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百年變局與中美博弈確定性的不斷深化，不確定性派生的認知傾向加劇了國際與地區的風險態勢。岸田文雄執政以來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延承並調適了後安倍時代的戰略慣性與施策取向，但同時日本的安全認知張力與安全戰略阻力亦不斷積聚。在此背景下，明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邏輯是促進中日關係發展、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應有之義。歸因理論旨在從認知角度推論國家行爲的因果關係，基於不確定性歸因理論分析框架梳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歷史演進發現：在競争性爲主的競合情境這一前置變量下，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演進脈絡的主動性、綜合性、靈活性特點所關涉的“意圖一能力”“能力一利益”“决心—其他”自變量相互作用關係搆成了其内部驅動力，並在與不確定性作用下的宏觀、微觀、特殊决策認知結構等外部調節變量的系統效應中，共同塑造了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動向的調整機制。

　　關鍵詞：安全保障政策不確定性歸因理論岸田文雄内閣戰略認知 日本安全保障戰略

　　在中美地緣博弈與日本自民黨派閥角力的時空背景下，岸田文雄以“新資本主義”和“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作爲内政外交的施政基點，出於平衡或對冲黨内派閥勢力的影響力以及長期執政的需要，岸田内閣延續了自民黨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性。隨着美國對華戰略競争態勢昇級，日本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領域面臨着結構性壓力。無論客觀環境還是主觀訴求，都需要日本調整安全保障政策，以因應時代環境的變化、平衡各方利益。爲此，岸田内閣在沿襲“安倍理念”基礎上，持續深化經濟安全保障、同盟體系、安全合作，出台了“新安保三文件”,顯著强化了安全保障政策的涉華指向和“反擊能力”,向“大國化”的政治目標和擴軍進程邁出了切實步伐。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戰略高度聚焦“印太”這一地緣結構性壓力的匯聚點，但域内外國家間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安全與發展問題緊密交織，使得不確定性既被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所覬覦消解，又由日本的安全保障舉措引發的風險所催化。本文嘗試結合國際政治歸因理論的認知範式與不確定性的影響，構建基於解釋變量的理論分析框架，對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動向及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認知慣性進行歸因分析。

　　一、理論分析架構：歸因理論、不確定性與解釋變量

　　歸因理論是社會心理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旨在結合情境、屬性等因素更爲精準地解釋和預測人們的行爲。自20世紀50年代被提出後，諸多國内外國際關係學者將歸因理論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應用相結合，使該理論在國際關係領域得到了深入發展。當前，歸因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譜系中的定位介於描述型理論與解釋型理論之間，其之所以不能成爲分析外交政策的應用型理論工具，原因在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與社會學範疇的社會概念是不同的，在具體分析中需要引入針對性的補償原則。具體而言，美國因素與日美特殊關係是影響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確定性因素之一，但其也受中美關係及日本政壇的不確定性波動影響，因此日本安全認知的因果邏輯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内部决定論或外部决定論，不確定性需作爲跨維度變量互動的補償調節被納入歸因分析框架之中。

　　(一)歸因理論的發展與補足

　　歸因理論由奥地利心理學家弗裏茨·海德(Fritz Heide)提出，他指出歸因活動具有普遍性、歸因遵從協變原則以及屬性歸因與情境歸因的二元區分，其中屬性歸因是歸因的内部因素，如個人的性格、心境、能力等，而情境歸因是歸因的外部因素，如外界壓力、社會制度、運氣等。海德認爲，人們解釋他者行爲時傾向歸因爲内部因素，而解釋自身行爲時則傾向歸因爲外部因素，這種對行爲歸因的内外劃分及對歸因偏好的總結對日後歸因理論的發展有着深遠影響。相應推斷理論(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過度歸因(over attribution)、基本歸因誤差(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等理論分支和概念，對國際關係歸因理論的發展也起到了深刻影響。

　　在國際關係領域，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在《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中首次引入歸因理論，從内部屬性、外部環境、預期傾向等角度闡釋了國家間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貝特倫·馬勒(Bertram F.Malle)在歸因模式中將行爲體的行爲劃分爲“故意行爲”與“非故意行爲”,强調國家的行爲是“帶因果歷史的緣由”,而非遵循本能的行動。此外，喬納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聯盟組織的研究中引入歸因理論，並將“合意性”作爲歸因的决定因素，認爲盟友之間的“信譽”(决心聲譽)是無法形成的。唐世平指出，决心聲譽無法形成是國家自身的心理認知因素和國際體系結構的不確定性共同作用導致的結果。他總結了國内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構建了一種基於對“不確定性”思考的國際關係歸因理論。唐世平還强調國家間性質(即情境)對國家認知傾向的影響，並指出能力、意圖、利益、决心等四個内部維度和戰略環境這一外部緯度是理解行爲體行爲的關鍵，以上五個維度搆成了國際關係中的“不確定性”。

　　但在具體國家外交政策的應用研究中，既有歸因理論尚存不足：一是未細分歸因的外部維度。所謂戰略環境是一個過於籠統的概念，若要把握外部變量的作用機制，需要對其進行要素化的解構處理。二是未將具體國家的决策認知偏好納入歸因分析中。認知偏好或戰略慣性影響着國家對安全、利益和所處情境的界定，事實上承擔了作爲調節變量對内部認知的加工作用。三是對不確定性的界定。杰維斯和唐世平將不確定性的價值展現給了世人，但既有研究多從歸因認知的微觀層面剖析各維度系統作用所産生的内生不確定性，未將國際體系中的外生不確定性納入國家决策的認知過程中，且對不確定性、復雜性、風險三個概念的梳理存在偏差。四是既有理論在要素機制化處理上仍有欠缺，情境、内部認知、外部認知間的邏輯鏈條仍有待挖掘，不能簡單理解爲因果互應。因此，本文將結合國際體系與國家内部認知的雙重不確定性，構建基於歸因解釋變量的分析框架，進而對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動向開展有效歸因。

　　(二)國際體系中的不確定性認知及影響

　　從認知的角度看，不確定性指無法準確預測决策或具體事件的結果，因此，雖然不確定性與風險並非同一概念，但不可預測的現實將加劇認知層面的風險考量。在國際體系中，包括國際體系本身在内的一切系統都由結構(單元怎樣排列)和進程(單元怎樣互動)相關聯的各種因素搆成。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認爲，“我們正步入熵的時代”。不確定性的提昇類似物理學的“熵增”,隨着不確定性的增加，國際體系約束减弱，無序的“熵增”特徵開始增加。若要將國際體系的外部不確定性引入具體國家歸因認知的分析範式，需先對不確定性的表征及影響予以歸納。

