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一些“獨派”學者開始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考察當時“書寫民族歷史”的三位學者對台灣歷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觀點，發現他們是以“台灣民族主義”叙事來篡改台灣歷史、切割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建構“台獨史觀”；其目的是建立“台灣民族主義”，摒棄中華民族主義，妄圖“擺脱中國”，爲“台獨分裂主義”製造輿論。研究這一課題不僅可以揭示“獨派”學者的錯誤觀點和政治目的，而且有助於與以後的“民族歷史書寫”相比較，看出參與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獨派學者”在公權力介入之後如何變本加厲地“去中國化”和“摒棄中華民族主義”，以及對台灣社會産生的嚴重影響。

　　關鍵詞：“民族歷史書寫”；“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歷史叙事

　　根據台灣學者蕭阿勤的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影響下，由“支持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文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其具有“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質”。“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主要關注“確立民族文學與民族文化”“締造民族語言”“書寫民族歷史”這三個領域。本文之所以主要選定20世紀80年代“書寫民族歷史”的三位學者鄭欽仁、張炎憲、陳芳明，是因爲根據蕭阿勤的研究，“1983年9月，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的《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一文，是當時清楚解釋‘台灣史觀’的先驅”；而張炎憲與陳芳明則是“台灣史觀”的主要提倡人物。本文針對三位學者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指導下建構的“台灣史觀”以及對台灣歷史的叙事，探討他們的“民族歷史書寫”對台灣歷史究竟提出了哪些與衆不同的看法？對建構“台灣民族”以及一系列相關問題采取怎樣的態度？企圖改變哪些既有的歷史記憶和建構哪些新的歷史記憶？究竟什麽是“民族歷史書寫”的“政治化性質”，其政治目的是什麽，對台灣社會産生了哪些影響？

　　一、用“台灣民族主義”叙事篡改台灣歷史

　　（一）企圖由“外來政權論”推導出“台灣民族論”

　　鄭欽仁、張炎憲和陳芳明三位學者，繼承史明的“外來政權論”和“殖民統治論”，即“台灣從始至今，都在幾個不同的‘外來征服者’調兵换將似的輪流殖民統治之下。”陳芳明認爲：“台灣社會是經過將近四百年的殖民剥削過程而搆成的。在漫長的歷史裏，漢人移民與不同的外來統治者，一直存在着緊張的對抗關係。”他又説：“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察，就很清楚顯示出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這個性格，才能够理解台灣人民在荷蘭、鄭氏、滿清、日本、戰後的各個歷史階段中，爲什麽會持續不斷進行抗争運動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拉扯關係，都躲不過被統治者的政策所指導。”這種觀點後來被他們反復强調，例如“没有一個統治者是台灣本地産生的，全部都是外來的，這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特色”“這三四百年，統治台灣的統治者，是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外來的政權”。

　　張炎憲也説：“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分占台灣南北，建立其東亞貿易的據點。台灣因之浮現世界舞台，步入歷史時期，台灣並非中國固有的領土，由此可得證明。”“台灣，自從有歷史記載之後，都由外來政權統治，這種情形造成一個結果：不管是哪個梯次來到台灣的人；不管是南島語系或是漢語系的人，都需面對統治者，不管是抗争或是理想的追求，台灣人都有自己的、不同於統治者的想法。”“有歷史記載的荷蘭時代、西班牙時代、鄭家三代、清國時代、日本時代、中華民國，都連續不斷地統治過台灣，這些政權統治台灣，都不是台灣當地人民所同意，或推舉的政權。” 

　　顯然，他們再三提出這些説法，就是爲了强調台灣並非中國固有領土；對台灣來説，中國是“外來政權”。這是一個要害所在，它涉及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認同”問題實際上是“身份”問題，就是要回答“我是誰”“我屬於哪個群體”。既然中國是“外來政權”，那麽對台灣人來説，中國人是屬於非台灣人的“他群”，是與台灣人不同的“他者”，而不是自己人。台灣人民既有的歷史記憶是“我是中國人”，而他們要建構的新的歷史記憶則是“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從而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台灣與中國分割開來。所謂“台灣民族論”就是由“外來政權論”推導出來的。

　　（二）企圖用“海洋文化”鼓吹“台灣民族論”

