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爲止，美國對台灣地區的影響力已經滲透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這不僅對台灣地區産生重要影響如台灣社會形成“唯美國爲尊”的氛圍，也對兩岸關係産生重大的消極影響。針對於此，除瞭如前所述深入揭示美國對台滲透的本質並進行深刻的批判之外，我們還必須采取確實有效的應對之策。

　　第一節　掌握台灣民衆的心理與關切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這表明一方面我們更有信心能够争取到台灣民心；另一方面則是對大陸涉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直至和平統一的進程中理應更加關注台灣民意走向，更加重視台灣民衆的心理感受，更加重視兩岸同胞之間的心靈相通與契合。

　　一、用心觀察台灣，準確掌握台灣民意走向

　　第一，台灣民衆對民進黨當局的意識形態“掛帥”執政日漸不滿。近年來，民進黨上台後傾其所能集中權力、壟斷資源，大搞“緑色獨裁”“緑色恐怖”，致使島内政治制衡機制遭到破壞。同時，原來把票投給民進黨的那部分年輕人，逐漸認識到民進黨並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進而對其失望並不滿。從網絡輿情特徵來看，台灣社交媒體特别是青年網民與民進黨當局離心離德、分道揚鑣的趨勢日漸明顯。以青年學生熱衷議政的常用論壇“批踢踢實業坊”(簡稱PTT)爲例，2016年民進黨上台之前可謂一片“緑油油”，然而，近年來網絡風向已今非昔比，青年網民對民進黨冷嘲熱諷、大加撻伐，連緑營一向標榜政治正確的“台灣價值”都淪爲網民的笑柄。 新冠疫情期間，民進黨當局主要采取了“政治抗疫”的應對策略，即通過對意識形態議題的炒作，進而轉移公衆對其執政能力不足的關注，掩蓋其企圖將政治利益凌駕於民衆利益之上的本質，這導致越來越多的民衆極爲不滿疫苗匱乏和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滯，從而對民進黨當局表現出不滿。

　　第二，要求維持兩岸穩定、加强兩岸交流合作的訴求依然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據島内多家民調機構長期的調查顯示，目前仍有八成以上台灣民衆認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而且多數台灣民衆認識到“九二共識”對於穩定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他們迫切期待兩岸關係能够持續和平穩定發展。其中，越來越多的人認爲，快速發展的祖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加。總的來看，多數人支持兩岸交流、深化合作、互利共贏，應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就是説，新形勢下，島内利益結構快速調整，政局不穩定，社會價值取向多元混亂，民意更難掌握。但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依然是當前台灣民心所向，兩岸同胞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通則雙贏，已被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所認識。他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期待和支持，實際上也包含了對通過兩岸關係拯救台灣經濟的高度期待，以及共享祖國大陸崛起紅利的檏素願望。

　　第三，被建構出來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依然高漲。數十年來經過傾“獨”政治人物如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操弄與渲染，“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成爲台灣的主流意識。大陸學者陳孔立即認爲，不僅泛緑，泛藍民衆也接受了“台灣主體意識”的説法。 在選舉利益高於一切的特殊政治環境中，在具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不斷宣傳鼓吹下，敢於公開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弱，而强調所謂“台灣主體性”“台灣前途的自由選擇權”的民衆却越來越多了。可以説，“愛台灣”成了台灣内部的主流政治文化，認同“台灣”的民衆在不斷增加。也就是説，“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成爲社會主流話語。其强調台灣與大陸的差异，渲染台灣人與大陸人的不同，聲稱“台灣的前途由台灣 2300萬人民共同决定”的論調儼然成爲政治正確的標準。簡單來説，伴隨“本土化”深入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其影響下飽嘗無望感和不確定性的台灣民衆只得從虚幻的“台灣主體意識”中尋找安慰與解脱。

　　總之，目前台灣的主流民意依然是不“獨”不統，追求和平、安定與發展。從國家和平統一的角度來看，這種主流民意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意味着“台獨”基本教義派已被邊緣化，使得具有“台獨”理念的民進黨不得不向中間路綫靠攏。但是，這種主流民意也説明，台灣民衆支持兩岸統一的動力仍然不足。更令人關注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才能在台灣民衆中重塑對“一個中國”和國家統一的認同。没有這種認同，國家的和平統一是難以實現的。今天的台灣，“一個中國”與“統一”在島内已成爲負面的政治概念，不僅民進黨與“獨派”堅决反對，中國國民黨也不敢講不願講，最多只講“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如此發展下去，兩岸和平統一形勢將更爲嚴峻，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二、堅持從心出發，準確瞭解台灣民衆的心理

　　第一，存在强烈的“看重面子，自尊心强”現象。台灣地區特殊的歷史造就台灣民衆深深的自卑感與强烈的自尊心并存，有時還會達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台灣民衆看來，台灣民主制度即使再不正常，它依然是一種可以滿足其自尊心的東西。因此，許多台灣人一方面想要分享祖國大陸的發展成果，另一方面又一味認定自己的制度和人權高過祖國大陸，和祖國大陸走太近，會有損臉面。既想要裏子，又想要面子，裏子和面子經常衝突，得到了裏子的時候想挽回失去的面子，撈到了面子，又心疼扔出去的裏子，這就是現在台灣人的真實心態。與此同時，多數台灣民衆依然持有某種虚幻的優越意識。台灣在經濟上曾有過傲人的成績，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也接近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台灣經驗”曾是台灣人的驕傲。即使深知台灣處於困境之中，多數台灣民衆普遍仍具有强烈的優越感。在兩岸交流交往中，當台灣經濟曾經輝煌的時候，有人瞧不起祖國大陸、認爲其落後；當祖國大陸快速發展起來之後，有人認爲其軟件建設不如台灣，甚至有些人認爲其“專制、不民主”。不論如何，有些台灣民衆總是喜歡在兩岸之間找出台灣比祖國大陸“優越”的地方，以此滿足其虚榮心。

　　第二，强烈的“恐共”心態使得害怕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兩岸因台灣島内長期“反共”宣傳的離間存在心理距離。兩蔣時期“反共”宣傳的敵方和對象是中國共産黨和祖國大陸，但看得最多、聽得最多的受衆却在台灣島内。例如，台灣文學界奉命出版的“反共”的“戰斗文學”作品有幾百部，但當年連一本也不曾流入祖國大陸。“反共”宣傳將祖國大陸全部高度抹黑。連好心好意、誠心善意也一律是“統戰陰謀”。譬如，蔣經國明知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兩岸“和平共處”，却要説是“製造和平共處的假象欺騙自由世界”。台灣民衆久受“反共”宣傳的影響，會産生同中國共産黨（“共匪”）、大陸（“匪區”）、大陸人民（“匪區人民”）的心理距離，致使部分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主張的“一國兩制”仍懷有扺觸情緒。他們害怕隨着兩岸之間快速的發展變化，台灣被大陸掌控的焦慮，因而對兩岸更加的緊密聯結産生恐懼與扺觸情緒。簡言之，多數台灣民衆存在“求安保穩”的心態即企求兩岸關係求安全、保穩定的心態，具體表現爲希望維護現狀的心態。數十年來，台灣民調一再顯示，維持現狀始終是台灣民衆的首選，或者説“維持現狀”始終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似乎固化爲“社會共識”。

