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通過“公共外交”途徑對台進行滲透活動可以追溯到國民黨退台時期。中美建交前，美國主要透過駐台“美國新聞處”具體開展對台滲透活動；中美建交後至今，“美國在台協會”一直是負責美國對台滲透的執行機構。數十年來美國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台灣的政治、安全、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與警惕。

　　第一節　美國對台滲透的機構

　　國民黨退台之後，美國政府就非常重視與台灣民衆的溝通工作，希望通過“人民之間的交流”培養親美勢力。20世紀60年代末，伴隨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台灣地區在美國政府外交戰略中的地位下降了，加上尼克鬆—基辛格執政團隊奉行現實主義立場，導致公共外交在美國對外戰略中不再受到重視。因此，中美建交前美國對台滲透主要集中於美援時期。中美建交以後，美國成立“美國在台協會”負責美台之間的“非官方關係”。冷戰結束後，公共外交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台灣因被當作“具有接受美國公共外交的良好環境”，美國主要透過“美國在台協會”不斷强化對台滲透，以此增强美國在台灣地區的影響力。

　　一、美援與美國對台滲透

　　作爲美台關係中一段重要時期，美援時期指的是1950年至1965年美國向台灣地區提供軍事、經濟和技術援助這段時間。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之前，杜魯門政府曾一度打算“放棄台灣”，認爲“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它一點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但朝鮮戰争的爆發導致美國對台政策産生逆轉，美國不僅卷入朝鮮戰争，也開始直接插手中國事務，干涉中國内政，阻撓中國的統一。伴隨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聯合國和雙邊關係中的軍事和外交鬥争的全面展開，美國“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對華政策逐漸形成，對台灣則開始大規模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到1965年6月美國停止對台援助，其間經歷了以贈予援助爲主、贈予和開發貸款援助並行及以開發貸款援助爲主三個階段。台灣接受的美援總額達41.5億美元，其中軍援和經援分别約占57%和43%。美國對台援助加强了退踞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使台灣成爲美國在亞洲反共産主義的前哨基地。 易言之，從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外部動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冷戰國際政治環境下美國的政策行爲，“在於美國賦予它的‘反共前沿’和‘民主橱窗’的地位和身份，在於‘霸權—附庸’關係之下美國對台灣的援助和扶植”。

　　隨着美援的到來，美國拉開了對台滲透的序幕。實際上自國民黨退居台灣，美國便已經通過富布賴特計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新聞處等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和私人基金會的形式對台灣進行滲透活動。 也就是説，伴隨美援而來的大批美國駐台官員和專家顧問，雖然隸屬美國各個駐台機構，包括“使館”、經援使團(駐台外援機構)和軍援顧問團等，但都出於反共的目的。“爲了反共，身爲西方民主集團龍頭老大的美國，除了給予盟國軍事、經濟、技術援助之外，還要促進彼此的文化、社會的交流，增進彼此的瞭解，更重要的是要説服盟國的人民：美國制度、文化要比共産制度優越。”  美國對台援助期間除了讓各個駐台機構積極宣傳、使台灣民衆瞭解美國的政策之外，還不遺餘力地“利用‘教育交换’（educational exchange）的方式，對台灣社會精英、學生進行文化外交，推銷美國制度、價值系統、生活方式，使他們對美國産生好感，進而增加美國在台灣的影響力”。 因此，美援時期也正是美國對台大力開展滲透活動的時期。

　　總之，美國新聞署是冷戰時期美國進行公共外交的核心機構，“其主要職責是推行美國的外交文化戰略，即向世界其他國家解釋和宣傳美國的政策，與其他國家在教育、文化等領域進行廣泛的交流與對話，介紹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與社會文化，宣揚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念和‘自由市場’制度，維護美國對外政策的長遠利益”。 美援時期美國對台滲透主要是通過美國新聞署駐台機構，即駐台“美國新聞處”來開展的，活動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側重於對美國政策的宣傳活動，通常稱爲“信息活動”；二是對台輸入與宣揚美國文化；三是在美國國務院指導下、由駐台“美國新聞處”執行的對台教育、學術、文化交流等活動。

