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美關係發生深刻變化，近年來美國除了强化美台雙方“官方”關係外，還通過所謂的“公共外交”途徑加緊對島内的全面滲透，以營造有利於美國的公共輿論，進而獲取台灣民衆的好感、信任與依附，企圖干擾兩岸融合發展乃至我國實現完全統一。也就是説，目前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存在一場“争取民心的鬥争”，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與重視。鑒於此，本書將着重研究美國對台滲透的動因、機制及影響等，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以利於我們更有效地争取台灣民心。

　　一、研究現狀

　　根據本書的研究需要，下面從三個部分闡述相關的研究現狀：

　　1.公共外交與新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被譯爲“公衆外交”）作爲一種外交實踐古已有之。21世紀以來，伴隨公共外交逐漸上昇爲世界各主要國家大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關係已經進入了“公共外交”時代。 “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公共外交’這一詞語，行爲體出於政策目的接觸外國公衆的進程已成爲國際生活中持久的特徵。”正因爲公共外交如此重要，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使得公共外交研究日益成爲一門“顯學”。 迄今爲止，公共外交研究存在兩種範式：一是基於國際關係的研究範式，即從制度變革和權力變遷的角度關注公共外交的興起；二是從全球傳播的角度關注公共外交的形成和發展。 概括起來，目前學界關於公共外交及新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圍遶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第一，公共外交的内涵。一般認爲，1965年美國學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外交”概念。迄今爲止這一術語具有很大的彈性，人們對其界定見仁見智。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ull）認爲，公共外交正是在吸收各種不同概念的相關因素後，才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内涵。他將“傾聽”“倡導”“文化外交”“交流外交”和“國際廣播”五個核心要素納入公共外交框架之中，試圖探討公共外交與整個外交政策進程之間的廣泛關係。 布魯斯·格雷裏戈（Bruce Gregorg）則認爲，公共外交作爲一種“具有自我分析邊界和不同特徵的政治工具”，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在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否就是宣傳？是否包括文化外交？它與公共事務、公共關係到底有何不同？  事實上，這些年來，圍遶公共外交領域的一個重要批評，就是公共外交概念和行爲的泛化。 鑒於此，伯納德·羅西科（Bernard Roshco）一語道破，“公共外交就像是盲人們所試圖去描述的那頭大象，而他們怎樣去描述這個龐然大物僅僅是其所觸摸到的那一部分”。 由此可見，人們對“公共外交”一詞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界定。

　　第二，公共外交的理論基礎支撑。當1965年“公共外交”首次被提出時，它是作爲國際關係領域中一個有特定含義的術語出現的。此後，公共外交作爲一個重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其研究與發展建立在多學科理論的基礎上，國際關係、傳播學、輿論學、公共關係、文化研究等搆成了其核心理論支撑圖譜。目前，從事公共外交研究的學者主要來自國際關係和新聞傳播學。前者是在國際關係學相關理論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基礎上展開研究的。就後者來説，輿論學理論是公共外交的首要支撑理論，它主要包括議程設置理論、框架理論及説服理論等。 换言之，作爲一門新興的學問，目前學界對公共外交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借鑒和綜合應用國際關係理論、外交學理論、國際傳播理論及文化學研究等理論成果，逐步形成公共外交理論研究的若干範式。更進一步説，公共外交是上述四種理論範式的綜合運用。“這不是公共外交的泛化，而是真正能够理解公共外交，并且對公共外交這一研究領域的理論構建有所裨益的學術嘗試。”

　　第三，公共外交的機制和形式。自公共外交這一概念出現後，學界因各自選取的視角上的差别，對其認知一直處於一種同中有异、繁複雜亂的狀態。與此同時，公共外交的定義辨析隨着時代發展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不斷深化的過程。近年來，學界相繼提出“公共外交2.0”“虚擬外交”“網絡外交”“數字外交”“數字化公共外交”等概念來描述這一趨勢。 由於公共外交涵蓋的内容十分廣泛，包括信息交流、經貿交流、領導人互訪、體育比賽、教育文化交流甚至個人行爲等，所以人們對於公共外交主要任務的界定是不同的。趙可金等人主張，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務包括政府公關、國際媒體傳播和教育文化交流三項。“這種歸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較全面地涵蓋目前公共外交的主要行爲方式。” 不過，對於公共外交的機制和形式應該包含哪些内容，學界依然見仁見智。但根據公共外交的實施部門及其具體運作機制的不同，一般而言，可將公共外交“劃分爲由政府直接出面組織的公關外交、由政府委托媒體開展的媒體外交和由政府支持並由教育文化部門出面實施的人文外交三種基本形式”。

