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强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有利”。長期以來，台灣當局不僅拒絶接受，還對其進行污名化，導致台灣社會對“兩制”台灣方案産生一定的排斥情緒。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論調主要有三種，包括“矮化”論、“吞併”論、“港澳”論。在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進程中，有必要對台灣當局相關污名化論調進行反制，通過建構積極叙事講好“兩制”故事、提昇傳播效能擴大“兩制”影響、建設示範區實踐台灣方案等方式創建去污名化路徑，增强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認同感，吸引其自覺參與到祖國統一大業的實現進程中。

　　關鍵詞：“一國兩制”；污名化；台灣方案；去污名化；認同；台灣當局

　　以和平方式解决台灣問題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的第一選擇，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在“和平”的主基調下，“一國兩制”成爲中國之治的一個偉大創舉，將爲實現祖國統一帶來光明前景。“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基本國策，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該方針的指導下，中國政府首先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門的歷史遺留問題，實現了港澳回歸併保持着港澳的繁榮穩定。“一國兩制”在港澳二十餘載的成功實踐爲其在台灣運用提供了經驗指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共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和對台大政方針，推進兩岸和平統一事業。作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解决台灣問題與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該方案的創造性提出充分考量了台灣現實情况以及未來社會的長治久安，充分考慮了台灣民衆的利益福祉，對台灣發展最爲有利。但長期以來，由於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使台灣社會對其産生了一定的扺觸情緒。尤其當前民進黨當局不放棄“台獨”分離主義，藉助污名化“一國兩制”煽動兩岸對立，不斷壓縮着和平統一空間，破壞和平統一前景，造成台海局勢异常嚴峻,爲統一大業的實現設置了挑戰。當下，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反制台灣當局污名化“一國兩制”、爲台灣民衆撥雲見日成爲亟需應對的時代考題。

　　一、污名化溯源及相關理論

　　“污名”（stigma）一詞來源於古希臘，原先是在信奉神的人身上留下具有宗教意義的宗教符號，後轉變爲在被流放罪犯、奴隸身上進行標記，以向世人宣告此人身上具有污點。學術界對“污名”現象的研究最先源於20世紀60年代，由社會學家戈夫曼將“污名”這一概念引入至心理學領域，並將其看作一種令人丢臉或者會丢臉的特徵。换而言之，同關於某類人應該怎樣的成見不相吻合，導致擁有者“身份受損”，成爲一個具有污點且被貶低的人，進而産生了“常人”與“被污名者”的劃分。戈夫曼也列舉了三種相差比較大的“污名”，包括身體殘疾、個人性格缺陷以及同種族、民族和宗教相關的集體性污名。根據戈夫曼對污名化理論的概述，相似的社會化模式搆成了這個被污名化群體相似的因和果，涉及生來就具有污名的人，如孤兒；家庭，家庭的保護膜會使個體免於陷入自我輕視的認知，但除家庭之外的社會化渠道開始産生作用時，保護力度則會大大减弱；第三種是後來才變成蒙受污名的人或後來才知道自己處於被污名化的情境中；第四種是進入到與之前不同的社群進行社會化，若個體獲得污名化的自我，其對新伙伴的不安呈現消退，對之前舊伙伴的不安則會增長。作爲一種長期存在且不易改變的現象，“污名”具有刻板的標籤。其存在會使人本能地産生或不被發覺地歧視與反感，進而對被污名對象進行疏遠或排斥。當這種對事物的“污名化”成形或達到一定程度的共鳴時，由於“沉默的螺旋”現象存在，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惡性循環。另外，根據社會學家林克（B G. Link）和費倫（J C. Phelan）對污名化的研究，除貼標籤、刻板印象、分離“我們”“他們”、地位喪失且受到歧視是重要組成部分之外，還特别强調權力在其中的重要催化作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醫學、公共衛生學等學科對污名化理論和現象進行了相關研究的推進，熱點研究的污名對象涉及艾滋病感染者、老年痴呆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地域等。本文將對“人”或“群體”的污名拓展至政治領域的某一政策或制度，“污名化”被定義爲施污者出於一定政治目的或基於自身有限認知，在社會輿論中針對某一政策或制度所塑造的並不符合實際的負面建構。其中，污名化爲污名主體不斷施加影響的動態過程，污名則是對客體的形成狀態。

　　和污名化理論相關或者説由污名化可能會産生的社會排斥理論，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觀察視角。社會排斥理論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自近代歐洲社會轉型開始被深入研究。該理論是從“社會貧困”中衍生出來，由法國社會政策分析家勒努瓦於1974年最早提出。在其研究基礎上，該理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根據安東尼·吉登斯的觀點，“社會排斥”被界定爲：社會中的個體或群體因其社會地位、所屬階層的不同可能會受到其他層次的社會排除。從社會排斥理念可以引申出同其相類似的提法，即“社會歧視”，年齡歧視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種。造成社會排斥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疏漏或本身就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群體，亦或是不合群地被邊緣化。本文同樣將“社會排斥”的理念引入並用來解釋社會個人或群體對政策或制度的歧視或偏見。

