、共振。因此，必須高度警惕和審慎防範美國台海戰略策動的地緣危害。就台灣問題本身而言，美國地緣思維下的台海戰略策動將助推涉台安全聯動的高頻化，軍事與法理維度的對華政治試探將進一步考驗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治智慧和戰略定力。就中美關係而言，美國台海戰略將進一步放大台灣問題下中美的不對稱性戰略地位，非美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的敏感性與重要性將進一步提昇，台海安全風險與其策動下的外溢風險判别將考驗中國對大國關係與地區安全秩序的戰略判斷力。就中國周邊的地緣發展安全環境而言，隨着介入主體、覆蓋廣度與議題領域的多維度叠加，台海安全態勢將呈現出復雜化、外溢化和嚴峻化趨勢。可以預見，美國肆意操打“台灣牌”及其策動下的邊緣地帶安全風險仍將充當其制衡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工具”。

　　當然，應該看到，中美國力差距縮小、國際環境巨變與美國内政極化的態勢從實力、外力與動力三個維度約束了美國推進台海安全議題聯動的進度與幅度。可以説，美國借台海戰略在邊緣地帶實現了對“印太”安全架構的資源優化，在對華戰略競争中具有一定的戰略消耗與增加談判籌碼功能，却無法搭建具備韌性、可持續且烈度可控的邊緣誘捕陷阱。“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是美國台海戰略的真實寫照。在美國對華戰略競争大背景下，拜登政府“以台制華”的戰術回調及地緣安全情勢的週期性震盪將常態化，中國需從制度框架、利益維護與實力發展三個方向着力，以對冲或化解美國地緣政治思維所産生的地緣安全風險。未來，台海安全問題仍可能成爲中美矛盾乃至對抗週期的角力點，中國必須摒棄地緣政治思維的禁錮，同時跨越邊緣地帶的安全邏輯，以國家力量配合戰略審慎，經略好有利於統一進程與國家安全發展的周邊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