　　第三，怨恨心太重致使覺得自己被“欺壓”。近年來台灣日趨成爲一個“怨恨的社會”，即怨恨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緒幽靈盤桓於台灣幾乎每個角落當中，怨恨心態普遍見於不同黨派、不同立場、不同族群背景的個人與集體當中，這不僅加劇民衆之間的對峙情緒，而且導致台灣政黨惡鬥、族群撕裂與社會對立，最終造成台灣的内耗與空轉。與此同時，伴隨台灣社會利益分化的加劇和貧富差距的擴大，部分台灣民衆中間彌漫着一股强烈的“懼中”“恐中”“抗中”“拒中”“反中”甚至“仇中”情緒，他們把全球化的種種弊端和台灣内部的諸多矛盾所引發的怨氣導向兩岸關係，傾向於把祖國大陸當作宣泄怨恨的對象。换言之，部分台灣民衆面對全球化和社會變動的衝擊表現出極大的無能感，於是把怨恨的矛頭指向祖國大陸。借用一句很形象的話來説，中國大陸“躺着也會中槍”。在這種認知模式的作用下，他們習慣性地將台灣社會變動中的利益受損、人生挫折、對自身的社會位置和生存狀態的不滿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現象進行極端意義建構而歸結爲大陸，並進而産生對大陸的極度恐懼感，擔憂其生活方式將被改變。

　　總之，台灣地區特殊的歷史造就台灣民衆復雜的心態和心理，尤其是伴隨祖國大陸的快速發展，台灣民衆的社會心態出現了諸多消極負面的因素，最大的問題是怨恨心太重，覺得自己被“欺壓”，一些人因此對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感到不安、焦慮甚至恐懼，這已經影響和制約了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在涉及更具有政治意涵的所謂“尊嚴”與“認同”問題上，“台灣民意的情感彈性更爲明顯，即便是在很大程度上滿足台灣實際利益時，如在國際參與問題上，即便台灣能够實質參與，但仍認爲台灣‘被矮化’‘被打壓’而耿耿於懷。”

　　三、堅持以人爲本，精準掌握台灣民衆的關切

　　第一，存在尋求安全感的强烈需求。台灣著名作家陳若曦曾認爲，台灣民心存在三種特性，即“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當家作主的優勢”及“更怕失掉現有的生活方式”。 近年來，不確定性劇增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因此追求安全感是台灣民衆的强烈需求。同時，島内安全問題始終是台灣民衆對兩岸關係最深的擔憂。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位台胞曾經説過：“台灣民間的泛‘台獨’觀，不是民進黨式的‘獨’，而是謀求一種安全感或者要求得到保障的願望，絶大多數台灣人不相信台灣能够脱離大陸而生存，但一個離家四十年的人要回家，心裏也會嘀咕的，也會恐慌的。”更令台灣民衆憂慮的是，近年來祖國大陸對島内影響力的持續深入讓不少台灣民衆産生了“即將被統一”的焦慮和壓力。於是，“恐中”“懼統”情緒不斷發酵，“小確幸”價值觀逐漸盛行。當然，這不僅源於多年“反共”教育的浸染、“本土化”運動的侵蝕，更是一種喪失方向性、缺乏安全感的無奈與沉淪。 也就是説，在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攀昇等社會不確定性因素劇增的背景下，台灣民衆需要獲得心理安慰，但是這種心理安慰經過畸形政體的形塑以及兩岸關係結構性矛盾的規約，却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一種心態失範的境地，即希望通過强調“台灣主體意識”、宣揚“小確幸”、開展街頭運動來尋找安全感，來扺消對祖國大陸的恐懼和對前途的擔憂。

　　第二，希望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在陳若曦所認爲的上述台灣民心三種特性中，台灣民衆尤其希望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某種優越感的存在，使得多數台灣民衆擔心兩岸統一後其生活方式會被改變，擔心甚至會出現生活水平下降的局面。形成優越感和憂慮的原因，除了因爲部分台灣民衆不了解祖國大陸現狀和相關對台政策以外，最主要的是由於兩岸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確實存在差异。也就是説，台灣民衆不只是希望“當家做主”，更是因爲在工作、生活、人際關係，尤其人與社會、人與政治的關係，已發展出不同於祖國大陸的模式，他們擔心兩岸統一後其過去擁有的各種利益或許將受到衝擊，因而對於兩岸統一存有很大的顧慮和猶豫。究其原因，台灣民衆對祖國大陸仍然存有很深的偏見，尤其在祖國大陸的相對優勢越來越明顯的情况下，由於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站在與祖國大陸敵對的角度思考兩岸關係發展和兩岸統一問題，使得他們對兩岸統一的前景心存畏懼。其結果是，他們不再追求或期待兩岸間一個政治上統或“獨”的終極結果，而是在觀望中“偏安”於一種能兼顧經濟及自由的生存方式。簡言之，兩岸統一對台灣民衆來説是重大的改變，只有想方設法照顧到台灣社會的既有利益格局和社會網絡，並逐步縮小兩岸之間現存的客觀差别，才能克服和解除部分台灣民衆這種優越感和擔憂。

　　第三，需要一定的“國際活動空間”。一直以來，台灣民衆對以平等、有尊嚴的方式參與國際組織，擴展“國際空間”有較高共識與期待。島内各方機構的諸多民意調查顯示，台灣民衆對台灣應該以平等、有尊嚴的方式參與國際組織，擴展“國際空間”，始終有較高共識與期待，他們對台當局擴展“國際空間”的行動采取支持立場。在多數台灣民衆看來，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本就有限，而且多數是攸關農漁、健康、醫療、經貿等與台灣民生息息相關的“實質性”活動，祖國大陸在這方面的態度與行爲會影響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群體對其情感與認同。近些年來的民調數據顯示，島内民衆對於台當局拓展“國際空間”的支持度超過七成，我們在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態度已然成爲台灣民衆心目中衡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大陸對台善意的重要指標。針對於此，我們在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上堅持“反獨”目標的同時，可以稍微釋放善意，考慮放鬆台灣在經貿與民生領域的國際參與，以增加台灣民衆對祖國大陸的好感。此外，我們需要思考讓台灣台胞享受同等待遇的權利延伸到國際場合，讓台灣民衆在國際上也得到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與機會，相信此舉將使我們獲得更多台灣民衆的認同。

　　總之，台灣民衆的復雜心態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我們需要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台灣學者張亞中認爲，因爲“造成兩岸認識落差的關鍵，其實還存在文化因素上的根本差异，這種根本差异是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所以，“唯有瞭解台灣，瞭解台灣人民的想法，才能在兩岸關係上提出合乎理性的做法。” 也就是説，我們要多花功夫熟悉台灣的近現代史，瞭解台灣民衆遭遇到的歷史悲情，掌握他們的思想意識及社會心理，尤其要精準掌握他們的願望和要求，並結合這些願望和要求來制定、調整和完善大陸涉台政策。即使對於那些兩岸間有争議的問題，我們也要透過争議，瞭解這些争議背後台灣民衆的看法和意見，看看我們的政策有没有需要進行適當調整的地方。一句話，我們要努力使台灣民衆能够從自身的關切及利益出發，排除美國等外部因素的干擾，來關心和支持兩岸統一的事業。

　　第二節　深化兩岸民間交流交往

　　鑒於美國對台滲透活動與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交往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競争性關係，我們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兩岸民間團體交流、深化兩岸民間交流互動。

　　一、持續推動兩岸民間交流互動，促進兩岸民間互信與融合

　　第一，持續創新對台民間工作體制、機制及模式。兩岸關係新形勢下，一些新情况、新問題、新挑戰將不斷涌現出來，因此需要不斷創新對台民間工作體制、機制及模式，這是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更是兩岸民間交流互動不斷取得成效的客觀要求。尤其在兩岸融合發展方面，更要突出創新，進行科學論证與系統規劃，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實效。與此同時，爲了整合涉台力量，還需建立涉台部門的聯動、協同創新機制，讓各個涉台機構定期就涉台工作思路、方式方法、工作機制、工作成效及存在的問題等進行深入的交流，通過彼此的學習與借鑒，在協同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機制，以更好地服務於兩岸民間交流互動這項工作。