　　聚焦至“一國兩制”在台灣地區的被污名化，從污名來源的兩類主體即帶有政治目的的政客與無知者出發，是台灣當局基於自身不良企圖、有意識地進行歪曲、醜化等不符合事實的負面解讀；或不知全貌的台灣民衆處於對“兩制”台灣方案模糊理解的認知狀態中，這種有限認知在台灣當局惡意營造的政治社會化進程中轉换爲認知偏差，而認知偏差叠加固有偏見又被台灣當局加以利用，使得部分民衆也參與至污名化行列。因此，在台灣當局的操縱下，“一國兩制”成爲島内社會避而不談或極力扺觸的話題，進而導致了整體排斥氛圍的形成。

　　二、台灣當局污名化“一國兩制”的相關論調

　　自“一國兩制”提出伊始至今，不同階段的台灣當局就開始了不同程度的中傷與反對。蔣經國時期（1978-1988年）認爲“一國兩制”是大陸統一台灣的“詭計”，並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此對抗。李登輝時期（1988-2000年），相較於蔣經國對“兩制”的反對，其又上昇到反對“一中”。陳水扁時期（2000-2008年），程度更激烈地進一步推進到全面反對“一國兩制”。馬英九時期（2008-2016年）較爲和緩，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的消極保守政策，對“一國兩制”也予以不支持的態度。至今天的蔡英文執政時期（2016-今），則更加鮮明地拒絶承認“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原則，更稱“一國兩制”不該存在，並提出對其因應及反制的指導綱領。總體而言，與“一國兩制”相關的污名論調加以總結大致如下：

　　（一）“矮化”論

　　“矮化”論一般出自藍營，官方稱“一國兩制”未尊重台灣現實，該構想矮化了原有的“中華民國”的地位，將其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即一個省，打破了原有的“分裂分治”狀態。在該論調中，“一國兩制”方案被認爲是帶有“侮辱性”色彩的政策，即“中華民國”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低頭”及“俯首稱臣”，認同並依附於其，不再具有獨立“國格”，降低了台灣的“身價”。在“兩制”台灣方案重新塑造的關係中，台灣同大陸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使台灣的身份由“主人”轉换成“傭人”，這種中央與地方的主從關係導致台灣喪失主體性，充分反映出了台灣的“自我”與“主體”意識。在其認知中，大陸政府被看作“外來政權”，接受“一國兩制”意味着台灣將失去自身的尊嚴或自尊被中共踐踏。因此，台灣當局將接受“一國兩制”妖魔化成是大陸逼迫台灣簽訂城下之盟的屈辱行爲，並將“一國兩制”的認同者批判成“政治失格”、“喪權辱國”、“賣國求榮”。另外，在大陸致力推動的情形下，“一國兩制”也被歪曲成是中共極端、“北京陷阱”，接受則代表將向中共全面投降。台灣官方曾針對其對“一國兩制”的不滿進而提出“一國兩區”、“一國兩府”的構想，其中“一國”爲“中華民國”，“兩區”或“兩府”分别爲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對兩個對等政權地位的極端謀求赤裸裸地呈現出了“兩個中國”的分裂氣息，完全超過“一個中國”的制度框架，這種同現實脱節的構想又怎會實現？

　　（二）“吞併”論

　　藍緑兩陣營對污名化“一國兩制”表現的激進程度較爲不同，相較而言，緑營的歪曲更加極端。以民進黨爲首的緑營污衊“一國兩制”是一種統戰策略，認爲“一國兩制”設計初衷就在於“吞併”、“吃掉”台灣，在於“强迫台灣接受統一”，是一種“霸道體制”，並已單方面破壞當前台海現狀。追求統一的“兩制”台灣方案對本身就帶有“台獨”色彩的民進黨當局而言如同定時炸彈一般，其將“一國兩制”視作追尋獨立於祖國之外的巨大威脅，隨時會摧毁他們“想象的共同體”。因此，不惜將“一國兩制”醜化成是對台灣的吞噬與兼併，並將此類比爲“把凱蒂猫推到獅子的籠子”，結果則是“中華民國”在地球上消滅。 

