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適切性是彰顯其頂層設計及制度性安排的優越性，並在探索過程中不斷汲取並自我强化正當性和權威性的有效途徑之一，可從運用、認知、博弈及影響四大維度進行審視，並注重其戰略性、階段實踐性、兩岸性與適用性。要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從經濟、文化、社會、法理及話語五大維度，探索區域治理創新模式，豐富國家治理體系，形成模式示範效應，穩步推進國家統一，提昇中國統一模式的國際影響力。

　　關鍵詞：“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實踐路徑；適切性；示範區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作爲推進與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實施路徑與制度安排，應當在其探索的過程中提昇適切性，廣泛發動兩岸的積極力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以追求國家完全統一爲既定目標的前提下，展開多面向、寬領域、深層次的探討，以平實易懂的語言和方式闡釋台灣方案的内涵要義，讓兩岸民衆尤其是台灣民衆加深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瞭解、理解、認同與支持，從而最大限度化解和消除探索及實踐過程中島内可能産生的阻力及障礙，進而有效提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國際影響力。本文從適切性提昇與示範區建設兩方面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實踐。

　　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適切性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注重兩岸協商共議，重要目標之一是爲了被接受與被認同，同時彰顯其頂層設計及制度性安排的優越性，並通過廣泛的參與、深入的協商、訴求的回應、利益的調和，不斷强化正當性、合法性及權威性。

　　（一）運用維度：力求更契合兩岸實際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産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决。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實踐中，若能最大限度提昇適切性，可使其更能契合中國國情和兩岸實際，運作更爲流暢。盡管兩岸在法理上同屬一個中國，但兩岸陷入階段性分隔的事實仍客觀存在。在民進黨當局呈現出較爲强烈的分離主義意識，“緑色話語”横行台灣島，“反中抗陸”意識形態不斷被炒作。“台獨”勢力對大陸權力運作體系的抹黑及攻擊嚴重影響台灣民衆對大陸的客觀評價。

　　可以預見，短期内大陸推動的兩岸“一體化”與民進黨當局企圖搆築的兩岸“异體化”形成對抗局面將是常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探索、推動乃至落實的進程中，需要適應這種政經背景，並思考如何應對及化解可能的阻力和對抗，評估方案的初案、修改稿，以及宣傳版本、談判版本、議定版本可能引發的兩岸政治社會效應與島内外輿論影響。在探索過程中，應最大限度地徵詢兩岸各界尤其是台灣島内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真心推動國家統一進程的有識之士、各界别代表的建議，讓他們廣泛參與，充分闡述意見與看法，從而保障他們的利益，消除他們的疑慮，使“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展現頂層設計思維的同時，充分體現廣泛性、代表性等特質。

　　（二）認知維度：提高台灣民衆的接受度和認同感

　　由於兩岸政治在多年的演化發展過程中，已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並自成體系的權力話語體系。兩岸雙方在互動博弈過程中，客觀上難以避免“話語摩擦”乃至“話語衝突”。尤其是以李登輝、陳水扁和蔡英文爲代表的島内分離主義勢力，一方面不斷借由突顯“台灣主體意識”偷渡“台獨”意識，形塑台灣民衆的“排陸性”群體意識，企圖將大陸异化爲“他者”。在蔡英文執政期間，民進黨當局加大了“緑色話語霸權”的搆築力度，向民衆灌輸緑營版“遠中”“排陸”的“政治正確”。另一方面，借由特定事件不斷操弄民粹主義，人爲製造兩岸民衆溝通交流的障礙，試圖消解大陸以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往來，助力兩岸民衆擴大“交叠共識”的廣度與深度。由於兩岸話語體系差异形成的“話語成見”在短期之内難以消融，在緑營營造的特定話語環境之下，兩岸歧見可能進一步加深，大陸推動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要融入台灣業已成形的話語環境及話語體系，難免存在一定的阻力。