　　第二，持續鼓勵與支持兩岸民間全面交流互動。爲了促進兩岸民間全面交流互動，我們可以采納以下做法：一是相關涉台部門設立兩岸民間交流基金會，開放給兩岸民間團體申請，鼓勵其開展相關的交流活動，並根據需要加大資金投入；二是安排專項資金、作爲經費補貼或奬勵給予對兩岸民間交流互動做出重要貢獻的社會團體，或設立引導扶持基金，鼓勵兩岸民間團體開展活動，並想方設法地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簡化大陸民間團體赴台交流的程序與手續，協助其入台進行相關交流活動。大陸已把争取台灣民心作爲對台工作的關鍵環節和核心内容，這要求我們需要直接深入到台灣社會基層。當前大陸很多民間團體赴台交流審批困難重重，除了台灣方面限縮兩岸人員往來之外，大陸管理機構對民間團體入島舉辦各類交流活動大都持謹慎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陸民間團體對台交流的難度。針對於此，大陸相關部門可以考慮開設“緑色通道”，鼓勵民間團體赴台交流互動，必要時可以做到“特事特辦”，協助民間團體入台進行相關交流活動。與此同時，也要簡化台灣民間團體來大陸參加交流活動的手續，尤其要爲没來過大陸的台灣民衆提供便利服務。

　　第三，在兩岸民間交流互動的主題設計上更充分地體現貼近民生、貼近基層民衆的需求。兩岸民間交流雖然項目衆多，但交流的主體還是以官方居多，兩岸單純民間對民間的交流較少。針對於此，一是應更多地鼓勵兩岸純民間團體之間的相互交流，以及開放更多的基層社區之間的交流互動。二是在兩岸民間交流互動的主題設計上，應更接地氣、更加突出基層群體的互動性，以實實在在地促進兩岸基層民衆的交流互動，聽取廣泛、多元的基層聲音，推進深入交流、深度融合。三是在兩岸民間活動的議程設置方面應吸引眼球，避免予人過度復雜之感。在兩岸以往的民間活動中，常常存在活動龐雜且部分議程難引人興趣的現象，鑒於此，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把民間交流活動包裝得更加生動，讓參與者有興趣關注，且在實際上能發揮影響力。簡言之，加强兩岸民間交流互動，通過“一次聚會、一杯清茶、一通電話、一封電郵”，讓雙方民衆加深相互認識與瞭解，尤其是透過活動深入台灣基層，與台灣基層民衆建立直接的聯繫，將有助於增進兩岸民間互信，促使更多的台灣基層民衆匯入到兩岸融合發展中來。

　　總之，在兩岸民間交流互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的情况下，如民進黨當局至今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既有政治基礎，致使兩岸聯繫溝通和協商談判機制被迫中斷，兩岸關係受到嚴重衝擊，我們需要加大資金資源的投入，同時有效突出民間特色，讓更多的台灣民衆尤其是基層民衆參與到交流的洪流中來，並能够成爲兩岸關係的促進者、參與者，而且能從兩岸交流的成果中受益，以促進兩岸民間互信與融合。

　　二、不斷創新互動模式、形式與方法，促進兩岸青年深入交流合作

　　第一，深化兩岸青年交流合作。設立更多的兩岸青年發展基金，從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鼓勵與支持兩岸共同舉辦“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兩岸青年職業技能大賽”等一系列品牌活動，透過共同探討兩岸青年共同關心的議題及應對之道，深化兩岸青年交流合作的領域與内涵。

　　第二，創新資訊傳播形式。爲了讓兩岸青年及時獲得雙方社會發展的真實情况與最新動態，我們需要創新資訊傳播形式：一是加大QQ、微博、微信等網絡宣傳力度，在新媒體平台及時、準確傳遞祖國大陸對台方針政策，充分發揮新媒體在青年中信息傳遞的快捷性、有效性；二是除了文字方面的傳播，需要增加讓兩岸青年更願意接受的傳播内容，如漫畫、動畫、微電影、小視頻等；三是相比其他群體而言，兩岸青年都屬於新世代群體，他們同樣熱衷於使用社交媒體、觀看同樣的電視文化節目、喜愛共同的娱樂明星。這些基於現代文化元素的共同性，使他們的共同語言日益增多，彼此隔閡日益减少，加上他們没有太多的歷史包袱，更容易在相互交流中産生共鳴、催生融合。

　　第三，實現兩岸青年社團、協會合作長期化。完善兩岸青年社團、協會交流的制定安排，建立並完善定期溝通、互訪交流、合作協商等制度和交流合作機制，並實現兩岸青年社團、協會合作長期化：一是鼓勵大陸青年社團、協會定期赴台交流互動；二是搭建更多平台促進兩岸青年社團、協會的交流互動，如定期舉辦“兩岸大學生社團發展論壇”，共同探討兩岸大學生社團運作、發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及解决之道等，以促進兩岸大學生社團的健康、平穩發展；三是持續加大投入、支持兩岸青年社團、協會共同參加扶貧、支教、社區服務等公益活動，以加深兩岸青年共同話題的濃度，爲共結朋友般的友誼奠定良好基礎。

　　第四，加强兩岸青年之間的實質性合作。交流是爲了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合作則是彼此融合的開始。近年來，兩岸在農業、金融等方面産生許多合作成果，但兩岸年輕人却依舊停留在彼此交流的階段，缺乏實質性的合作。舉行各類研習營等兩岸年青交流項目，這些都相對好辦，也比較容易做到，目前需要思考如何促進兩岸青年之間的實質性合作，比如設立兩岸青年合作創業基金，重點資助涉及兩岸青年合作創業的項目，正如台灣學者張志銘所説的，“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可供兩岸青年展現實質合作的舞台，台灣青年參加一帶一路’不是只在分享資源，重要的是參與到一帶一路’本身的建構上”。簡言之，目前我們亟需通過創新兩岸青年互動的模式、形式與方法，開拓新的交流領域、搭建更多元的渠道、豐富活動内容等途徑，促進兩岸青年交流合作向機制化、持久化發展。

　　總之，針對“美國在台協會”把台灣青年納入美國對台滲透“戰略性對象”的做法，我們更需要深化兩岸青年交流交往，尤其在兩岸關係新形勢下，亟須結合兩岸青年的需求，持續探索促進兩岸青年互動的新内容、新領域、新形式、新思路及新模式，同時建立相關機制，如效果評估機制、後續跟踪機制及反饋機制等，以使雙方互動更加扎實、更有成效。同時更多地舉辦一些體驗式交流、共同參與式活動，讓雙方樂於參與、更有收穫，以更進一步密切兩岸青年情感融合，爲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三、靈活運用“互聯網+”等交流方式，提昇對台民間基層交流實效

　　第一，加强對台民間基層交流的工作力量。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籌建“對台民間交流諮詢輔導專家組”（或“對台民間交流顧問委員會”）。爲保障和提昇對台民間基層交流質量，探索成立“對台民間交流諮詢輔導專家組”，給予民間交流團隊經常性、專業性指導，以加强民間對台交流的横向聯繫與合作；二是配備相對固定的人員負責對台民間基層交流工作。各基層從事對台工作的人手較少，且存在着非專職、流動强的特點，而對台工作對於從事人員的政治理論水平、政策掌握情况和時勢判斷能力都有着較高的要求。因此，要配備相對固定的人員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同時根據這部分人群的特點，因時因地的進行形式多樣的培訓輔導，幫助他們熟悉具體情况，掌握工作方法；三是成立專業的“兩岸交流交往服務機構/中心”。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指導、成立從事兩岸民間基層交流的專業社團組織，如厦門市思明區“厦台交流交往服務中心”。在市、區台港澳辦的指導下，由“厦台交流交往服務中心”的專業人員開展政策法規諮詢、經商、學習、就業和生活等有關服務工作，各地台聯或台協等組織的成員可以志願者或義工的身份參與其中；四是常態化舉辦對台交流能手培訓班。通過定期舉辦對台民間交流能手的培訓班，及時宣傳兩岸形勢、交流重點及方式方法、惠台政策等，提高交流能手的對台交流能力，也成爲大陸惠台政策的宣傳員。尤其亟需從現有的交流載體和青創基地中，重點培養一批中青年的交流能手，引導台青參與鄉村振興建設和社區營造，用新媒體等年輕人喜歡的宣傳方式講好兩岸故事，成爲兩岸民間交流的傳承人和接班人。

