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解决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民進黨當局的謀“獨”行徑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破壞和平統一的前景，是争取和平統一進程中必須清除的障礙。當前在國内國際兩個大局都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時代背景下，推進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着新的形勢，需要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下，推進“逼統”戰略的實施，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將大陸對台工作的戰略優勢轉化爲推動國家統一進程不斷前進的戰略勝勢。

　　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歐洲大陸戰火重燃，波及整個世界。俄烏衝突不僅引起人們對大國戰略、北約東擴等問題的持續關注，也使得“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在台灣島内成爲最熱的話題。盡管烏克蘭問題與台灣問題有着本質的區别，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隨着事態進一步昇級，民進黨當局不斷借烏克蘭問題碰瓷、蹭熱點，在島内惡意炒作所謂大陸“軍事威脅”，瘋狂操弄“反中仇中”議題，充分暴露其“倚美抗中”、“倚美謀獨”的險惡用心。對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肆意謀“獨”挑釁，勾連外部勢力對抗大陸，圖謀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大陸方面早就强調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獨”分裂勢力繼續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綫，大陸方面將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涉台論述中所强調的，“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中國决不會在任何外來干涉的壓力面前退縮，决不會容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到任何損害。始終堅持做好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應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重大事變的充分準備。如何理解非和平方式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這裏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逼統台灣”的問題。

　　一、問題提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爲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但是，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在島内大肆煽動兩岸敵意，昇高兩岸對抗，致使兩岸關係急轉直下。2022年新年伊始，蔡英文利用所謂“元旦講話”公然抛出“四個堅持”的説法，妄圖以新“兩國論”爲兩岸關係定調，將台海形勢帶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在此情况下，民間社會包括涉台學者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框架下，對台海局勢的走向，以及國家最終統一問題提出了不少的看法與觀點。倪永杰（2020）提出，應借鑒古今中外統一模式與路徑，在中華文化指引下，集成兩岸及海内外華人智慧，采取一切手段，團結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運用和戰兩手、文武兩策，演繹新時代的王道與霸道，推動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將台海兩岸推進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阻來犯之敵”的境界，最終完成統一。他的這種觀點也被簡化爲“智統”。田葦杭（2017）認爲，“武統”與“和統”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如果没有“武力”作爲後盾與保障，和平統一的難度更大甚至可能面臨錯失統一的風險，維護國家統一的“利劍”雖然不一定成天擺弄，但一定要高懸在“台獨”分子的頭頂。邱毅（2021）提出，把“武統”與“和統”有機融合，最可能的統一模式是“以武統開始，以和統結束”的施琅模式，他强調面對“台獨”在島内猖獗，把握住特定踩紅綫的機會，集結重兵部署，“武統”大軍枕戈待旦。當前民間關於“武統”聲浪的持續高漲，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隨着中國大陸實力的不斷增强，民衆希望加快解决台灣問題的節奏。就解决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策略或手段而言，無論是“和統”、“武統”、“智統”、“合統”以及“逼統”等提法，都是從獨特的視角出發的一些思考。尤其是近年來民間不斷討論的“逼統”概念，無疑對於結合自身日益增長的實力，打破當前台海僵局，實質推進國家統一進程，具有一定的建設性。所謂“逼統”，其實質就是通過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來形塑、引導或者逼迫台灣當局走向統一的道路。“逼統”的概念雖然比較寬泛，但其本質還是屬於和平統一的範疇。

　　誠然，國家統一理論及統一模式的探索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之下，兩岸民間及學術界面對日趨嚴峻的台海形勢，提出“逼統”等相關概念，對於有效打擊“台獨”分裂勢力，推進國家統一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啓發價值。但是，對於什麽是“逼統”、“逼統”的戰略框架以及“逼統”的實施路徑等問題，學術界尚缺少一個相對清晰、完整的論述。從學理上進一步探討“逼統”的内涵、框架、驅動因素和實施路徑，有其必要的價值。

　　二、“逼統”戰略的理論内涵及其戰略框架建構

　　（一）“逼統”戰略的理論來源及相關概念比較

　　什麽是“逼統”？簡單來説，“逼統”就是逼迫台灣走向統一之路。本文特指綜合統籌運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種手段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逼統”首先是一項戰略規劃，它明確了統一的方向和目標，提出階段性的方針政策及行動指南，籌畫推進統一的過程以及指導性措施和對策。其次，“逼統”也是一種手段，它服從於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是大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落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方法和路徑。

