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灣“邦交國”的存在是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也是兩岸意見衝突較爲集中的議題。近年來台灣“邦交國”數量持續下降，但蔡英文當局並未放棄對“邦交國”的維持。通過認知失調理論分析蔡英文當局的政策和行爲，發現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呈現新舊認知差异下的縱向失調和認知與環境衝突下的横向失調。雖然蔡英文當局試圖從政策合理性、夸大“邦交”成效、訴諸台灣民衆、依靠美國製造“强迫服從”等方面减少認知失調，但這只起到掩蓋其施政不足、助長“倚美抗陸”情緒、混淆國際社會視聽的效果，並造成財政壓力過大、兩岸對抗加劇、“邦交國”對台認知度下降等新問題。在不改變認知與行爲的情况下，蔡英文當局執政過程中的各種認知失調不具備轉化爲協調的可能性。

　　關鍵詞：蔡英文當局；中南美洲；“邦交國”；認知失調理論

　　中南美洲是台灣地區“邦交國”最爲集中的地區，該地區目前仍有八個國家（地區）與台灣地區維持所謂的“邦交”關係，占台灣“邦交國”數量一半以上。作爲歷史遺留問題，台灣地區外事關係並不具備發展的條件，不僅在現實中頗受争議，“邦交國”數量也逐漸减少。2016年以來，已有四個中南美洲國家（地區）先後與台灣“斷交”，但與中南美洲“邦交國”關係依然受到台灣當局的重視。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其不斷强化與中南美洲“邦交國”的利益關聯，企圖减少相關國家與台灣“斷交”的意願，同時還醖釀謀劃“開拓新邦”，意圖在拉美地區與大陸展開對抗。2021年以來，隨着洪都拉斯可能與台灣“斷交”消息的出現，以及尼加拉瓜宣佈與台灣“斷交”，台灣“邦交國”問題再次引起學術界關注。以認知失調爲綫索，在中南美洲國家（地區）五年四次“斷交”背景下分析蔡英文當局“邦交”政策，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可以分析蔡英文當局執政認知與傾向，瞭解其與環境互動的行爲邏輯；另一方面，可以爲分析蔡英文當局涉外行爲提供新的視角。

　　一、認知失調理論

　　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是美國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經典理論。作爲認知一致性理論中的一種，認知失調理論着重於一般的認知行爲（cognitive behavior），而不是社會行爲。簡單地説，認知指的是有關環境、組織、自我，或一個人行爲的任何知識、觀點和信念。失調一般則是指認知元素之間存在“不適合”（unfitting）的關係，如一個元素“緊跟着”另一個元素的反面，就是一種失調。失調可以來自於邏輯的不一致、文化習俗的差异、特定觀點被包含於一個更普遍的觀點之中、當前的現實與過去的經驗不一致等。

　　認知失調的産生一般源於新的、不可預見的事件或信息的衝擊，以及觀點和行爲的差异。一方面，新信息的産生帶動新情况的發生，這會給已有的知識、觀點或與行爲有關的認知帶來衝擊；另一方面，當動機和所期望的結果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即采取行動時的認知與結果所代表的觀點或知識之間有衝突時，也可能會産生認知失調。當認知失調出現時，認知行爲體往往面臨着維持認知的壓力，這激勵着他們不斷作出努力以减少失調，避免有可能增加失調的情境或信息出現。失調，導致了减少失調的行爲；失調越大，爲减少失調的行動强度也就越大。一般而言，認知行爲體减少失調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表1）。

　　表1  認知行爲體减少認知失調的方案類型與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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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來看：一是對已做出的决定進行合理化。在該條件下，認知行爲體通常會嘗試改變或撤銷决定，將不得不作的改變歸因於環境，消除或减少備擇物的吸引力。二是以强迫方式尋求他者對自身觀點的服從。當主觀層面的努力已付諸實踐後，認知行爲體傾向於以環境認知的改變來獲得支持，如爲服從者提供奬勵，或對不服從者進行某種懲罰，以此構建公開服從現象。三是追求有效信息來佐证既有信念。失調産生時，認知行爲體會盡可能找出自身觀點與環境選項的共同點，同時建立快速防衛機制，减少接收有可能增加失調的信息。四是通過增加認知元素來獲取社會支持。支持者的增多往往能增加自身觀點的協調度與傳播度。當面臨失調時，認知行爲體往往會改變自己的觀點，以同其他人觀點更一致，並試圖影響持不同意見的人或讓持不同觀點的人與自己不可比較。同時，認知行爲體還有可能通過持有强烈信念的人的大量聚集來解釋、合理化既往認知，以此獲得個人的協調。