　　爲了要把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割開來，三位學者極力尋找大陸與台灣的不同，於是就有人提出台灣面臨海洋，而大陸只處在“内陸”，企圖把中國大陸説成是與海洋毫無關係的。鄭欽仁强調“海洋文化”“海洋社會”“海洋國家”是台灣歷史的特色，他認爲“台灣是一個海洋型的地域和國家，至少目前實際的情形是如此！但隔着台灣海峽，與大陸對峙。因爲是海洋型的國家，所以是自由、開放、進取的，也因爲具有如此條件，所以在大陸動亂時期配合着東方和西方人之同時進入‘海洋時代’，開始容納中國大陸移民。”同時，鄭欽仁還認爲“台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遠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米、蔗糖、茶等已經成爲大宗的國際商品。台灣的發展，從歷史到現在都是向國際上發展，只有滿清早期佔領台灣，以及國民黨政府佔有台灣之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用鎖國政策鉗制台灣對外發展，致使今日的國民意識仍舊爲内陸型國家的概念所盤踞。”陳芳明則强調要有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在整個歷史的前進道路上，台灣先人一向就是一方面建立自主的本土文化，一方面敞開心胸去接受外來文化。正因爲本土文化裏消化並糅雜了外來文化，所以今日才會有如此繁茂、豐饒的台灣文化遺産。我們現在要做的，也就是抛棄國民黨携來鎖國的、落伍的心態，向浩瀚的大海敞開我們的胸懷，從而建立海洋文化的信心，並重新締造一個没有畏懼的文化傳統。”後來張炎憲也强調：“台灣是個島嶼，四面環海，浩瀚的海洋孕育出特有的海洋文化，也帶來經貿發展奇迹。”

　　顯然，上述諸論的目的在於説明台灣是“海洋型國家”，而中國大陸則是“内陸型國家”，二者是不同的；進而説明台灣人是“大海之子”，而不是“炎黄子孫”。“海洋文化”成爲“台灣民族論”的組成部分。

　　（三）企圖説明台灣和大陸處在不同的“經濟圈”和“政治圈”

　　三位學者力圖説明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不在共同的“經濟圈”之内。鄭欽仁指出，從荷蘭人來台灣開始，台灣就已經納入“世界經濟圈”，而不在“中國大陸經濟圈”内。他認爲，雖然“台灣的社會漸漸由漢人搆成主要部分，但在歐人的重商主義下，‘支配力’却在歐洲的列强手中，台灣甚至成爲列强的世界貿易市場之争奪地。從貿易的角度看來，台灣由於荷、西的‘進出’，此時似乎不會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裏，却已開啓了未來之被納入‘世界經濟圈’之端倪。” 到了近代台灣開港以後，“似乎不大能稱爲‘中國大陸經濟圈’，而是有更廣大國際性市場之活動。清朝以台灣爲國内殖民地，所獲甚豐。”“台灣因海島的生態關係，早已顯出今日‘貿易型經濟’的性格，並不圈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裏。”顯然，鄭欽仁有意抹煞了中國商人、貨物、商船在歷來台灣對外貿易中所處的地位與作用，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

　　與此同時，他們還强調台灣也不在“中國大陸政治圈”内——對台灣來説，清朝是“异民族統治”、日本是外國統治、現在是國民黨統治，與大陸不同，都不在共同的“政治圈”内。鄭欽仁認爲：“台灣雖然成爲華人所有，但日後的政治發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經常是分離而非一體的。并且經常有一種‘違和感’存在。這種存在的事實即：清朝是异民族的統治，不時有反清的行爲，但到了日本之攫有台灣，滿清反而被視爲中國的代表。但日本統治台灣，更促成與滿清、民國政府支配下的大陸之分離而自爲另一個華人（包括先住民）世界。在概念的錯綜復雜之下，這個華人世界即是台灣人的世界。”鄭欽仁又説：“總而言之，自十七世紀以來台灣有一半的時間不在‘中國大陸政治圈’裏：如果視滿清爲外族的統治，則有更長的時間不在‘中國政治圈’裏。甚至到了目前不但由於（一）政治的對立與（二）軍事的對立而不在‘共産中國政治圈’裏：其（三）文化關係，比起與現代世界的文化，其關係也極其微弱。而目前所争論的台灣意識之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實際就在這裏”。在荷蘭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確實不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圈内，但他們把明鄭時期、清代以及當代都説成台灣不在“中國政治圈”内，則是堅持反對“一個中國”、反對“台灣屬於中國”的政治立場。

　　總之，上述觀點的提出是要企圖説明，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台灣都是和中國不同的“另一個華人世界”。這進一步豐富了“台灣民族論”。

　　（四）企圖强調台灣與大陸有不同的文化

　　在台灣原有的歷史記憶中，大家公認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根基，没有中華文化就没有“台灣文化”，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可是這三位“台獨”學者在“書寫民族歷史”時，却要改變這種歷史記憶，企圖建構“台灣是多元文化”“中華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因素”“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的歷史記憶，從而否定中華文化的核心地位。

　　他們强調台灣是多元文化。鄭欽仁認爲：“台灣對中國不用特别强調或排斥，因爲文化是因風土而産生的，相當多元化。每個人都是文化的携帶者與創造者，台灣海洋性的精神吸收了中國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文化、荷蘭文化，世界上没有純種純粹的文化。”陳芳明認爲，“近人把台灣文化的源流稱爲‘多元化’，就是指台灣人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文化。除了自身擁有的漢人文化，台灣人也消化吸收荷蘭文化、滿清文化、日本文化、歐美文化。這種情况，在東亞國家中是罕見的。”“如果台灣人只頑固堅守漢族中心主義，仍抱持封建的大一統的思想，就不可能接受這麽多外來的文化”。