　　在民進黨當局人爲建構的“排陸”話語體系環境之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如何消除島内機制性障礙，消融話語體系的排异性，確實需要費一番思量。在“緑色話語霸權”横行的台灣，不少民衆的大陸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緑營嚴重扭曲與异化。尤其是一些尚未來過大陸的民衆，長期被“台獨課綱”“獨化”，蒙蔽於民進黨政客的“認知作戰”，陶醉在緑媒惡意曲解抹黑的“自嗨式”報導中，對大陸的認知已非誤解及成見所能概括，而是帶有偏激的“反中抗陸”意識形態色彩，這類群體以深緑擁躉爲典型代表。而在“台獨課綱”毒害下成長起來的島内年輕世代，雖在“緑色話語霸權”和“緑色擬態環境”的影響之下，被貼上了“天然獨”標籤，政治認同在整體上呈現出階段性偏向緑營的情景。但這類認同取向尚未真正定型，而是呈現出摇擺性、波動性、易被煽動及可形塑性等諸多方面的特徵。因此，大陸涉台話語體系對這類群體的影響，仍然存在一定的可開拓和可深化的空間。

　　可見，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中，消除部分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的排拒心理，要努力提昇台灣民衆尤其是年輕世代的接受度和認同感，采用他們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宣傳。事實上，不少台灣民衆被島内别有用心的政治勢力亂帶節奏，對“一國兩制”産生了較大的誤解與成見，甚至形成扺觸心理，事實上却並不知“一國兩制”爲何物，更未真正瞭解及理解其内涵要義。因此，有必要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以貼近台灣話語體系的“台式”包裝及行銷，以更接地氣及生動活潑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讓台灣民衆尤其是年輕世代瞭解“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内涵及外延。

　　（三）博弈維度：破除島内政治勢力對“一國兩制”的污名化

　　目前，部分台灣民衆對於“一國兩制”的内涵要義不但没有基本的認識，而且不願意主動瞭解。這根源於國民黨、民進黨等台灣主要政黨長期以來對“一國兩制”的負面解讀和刻意污名化。國民黨當局在“威權統治”時期，大力攻擊“一國兩制”。李登輝主政時期，國民黨當局也持續污名化“一國兩制”。2000年陳水扁上台之後，民進黨當局利用國民黨此前對“一國兩制”攻擊抹黑的基礎，展開更爲猛烈的攻勢，並將其當作挑動島内民粹、攻擊挑釁大陸、惡化兩岸關係、壓制國民黨兩岸論述空間的手段與工具。在2008年至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國民黨當局也難以擺脱“路徑依賴”，繼續從負面角度看待和解讀“一國兩制”的内涵要義和戰略價值。

　　在島内主要政治勢力的負面宣傳之下，不少台灣民衆對於“一國兩制”形成了極其負面的刻板印象并且呈現進一步固化態勢。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來，民進黨當局繼續用誤導宣傳恐嚇台灣民衆，進行對“一國兩制”不利的議程設置，並利用兩岸信息不對稱的條件，繼續夸大“一國兩制”實踐可能産生的負面影響，不斷渲染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遇到的問題，尤其是利用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大肆對“一國兩制”展開攻擊與抹黑。由此，台灣民衆置於“緑色話語”營造的媒介擬態環境之中，從而産生錯誤的扺制與反對“一國兩制”的“共情效應”。

　　因此，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和宣傳的過程中，有必要重新審視原有的傳播路徑，進行“路徑創新”與話語宣傳方式的昇級。針對“一國兩制”被台灣藍緑陣營污名化的背景、過程和現狀，以及藍緑陣營污名化“一國兩制”的出發點和落脚點、抹黑的具體手段和已産生的負面效應，特别是台灣民衆業已形成的刻板印象等各個方面，均需進行復盤及應對策略的探討。

　　（四）影響維度：提昇大陸涉台話語權和影響力

　　美西方一些反華勢力以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和“維護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爲幌子，刻意歪曲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内政的性質，企圖否定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島内“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在不斷炒作台海議題的過程中，接連抛出特定政治話語，試圖在國際社會中形塑並建構於他們有利的政治話語體系。盡管在當下的國際社會中，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一個中國原則已爲國際社會所公認，然而中國大陸的涉台話語體系仍面臨着以美日爲首的外部勢力建構的涉台話語體系的激烈競争。美日等西方國家在圍堵中國大陸的進程中，利用其宣傳實力優勢，試圖壓制中國大陸涉台話語體系的論述空間和國際影響力。