　　二、“美國在台協會”與美國對台滲透

　　中美建交以後，“美國在台協會”開始承擔美國對台滲透的職能，向台灣社會和基層民衆宣傳美國文化和灌輸美式價值觀，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這意味着，“美國在台協會”既要通過自身工作維持雙方人民之間的文化、商務和其他關係，也要積極配合美國對台政策的實施。簡言之，中美建交後至今，“美國在台協會”一直是負責美國對台滲透的執行機構。也就是説，“美國在台協會”盡管作爲非營利性民間機構，只應負責維持“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但事實上，“美國在台協會”的作用大大超出了“人民之間的交往”，其地位也非一般的非營利性民間機構可比。“美國在台協會”的“官方背景”不僅體現在由美國國務院提供所需經費、接受美國國會監督，而且“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也大多是前美國外交官。 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美國總統或美國各政府機關進行的與台灣有關的任何計劃、活動或其他關係，依據美國總統指示的方式及範圍，由“美國在台協會”負責完成落實。

　　“美國在台協會”的總部位於華盛頓，在台北和高雄分别設有辦事處。華盛頓總部有三個方面的任務：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台灣人民保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指導“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北和高雄辦事處的工作；負責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和“北美事務協調會”聯絡。目前，“美國在台協會”設有“理事主席”及“台北辦事處處長”兩個主要職位，前者主要負責與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各官方單位間的聯繫工作；後者則是“美國在台協會”駐台灣負責人，實際上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台北辦事處機構較爲龐大，下設文化新聞組、經濟組、商務組、農業組、領事組、一般事務組（政治組）、行政管理組以及農業貿易辦事處和動植物檢疫辦事處，分别負責相關的事務。“美國中心”展館也設置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内，它爲台灣社會龢民衆提供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等方面的書籍與資料。與台北辦事處不同，“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辦事處規模較小，但深耕台灣南部，重點加强美國與台灣南部民衆之間的關係，“維係代表美國政府在南台灣的利益”。高雄辦事處涵蓋的範圍，包括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以及澎湖縣，所占面積爲台灣的三分之一。在此範圍内的美國機構包括美國商會、高雄美國學校（幼兒園到十二年級）及高雄馬禮遜學校。與台北辦事處類似，“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辦事處也積極推展美國的商務利益，關注經濟與政治活動的發展並做相關的報告，以及爲居住在台灣南部的美國僑民提供服務。

　　作爲美國對台滲透的執行機構，“美國在台協會”在其中扮演着“宣傳者”“傳遞者”“捍衛者”三種角色。首先是“宣傳者”的角色。作爲處理“美台人民之間交往”的機構，“美國在台協會”原本就承擔着宣傳美國價值觀和文化，在台灣社會龢民衆之間塑造美國形象，增强台灣社會龢民衆對“美國價值”的認可。“美國在台協會”自成立以後，一直被美國當作對台進行滲透活動的重要機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文化新聞組負責與台灣媒體打交道，也組織各類文化交流活動，甚至在台灣各地設立圖書館、成立“美國資料中心”，其目的無非是通過這些活動加深台灣社會龢民衆對美國價值觀和文化的認可。其次是“傳遞者”的角色。“美國在台協會”處於美台關係的“一綫”，特别是美國與台灣不存在“官方”關係，美國在涉及安全事務等敏感議題時，需要“美國在台協會”的協助。在敏感性較高的安全等領域，“美國在台協會”尤其是台北辦事處和高雄辦事在美台之間的樞紐地位更加凸顯。但是，“美國在台協會”並没有决策權，只能充當“傳遞者”的角色。這種傳遞是雙向的，一方面，“美國在台協會”將美國政府的意圖或者信息傳遞給台當局及各類精英；另一方面，“美國在台協會”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台灣的信息，形成報告，“傳遞”給美國政府，爲决策提供參考。最後是“捍衛者”的角色。“美國在台協會”的一個重要職責是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安全領域等議題不同，經貿商務領域的議題敏感性較低，與人民的現實利益聯繫比較緊密。“美國在台協會”在處理經貿領域的事務時，主動權更大，透明度更高。從機構設置而言，“美國在台協會”處理經貿事務的部門較多商務組、農業組等，機構設置齊全，積極配合在當地舉辦的各種商務活動，爲美國企業和各國進口商提供服務，促進美國産品的銷售。不管具體工作内容如何，這些機構的根本目標是推銷美國産品，增强美國企業的競争力，爲美國投資創造良好環境，捍衛美國的經貿利益。因此，在經貿商務領域，“美國在台協會”扮演着“捍衛者”的角色。