　　在宏觀方面，霸權的衰落、權力的轉移、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動以及國際行爲體數量和種類的增長是不確定性國際社會所呈現的基本特徵。在結構層面，不確定性使傳統的國際權力格局失序，逐漸式微的霸權使守成國在軍事和經濟能力上的優勢難以轉化爲對他國行爲的約束，進而喪失議價優勢，並導致體系約束進一步减弱。同時，全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導致全球治理的效率與反應能力被削弱，加劇了治理的碎片化趨勢。在進程層面，國際體系中諸如網絡衝突、認知戰、貿易戰等非軍事衝突和非軍事手段的“戰争”愈發盛行，故而，在應對安全威脅時采用靈活主動或更具進攻性的安全保障政策從而規避風險成爲國家應對不確定性進程的戰略傾向，“力量不在於秩序和結構，而在於響應性和靈活性”。

　　在微觀方面，不確定性也會影響個體和群際行爲，個人思考方式的局限性無法有效認知不確定性世界中的許多屬性特徵。在此情形下，决策者往往苛求確定性並容易存在動機認知偏差。在結構層面，不確定性所導致的“錯位的確定性”普遍發生，即决策者將可能出現的結果視爲確定會出現的結果，使不確定性被决策者過早剔除。同時，不確定性風險所引發的恐懼心理使决策者具有更强的規避風險的傾向，從而强化“危險/敵意歸因偏誤”,例如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整體能力的高估認知。在進程層面，全球信息流的增長使不確定性與“信息過載”相伴而生，信息退化、支離破碎的國家與國際叙事阻礙决策者和政府采取果斷行動或國際合作。信息“熵增”没有强化主體間協調共有知識的能力，反而降低了信息密度。當决策者被錯誤的確定性影響時，不合理的確定性就會被强加給原本就不確定的情况，國内政治極化和國際信任困境與日俱增。

　　(三)解釋變量的理論分析框架

　　如表1所示，本文嘗試在現有不確定性歸因理論的基礎上對情境進行更爲細緻的劃分，將内部維度的不確定性與外部維度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不確定性相結合，並充分考慮日本特殊戰略决策傳統與認知文化背景的主體特殊性，在外部維度引入“特殊决策認知”作爲補償機制。歸因理論的基本假定是，由於國家傾向於否定、忽略、貶損和非法化他國的利益，而對自身利益的態度却恰恰相反，國家在不同情境中對他國目標和意圖的認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傾向於高估他國的惡意、低估他國的善意。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情境，即國家間關係的性質劃分爲合作情境、競争情境與競合情境三類。在合作情境中，國家傾向低估他國貢獻於國際合作中的能力和遵守協定的决心；在競争情境中，除國家能力長期高於他國的情况外，國家傾向於高估他國競争及進攻的能力；當國家間處於競合情境時，他國决心會被模糊化認知，但忽視惡意可能在競争中失去優勢、被迫合作，因此若競争性在競合情境中占主導時，國家對他國能力的認知亦傾向高估。

　　内部維度的基本要素包括意圖、能力、利益與决心。意圖指其實現目標的戰略偏好，通常被劃分爲善意或惡意兩大類。能力在競争、競合情境中是國家對他國在總體戰争與地區性衝突中的即時作戰能力的判斷，在合作情境中則是對他國提供幫助能力的衡量。决心，正如默瑟所强調的，並不容易時刻凸顯，涉及决心的傳遞與信譽甄别需要明確的威懾或做出有代價的合作承諾。在競争情境下國家將他國發出威脅的意志視作决心，在合作情境下則是他國實現合作承諾的意志，競合情境下决心對國家行爲的驅動效用並不穩定，因此競合中的决心認知是難以確定的。至於利益，在何種情境下都易於界定，通常指一個國家的目標和對於結果的期待偏好。

　　外部維度可視作戰略環境，但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和國際政治的某些確定性演變趨勢也是國家戰略環境的關鍵組成。本文從認知維度將日本的國家對外部戰略環境的認知劃分爲宏觀認知、微觀認知以及特殊决策認知三個層面。其中，宏觀認知和微觀認知是國家基於外部環境的物質與觀念因素所形成的複合認知；而日本的自身特殊决策認知，之所以不被歸於内部維度，是因爲其基於文化與决策傳統的獨特認知偏好本質上是一種對外部環境産生的認知慣性，是在與外部戰略環境之物質與觀念因素的互動過程中加工形成的外部認知傾向，或曰戰略認知慣性。當他國行爲符合期待時，國家傾向於强調他國行爲的外部維度約束，反之則强調“他國天性本惡”,不確定性誘發的認知錯位將强化該傾向。

　　同時，不確定性使各維度要素間持續互動、彼此作用並相互改變，阻礙了國家對他國行爲的有效歸因。當國家能力提昇時，其對利益的界定就更具擴張性，而新利益的出現亦將改變能力的增長方向和戰略偏好(即意圖);國家意圖的改變也會影響能力的發展，如惡意要求國家具備更强的軍事能力；决心與其他因素也有互動，國家爲其目標奮鬥的意願决定了戰略偏好，進而影響能力與利益。此外，内外維度間也存在杰維斯强調的系統效應，如國際體系結構中難以預測的結果會加劇國家對他國惡意的感知，而被視作惡意且强大的國家將面對更多國家的敵意，國際體系進程中龐雜的信息與“泛安全化”趨勢則要求國家更注重地緣安全的利益與能力建設。

　　當以上解釋變量與國家戰略行爲關聯時，意圖即國家戰略行爲的指向，能力、利益、决心决定了國家戰略行爲的手段與程度，而外部因素决定了國家如何理解並調控戰略指向與戰略節奏。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的總體動向是存在確定性的，即對自民黨保守傳統與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保障戰略慣性的延續與强化，可以説日本安全保障戰略60餘年的右傾趨勢是没有改變的，但在不確定性的影響下，着重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節奏與範圍進行了調控。本文擬解决的問題是：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動向的歸因邏輯和較鮮明的戰略偏好緣何而生？爲此，本文基於不確定性歸因理論的解釋變量，嘗試搭建一個多維度的分析框架，核心解釋機制是：將情境作爲前置變量，以内部維度的意圖、能力、利益、决心的作用機製作爲自變量，外部維度的宏觀認知、微觀認知以及日本的特殊决策認知作爲調節變量，作用於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决策的認知系統導向並决定其政策調整動向這一因變量的歸因反饋生成模式