　　作爲解决國家統一問題的“一國兩制”制度安排和路徑選擇，無疑是中國大陸涉台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者受到外部勢力不斷建構的涉台話語體系，乃至可能形成的“台海話語霸權”的刻意擠壓，勢必會弱化“一國兩制”的影響力。盡管當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勢力，尚未直接公開叫板和否定“一國兩制”構想及可能付諸台灣治理實踐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但其已着手抹黑和扭曲香港的“一國兩制”治理實踐，尤其是在“修例風波”中發動輿論攻勢圍攻中國政府，不斷煽風點火挑撥香港與内地的關係，同時從負面角度解讀“港版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後的治理新舉措和新樣態。這在客觀上助長了台灣島内藍緑陣營借機扺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動能”，並導致兩岸有責任有擔當的人士共同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遭遇更大的阻力，也面臨無形的輿論壓力。

　　基於此，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過程中，首先應當轉變思路，有效提昇“講故事”的能力，采用國際社會容易聽懂、樂於接受的叙事方式，從對外宣傳調整爲對外傳播和對外叙事，减少以自我爲中心的單向、制式和硬性輸出。其次應當調整“話語模式”，盡量避免采用包羅萬象的“元叙事”方式，而應凸顯針對性較强的“小叙事”，以更接地氣的語言風格讓境外受衆潜移默化地感受，願意瞭解甚至理解中國國家統一模式。再次應當調動各方積極因素，發動“全民外交”，盡量去官僚化、去學術化、去説教化、去灌輸化，借由民間交流與溝通，經由軟性傳播的方式，讓更多的境外民衆擺脱既定話語成見，願意及樂意接觸中國的“小叙事”；最終才能聚沙成塔，爲穩步提昇我方涉台話語權的影響力，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二、提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適切性的策略分析。

　　“一國兩制”作爲一種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已在香港和澳門成功實踐，累積了不少的成功經驗。然而，由於推動及實施的時空環境和政治屬性存在一定差异，“一國兩制”港澳模式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台灣。應當根據兩岸關係演化的歷史和現實進行適度調整，以增强“一國兩制”的適切性，排除“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探索和治理實踐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障礙。

　　（一）既要有戰略高度又要便於宣傳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適用於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其牽涉的因素具有結構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的特徵。因此，必須從謀劃全局與着眼未來的戰略高度進行探索。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推進國家完全統一進程中，針對可能遇到何種内外阻力與障礙，需要化解哪些難題與困境，必須提前做好哪些準備，如何應對突發性事件的爆發，如何整合各方積極因素等各個層面的問題，均須進行規劃和備案。在做好統一理論準備、實踐方案盤整、治理實踐預判、機制效能預估的進程中，既要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考慮各方的利益訴求與關切，又要確保探索過程始終在“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框架之内推進。“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在以有效推進國家統一進程，服務統一後的治理實踐和制度完善爲目標的同時，更應服從於國家的整體戰略規劃龢民族復興大計。

　　不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具備戰略高度和策略縱深，並不妨礙其以貼近客觀實際、最大限度考量各方利益訴求，契合基層民衆需求等較爲靈活與接地氣的方式來提昇其被理解、被認知、被接受和被認同的程度。由於台灣民衆歷經了島内政治生態變遷演化的復雜過程，尤其是台灣年輕一代長期受到偏緑意識形態的“洗腦”，對大陸涉台政策尤其是“一國兩制”存在較大程度的理解偏差、負面解讀和刻板成見等。因此，如何有效破除“一國兩制”在台灣島内長期被污名化的現狀，消除“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可能遭遇的現實和客觀的阻力，無疑是一個必須正視的課題。該問題勢必會貫穿於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和統一後治理實踐的全過程，因此，“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輿論引導工作不應停留在傳統思維層面，而應進行思維變通，不妨引入“政治行銷”的思路與策略，將台灣民衆定位爲“目標受衆”，以更接地氣的方式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包裝行銷，進而提昇台灣方案對台灣民衆尤其是島内年輕世代的吸引力。