　　第二，加大經費和資源等扶持的力度。在兩岸關係新形勢下，需要高度重視兩岸民間基層交流，在人員、場地、資金等方面向基層進一步傾斜：一是在開展基層民間交流時給予更多的財力和物力上的支持。探索以民間基金會的方式，可以多方籌措資金，可以常態化資助交流項目，如有專業團隊配合，可在項目、資金、手續等方面提供更加便捷服務；二是爲便利民間社團對台交流，對台民間基層交流項目早立項、經費早撥付，簡化辦事程序，减少經手環節，减輕民間社團壓力；三是對民間交流能手給予適當的經費補助。通過文件明確相關要求，明確經費的支出範圍。對未被認定爲各級交流基地或示範點的交流載體，按照一定的交流規模給予經費支持。或出台相應的政策作爲區級、鎮街給予經費支持的依據，以提高基層開展對台交流的積極性。同時，要暢通民間交流能手的成長發展渠道，通過有效的奬懲激勵，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四是加大台胞來祖國大陸旅遊和交流的財政激勵政策力度。吸引更多的台胞登陸旅遊和交流是讓台灣同胞瞭解大陸發展的重要渠道，但目前各級政府對台胞登陸旅遊（如台胞來厦研學旅行）的奬勵激勵政策力度尚不足。由此建議設立專門的鼓勵台胞登陸旅遊的政策及資金，制定台胞登陸旅遊的奬勵政策，比如台胞可以憑证享受所有公立景區的半價優惠；同時，建議“首來族”的奬勵政策要延伸惠及旅行社。

　　第三，在對民間活動進行分層管理的基礎上開展精準交流。針對當前對台民間基層交流活動中的粗放式問題，堅持細化對象、分層管理的原則，根據台灣民衆不同群體的特點、需求和喜好，開展精準式的交流，以切實提昇交流活動的實效性：一是適應台灣基層民衆交流的習慣。對台民間交流要考慮台灣基層民衆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方式，他們在交流中更容易接受氣氛輕鬆愉悦、富於情感交流的歡聚形式，對於會議、討論等較爲正式的交流形式不感興趣。因此，尋求更多符合基層民衆感興趣的交流内容和形式，使其喜歡來、願意聽、敢於談；二是强化與台灣村里長的互動。面對當前兩岸政治關係持續僵化的現實，作爲台灣地方自治體系中最基層的單位，村里長在兩岸民間基層交流互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橋樑角色，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精力去强化與其交流互動；三是增强中高層人群的交流參與感。台灣中高層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年群體，他們的心理和思想都較爲成熟穩定。針對這部分人群的交流，亟需擺脱以往參觀、宴請、座談的套路，通過“共建”“共管”等方式增强他們的參與感和認同感；四是密切在陸台青台生交流。立足在陸台青、台生，倡設陸台大學生、中小學生民間交流活動日，組織開展如“兩岸學生假期暑期結伴成長活動”和台灣青年就業實習、公益志願服務等活動。

　　第四，搭建對台民間交流新平台。除了挖掘現有交流平台的功能，充分發揮兩岸民間交流基地的作用之外，比如厦門“台灣公會”這一厦台民間交流重要陣地，作爲獨具特色的厦台交流平台，將發揮其台胞之家的獨特作用，通過組織台胞開展聯誼活動，可以豐富台胞、台商、台生在厦交流活動。目前亟需拓寬民間基層交流範圍，搭建對台民間交流新平台：一是以“首來族”、青少年爲重點。在非遺傳承與活化、國潮文創、現代設計、文旅、電競、體育賽事等方面，廣泛尋找兩岸同胞交流的契合點，吸引更多台灣年輕人參與；二是主動聯繫台灣地區各種同鄉會等同鄉聯誼組織。作爲聯絡同鄉、凝聚鄉情、互助救濟的重要組織，台灣島内同鄉會具有廣泛的人脈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值得我們去交流互動；三是探索開展大陸返台定居人員工作。在積極關注島内台胞登陸的同時，也應關注大陸返台定居人員上。大陸返台定居人員在大陸生活多年，受大陸的正面影響較多。這部分人回到台灣生活工作，是最真實深入到台灣社會中的力量，也是最直接影響台灣社會的力量。應探索建立台灣各縣市大陸返台定居人員組織或原大陸居住地在台台胞組織等方式，加强聯繫聯誼，讓其爲台灣社會帶去更多祖國大陸的信息和影響。

　　第五，重視“她力量”在對台民間基層交流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各地婦聯組織引領、服務、聯繫的職能作用，爲更多台灣姐妹來大陸學習、生活、創業、發展提供幫助，爲各領域、各界别、各行業婦女參與兩岸融合發展搭建平台，爲促進兩岸姐妹共同發展不懈努力：一是加大宣傳力度。依託婦聯微信公衆號等新媒體平台，大力宣傳婦聯活動信息，將在陸台商、台胞家庭納入尋找“最美家庭”推薦宣傳範圍，納入“五好家庭”“文明家庭”等創建活動範圍；二是持續拓寬溝通渠道。繼續舉辦更多、形式更靈活生動的民間交流活動，創造更多機會讓兩岸婦女姐妹、青年群體、親子家庭面對面交流，加强深層次瞭解；三是持續深化“巾幗圓夢行動”。突出中華文化和血脈親情，增進台胞對民族、國家的認知和感情，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是精準對接創業就業需求。加大信息政策整合推介力度，進一步鼓勵和支持台灣女青年登陸實習見習、創業就業，舉辦兩岸女大學生創業創新大賽；加大與女企業家協會的交流合作，組織開展兩岸創業女性交流活動，幫助台灣女性青年瞭解大陸的方針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向，幫助其更好地發揮優勢融入大陸職場。

　　第六，靈活運用“互聯網+”等交流方式。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一是運用現代化的手段開展對台工作，探索、更新聯絡工作的方式和觀念。廣泛采用綫上交流形式，有助於參加者突破時空限制，使與會者來源更多元，從而有助於擴大兩岸民間基層交流；二是鼓勵、支持網紅主播參與兩岸民間基層交流的直播講解活動；三是實現與台灣相關網站對接，開展網上互動交流。針對台灣庶民階層和大衆青年，最直接的影響渠道就是網絡媒體。即使在疫情導致兩岸民衆直接交流受阻的情况下，兩岸民衆尤其是青年群體的“雲交流”也從未中斷，甚至更爲火熱。因此，開展兩岸庶民階層和大衆青年交流的最重要的創新形式就是善用網絡媒體；四是在對台宣傳上加大“交心”的力度。台灣網絡普及率高，且可輕易登入大陸網站，這爲對台宣傳入島提供了一條便捷通道。但是能入島不等於有實效，關鍵在於我們提供的内容是否能够引起島内傳媒受衆的普遍關注，是否能够達到“入心”效果。因此，在對台宣傳是要堅持“内容至上、以質取勝”。要從適合台灣市場需要，適合台灣傳媒受衆對大陸信息的需要，適合台灣受衆的思維習慣入手，組建網站欄目，策劃宣傳選題，製作信息精品，吸引台灣受衆；五是創新對台民間基層交流方式。除了大型會議及論壇之外，建議多使用沙龍式、小組式等交流模式，通過講故事的方式進行“心靈溝通”。