　　1.“逼統”戰略的理論來源

　　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是“逼統”戰略的歷史基礎。中國古典軍事文化源遠流長，以孫子爲代表的東方兵學在戰略上以追求“全勝”爲目標，認爲“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篇》）。所謂“全勝”，乃“安國全軍”之道，是既包含政治層面，也包含軍事層面的大戰略。“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謀攻篇》），要求戰争指導者以智馭力，因謀施計，積形造勢，巧戰善戰，以實現戰争的全勝目的。無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謀略，還是謀形造勢、出奇制勝的“戰勝”謀略，孫子追求的都是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善於戰争指導者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

　　冷戰時期西方威懾理論的發展與成熟爲“逼統”戰略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提供了借鑒。西方威懾理論將威懾分爲單邊威懾與相互威懾、核威懾與常規威懾、總體威懾與即時威懾、直接威懾與擴展威懾，並運用預期效用和博弈論建構威懾模型，對威懾的目標、威懾的可信度、威懾的認知以及危機决策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科學的分析。特别是古典威懾理論從决策的視角提出了關於“相互威懾困境”的兩種解决方案（强硬承諾、放手失控），對當前中國大陸有效震懾外部干涉勢力和島内“台獨”分裂分子日漸猖獗的“謀獨”挑釁活動，具有重要的政策參考和實操價值。

　　中國共産黨國家統一理論爲“逼統”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强大的理論指導。中國共産黨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獨立、追求國家統一的不懈奮鬥中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科學的國家統一理論，成爲“聯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統一實踐的橋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産黨國家統一理論體系中的主權理論、和平理論、發展理論、國家制度設計、對外交往思想等内容，以及1949年以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港澳回歸、反“台獨”分裂活動而進行的一系列政策實踐，是制定“逼統”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2.“逼統”與“和統”、“武統”的關係

　　“和平統一”或“武力統一”都是解决台灣問題的不同思考方式，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强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全體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解决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絶非針對台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後選擇。换言之，不承諾放棄武力是一種戰略考量，能更好地威懾國際反華勢力和島内“台獨”分裂勢力，爲兩岸和平談判創造一個更爲寬鬆的外部環境。“逼統”介於“和統”與“武統”之間，以不發生直接武裝衝突爲上限，統籌運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宣傳）等多種手段推動國家統一進程。實際上，如果以是否發生大規模直接軍事衝突爲衡量標準，“逼統”是“和統”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風險熱力圖可以用來作爲兩岸風險的研究。它一般用於表示風險的潜在可能性和影響，以便爲組織的發展制定正確的戰略决策。兩岸關係風險熱力圖中顯示兩個相對值，右上象限爲高值，表示高風險區域（發生衝突），左下象限爲低值，表示較低風險區域（和平發展）；X軸表示風險的可能性百分比，Y軸表示影響的百分比。

　　（二）“逼統”戰略的主要特徵

　　“逼統”戰略可以作爲新時期解决台灣問題、推動祖國統一進程的一項戰略規劃，具有全局性、複合性、對抗性、長期性等基本特徵。

　　1.全局性。所謂全局性就是指大局，整個局勢。就戰略層面而言，主要是指主體層面、基礎層面和主要層面。“逼統”戰略的全局性在於它是從國家層面來籌畫和思考台灣問題的解决之道，需要多部門、跨部門的協作。此外，“逼統”戰略還貫穿於解决台灣問題的全過程，包括統一前的遏“獨”鬥争、統一時的兩岸博弈等所有階段，需要妥善處理總體與局部、國際與國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關係。“逼統”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必須站在國家層面的高度去研究。正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

　　2.複合性。複合性不同於復雜性。衆所周知，台灣問題不僅涉及到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狀，還面臨來自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涉，其復雜性不言而喻。“逼統”戰略的複合性是指“逼統”戰略既要有助於推進兩岸統一進程，還要有利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這對“逼統”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提出了挑戰。兩岸融合發展是擋不住的歷史趨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既要落到實處，反“獨”促統更要旗幟鮮明。“軟的更軟，硬的更硬”，收放自如、綜合施策，方能以“逼”促談、以融促統。融合發展與“逼統”戰略從本質上説是一體兩面、辯證統一的。