　　同時，台灣當局還污名化“一國兩制”作爲統戰工具是同化台灣的前置工作，在兩岸統一之後，“一國兩制”便會完成自身使命並退出歷史舞台，將會“吃掉”台灣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即台灣社會的生産生活方式將會同大陸一樣，不再具有自主性。他們將“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曲解爲一制爲代表自身的象徵着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另一制則爲大陸地區象徵着集權專政的共産主義制度，並認爲二者是水火難容的關係。當前坊間不少學者已經開始對兩岸統一後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進行討論，對台灣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台灣方面將“一國兩制”妖言惑衆化爲西藏模式的“一國一制”，是和平解放西藏的翻版。在他們的心理認知中，中共將社會主義制度視爲最優越的制度，又怎麽會讓兩種制度并存生長？以及在大陸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裏已經包含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方式，也就是表明僅需要“一國一制”即可，又何談“一國兩制”？大陸向來重“一國”輕“兩制”，即使有“兩制”也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即以社會主義制度爲主導、資本主義制度爲從屬的主從關係。由此，他們將“一國兩制”污衊成一種引誘策略，即“一國兩制”的包裝，“一國一制”的實質，權宜之計之後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將被困於鳥籠之内，全程都充斥着謊言與虚僞性。  

　　（三）“港澳”論

　　台灣當局宣稱“一國兩制”不能實現台灣同大陸的地位對等，該方案將台灣設定爲同香港、澳門一樣的“特别行政區”的政治定位，會讓台灣香港化、特區化、地方化。陳水扁、吴釗燮等就曾公開表達“一國兩制”的方程式將會使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或澳門。台灣當局對港澳模式的成功實踐也表示不信服並持懷疑態度，不僅對”一國兩制“進行歪曲，還對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行爲予以抹黑，將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中出現的問題不斷炒作、放大，攻擊“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失敗，更不應該在台灣落地。但同時又聲稱無論“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取得多大成就，都不適用於台灣，側面折射的是他們承認“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就，只是拒絶在台灣實行的心態。他們强調台灣與香港、澳門的不同，擔心“兩制”台灣方案會照搬香港、澳門模式，使台灣變成香港、澳門的復製品。這種對“一國兩制”停留在港澳模式以及是一種思想僵化的東西等歪曲化表述，似乎又間接表現出他們對“一國兩制”在台灣落地的認可以及在台灣的適用，只是對其是否會形成適合當地的台灣方案有所擔憂。這些論調都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不能自圓其説以及矛盾心理的存在。

　　港澳實踐是台灣審視“一國兩制”的參照物之一，同時以香港、澳門“一國兩制”經驗示範台灣也是大陸的重要策略。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香港於1997年擺脱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在今後的25年時間裏，香港的經濟、文化系列發展得到騰飛並實現繁榮穩定，經濟總量較回歸時翻一番，連續25次被評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法治水平從1996年全球第60位躍昇至2020年第16位。但台灣當局不言“一國兩制”給香港帶來的穩定發展與所獲紅利，不斷對香港實踐問題進行社會放大，在島内社會營造一種恐慌氛圍。透過近年的香港動盪局勢變化，台灣當局同其背後推手“管中窺豹”借此發表“一國兩制”不好的言論，尤其是2014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發生後，“一國兩制”已經失敗的説法不絶於耳。2019年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爲由而發動的示威遊行，蔡英文當局更是借此重度污名化“一國兩制”，稱“一國兩制”在香港回歸後並未落實，自由、民主、法治等都在中央的掌控下，迫不及待地叫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代表台灣將會同香港一樣失去民主自由，其行爲之滑稽像極了絞盡腦汁終於僞造出“一國兩制”的“污點”一般。在《國安法》通過後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使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以及再由治到興的發展新階段，但台灣當局又繼續污名化稱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權，不斷引導台灣民衆産生“香港經驗”對台灣的示範效應减弱的錯誤解讀。

　　除政治層面，台灣當局還從經濟層面醜化“一國兩制”，以“警示”台灣勿成“港澳翻版”。在“一國兩制”被提出的早期，大陸經濟發展還處於較爲落後的水平，而香港、澳門發展都取得了較爲不錯的成績，此時的“一國兩制”構想被揣測爲大陸利用港澳發展以謀求自身紅利，即藉助“一國兩制”引誘港澳同胞，吸引大量資金與人才進入大陸，港澳的資本主義發展爲大陸注入活水，當大陸發展有起色並獲得繁榮後，“一國兩制”的使命將完成，港澳的重要程度則大大降低。但是，如今當大陸的發展已遠遠超過台灣時，他們又將“一國兩制”污名化成是大陸利用經濟“滲透”台灣，用經濟發展誘惑台灣民衆，總之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弄是非。

　　三、台灣當局污名化“一國兩制”的誘因分析

　　根據污名化理論，由於台灣歷史遺留問題的延續，台灣方面對大陸的敵對使其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與生俱來。關於污名化和排斥的主體來源可以分爲兩類，一類爲帶有政治目的與私心的政客，另一類爲不明真相容易被“牽着鼻子走”的民衆。台灣當局污名化“一國兩制”的原因探索將從此出發，關注其抗拒兩岸統一的本質所在和外部干涉勢力的推波助瀾、以及民衆因認知偏差爲台灣當局提供污名“契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抗拒兩岸統一 

