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外交本質上是一種信息、知識和價值傳播活動，其目的不只在於分享關於國家文化、政策的信息，讓外國民衆瞭解和認識新的事實，還要促成他們在此基礎上轉變態度和行爲。也就是説，公共外交的作用機制是通過影響輿論、進而影響國家外交政策。隨着移動互聯網普及，美西方國家將視綫轉向新媒體領域，以期通過“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平台以對話的方式吸引更多新媒體用户支持者，美國公共外交領域因數字化産生了巨大變革。在數字化世界裏，公共外交不再是傳統文化項目的輸出，而是通過技術來影響與對象國或地區政府、機構龢民衆之間的關係。

　　2005年，美國政府把公共外交定義爲：“爲了在全世界範圍内加强人們對美國價值觀、政策和行爲的理解，對抗反美情緒和澄清對於美國的錯誤信息，公共外交致力於引導外國公衆更大程度地接受美國和美國的政策，堅持美國對外國社會精英人士的影響力。”這個定義總結了美國公共外交的本質、途徑，尤其關注到了對關鍵人物和關鍵組織的影響，是美國迄今爲止比較準確且權威的説法。 也就是説，美國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要向外國人宣傳或者説明美國外交政策及其目標，强調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瞭解並理解美國文化，其根本目的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縱觀美國公共外交歷史，美國政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講美國的故事；二是從事被證明有效的文化和教育交流項目，如富布賴特項目；三是打觀念戰争。 整體而言，美國公共外交的進攻性傾向十分明顯：一手通過文化教育項目輸出民主自由觀；一手藉助網絡技術實現外交轉型以實現價值觀的全球擴張。 由於在美國公共外交實踐中，“對話”遠遠少於“獨白”、“聆聽”不足而“説服”和“推銷”有餘；特别是過分依賴先進媒體技術的傳播，而忽略了同不同群體的“面對面”溝通和“真誠對話”，對來自民衆的批評聲音缺乏及時的反饋。如此常常導致美國公共外交收效甚微。總之，作爲一項“民心工程”，公共外交是美國慣用的硬、軟兩手抓的重要舉措。“它集中打造美國的國家形象，目的在於加强美國一度疏忽的‘軟權力’，它弱化了‘和平演變’策略的進取性，而具有挽救、重塑美國形象的緊迫性，同時又有從長計議的考慮。”

　　二

　　國民黨退台後不久，朝鮮戰争爆發。在冷戰的戰略考量下，美國轉而重新支持蔣介石，并且透過美援開始對台進行滲透。美國以“維持台灣民衆反共士氣”“提高國民黨當局正統性”以及“促進美台信任與合作”爲目標，在台灣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信息宣傳和文化交流活動，成爲中美建交前美國實施對台滲透的高潮期。 其中，駐台“美國新聞處”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除了開展多種形式的美國文化宣傳活動，還統籌、開展對台信息宣傳以及多個美台人員交换計劃。“1960年代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總部設在香港的美國政府的宣傳機構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發行《今日世界》月刊外，還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内容豐富的中文圖書，影響一整代知識青年……與此同時美國式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也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爲標杆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透過今日世界社的出版品，在台灣的知識圈大量傳佈。” 同時，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地區的留學生在留學的去向上以美國爲主。如1962~1972年，免試出國留學人數爲16542人，其中赴美國留學的人數爲14023人，達84.8%。赴美留學不僅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也帶來一個十分深遠的影響，就是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全方位地影響台灣。其結果是，台灣社會無論是價值觀、社會思想、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均呈現加速“美國化”的趨勢。

　　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等一系列干涉中國内政的法律以及對台售武等手段將台灣牢牢置於控制之下，把台灣當作制衡中國大陸、遏制中國大陸發展的“棋子”。换句話説，中美建交後，新成立的“美國在台協會”接手了駐台“美國新聞處”的大部分職責，在美台關係中扮演“特殊角色”，成爲美國開展對台滲透的主要負責、執行者，通過政策宣示、信息傳遞及文教交流等活動獲取台灣民衆對美國的認同與支持。近年來，美國國會不斷操弄多個干涉中國内政的“挺台法案”，這不僅對“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而且嚴重激化和拉抬了兩岸對立情緒，同時也極大損害了中美關係。與此同時，“美國在台協會”站在美台關係第一綫，動作不斷。在稱謂上，“美國在台協會”官網文件，以“台灣”對應“中國”，鼓動“中華職棒”改名爲“台灣職棒”；“美國在台協會”代表美國政府與台當局外事部門簽署“正式合作協議”，强調台美是“真朋友”，可見“美國在台協會”在全力推進台美非傳統合作領域合作上步伐越來越大，超越“紅綫”的行爲越來越顯著。 民進黨當局則積極奉行“親美”路綫配合美國，試圖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體系，妄圖使台灣逐步與祖國大陸“脱鈎”，爲美國戰略利益服務。