　　（二）既要凸顯台灣元素又要兼具兩岸特色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適用於解决兩岸統一的制度安排和路徑選擇，在探索的過程中，需要調動台灣島内的各方力量與積極因素，廣泛參與到協商進程中來，共同爲推進國家統一進程建言獻策。協商主體除了具有代表性外，也應注重廣泛性；既要聯絡島内各階層的精英分子，也要“走群衆路綫”，關注基層民衆的利益訴求。除了調動台灣各黨派、團體和有關人士就頂層設計、制度安排、實施路徑和治理實踐等方面的高階議題進行探討和研議外，台灣基層民衆的民生福祉龢利益關切同樣值得高度重視。畢竟，從20世紀80年代末“解嚴”以來，台灣選舉型社會已成形並固化，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治人物以各種方式迎合、動員與“教化”基層民衆，從而形成基本盤，凝聚並試圖擴大支持基礎，這種動員型社會形態已成爲島内社會運轉的常態。而政治動員的手段，除了慣用的意識形態動員之外，利益誘導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台灣民衆在一定時期内依舊習慣於這種社會動員模式。有鑒於此，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中，如何反映島内基層民衆的利益關切，有效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並具體化至落實台灣方案的細節中，顯然應給予重視。

　　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既要高度展現台灣民衆的看法與意見，反映島内各階層精英和基層民衆的訴求，也要注重與業已登陸發展、落地生根的在陸台胞群體進行溝通協商，基於協商便利性和對大陸惠台政策、政治環境熟悉和認同程度相對較深，在大陸台胞團體和相關人士具備成爲優先對話溝通和諮詢協商對象的條件。爲了便利這類群體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建言獻策，應當設立對口專職機構，組建洽商對話小組，並形成機制化、專業化的協調運作機制，廣泛且深入地瞭解、調研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從而讓“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過程和統一後的治理實踐更爲全面深入地反映兩岸台胞的心聲。

　　此外，對在台灣島内佔據一定比例、被視爲“兩岸族”的陸配及其子女，以及長期致力於反“獨”促統，在“緑色恐怖”重壓之下仍然不竭奮鬥的統派團體和人士，這兩類群體的相關看法同樣應給予重視。在島内相對弱勢的大陸配偶及其子女身份特殊，但因長期往返兩岸，成爲兩岸親情聯結的重要紐帶，他們從自身特殊境遇出發，發表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見解，顯然更值得參考。而統派團體和人士政治立場堅定，長期與“台獨”分裂勢力進行政治攻防，積累了大量的鬥争經驗。他們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特别是統一後如何有效遏制“台獨”分裂勢力死灰復燃等相關問題的建言，無疑值得重視。概而言之，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有效發動島内各界人士，擴大參與度並提昇參與感，有效調動並積極聽取基層民衆的聲音，最大限度避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被貼上體現台灣“權貴精英”階層利益與訴求的標籤。

　　（三）既要有前瞻性願景又要有階段性實踐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需要展現戰略規劃，描繪出統一後的前瞻性願景，方能較爲系統並指向鮮明地展示其將達成的目標。换言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需要回答多個層面的問題，特别是明確告訴台灣民衆台灣方案需要落實的目標和預估取得的成效，如可以爲台灣民衆帶來哪些利好，如何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進行推動實施，如何具體處理台灣現行的“憲政體制”和相關規定，如何處理台灣的政黨、團體、軍隊、警政系統等，台灣方案實踐後對國家的整體及長遠利益將産生何種正面效益，兩岸實現統一後在治理實踐中如何繼續發展和完善台灣方案，等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對相關問題進行前瞻性解答，方能讓包括台灣民衆在内的兩岸民衆安心、放心並給予支持。

　　當然，在架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結構性框架，細化實踐路徑，落實治理實踐的同時，也要將前瞻遠景與階段實踐有機結合，讓兩岸民衆對方案的科學性和實踐性形成更爲具化並可量化的清晰概念。换言之，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能只停留在擘畫藍圖層面，而且應當有穩步推進的節奏；如果能設立真實可感的示範區進行示範，效果會更佳。唯有如此，纔可以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因應措施進行預演和試驗，以便讓政策措施更具針對性，並提高其實踐的有效性，助力制度效能的提昇。同時，通過示範區的實踐，讓兩岸民衆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整體面貌形成更爲具化可感的認知，進而大幅提昇台灣民衆對台灣方案的信心。