　　總之，爲了在新形勢下提昇對台民間基層交流實效，各級政府需要高度重視，形成資源整合。比如將對台交流事項納入部門績效加分項中。目的是調動政府相關部門參與對台交流積極性，增强政府力量對兩岸民間基層交流的支持力度。同時搭建各條戰綫、各個層級共同參與的資源整合平台。對涉及“民間信仰、宗親宗族、文化教育、社區交流、鄉村振興（對接）、青年交流”等對台交流活動進行整合，探索出台有效可行的方案。最後是從政策、資金、資源等多方面進行統籌協調、策劃開展一系列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使雙方民間基層交流更具影響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我們相信通過各方面的合力協助，定能加强台灣民衆對祖國大陸的瞭解和感情，從而有利於實現兩岸民衆心靈契合。

　　第三節　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

　　自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公開提出兩岸融合發展主張以後，祖國大陸以“兩岸一家親”理念爲指引，出台了包括惠台“31條措施”等一系列政策舉措，形成一個較爲全面的“惠台公共政策體系”，旨在以現代公共政策的原則和方法有效地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爲實現兩岸完全統一、完成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長期性、基礎性的動力機制。2020年10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並列提出，表明大陸高度重視“兩岸融合發展”在國家統一進程中的戰略作用，即兩岸融合發展不僅是一項事關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進程中解决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重大戰略路徑。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 實踐證明，不斷推進和深化兩岸融合戰略，是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也是邁向完全統一的必經階段。

　　一、兩岸融合發展的意義及挑戰

　　近年來兩岸關係的復雜嚴峻，並没有動摇大陸方面在對台工作上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兩岸關係形勢越復雜，越需要兩岸民間加强交流”，因爲大陸方面堅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基在基層，動力在民間”；台灣島内“台獨”分子越是企圖弱化和切割兩岸民衆聯繫，大陸方面越是要堅持與之進行鬥争，使兩岸的融合面進一步擴展，不再僅僅局限於經濟物質層面，而是涵蓋經濟、社會、文化、價值等多個領域。簡言之，融合發展將成爲推進兩岸統一進程的思想庫及方向標，必定會爲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注入新動力。

　　第一，融合發展思想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思想的創新和深化。習近平總書記曾長期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接觸大量對台工作事務，與台灣朋友交往廣泛。對台灣情况非常熟悉，瞭解台灣民衆的“出頭天”心態，熟悉台灣同胞的語言，使用“打拼”“心結”等台灣同胞經常使用的詞彚。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後就對台工作發表了多次公開講話，其對台工作新思想新戰略新理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提煉和充實。尤其是他提出以“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爲核心的對台工作新思路，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對台工作重要思想最新成果，是對國家統一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針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提出的新理念與治理方式，將對深化和推進兩岸關係，真正實現兩岸的統一與“心靈契合”提供明確的指引作用。“這是中共對台戰略的一次質的飛躍，明確了兩岸在發展中融合、在融合中統一的道路與方向，實現了規律性與目的性的高度自恰，實現了國家整體戰略與對台戰略的完美契合，成爲對台工作與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 未來我們還會根據形勢變化，根據國力與軍事實力的增强，不斷進行政策與制度創新，讓兩岸走得更近、走得更親，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繼續累積，讓兩岸真正實現融合發展，爲統一創造更好的條件，以至於最後實現國家統一。

　　第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是對從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道路的再探索。事實表明，交流對於促進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功效是有限的，只有在兩岸交流的基礎上不斷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形成共同利益聯結，才能更穩固地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爲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倘若兩岸缺乏共同利益的聯結，就難以形成雙方的共同認知和政治基礎，也就難以解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未來和平統一的深層問題。而兩岸融合發展是融合性思維的産物，它能有效彌補過去單純談經貿合作的利益交换模式，使兩岸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有機地融合起來，形成共同利益聯結，並在共同發展、共建家園的過程中累積互信，建構共同認同，真正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簡言之，融合發展是在繼續擴大、完善與深化兩岸交流的基礎上，通過凝聚兩岸民衆的共同利益，並不斷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的方式，來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新思路。“兩岸融合發展的概念，包含了新的理念與治理機制，是落實‘兩岸一家親’理念的重要載體，將增加利益交融和提昇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是推進和平統一的重要方式與路徑。”

　　第三，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是争取台灣民心工作平台的新拓展。兩岸融合發展主要是指台灣民衆個人、社團和企業參與到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分享大陸崛起所提供的機會和資源，這是對“做台灣人民工作”的豐富和發展，亦即將争取台灣民心工作的場域從台灣拓展到大陸。祖國大陸未來將繼續支持和鼓勵台灣民衆來大陸就學、就業、創業和生活，爲他們創造和提供更加完善、便利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環境，參與祖國大陸的經濟社會建設，並直接獲利受益。另外，在台灣民衆融入祖國大陸經濟社會建設的過程中，他們的發展前途會嵌入到祖國大陸的發展前途中。針對台灣青年群體，我們推出了諸多吸引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就業的政策，試圖通過發展機遇的共享來逐步改變台灣年輕世代對祖國大陸的態度。“緩解青年對‘傾中’的不滿及疑慮的關鍵，仍在於讓年輕人在兩岸互動與交流的過程中，感受到‘得多於失、利大於弊’，並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有參與感，從而增進其對兩岸關係深化的自信心。” 概言之，融合發展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主旋律，是新形勢下拓展促統工作平台的新嘗試，能够“潤物細無聲”地把台灣民衆納入一個中國框架之中，從而爲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注入新動力。

　　目前推進兩岸融合發展過程面臨以下三大制約因素：

　　第一，兩岸互信基礎依然脆弱。由於兩岸之間歷史隔絶、政治對立、社會制度差异等因素的影響，兩岸互信的基礎依然十分薄弱，也就是説，分享經濟利益與發展成果並不必然帶來兩岸互信的鞏固與深化。尤其是，部分台灣民衆依然對祖國大陸存在種種誤解和不信任。馬英九時期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被民進黨等緑營勢力操作，造成台灣民衆心態上的一些疑慮和失衡，突出表現在：一是祖國大陸崛起及兩岸關係發展帶來對台灣的磁吸效應，對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衝擊引起台灣民衆的焦慮與不安心理；二是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和新世代的“相對剥奪感”，被“台獨”勢力操作成歸咎於兩岸關係發展，從而加劇台灣社會“恐中”“反中”情緒，進而不利於兩岸的深入融合發展。

　　第二，兩岸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存在顯著差异。由於各種所處環境、發展道路與模式的不同，兩岸之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和差异，這也會影響到兩岸民衆之間的正常交流以及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的理性認識。“雖然差异可能帶來更多的兩岸分工合作與優勢互補，但台灣民衆却常常將兩岸差异誤讀爲兩岸差距，而對於差异的不寬容也成爲阻礙兩岸融合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説，台灣民衆尤其是年輕人已經習慣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西式自由民主體制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其政治理念、價值取向、行爲方式已經基本固定化，致使部分其對祖國大陸缺乏瞭解甚至存在嚴重的誤解，對發展兩岸關係存有各種各樣的疑慮。簡言之，台灣民衆來登陸就業、創業，意味着他們要在一種全新的制度和體制環境下開始新的生活和發展，這對他們來説是很大的挑戰，會影響到融合發展的廣度和深度。