　　美國政府、國會及“美國在台協會”等部門和機構的種種行徑給台灣民衆傳遞了“美國將協防台灣”等錯誤信息。台灣社會一向對美國存在較强的安全依賴心理，從民調看，至今仍有逾半民衆自認美國在台海衝突中會“出兵救台灣”，美國“協防論”在島内還有一定市場。但在中美戰略競争持續加劇期間，美國國内民調關於支持“軍事援助”台灣的比例遠遠低於島内民衆的想象，因此，所謂美國“軍事協防台灣”更多的是島内部分人一厢情願的想象。 顯而易見，所謂“美國將捍衛台灣”等説辭對台灣來説最終一定會淪爲一個個口惠而實不至的笑話。對於美國利用台灣遏制中國大陸的做法，美國某些有識之士早就警告，美國介入中國内政不僅無助於台灣問題的解决，而且影響中美戰略全局，從而背離其核心利益。美國知名台海問題專家唐耐心(Nancy N．Tucker)生前曾經呼吁：“美國理應爲促成（台灣問題的）解决方案肩負起政治與道義責任，而非僅僅采取對抗姿態並成爲台海僵局的一方。” 任雪麗則呼吁美國不要把台灣當作反華武器，這將削弱台灣有價值的東西，把台灣2300萬人變成“槍杆子”（the barrel of a gun）。她還懇請媒體不要成天煽風點火，引用軍事鷹派消息源，渲染台海戰争即將爆發。 如此足以説明美國對台滲透帶來了極其負面的影響，應該引起台灣民衆的正視與警覺。誠如美國專家克雷爾（Michael Klare）警告的，“當前形勢下美中容易在台海發生由誤解誤判導致的事故，一旦迅速昇級爲相互毁滅的核戰，台灣將化作灰燼。他希望台灣人民認識到，華府領導層並没有將台灣人民的利益放心上，只是將台灣當作反華工具而已”。

　　三

　　面對數十年來美國通過“公共外交”途徑逐漸强化對台滲透、加快發展美台“實質關係”，我們亟需采取精準有效的策略加以應對。首先，加大力度深刻剖析和批判美國對台滲透的本質與危害，促使台灣民衆認清：“只有擺脱美國的控制，台灣人才能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但是，美國對台灣的滲透和控制已深入到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台灣依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擺脱帝國主義的控制，只有通過兩岸融合發展和兩岸統一的力量才能實現。” 其次，在精準掌握台灣民衆的真實心理和現實關切基礎上，通過推進兩岸深度融合發展，以增强祖國大陸對島内民衆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贏得其認可與認同。“隨着大陸‘雙循環發展格局’的推進和‘共同富裕’的落實，對台工作也必將推動以公平正義爲核心的兩岸融合發展，優先考慮包括台灣農工階層和青年群體在内的最大多數台灣同胞的利益。這必將吸引更多的普通民衆投身兩岸融合發展，並獲得個人利益的提昇。” 最後，在處理台灣問題上要有信心、耐心和愛心。兩岸已經實現了“三通”，但心靈溝通（可視爲“四通”）還在起步階段，需要更多時間和耐心深化兩岸互動交流，增進台灣民衆對於兩岸現實存在的“差异”的正確認知，逐步影響和引導台灣民意向有利於和平統一的方向轉變。我們堅信，只要祖國大陸的戰略、政策和策略貼近台灣民衆，爲台灣民衆福祉着想，“讓台灣各界都有獲得感，就能使台灣老百姓‘自然而然地脱下’束縛在他們身上的‘誤解的厚外套’，逐步實現兩岸心靈契合，夯實兩岸關係和平統一的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在民進黨可能在島内“持續執政”、兩岸關係面臨日趨復雜嚴峻形勢的背景下，我們必須不斷深入學習、深刻體會及用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持續探索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有效途徑。也就是説，我們必須立足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通過兩岸融合發展實踐，促進台灣“在經濟、科技、文化乃至政治領域與大陸進行對接，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藉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創造出來的巨大能量，實現台灣的全面提昇。由此台灣將徹底擺脱帝國主義的控制，走出被外族入侵的歷史宿命，成爲自己命運的主人”。這意味着，“統一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同時也是台灣社會的美麗蝶變，台灣同胞將通過統一實現‘自我解放’‘自我發展’和‘自我提昇’”。 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呼吁的，“爲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同屬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理應勠力同心，共同應對可能影響兩岸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所有内外挑戰，一起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