　　總之，“美國在台協會”是美台“斷交”後的政治衍生物，是前美國“駐台大使館”的替代物，“用以維係美國在台利益”。 具體來説，由“美國在台協會”的創建和職能可見，表面上看，它是爲了美國在中美建交後發展同台灣地區經濟、文化等非官方關係的需要，而實質上完全名不符實，該機構與美國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與台灣關係法”對其地位的界定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説，在美國對台滲透中，“美國在台協會”是主要的執行機構，它扮演着“宣傳者”“傳遞者”“捍衛者”三種角色。

　　第二節　美國對台滲透的動因

　　美國進行對台滲透活動有一條不變的主動因，即通過教育文化交流等來培養台灣民衆對美國的好感，進而産生對美國的認同與支持，以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在不同時期，美國對台滲透還具有不同的次動因，尤其近年來美國基於所謂“三個共同”對台進行滲透活動。也就是説，美國對台滲透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從而呈現出一定的差异性。

　　一、美國對台滲透的主動因

　　美國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標是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精英階層中培養和扶持“親美派”，同時也謀求使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普通民衆瞭解和理解美國的對外政策與戰略目標，以便服從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2006年美國審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發佈的報告《美國的公共外交》即公開聲稱：“美國的公共外交，以支援美國取得戰略利益爲目的，以理解國外聽衆的態度和行動，並對他們發布信息、進行接觸、施加影響爲整體目標……其最終目標是‘支援美國取得戰略利益’。” 簡言之，雖然美國政府在公衆和全世界面前標榜美國無私的人道主義，可事實上，“美國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冷戰時期美國對台援助確實有效地促進了台灣的經濟增長，但這絶不是美援政策的初衷，美援政策實際上是美國追求其自身最大範圍的國家安全與最爲豐厚的經濟利益的手段。“美援的目的並不是以‘受援國’的經濟政治發展爲前提，而是通過美援來對‘受援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以加强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的依賴，最終使這些國家和地區按美國設想的方向發展。”“從全球來説，對外援助是美國采用的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最有效鞏固其全球安全目標的方式，台灣也不例外。” 也就是説，美國長期以來把台灣問題作爲牽制中國大陸、且屢試不爽的戰略籌碼，必然要“善加利用”。其中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對台滲透，加强與台灣社會民衆的互動，對台灣島内民衆産生導向作用，以此獲取台灣民衆對美國全球霸權領導地位的認同與支持，其最終目的是爲美國國家利益服務。

　　二、美援時期美國對台滲透的次動因

　　第一，服務於美國的“反共”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援外計劃的首要任務是遏制共産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内的“蔓延”，因此美國的對外援助是服務於美國遏制共産主義的全球戰略的。美援時期正是兩大陣營冷戰的高峰時期，美國對台援助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把台灣打造成在東亞反共的前哨陣地，使台灣爲美國的遏制戰略服務”。 美國對台滲透從屬於美國對外政策，理所當然要服從於、服務於美國的“反共”遏制戰略。這一點從上述美國各種基金會積極推動美台雙方學術、教育及文化交流活動的目的可見一斑。 以1956年成立的亞洲基金會爲例，“它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資助，在公開場合，它推行學術交流計劃，爲中央研究院的研究項目，如科學、社會學和農業的教學計劃提供資金，并且向若干學術機構贈送數萬册書刊。從1956年到1973年，這個基金會還資助台灣政府實行了税制改革。與此同時，它還推行秘密活動，招募特工人員，掩護地下活動，散發反共宣傳品，爲那些持同樣態度的學者提供研究資金”。 由此可見，從美援時期美國對台滲透的根本動機角度來看，其本質是美國爲實現其對台政策目標而采取的一種重要手段，是要通過援助及教育文化交流等對台灣民衆産生影響，從而把台灣納入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滿足其在東亞進行冷戰的需要。簡言之，美援强化了美國對台灣的控制，培植了一大批親美的技術官僚，並通過各種“條約”和“協議”加强美台關係，始終把台灣當作其在亞太防禦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第二，通過宣揚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達到影響及控制台灣的目的。美國對台灣文化輸出，主要是以高等教育與科技爲媒介，灌輸美國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美國對台灣的教育、文化交换活動的主要邀訪對象就是台灣的黨、政决策者、社會上各種意見領袖及年輕學生，也就是現在或未來的台灣領袖人物。他們不但是在台灣傳播美國文化的主要媒介，也是左右台灣當前與未來走向的關鍵人物。教育交换不僅可以增進他們對美國文化、制度的瞭解，美國政府也指望訪美的領袖人物可以把在美國所觀察、學習到的新知識、方法、理念，在台灣付諸實施。” 除此之外，美國還刻意扶持島内所謂本省籍的技術官僚，以“國際訪問者”計劃邀訪本省籍精英及國民黨内高層具有“進步思想”的分子，加强台灣的英語教學，以推銷美國文化、價值、政治制度等。美國這樣做的目的是在台灣社會、政治的領袖階層中，培育一大批親美人士，以維持甚至擴大美國在台灣政治、社會中的影響力，進而控制台灣。簡言之，這一時期美國對台滲透使得台灣的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經歷了一個“美國化”的進程。“在那個時代，美國在台灣人心目中是許多事物的參考點、衡量的標準與對比的對象。美國文化是當時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外國文化。造成這個現象，固然是因爲台灣社會從上到下努力學習美國富强之道，同時也是美國政府努力在台灣推銷美國文化的結果。”