　　權力對污名化的作用顯而易見，不斷加深着社會排斥，甚至會形成徹底且具有毁滅性的污名化。觀整體趨勢而言，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台灣，對“一國兩制”都不懷好意，前者擔心所謂的“中華民國”主權不復存在，後者則意在尋求台灣獨立。當前，作爲台灣地區現任領導人的蔡英文在多種場合中皆公開表達出對“一國兩制”的扺制，如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遭到其强烈反對，並稱决不接受“一國兩制”已成爲“台灣共識”。2020年連任台灣領導人時，持續批判“一國兩制”在“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並稱絶不接受是堅定不移的原則。此前，藉助“國安五法”、“反滲透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反制“一國兩制”，限制台灣民衆同大陸的往來。根據污名化産生機制，除對“一國兩制”惡意貼標籤進行孤立，作爲“媒體屠夫”的蔡英文當局的攻擊還體現在對新聞媒體的善用。藉助負面報導加深刻板印象，通過采取控制媒體的手段引導輿論達到“洗腦”民衆的目的。中天新聞台、鳳凰衛視台北站相繼被關閉後，島内緑媒抹黑更是甚囂塵上。在當前兩岸無交流以及疫情阻隔下，更加强了媒體對信息内容的主觀解釋甚或事實歪曲，民衆單向度接受虚假敵對信息，“信息繭房”以及精神鴉片的社會化作用持續深化了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偏見和誤判。另外，蔡英文當局在島内營造的“恐中”、“反中”的社會氛圍，加强了台灣民衆對大陸的恐懼與扺觸，進而也增强了他們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排斥。因此，在台灣當局的操縱下，不利於“一國兩制”發展的輿論生態得以塑造，“一國兩制”一詞也一度發展成爲台灣地區的政治禁忌，寒蟬效應愈來愈深。

　　台灣當局在不尊重事實基礎上對“一國兩制”進行污名化的政治操作基於其對該方案的拒絶接受，而這種“爲反對而反對”則揭露了其扺抗兩岸統一的本質。藉助政治造謡的政治工具實現拒統，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究其原因而言，歷届台灣當局的初心與底層邏輯皆不是爲帶領台灣民衆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奮鬥，而是出於自身“仕途”考慮以及尋求高“選票”目的。污名化“一國兩制”是作爲既得利益者的台灣當局爲延續自身權力欲望、鞏固自身權力地位的手段，通過煽動情緒增强兩岸的對抗性拖延或拒絶同大陸的統一談判，成爲其在山窮水盡之時繼續苟延殘喘的慣用手段。作爲具有濃厚“台獨”色彩的政黨，蔡英文當局將“台獨”傾向不加掩飾地表現出來，對“一國兩制”污名化在表層上意在傳達對該方案的不滿，實則背後機理仍是一塊實現拒統或拖延統一的遮羞布。

　　由於歷史原因，兩岸分隔時間之久，當前大陸與台灣地區仍處於國共内戰的延續狀態，兩岸的政治對立也是現實存在。在部分台灣人心中，台灣有自己的“中央政府”、“憲法”、“國旗”、“國號”，認爲“中華民國”或台灣就是自己的“國家”。台灣當局則借此强化台灣民衆强烈的“國家主體意識”，弱化其對兩岸同屬“一中”的情感認同以及内心深處所承載的記憶點。這種錯位的“國家主體意識”的塑造再次表明台灣當局污名化“一國兩制”本質即是反對兩岸的統一，並將這種抗拒極力投射到民衆身上。台灣民衆對於身份的認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灣民衆的統獨立場。圖1是來自台灣政治大學選舉中心的台灣民衆關於“國家認同”的民調數據，可以看出“台灣人”認同趨勢不斷上揚，“中國人”認同占比在1995-2008年間急劇降低，從2008年至今維持着低潮的穩定，進而呈現在“統獨”觀上則是對現狀的維持、“統一”的排斥以及“獨立”的追求。在當前蔡英文執政期間，“獨立”傾向比重呈急劇增長趨勢（圖2）。