　　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動向與不確定性的認知影響

　　岸田文雄内閣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是派閥政治力學、國民經濟形勢與國際戰略邏輯三重博弈的結果。但是，岸田政府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與“新安保三文件”等官方政策並非日本安全認知從量變到質變的蜕變節點，從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内涵實質看，其對安全的認知變化並非肇始於岸田時期。從歸因的視角看，岸田執政後其内部歸因維度的作用機制延承於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保障戰略慣性的確定性，也面臨着認知維度與外部戰略環境不確定性的衝擊，要歸納其作用機制，則需溯源安倍晋三政府、營義偉政府以及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演進的“變與不變”。

　　(一)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延承與調適

　　2022年12月16日，岸田政府召開内閣會議正式出台了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體現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未來多領域擴展與强化地區軍事影響力的調整趨勢，標誌着日本戰後堅持“專守防衛”原則的國家安全保障政策發生了巨大轉變。“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與“新安保三文件”是岸田接續發展“經濟安保”與“防務破限”的政策實踐，點明瞭岸田内閣安全認知的實質，即通過安全保障政策保障國際政治利益與修憲强軍目標的雙軌策動。回顧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的發展脈絡，岸田執政後對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可以説體現出一種延承性的調適動向，其確定性在於日本追求對地區安全秩序和國際戰略空間的協調與掌控能力没有改變，與此同時也爲地緣安全格局注入了不確定性風險。

　　具體而言，調適動向之一是突出安全保障體制方面的繼承性與完善性。這也是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動向最顯著的確定性所在。第一，沿襲安倍理念，堅定不移地走“修憲”保守强硬路綫。在安倍執政時期，日本政府强化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頂層設計，力圖實現“大國主義”的破限改革，其2013年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就顯示了安倍政府實現“大國化”並最終突破“和平憲法”的戰略指向。營義偉就任日本首相後宣稱修改“和平憲法”是自民黨的基本方針，岸田文雄上台伊始也將“修憲”提上議程，把修改《日本國憲法》定位爲“自民黨總裁的重要課題”,宣稱將集全黨之力實現“修憲”。2022年7月岸田帶領自民黨贏得衆議院選舉，但礙於日本民間反戰力量對全民公投的阻力，“修憲”依舊只是岸田時期安全保障政策的“暗綫”。第二，優化官邸主導，打造以首相爲權力中心的安全保障决策團隊。安倍政府强化了首相官邸對安全保障體制的主導力度，這種在議會制度之上設置最高决策機構的“屋上架屋”政治架構爲後安倍時代推動安全軍事大國化創造了有利的决策空間。岸田政府承襲並優化了安倍式“首相獨裁體制”,設立首相直屬的“健康危機管理廳”,在内閣官房專門設置“實現新資本主義會議”以實現其“新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改革，並在内閣新設“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一職以推進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的實施。第三，修訂三大文件，加速日本戰後安全與防衛戰略的轉型。岸田政府“新安保三文件”明確了“保有攻擊敵方基地的能力”,删除了2013年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關於“走和平道路”的表述，並表示“將防衛費提昇至GDP的2%”,以緩解未來日本進一步“軍事鬆綁”的政治阻力。該系列文件還指出“不否定對台灣行使武力的可能性……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的活躍化”等,順承了菅義偉訪美時首提台海安全問題、安倍晋三“台灣有事”論等一以貫之的確定性安全認知邏輯。當然，“新安保三文件”也體現了未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爲應對不確定性風險而轉向多領域擴展的調整趨勢。

　　調適動向之二是在經濟安全保障領域加速經濟與安全的整合。在體制化完善方面，岸田時期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戰略逐步成型，由理念與戰術形成層級向制度化與戰略化方向演進。安倍政府就很注重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的建設，在經濟産業省新設“技術調查室”和“經濟安全保障室”,而且踐行“以經促改”原則，即以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維持較高支持率，再以此爲基礎推進不受民衆支持的安全保障政策。岸田執政伊始便提昇了經濟安全保障的體制規格，增設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一職，並出台“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將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定義爲“經濟問題上昇到國家安全層面，使用經濟手段追求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的戰略”。在國内經濟安全能力建設方面，岸田政府設立7740億日元的專項資金以支持本地尖端半導體的生産，並促使國會通過“支援新設尖端半導體工廠等關聯法的修正案”,這是日本首次制定法律以補貼尖端半導體生産。在對外經濟産業安全合作方面，岸田政府推動區域經濟安全韌性建設，持續深化與美國爲中心的關鍵技術與産業聯盟合作，在“印太戰略”下擴充與美國的經濟框架合作，設立經濟版“2+2”磋商機制，促進兩國在尖端技術領域制定國際標準，强化兩國在“印太經濟框架”(IPEF)下的半導體供應鏈合作。同時，岸田政府注重與印度的經濟安全合作，提出日印“搆築後疫情時代强有力的全球供應鏈”,並强化兩國在多邊機制下的供應鏈合作。日本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出“針對他國的經濟脅迫行爲，(日本)提昇了經濟安全保障的必要性。”綜上可見，經濟安全保障是岸田政府比較鮮明的戰略偏好，其旨在緩解日本國内新自由主義經濟框架的外部壓力，以更加殷實的財政支持和外部動力强化政府對安全保障戰略頂層設計的有效把控。