　　三、中美建交後美國對台滲透的次動因

　　第一，持續向台灣民衆灌輸美式價值觀。自成立至今，“美國在台協會”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向台灣社會各界民衆宣傳美國文化，向台灣民衆灌輸美式價值觀，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不過，台灣的各行業精英、社會龢民衆對此並不排斥。以美國“富布賴特計劃”對台灣的影響爲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就在台灣開展“富布賴特計劃”等常規性的教育交流活動。雖然這些交流計劃名義上是平等雙向的交流，但實質上却是以美國對台單方面文化輸出爲主。除此之外，以在台“美國資料中心”爲例，從運作過程和影響來看，其活動内容比較豐富，形式也多樣，其中文化講座大多圍遶美國文化龢民主價值觀展開。從受衆人群來看，“美國資料中心”强調將注意力集中於台灣地區對美國文化感興趣的民衆，尤其是青年學生和兒童，目的在於培養美台之間“共同價值觀”的長期根基。同時，“美國在台協會”還十分注重藉助來台的美籍人士和曾經赴美留學的台灣籍專業人士在傳播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念方面的重要作用，這些對於進一步“鞏固”美國與台灣在文化、教育和人員往來上業已形成的關係具有潜移默化的長期影響。

　　第二，把台灣當作對付中國大陸的“棋子”。美國主要通過邀請台灣精英赴美交流、學習等方式宣傳美國制度、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的優越性，以樹立良好的美國形象，培養台灣精英對美國的好感，最後達到增强美國對台影響力的目標。例如，“美國在台協會”十分注重向台灣青年宣傳美國文化，其中一個重要手段便是鼓勵台灣青年赴美留學。它不僅經常舉辦綫下的留學宣講會，還在其官網上開闢了留學資料專區，提供美國院校資料庫和奬學金政策查詢等服務，以爲廣大台灣青年留學美國提供便利。此外，“美國在台協會”每年都會圍遶台灣年輕人感興趣的美國電影、音樂、體育等主題舉辦相關的宣傳活動，有時甚至會直接邀請美國文體界知名人士赴台交流或演出，如2006年2月邀請在美國流行音樂界頗負盛名的托尼·布萊克曼嘻哈樂團(Toni Blackman Hip Hop Ensemble)作爲“音樂大使”在台北和高雄分别舉辦了兩場講座和公益演唱會，以加深台灣青年對美國文化的瞭解。 簡言之，美國對台滲透的基本目標是在島内培養和扶持“親美派”，借台灣之力制衡中國大陸，而不是與台灣建立“實質性”關係。

