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族群政治鬥争是台灣政黨惡鬥本源，而“省籍矛盾”則是台灣族群政治鬥争根基。“外省人”作爲跟隨國民黨遷台的族群，族群政治天然地被認爲是“中國認同”與效忠國民黨。然而，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外省人背棄原本的族群政治，選擇加入表現爲“台獨認同”的民進黨，并且在民進黨擔任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利用政治心理學的“個人與群體“理論與“傳統的人物傳記”方法論，嘗試梳理並闡釋外省人早期加入民進黨的政治心理原因。經過個性分析到共性歸納研究發現，“西式民主思想的衝擊，“失望絶望”心理構建，血緣與成長生活環境“本省化”，以及個人利益追求的作祟”爲外省人早期加入民進黨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從學科交叉運用的角度，豐富了台灣族群政治變動的原因認識。

　　關鍵詞：外省人；民進黨；政治心理；族群政治 

　　一、族群政治概念及台灣族群政治概况

　　“族群”（ethnic group）來源於現代西方政治學界, 其在本質上與“民族”具有差异性。發展到近代，現代“民族主義”往往用於民族衝突之中，大部分情况下已經無法囊括定義國家内部全部衝突。於社會發展脈絡之中，逐漸涌現出擁有“共同興趣與共同價值”人群體，因爲共同的歷史經驗、歷史記憶、還有共同的認知目標、利益認識和情感追求的群體意識，可以接受群體動員而采取集體行動的潜質,由此繁衍出“族群”的概念。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族群定義爲“某種由於體質類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於遷移中的共同記憶,而對他們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種主觀的對於非親屬社區關係的延續相當重要的信念的群體”。在《族群與邊界》的序言中，弗雷德裏克·巴斯（Fredrik Barth）將族群特點的特點歸納爲延續性、文化性、互動性和認同性。因此族群可以被定義爲有共同血緣，宗教，祖先，語言，文化等特徵，而自己認爲或被其他人認爲搆成獨特社群的群體。族群認同，指的是在一個國家的邊界内與一個民族群體的族群政治。因此當族群取得了其政治地位意味着有了自政治組織形式,族群政治活動轉化爲族群政治,而族群政治根據其整個族群標準龢利益來思考本族群政治的核心内容。因此族群政治也有了其穩定性，對應性和指向性。 

　　“族群”概念在台灣學術界被廣泛應用起起始於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其最早使用可追溯至1950年的衛惠林在 《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組織》使用此概念。台灣學者權威學者王甫昌將其概念化，“族群是指一群因爲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爲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爲搆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也就是説台灣族群關注在於共同血緣、地域亦或認同感。依據西方標準，台灣的族群應該只包括“漢民族和台灣原住民”兩大族群。但是由於政治訴求，語言文化等原因，台灣族群在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搆成通常被描述爲：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閩南人，河洛人，“台灣四大族群”的概念於1989年提出。台灣的族群與族群政治，由於政治歷史文化等原因具有穩定性，對應性和指向性。台灣“族群政治”常被“省籍衝突”來替代，經常被用來描述台灣族群之間緊張關係。所謂“省籍衝突”則是指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衝突，也是台灣族群矛盾中最重要部分。外省人指代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戰敗到1955年間，中國大陸各省軍民約有百萬名遷居台灣島，這批近代中國史上最多的政治移民及其後代，在台當局統計類屬以及台灣本地人眼中被賦予 “外省籍”或中國大陸各省級身份。陳孔立教授更進一步將本省人和外省人做了區分定義，本省人是指1945年台灣光復以前就住在台灣的居民及其後代, 外省人則是指1945年以後進入台灣的居民及其後代。本省人被當作一個整體 , 不再區分客家，原住民和福佬（河洛人）。外省人被看作另一個整體，也同樣無所謂具體來自大陸的省份。 外省人與本省人本來不是科學的區分方法 , 但是成爲了在台灣歷史上約定俗成的劃分了。