　　（四）既要參考港澳模式又要具有差异性

　　“一國兩制”港澳模式經過多年的實踐與磨合已累積了不少成功的經驗，當然也存在進一步提昇和細化的空間。以香港爲例，回歸前的談判對接工作、接收過程中主權象徵的突顯、回歸後的治理實踐等各個環節均有若干經驗可以借鑒。尤其是“修例風波”過程中暴露的問題，以及後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如基本法的制度化與法律化的推進、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及“全面管治權”的落實、選舉制度的調整及“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貫徹，對於香港實現長治久安和穩定繁榮發揮了不容小覷的作用。上述經驗教訓，均可作爲未來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參考。而在治理實踐過程中，如何精確厘清治理主體責任，合理界定“央地關係”，如何進一步完善治理體系並有效提昇管治效能、改善民生經濟、提高基層民衆的獲得感，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此外，在兩岸統一前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統一後繼續推動台灣融入區域發展的大格局中，同樣可以從香港融入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實踐中借鑒經驗。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在防範外部勢力的介入與破壞，應對區域性或全球性的重大風險挑戰累積的經典案例和成功經驗，對於解决統一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實踐中可能面臨的類似問題，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不過，兩岸統一和港澳回歸涉及的性質不同、主體存在差别、時空背景迥异，因此落實“一國兩制”采取的實踐方案和政策措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區别。盡管台灣方案和港澳模式都可能呈現具有複合制色彩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但兩者在授權與分權的程度等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台灣方面享有的自治權限與統一的方式、統一的時間點、統一的配合度和順暢度等諸多因素會産生一定的關聯。因此，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中，應在通過訪談、座談、實地調研等多種形式，廣泛總結並借鑒港澳模式的同時，努力探索更具針對性和適用性的方案，以便更好地貼合台灣的客觀實際，形成“最優解”。

　　三、夯實適切性的最佳路徑：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

　　提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適切性的有效路徑之一是，以具化可感的方式，將方案付諸實驗，並在實驗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展開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横向與縱向比較，動態性地調整並完善台灣方案的實施細節，使其適用性更廣、韌性更强、制度效能更高，從而使“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更契合兩岸統一之後的島内治理實踐。福建在對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獨特地位，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爲充分發揮福建對台獨特優勢和先行示範作用，推動全域穩步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提供了行動指南。此舉必將爲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産生顯著的正面效益。基於此，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中，選擇在福建這一特定區域進行體制機制創新與制度探索，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助力台灣方案治理實踐經驗的積累，不但具有高度的指標意義與戰略價值，而且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一）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的戰略價值

　　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既有助於特定區域治理模式的實驗和探索，助力完善和豐富國家治理體系，穩步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又有助於彰顯制度創新的適切性與優越性，形成示範效應，消除台灣民衆的扺觸心理，進而認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有助於創造國家復歸統一的典範，在國際社會中提昇中國治理模式和國家統一模式的影響力。

　　1.探索區域治理創新模式，豐富國家治理體系，穩步推進國家完全統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區域治理體系創新的範疇。在示範區建設進程中，治理主體的兩岸性與多元化將得到有效突顯，除了具有官方性質的公權力部門，來自兩岸的各界别代表龢民間社團均可經由遴選機制參與到治理體系中。兩岸亦可通過平等協商的方式，合理進行制度的創設與安排，産生民意機構、權力運作體系和監督制衡機制，讓各方面積極要素在示範區中均能得到最大限度地調動。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一方面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律等各個層面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另一方面也要處理好示範區與國家治理體系及其他區域性治理體系的關係，彼此間既存在一定的制度邊界，又能産生協同效應。通過制度創設、體制機制創新，探索形成日臻完善的運作模式。從制度、角色、財政、法律甚至價值等層面，豐富國家治理體系結構，讓原本就因“一國兩制”港澳模式而帶有複合制特點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更趨多元。這種“超前部署”的結構性自我調適行爲以及區域治理體系模式的動態性探索和階段性實驗，可以在兩岸體系結構銜接方面，扮演橋樑作用，减少兩岸統一後“硬對接”“硬融合”現象的發生，降低跨域治理（Trans-border Governance）可能産生的負面效應，爲“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台灣地區的治理實踐創造有利條件。

