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日聯手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試圖借由政治話語具有的身份、關係及概念建構功能，在台海區域建構壓制中國大陸涉台話語體系的話語霸權，此舉對兩岸關係、中日美雙邊及多邊關係以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注入更大的變量。本文從政治話語功能入手，提出並界定“台海政治話語霸權”概念，分析其建構路徑。在此基礎上，探討“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的脈絡特徵及其内在動因，同時對美日借由該政治話語的建構功能在台海區域形塑身份，强化戰略扈從關係，構建話語霸權體系展開深入剖析。基於此，進一步探究該政治話語可能産生的政治效應，如預埋話語陷阱、强化“以台制陸”策略及引發地緣政治連鎖反應等。在美日圍堵和壓制中國大陸的戰略之下，分析並探究美日構建“台海政治話語霸權”的概念、路徑及影響，對我方如何應對，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關鍵詞：政治話語；台海和平穩定；功能建構；話語霸權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中日兩國領導人通話，雙方一致同意以此爲契機，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然而，拜登202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後，日本時任首相菅義偉於同年4月赴美與其簽署“聯合聲明”，抛出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公開介入台海議題，干涉中國内政。此舉對兩岸、區域、中日及中美關係均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與衝擊。而岸田文雄於2021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來，不但延續前任日本首相的干涉介入政策，而且呈現出變本加厲的發展態勢，此舉是對中國内政的粗暴干涉，持續對中日關係産生負面效應，同時也加劇了台海的緊張局勢。那麽，美日緣何聯手抛出上述的政治話語？其背後的深層謀劃爲何？會引發怎樣的政治效應？本文就相關議題展開深入探析。

　　一、政治話語功能及其霸權建構

　　話語是主體之間交换信息的載具與橋樑，具有主體間性。然而一旦加入權力的因素，話語互動便可能演化爲主客體的權力不對稱關係。米歇爾·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指出，“明顯話語只能是它没有説出的東西的逼迫出場，而這個没有説出的東西又是從内部消蝕所有已説出的東西的空洞。”亦即，話語具有一定的隱喻及指向性功能。而政治話語作爲話語的一種類型，不僅停留在文本信息傳達的層面，而是具有多種較强的政治功能屬性。政治話語事實上通向意識形態，是爲政治權力服務的意義體系的表達，這是政治話語表現出來的政治性，也是它的本質特性。與此同時，政治話語還是各種權力集團的鬥争場域，他們經常采取攻擊抹黑對手的手段，競相獲得公衆的支持。在國際社會層面，政治話語則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營銷手段和現代衝突的非對稱方式，它也决定瞭如何描述國際社會的戰略，並形成了國家或地區行爲的模式。 政治話語成爲了各方展開激烈政治博弈，建構話語體系，争奪話語主導權，甚至形塑話語霸權的手段與路徑（見圖1）。 

　　（一）政治話語的功能建構

　　英國學者諾曼·費爾克拉夫在其專著《話語與社會變遷》中强調話語對社會具有建構作用，其建構效果對應語言的“身份”、“關係”和“觀念”功能，這三個功能呈現相輔相成的關係。如上所述，政治話語屬於話語中一種政治功能屬性較强的類型，在實際的運作中同樣會産生此三種建構功能。并且，同樣適用於國際、區域及兩岸關係領域。

　　1. 政治話語具有身份建構功能

　　諾曼·費爾克拉夫認爲，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關涉社會身份得以在話語中確立的方式。亦即，彰顯權力意志的强勢政治話語在政治實踐中，或與其它政治話語交鋒時，可以建構或解構特定的權力關係，通過話語信息的編碼、解碼與規範，達到强化角色認知及身份認同，乃至建構群體意識的政治效用。它對行爲主體與客體以及群體互動的權力關係及角色認知具有建構功能。通過對政治話語的詮釋與形塑，賦予並注入於己有利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在固化其内涵的同時不斷拓展外延，從而掌握政治話語的主導權及詮釋權，在壓制對手的同時將其它行爲者納入己方陣營，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與群體意識。政治話語在此一層面，發揮着建構己方陣營同一性身份，同時强行給予對方陣營貼標籤的作用。