　　1949年大陸各省移民去台之後，因爲相似戰争與遷徙經驗，經濟困難時依賴黨國，職業集中在軍公教部門，各省移民及其後代共效忠中華民國，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的意識形態。 相反，由於國民黨的政治資源分配以及初期反攻大陸之下戒嚴政策，宏觀上實行政治戒嚴，微觀上由外省人把控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教等社會上層職位，“本省人只能在省一下地方政權以及民意機構中佔有多數席位”，整個的社會群裏節後表現爲外省人常常爲支配者，台灣本省人臨危被支配的角色引起台灣本省人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反抗，組建了民進黨。“民進黨作爲第一個本土政黨, 早期突出“台獨”主張 ,因此其支持者主要是那些支持“台獨” 或對國民黨不滿的本土人士。”同時相對比日據時期，政治上壓迫以及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之“二二八事件”“中瀝事件”“美麗島事件”等爆發使得台灣本省人内心萌發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别，團結組建屬於本土的民進黨進行反對國民黨的抗争，而“國民黨被稱爲外省黨”。甚至有的學者宣稱，台灣的民主化和多黨制緣起於“省籍矛盾”外衣包裹下的“反對運動”，伴隨而來得是“族群化”的分裂過程，而族群化經過“文化”美化和“族群特質”構建，最終形成了台灣的“族群政治”格局。因此，“外省人”的族群政治表現爲國民黨的政黨理念，效忠“中華民國”。

　　但是，民進黨自誕生之始就有其台灣本土化政治追求的特殊性，“台灣獨立”與反對“外省人政黨”國民黨一直是其重要追求。例如，民進黨黨綱明確説明“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並將台灣主權獨立解釋爲：“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基於中國大陸”。認爲“國民黨違背台灣主權現實做法”，“提出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此黨綱與共識中外省人政治追求完全相悖，外省人理應站到其對立面。然而，民進黨陣營中從來不乏本省人身影。近年來，外省人在民進黨中扮演角色越來越重，甚至比本省人的“台獨”呐喊聲更大，行爲方式更加激進。例如，海外外省人淪爲民進黨的智庫，創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以下簡稱“外獨會”），在島内外省人於民進黨内部成爲新潮流派系的中流砥柱。

　　綜上，族群成員與族群政治矛盾現象的出現，即外省人作爲外省族群的成員却背棄自己族群政治，轉而加入在族群政治上持反對外省人族群政治的民進黨。外省人早期加入民進黨，其族群政治態度轉變背後原因值得進一步更深層次探究。本文試圖從政治心理研究角度出發解釋梳理外省人早期加入民進黨的政治心理原因。

　　二、政治心理理論及分析框架

　　隨着人類政治生活開啓，人的心理因素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就一直縈繞在古代思想家心間，展開相關思考與討論。試圖確立一些一般法則，用來解釋與預測不同形式中所發生的事件。相對於西方較早成熟的政治心理研究，直到20世紀初政治心理學才作爲舶來品的獨立學科誕生在中國土地上。誠如，政治心理學的鼻祖，拉斯韋爾（Lasswell)所論述得政治活動即政治人將私人的心理需求向公衆投射。喬治（George)夫婦更進一步，追溯政治人物的家庭環境，成長歷程，並以此分析他們對於政治人物人格形成的重大影響。隨後，賈尼斯（Janis)將群體思維引入，杰維斯（Jarvis）又進行了錯誤直覺的分析，使得政治心理學進入相對理性時代。如今，政治心理學是政治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是對政治現象與心理過程共有部分的研究。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政治學與心理學領域中共有現象進行交叉研究，並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學科間雙向影響與交互互動局面，强調情景對政治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政治心理學的作用，環境和行爲被情感和認知左右。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對政治學基本理論和社會政治問題現象運用心理學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科學的分析、描述、解釋和驗证。第二，研究特定情境下政治進程的發生、發展對個體( 或群體) 的心理特徵與行爲方式的影響機制，並做出相應的預測與控制。由此衍生的“心理歷史或傳記”心理分析路徑研究法成爲該領域重要的方法學範式。動機和特質是此研究法分析主要立足點，心理歷史或傳記即資料的生活故事爲研究依據。通過對研究對象進行詳細深入的案例研究，追踪被研究者從早年兒童時期到青年成年期的個體性，社會性和政治性的發展。

　　政治行動者行爲在人格，態度，社會認同的驅動或推動下采取行動。同時，人們會結成群體來進行行動，而且作爲群體組成部分的行爲會與獨處時的行爲大相徑庭。因此，個人在從事政治行爲的政治心理往往是基於人格，態度，社會認同。人格在政治心理中有着舉足輕重作用，思想家盧因（Lwein)主張，理解行爲要根植於其人格與行爲背景，個體與情景之間互動是行爲的來源。佛瑞德（Fred Greenstein)在其《人格與政治》一書中更進一步提出，個人人格隨着環境容許，位置變化，個人力量和弱點而變動。其中將個體特性（特質），動機和認知風格作爲變量探索政治心理涌現衆多人格理論。其中最爲代表的爲動機理論，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權利需要（關注於影響與聲望），親密關係需要（注重同他人的親密關係），成就需要（傾向於優秀和工作成就）。