　　2.彰顯制度創新的適切性與優越性，形成模式創新的示範效應。“一國兩制”港澳模式以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和長治久安爲目標，兼具“去殖民化”“去外力化”的特徵、擺脱積弱的標誌性意義和增强民族尊嚴的屬性，該模式的成功運用以及後續治理實踐的動態調整，對兩地而言具有較强的適用性。而台灣問題産生的直接誘因在於國共内戰和美國勢力的介入，1949年之後，兩岸形成了不同權力運作體系，雙方之間的矛盾與鬥争，讓制度剛性更趨强化。目前，兩岸進行“硬整合”的時空環境和條件因素顯然不足，可能引發制度性摩擦，造成不容小覷的負面效應和整合代價。

　　在“一國兩制”在島内遭遇政治勢力攻擊及污名化，導致台灣民衆存在誤解和偏見的情况下，有必要通過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進行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的創新性設置，提高區域治理體系的位階與權限，並讓兩岸民衆共同參與示範區的治理，形成一套切實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性，並突顯兩岸性和多元化的治理運作體系。同時，台灣民衆還可在此過程中全過程親身參與實踐方案的設計、示範區的打造、治理實踐的落實等各個環節，瞭解和理解“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適切性。概而言之，借由制度創設産生的制度效能及兩岸民衆共同的治理實踐，將産生模式示範效應，逐步消除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的扺觸心理。

　　3.提昇中國統一模式的國際影響力。當前，美西方不斷利用其建構出的國際話語霸權體系，試圖壓制中國大陸的涉台話語體系。民進黨當局則利用“大外宣”和“公共外交”等方式，在國際社會形塑中國大陸的負面刻板印象，配合美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圍堵策略，達到遏制中國大陸的目的。爲此，中國大陸有必要加强涉台話語體系建設，强力争奪主導權與主動權，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國政府的對台大政方針和一貫政策立場，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在不斷提昇我方涉台話語體系國際影響力的過程中，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同樣可成爲重要路徑之一。一方面，通過示範區的議題發酵、制度創設和治理實效，有助於國際社會更加直觀地瞭解中國大陸一貫的政策立場，削弱外部勢力打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旗號，極力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力，爲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累積更多的前置經驗。另一方面，在維護國家統一和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進行區域治理模式的創設、體制機制的突破、制度效能的激發、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乃至國家權力運行體系的區域性創新，可以爲世界上的分裂地區樹立復歸國家統一的路徑典範，提昇中國治理模式和國家統一模式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

　　（二）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

　　在福建全域打造“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有助於爲最終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實踐支撑和案例佐证，從而更爲順暢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經濟維度：創新經濟協同治理體系，深度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重要路徑。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建設中，一方面，針對目前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存在的制度性障礙，作出兼具兩岸經濟制度運作特性的安排與創新，逐步建構兩岸經濟協同治理體系，進而深度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礙於兩岸制度差异和政治因素牽絆，兩岸經貿合作常態化和制度化受到嚴重影響。有鑒於此，可在示範區中進行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消除制度障礙，構建兩岸經濟協同發展的深度融合機制，有效降低乃至消除兩岸經貿往來的成本與障礙，着力實現兩岸能源資源互通和行業標準共通，强化兩岸貿易往來、農漁業合作及台灣農産品産供銷合作。另一方面，通過區域經濟制度創新與整合，爲台資企業發展營造更友善的運營環境。具體而言，應逐步消除台資企業尤其是島内高新科技産業、中小企業落地示範區的壁壘，打造有示範區特色的兩岸供應鏈，昇級兩岸企業合作模式，强化兩岸企業共同體意識，打造具有兩岸特質的共同品牌，形成新形態合作模式，共同扺禦市場風險，持續開拓兩岸、區域和全球市場。同時在示範區建設中，全面深化兩岸服貿、貨貿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兩岸經濟深度融合，爲兩岸統一後的經濟制度整合積累經驗。