　　由於减少失調本身是認知行爲體面對環境與自身認知不協調時的一種應激反應，因此當認知失調减少時，造成失調的情境或信息也相應减少，認知行爲體面臨的壓力降低，也就獲得了主觀上的協調。

　　二、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的認知失調及原因

　　作爲台灣地區“邦交國”最爲集中的地區，中南美洲一直被蔡英文當局視爲拓展“國際空間”“捍衛民主、法制、保障人權”的陣地，是其自認的外事行爲能力與“鞏固民主”能力的體現。但需要注意的是，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的做法與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是不匹配的。當前，一個中國原則在中南美洲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支持，蔡英文當局面臨着歷史與現實、自知與他知的差异帶來的認知失調。

　　（一）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的認知失調

　　1.新舊認知差异下的縱向失調。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當認知行爲體面對新情境時，將可能會出現新認知與舊認知相衝突的狀况。1949年以前，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作爲中國的主權行使者，有權同其他國家發展外交關係。隨着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國共産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可以視爲新情境中的新認知。但國民黨依然堅持舊認知，認爲其有權繼續行使外事權利，盡管其敗退後所盤踞的台灣地區並非“主權國家”，不具備國際法律人格，也不具備“邦交”權利。由此，便産生了新舊認知差异下的認知失調。在這過程中，部分“台獨”勢力試圖將台灣對等於歷史上的“中華民國”，對新認知予以否定，以此獲得主觀上的自我調適。

　　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中的認知失調正來源於此。台灣“邦交國”的存在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本應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解决，但蔡英文當局並不接受這種認知。目前，蔡英文當局仍將維持少量“邦交國”視爲“主權國家”的象徵，認爲這是“捍衛‘主權’及維護‘國家’利益”。同時，蔡英文當局試圖從歷史脈絡中尋求正當性，推動歷史與現實分離，不僅强調“邦交國”的歷史繼承性，還將中國大陸定位爲“他國”，試圖以“中華民國台灣”混淆認知。蔡英文當局推崇的所謂“歷史繼承論”“固邦論”等錯誤觀點幾乎無法得到響應，其所面對的是國際社會對於一個中國原則認同的與日俱增，以及台灣“邦交國”數量持續下降的現實。即便蔡英文當局試圖獲得主觀上的自我調適，也無法改變一個中國的事實。

　　2.認知與環境衝突下的横向失調。當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時，廣大民衆依然期待兩岸關係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2016年到2021年，台灣民衆支持兩岸統一或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維持在60%以上，2018年曾達到最高值73.3%。此時，滿足民衆訴求成爲蔡英文當局的政治責任。中國大陸也對此作出回應，並表示：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决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事實上，這爲兩岸關係的發展指明瞭方向。但是蔡英文當局並不承認“九二共識”，無意緩和兩岸關係，並仍以“開拓國際空間”作爲外事政策的指向，希望國際社會承認其“國家”身份。這種認知無疑與島内外環境相衝突。蔡英文當局的行爲没有取得“開拓國際空間”的效果，也没能獲得多數民衆的支持。2017年到2018年台灣當局先後失去三個中南美洲“邦交國”，2018年民進黨更是在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中大敗，提倡支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則大勝。對於政治責任的逥避導致“拓邦”動機、角色塑造與環境的矛盾凸顯，蔡英文當局陷入又一個認知失調。

　　（二）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中産生認知失調的原因

　　1.中南美洲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感持續提昇。從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再到中國共産黨提出“堅持胸懷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世界範圍内獲得了廣泛支持，與中南美洲關係始終穩步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認知在該地區得到廣泛傳播。2014年，習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舉行了首次集體會晤，確立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係，中拉關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17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與中南美洲的巴拿馬、多米尼加、薩爾瓦多以及尼加拉瓜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係，在該地區的建交國達25個。中南美洲成爲“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者，雙方建立了常態化的合作機制，並提出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等設想，在涉及領土主權、發展權益等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予以理解和支持。盡管蔡英文當局想要推動與中南美洲“邦交國”的關係，但其行爲並不具備可持續的空間，也無法撼動一個中國原則的地位。