　　一般認爲，態度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别是：認知成分裏的肯定性與否定性信念，具有表達性食物情感與情緒，以及受到評估實體即態度對象的行動傾向組成。尤其是關於第三種組成成分，著名學者艾格雷（Eagly)和蔡肯（Chaiken)將其界定爲：對某個特定對象帶着某種程度喜愛與厭惡的評價表現出來的心理傾向。這種情緒具有一貫性與連續性甚至穩定性，然而當不一致性發生時，其往往來自於軟弱或者矛盾的情感，同時態度情感與認知成分往往處於衝突之中，最終影響了態度與行爲的不一致性。因此態度與行爲之間的準確認識往往基於個體在某個時間段中的種種行爲，尤其是所處環境的情景壓力。情景壓力包括社會規範與環境效果兩個方面，例如一些人是高度自我監督者，那麽他們往往比較重視社會規範與他們在社會中所留下的印象，最後導致他們往往不以自己的態度來采取行動，而是根據他們所考慮到的情景而進行行爲。當認知與情感不一致時，情緒則起到調節態度的作用。馬庫斯（Marcus)等學者認爲，情緒幫助人們關注與監督政治。普通公民將情緒作爲采取行動的警報，民衆感覺焦慮時，會選擇求助新聞，關注正在發生的事情，形成態度而采取所謂“無意識”的行爲。

　　在社會認同中，自己歸類爲的群體稱爲内群，不屬於自己的他人群體稱爲外群，主要的研究方向爲群際衝突與群際歧視。根據泰菲爾（Tajfel)觀點，社會認同是個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來自對群體中成員資格認識，包括對根植於成員資格的價值與情緒意義的認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群體成員會努力獲得或保持肯定的社會認同感，其次，這種認同建立在與内群與相關外群的討人喜歡的比較之上，最後，若内群的社會認同不能滿意，群成員會選擇離開自己的群體，或者加入更具有肯定性的其他群體。但是群際之間的變動往往基於一定條件，泰菲爾與特納將其總結爲三種變量，首先，群成員已經把内群資格自我概念化。其次，社會的情景是允許群際比較的，最後，外群必須成爲或者被認爲是相關的，“相似的，比鄰的和情景突出的，方有可能被比較，成爲新群。當個體在内群受到威脅或者被否定時，采取方式爲加入地位更高的群體，將自己與内群分離，或者重新進行定位，與外群的競争加劇。當然，如果群成員相信，其低劣地位是基於正義與正當，則會選擇接受低劣狀態（例如殖民主義），直到與其他群體進行比較發現難以接受，新的反叛方案就會被探索與發現。

　　三、“外省人”早期加入民進黨政治心理分析

　　早年遷居台灣的外省人第一代，大多是經過被動嚴格的選拔或者主動的表誠，絶大多數國民黨政府堅决擁護者。遷居後台灣後往往身居要職，享受着國民黨政府紅利，與民進黨與黨外（早期民進黨的前身）保持着嚴格距離，因此外省一代族群的政治心理相對穩定與明確，就是支持國民黨或後期所謂的藍營。但是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海外爆發的“保釣運動”中，外省人中出現一些批評國民黨政府不敢護衛釣魚島國土，以至於對國民黨當局産生失望心理，例如留學美國的段世堯選擇留居海外。還有對國民黨當局威權統治不滿而選擇對抗，例如曾擔任國民政府軍軍官，國立海洋大學教授的廖中山，於1992年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迄今依舊活躍在美國，成爲民進黨海外重要勢力。另外，反對國民黨争渡對於自由民主壓制而選擇自焚身亡的“言論自由殉道者”鄭南榕等。

　　隨着外省人在台灣的時間增加，台灣島内外局勢變化，外省人逐漸産生”本土化“認同轉變現象。外省人的族群政治心理出現較大轉變，尤其是外省二代甚至選擇加入早期黨外陣營，後期本土黨派— —民進黨。雖然外省人獨派人數仍然是少數，但是他們大多是有理念的知識精英，在民進黨中逐漸形成一股力量新潮流派系，從長遠來看影響力不可小覷。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引導着其他外省人的族群政治心理抉擇，更重要的是他們淪爲本土台獨勢力宣傳的旗幟，即“連外省人都選擇加入本土台獨政黨”。外省人二代族群政治心理轉變絶非單一因素造就，本文以個案分析法選擇7位活躍在民進黨中的外省二代，利用心理歷史或傳記心理分析路徑研究法，通過收集,閲讀和梳理從早年兒童時期到青年成年期的資料，基於人格，態度，社會認同來進行深入研究其個體性，社會性和政治性的發展，獲得族群政治心理轉變的原因。他們七人分别爲：範雲、 段宜康、 王定宇、樑文杰 、鐘佳濱、馬永成、姚人多，具體個人情况如下表：