　　2. 政治話語具有關係建構功能

　　諾曼·費爾克拉夫指出，關係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關涉話語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如何被制定和協商。他指出，話語作爲一種政治實踐，建立、維持和改變權力關係，并且改變權力關係在其間得以獲得的集體性實體。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實踐的話語，從權力關係的各種立場建立、培養、維護和改變世界的意義。政治話語在話語實踐中，一方面可建構並强化共同體意識與群體關係，形成具有“我群意識”的同盟、準同盟或扈從關係；另一方面，可爲了達到打擊、孤立對手的政治目的與效用，將後者塑造成群際互動的他者，或規則與秩序的挑戰者和破壞者。 

　　3. 政治話語具有觀念建構功能

　　諾曼·費爾克拉夫界定了話語的觀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他認爲該功能關涉文本説明這個世界及其過程、實體和關係的途徑。話語尤其是政治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可進一步鞏固既有的話語體系及價值認同取向，或調整甚至解構前者而重新建構出新的話語論述體系，形塑出新的政治價值取向。其中，權力與知識無疑是重要影響因素。權力主體或權力集團基於特定政治考量，以他們既有的知識系統及政治價值爲藍本，注入特定意識形態内容，强行進行意義的編碼，從而試圖或逐漸建構出新的知識與價值系統。

　　（二）政治話語的霸權建構 

　　强勢的政治話語在話語實踐過程中，不斷擠壓相對弱勢的政治話語，並試圖推波“沉默螺旋效應”的産生，進一步霸據政治話語的詮釋權與主導權，形成政治話語霸權的宰制體系。從本質上而言，當話語被動員起來加强社會權力系統時，它的作用就如同意識形態。這意味着政治話語顯露並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同時亦是意識形態的載具。而意識形態也是一個話語體系，它搆成了一套宏觀的社會統治關係，而且是通過個體在一系列社會地點的微社會互動進行創造和復製的。政治話語它是一種不對稱的政治鬥争，它涉及不同於對手的行動、思維或組織方式，以實現自身優勢的最大化。政治話語攻擊者的策略代表了非常規的、新的政治傳播攻擊方法，這些方法盡管可能會被對手察覺或理解，但由於采用了新的攻擊方法與手段，政治話語攻擊者在政治鬥争中往往會佔據上風。也就是説，强勢政治話語爲了以壓倒性優勢碾壓對方，會動用异於慣常的新型鬥争策略，來實現其設定的目標，完成其意欲達成的政治效應。

　　權力通過創造政治話語來控制、完善與融入政治話語，並以構建出的政治話語來達到實現和維護其利益的政治目的。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國際社會、區域及兩岸關係層面。國際社會中充滿濃厚意識形態的强勢政治話語，爲了壓制其對手的政治話語，常常加强對特定熱點區域的介入，並不斷建構出一套新的話語論述，試圖形成在該區域的政治話語霸權。而政治話語霸權一旦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會强化己方陣營政治行爲的自我正當性及合理性，而陷對手於進退維谷、動輒得咎的尷尬境地。

　　二、美日“台海政治話語霸權”的建構路徑

　　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1月上台以後，在較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印太戰略”尤其是繼續加大介入台海及打“台灣牌”的力度與深度。同年4月，日本時任首相菅義偉前往美國參訪並與拜登發表聯合聲明，抛出所謂“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的政治話語。此舉，形同日本再次公開介入台海議題的“宣言”。此後，所謂的“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等相關政治話語，不斷見諸於美日與相關各方的聯合聲明或活動演講中。該政治話語充滿了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明顯打着“維護和平穩定”的旗號，破壞台海的和平與穩定。然而却不斷賦予己身以“正當性”與“號召力”，其在美日圍堵與壓制中國大陸涉台話語權方面産生的潜在及現實威脅，值得警惕和探究。顯然，以類似“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等相關政治話語爲基礎，美日利用其在西方政治話語體系中佔據的“先天優勢”，圖謀在台海區域構建出新的政治話語體系及霸權。

　　（一）“台海政治話語霸權”的概念界定

　　政治話語霸權是强勢權力集團爲了維護並實現己方陣營的政治利益與圖謀，以於他們有利的，充滿濃厚政治意識形態的既定政治話語爲基礎，利用各種路徑與手段，强行建構出的一套新的政治話語論述，從而達到壓制對手政治話語的政治效用。以美日爲首的外部勢力，爲了從全方位、多領域及深層次上壓制中國大陸，圖謀削弱、蠶食甚至致使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喪失涉台政治話語的論述權與詮釋權，正不斷通過政治信息文本輸出，政治話語編碼，以及身份、關係及概念建構等方式，在台海區域争奪政治話語論述主導權。同時，該意圖建構的“台海政治話語霸權”，具有濃厚的“排陸性”宰制特徵，亦即不尋求與中國大陸涉台政治話語展開對話或妥協，而是以其在西方社會形成的政治話語優勢，徑直面向國際社會獨佔台海政治話語的詮釋權。