　　2.民進黨當局對自身“拓邦”能力缺乏清晰認識。雖然台灣當局於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但其並未裁撤外事部門，且仍將維持“邦交國”視爲“政治權利”的一部分。然而，所謂“邦交國”的真實作用往往被其高估。一方面，蔡英文表現出較强的“拓邦”意願。2016年蔡英文甫一上任便提出“擴大國際空間”“價值外交”等“走向世界”的設想，並展開一系列“固邦”“拓邦”行爲，其首個任期曾四度趕赴拉美“友邦”，另有六個“邦交國”正副元首(含總理)及總統當選人應邀赴台。另一方面，美國的支持增加了蔡英文當局的信心。2017年2月底，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執行董事約翰·聖伯洛(John Sanbrailo)曾提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繼續保持在拉美地區的“邦交國”，將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傳播到拉美地區。在蔡英文“拓邦”意願和美國支持的共同推動下，蔡英文當局形成了對自身維持“邦交國”能力評估過高的錯誤認知。面對中南美洲“邦交國”持續滑落的現實，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使蔡英文當局的不當行爲頻頻受阻，認知失調進一步加深。

　　三、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中試圖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

　　作爲執政權的掌握者，蔡英文當局的每一個行爲都將對台灣地區政治發展進程産生影響。然而，同維護台灣地區整體利益相比，蔡英文當局似乎認爲减少執政過程的認知失調更爲重要。因此，當蔡英文當局意識到其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的認知失調時，减少認知失調的動機就此産生。總體看來，其减少認知失調的方式主要包括：對政策合理性進行多重論证；夸大維持“邦交國”成效並醜化大陸；將維護“邦交國”的行爲訴諸廣大民衆；推動“以美固‘邦’”或“金元固‘邦’”，製造“强迫服從”。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的過程是對錯誤認知的堅持，也是其自我孤立和保守態度的體現。

　　（一）論证“邦交”政策的合理性

　　1.提出涉外交流口號。合理性論证是表述目標與價值取向恰當性、基礎性的關鍵，對於一項認知的堅持往往以合理性論证爲基礎。爲改變認知失調，蔡英文當局論证涉外政策合理性的行爲更加迫切，其上任後便提出“讓台灣走向世界”的口號，并且專門針對中南美洲“邦交國”設計了援助或合作計劃，如“高層互訪”“永續合作”等，回應了“拓展國際空間”的論述，並試圖增加“邦交”政策的合理性。

　　2.構建“弱勢”話語體系。在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的過程中，蔡英文當局試圖以話語體系的構建來論证“邦交”的“迫切感”，即通過對比體現“弱勢”和維持“邦交國”的“必要性”。如稱大陸與巴拿馬建交是“用金錢换外交”；與多米尼加建交是“不友善、破壞性的做法”；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是大陸“文攻武嚇”的一環；“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的援助、投資、經貿等‘畫大餅’承諾，許多未能履行兑現，反而造成許多國家債台高築”，而台灣則“信守對‘邦交國’的承諾（但受到打壓）”；等等。可見，蔡英文當局試圖通過構建大陸“强勢”與台灣“弱勢”的話語，凸顯其“邦交”政策的合理。

　　3.虚構“斷交”責任承擔者。蔡英文上台後一直將大陸作爲其涉外事務困境的責任承擔者與“假想敵”，其外事部門網站高頻更新“中國（大陸）阻撓台灣‘國際空間’事例”，並指責大陸“打壓”台灣“生存空間”，塑造出“陸强台弱”“逼不得已”的形象，由此構建“必須走向世界”的錯誤認知邏輯。