　　表格略

　　（一）西式民主思想的衝擊

　　西式民主思想衝擊着台灣社會，外省人族群在社會認同方面發生改變。基於政治心理的社會認同，人們將群體分爲内外群，通過努力獲得或保持肯定社會認同感以及與外群的比較中來决定自己的去留。外省人選擇叛變到本省人支持的民進黨，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展現得淋淋盡致。據西方學者亨廷頓定義，現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浪潮”起源於1974年的葡萄牙獨裁者被廢除的政變，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也包含在其中。究其原因，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政治方面兩岸在國際地位中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從尼克鬆訪華簽署《上海公報》到中美建交以及中日建交等一系列國際局勢變動，對於國民黨當局打擊沉重。國民黨政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法律正統地位喪失，島内統治權威性受到了削减。台灣的本省人將本土化與民主化進程緊密結合，導致”本土化“與”台灣化“爲主題的社會運動，其中”民主意識“與”分離主義意識“互相夾雜。以“中瀝事件”和美麗島事件“爲開端，之後以“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社會運動高漲。例如，在1980-1986年間共計18種類型和3000餘次走上街頭的抗議活動。經過分析前面展示的個案7人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參加學運走上街頭參加民主運動。7人之中範雲，王定宇，樑文杰和姚人多更是有着海外留學的經歷，段宜康的祖父曾留學美國。曾受西式民主熏陶，對西式民主瞭解甚多，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意。再加之在台灣社會民主化與本土化被相互綁架存在，外省人很容易産生對外省人内群的質疑。

　　同時，國民黨當局爲了緩和民主觀念之下，台灣社會尖鋭的本土化所造成的“省籍矛盾”，開啓了本土化進程。蔣經國時期就開始了大量吸納“本省人”加入國民黨統治核心，使得本省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昇，甚至誕生了第一個本土性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正如心理學家泰菲爾與特納總結得發生群際變動的三個變量中，在群成員把内群資格自我概念化後，社會情景允許群際之間進行比較，外群被認爲是相似的相關的則會進行比較。因此，隨着本省人地位的提昇，外省人將外省内群與本省外群進行比較，在政治心理上發生變化。泰菲爾和特納還提出黨個體在内群受到威脅或否定時，將會采取加入更高地位群體的方式，將自己與内群分離。尤其是對於個案七人中的外省二代，大多出身在1965年以後，在其價值觀形成時期位於得正是台灣社會的變革時期。作爲本土精英李登輝執政之後，爲了鞏固自己政治權利和地位，不斷建構本省人的權利結構與迎合“民主化”政治取向。海外“台獨”勢力在此背景下，紛紛回到台灣助長着民進黨的所謂“民主化”進程。在民主浪潮之下，外省人内部逐漸産生撕裂，部分人選擇加入民進黨。

　　 （二）外省人對國民黨和大陸“失望絶望”心理構建

　　對威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追求絶望，以及瞭解國民黨曾經的種種鎮壓行徑，導致外省人重新建構自己的族群政治，甚至選擇抛棄外省人政黨國民黨，試着向本土政黨民進黨靠攏。族群政治中政治態度表現爲對族群的喜歡與厭惡評價的心理傾向，當它的一貫性與連續性以及穩定性不一致時，往往是認知與情感發生了衝突。兩蔣時期，跟隨國民黨政權遷居台灣的外省人，祖籍分佈在中國大陸的天南海北，族裔也不相同。他們形成的外省人族群基礎在於對國民黨的政治認同。然而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末期，蔣氏父子一直奉行“中國正統”的“一個中國”政治理念，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教化外省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以及故土的收復之心。但是，兩蔣的“反攻大陸”雄心”被在台灣的“苟存”之心所取代。因此，外省人對國民黨政權産生失望。同時，當越來越多的外省人獲知被渲染下國民黨威權時期的所謂“罪惡”行爲，開始對國民黨産生了絶望之心。罪惡行爲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等，甚至1927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發動的“四一二“政變的血腥歷史資料被曝光等等。兩蔣之後，李登輝掌握政權以“憲政改革”爲手段的本土化迅速展開，國民黨在民主化進程中實力不斷削弱。隨着本土黨派民進黨上台，一系列的“去中國化”“去蔣化”等政治活動在全台灣推廣開來，使得新生代外省人群體對大陸甚至中國的認同産生偏差。個案7人都曾走上街頭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外省人身份的認知與内心情感的衝突，讓外省人試圖與自己外省人的身份决裂，轉投本省人的陣營之内。