　　四、近年來美國對台滲透的“三共”動因

　　第一，“共享價值”。所謂的“共享價值”指的是美國向台灣地區輸出“美式價值觀”，並基於“共同價值觀”，將台灣納入其打造的世界體系。“共享價值”既是美國對台滲透的目標和核心，也是維持美台關係的基礎。“美國在台協會”將美台之間的共享價值界定爲“包括民主、寬容、自由、多元主義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並在台灣民衆中將之宣傳成爲“串連美台關係强健的一環”。“美台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將美國與台灣緊緊相係的連結紐帶。透過觀光、移民、婚姻、學術與專業交流及現代通訊科技所培育出來的各種情誼，不只讓我們的人民非常親近，也傳遞了我們共享的價值。這些種種情誼的重要性更勝其他，是美台關係真正的基礎。” 换言之，美國以所謂的“共同民主價值”作爲加强美台合作的重要意識形態或價值基礎。2018年11月，時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鼓吹，“美台之間有全面性持久與互惠的伙伴關係，奠基於雙方支持民主與人權的共同利益價值上”。蔡英文任内一直延續民進黨對外宣稱的“台灣與美日有共同的民主價值”，把共同建構價值同盟作爲深化美台關係的重要價值理念基礎。 2019年10月，“美國在台協會”首次參加了台灣同志遊行，並在2020年10月爲打破人們對男生更擅長編程的刻板印象，開設了首届少女編程特訓營，都體現着美台重視性少數群體與女性群體權益的“共同價值觀”。類似的事例不一而足。雖然以上活動並非都面向台灣公衆開放，但是却向台灣民衆傳達了一個强烈的信號，即台灣與美國堅持同樣的“民主價值觀”是正確且光榮的選擇，是國際民主社會“光榮的一員”。

　　美國之所以把“共享價值”作爲美台之間經濟、安全、政治的基礎並作爲持續擴大的“美台人民情誼”的核心，主要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是通過“共享價值”，將台灣打造成“美式民主”的“樣板”，以台灣爲支點，向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價值觀”；二是利用“共享價值”作爲維持美台關係的基礎，將台灣與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捆綁在一起。由此可見，所謂美台“共享價值”實指美國向台灣地區龢民衆輸出“價值觀”，並基於“共同價值觀”，將台灣納入其打造的世界體系。换句話説，美國試圖通過兩種方式打造所謂的“美台價值共同體”：一是擴大美台政治關係的發展空間。近年來，美國國會相繼通過了“與台灣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TTA）等法案，意在搭建美台關係的新框架，撑大美台關係發展空間；二是拓寬非政治方式合作渠道。美台在宗教思想、文化價值、科技發展等諸多領域正緊鑼密鼓地開展合作，以“政府主導、官民結合”的方式，深入打造“美台價值共同體”。“美國在台協會”作爲負責推進美國對台滲透的主要機構，近年來把實現美台“共享價值”作爲其核心任務之一，通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 Training Framework，GCTF）”“美台印太民主治理協商機制（U.S.-Taiwan Consultations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等平台在“推動民主、人權與法治”等議題上與台灣展開廣泛合作。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成立於2015年6月，是美國爲台灣所打造的向印太國家分享“人道援助、技術實務，以及民主成功經驗”的平台。2019年日本也加入該架構並成爲聯合主辦方。2020年6月1日，美國、日本與台灣地區共同發表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5週年聯合聲明》，三方表示將增加“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工作坊的場次、擴大活動規模及拓展議題範疇，並在海外舉辦更多活動；“擴大理念相近國家”參與GCTF的深度及廣度，包括合辦訓練計劃；成立“GCTF校友網絡”以建立並擴大曆届參與者的人脈網絡，並規劃各式校友活動，台當局外事部門甚至還爲此增設“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小組”作爲GCTF秘書處。 截至2024年3月，“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已就公共衛生、執法合作、能源效率、電子商務、信息安全、人道援助及灾害防救（HA/DR）及媒體識讀等議題舉辦74場國際研習營。 此外，美國還增加了“印太民主治理協商機制”爲台灣提供向印太地區國家傳遞“共同價值觀”與“良治”經驗的平台。該機制成立於2019年3月，美台雙方每年都將在該機制下舉辦論壇，探討如何在良治領域進行深度合作並向印太地區伙伴傳授經驗。同年9月，該機制下的首届論壇會議在台北召開，時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在會上强調：“在良治方面，台灣可説是真正體現了我們對於印太區域的願景……在推動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方面，我相信台灣就是我們最好的伙伴。” 簡言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服從和服務於美國對台政策，它以台當局在諸多專業領域的治理經驗爲重點，對外輸出台灣技術、知識、經驗等多方面“軟實力”，進而拓展國際互動空間。“值得强調的是，拜登政府更多從‘價值觀外交’的視角運籌GCTF，將其打造成重要的‘美式價值觀輸出平台’，並間接推進對華意識形態競争議程。”