　　（二）夸大維持“邦交國”的成效

　　1.夸大涉外事務成效。爲了美化“固邦”行爲，蔡英文當局更注重形象設計，將涉外政策定義爲“回饋國際社會”“順應世界潮流”，並不斷夸大與中南美洲“邦交國”的交往成果，如着重宣傳與“邦交國”貿易的增長率、“友邦”在國際場合爲台灣發聲的案例等。正因如此，雖然中南美洲“邦交國”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不及0.3%，但其依然成爲台灣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最主要的貿易伙伴來源地，也是台灣尋求參與“國際事務”最主要的聲援地。在此基礎上，蔡英文當局不斷宣傳其對於中南美洲“邦交國”的訪問有“豐碩的成果”，其與“邦交國”“交往層級提高，合作範圍擴大，……，讓台灣能爲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等。

　　2.否認“一中”國際認同感。夸張的情緒表達往往能引起共鳴，激發想象，在面對“假想敵”的過程中，這種情緒能起到一定的自我安慰作用。爲了减少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社會認同感與日俱增帶來的認知失調，蔡英文當局强行推動所謂的“反滲透法”，並指責大陸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主張”，煽動“反中”與“抗中”情緒的形成。

　　（三）煽動大衆參與維護“邦交國”

　　1.推動“全民外交”。互動場域的生成使認知個體形成一種持久的感知，在潜意識層面指導其行爲。蔡英文當局試圖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對大衆的煽動，通過激發大衆參與感來達成的。爲了進一步激發大衆“固邦”參與感，蔡英文當局不斷推動所謂的“全民外交”，采取措施强化非政府組織（NGO）的外事功能.，比如2016年提出設置“NGO國際中心”，並協助危地馬拉與海地風灾重建，協助洪都拉斯等拉美地區防止傳染病毒疫情，致力於“展現民間能量及軟實力”“結合民間充沛活力和能量，……，讓台灣繼續‘走向世界’，做出貢獻”。

　　2.製造“民衆現象”。2017年蔡英文當局抛出民調，指出“75.6%受訪者贊同推動政府‘高層互訪’，更有84.8%受訪者支持將單向援助改爲雙向互助互惠的新思維”，以此論证其外事政策的高支持度。與此同時，蔡英文當局不斷挑撥大衆對大陸的情感，如抛出“2 300萬人民有權利决定自己的未來”等論調，並將失去“邦交國”表述爲“（中國大陸）誤判台灣人民的底綫”，由此來獲得發展“邦交國”的空間與可能性，爲“開拓國際空間”積累自以爲的民意基礎。

　　（四）推動“以美‘固邦’”與“金元‘固邦’”

　　1.加大倚美力度。在一段關係開始與維持的過程中，具有“公信力”的媒介往往能够起到推動作用。爲了减少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過程中的認知失調，蔡英文當局就試圖發揮美國的“媒介”功能。蔡英文上任後持續向美國示好，不斷强調對美關係的進展，積極響應美國“印太戰略”，意圖以美國對台灣失去“邦交國”所“采取對應的反應”來製造“邦交國”的“强迫服從”。爲此，蔡英文當局曾在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勝選時與其進行通話，並多次邀請美國高官訪台，借出訪“邦交國”過境美國。蔡英文當局不斷宣傳過境美國獲得“高規格禮遇及接待”、美國對台灣失去“邦交國”的“關切”和“對台灣安全的重視”，凸顯台美關係“進步”的一面，稱其爲“40年來最佳”，塑造台美關係友好發展的氛圍。

　　2.推動“金元‘固邦’”。在試圖减少認知失調這一動機的影響下，蔡英文當局盡可能通過滿足“邦交國”的各項需求來“固邦”。如爲“友邦”在台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設立奬學金，加大對“友邦”的經濟援助、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合作、人道救援等。2018年海地總統訪台後，台灣當局與其簽署“公報”，提及“在60天内共同規劃海地經濟發展、基礎建設及吸引投資等項目”。類似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蔡英文當局自以爲的認知協調。

　　四、蔡英文當局减少認知失調行爲的效果與困境

　　在蔡英文當局試圖减少認知失調而行動的過程中，其通過對“國際空間”得失的炒作轉移大衆的關注焦點，掩蓋施政不足，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靠近美國、混淆國際社會視聽的效果。但必須注意到，認知失調的修復通常是以認知的改變爲支撑的，不從這一根源解决問題，就不具備改變現實環境的功能。爲了實現維持“邦交國”的目標，蔡英文當局不僅面臨沉重的財政壓力與治理負擔，還罔顧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責任，甚至導致兩岸關係的惡化。即便如此，中南美洲“邦交國”數量减少的狀况也未因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而得到改善。