　　調適動向之三是在安全防務方面構建多層級合作體系。安倍政府曾提出“民主安全菱形“印太戰略”等安全構想，尤其2018年《防衛計劃大綱》强調了日本同其他亞太國家開展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倡導以“積極和平主義”與“俯瞰地球儀外交”漸進推動日本安全保障戰略構想的海外拓展。在此背景下，依託日美同盟與“印太”地緣安全盟伴體系强化安全保障戰略成爲岸田政府調整其安全保障政策的最顯著特徵。第一，加强自主軍力建設，搆築多元的綜合防衛力量。“新安保三文件”修改“專守防衛”方針，宣稱應擁有“反擊能力”,着眼發展遠程打擊武器，與美軍共用“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系統，並計劃到2027年將日本軍費支出提昇至國内生産總值(GDP)的2%。岸田政府進一步敲定了從2023年度起五年内的防衛費總額約爲43萬億日元，將用於增强日本在太空、網絡、電磁波等新領域的防衛能力，並構建能從敵方射程外實施攻擊的“防區外防衛能力”。第二，鞏固日美同盟基石，深化共同防務戰略指向。岸田政府强調在“日美同盟”外交基軸下，推進民主國家安全聯盟，强化價值觀外交。日美安全合作範圍已經涉及“太空及網絡”“綜合導彈防禦”“聯合訓練和軍事演習”“情報、監視及偵察(ISR)活動”“海域安全保障”“後方支援”“應對大規模灾害”等幾乎所有領域。第三，構建多元化聯盟安全體系。岸田政府在縱向上繼續與美國及其盟伴國家開展“印太戰略”聯結的同時，又在横向上拓寬戰略自主性，拓展原有同盟框架内的小多邊安全防務合作，同時建立新的雙邊、多邊安全合作體系。2022年1月和2023年1月，日本分别與澳大利亞、英國簽署《互惠準入協議》。2023年8月18日，日美韓在美國總統度假地戴維營舉行會晤，這標誌着日本在日韓國民對立情緒激化的背景下着力推進兩國的實質性安全防務合作，“在首腦層面展示合作姿態來威懾中國”。

　　(二)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認知的特點與慣性

　　從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演進脈絡不難看出，其調適動向是岸田政府統合自民黨派閥政治意圖、戰後日本“大國化”决心與當前中美戰略博弈態勢下能力利益認知的系統性産物。因此，要找到歸因解釋變量中契合其政策動向的顯性相互作用關係，需結合“能力一利益—意圖—决心”四個要素，挖掘並歸納其背後的認知特點及確定性的决策認知慣性。

　　第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轉向呈現能力與意圖維度的主動性特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安全防衛能力的主動性轉變。岸田政府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有着重要的轉型標識性價值，其安全保障戰略無論從制度建設還是具體政策，都體現出由被動型“專守防衛”全面轉向主動型“攻守兼備”的特點。二是安全保障戰略意圖的主動性契合。隨着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大力推進美國及盟伴“印太戰略”的對華包圍圈，日本地緣安全合作的“印太”框架戰略優先級不斷提昇，日本積極協同美國推進“印太戰略”,並扮演“輔美遏華”的地緣支軸角色。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機制的重啓、“印太經濟框架”的落實等戰略意圖的主動嵌合，都可視爲日本爲追求國家的“絶對安全”而戰略聯動“印太戰略”的結果。

　　第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能力與利益拓展呈現綜合性特點。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的確定趨勢之一，是將越來越多的低級政治議題高級化和安全化，並將越來越多的合作領域與安全議題掛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綜合性轉向肇始於大平時代的“綜合安全保障”理念，這種趨勢在岸田執政後的强化速度有所提高。一是日本不斷向外延伸多邊、多層級的綜合安全保障體系及能力。在日本首倡、美國接納並主導的“印太戰略”下，日本逐漸打造了日美爲第一層、日印及日澳爲第二層、日本與東盟爲第三層以及日本與英、德等歐洲國家爲第四層的綜合安全保障同心圓結構，安全合作領域從軍事裝備、人員協作向信息配合、戰術制定等全領域拓展。二是經濟安全保障逐漸機制化、全面化，成爲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和國家戰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並與“印太戰略”加速整合。三是將價值觀納入日本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岸田政府將“堅决維護自由、民主主義、人權和法治等普遍價值觀的决心”定位於日本外交與安全保障“三個决心”的首位，一個重要表征是岸田政府在涉台議題中頻繁强調價值觀“保台”以及台海對“印太”地區“自由與開放的秩序”的重要性等。

　　第三，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之間的平衡策略呈現靈活性特點。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保障指向的幾次關鍵調整都與外部戰略環境密切相關，日本總能靈活地藉助外部環境的變化推進安全保障政策的發展。首先是利用拜登政府“印太戰略”深化落實的關鍵節點，適時地推動以日美爲核心的多邊安全體制建設，使日本有效淡化了日美安全同盟中的不平等性，並擴大了日本在多邊安全體系中的話語權。其次是借力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巨大衝擊，巧妙地順應全球供應鏈斷裂和脱鈎的境况，大力推進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最後是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對日美同盟的“核共享”議題進行試探，並將台灣問題與烏克蘭局勢“扭曲聯結”,爲插足台灣問題、擴大地緣安全優勢創造條件。

　　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邏輯關涉執政黨、内閣、中央省廳、學界、地方、國民經濟與安全等，派閥政治訴求與戰略决心的偏好取向具有戰略慣性，但基於能力與利益的考量，日本愈發難以在中美之間維持戰略平衡，中美包容性競争轉向對抗性競争的演化速度及烈度成爲影響岸田調整安全保障政策動向的核心變數，這也是較爲靈活的經濟安全保障成爲岸田政府强化其戰略空間關鍵抓手的動因。綜上，在對外界意圖的不確定性風險、自身戰略意圖與戰略决心“合理化”的認知推動下，岸田政府注重在“能力一利益”層面强化多邊外交與多元議題的結合，旨在讓日本把控地區秩序走向、打破“隨美型”地區戰略的限制，以縱向産業鏈布局助推經濟安全目標，並引導地區安全張力，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建立自由開放的地區秩序”。基於此，本文將意圖認知引導能力建設、能力建設推促利益認知、戰略决心引領系統行動的三組解釋變量作用關係歸納爲内部歸因邏輯。

　　(三)不確定性對日本特殊戰略决策認知結構的影響

　　歸因主體的特殊决策認知結構是在錯誤知覺共性的一般性抽象與不確定性歸因分析間建立適配性的補償機制。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動向特點，是日本戰略文化與决策認知結構同後安倍時代不確定性外部環境共同塑造的，其與宏觀認知、微觀認知同屬調節變量，影響岸田政府對能力、利益、意圖及决心的安全認知。這也是將原有的不確定性歸因理論作爲工具來分析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變化的邏輯鏈條中必要的中介要素。