　　盡管美國一直贊賞台灣政治民主化所取得的成果，不過，往届美國政府在對台交流中一般都只是禮貌性地點到美台共享着“民主價值”，並不會在這方面大做文章。但近年來，美國開始更加明顯地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吹捧“民主價值”，開始更加頻繁地在對台滲透上强調美台都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美台都是“民主社群的一員”，並主動在台開展諸多體現“共同價值”的交流活動，以此强化台灣民衆心中的“制度優越感”。譬如，酈英杰在出席交流活動發言時幾乎都會提及台灣民主化成果來之不易，并且讚揚台灣即使面對“來自對岸的强大壓力”也依然選擇“民主價值”。换言之，美國通過不斷地給台灣民衆“戴高帽”，公開讚揚台灣的民主制度，甚至稱其爲“亞洲民主的燈塔”、華人社會的“民主模範”，並積極宣揚台灣堅持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念是“光榮而正確的選擇”；利用台灣民衆的虚榮感使其在心理上更加認同與台灣共享“民主價值”的美國，同時也讓台灣民衆錯誤將美國宣傳下的中國大陸形象當作國際社會的共識，從而讓他們在心理上將大陸視爲异己，加深了台灣同胞對大陸的偏見與刻板印象。總之，近年來美國試圖以美台“弘揚共同價值理念”爲由，讓台灣民衆堅定對西方政治價值觀念的信仰，在心理上與“不民主”的中國大陸劃清界限。

　　第二，“共享安全”。如果説美台“共享價值”更多是基於意識形態領域所提出的，“共享安全”則是基於現實政治利益和安全考量。所謂美台間的“共享安全”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也就意味着，美國需要台海保持和平，而穩定的兩岸關係無疑是台海和平的基石。所以，“共享安全”首先意味着維持兩岸關係穩定；另一方面，“共享安全”意味着要保证台灣擁有一定的武裝能力。正如“與台灣關係法”中相關規定所明確的，美國承諾協助台灣“維持足够的自衛能力”，主張台灣擁有充分的安全與自信。只有以充分的安全與自信爲前提，台灣才能不受威脅，在尊嚴和尊重的基礎上與大陸進行協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攸關美國的利益，“伙伴”的安全則攸關美國的威信。莫健曾提出，“印太地區安全的關鍵就是台灣的安全”。美國國防部高官亦强調過遵守美國在“與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是確保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關鍵，台灣一向是，也將持續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伙伴。

　　作爲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在亞太地區有着特殊的安全利益，因此十分重視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台灣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亞太地區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盡管自奥巴馬執政後美國政府重新調整區域乃至全球安全戰略，“甚至一度呈現收縮態勢，但並未放棄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存在，相反爲進一步遏制大陸，進一步强化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影響力，其中加强與台灣的區域安全合作是重要一環。可以説，台灣日漸成爲美國與日、韓結成安全同盟關係後極力争取的合作結盟對象，而且雙方實際上業已形成一種無名有實的準結盟關係”。美國政府在“與台灣關係法”中明確提出，把台灣的安全與更廣泛的區域安全加以聯結，符合美國在安全與經濟上的利益，也是國際關切的事務。由此，“共享安全”既是美國“與台灣關係法”中的明文規定，也是美國實現其在亞太地區安全與經濟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國在台協會”將“共享安全”作爲對台滲透的一個重要内容，持續在台灣民衆中鼓吹，並試圖使其認同美台“共享安全”的重要性。2018年10月，酈英杰在舉行的記者會上抛出“四個增進”提昇美台關係，强調“首個增進便是安全合作”。 也就是説，“美國在台協會”展開對台滲透的一大任務就是，試圖説服台灣民衆在許多安全議題上，如在台灣對美軍購議題上支持台當局與美國政府展開協商合作，以實現上述所謂的美台“共享安全”。

　　在美國視中國大陸爲戰略競争對手的大背景下，美國更加强調提昇美台的安全合作水平，尤其是從三個方面推動美台軍事安全走向“準同盟”關係：首先是立法方面，多項法律持續强化美國與台灣的軍事安全關係。其中2018~2021年連續四個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力推的“防衛伙伴關係”（defense partnership），更是致力於加强美台防務安全合作、實踐兩軍培訓與高官互訪、推進對台軍售常態化。值得一提的是，最終立法的9項法律中有6項包含軍售條款，意味着軍事安全因素在美台關係中快速走高。其次是軍售方面，近兩年美國對台軍售的頻率、金額與武器性能皆創歷史新高。如特朗普政府對台軍售總額高達180多億美元，僅2019年就出售價值107億美元的武器，遠遠超過卡特政府以來任何一届政府對台軍售總額。 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更加凸顯“軍事協防台灣地區”的意味，旨在表明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堅决立場及其“增强台灣地區自衛能力”的承諾。 最後是將台灣納入美國的“印太戰略”中。2017年台灣首次被寫入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印太章節，美國承諾將會繼續依據“與台灣關係法”向台灣提供“自衛與反侵蝕的能力”。 2018年12月，《亞洲再保证倡議法》從法律上將台灣納入了美國的“印太戰略”。2019年6月，美國政府正式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 