　　（二）民衆認知偏差

　　來自台灣“陸委會”委托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除2001年來自“外交部”委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比如詢問的方式爲“‘一國兩制’將台灣看作地方政府及特别行政區，接受中共統治，中華民國將不再存在，請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主張？”，也可將其視作政治社會化的一種方式，其數據的客觀性和精確性仍有可討論空間，但調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灣民意對“一國兩制”的消極態度（圖3）。對於台灣地區的民衆而言，大部分對“一國兩制”的真實内涵並没有一個清晰的認知甚至是處於無知或錯誤認識的狀態，在“盲人摸象”這種模糊層面上叠加産生的效應即是對“一國兩制”本質的理解出現失真。據厦門大學“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研究課題組以“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的認知”爲主題的調查結果表明，高達52.4%的台灣民衆認爲“現狀即是一國兩制”，僅有22.1%的民衆認識到“‘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另外，台灣地區善於將“一國兩制”同“九二共識”掛鈎，根據調查，19.9%的民衆認爲“‘九二共識’爲‘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作爲中國社會的偉大構想，除香港、澳門的實踐外，並没有其他先例，所以部分台灣民衆對此仍抱有懷疑的態度。另外，雖然“一國兩制”被宣稱爲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但大陸並没有完全放棄武力，害怕大陸使用武力逼迫也是民衆所擔憂的。公衆憑藉非全面的信息易形成帶有刻板印象的固定認知，而“成見系統一旦完全固定下來，我們的注意力就會受到支持這一系統的事實的吸引，對於和它相扺觸的事實則會視而不見”。公衆的有限、固定認知再加上傳播者有選擇、精加工後的呈現則會搆成“擬態環境”，這種“擬態環境”可以影響甚至誘導公衆輿論。台灣當局正是利用民衆的有限認知這種信息差塑造對“一國兩制”的污名，不斷改造其認知狀態，在受蒙蔽中民衆被剥奪瞭解真實“兩制”台灣方案的權利，並在其特定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形成認知偏差與政治偏見。因此，在島内整體敵視大陸氣氛的籠罩下，部分不具備完整批判思考精神的個體身處故意抹黑“一國兩制”的情境之中，極易滋生出“烏合之衆”、“沉默螺旋”的後果，結果則是加入同大家一致的陣營，對“一國兩制”同樣進行污名化，進而陷入“錯誤解讀-加深讎視”的循環之中。

　　刻板印象或既有偏見是污名形成的主要原因，某一個具體的污名現象會和一個或多個其他現象相聯繫，對於中國大陸本身具有的排斥會引發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先入爲主的偏見，或者稱産生一種“暈輪效應”。從國民黨退居台灣之時，台灣當局便開啓長時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醜化宣傳和攻擊謾駡，並長期進行反共教育，至當前仍極力將本爲一體的大陸台灣塑造成絶對的二元對立。在這種高强度的反動政治環境中，部分台灣人的認知被“共黨暴政”等代名詞充斥，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充滿了恐懼和敵對。台灣民衆本身携帶的對大陸的敵意使其拒絶看見與傾聽，習慣選擇性屏蔽大陸好的一面，他們對於大陸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吃不起茶葉蛋”的處境，即使世界千般變化，依然拒絶“睁眼看大陸”。加之，“一國兩制”提出時的上世紀80年代兩岸已隔絶數十年，之後兩岸對峙的狀態又造成了彼此交流交往呈現扭曲的本質。并且，現存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仍始終站在對立的面向，近代台灣生長於並成長在西方的政治環境中，以及其“崇美媚日”的情結也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的敵對與讎視。台灣當局則藉助這種意識形態與政治層面的敵對從本源上塑造民衆對“一國兩制”的排斥。

　　同時，歷史環境、外來文化衝擊等因素塑造了台灣與大陸政治文化的差异性，這種政治文化所携帶的自卑感在台灣當局的運作下也加强了台灣民衆對統一以及“一國兩制”的反感。出身孤懸海外的小島，由最初人多地少人們争奪資源發展到現在表現爲政黨、派系鬥争。危機感、不安全感，由此衍生的恐懼感成爲台灣社會式自卑的主要來源。改革開放後，大陸經濟發展又取得顯著成就，而台灣島内的經濟由當初的“亞洲四小龍”之首到目前面臨着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經濟、政治、社會等矛盾叠加，這種實力結構性反轉帶來的反差使得台灣民衆的自信心更受到强烈衝擊，使其釀成較爲嚴重的失落感與社會焦慮情緒。當前兩岸間的差距仍在不斷加大，自卑情緒使台灣增强了對大陸的敵視以及抗拒，導致隔閡與誤解也在不斷加深。因此，在大陸的崛起使得兩岸實力對比的天平發生巨大擺動的現實衝擊下，台灣社會彌漫的自卑情緒叠加從歷史記憶中形成的悲情與怨氣加深了其對“一國兩制”的恐懼，“一國兩制”被認爲是來自大陸的施捨，又反過來加深了台灣的自卑心理。另外，雖然台灣與大陸之間在經歷了1945年至1949年的短暫統一，台灣民衆曾滿懷欣喜地歡迎國民黨的到來，但白色恐怖的暴行使部分台灣民衆形容其爲“猪去狗來”，或産生“祖國來的官員還不如日本人”的極端認知，並將這種敵視投射到祖國大陸，進而加深了他們對“兩制”台灣方案的敵對。而台灣當局則正好利用民衆這種心理對“一國兩制”進行污名化，如此反復又繼續深化他們的扺觸情緒。