　　第一，不確定性與日本的環境依賴和危機意識偏好相互作用，安全環境的變化使日本固有的安全焦慮昇級並外溢至新的安全領域，在岸田執政後這種趨向隨日美“印太戰略”的提質昇級而加劇。島國的土地稀缺與資源匱乏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導致日本産生了對環境資源的依賴心理和强烈的危機意識。回顧近代以來日本的現代化歷程，内外交困的處境和直面西方列强時的心理落差進一步催生了日本民族的危機思維傾向。當下，在大國地緣安全博弈的衝擊下，愈發顯著的安全不確定性使日本對區域經濟秩序、産業鏈結構、能源供給、高精尖技術競争力等議題的安全感知愈發焦慮，促使後安倍時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整體脈絡呈現“泛安全化”特徵。

　　第二，不確定性使日本的集體主義權力政治偏好凸顯，爲岸田政府强化盟伴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觀念動力。集體主義觀念是日本的特殊社會文化現象，影響着日本的國民性格與國際政治實踐。“對於世界政治主流局勢變動，呈現出機會主義式附隨的特性”。從建構主義的觀念研究分析，日本集體主義權力政治認知偏好遵循“聚合性認同”的邏輯，其尋求在更大的地理或政治範圍建立集體認同、尋求“類屬身份”或“集團身份”,但同時日本的危機意識偏好又塑造了其對暴力型規範的認知慣性，尋求排他性安全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因此，岸田政府的安全保障戰略布局呈現出快速推進聯盟體系建設的傾向，在安全合作的具體議程中以現實課題爲導向不斷擴大合作的領域、拓展合作的深度。

　　第三，不確定性對日本的地位觀念與對外擴張偏好産生衝擊，岸田政府欲借安全戰略維係日本在國際秩序中的“一極”地位。長期以來的“縱式”社會結構使日本形成了等級地位觀念,這種對地位的執着源於對權力的追求，日本在國際政治中形成了基於地位意識的戰略文化，遇强追隨、遇弱恃强、不甘居人之下。同時，擴張思想也深植於日本的戰略偏好，無論是大和“百餘國”的統而化一還是近代日本的侵略擴張，都折射出實用主義視角下日本以擴張手段擺脱負面外部環境影響的戰略思維。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追求的“一個全方位的内容豐富的大國夢想”,似乎也在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時遭到了挑戰。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地緣安全環境信息復雜化、國家對傳統安全概念邊界進行過度擴大的“泛安全化”主客體互構進程等現象，加劇了日本維係自身在地區和國際秩序中權力地位的决心，進而加快了岸田在安全保障領域對美國的戰略追隨步調。

　　上述不確定性的認知結構影響傳導至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的政策執行階段時，形成了三組内在阻力。一是安全意圖的自主與追隨矛盾。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破限”意圖需要美國的“許可”,對美追隨顯然是日本實現安全利益最大化和“大國化”目標的捷徑，但日本亦需在中美之間不斷維持適度的戰略平衡，以求規避風險和險中獲益。二是綜合利益的合作與脱鈎矛盾。經濟安全保障隱含着相互依賴與國際制度的武器化目的，與日本奉行的開放、透明的自由主義市場原則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認爲“只有擁有根據國際規則建立秩序的力量才是實現經濟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但即便在疫情下，日本對華貿易依存度仍不降反昇，安全與發展的佯謬是岸田政府無法逥避的問題。三是長期願景的改革與輔成矛盾。輔成國是在秩序轉變過程中能够發揮主動作用的中心國家，其既能協助霸權國捍衛秩序，又能掣肘霸權國以擴大議價空間。日本意圖成爲全球多邊主義回歸的“引領者”,但在日美同盟的綁縛下，這種身份地位的訴求與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對冲博弈的調整邏輯是背道而馳的。可見，不確定性對日本特殊戰略决策認知結構的影響加劇了後安倍時代日本内部安全認知的張力，意圖的戰略需求與利益的發展悖論需要更爲强大的能力基礎以實現戰略自主，而對地位與身份角色的執着追求又不斷加碼上述認知張力，使三組解釋變量的作用關係進一步强化。

　　三、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動向的不確定性歸因分析

　　在上述對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動向的特點及不確定性作用下日本安全保障戰略决策認知結構等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搭建了一個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政策輸出的分析框架(參見圖1)。其一，日本對自身安全情境的界定影響其内外維度的認知模式，因此首先需界定作爲前置變量的安全情境；其二，由於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意圖、安全利益與安全保障能力之間的現實作用關係明顯，而而意圖、利益與能力的變化進一步推動日本堅定安全保障路綫的决心，故選取“意圖一能力”“能力一利益”“决心—其他”三組自變量相互作用關係，分析其認知機制與作用邏輯；其三，結合宏觀認知、微觀認知以及不確定性影響下的日本安全保障特殊决策認知等三個調節變量，分析其對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認知邏輯的影響。

　　(一)前置變量分析：岸田執政後日本對安全情境的界定

　　國際關係歸因理論强調情境對國家認知傾向的影響作用，對安全環境性質的戰略認知是日本感知外部威脅並調整國家安全保障政策的基點。現代東亞的安全規範實質上是美國在戰後建立起的安全同盟規範，這種規範觀念决定了日本如何界定其所處安全情境，並深刻影響着岸田政府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戰略認知。自美國“印太”盟伴體系將經濟安全提昇至戰略高度以來，東亞地區的産業鏈布局在安全思維的影響下大幅調整，科技、氣候等議題也加劇了中美權力關係中的“泛安全化”傾向，東亞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開始將經濟安全視爲新時期的焦點。認知的理念差异不僅派生出多領域的地緣安全風險，還導致了軍備競争成爲謀取確定性安全的必要手段。日本周邊安全秩序的不確定性即源自地區安全規範之争，不確定性下的認知偏誤又進一步强化了岸田政府對情境中惡意與對抗性的感知，使其對安全情境的界定産生了一種“錯位”的確定性。例如，在追求“大國夢”的過程中，“中國被日本視爲最重要的安全威脅”,而且這種認知“確定”效應與歸因“最惡”傾向持續叠加。