　　第三，民進黨當局人爲地爲兩岸融合發展設置障礙。民進黨當局拒絶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認爲兩岸交流融合會威脅所謂的“台灣安全”，無意改善兩岸關係，却刻意“冷却”兩岸關係，不斷利用法律、行政等手段阻礙兩岸交流交往如出台所謂的“反滲透法”，營造“敵視大陸、恐懼大陸、反對大陸”的氛圍，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去中”“遠中”“離中”來抗拒祖國大陸的磁吸力。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爲勢必給兩岸融合發展進程帶來一定的阻力。 事實上，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推動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無論是台灣島内的“台獨”分裂勢力還是將中國視爲“對手”的外國勢力，一定會以各種手段方式來進行阻撓和破壞中國的統一進程。簡言之，當前兩岸關係的僵化必將搆成兩岸融合發展的一個重大挑戰，阻礙兩岸的雙向融合發展。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思想基礎上，創造性提出了融合發展的新思想。它體現了新形勢下與時俱進的思想理論創新。换句話説，融合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統一路徑的新思考與新探索，也是習近平對台思想達到一個新高度的重要標誌，它將成爲我們未來對台政策和對台工作的重心和主軸。“融合發展與和平發展兩者同屬於和平統一的理念範疇，融合發展的概念與和平發展的概念没有本質的衝突，但有繼承與發展的内涵。和平發展是基礎保障，融合發展更加接近頂層設計。和平發展主要關乎兩岸關係的維係，融合發展則與民族振興全面連結。今後的兩岸關係，融合發展是綱。” 我們需以“融合發展”的理論創新成果對接“和平發展”理論，以“融合發展”的理念大力開展兩岸經濟社會交流與合作，用這一理念解决與處理兩岸和平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新挑戰、新情况和新問題，促進兩岸民衆“心靈契合”，推動兩岸逐步走向統一。

　　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機制與路徑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機制是指在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過程中，影響這一進程的各組成因素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聯繫，以及這些因素産生影響、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簡要地説，就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帶規律的模式”。概括起來，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機制與制度、法律、規範以及認同等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共同的認同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關鍵因素。融合發展雖然可以爲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但並不能保证兩岸必然因循這一道路走向統一。“没有案例表明，一個國家可以單單通過融合發展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統一。……因此，認爲單單依靠融合發展就能使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針對於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强調指出，“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是確保兩岸融合發展行穩致遠的關鍵。正是因爲有“兩岸同屬一中”這個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兩岸民衆才共享發展紅利，兩岸才有合作共贏的融合發展。從近年的情形來看，兩岸互信仍然較爲脆弱且容易波動，但雙方民衆基本上形成了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使其在交流交往中能够不斷打開胸襟化解誤會、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以及共同努力消除種種不利於兩岸關係良性運行的負面影響，這有利於兩岸民衆形成更加“親密”的關係，使雙方建立起共同的經歷和共同的記憶，讓“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一中”的理念深入人心，進而爲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提供根本保障。

　　第二，健全的制度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根本保证。學界一般將制度定義爲社會中人們所遵循的一系列規則，它有利於促進信任的發展，特别是通過行爲規範而形成的信任；也有利於激發對共同命運的信仰等。就兩岸關係而言，完善的制度環境可以消除兩岸歷史與社會背景的約束，維持信任和合作的社會網絡，保障和激勵兩岸民衆的共同參與，以尋找解决他們面對的共同問題的辦法——更清新的空氣、更有保障的工作以及更安全的城市。在習近平總書記涉台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兩岸曾經實現了國台辦和陸委會部門領導的制度性會談，實現了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兩岸關係工作部門、兩岸領導人作爲三個層級、立體的融合制度框架已經初步確立，并且取得了良好的反響，爲未來兩岸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除此之外，兩岸在民間層次上也建立起來經濟溝通管道的機制化、民間交流平台的制度化、政黨交流平台的制度化、文化交流平台的常態化。” 由此可見，如果兩岸之間能够在經濟、社會、文化、涉外、軍事和戰略安全等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與制度化安排，或者在兩岸高層之間、中層之間、基層之間，有着全方位對接和各項制度化保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就有根本保证。一言以蔽之，構建穩固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框架，將爲兩岸融合發展奠定長久基礎。

　　第三，一致的規範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基本條件。作爲一種“社會語法”，規範是“界定權利和義務的行爲標準”，其功能意義不僅僅在於“解釋”“引導”與“激勵”，而且在於從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起到使行爲“理性化”或“正當化”。正如大陸學者張全義指出的，“當一種規範在形成之後，或者説内化之後，它會成爲一種‘共有知識’，從而形成集體認同”。亦即規範本身就是特定的集體認同。“社會規範是實現集體認同的要件，集體認同的建立需要社會規範做支撑，而社會規範發展的最高階段或者理想狀態便是集體認同。” 就當前兩岸現狀而言，由於雙方缺乏一致認可的社會規範，使得兩岸民衆生活在一起缺乏可靠的保障，致使兩岸互信不足，不利於兩岸的融合發展，進而不利於兩岸集體認同的形塑。有鑒於此，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雙方應當共同探索構建可爲雙方接受的社會規範，如强調法治治理與尊重公民權利，並着手制定和建立相對一致的行爲準則與規則。

　　第四，良好的法治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重要保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需要構建一個與兩岸融合發展相適應的法制基礎和法治環境，積極從法制層面規範和保障兩岸民衆的正常交往，去除彼此對對方民衆的歧視性規定與條款。“實踐證明，有效的法律保障是兩岸關係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证。未來兩岸融合發展的實現也一定離不開法律法規的保障。台灣民衆的法律素質普遍較高，法治意識較强，並形成了對法律權威的認同。通過法律法規來保障和促進兩岸融合發展，既有助於實現台灣民衆的利益，又有助於增强台灣民衆對大陸法治體系的認同和信任。” 换言之，促進兩岸融合發展，應着重法治保障，通過修正相應法規保障台灣民衆在祖國大陸的自由流動、婚姻、遷徙、就業、就學、就醫、投資等權益；並下更大决心，進行立法規範，在大陸的自貿區特别是福建自貿區和平潭綜合實驗區等大膽創新和實驗，率先全面給予台灣民衆和大陸民衆同等的居民待遇，充分發揮先行先試和全局示範效應。

　　至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第一，拓展融合範圍。兩岸融合發展的内容應是全方位的，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教育、生活方式等各個領域，在不同領域也有不同的内容。如在經濟領域，應推動擴大兩岸經貿往來，加强兩岸産業合作，支持兩岸企業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擴大兩岸中小企業和農漁業合作，擴大基層民衆參與面和獲益面。在教育領域，則應鼓勵兩岸民間機構與個人合作編訂經濟、歷史、地理、文化等圖書，特别是各種工具書與參考書，提倡兩岸教育機構使用兩岸合編教材，同時也需鼓勵台灣學生來大陸就讀，接受教育培訓等。换句話説，兩岸融合發展要在以往單純的“經濟融合”基礎上，擴展到除基本政治制度以外的社會各領域的融合，亦即從以往兩岸交流比較偏重的“經貿層面”往“社會層面”方向擴延。譬如我們目前正在發展的社區照顧、特殊教育等領域一樣，台灣之前也走過相同的路徑，雙方完全可以相互借鑒、互相補强，以達到共創雙贏的目的。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擴大兩岸民衆交流往來空間，最大範圍地培育雙方的共同點，拉近其生活形態與心理距離。

　　第二，提昇融合層次。兩岸融合發展不僅涉及利益融合，還涉及價值和情感融合等。因此從次序上説，首先要推動經濟、社會領域的融合發展，這是近期需要着手去落實的，亟待通過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來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以此作爲“向心力”來扺消民進黨當局推動的“離心力”。然後逐漸推動文化、思想、精神領域的融合。“文化、思想、精神方面的融合屬於另外一種含義上的融合，是指兩岸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要完成的融合。從習近平的講話不難發現，習近平多次强調民族精神的融合，且大多在强調兩岸共圓中國夢的場合。” 换言之，思想、文化、精神領域的融合發展是深層次的“軟融合”，只有在這一層次實現了融合，才能爲“心靈的契合”奠定最牢固的基礎。最後上昇到兩岸同胞價值觀、情感的融合，“心靈契合”就是兩岸同胞在的價值觀融合。