　　對大陸的片面錯誤認識造成外省人對大陸既有政治體制的失望，他們企圖加入民進黨在台灣探索新得體制出路。在族群政治中政治行爲者的態度，首先受認知成分裏的肯定性與否定性信念影響，其次被具有表達性事物情感與情緒左右，還會受到評估實體，態度對象行動傾向摇擺。態度與行爲之間基於個體在某個時間段中的種種行爲，尤其是所處環境的情景壓力。台灣民衆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感受到歷史以及政治原因的影響，台灣民衆的“恐共、仇共”意識最早可追溯到國民黨統治之處。在威權時期，國民黨自認爲中華民國的正統統治力量，宣稱自己繼承“三民主義”衣鉢。在島内倡導“反共仇共”的教育體制，使得台灣民衆對大陸的敵視根深蒂固，尤其是國民黨體制的擁護者外省人。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社會大肆對大陸進行負面攻擊和醜化，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就自然帶給台灣民衆深刻的負面影響，甚至出現妖魔化中國大陸執政黨的影視媒體作品和報導，當然有些台灣民衆親人朋友在政治運動中受害，他們的宣傳使得台灣民衆對大陸的敵意得不到糾正。例如，前面羅列的個案研究七人中的段宜康，從小生活在外省第一代父親段守愚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外省人家庭氛圍裏，因而在族群政治心理表現出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態度，但其早期始終與態度主張的黨外龢民進黨保持距離。後期，在段宜康在回大陸探親之後，開始對中國大陸政府不滿，踏上了“台獨”之路。目前，更是“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重要骨幹之一。

　　同時，經過幾輪選舉，台灣“西式民主”政治體制使得台灣民衆對自身滿意度上昇。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治體制不同，台灣民衆對於大陸““中國共産黨爲執政黨,民主黨派爲參政黨”的政治理念不理解，甚至把戒嚴時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威權制度與大陸先行政治制度混爲一談來看待，某種程度上産生聯想記憶把對國民黨不滿嫁接到中國大陸。在這種情景壓力下，外省人因爲來自大陸的身份忍受着本土族群責難，對待中國大陸態度不同則會被邊緣化。外省人基於過去歷史以及偏見對現在大陸社會情况的片面認識，以及種種社會情景壓力，讓外省人對自己的族群産生厭惡感，族群政治心理發生重大轉變。

　　（三）血緣與成長生活環境“本省化”

　　族群間通婚帶來血緣上融合，本省化台灣生活成長環境，外省人族群被“本土化”，外省人族群政治立場被同化。根植於成長背景的人格在族群政治傾向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中動機理論中親密關係需要對於外省人更是舉足輕重。早期遷台的第一代外省人大多爲單身或者未能携家帶口青年男子，在台灣的多年生活以後被迫在台灣與本省籍女子成家立業。家庭作爲個人人格的起源，對於個人整個人生價值認同起着啓蒙作用。家庭背景更是瞭解個人政治認同歸屬的重要變量，父母省籍以及家庭角度都是家庭背景重要組成因素。不同族群間通婚是不僅是不同身份兩個人的結合，更是兩種不同文化結合。跨族婚姻對總的思想意識、語言建構、行爲模式的培養産生影響，這種父母文化的异同是後代構建自己文化的基礎。個案7人中，王定宇的母親爲台南人，馬永成的母親爲彰化人。尤其是馬永成曾回憶説，父親較爲嚴厲，母親相對慈愛。根據傳統東方家庭觀，往往父親處於强勢的家庭地位，承擔家庭主要的工作收入責任，家庭日常教育主要依靠母親。外省二代往往出生在台灣關於父輩的原鄉大陸記憶，並未親自體會往往來自父親的口傳身教，不能形成主觀與客觀上的與大陸相關的外省人族群記憶。