　　岸田執政後日本對自身周邊安全情境的認知，是日本對權力對比的物質實力因素與安全理念的觀念規範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後得出的結論。因而，岸田政府對日本整體安全情境的界定是一種對傳統安全情境與非傳統安全情境界定的綜合判斷。在傳統安全層面，日本對大國博弈下地區安全性質的認知是合作色彩淡化的競争情境。2022年版《國家防衛戰略》指出“全球力量平衡發生了重大變化，洲際競争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都有出現。這種趨勢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尤其明顯。”在非傳統安全層面，岸田政府的認知是强調對抗的競合情境。2022年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出“對抗與合作在國際關係中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國際關係中地緣政治競争加劇。”隨着地區安全議程在“泛安全化”觀念下的復雜化，原本强調合作屬性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逐漸向强調對抗屬性的選擇性非傳統安全合作演進，並呈現爲一種强競争性的競合情境。需要强調的是，競合情境的認知是後安倍時代日本情境認知的確定性判斷，但隨着中美戰略競合下不確定性的積聚，三國政府對競合情境中競争與合作的比重認知均不斷向競争方向傾斜。因此可以認爲，日本對整體安全情境的界定是一個競争性爲主的競合情境。

　　日本的特殊决策認知偏好進一步固化了岸田政府對安全情境的界定。第一，地位秩序觀念使日本過早排除了無重大安全威脅的可能性，進而强化了對情境的界定。日本認爲中國在台海、南海等問題上的立場表述是中國對區域既有安全秩序的挑戰與改寫，是中國軍事實力與“戰略野心”膨脹的結果，日本“不能允許單方面武力改變現狀的嘗試”,不確定性下“錯位的確定性”使日本進一步忽略了地區安全環境中的合作信號與合作契機。第二，岸田政府强化遏華安全合作契合日本的集體主義權力政治，其對安全集團的追隨和對現實利益的追求客觀上阻礙了地區安全治理合作的推進。而且，排他性地緣安全盟伴體系旨在保障少數國家的安全，不利於競合情境向合作情境的轉化。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所謂的“追隨强者”並非絶對的“依附”,而是自身成爲“一級”强者的手段，這也是爲何日本積極謀求與英國、德國等亞太域外國家建立更爲自主的雙邊安全合作的戰略動因。第三，危機意識觀念下日本過度關切各類安全問題對本國安全的負面影響，這種焦慮的外溢使日本對地區安全問題産生認知失調。2021年菅義偉訪美時首提台海安全問題，岸田在2023年七國集團廣島會議上再次强調對台海安全的關切，這種對華戰略恐慌情緒的延續與外溢使日本無法輕易承擔改變安全情境界定的戰略風險。

　　(二)自變量分析：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認知的内部機制

　　歸因分析内部解釋變量的相互作用關係是國家行爲背後的内生性自變量，是國家戰略决策的核心驅動力。内部維度的認知要素並不等同於一國的國内因素，一個國家的内部歸因認知機制既包括了它對自身内部各要素的理解，也包含了其對他國能力、意志、利益與决心的解讀。

　　1.“意圖一能力”的對衝要求：戰略意圖與安全能力的二維聯合

　　在歸因分析中，將他國意圖假定爲“最惡”利於國家規避風險，這種斷言也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基石性假定。對於自身意圖，日本自認是一個奉行“普遍價值”的“善意國家”,其安全防衛行爲旨在鞏固所謂“熱愛和平”國家的地位。因此，在競合情境中，日本制定針對他國的安全保障戰略時必須將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性納入考量，以規避忽視他國惡意的風險。對於他國意圖，中國與美國戰略實力的趨近態勢及其對主權與領土問題的堅决捍衛等使日本感受到了中國軍事能力的“質變”,日本認爲中國或意圖“發展與美國匹敵甚至優於美國的軍事力量”。可見，在競合情境中，岸田政府傾向於高估中國的軍事安全能力，並低估中國在安全合作和對話中提供幫助的能力。因此，在岸田執政後，日本似乎實現了對他國安全意圖從不確定到假定“最惡”的邏輯跳躍，將中國安全能力的提昇歸因於中國意圖的“惡意”變化，即惡意要求更多的進攻性能力。這種意圖對能力的要求是主動的，與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主動性特點相一致

　　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結果，中國對主權和領土安全的維護並没有對日本的針對性安全意圖，但由於感知到了“惡意”,岸田執政後日本評估自身缺乏相應的安全能力以扺禦“惡意”國家的擴張壓力，因此岸田政府選擇優先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以增强自身安全能力。從日本的官方表態和社會情緒可見，處於競争或競争性强的競合關係中，日本將中國的戰略克制(如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選擇擱置争議)歸因於自身的强勢和努力，將中國的温和防禦(如中國在台海、南海的防禦性軍事活動等)歸因爲對方的惡意，而應對策略是以發展進攻性安全能力對冲“惡意”意圖。但這種機會主義的擴張動向在事實上搆成了日本戰略意圖的“惡意性”,並不符合一個尋求安全國家的善意舉措。“惡意”感知使日本在具體安全領域以强化應對能力的方式，對冲意圖的不確定性和“惡意”風險。爲此，2022—2023年間，日本積極强化釣魚島周邊竹鬆、健軍、相浦、奄美、那霸、知念、石垣島等地區的安全防衛力量，並謀求以此搆築地緣戰略支軸，提昇對台海安全局勢的影響力。

　　2.“能力一利益”的雙向驅動：綜合利益與安全能力的雙重要求

　　歸因理論認爲，國家普遍傾向於忽視他國的利益。同時，正如實力轉變理論强調的“依據本國的實力來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當一國能力得到增强時，不斷壯大的能力將反向驅動其擴大對利益的界定，而能力是國家獲得利益或實現戰略目標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此利益界定擴大也將驅動能力的昇級。如二戰時期，日本在實現工業化後走向了海外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短期大幅提昇的進攻性軍事能力需要日本獲取更多的資源和經濟利益，日本對殖民地的掠奪與控制又需要其擁有更加强大的軍事實力，能力與利益的“鏈式反應”最終驅動了日本無法遏制的擴張侵略行徑。

　　這種軍力支撑戰略、戰略支撑控制力、控制力支撑經濟資源利益、利益支撑軍力的邏輯鏈條與岸田執政後日本的安全認知慣性如出一轍，“能力一利益”的雙向驅動建構了當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綜合性特點：因對他國利益的否定，日本從資金支持(軍費預算)、法理支持(反擊能力)和盟友支持(同盟安全保障體系等)三個維度提質昇級安全能力，國民安全與發展利益、自民黨法制改革的民意基礎以及同盟安全防務合作所外溢的利益隨之擴大並進一步推促日本繼續强化安全能力，從而在長週期實現對綜合利益的獲取與掌控。在具體實踐中，岸田執政以後在日美首腦會談中多次確認“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五條”,這意味着日本對本國安全利益的優先考量以及對中國核心利益的忽視。在“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利益宣言下，日本加快推進海上軍事能力建設，進一步爲日本擴張海洋安全利益的界定奠定了實力基礎。在國内層面，日本自民黨追求“大國化”的利益目標要求其擁有强大的政策改革能力，而這種能力所對應的上層政治結構必須確保得到國民經濟與國内情緒的支持，故以安全焦慮的輿論導向擴大保守型安全利益認知，成爲安倍及岸田政府推動强化安全保障進攻性防衛力量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岸田執政後，日本漸進拓展了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而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下新的海外供應鏈布局又會催生新的海外利益鏈條，最終呈現出經濟安全利益與能力相互需求、縱深發展的圖景。