　　3.對抗性。“逼統”戰略帶有鮮明的對抗性特徵，對“逼統”實施階段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對抗，領導者要有足够的預判和分析，並爲此做好有針對性的基礎建設和力量配置。隨着“逼統”行動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展開，雙方的對抗也隨之展開，對抗的尖鋭程度取决於實力的大小以及對實力的正確運用，對抗的結果將反作用於“逼統”戰略的實施，决定了戰略的成敗。爲此，必須充分掌握鬥争的特點和規律，運用正確的方法，揚長避短、精準發力，以達成預期的戰略目標。

　　4. 長期性。“逼統”戰略的長期性是相對而言的。有學者認爲，“如果説大陸方面有没有解决台灣問題的‘時間表’的話，至少可以説，最晚應該是2050年前後，同時在此之前解决也是有可能的。”即使按照黨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這一重大時間節點來計算，“逼統”戰略從制定到實施也只剩下20多年的時間，這與台灣問題已經70多年的歷史相比顯得並不算長。其實不然，“逼統”戰略不僅着眼於“統”，也着眼於統一之後的“治”。兩岸分離70多年，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諸多差异，社會制度與發展模式之間的競争即使在統一之後也難以在較短時間内得到化解。台灣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决定了“逼統”戰略將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

　　（三）“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

　　所謂頂層設計就是站在决策者的高度，設計安排一套長效機制以確保目標能够最終達成。頂層設計的基本要素通常包括目標、環境、方案和流程。“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必須緊緊圍遶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個終極目標，密切跟踪台海局勢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設計一套既符合台灣問題的歷史現狀，又能切實推進統一進程的戰略體系，並爲此制定出科學、可行的路綫圖和行之有效的操作步驟。

　　顯然，“逼統”戰略的終極目標就是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看，雖然“逼統”與“和統”、“武統”的最終目標都是實現統一，但它們在方案的路徑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區别，是三個相互聯繫但又明顯不同的戰略規劃。“逼統”戰略頂層設計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要做到科學化、系統化。“逼統”戰略作爲一項切實推進國家統一的重大戰略部署，要以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爲指導，廣泛調研，充分論证，科學决策。戰略實施階段涉及多部門、跨系統、多層面，爲此要建立體系化工作機制，形成“點、綫、面、體”多級聯動、綜合施策的工作局面。

　　二是要重視法律保障。“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要確保規劃的各項措施從時間和空間上都能得到長效貫徹和充分落實，爲此要以法律爲保障，重視相關的立法工作。2005年頒佈的《反分裂國家法》有效遏制了“台獨”分裂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震懾了“台獨”分裂分子。但是，在推進統一、落實統一方面，目前我們的法律保障還不够完善，立法工作還相對滯後，應盡快將有關工作通過立法予以規範。

　　三是要强調協同配合。制定“逼統”戰略要有全局意識，通盤考慮，要切實發揮我們國家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各項工作向“逼統”聚焦，形成合力。鑒於“逼統”戰略的復雜性和長期性，要力克政出多門、指揮多元、資源分散、效率低下的現象，必須確保統一部署、靠前指揮、行之有效。

　　三、“逼統”戰略視角下兩岸統一的驅動因素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之下，當前兩岸關係雖然存在諸多挑戰，但解决台灣問題的時與勢始終在推進祖國統一力量這一邊，大陸牢牢掌握着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祖國統一大業面臨新的歷史機遇。

　　（一）中國崛起已成爲驅動兩岸統一的新時代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加速了世界範圍内權力結構和國際秩序的變革。美國在疫情中加速衰落，美政府不僅没能帶領國家走出困境，反而將自身能力缺陷暴露無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9月公佈的數據顯示，在加拿大、英國等13個盟友國家總計13273名受訪民衆心目中，美國的好感度已經降至歷史最低值。相比之下，中國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使命擔當進一步得到彰顯。世界政治格局和力量搆成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東西方兩大陣營力量對比呈現出“東昇西降”的明顯趨勢。

　　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説到底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實力競争問題。中國崛起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明顯增强，無疑將有助於推動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學術界認爲，中國崛起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内容，即建設現代化强國和實現國家統一，而統一既是目標也是結果。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2021年中國已經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决了絶對貧困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公式計算的GDP總值和經濟總量有望在2026年左右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强，應對美國的能力大大提昇，包括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的制衡能力也將隨之提高；另一方面，中俄關係、中歐關係將不僅在一種多極化的均衡中實現力量對比的轉移，對它們來説，中國被借重的分量必將更大，它們會願意與中國一道共同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推動建立和諧世界。