　　同時，台灣的教育和社會交往也影響着外省人族群政治。外省人在兩蔣時期，台灣教育教科書以及課程的標準按照“大中國”的思想意識進行，由國民黨争渡統一編制，因此此階段大部分外省人的族群政治相對穩定。自1987年解嚴以後，伴隨着民主化的本土化使得台灣盛會趨向多元化。尤其是李登輝執政之後在教科書方面開始了“去中國化”的進程。2000年後，陳水扁政府繼續李登輝的“本土化”方針，在“去中國化”的“鄉土教育中”覺醒着所謂“台灣意識”台灣中小學的教課書編制開放民間編寫，采取審定形式的教材。例如，2005年的難一版初中教材中，將台灣地理部分内容比重加大，减少中國大陸部分，在表述態度上區别甚遠。外省人對中國認同被大大减弱，外省人族群政治出現變化。正如台灣學者藍清水之處，社交團體以及朋友圈可以起到凝聚個人與協調個人生活且增强族群認同的作用。外省第一代剛遷台時，多爲孤身一人，面對陌生的新環境往往通過血緣與地緣尋找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和交際網絡，因此往往聚集在宗親會、同鄉會這樣的組織之中。外省第二代及其後代隨着社會的進步以及出生地優勢等交際圈相對較爲廣泛，可以與台灣本省省籍居民相處。隨着台灣本土意識的不斷增强，各族群之間出現融合。個案分析中7人都出生在台灣，分别成長於台灣的各個城市，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會講當地語言，日常交往中的同伴以及朋友的觀念通過行爲的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了外省人對族群政治的建構。

　　（四）個人利益追求的作祟

　　政黨在人格理論中，權利需要與成就需要也是影響個人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有的外省人爲謀求個人的政治資本，選擇背棄自己的族群而加入民進黨。政黨在人格理論中，權利需要與成就需要也是影響個人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首先，民進黨主動吸納外省精英。台灣族群政治化現象下是省籍矛盾的對立，政黨政治操控的結果。各個政黨爲了獲得選票成爲執政黨使得台灣社會撕裂。尤其是民進黨，更是擅長族群對立的操控，例如，2004年台灣大選，民進黨利用案情不明的“三一九槍擊案”進行族群對立意識的激發，最終實現結果的成功逆轉。在用人方面，相對比體制臃腫、以資格論地位的國民黨，民進黨相對靈活的主動拉攏外省年輕精英。例如個案7人中的樑文杰，父母都是有“大陳義胞”之稱的外省人，長期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褒奬和庇護。然而，樑文杰是從“民進黨大佬”林濁水後，在林濁水的影響之下加入了民進黨，出現了從“反對台獨”“支持統一”到鼓吹“兩德模式”的“新潮流派系”主力。還有受陳水扁重用的馬永成淪爲了陳水扁身邊的鐵杆民進黨人。其次，不可否認有些外省人可能因爲政壇失意或者在國民黨内被打壓而改變自己的族群政治立場，但是他們往往不會選擇加入民進黨。比如宋楚瑜雖然自稱不屬於藍營，但是並未流露出“台獨”傾向或者加入民進黨，相反創立了屬於藍營的親民黨。再如，作家柏楊也曾遭遇打壓並出現親緑傾向，但未必是“獨派”也並未加入民進黨，在其臨終前甚至表示對陳水扁的民進黨失望之意。然而，在個案分析的7人之中没有一個是基於此情况而選擇加入民進黨，這也表明瞭相對比外省第一代，外省第二代及其後代更容易出現族群政治的不穩定而選擇加入民進黨。

　　四、結語

　　通過政治心理學分析方法的人物傳記法對外省人族群的7個代表性人物進行個案分析，從代表性人物的的人格，態度，社會認同入手，基於台灣社會的變遷進行分析。外省人早期選擇加入民進黨往往是基於西式民主思想的衝擊，“失望絶望”心理構建，血緣與成長生活環境“本省化”以及個人利益追求的作祟因素。隨着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台灣外省人在未來面對族群政治的時候，其選擇將更加多元，族群的界限也不再明顯。但是，外省人族群作爲與大陸血緣連接群體，如果能够打破對祖國大陸政體的偏見，基於自由的台灣政治氛圍中，以外省人後代作爲跳板實現兩岸融合也未必不可能。由於條件所限，本論文僅爲初步探索類文章。政治心理學的人物傳記分析法爲傳統方法，新的社會科學技術，比如問卷，訪談，實驗和模擬，對於族群政治中個人及群體政治心理同樣重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通過新的研究方法運用，希翼新的探索更加系統和翔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