　　3.“决心—其他”的系統效應：朝野保守本流的多元型安全保障政策

　　决心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爲自身目標奮鬥的意願大小。在綫性關係層面，决心的大小决定了一個國家偏好什麽樣的戰略(即意圖),擴張的决心隨利益與能力的擴大而增强；在非綫性關係層面，由於意圖與能力、能力與利益之間的强關係，這三個要素之間的交互也將間接影響一國的决心。因此，决心是一個與其他各要素相關的函數，系統效應思維是對决心進行歸因時避免錯誤知覺的關鍵。但是，要避免將决心視作杰維斯所説的“突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ies),這是因爲雖然决心與其他要素間都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但内部維度系統的性質並不由决心單要素决定。可以説，决心更像國家戰略决策的助燃劑，而非燃料。國家有可能因兩種情况而忽略安全情境因素進而低估他國决心：第一種情况是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認知出現較大偏差，如在勝利擁簇下愈發自負的拿破侖進攻俄國、渴望速勝的野心家希特勒入侵蘇聯；第二種情况是國家間軍事能力過於懸殊，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動朝鮮戰争、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等。

　　在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延續性動向體現了日本擺脱“戰後體制”的决心。隨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進攻性戰略意圖漸次顯露，隨之産生的能力增長與利益擴大的雙向作用强化了日本的安全戰略决心：基於對自身及同盟當前能力與利益的判斷，日本將在追求成爲軍事大國的道路上變得更加堅定不移，這是維護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强化安全保障能力、遏制他國“惡意”意圖並以實力爲基礎擴充戰略自主性的多贏之舉。在競合情境中，日本對美國在同盟關係中的合作决心也存有一定程度的擔憂，尤其是在俄烏衝突所引發的安全焦慮下，日本以安全保障戰略爲路徑實現“正常國家化”的决心持續增强。在軍事安全領域，岸田政府從戰略制定與法理約束的方向解綁日本的進攻性能力，同時廣泛而深入地搆築以日本爲次核心的盟伴安全保障合作框架，以“熱愛和平國家”的“大國角色”展開針對性的安全部署，台海及釣魚島周邊海域成爲其安全防衛部署的地緣焦點。上述系統效應的本質，實爲日本謀求擺脱“戰後體制”過程中對戰略自主性和戰略主動權的追求，“戰略自主性”和“戰略不可或缺性”是岸田執政後日本推進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的基本思路，秉持實現“正常國家化”的决心，增强“防衛力、經濟力、技術力”等“必要”的綜合國力。

　　(三)調節變量分析：不確定性外部維度對内部認知的影響

　　外部維度的歸因認知能够影響内部相互作用的强度與速度，承擔着客觀世界外生不確定性傳導至内部自變量相互作用關係的中介功能。在不確定性的影響下，岸田政府對外部的宏觀認知加劇了日本的安全能力焦慮和對他國“能力一利益”轉化效率的評估，微觀認知强化了日本對外部風險的擔憂，特殊决策認知則淡化了日本對他國所受情境約束力的感知。

　　1.宏觀認知：能力轉化效能與利益場域擴散

　　在内部歸因的變量關係中，日本對他國軍事進攻能力的安全認知與對自身和他國利益的界定呈綫性相關。日本對外部環境的宏觀認知不僅作用於内部的能力認知、利益認知及二者間的相互作用，也反向影響着外部環境本身，影響着日本的宏觀不確定性認知。

　　一方面，國際體系宏觀結構與進程中的不確定性衝擊着日本對外部安全環境的認知，導致日本放大了對自身安全能力欠缺及對利益場域界定的認知。權力擴散是不確定性時代的重要特徵，“知識和技術的擴散使權力更平均地分佈在世界中”,這也意味着國家的傳統性權力資産無法徹底地兑换爲一國的權力，軍事能力不再等同於獲得安全的能力。隨着不確定性對日本安全義利觀的塑造，缺少核打擊能力的日本爲了實現安全利益的絶對增量，將安全利益的界定由傳統的軍事安全利益擴散至更多新場域,贏得非傳統軍事場域的利益成爲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新目標。2023年4月被問及在“台灣有事”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將采取何種行動時，岸田重申日本在認定其爲“存亡危機事態”的情况時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該表態一則是利用“存亡危機事態”概念爲集體自衛權“破限”鋪平了道路，二則體現了日本在地緣安全問題上能力與利益認知的轉變。

　　另一方面，宏觀認知使日本對他國能力轉换爲利益的效能産生瞭高估傾向，進而放大了自身的安全焦慮。日本本就傾向於放大中國的軍事能力威脅，而經濟與軍事能力對比關係的臨界翻轉進程差异使日本對中國能力轉化效能的評估進一步昇級，“中國軍費支出在1992年開始的30年間增長約39倍，從2012年開始10年間增長約2.2倍，……2021年中國軍費的實際支出比公佈的預算多出1.1—2倍”。這種效能的認知錯位與日本的“軍事大國化”决心合流的結果，便是在岸田時期“新安保三文件”計劃提昇軍費至GDP的2%以上，並計劃在2027年成爲世界第三軍費大國。同時，能力與利益認知的改變也將反向塑造國家所處的外部環境，“追求强大的進攻性能力更容易招致更多的敵人”。隨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愈發脱離“專守防衛”的限制，區域内其他國家在軍費開支、武器研發等方面或將投入更多資源，甚至開啓地區軍備競賽的“潘多拉魔盒”,這種趨勢與安全困境“螺旋模型”的認知邏輯存在一致性。但是，當前地區强國間發生大規模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在下降，日美安全保障聯動下的地緣“泛安全困境”或“非傳統安全困境”或更值得關注。