　　第三，“共享繁榮”。所謂“共享繁榮”更多的是要促進美台經貿等非安全領域的合作交流。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美台之間在經貿、科技、教育等領域保持着密切聯繫。美國和台灣之間因爲不存在官方關係，因此“美國在台協會”代表美國政府處理美台之間在經貿、科技、教育等非安全領域的合作交流。當然，“美國在台協會”也有意於促進美台之間建立更廣泛且密切的經貿關係，包括農業、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商品貿易。台灣不僅因爲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也因爲地理因素在經濟上具有獨特的作用。美國在東北亞和東南亞都有重要的經濟利益，台灣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二者之間，同時又擁有雄厚的實力和良好的基礎，對於美國而言具有特殊的經濟價值。同時，台灣地區發展早、發展水平高，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台灣社會教育水平較高，科研基礎好、能力强、潜力大，讓台灣成爲美國重要的貿易投資對象，也是美國高科技産業鏈中的關鍵一環。簡言之，台灣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條件，對美國而言具有重要的經貿價值。因此，美國對台滲透的目的之一是致力於推動美台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加强相互之間的投資合作，促進雙方在科技、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交流等，以實現雙方所謂的“共享繁榮”。

　　近年來，美台加速雙方的經貿合作。2019年6月，酈英杰在“深化印太地區經濟關係論壇”中表示，美國印太經濟願景所要達成的目標都與台灣密切相關，未來美台經濟將會致力於推動三個優先項，即推動“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談判，推動美台在東南亞地區共同開展更多創新項目，以及促進台灣與友好國家之間的人才流通。 2020年9月，美台簽署了《美台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將共同在印太和拉美地區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以對抗大陸的“一帶一路”計劃。 11月20日，美台舉行首届“經濟繁榮伙伴對話”（Taiwan-US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會談涉及全球醫療安全、5G清潔網絡、供應鏈、投資審查等内容。2021年6月，美台重新開啓擱置長達5年之久的“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第11次商談，其中一個關鍵動因是繼續打“台灣牌”，增加與中國博弈的籌碼。 2022 年6月，美台啓動“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以推動和深化對台經濟和貿易關係，並在美台打造具備韌性的經濟。 此外，美國還想要通過拉攏台灣來建造“印太橋頭堡”，立足於台灣，展望東南亞，携手加拿大和拉美國家，推動這些國家在印太地區積極向美靠攏，實現規模效益，進一步衝擊中國的“一帶一路”，借盟友之力將中美“貿易戰”持久化。

　　由此可見，盡管美方一鼓吹“美台經貿與民間聯係是美台關係的基石，這些聯繫不但深刻，也深具歷史意義”，但台灣不是美國核心利益，只是美國“以台制華”的“棋子”。也就是説，美國利用台灣獲取自己的利益，並不是真的重視台灣，用台灣當籌碼，因爲台灣對於中國很重要，但是對美國來説並非很重要。美國在乎的是“美國在台灣的利益”，而不是僅限於台灣利益而已。“美國國家利益决定美國對台政策，而不是台灣利益决定美國對台政策。”美國不會以台灣優先，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没這個概念。例如2020年3月，莫健訪台時直接重提美猪美牛議題，施壓的意味很重。台灣要與美國商簽自貿協定，不開放美猪美牛是辦不成的，開放的話台灣農民和消費者是不答應的。這就讓民進黨當局進退兩難了。由此可見，美國國會的“進一步强化美國與台灣的經濟貿關係”口號根本就不管用。 