　　（二）兩岸融合發展爲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

　　2021年，盡管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響，兩岸融合發展特别是兩岸經貿合作勢頭總體向好，兩岸貿易額從2011年的1600.3億美元增至2021年的3283.4億美元，10年間翻了一番。兩岸貿易額占台灣外貿比重從2011年的28.6%增至2021年的33%。大陸穩居台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截至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共計123781個，實際投資額713.4億美元。十年來，新批準台資項目數、吸引台資金額穩定增加，充分表明台商持續看好大陸巨大内需市場、完備産業體系、强大生産製造能力和廣闊發展前景。事實充分説明，無論是民進黨當局出於政治私利的人爲設限，還是疫情等突發事件、偶發因素，都改變不了兩岸經貿合作的堅實基礎、客觀需求和不竭動力，更抹殺不了由此爲兩岸同胞特别是台灣同胞帶來的巨大利益福祉。

　　2015年以來，大陸20個省市先後設立76個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和示範點，爲兩岸青年交流搭建平台，成爲台青來大陸實習、就業、創業的重要載體。2018年以來，大陸方面先後頒佈惠台“31條措施”、“26條措施”和“農林22條措施”，爲台胞台企來大陸發展提供新機遇，拓展新空間。2022年2月，第24届北京冬奥會完美落幕，爲疫情之下的世界奉獻了一場簡約、安全、精彩的奥運盛會，北京更成爲世界上首座“雙奥之城”。冬奥會期間，共有4名中國台北隊運動員參賽，5名台胞參加火炬傳遞，8名台灣記者參加冬奥會采訪報導工作，10多位台灣藝人參與録制冬奥會主題歌曲，30多名在京就讀的台灣學生參與志願者服務工作。兩岸同胞共襄盛舉、共享榮光，一起向未來，生動詮釋了奥林匹克精神，留下了“兩岸一家親”的真實寫照。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爲統一提供了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

　　（三）中華文化“大一統”思想是驅動兩岸統一的文化心理力量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文化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中國境内各民族之總稱。歷史上中國數次統一，又數次分裂，統一與分裂循環往復，不僅貫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進程，也推動着歷史的車輪滚滚向前。追求統一、維護統一是中華文明區别於世界其它文明的顯着特徵，是中華民族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價值，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核心與精髓。事實上，統一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選擇，也並非一時的政治訴求，而是一種强烈的歷史意識和思維定式。古往今來，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統治者始終將追求統一、維護統一作爲不可推卸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在統一的問題上從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特别是秦漢以來，“大一統”思想在傳統中國社會根深柢固、一脈相承，塑造起中華民族共同維護統一的社會心理力量。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已成爲中華文明的一項根本性價值訴求。正所謂“大其一，統於正”，説的是既要追求形式上的整體與統一，同時也要推崇統一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正統乃一統的基礎，二者共成一義。”

　　進入近代，受西學東漸影響，舊中國傳統制度體系面臨向現代化國家制度體系脱胎换骨的轉型變遷。但即使是這樣，包括台灣地區在内的整個中國社會“大一統”的國家結構仍然得以保留和傳承。作爲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國家基本結構，“大一統”塑造出了海峽兩岸中國人所共有的國家觀念和政治文化：一種執着向往國家統一以及主張中央集權的價值偏好。在這種“大一統”觀念的長期熏陶之下，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事實上已經成爲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全體中國人民在國家建構上的重要文化和心理基礎。

　　（四）中國共産黨國家統一理論及其政策實踐是兩岸統一的主要驅動力

　　馬克思主義認爲，國家統一是生産力發展的必然過程，是一種新的文明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人的發展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在德國的要求》、《義大利的統一問題》等經典著作中對實現國家統一的方式、統一戰争的性質、統一的領導力量、統一的時機和條件以及統一的外部因素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闡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統一思想的基本觀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爲實現國家統一進行了艱苦卓絶的努力和大量的理論及實踐探索。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敏鋭洞察國内國際局勢和台海形勢新變化，深刻總結我們黨對台工作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歷程和經驗啓示，就對台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産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和改進黨對對台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保证。

　　四、“逼統”戰略視角下兩岸統一的實施路徑

　　國家强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當前台海形勢雖然嚴峻復雜，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武統”只是“保底工程”。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充分認識到“逼統”戰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抓住機遇，乘勢而上，下大力氣加强“逼統”能力建設，盡快形成更加有利於統一的國際國内環境。我們要築牢底綫意識，發揮鬥争精神，主動作爲，積極作爲，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堅决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堅决反對一切外部勢力干涉，扎實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一）軍事路徑：扎實推進對台軍事鬥争準備