　　第四，公共外交的影響和效果。無論公共外交采取何種方式、運用何種手段，它同傳統外交一樣也必須和必然圍遶“國家利益”這個“宗”來施展其“萬變”。爲了更好地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目標，各國政府通過大力開展公共外交，積極引導和影響國外公衆尤其是精英階層，以贏得其對本國政策的瞭解、理解甚至支持。但公共外交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實現、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的目標，則取决於發起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狀况等一系列内部因素與外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及關係態勢、能激發國外公衆的能量大小等諸多外部因素這内外兩個方面的交互作用。 簡言之，要對公共外交的影響和效果進行評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學界對此存在一定的争論。“這種争論其實恰恰顯示了學術界對於公共外交自身性質的分歧。如果將公共外交視爲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種輔助手段，那麽在短期内就要實現其目的性；但如果將其視爲一種長期的文化交流和意識形態傳播的工具，那麽公共外交的效果就要放在更長的歷史跨度下進行判斷。” 不過，學界也達成瞭如下共識，即在分析和評估公共外交的效果時，反饋環節至關重要。而區分有效與無效的公共外交活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信任。

　　總之，公共外交這一術語具有較大的彈性。與傳統的外交領域研究相比，公共外交研究仍然是一個新興領域，尚有許多没有研究透徹的問題。例如，它有確定的學科邊界嗎？它的具體内涵到底如何界定？其影響和效果如何評價？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的探究。盡管如此，學界對於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標、主要手段以及重要意義等均有共識。需要指出的是，“9·11”事件發生之後，學界在對公共外交的研究方面有一個傾向較爲明顯，即對公共外交的界定較多强調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並批評冷戰結束以來對公共外交的忽視或蔑視，而較少就公共外交這一概念本身進行辨析闡釋。這突出反映了公共外交作爲一件强大有力的外交工具日益得到人們的認同，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人們在對公共外交的認識上出現了“存小异、趨大同”的態勢。 一句話，學界對公共外交的研究變得更有針對性和指向性，除了對公共外交進行宏觀的學理性分析外，越來越多的研究側重於微觀層面的探討，如從國際政治角度研究好萊塢、音樂與公共外交的關係。

　　2.美國公共外交研究

　　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公共外交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的國家。美國國務院設有專門負責公共外交事務的副國務卿，擁有政府資助的專門從事公共外交的機構等。無論從公共外交的理論還是實踐而言，美國都處在世界前沿。而且，美國的公共外交研究與現實的國際關係變化和外交政策需求一直是相輔相成的。 概括起來，這部分的研究主要圍遶以下五個方面展開：

　　第一，關於美國公共外交的一般性研究，如探討美國公共外交政策，分析美國公共外交的歷史、經驗與挑戰等。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下面僅舉幾例。1988年，吉福德·馬隆（Gifford D. Malone）簡要回顧了美國不同政府時期的公共外交歷史，並系統探討了公共外交的目的及何種政府結構最適合開展公共外交。 2003年，彼得·皮特森(Peter G. Peterson)等人指出缺乏高效的公共外交，美國將只剩下“軟弱”的外交辭令與“粗野”的軍事、經濟實力，鑒於此再次强烈建議“美國的當務之急是將對公共外交的關注擺到外交决策過程的中心位置上來”。2008年，尼古拉斯·卡爾系統考察了從杜魯門政府到柏林墻倒塌這一歷史區間内美國公共外交的得失，爲我們縱覽冷戰期間美國公共外交的全貌提供了極爲豐富的史料與頗爲開闊的視野。2009年，菲利普·賽博（Philip Seib）指出，如今每個人都聲稱未來應較少依賴軍事實力而更多依賴軟實力，但却很難突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觀念，即美國位列世界强國之首恰恰主要是因爲它的軍事實力。不過，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唯一“超級大國”也無法確保其自身的安全或財富，因此他呼吁在新形勢下應盡快重新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大力推進一種新型的公共外交。