　　總之，近年來“共享價值”“共享繁榮”與“共享安全”成爲美國强化對台滲透的出發點。“基於我們雙方對開放市場、民主體制與人權的尊重，堅實的美台關係與穩定的兩岸關係也成爲區域繁榮穩定不可或缺的一環。不論是在推動雙邊互惠的貿易與投資，或是在促進觀光與教育交流，亦或是在合力維持穩定的兩岸與區域安全議題上，美國在台協會一直致力於强化並擴展美台之間的關係，而共享價值、共享繁榮、與共享安全正是我們雙邊關係的三大重要支柱。” 其中，“共享價值”是美台關係的基礎與核心，“美台安全合作關係——及我們的整體關係——乃是奠基於人權、自由及民主等美台共享的根本價值”。 也就是説，美國强化對台滲透，鼓吹“一起推進我們對於‘一個自由、開放、具備韌性及包容性的印太區域’的這項共享願景”，其意圖是使台灣在安全協作、經貿合作、意識形態上都與美國保持更加緊密的聯繫，從而使台灣民衆能够全力支持民進黨當局與美國一同遏制、對抗中國大陸。

　　第三節　小結

　　美國基於自身利益，無論是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層面都將台灣地區視爲有利於美國實現戰略意圖的工具，尤其在視中國大陸爲戰略競争對手的背景下，力圖將其打造成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杠杆”或制衡中國大陸的“棋子”。近年來，美台加快推進區域安全合作，强化所謂的“價值同盟”或“民主同盟”，即美國試圖將台灣納入東亞勢力範圍與“印太戰略”體系。作爲美國對台滲透的執行者，“美國在台協會”基於“共享價值”等動因，强化其宣傳美國價值觀和文化的角色，目的是在台灣社會龢民衆中塑造美國良好形象，以增强台灣社會龢民衆對“美國價值”的認可，建構起所謂的“休慼與共、共存共榮”的“美台命運共同體”。

　　詳言之，“美國在台協會”每年都會舉辦各類“文化周”“教育周”“科技周”“藝術周”等活動，向台灣民衆闡述美國的政策，强化台灣民衆對美國的支持。2019年“美國在台協會”更是利用其成立四十週年的契機，通過每個月特定的“主題月”，向台灣社會傳遞美台友好的信息，推動台灣民衆形成符合美國要求的情感傾向。例如“美國在台協會”把2019年8月定爲美台“安全合作月”並組織了一系列活動，“以凸顯强勁的安全合作在維係美台關係中的重要性”。當年8月5日，“美國在台協會”與桃園市政府合作，舉行《疾風魅影——黑猫中隊》紀録片放映活動。8月14日，酈英杰在“立穩根基，共創未來：AIT@40——1979 年後美台關係展”桃園巡逥展開幕典禮上，發表四大政策演説的第三場演講，重點闡述增進美台安全合作。事實上，近年來“美國在台協會”在安全領域的活動已經遠超“美國對台軍售”範疇，涵蓋範圍十分廣泛，包括由民間領導的安全工作、軍民合作、軍事交流，以及防務工業合作。由此不難發現，“美國在台協會”開展的對台滲透活動已經不止局限於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也涉及政治、安全等領域，目的是讓台灣民衆能够全面支持美國涉台立場和政策。

　　對於美國政府透過“美國在台協會”等機構“挺台”的高調行爲，如2019年4月“美國在台協會”公然宣佈美國現役軍人將擔任内湖新館的防衛工作、并且承認自2005年起便有美國現役軍人入駐，美國國内一些有識之士認爲不妥，如美國知名台海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認爲，“美挺台高姿態令台灣更易受罰”。 美國知名台海問題專家任雪麗（Shelley Rigger）則擔心，有些美國人自以爲在支持幫助台灣，實際上却把台灣置於更危險的境地，等於“把台灣愛到死”（love Taiwan to death）。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則指出，過去五到十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幾乎所有涉台法律都是勸勉性的，包含了許多親台情緒，包括許多如何改變和提昇美台關係的建議，但並没有命令行政部門做太多新的事情。“發起這些舉措的議員獲得親台者和台灣人的贊賞，但他們並不承擔他們主張的那些行動引發後果的責任。後果就是，一方面，國會的舉措提昇了台灣人對美國强勁支持台灣的希望；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國大陸的恐懼，使他們相信美國對台支持真是堅如磐石，美國正將台灣當作對華遏制戰略的一張牌。” 簡言之，“華盛頓越是傾向於偏好‘台灣獨立’，台灣受到的武力威脅就越大”，這可能導致台海“關鍵時刻”提前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