　　軍事鬥争準備是指爲滿足軍事鬥争需要而進行的準備，核心是戰争準備。對台軍事鬥争準備是解放軍爲滿足對台軍事鬥争需要而進行的準備，是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的强有力武器。調整軍事部署、先進武器裝備列裝、機艦巡航、軍事演習、發佈國防白皮書等行爲，均能作爲對台軍事鬥争準備的有效手段。

　　扎實推進對台軍事鬥争準備，一是要持續加大國防預算和先進武器裝備研發的投入。3月5日發佈的《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國防預算爲14504.5億元人民幣（約合2295億美元），同比增長7.1%，時隔兩年之後，增幅再次突破7%。但這個數據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據《202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顯示，美國2022財年國防預算總額爲7905.732億美元）。爲此，我們必須着眼於强國介入，持續加大國防投入的力度，加快高科技武器裝備研發和列裝的進度，從難、從嚴狠抓科技練兵、實戰練兵，攻堅克難，敢打必勝。二是要針對民進黨當局種種“謀獨”挑釁，適時調高對台軍事威懾的强度，靈活運用從軍力展示、軍事演習、常態化機艦巡航、大規模登島作戰演訓、部隊集結到海空封鎖等各種不同手段，讓台灣當局和島内民衆真實地感受到我們反對分裂、遏制“台獨”的强大實力和堅定决心。三是要加强對新軍事革命的研究，以超限戰思維（喬良、王湘穗1999）謀劃未來戰場。未來台海一旦開戰，戰事將不僅在台灣海峽展開，也不僅僅是這片戰場的機械式擴大。衝突雙方的争奪可能來自海洋的更深處、天空的更高處，甚至太空。高新技術給戰場帶來的改變極有可能在非自然空間内拓展，電磁空間、網絡空間甚至納米空間的對抗都將成爲現實。非自然空間的勝負甚至有可能成爲最終决定戰争勝負的關鍵因素。很大程度上，傳統領域的争奪將與新技術領域的對抗交織在一起，互爲表裏，互相影響，但又各行其道，從而使戰争在宏觀、中觀和微觀領域全面展開。

　　（二）政治路徑：現階段以促成政治談判爲目標

　　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也不是一般意義上大陸内部省級行政單位之間的關係。台海兩岸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現實利益糾葛迭加上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預，使台灣問題的政治解决變得錯綜復雜。“逼統台灣”的戰略目標説到底是實現國家統一，因此“逼統”不會以中國古代“澶淵之盟”的方式换取和平，與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出發點和落脚點也有很大的不同。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核心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是將兩岸統一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之中，一方面主張兩岸同胞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另一方面主張在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王英津，2022）

　　政治談判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之間就内政及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爲確定各自利益、改善相互關係、協調行爲尺度而進行的談判。兩岸政治談判是指兩岸之間就兩岸關係中的政治性議題所進行的協商與溝通。兩岸政治談判首先需要營造有利於談判的國際環境和島内政治環境。在外有中美博弈、内有民進黨“反中仇中”政治操弄的背景下，現階段兩岸之間顯然不具備展開政治談判或者政治對話的客觀條件，即便是兩岸事務性協商對話也因爲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而變得愈加困難。爲此，我們首先要從思想上對工作的困難程度有充分的認識，調動一切手段，運用包括施壓、封鎖、宣傳等各種手段對島内政局龢民意施加影響，迫使台當局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同時，要旗幟鮮明地團結島内各種統派力量，與他們就統一問題展開廣泛的民主協商，並從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争取在台灣島内培養一支反對“台獨”、擁護統一、踐行統一的統一同盟軍。此外，還要高度重視、系統分析美國等外部勢力在台灣問題上的積極和消極因素，尤其是在當前中美大國競争加劇、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要統籌兼顧、敦本務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外部力量，做好美國及相關國家政界、學術界、工商界和輿論界的争取工作。