　　而實質上扈從並附和美日外部勢力涉台政治話語論述的民進黨當局則主動配合美日建構話語霸權，試圖“出口轉内銷”達到影響台灣民衆認知與傾向的政治目的。其中，美日再次啓用“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的政治話語，無疑是他們試圖構建“台海政治話語霸權”的表征與路徑。因爲如此一來，他們便可爲自己公然介入台海、干涉中國内政賦予自以爲是的“正當性”，同時將挑釁和圍堵的政治動作，美化爲“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而將中國大陸采取的反制措施抹黑成所謂“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二）美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的脈絡與動因

　　美日聯合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有一定的歷史根源及脈絡可循。早在1969 年 11 月，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發佈的聯合公報提及“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安全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後，時隔52年美日再次將台灣問題納入兩國的“聯合聲明”當中，其指標意義不言而喻。後續，無論是多邊或雙邊，在不同時間點及各種場合中，以美日爲首的外部勢力均不斷大肆渲染該政治話語，而且不少重要的大型會議及場合發佈的“聯合公報”、“聯合聲明”均爲首次將其納入（見表1）。

　　表1  外部勢力提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列表

　　表格略

　　 1.“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提出的脈絡特徵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論述是美日主導介入台海、干涉中國内政的政治話語，由美日雙方聯合布建與推動，通過雙邊、多邊場合不斷向中國大陸以外的各方推介並試圖贏得他們的支持與認同。該政治話語由原本的美日共同宣導，或美日其中一方向其他各方力推，逐漸擴溢至其他相關各方“自覺貫徹”的狀態，如澳大利亞與法國等。該政治話語自2021年4月16日在美日“聯合聲明”中被首度提及後，以美日爲主體或參與的雙邊及多邊互動場合均首次被納入聯合公報、聯合聲明或峰會公報等較具指標意義的重要文件當中。在該政治話語散播的過程中，日本爲極力的倡導與推動者，美國則扮演着推波護航及影舞者的角色。

　　2.“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提出的動因分析

　　上世紀60年代，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對中國大陸采取敵對姿態，不斷加强與台灣當局的勾連關係，甚至於1967年9月參訪台灣地區，致使中日關係處於緊張惡化的狀態。與此同時，中蘇關係也不斷惡化，1969年3月雙方甚至爆發“珍寶島事件”。在美蘇争霸中處於相對守勢的美國，一方面着手修補中美關係，另一方面則强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展現出“拉攏-防範-牽制”的多重策略手法。1969年11月21日，雙方發表的“尼克鬆-佐藤公報”使日本與美國外交路綫的結盟達到頂峰，而日本的佐藤榮作内閣則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與美國共同將“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安全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的政治話語納入“聯合公報”當中。試圖利用台灣問題，與美方繼續共同牽制中國大陸。不過，隨着美方不斷修補與中方關係，乃至1971年尼克鬆以及1972年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安全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這一政治話語便不再被美日提及。

　　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在前任總統特朗普的基礎上，將中國大陸視爲“最嚴峻的競争對手”，並對外宣稱重回“多邊主義架構”，在圍堵中國大陸的策略上采取了“群狼戰術”。日本見機調整其在特朗普時期采取的低調姿態，試圖凸顯其在東亞區域的角色分量，并力争將自己打造成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橋頭堡”，以圖借美國之力實現牽制及壓制中國大陸，拉抬該國在東亞政治影響力的目的。而高調介入台海議題，干涉中國内政，配合美國推動“印太戰略”便成爲了日本的“最佳切入口”。在2021年3月美日兩國舉辦外長及防長“2+2”會談，鋪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之後，同年次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赴美與拜登舉辦首腦雙邊會晤，并發佈“聯合聲明”，正式高調介入台海議題。

　　（三）美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功能建構

　　美日時隔52年再次抛出並兜售“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圖謀借由政治話語具有的身份、關係及觀念建構等功能，在台海區域搆造出一套壓制中國大陸的政治話語體系，試圖逐漸建構並形成配合美日戰略謀劃的“台海話語霸權”。