　　第三，豐富融合方式。當前，兩岸融合發展主要是指台灣民衆個人、社團和企業參與到祖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分享其所提供的機會和資源，主要體現爲我們主導、台灣參與的單向過程。爲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必須豐富融合的方式。在促進經貿、文化合作方面，推動兩岸在信息技術、食品安全、旅遊産業、文創設計等領域的全面合作；在促進基層交往方面，加强兩岸社區、村、裏，生態農業鄉鎮和姓氏網絡族譜等對接；在推動社會融合方面，以協商、簽署若干有助兩岸社會融合的協議來加强制度化建設，從法理層面給予保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簡言之，一定要通過各種方式從經濟、教育、生活習慣等方面去縮小彼此的差距甚至消除差异，以增加雙方在文化、經濟與社會上的“相似性”，從而促進兩岸的深度融合發展。

　　第四，制定有效措施。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需要制定具體的、有效的措施保障兩岸的交流越來越近、越來越密、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尤其需要制定一些配套措施、具體項目和政策機制保障來支持台灣民衆參與祖國大陸的發展與建設，實現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能够和祖國大陸同步成長、共享機會。即從政策層面出台措施，從技術層面解决障礙等，逐步地具體地解决台灣民衆在祖國大陸生活工作和發展面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使其感受到在祖國大陸生活越來越便利，發展前景越來越好。簡言之，我們需要事前深入調研，並清除政策上的壁壘和障礙；然後及時推出並落實一些真正切實有效的便利性措施，讓登陸的台灣民衆有更强的“參與感”“獲得感”和“成就感”，也可以帶動和促進更多的台灣民衆參與到兩岸共圓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中來，以加深融合程度。

　　總之，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兩岸雙方應該要有大局觀。“大陸可以從更大的格局，來看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不要拘泥於一時的政治格局變動。既然大陸的政策基調是和平與繁榮，那就應該努力創造和平發展、互利合作的氛圍，吸引台灣民衆加入這一時代潮流之中，在長時間的合作中逐漸化解敵意，培養合作精神，並最終實現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對台灣方面來説，單純地訴諸情緒和單方面的所謂民意則是不合適的。唯有雙方秉持相互尊重、理解、包容和同理心的態度，在兩岸認同、相互信任以及共同參與等問題上有所突破，“通過共同發掘、創建當前‘兩岸和平發展’進程中所具的進步價值與理念，進一步構建具有共利性格和共同成就的‘兩岸共同家園’目標與前景，一同參與此涵蓋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偉大曆史事業”，才有可能破解台灣島内的“反中民粹”、台當局的“反中對抗”氛圍，促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

　　三、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的策略

　　兩岸之間的歷史隔閡及現實矛盾，加上美國等外部因素的干擾，决定了争取台灣民心工作的復雜性和反復性，要贏得台灣民衆的理解和支持，仍需祖國大陸的耐心和定力。自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以來，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已成爲祖國大陸直接順應台灣民心、争取台灣民心的法寶。

　　第一，以增進台灣民衆福祉爲宗旨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面對兩岸復雜嚴峻的局面，我們亟須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爲台胞台企分享更多祖國大陸發展機遇和成果，以更有效地争取台灣民心。

　　首先，及時出台和完善有利於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習近平總書記强調，“要聽取台灣同胞呼聲，研究還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只要能做到的都要盡力去做。”“不斷推出的新政策、新方法、新舉措，增强着台胞的獲得感、榮譽感和幸福感”。 兩岸學者的共同研究成果證實，過去參與虱目魚契作的台南漁民雖然尚未改變既有的政治認同，但這些原多泛緑的漁民，即便還有部分疑慮，“已經大面積的轉而大力支持兩岸開放、樂見交流融合不斷深化”。由此可見，大陸對台政策從“送利益到台灣”變成“兩岸一起共創利益、共同分享利益”，從“惠台”改進提昇到“融合發展”。無論是從“實質獲利”還是“印象改善”，“融合發展”的效果都會更好。 今後我們還要及時精準掌握台灣民衆需求，適時推動和出台任何有利於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爲台灣民衆謀求更大的福祉。

　　其次，通過各種方式增進台灣民衆的融合感。以惠台“31條措施”爲標誌，祖國大陸全面落實台胞同等待遇。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讓台灣民衆分享和平紅利，還要使其參與其中，“增强其對大陸發展進步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其對祖國的認同感，激發其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偉大事業的積極性，形成‘參與—認同—再參與’的良性循環”。在促進台灣民衆參與祖國大陸高質量發展方面，形式可以多樣而且多元。比如目前我們很多城市正在興建地鐵，台北捷運的管理水平非常高，可以考慮讓幾個城市聘用台灣的地鐵管理團隊來試點經營。在這些雙向合作的過程中，將實現許多的技術移轉與個人職業生涯拓展的需求，這都是多方多贏的事情。有參與感就有融合感，這些促進台灣民衆參與祖國大陸高質量發展建設的政策措施，將有利於增進台灣民衆的融合感。

　　再次，構建小而優、小而特的地方惠台體系。我們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其目標是讓台灣民衆在祖國大陸享有同等待遇，使其分享祖國大陸的發展成果。在這一目標指導下，各地要根據實際情况制定相關的規劃與路綫圖，構建小而優、小而特的地方惠台體系，讓台灣民衆在祖國大陸每一個地方生活、工作等與在島内幾乎没有什麽兩樣。比如2023年9月，國務院批復同意出台實施《東莞深化兩岸創新發展合作總體方案》。該方案提出要引導台胞台企携手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打造海峽兩岸共同市場；要將東莞打造成爲兩岸産業創新發展的新引擎、兩岸科技創新合作的新高地、兩岸社會人文交流的新樞紐等目標。也就是説，東莞將不斷探索新模式、新路徑，繼續爲推動兩岸融合發展貢獻東莞獨特作用與智慧經驗。簡言之，東莞是兩岸融合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縮影，其實踐經驗將證明，從兩岸融合發展走向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是一條可行之路。

　　最後，廣泛搭建平台、吸納更多台灣青年參與兩岸融合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涉台重要講話中均提及“青年是民族的未來，也是兩岸的未來”，因此大陸“願意爲台灣青年提供施展才華、實現抱負的舞台，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爲他們的成長、成才、成功注入新動力、拓展新空間”，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台灣青年的高度重視與關懷，也對大陸對台青年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推進兩岸關係進程中更加重視台灣青年的心理感受與成長成才。當前我們需要通過更加有效的資源整合與更加科學的配置搭建更多的平台如實習、交流、調研、論壇等活動，切實推進兩岸青年更加深入的交流、融合與發展。尤其要創造條件讓台灣青年人才更加直接、更加深入地參與大陸公共治理體系。厦門海滄區試水“台籍社區主任助理”與河北省鼓勵台灣居民應聘事業單位，都是很好的開端。 换句話説，兩岸融合發展是一項頂層設計，目前更應該聚焦在具體落實的融合技術層面。最重要的是要讓台灣民衆以更便捷的方式進入到祖國大陸的生活圈，使其在祖國大陸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積極作用，以促進兩岸更加深入的融合發展。簡言之，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應讓台灣民衆真正感受到兩岸同胞的“同等待遇”“同等機會”與“同等發展”。

　　第二，以實現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爲目標促進兩岸文化合作與融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顯示“中華文化”在兩岸關係中的戰略意義與戰術價值，它事關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將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能否順利的基礎條件。因此，全面推動落實“兩岸一家親”，文化交流融合便成爲重要的途徑與抓手。 