　　（一）蔡英文當局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所取得的效果

　　1.掩蓋施政不足與執政無能。蔡英文第一任期因執政不力引起了選民不滿，但其在隨後的選舉中通過操弄政治議題成功轉移了焦點，不僅掩蓋了執政過失，還獲得了連任。“邦交國”的維持是蔡英文轉移焦點的一環。在政治利益的驅動下，蔡英文試圖改變大衆對於中南美洲“邦交國”重要性的認知，從而與大衆達成認知的一致性。在蔡英文當局的刻意操作下，台灣民衆對“斷交”議題的關注度有所提昇，誤以爲是大陸在“挖墻角”，使原本僅具有象徵意義的“邦交國”問題被放大，並導致民衆對大陸不滿情緒的提昇。[1]78“邦交國”問題被放大後，“斷交”問題被賦予“大陸打壓台灣”的錯誤認知，導致台灣民衆在面臨“斷交”時心理落差加大，形成大陸“外交霸凌”的形象，進而營造出“亡國”代入感和情緒上的“相對剥奪感”，並産生對抗大陸的情緒。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大衆的注意力，掩蓋了蔡英文當局的施政不足與執政無能。

　　2.助長民進黨“倚美抗陸”情緒。美國對於台灣維持“邦交國”的干預幫助蔡英文當局應對了認知矛盾，而蔡英文也通過“固邦”行爲向美國進一步靠攏。在這個過程中，民進黨“倚美抗陸”的情緒得到加强。一方面，美國的部分政策减輕了蔡英文當局的認知失調。近年來美國不斷强調“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及“六項保证”爲美國涉台關係基石，並於2017年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公開表示美國政府應鼓勵美國和台灣各級官員的互訪。2018年8月，美國白宫首度針對台灣“邦交國”發佈聲明，就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表達高度關切，並於同年召回駐多米尼加、薩爾瓦多以及巴拿馬三國大使，以瞭解這三國與台灣當局“斷交”的原因，同時取消了原定於9月中旬的“中美洲國家安全會議”等。美國的行爲爲蔡英文當局營造了認知假象，幫助蔡英文當局堅定了“拓展國際空間”的信念。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輸出增加了蔡英文當局的倚美情緒。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佈《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表示將擴大與台灣的“伙伴關係”。2020年2月，特朗普簽署了“2019年台灣盟友國際保護與强化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即所謂的“台北法”，表示支持進一步强化美台關係及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要求國務院每年向國會報告台灣在世界範圍内的“外交關係”和“伙伴關係”。高密度的輸出幫助蔡英文當局减少了壓力，也助長了其“倚美抗陸”的情緒。

　　3.混淆國際社會視聽。作爲中國政治體系下的次級行政單位，台灣並不具備獨立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但通過持續性的政治運作，蔡英文當局仍通過中南美洲“邦交國”達到了在國際社會混淆視聽的目的。一方面，增加了蔡英文當局“亮相”國際的機會。中南美洲作爲台灣地區“邦交國”最爲集中的地區，被蔡英文當局賦予了“持續在國際場域適時爲其‘仗義執言’”的期待，包括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在内的重要國際組織及相關會議、機制和活動等（表2）。而台灣中南美洲“邦交國”基於利益的考量，在聯合國大會等重要國際場合爲台灣發聲，使台灣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國際參與感”。另一方面，使蔡英文當局獲得了參與部分“國際事務”的機會。台灣當局擁有中南美洲“邦交國”並尋求加入地區性國際組織，似乎使其具備了“國際法人”資格，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其走向整個拉丁美洲、享受整個地區大型市場的野心，也進一步服務於其“開拓國際空間”與凸顯“主權合法性”的政治目標。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蔡英文當局得以在國際社會混淆視聽。

　　表2  2017—2020年台灣當局“邦交國”在重要國際場合支援台灣的部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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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蔡英文當局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帶來的困境