　　1.將干涉中國内政的美日界定爲“台海和平穩定”的維護者

　　美日爲高調介入台海議題尋找“正當性”及“合理性”，再次抛出了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的政治話語。利用他們在西方話語體系中享有的先天優勢，在台海議題上進行角色身份的强行界定。他們將己方在台海的政治、軍事挑釁舉動美化成“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而將中國大陸采取的針對性反制措施污名爲“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亦即，在“台海和平穩定”這一政治話語之下，美日賦予“維護者”與“破壞者”以政治話語内涵及外延，並在二元對立的語境中，極力形塑己方爲“維護者”的角色定位，同時强行將中國大陸貼上“破壞者”的標籤。在這一基調之下，以美日爲首的外部勢力不斷加大挑釁中國大陸的力度與强度，試圖引發後者産生“應激性反應”，以此形成政治話語攻擊的閉環，獨佔“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的詮釋權，固化二元對立的角色身份。

　　可以看到，美日在政治話語的語義編碼過程中，注入了於己有利的濃厚意識形態内容，並通過國際政治傳播的方式展開政治話語的轉移與散播，試圖影響國際輿論。美國憑藉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權力話語搆造出“霸權語境”，在“非對稱語境”之下，試圖影響、挾制及同化弱勢媒體，影響他們的報導議程設定，營造有利於美國的國際輿論氛圍。與此同時，美日借由雙邊及多邊場合不斷兜售這一政治話語（見表1），並借由其盟友進行二級散播，産生擴溢效應。顯見，美日打着維護“和平穩定”的幌子，行破壞台海和平穩定，挑釁圍堵中國大陸，介入中國内政之實，却圖謀借由霸據“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詮釋權，達到美化其政治舉動，同時在政治話語層面壓制中國大陸的目的。

　　2.借由炒作台海議題强化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扈從關係

　　扈從是相對於平衡的概念，指的是弱勢的一方爲了有效避險、實現其政治目的抑或將其利益最大化，在涉外政策上對强勢一方采取扈從跟隨的策略。决定平衡或扈從的因素是綜合力量、鄰近性、進攻能力及一個强大行動者的進攻意圖。依照類型來劃分，扈從可分爲攻勢扈從和防禦性扈從。攻勢扈從的動機是分享戰利品，而防禦性扈從的動機則出於恐懼而非貪婪。以日本爲首的相關各方，扈從美國的“印太戰略”，跟風高調介入台海議題，加入圍堵中國大陸的行列，從動機來看可歸入攻勢扈從類型之中。而美國則借由炒作台海議題大打“台灣牌”，與日本共謀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來達到强化相關各方對美國的戰略扈從關係。

　　如前文所述，政治話語具有建立、維持及改變權力關係的建構功能。美日針對台海議題炮製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的政治話語，意圖借由操弄意識形態對抗，形塑介入台海、干涉中國内政的集體性實體。一方面，灌輸對抗中國大陸的“群體意識”，圍遶台海議題逐步打造“安全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在群體關係中建立並逐步强化以美日爲中心，其它相關各方爲外圍、層次遞進的扈從關係（見圖2）。這種試圖建構的圍堵中國大陸的扈從關係類似於“群狼戰術”，美日扮演着“領頭狼”的角色。