　　首先，持續推動兩岸民衆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涉台講話中特别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認爲它“可以爲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啓示，也可以爲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啓發”；“没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没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没有中國夢的實現”。 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强調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其初衷是要强化台灣民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以期消除台灣民衆對統一問題存在的心理障礙。在民進黨當局不斷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推動“文化台獨”情形下，亟須通過各種途徑、多種方式加强兩岸文化交流，透過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熏陶和教育，尤其是體驗式的實例教育，組織台灣民衆尤其是台灣青年祭拜皇陵、參觀孔廟、到黄河源頭領略母親河的壯麗等活動，把由於“去中國化”教育造成的青少年一代國家龢民族歷史文化知識的空白補上，使其在情感深層次上回歸民族魂、孕育中華情、認同中國夢。簡言之，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促進心靈溝通，定能爲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創造良好氛圍，因此應當持續推動兩岸民衆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其次，大力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設。兩岸文化交流合作離不開平台和載體支撑，只有不斷加大交流合作平台建設，才能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由“無形”轉爲“有形”。比如，兩岸可以某種方式發揮雙方的優勢，定期舉辦大型文化交流活動，舉辦各類文化節慶活動，或共同舉辦文化創意論壇，或者博覽會。目前北京辦博覽會，厦門也辦兩岸博覽會，但規模都比較小，兩岸可以一起合作擴大來辦。即由比較有代表性的單位出來擴大舉辦，然後可以建構出一個品牌，爲兩岸的文化創意産業交流合作構建一個更加大型的平台，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服務。

　　再次，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來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文化發源於民衆，植根於民衆，同樣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也必須依賴兩岸各界民衆，既要做好“請進來”工作，推動更多的台灣民衆實地體驗、感受祖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同時更應該注重“走出去”，加大送文化入島力度，讓台灣民衆不出台灣就能够觸摸祖國文化。因此，兩岸文化交流合作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發揮各方面積極性，着力推動構建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交流合作格局。例如要通過廣泛參與和深入交流，促成兩岸文化藝術團體聯合創作，排演優秀劇目。厦門市歌仔戲團曾與台灣唐美雲歌仔戲團聯合創造排練新編歌仔戲《蝴蝶之戀》並在中央電視台專題晚會上聯袂演出，被兩岸歌仔戲界一致稱爲“歌仔戲藝術發展的里程碑”。 類似的合作模式可以持續推動，並在實踐中加以改進以取得新的合作成果。

　　最後，建立兩岸文化合作機制。至今兩岸在文化交流聯結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格局，但還没有實現文化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與機制化，特别是缺乏常態化的機制和相關配套措施。台灣學者林谷芳認爲，兩岸文化交流最大問題是資訊不對等。“在資訊不對等的情况下，就給掮客、江湖術士有機可乘，這是目前兩岸文化交流上很大的誤區。” 如果兩岸之間存在常態化的文化資訊交流機制，將有助於消除上述不正常的現象。從兩岸文化交流的項目來看，也存在着一些不均衡、不對等現象。比如，我們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台灣團體來祖國大陸交流没有任何限制，而我們組織文化人員和作品入島交流，却需要經過兩岸衆多部門層層審批，既造成了人力、材料、物力、精力浪費，也不利於推動台灣民衆加深對祖國文化的瞭解和認同。因此，必須加快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建設，這既有助於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規範化，又能够進一步提昇兩岸文化融合的水平。也就是説，中華文化作爲兩岸社會的最大交集，是兩岸民衆的“根”與“魂”，可以成爲當下跨越雙方民衆心理“海峽”的最佳使者。而文化産品所承載和傳遞的中華文化共同價值觀，也是兩岸“心靈契合”的不竭源泉。目前兩岸最大的隔閡在於價值觀上的認同差异，因此，“縮小兩岸在價值觀特别是核心價值觀上的認知差距，是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關鍵。” 簡言之，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將有助於雙方實現“價值共享”，兩岸同胞一旦有了共同價值，就能達成心靈契合。

　　總之，以“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爲核心的對台工作新思路，具有前瞻性、實踐性、影響性，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指導與政治實踐意涵，它精準地揭示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的關鍵問題所在，抓住了制約兩岸關係的精髓，摸到了兩岸癥結的門脈，給出瞭解决兩岸問題的答案。從這個角度觀察，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一次對台戰略思想的昇華和飛躍，“就是更强調交流合作的目的，要緊緊圍遶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强對兩岸命運體的共同認知，也就是把握住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增進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以實現同胞心靈契合爲導向。”

　　第四節　小結

　　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到，一切涉台工作都應以争取台灣民心爲目標。這要求我們準確掌握台灣民衆的心態與關切，並從台灣民衆的利益、需要和情感出發。“面對島内反中民意‘主流化’的危險傾向，面對如此充滿對抗性的‘台灣意識’，恐怕還是需要戰略定力與歷史耐心，以融合發展爲路徑、以心靈契合目標，逐步彌合裂痕、撫平創傷。” 也就是説，我們應該把争取台灣民心作爲一個聚焦點，一切涉台工作都在於能够着力於争取台灣民心、轉變台灣民心，“‘民心親陸’是‘一中原則’和‘祖國統一’的最有利的因素，也爲我方最終解决台灣問題的增加底氣、膽氣”。對此，我們有必要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深化兩岸民間團體交流、深化兩岸民間交流互動。比如不斷推動台灣元素融入各地民生，探索兩岸民間交流融合新路。以鄉村振興合作爲例，我們可以主動對接台灣島内行業協會等組織，大力利用台灣鄉村振興的先進理念和成熟模式，積極探索創建兩岸鄉村融合發展試驗區。從健全組織體系、完善政策體系、拓寬合作領域、健全技術體系等方面爲台灣團隊提供系統性支持政策，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中有機融入“台灣元素”，邁出鄉建鄉創、共建共管的新步伐，不斷深化兩岸鄉建鄉創融合發展，携手兩岸青年建築師共建美好家園。另外，針對兩岸關係新情勢、新問題，我們需要集中兩岸智慧進行政策創新、制度創新，提昇制度化程度，特别是緊扣台灣青年世代的需要，出台更加便利台灣青年在祖國大陸學習、就業創業、投資及生活的政策措施，盡快落實“同等居民待遇”，提高他們的政策有感程度。一句話，通過我們更加主動積極的作爲，以此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台灣民心不僅要順應台灣民意，而且要積極引導台灣民意，不能將做好台灣民衆的工作，簡單化地理解爲迎合台灣民衆的意願辦事，讓台灣民衆滿意；甚至有意無意地把台灣民衆是否滿意，作爲檢驗我們對台政策措施是否正確、對台工作是否有成效的標準。也就是説，對台灣民意的引導，必須以對當前民意的充分“把脈”爲基礎，有計劃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展開工作，關鍵是要依靠我們自身的發展，提昇祖國大陸對台灣民衆的吸引力。在應對美國對台滲透方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從根本上説，决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不僅是指我們要持續實現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的發展壯大，更主要是指我們要盡快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且，後者較之前者更重要、更迫切。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特别需要大陸把自身的優勢轉化爲吸引台灣民衆的優點，通過深化改革，在經濟發展、民生幸福、社會管理、廉政愛民等方面爲台灣樹立一個榜樣，提高大陸的軟實力，把大陸的優勢真正轉化成爲吸引台灣民衆的優點，是克服台灣民衆對統一問題心理障礙的最好辦法。“因此我們要構建新的統一論述，讓對方真正認識到中國式民主、社會主義式治理、共産黨領導確實是最開明、最民主法制的。我們要修煉得比對方好，没有這種信心，没有這種努力，民族復興也是完不成的，港澳台的真正回歸、人心的統一也是無望的！” 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指出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衆的接觸面，通過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讓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發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台灣人不能缺席”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