　　（三）經濟路徑：“脱鈎”與“嵌套”之争將伴隨中美博弈持續較長時間

　　相對於其它方面，“逼統”戰略在經濟上面臨的挑戰也是非常嚴峻的，操作層面頗爲復雜的，民間關於“惠台論”、“窮台論”之間的争論或許依舊無法平息。2018年以來，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和趕超之勢，美國對華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金融戰和高科技制裁，並企圖以經濟“脱鈎”對中國大陸進行極限施壓。全面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趕超速度已成爲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高度共識。中美博弈被民進黨當局視爲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方面出台優惠政策引誘大陸台商轉移産能、返台投資，另一方面大肆阻撓陸資赴台，並針對大陸在島内的企業進行封殺，企圖破壞兩岸經貿往來，以經濟“脱鈎”帶動島内社會全面“去中國化”。

　　兩岸經濟“脱鈎”是中美“脱鈎”的衍生狀態和溢出效應。當前，民進黨當局以防範大陸“全面滲透”爲由，肆意破壞兩岸和平發展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對兩岸經貿往來惡意縮限的做法使得兩岸之間既有的合作機制被迫中斷甚至倒退。中美大國競争的背景下，未來兩岸在經貿領域“脱鈎”與“嵌套”的鬥争將更趨激烈。爲此，一方面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受美國斷供指令逼迫，台積電等台灣先進半導體企業很大程度上會掐住我們高科技企業的脖子，“新南向”政策還會推波助瀾地帶走一批大陸台資企業到東南亞等地投資建廠，“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願景將面臨更爲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充滿信心，民進黨當局“倚美抗中”、押注美國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勝出，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而誤判形勢。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0%以上，對於大陸完備的基礎設施配套、産業鏈結構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台灣産業界尤其是醫療和高科技等優勢産業不可能視而不見。無論民進黨當局在政治上如何操弄，兩岸經貿關係並不具備完全“脱鈎”的條件。國台辦數據顯示，2021年1—11月，兩岸貿易總額不降反昇，同比增長27.2%，達到2982.8億美元；大陸新設台資企業5923家，同比增長34.7%。兩岸産業合作不斷深化，産業鏈、供應鏈持續穩固。總之，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在世界經濟發展合作的中心位置，强大的市場力量和惠台政策的深化落實將從經濟上爲“逼統”戰略的實施創造更多的積極因素。

　　（四）文化路徑：高舉中華文明的旗幟與“文化台獨”作鬥争

　　76年前，温斯頓·邱吉爾在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演説，拉開了冷戰的鐵幕；31年前，美國人通過文化滲透和輿論扶持，加速了前蘇聯的解體。在意識形態的争鬥中，西方政客已經把輿論控制和文化滲透的手法運用得爐火純青。民進黨上台以來，在謀求所謂“法理台獨”屢屢受挫的情况下，改弦更張，企圖走“文化台獨”、“漸進台獨”路綫，通過在島内推行“去中國化”和所謂修訂“歷史課綱”，悄無聲息地對台灣年輕一代進行精神洗腦，妄圖扭曲、改變他們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把他們同中華傳統文化徹底割裂開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洪流面前，民進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螳臂擋車、痴心妄想。兩岸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絶不是任何人可以輕易割裂的。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指出，由於現代化的激勵，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綫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確定的結盟讓位於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綫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綫趨於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綫正在成爲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界綫。

　　不可否認，在形形色色的“台獨”活動中，“文化台獨”因其基礎性、深層性、持久性更具破壞力。“逼統”戰略在文化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台獨”。爲此，我們一方面要持續加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積極主動地與島内學術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等開展廣泛深入的合作，公開揭批民進黨當局“文化台獨”的隱蔽性、欺騙性和破壞性，努力營造島内反對“文化台獨”的社會輿論氛圍；另一方面還要繼續擴大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人文交流，切實樹立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争取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快速提昇相適應的文化影響力和輿論話語權。此外，要扎實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努力打造“第一家園”，讓台灣青年人群在大陸求學、就業和創業的過程中，真實地感知中華文化，形成相互滲透、融合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總之，要高舉中華文明的旗幟，解放思想，守正創新，全方位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争取在島内影響一批人，帶動一批人，熏陶一批人，培養認同我們理想信念的人，建立一支共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同盟軍。

　　五、結語

　　當前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台海形勢依然嚴復雜峻。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我們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車輪滚滚向前，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够實現！在當前“時”和“勢”始終掌握在我們手中，祖國統一進程已經開啓的征程上，“逼統”戰略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决台灣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和更加廣闊的思維空間。在“逼統”戰略的理論框架中，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還有可能是富有成效的。“逼統”戰略不僅可以把對台的實力優勢轉化爲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强大動力，對於維護台海和平，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