　　（三）外部勢力介入 

　　中美關係是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變量，台灣當局能如此肆無忌怛污名化“一國兩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則是以美國爲首的外部勢力爲其背後推手。“一國兩制”於80世代初提出之時，以美國爲首的國外勢力並未提出反對。關於台灣定位的問題，美國的政策是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持立場，同時不支持獨立；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是反對任何一方面單獨改變現狀。但隨着近年來，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實力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大陸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綜合國力不斷增强給美國帶來極大的恐懼，美國對中國也由接觸交流政策轉變爲圍堵打壓。同時，伴隨着中美博弈不斷加劇且逐漸趨於白熱化狀態下，自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更加清晰與直白，對台灣問題的介入更加明目張膽，如大肆對台軍售、加强同台灣的交流以及日後極可能建立的盟友關係，都在不斷加强台灣能見度。其意在於從維護自身戰略地位與國際地位的考量出發，通過大打“台灣牌”干涉我國内政以形成對我國的牽制。唱衰、抹黑“一國兩制”成爲美方的慣用技倆。美國政要絲毫不顧中美關係大局對“一國兩制”進行了嚴重污名化，如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曾公然抹黑“一國兩制”，聲稱香港國安法將“一國兩制”轉變爲“一國一制”；衆議院議長佩洛西斷言“一國兩制”對香港“完全自治”的承諾已經被打破。美國國務院藉助香港實踐干預“一國兩制”，在“2019年香港政策法報告”中稱該框架下的香港自治空間將不斷被擠壓；國會則通過立法和報告發佈等途徑不斷對其進行醜化；部分媒體、學者也利用自身影響力對“一國兩制”予以否定並加以批判。美國的介入其中爲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形成了推波助瀾之效，其本質仍是企圖增加該方案在台灣實施的阻力，進而阻礙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以此制約中國的發展。始終以美國爲“老大”的日本等國也緊跟其步伐行進，處於同美國一起遏制中國的行列，爲“一國兩制”在台灣落地設置障礙。而台灣所表現出的“親美”、“倚美”以及“媚日”、“哈日”，對美日等其他外部干涉勢力的過分“親近”，也極大地提高了美日等國在台灣高話語權的地位，即使被當作棋子也仍然繼續與其爲伍、狼狽爲姦。美國“倚台制華”，台灣則“倚美謀獨”，外部干涉勢力所謂的“撑腰”增强了台灣方面對“一國兩制”的敵對，使其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舉動也顯得越發大膽。

　　四、有效反制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污名化的作爲

　　反制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將以“建構-傳播-建設”的邏輯策略展開，多方面多維度推進去污名化路徑。首先，建構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話語講述。塑造話語的過程中，應先針對“捱駡”進行還擊，從污名源頭入手，對污名的主要來源——手握權力的台灣當局及在其背後予以支持的外部干涉勢力進行批判；接着爲污名化的“一國兩制”正名，揭穿台灣當局謊言，讓“吃瓜”群衆明晰事實真相；之後通過建構話語、積極叙事講好“兩制”台灣方案的中國故事。其次，“酒香也怕巷子深”，故事讓人拍案叫好在於本身内容精彩，同時也需要很好的傳播渠道，要積極運用網絡高效傳播“一國兩制”。最後，既“説”也“做”，建設試點先行實踐“兩制”台灣方案，以期爲今後在台灣落地提供可復製經驗；在試驗田裏强化台灣民衆的認同與參與，讓更多台灣同胞更加深入瞭解“一國兩制”，形成對台灣當局污名化的自下而上的反制。

　　（一）講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故事

　　話語建構人類主體本身，建構世界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話語權即是藉助話語施展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會作用於受衆的認知系統並轉變其想法甚至改變行爲。掌握“話語”即代表獲取相應“權力”，對於國家而言，是引導和控制社會輿論的權力工具。“一國兩制”有其自身的理論邏輯、現實要求與時代使命，要堅定該方案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話語爲載體積極構建中國的主流叙事，並提昇話語權建設。

　　首先，反制污名化“一國兩制”的台灣當局及外部干涉勢力。和平解决台灣問題比運用武力方式更利於國際和平價值的維護，推動“一國兩制”解决台灣問題，以台灣問題的解决挫敗“以台制華”。有效應對污名化“一國兩制”的台灣當局，對於當前而言，則是重拳反擊民進黨當局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以及其背後以美國爲首的外部干涉勢力。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主軸是“反獨促統”，絶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爲發生。根據台灣民調結果顯示，若兩岸發生戰争，54.2%的受訪者希望兩岸和談，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則是和談的最好内容，台灣當局應該尊重民意，並以大局爲重。經歷過反復實踐的“一國兩制”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更會符合台灣利益。