　　第二，探討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卡特、克林頓、奥巴馬等歷届美國政府實施公共外交的狀况。 學界對冷戰時期美國公共外交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美國對外宣傳上，主要聚焦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冷戰結束後，美國公共外交一度跌入低谷，相關研究也受波及。“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公共外交迅速成爲焦點議題，涌現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約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聰明的實力戰略在於將軟實力與硬實力結合起來，針對外國恐怖主義的戰争是一場贏取人心和觀念的鬥争，美國過度依賴硬實力並不能成功。 莉娜·哈蒂布（Lina Khatib）針對奥巴馬政府在中東地區設置的“數字外聯小組”的新媒體公共外交情况進行了探討。 至於特朗普時期美國公共外交的研究，亞歷山大·阿格達尼安（Alexander Agadjanian）等人發現，盡管特朗普經常在社交媒體上針對外國發佈含有敵意的信息，但國外公衆更多的還是以美國對外政策作爲評判美國形象的依據，而不是政治領導人。 歐亞則認爲，特朗普政府的公共外交目標是對抗外國政府的信息攻擊，向世界説明一個真實的美國。 拜登政府則致力於美國全球公共事務局内部制度的結構性改革與外部傳播成效的系統評估，以打造公共外交新標準新系統。

　　第三，重點探討“9·11”事件後美國針對特定區域或國别實施的公共外交，如對阿拉伯世界或拉丁美洲、中東地區、中國、俄羅斯、印尼、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的公共外交。 2004年，羅伯特·塞特洛夫（Robert B.Satloff）探析了小布什總統第一任期内對中東地區所開展的公共外交，認爲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公共外交活動實際上是一場“思想之戰”，意在通過精心設計的公共外交贏得中東國家公衆的“心靈”。 檀有志不僅剖析了美國對華公共外交戰略的現狀，如美國對華公共外交的發展脈絡、“美國之音”（VOA）對話廣播的調整軌迹以及中美富布賴特項目的轉變歷程，還對美國對華公共外交的走勢進行研判等。 崔戈認爲，“9·11”事件後，美國將應對所謂“失敗國家”的戰略重點放在了穩定和重建上，同時重啓公共外交這一思想武器，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對外戰略。以塞拉利昂爲例，美國在該國綜合運用單向輸出、雙向交流和雙邊合作三種公共外交模式，幫助其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以對抗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對該國民衆的吸引。也就是説，美國對塞拉利昂的公共外交既對其穩定和政治重建過程施加了影響，又服務於美國應對所謂“失敗國家”的總體戰略。

　　第四，側重研究富布賴特項目、福特基金會、和平隊、智庫、海外圖書項目或海外學生項目等在美國公共外交的作用與影響。 富布賴特項目被視爲美國國際教育、文化交流領域成功的範例。1965年，在該項目啓動早期即參與管理工作的資深人士沃爾特·約翰遜（Walter Johnson）與弗蘭西斯·柯立根（Francis J.Colligan）對富布賴特項目的設立背景、主要目標及其在頭十年中的整體運作情况等方面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 1999年，許光秋對1979年至1989年間中美富布賴特項目做了一個總體概述，而後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角度探討國際教育交流項目對中國學生的影響，這一實证研究對於較爲直觀地認識美國公共外交如何發揮以及發揮何種效用具有一定的樣本意義。 張朋園則討論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福特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資助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研究的歷史，發現當時美國學術界急切需要與台灣進行合作，以獲得國民黨當局手中的中共資料來研究大陸政權。 由於美國有大量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外交活動，爲美國外交和公共外交動員了大量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對政府的力量發揮了“放大器”的作用。因此，公民個體或公民組織如何參與並影響美國公共外交活動，也是研究美國公共外交時不容忽視的問題。

　　第五，側重研究美國海外公共外交平台，如美國文化中心、美國資料中心或美國角(American Corner)等實體平台及虚擬公共外交平台在美國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與影響。 以“美國資料中心”爲例，它是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内爲重塑美國形象而拓展的公共外交新平台之一。設立“美國資料中心”的最直接背景就是冷戰後美國駐外機構在全世界範圍内安保形勢的惡化，尤其是1998年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大使館幾乎同時遇襲，造成美國駐兩國大使館人員嚴重傷亡，隨之强化的安保措施使得過去普遍設於美國使領館内的“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er）和圖書館等接觸國外公衆的機構演變成爲一個個“美國的要塞”（A Fortress America），這樣美國駐外機構接觸國外公衆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美國國務院認爲，需要積極拓展新的公共外交平台，尤其是要藉助當地力量，擴大國外公衆接觸美國信息和資源的渠道。“美國資料中心”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美國使館聯合當地機構，直接深入駐在國（地區）當地社區、公共圖書館或大學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包括提供關於美國歷史、政府、社會和價值觀的準確信息，通過各種項目保持與對象國受衆的開放對話等。簡言之，美國爲了重塑形象，一項重要措施是設立“美國資料中心”，意在通過在全球“贏得國外民衆心靈”的公共外交新途徑，促進美國與所在國或地區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 