　　2.文化維度：設置文化共同體利益驅動機制，强化兩岸文化共同體意識。兩岸同文同種，中華文化在兩岸擁有深厚的影響力。盡管民進黨當局大肆推動“去中國化”，試圖隔斷兩岸的歷史文化聯結，但中華文化的韌性依舊十分强勁，早已深入兩岸民衆深層的意識和精神層面，並外化於兩岸民衆的日常生活、民俗信仰和文化創意等各個方面。與政治認同存在异化不同，多數台灣民衆的中華文化認同仍然根深蒂固。目前，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台灣民衆佔據絶大多數，並將中華文化視爲台灣發展觀光與文化創意的最大優勢。不過，盡管共同的“文化母本”有助於中華文化認同的凝聚，也爲助推兩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奠定了堅實的根基，但是由民族認同延伸出的民族向心力和文化凝聚力，却被兩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認同差异不斷消解。基於此，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建設中，應當以閩台區域文化爲載體，在共同“文化母本”的基礎上建構兩岸文化共同體利益驅動機制，激發文化認同在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的驅動效應，讓共同傳承的中華文化成爲雙方利益共生共享的載體，從而以利益驅動交流互動、鞏固兩岸認同、强化凝聚力，形成“文化利益共同體”。具體而言，應當通過深化兩岸文旅交流合作，發展新型業態的文化創意産業，打造兩岸文化互動的利益産業鏈，推動實現“文化利益驅動機制”。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朱子文化、閩都文化和船政文化等閩台兩地共有共享的區域文化形態，在兩岸之間擁有深層次的聯結性與共通性，可作爲兩岸打造“文化利益共同體”的承載文本，進而盤活閩台文化資源，達到强化兩岸文化共同體意識的功效。

　　3.社會維度：進行統一身份認同建構，實現待遇無差别化。近年來，大陸持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推出一系列惠台政策，穩步落實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吸引台灣民衆來大陸學習、就業、創業和生活。但由於兩岸之間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大陸發展的台胞形成了區隔性較强、族群邊界相對固化的群體，與大陸民衆交融有限，他們扎根融入在地社會的程度並未如預期的高。基於此，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建設中，應當從多方面入手逐步消除族群邊界，强化統一的身份認同。首先應當針對生活在示範區内的兩岸民衆進行統一身份建構，設置統一身份標識，最大限度地弱化並消除兩岸之間的族群邊界。其次，落實生活在示範區中的兩岸民衆享受無差别的權利並承擔同等義務，重點體現在衣食住行、就業創業、醫保社保、人才待遇、司法服務、參政議政、基層治理等各個方面，真正落實兩岸民衆同等待遇。再次，探索發行通行於示範區的“中華幣”之類的新型貨幣，並允許人民幣、新台幣、港元、澳門元等貨幣自由流通和兑换。最後，借鑒兩岸現行醫社保體系、社會救濟體系的成功經驗，實現優勢互補，建立健全適用於示範區的社會保障體系，讓生活其中的兩岸民衆享用現行優質資源，緩解後顧之憂。

　　4.法理維度：制訂示範區法規，完善法治保障體系。爲了使“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的建設更具權威性、合法性與正當性，爲其構建專屬的法律法規體系就成了應有之義。應當在國家根本大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示範區版本的相關法規，從頂層設計、法理保障層面，建構適用於示範區運作的法治保障體系，清晰界定示範區的位階和權限、設定的目標、運作的規則以及示範區與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區的關係等，爲示範區的良性運作提供法理基礎，確保示範區體制機制的順暢運轉。爲突顯示範區的公民權益，除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進行制度設計外，可以嘗試合理借鑒“一國兩制”港澳模式的相關規定，批判性地吸收台灣現行的相關規定，從而讓生活在示範區中的兩岸民衆在法治保障體系的規範之下，合理合法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5.話語維度：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豐富和拓展話語環境。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示範區建設中，話語主導權問題關乎輿論環境的形塑和社情民意的走向，是事關示範區建設成敗的重大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示範區建設中，應當加强意識形態建設，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繼續强化擁護黨的領導，致力於推動兩岸統一、認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輿論基調，爲示範區建設營造正面積極向上的輿論環境。同時，允許擁護兩岸融合發展、支持和平統一的台灣統派媒體，在示範區内設置分支機構，創辦由兩岸共同出資、共同策劃、共同管理的專業媒體機構、新媒體平台等，開設示範區專版或專欄，客觀全面報導示範區建設情况，不斷豐富和發展示範區的話語環境，爲兩岸統一後台灣的媒介治理和話語環境形塑累積更多有益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