　　1.沉重的財政壓力與治理負擔。在减少認知失調的行爲中，蔡英文當局的“固邦”行爲付出了巨大代價（表3）。一方面，形成巨額財政支出。以台灣當局外事部門支出爲例，2016年起其外事部門每年支出均超過200億元新台幣，2020年更超過267億元新台幣，其中每年對中南美洲的援助達80～90億元新台幣。2018年蔡英文當局提出“强化對外援助整體計劃”，匡列的融資基金高達35億美元，其規模約爲台灣地區退休撫恤金一年的支出。另一方面，擠占民生資源，造成治理負擔。“固邦”帶來的間接投入同樣不可小覷，主要表現爲防務輸出。2016—2020年，台灣地區防務支出費用均超過3 000億元新台幣，約占台灣地區生産總值的2%。2020年防務支出超過3 355億元新台幣，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對美軍購。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台灣外事部門支出與防務支出的總額分别相當於退休撫恤支出、教育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的2.5倍、0.9倍、0.7倍。這些頗具規模的支出不僅擠占了民生資源，加重了民衆的負擔，更使台灣在國際場合處處受制於人，如强制開放以民衆健康爲代價的萊猪進入台灣市場。長期來看，這造成了沉重的治理負擔。

　　表3  2016—2020年台灣當局部分財政支出費用對比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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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劇兩岸衝突與對抗。作爲歷史遺留問題，兩岸雙方過去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合理安排台灣“國際活動空間”。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不承認“九二共識”，並推動“固邦”“拓邦”行爲，導致了兩岸緊張局勢。在中南美洲問題上，蔡英文當局混淆了歷史與現實的概念，將維持“邦交國”的歷史遺留問題與其“團結島内民衆”對抗大陸的現實相聯結，以兩岸關係的倒退來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似乎有意將“邦交國”問題轉换爲台灣民衆與大陸之間的對抗問題。同時，蔡英文當局還拒絶大陸對於兩岸協商與談判的呼吁，其“固邦”過程的話語構建與情緒煽動導致兩岸互信缺失。這激化了大陸追求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中國夢同民進黨謀求“台獨夢”的結構性矛盾，影響了兩岸民衆交流態勢，造成兩岸内部損耗，最終有可能導致誤判與新的失調。

　　3.“邦交國”對台認知度下降成爲事實。中南美洲國家意識形態相對比較保守，歷史上曾有相對濃厚的反共色彩，也正因如此，台灣當局才得以在該地區維持少量“邦交國”。但這並不代表蔡英文當局“固邦”政策的行之有效。一方面，中南美洲“邦交國”對蔡英文當局的認知度逐漸下降。2020年第75届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邦交國”洪都拉斯就被指出五年未發聲支援台灣，2021年甚至爆出其可能與台灣“斷交”的消息；多米尼加也曾被指出接受台灣大批量援助後仍與台灣“斷交”；尼加拉瓜更是在無預警情况下與台灣“斷交”。另一方面，“邦交國”難以對台灣形成實質性認同。與台灣“斷交”後，巴拿馬總統就曾表示這對國家“是一個正確的决定”；薩爾瓦多總統府發言人也曾指出“不能違背世界潮流，忽略中國……”。雖然部分國家（地區）與台灣維持了較長時間的“邦交”關係，但在“斷交”問題上依然果斷。如多米尼加與薩爾瓦多領導人在與台灣當局“斷交”一週年後就曾分别表示，“對多中關係前景充滿期待”“潜力巨大”等。因此，隨着一個中國原則在全球範圍内得到認可，蔡英文當局還將面臨“邦交國”對台認知度進一步下降的可能。

　　五、結語

　　蔡英文當局維持中南美洲“邦交國”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更多服從於民進黨長期執政與追求“台獨”的政治幻想。蔡英文當局發展與中南美洲“邦交國”關係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混淆視聽的效果，但從長遠來看，並不具備持續推進的可能。蔡英文當局不肯直面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改變自我認知，這是認知失調的關鍵。簡單而言，不論對政策合理性或維持“邦交國”的成效進行怎樣的論证與美化，或煽動大衆情緒，或推動“倚美‘固邦’”與“金元‘固邦’”，這些都不能幫助蔡英文當局掩蓋執政中的問題，也無法幫其獲得所謂的“國際空間”，反而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台灣當局的“邦交國”問題既不能寄託於認知的塑造，又不能通過减少認知失調來自我麻痹，更不能脱離一個中國原則。如果不改變認知與行爲，蔡英文當局執政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認知失調都不具備轉化爲協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