　　總之，公共外交在美國的外交戰略中佔有重要地位，爲學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案例。自公共外交概念誕生之後，特别是冷戰結束以來，學界對於美國公共外交的歷史輝煌與現實困境、後冷戰時代重振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美國在中東、北非等“重灾區”開展公共外交的戰略考量、戰術手法、影響作用、制約因素等方面，進行了較爲廣泛的論证與較爲深刻的反思，使得整體上美國公共外交研究進到了一個比較深入與相對成熟的階段。如在研究方法上，美國公共外交研究一般既注重采用歷史回溯與哲學思辨等傳統視角，也注意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考察等方法，這些研究範式既深切把握歷史脈搏又密切關注社會現實。 一句話，迄今人們對公共外交的學理探索與實踐認知産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國，關注點則聚焦於對公共外交理念若干維度的探析與對美國公共外交得失的反思兩大議題。

　　3.美國對台滲透相關議題研究

　　由於台灣地區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特殊地位，美國歷來重視對台進行滲透活動，以達到影響和控制台灣的目的。但目前學界針對美國對台滲透議題的相關研究稍顯不足。概括起來，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兩方面：

　　第一，探討中美建交之前美國對台滲透的途徑、目標及影響等。這方面的研究占絶大多數，研究者主要從美國政府實施的宣傳、教育、文化、學術交流等角度探討這一議題。其中，諸多台灣學者詳細地探討了20世紀50~70年代美國對台滲透的途徑及由此産生的影響，朱立民的回憶録記録了“美國新聞處”（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在台灣積極培養美國文學研究人才的歷程、張朋園主要探討美國對台開展學術交流的動機及對台灣學界的影響、趙綺娜致力於美國對台教育文化交流的目的及對台灣社會精英的影響研究、官有垣主要研究美國亞洲基金會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王梅香從文化冷戰角度探究“美國新聞處”對台灣文學領域的滲透、陳曼華則探討“美國新聞處”如何通過舉辦藝術展覽與藝文活動將美國文化輸入台灣。這些學者均認爲，美國對台滲透導致台灣社會精英和普通民衆逐漸接受了美式文化與價值觀。其中，趙綺娜的研究成果不但提供了重要的數據和史實，而且爲分析當時美國對台滲透效果提供了一個微觀的視角，這爲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台滲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和參考。

　　第二，探討中美建交之後尤其是21世紀以來美國對台滲透的行爲及影響等。中美建交之後，美國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TRA），“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據此成爲負責推進美國對台滲透的主要機構，有些研究者因此探討了“美國在台協會”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它在美國對台滲透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作用與影響等。 也有學者選取“美國在台協會”爲個案，或以美國在台灣各地設立的“美國資料中心”爲例探討21世紀以來美國對台滲透的延續性與變化性，並着重分析對台滲透的拓展及其取得的成效，認爲美國對台滲透活動的持續展開給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與工作帶來長期的阻力。 該學者對“美國在台協會”在21世紀以來所開展的滲透活動進行了較爲詳盡的分析，爲研究近年來美國對台滲透活動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還有人注意到蔡英文任内“美國在台協會”改變以往相對低調的方式，公開站在第一綫執行美國的對台滲透活動。 但整體而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

　　總之，美國與台灣地區的關係歷來是國内外學界研究的熱點領域，其研究的範圍與深度均已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美國對台滲透作爲其中一個議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既有的研究成果仍然較爲有限。也就是説，既往有關美台關係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幾乎都是從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等角度所做的分析，相對於美國對台滲透的歷史影響而言，學界對這一議題的研究不够充分，從而導致該議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與其應有的地位不相稱。簡單來説，美國對台滲透雖然作爲美台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但學界的研究成果較爲有限。鑒於此，本書將比較系統、全面、深入地探究美國對台滲透的動因、機制、路徑及影響等，這不但能够促進學界更加重視對該議題的研究，而且有助於提昇該議題研究的理論水平。在此基礎上，本書將探討中國大陸更精準的應對之策，助力我們更有效地争取台灣民心、推進國家統一。

　　二、研究創新與意義

　　本書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研究選題新。既往有關美台關係的研究幾乎都是從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等角度所做的分析，美國對台滲透作爲美台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較爲有限。本書高度重視這一議題，將深入探究美國在對台滲透方面的動因、機制、路徑及影響等，這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也有助於我們實時掌握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動向，並給予精準的應對。

　　第二，分析框架新。本書以探討中國大陸如何應對美國對台滲透爲主綫，對美國對台滲透進行專題性研究，其分析框架由美國對台滲透的機構、動因、機制、路徑、本質及影響等六個部分搆成，這相對於既有的相對零散、碎片化的研究成果，應該是一種比較完整、系統的分析框架。