　　其次，澄清被污名化的“一國兩制”。“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摘取台灣當局虚僞面具並强化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認同的前置任務應當是爲被污名化的“一國兩制”正名。要積極澄清、精準闡釋、適時反擊關於台灣對“一國兩制”污名化的内容，在糾偏的基礎上幫助台灣民衆去僞存真、樹立一個客觀、理性的觀念審視“一國兩制”的真正内涵以及其背後的設計機理，引導他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其一，“一國兩制”是爲解决國家統一問題且在確保兩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探索出來的，是擱置兩岸差异、保持台灣最大程度自主性的最佳方式，體現得是尊重台灣現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基礎上兩岸治理模式的不同，其意從不在於“矮化”台灣。其二，台灣作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一國範圍内實現兩岸統一並不存在“吞併”問題，并且“一國兩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同台灣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共存，誰也不吃掉誰，其作爲一項政治契約具有極高效力，大陸絶不會單方面决定台灣地區的制度，更不會逼迫台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其三，台灣同港澳性質不同，台灣問題是中國内戰的遺留或延續，港澳則是作爲殖民地重新回歸祖國。雖然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解决都予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但“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澳門模式不等同於台灣模式。“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尊重歷史，并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與開放性，相較於適用於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在“一中”即“中國”而非刻意强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打造的，并且相較於港澳，“兩制”下的台灣將會獲得更多治權。

　　最後，講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中國故事。故事如若不自我言説，則任由他人講述，他人講述定帶有他人色彩，偏離客觀亦或持有偏見的不予以鏡子式再現皆可能存在。因此，要防範陷入台灣當局和西方的話語體系與政治陷阱，積極建構自身叙事體系，講好“兩制”台灣方案的中國故事。一是講述祖國大陸有實力讓台灣同胞過上其所期待的美好生活。積極宣傳現有成績，讓台灣民衆瞭解真實的大陸發展，有能力保障統一後台灣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等高效運行。二是講述“和平統一”的全局基調。通過設置議題向台灣當局抛出平等協商的橄欖枝，但凡有一絲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可能，都不會付諸武力。强調武力只會在“台獨”勢力、外部干涉勢力身上運用，絶不會針對台灣民衆，盡心消除民衆對大陸的恐懼。三是講述大陸釋放的善意、誠意與决心。大陸和台灣的政治發展同屬中國政治發展的一部分，台灣形成的爲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大陸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所具有的包容性尊重差异，也欣賞多元。“民主”是兩岸所追求的共識，在最大限度上允許不同於大陸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存在並同其和平共處，大陸也尊重台灣現有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並極大限度滿足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四是講述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百姓安居樂業。大陸就台灣問題解决所作努力的初心皆是爲造福台灣同胞而非進行“統戰”或“滲透”，初心預示百姓生活走向。在叙事中要善於展現“兩制”台灣方案不斷完善和豐富的動態進程，勾勒“一國兩制”下台灣憧憬的美好生活畫面。

　　（二）提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傳播效能

　　“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在數字浪潮的背景下，“一國兩制”的講述應善用網絡，巧用載體。

　　第一，提昇“一國兩制”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積極的國際因素能爲“兩制”台灣方案由構想變爲現實提供助力，要善於加以把握與運用。互聯網擁有中國故事講述與傳播的多載體和多渠道，以數字浪潮賦能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充分藉助互聯網平台擴大“一國兩制”的影響力。要讓世界瞭解“一國兩制”所迸發的無限生命力以及在該方案下的港澳繁榮，以此争取更多國際人士的認可，營造一個更加支持“一國兩制”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國際輿論環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講述了台灣問題的歷史經緯及兩岸統一的必然道路，在輿論引導中發揮着强心劑與方向指導的重要作用。主流媒體要發揮自身角色與作用，針對國外媒體不尊重客觀事實、不正當的刻意解讀予以精準、快速地回擊，以官方主流聲音糾偏雜亂支流，外交部發言人也可利用推特等網絡平台給予回應。

　　變通“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傳播方式。掌握受衆情况與利用受衆情緒對污名化困境的破局具有借鑒意義。在兩岸相隔以及疫情非常態化交流的背景下，藉助抖音等新興或常用網絡平台以民衆喜聞樂見的方式對“一國兩制”予以回應、宣傳顯得尤爲必要。“一國兩制”屬於理論上的内容，快餐文化情境中想要提高傳播效果，就要將其轉化成民衆聽得懂的、感興趣的内容，如與在陸台灣同胞密切相關的惠台政策、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疫情下大陸的應對成效等，從側面展現大陸的魅力，最終實現以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層面的融合促進兩岸政治的融合。可以拓寬多渠道多維度尋求同島内媒體的合作，通過介入台灣傳播鏈條爲大陸和“一國兩制”正名和加以傳播。同時，還要把握“度”的分寸，要從客觀、理性角度講述“一國兩制”，對港澳模式的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對台灣地區的有利未來予以宣傳，避免引起台灣民衆的反感。