　　3.以政治話語隱喻構建“台海和平穩定”話語霸權體系

　　政治隱喻是一種變更意義的手段，亦即，既是思維、情感和社會知覺的産物，又是塑造思維、情感和社會知覺的手段，可起到改變外界認知與政治態度的效用，它常利用默認叙事和辯論場景，爲采用意識形態和戰術立場以及二級、元表征論述提供概念性平台。 而且，政治隱喻往往會進行自我包裝，訴求精神道義、高舉旗幟標識，將政治隱喻化約爲濃縮意義的集合，並將復雜政策訴求簡化爲口號宣傳。 在台海區域，美日試圖异化“台海和平穩定”此一原本正向的言辭，對其進行意義轉化並偷换概念，注入濃厚的意識形態内涵，並拓展於它們有利的外延，同時將圍堵中國大陸，實現“以台制陸”的戰略意圖偷渡其中。可以看到，美日將打“台灣牌”、干涉中國内政包裝在它們抛出的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之中，試圖獨佔其排他性詮釋權，將外部勢力的“干涉”“挑釁”動作美化爲“維護”，同時將中國大陸的正當護權行爲抹黑攻擊爲“破壞”。與此同時，打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旗號，發動“群狼戰術”，號召其盟友或相關各方對中國大陸展開“戰術騷擾”，並自詡爲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西方學者認爲，政策與意識形態通過話語取得關聯，政策從意向到付諸行動往往充滿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爲在話語建構中“片面性”是其突出特徵，而一旦霸權介入政策便會成爲一種政治話語。意向政策代表的是政策聲明，而實際政策指的是將聲明落實爲書面形式、文件或法律文本。到了政策運用階段，實踐者會考慮如何將話語文本付諸實踐，若實踐者發現其既定策略達到了預期目標，會進一步轉换爲其它的話語，或變换話語風格（見圖3）。 觀察從2021年4月美日發表“聯合聲明”，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論述以來的脈絡歷程可知，該政治話語已被付諸實際行動，而且已進入了話語霸權建構的階段。并且，美日在借由各自場合不斷兜售此一政治話語的同時，逐步持續抛出其它相互聯動的政治話語，試圖助推它們在台海區域話語霸權體系的成形。比如，日本不斷推介所謂的“價值同盟”，數度宣稱與台灣地區“共享普世價值觀”,是“極其重要的伙伴”等。在推進“價值同盟”建構的進程中，日本與美方共同兜售“安全同盟”。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抛出“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以及美日同盟有事”。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着手制定以“台灣有事”爲設想的“日美共同作戰計劃草案”。 另外，美日拉攏台灣地區以及其扈從試圖推動供應鏈重組及供應鏈“去中國化”的目的，朝着組建“經濟同盟”方向演進。

　　三、美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的效應

　　美日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意在增强及正當化其介入台海、干涉中國内政的行爲，同時借由該政治話語具有的身份、關係及觀念建構功能，在台海區域進行“台海和平穩定”維護者與破壞者的身份角色界定，並强化其戰略扈從關係，同時借由該政治話語的隱喻功能，進行意義更替、概念偷渡及價值傾向建構，從而達到進一步圍堵和壓制中國大陸的目的。那麽，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會産生何種效應？這是個值得深入推究的議題。

　　（一）預埋話語陷阱，削弱中國大陸涉台話語體系的影響力

　　美日運用“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不斷建構其在台海區域的話語體系，並圖謀建構“台海話語霸權”，此舉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會衝擊乃至壓縮中國大陸涉台話語體系的影響力。亦即，以美日爲首，民進黨當局爲輔，其他外部勢力爲外圍及扈從的“反中抗陸”勢力試圖在台海區域與中國大陸争奪涉台話語詮釋權及主導權，二者呈此消彼長的負相關關係。目前，試圖挑戰中國大陸涉台話語權的一方，正從强化政治話語的運作，進入逐步搆造涉台政治話語體系，並朝建構“台海話語霸權”方向演進的進程之中（見圖4）。盡管其涉台話語體系乃至“台海話語霸權”尚未真正設立，但運作推進路徑較爲清晰，目標指向性已相對明確。 

　　進一步探究可發現，美日在該政治話語中預設了話語陷阱。“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就其表征意義而言，不但積極且十分正向。然而，美日在身份角色假定上，將中國大陸隱喻塑造成“負面角色”，並自我標榜爲對抗“負面角色”的身份認定。與此同時，通過政治話語的觀念建構功能不斷异化“台海和平穩定”的原初定義，並賦予其壓制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意圖。包括“台海和平穩定”維持等在内的台海議題，本質上是中國内政問題，美日等外部勢力本無可置喙，然而他們爲了强化介入台海議題的“正當性”，與台灣地區的民進黨當局裏應外合，不斷演化並异化“台海和平穩定”的内涵與要義。在借由政治話語的關係建構功能，强化圍堵壓制中國大陸的扈從關係的同時，試圖讓中國大陸陷入他們預設的“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此一話語陷阱之中。