　　第三，研究觀點新。數十年來美國持續開展對台灣地區的文化及價值觀滲透，近年來美國强化了這種滲透，這已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究其本質，本書將美國對台滲透概括爲“美國文化霸權”下的精神殖民，這相對於既有的研究成果，是一種比較新的學術觀點。在此基礎上，本書對美國實施對台滲透的實質進行深刻的批判，促使台灣民衆認清其中的危害。

　　相對於既有研究成果，本書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如下：

　　第一，學術價值。首先，進一步拓展美台關係的研究維度。目前學界對美台關係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等領域，但對美國對台滲透這個重要議題的關注度比較低。本書不僅高度重視該議題、而且將對其開展較爲深入的探討，這有助於進一步拓展美台關係的研究維度。其次，提昇美國對台滲透議題研究的理論水平。目前關於美國對台滲透議題的研究成果比較分散，幾乎都是發表的論文，或是相關論著中的個别章節有所涉及，缺乏以其爲專題的系統性研究。本書對美國對台滲透議題進行較爲系統、全面的專題性研究，將有助於提昇此議題研究的理論水平。最後，有助於豐富公共外交理論。盡管學界對公共外交的研究已超過半個世紀，但對其内涵及外延等仍然存在較大争議。本書在探究美國對台滲透中，將進一步厘清和補充公共外交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以加深對於公共外交本身的學理認知，在此基礎上提出“機構—動因—機制—舉措—本質—影響”分析框架，這將有助於豐富公共外交理論。

　　第二，應用價值。首先，有助於人們深刻認識台灣問題的復雜性。台灣問題除了具有政治、軍事等“明”的面向之外，還存在不廣爲人知的“暗”的維度如美國對台滲透。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深入剖析美國如何對台進行滲透，這有助於人們更加完整地認識、瞭解和掌握台灣問題。其次，深入揭露美國對台滲透的本質與危害，促使台灣民衆支持兩岸統一大業。本書將深入剖析美國對台滲透的本質與危害，促使台灣民衆能够從自身的關切及利益出發，排除美國因素的干擾，來關心和支持兩岸統一的事業。最後，提出精準有效的應對之策，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統一的目標。本書將實時掌握美國對台滲透的新動向及新特點等，在此基礎上提出針鋒相對的反制策略與措施，以助於我們更有效地推進兩岸融合發展乃至完全統一。

　　三、研究内容與章節安排

　　按照本書的研究内容與基本思路，章節安排大致分爲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爲緒論，主要闡述本書相關的研究現狀、創新及意義等。

　　第二部分共五章：

　　第一章是公共外交概述。由於美國是通過所謂的“公共外交”途徑展開對台滲透活動的，所以我們需要瞭解公共外交概念、美國公共外交的演化等。鑒於此，本書特設這一章對公共外交進行概述，其主要内容：一是闡述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的區别、新舊公共外交的主要特徵；二是叙述美國公共外交、美國對華公共外交的演化過程等。

　　第二章是美國對台滲透的機構和動因。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指出不同時期美國對台滲透的兩個主要機構即駐台“美國新聞處”和“美國在台協會”；二是除了指出美國對台滲透的主動因之外，還詳細地闡述不同時期的次動因，尤其深入探討近年來美國推進對台滲透的三大動因，即所謂美台雙方“共享價值”“共享安全”“共享繁榮”。

　　第三章是美國對台滲透的機制與路徑。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分析美國對台滲透的三種運作機制，即政策宣示、信息傳播及教育文化交流等機制；二是分析不同時期美國對台滲透的不同路徑，尤其歸納出近年來采取的新舉措，即强化與台灣民衆的直接互動、着重與台灣青年學生的互動及深化美台文教合作。從中可以看出，近年來美國强化對台滲透呈現出三大特點，即連續性與創新性並重、滲透更全面及更加“接地氣”。

　　第四章是美國對台滲透的本質與影響。本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深入剖析美國對台滲透的實質，即美國對台滲透實爲“美國文化霸權”下的精神殖民，並揭示“美國在台協會”對台全面滲透的真相，在此基礎上對所謂“三個共同”等進行深刻的批判；二是探討美國對台滲透給台灣社會、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等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五章是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本章主要從掌握台灣民衆的心理與關切、强化兩岸民間交流交往及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三大方面探討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以消除美國對台滲透給台灣民衆及兩岸關係等造成的危害。

　　第三部分是結語，即對本書的主要内容及觀點等進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