　　2.微觀認知：意圖認知錯位與信號甄别困境

　　在微觀層面，不確定性也影響着國家對外部環境的認知模式。岸田政府的國家安全保障决策架構所接收的涉及安全議題的信息極爲龐雜，其中既包含涉及敏感或核心安全問題的信息，也包含了他國對日本發出的各種主動或非針對性的安全信號。在不確定性作用下，岸田政府對他國及自身的决心認知和對他國意圖信號的認知發生了變化

　　地緣安全環境中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使安全信息激增，致使日本在識别他國意圖及决心的過程中易産生主觀上“錯位的確定性”,固化競合情境下對他國“惡意”及“隱藏的對抗决心”的高估傾向，生成因認知變動所帶來的安全風險。2022年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周邊安全環境中的各類軍事活動十分密集。同時,“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安全保障的應有狀態……網絡等領域風險加重，包括虚假信息擴散在内的信息風險”,所有信息共同導致了日本認爲“基於外部信息正確把握他國的威脅意圖是很困難的”,只能通過他國“能力和意志的組合”來判斷其意圖和决心。

　　可見,岸田執政後日本的安全認知慣性是參照他國軍事信息所反映的軍事能力增長來推斷他國的進攻决心增强，進而判斷他國存在進攻性的“惡意”意圖或“威脅”。“新安保三文件”中關於構建對冲“威脅”的“威懾力”政策表達清晰展現了上述認知邏輯：日本决策精英層篤信權力轉移和大國政治的理論預期，爲應對中國全面性崛起以及對現狀的改變，日本有必要構建能够産生軍事推回、經濟遲滯、制度規鎖和意識形態詆毁等效用的綜合威懾力，從而迫使中國放棄實力基礎上的“攻擊性意圖”。岸田執政後日本的安全威懾舉措本身是一種静態戰略，這也意味着威懾需在發出威脅後等待對手的舉措，這種“試金石機制”導致威懾戰略的有效性本身也具有不確定性，進而使其在威懾戰略的相持階段對他國能力變化和意圖傾向更加敏感。激增的安全信息本身也加劇了意圖在客觀層面的隱匿性。爲强化信號的可信度，岸田政府通過大幅增加防衛預算、建設進攻性能力等方式發出自認清晰的戰略號，宣示日本已經着手搆築“量與質都凌駕於中國的戰力”,以迫使中國“增加戰略成本”“失去對權益伸張的過度自信”。同時,認知的改變也反向作用於外部環境，日本對華的“惡意”認知傾向亦削弱了中日間的安全互信基礎。

　　3.特殊决策認知：淡化他國所面臨的情境約束力

　　在岸田執政後，日本敏感焦慮的安全認知傾向使其對中國安全能力的認知被擴大；在傳統權力政治觀的影響下，“錯位”的决心認知使日本進一步堅信中國的“擴張”决心；同時，日本“以追隨强者謀自主空間”的戰略慣性和對“一極”地位的追求，使其不斷通過戰略競争的方式對冲一個“挑戰”現有安全秩序的國家所帶來的利益風險。然而，在不確定性歸因的認知鏈條中，日本特殊决策認知對其内部認知的作用不僅是直接式的，其在與宏觀認知、微觀認知的共同作用下還可以通過影響日本對他國所受情境約束力的評估認知，間接影響其對他國能力、利益以及决心的綜合歸因判斷。

　　一國所面臨的情境約束力是由其與他國間安全關係性質所决定的，與該國在安全情境中實施安全威脅或進攻性軍事行動所需的戰略成本及决心等有關，故他國威懾的可信度可被看作一個能力、利益、决心和情境約束認知的函數。本文結合調節變量作用下國家對他國“能力一利益”的轉化效能認知傾向，引入對他國威懾可信度C1的不確定性歸因認知函數：

　　對日本而言，在當前競争性加劇的競合情境中，中國是地區安全秩序的挑戰者，隨着中國擁有更多的能力資源並將更多的資源用於發展“進攻性能力”,中國在地緣戰略進程中的風險承擔决心將突破情境關係的約束限制。可以説，特殊决策認知的調節結果便是日本淡化了他國所受安全情境的約束力，加之内部認知對他國能力、利益、二者轉化係數及進攻性决心的高估，最終傾向於高估他國安全威脅信號C1的可信度。這種認知心理顯現於日本政策界、智庫界的判斷論調中，如負責安全保障政策與危機管控的前内閣官房副長官助理高見澤將林在岸田執政伊始就曾指出，隨着中國常規戰斗力的提高，建立在美國優勢實力基礎上的地緣威懾架構所能發揮的情境約束力“存在着重大隱憂”。

　　四、結論與啓示

　　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動向的不確定性歸因邏輯是一個綜合、多階的復雜系統。本文從當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調整的動向特徵入手，以不確定性歸因邏輯爲理論前提，提出了情境、内部、外部三個維度的若干解釋變量，確立了分析框架的前置變量、核心自變量與調節變量——情境性質的界定、内部認知變量相互作用關係以及不確定性外部認知的影響，嘗試剖析岸田執政後日本安全保障戰略决策的因果機制。本文有待發展之處在於認知心理學理論無法量化，因此本文在建構概念、進行定性分析時對研判岸田政府安全保障戰略偏好的内部取向演進無法跨越理論工具的局限性。但好的理論不僅應解釋世界如何運行，也要關注應該如何運行。國際政治的立學之本應從問題出發、以果推因，探求戰争與和平、國家之興衰。戰後日本軍事戰略不斷累積的進攻性傾向存在歷史基因，歸因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地緣擴張觀念動力以及闡釋不確定性歸因認知互動進程下的地緣安全困境生成機制是未來有待研究的延伸性議題。

　　在中美戰略競争的大背景下，中日安全情境難以在朝夕間得以改變，而日本整體右傾的政治、輿論環境已然形成了“過度安全保障”的内循環。日本未來安全動向的確定性趨勢是將進一步向突破憲法束縛的政治願景邁進，中國必須正視地緣安全與政治風險的現實。不確定性的“熵增”邏輯似乎將成爲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真實寫照，但認知並非静態的過程。從歷史的脈絡看，中日關係重復“趨冷—回暖”的週期性波動，日本對華意圖感知也重復着“善意—惡意”的認知跳躍。隨着中國穩步拉大與日本的綜合國力差距，日本安全保障戰略賴以實現的實力優勢將持續下降，當圍堵、封鎖與遏制行之無效時，中日關係“進大於退”的確定性便會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