　　（三）建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

　　實踐檢驗真理，將理論延伸至實踐，從“無形”轉化爲“有形”的過程是最具説服力的階段。作爲一項政治實驗，“一國兩制”已經在香港、澳門獲得了不可小覷的成就。肯定“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不代表固化“一國兩制”的未來實踐，借鑒港澳模式實踐的不足更能爲台灣的未來提供經驗與指導。守正創新將以“一國兩制”理論闡釋“一國兩制”實踐，用“一國兩制”實踐昇華“一國兩制”理論。因此，既要完善“一國兩制”下關於台灣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的頂層設計，也要繼續豐富“兩制”台灣方案政治實踐，成爲最終達成兩岸統一的重要前置舉措。

　　政治參與加深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擴大政治參與。構建“兩制”台灣方案理論實踐的示範區，在這片試驗田中吸引台灣民衆加以耕作，能够持續深化他們的認同與參與。藉助香港、澳門“一國兩制”高質量實踐的成效，在港澳經驗的指導基礎上，建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以點帶面、循序漸進，就此作爲過渡以提高台灣島内的可接受度具有現實意義及可操作性。基於此，可以在兩岸相鄰地區部分地點積極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範圍區，開展相關的試點工作，進行多維動員與整合，通過參與拓展台灣同胞對“一國兩制”的認同，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先行先試、更好地踐行聚同化异，建構經濟、文化、法治、社會、價值等多方位爲一體的共同體。在試驗和實踐中，不斷查漏補缺，在“投入-反饋-再投入”的持續反復進程中，豐富完善“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必然會展現示範效應和磁吸效應，進而提高島内民衆對“一國兩制”的接納程度。示範區不只是爲搭建試驗平台提供契機，也是尋找兩岸商洽的突破口，進一步清晰化兩岸皆可接受的台灣方案。

　　大陸官方自上而下的努力同民間力量自下而上影響良性結合，才能讓“一國兩制”在台灣展新顔。污名化結果的表現之一即是“我們”和“他們”的分離，依託民間交流讓台灣同胞認知中對大陸的界定由“他們”轉變爲“我們”。没有交流就没有發言權，在示範區内需要持續强化兩岸間的交流工作，以加强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的認同。當前，兩岸間的理解没有藉助交往很好地建立起來的原因之一在於雙方將彼此間交流當成資源手段，策略性取向强於人際間的相互瞭解，導致兩岸交流呈現异化。讓“交流”返璞歸真至簡單的“交流”，從非政治的社會環境、非政治的目的入手，唤醒與加深雙方共同記憶，可能會收穫更佳的效果，借此將台灣民衆的防範態度慢慢轉化爲信任。以示範區爲基準利用溢出效應向整個台灣地區擴展，進一步拓寬兩岸交往領域與交流渠道，以民間交流帶動官方來往；積極引導兩岸各界共同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考慮台灣現實情况的基礎上充分汲取與吸收不同意見和建議；推動香港、澳門同台灣地區的民間交流，發揮與助推港澳民衆、民間社團等基層力量同台灣的聯繫，通過現身説法，讓台灣民衆切實感受到港澳實施“一國兩制”帶來的發展紅利，瞭解真實的“一國兩制”落地開花的景况。藉助交流重塑正向社會化，幫助台灣民衆對錯誤認知進行糾偏，在交流融合中係牢情感紐帶，真正形成對“兩制”台灣方案的認同與參與。“得民心者得天下”，通過强化台灣民衆對“兩制”台灣方案的認同，進而牽制台灣當局的污名化，最終使其“失道者寡助”。

　　五、結語

　　“一國兩制”自上世紀80年代提出爲解决台灣問題至今的40年間，經香港、澳門實踐，不斷發展與豐富自身内涵，以期形成適合台灣土地孕育的種子。但是，長期以來台灣當局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爲其在台灣落地發芽開花結果設置了障礙。因此，去污名化已成爲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和平統一前景下，“一國兩制”始終是解决台灣問題的最佳方式，“兩制”台灣方案也是在充分考量台灣切實利益與兩岸長遠利益的基礎之上探索的，能够起到促進台灣社會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作用，要繼續争取兩岸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在“一國兩制”預備在台灣實施的時間裏，更要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理論内涵，爲其在台灣落地實踐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産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