　　（二）强化“以台制陸”策略，給予民進黨輿論攻擊工具 

　　蔡英文在2016年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之前，在競選期間便數次以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爲説辭，試圖贏得台灣“中間選民”的認同及支持。在該階段，“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政治話語淪爲了蔡英文的競選策略與工具。蔡英文於2016年1月當選後，一方面，不承認作爲兩岸互動共同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肆意惡化兩岸關係，挑起兩岸“敵意螺旋”，激發島内民粹。另一方面則言必稱“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將該政治話語作爲推卸責任、抹黑攻擊大陸，爲其挑釁衝撞策略打掩護的“擋箭牌”。而在2020年1月蔡英文連任後，則宣稱所謂“繼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同時不斷開展“大外宣”，向國際社會營造其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假象，並繼續攻擊抹黑大陸所謂“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2021年4月，美日簽署“聯合公報”正式抛出此一政治話語後，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成爲了民進黨當局“内外宣”的高頻詞。該政治話語除了充當民進黨攻擊大陸，引入外力介入台海，同時也成爲呼應以美日等外部勢力話語運作的策略工具。每當美日及其扈從者炒作“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之時，民進黨當局便會高調附和，並宣稱台海議題成爲國際社會關注焦點，不斷配合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内政。所謂“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其政治意識形態操作的工具屬性變得更爲突出與鮮明。美日及民進黨運作該政治話語，其動機及出發點雖略有差异，但攻擊抹黑大陸以及試圖衝擊大陸涉台話語體系，争奪話語詮釋權及主導權的目的是類似的（見圖5）。在美日圍堵和壓制中國大陸發展層面，民進黨客觀上扮演着“帶路黨”角色。

　　（三）引發地緣政治效應，影響區域局勢走向

　　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調整戰略思維抛出了“印太戰略”，試圖圍堵和壓制中國大陸，而日本於2016年提出所謂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的戰略較爲契合。加上與日本同屬第一島鏈的台灣地區被美國重新納入戰略思維當中，日本看到公開打“台灣牌”的契機。近年來，日本試圖通過加强美日關係，部分原因旨在向華盛頓表明，其準備在地區安全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在特朗普時期，日本推動的所謂“價值觀外交”，成爲該國抗衡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同時加强美日關係，並防範“美日同盟”不確定性的工具。不過，日本只是將追求所謂的“共享普世價值”當作手段，該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更趨向於謀取狹隘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由於，特朗普奉行“單邊主義政策”，日本並未正式公開展露介入台海的企圖。然而，拜登上任後宣示重回所謂的“多邊主義架構”，重新修補與其盟友的關係，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礎之上，繼續强化圍堵中國大陸的策略，特别是拜登宣稱要進一步推進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繼續推動被視爲對美國的印太定位至關重要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與此同時，不斷放話拉攏台灣地區加入他們的區域戰略之中。比如，美國白宫於2022年2月11日發佈拜登任内首份“印太戰略報告”，宣稱將與區域内外伙伴“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急欲凸顯區域角色地位的日本，試圖借力使力，附和並配合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進而夯實其在東亞與中國大陸抗衡的底氣。種種迹象表明，日本試圖將其打造成美國在東亞“抗中”的“橋頭堡”，圖謀借由充當代理人角色來獲得美國的力挺及奥援。其中，介入台海議題成爲了他們便宜行事的“應有之義”。

　　炒作“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成爲了日本公開介入台海的宣言書。通過運作該政治話語，一方面給予他們介入台海的由頭及所謂“正當性”，從而加强與美國以及民進黨當局的勾連力度。另一方面，在以炒作該政治話語爲基底加大介入台海的同時，進行二級延伸，借由進一步干涉包括東海及南海在内的“三海”議題向中國大陸發難。由於政治話語具有關係建構功能，日本高調配合美國，並不斷强化以其爲首的外部勢力對美國的扈從關係，進而搆造美國東亞代理人角色定位，而達到深化“美日同盟”關係，鞏固軍事安全保障的政治目的。可以説，抛出並炒作“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爲日本介入台海的起手式，該國勢必會不斷利用“三海”議題並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叫陣中國大陸，最終實現其崛起東亞，輻射印太乃至實現全球性政治大國的角色追求。

　　四、結語

　　美日聯手再次抛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治話語，在台海區域對角色身份進行界定、對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扈從關係進行搆造，並試圖獨佔“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詮釋權及主導權，美化並賦予干涉中國内政的“正當性”及“合理性”，圖謀在台海區域建構出壓制中國大陸的話語霸權體系，從而達到牽制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涉台話語體系影響力的政治目的。此舉勢必會對兩岸關係、區域局勢注入更多且更大的變量。在美日戰略圍堵中國大陸的局勢之下，其圖謀構建的“台海話語霸權”，對中國大陸産生的牽制力度，對台海真正的和平穩定搆成嚴重的危害與衝擊均不容小覷。對此，中國大陸應適時進一步加强涉台話語體系建設，豐富涉台話語體系的内涵與外延，並逐步地、有效地提昇中國涉台話語體系的影響力及感召力。從而在兩岸、區域乃至國際社會中，與美日試圖構建的涉台話語系統乃至逐步營造的“台海話語霸權”進行抗衡，從而牢牢掌握涉台話語體系的詮釋權與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