　　他們認爲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因素。鄭欽仁認爲，“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因素”“自十七世紀便是處於東西文化交接地帶。因爲漢人的移民自然成爲台灣文化諸多來源之一，但絶不是台灣文化的新枝。台灣文化有其主體性，尤其在當前與中國大陸文化比較，有其特殊性。目前台灣要如何保持本身的主體性，而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而‘内化’爲本身的一部分是爲要務，但不必特别標榜中國文化。而其與中國大陸的文化關係，視‘國際化時代’之衆多文化交流之一對象即可，不必把中國文化當成奶嘴，造成步向‘現代化’的障礙。” 

　　他們提出經過日本統治，台灣文化已經與中國文化不同。鄭欽仁認爲：“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再加上現代西洋化的影響與交流，台灣已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文化型態，文化摩擦也是必然的，這是影響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

　　陳芳明認爲台灣文化有自己的特質，“台灣文化的重要特質，其中較爲顯著者，便是對中央集權的排斥與扺抗”；另一特質“那就是對地方分權的渴望”；第三個特質是“民主精神的擁護，反映在台灣文化的特質上，便是寬宏的包容性”。

　　張炎憲則主張建立台灣文化用以對抗中國意識。他説：“一百年來，台灣社會遭逢巨大轉變，傳統農業社會没落，資本主義社會興起；威權體制崩解，民主政治落實發展；中國意識支配力衰退，台灣意識崛起；中國文化的權威性削弱，台灣新文化逐漸成形。這些新生力量正在冲破統治者和大中國意識的重重壓制，開創新台灣，台灣主體觀點的興起遂成爲近年來台灣史的重要特色。”“我們在破除中國歷史文化的壓力時，就會在台灣産生新的文化，這種新的文化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思考台灣的歷史文化，新的台灣意識也會因應而生，對抗中國意識”。

　　由此可見，他們强調台灣文化“多元化”的目的是爲了説明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不同，他們主張建立台灣文化就是要與中國意識對抗。

　　二、用“台灣民族主義”叙事切割日據時期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一）認爲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所有的抗日活動都與中國本土没有關係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不斷地發動抗日鬥争，這是中國人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争，目的是要擺脱外國侵略者的統治，回歸祖國。包括抗日戰争時期，台灣人民的抗日鬥争也是中華民族抗日鬥争的組成部分，各地同胞都爲抗日作出了貢獻和犧牲。然而，三位“台獨”學者在書寫這段歷史時，却力圖要割斷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陳芳明認爲，“事實上，林獻堂、蔣渭水的這些事件，在他們的政治生涯裏，或者在整個台灣歷史脈絡裏，都只能視爲旁枝末節而已。揆諸史實，‘祖國派’的林獻堂、蔣渭水從來没有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團體聯繫過。”“日據時期，特别是從一九二〇年以後到一九三一年之間，近代式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進入最爲擴張的時期。没有一個政治團體或是一個社會階級，是依賴中國的領導的。”“一般人都妄加論斷，台灣的抗日運動，是接受中國的領導。這個没有根據的論調，便沿用了四十餘年，而從謝雪紅的史實裏，我們發現中國是在台灣抗日運動中扯後腿。從她的整個政治生涯，也可發現台灣抗日運動的視野極爲開闊，而且也一直是一種自發性、自主性的運動，不僅没有被中國領導，反而還去領導中國的抗日運動。”“在中華民族主義者的史觀裏，總是毫不例外把抗日運動分爲‘祖國派’‘台灣派’。這種解釋，其實只是在表達研究者的情緒，而並没有掌握到歷史發展的重心。……如果用幼稚的中華民族主義來解剖，根本看不出他們的政治主張、政治態度的延續性。一九八〇年以後的年輕學者，顯然已逐漸擺脱中原文化本位的史觀，而以他們對台灣社會性質的認識來研究。”“‘祖國派’‘民族派’等政治運動的物質基礎和政治要求，都是以台灣社會爲主體。他們所追求的乃是台灣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中國人民的解放。”可是，他們中却有人認爲當年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們心目中的民族主義仍然是“漢族主義”，而且“單戀文化祖國——中國”。出現這類自相矛盾的説法，説明他們内部在篡改歷史的手法上尚未取得一致，也無法自圓其説。

　　“如果説到台灣人受到日本‘近代化’的改造，就會引來各方的詬責。尤其是一些中華民族主義者，對於這種解釋，總是以激昂的情緒來攻擊”。顯然，他們企圖説明台灣的抗日活動不受中國的領導，與中國無關，從而提出必須擺脱“中華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且還要記取“台灣人受到日本近代化的改造”。

　　（二）强調經過50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與中國大陸已經完全不同

　　不可否認，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對台灣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日本文化並没有在台灣占主導地位，台灣並没有出現與中國文化不同的另一種文化。可是鄭欽仁强調台灣與中國已經有不同的文化，他説：“台灣人當時對於‘祖國’的印象乃停留在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前的‘唐山’，事實上，唐山與中國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台灣人却由於對祖國的期待，把中國過分美化了，完全忽略隔離五十年的台灣與中國已有不同的文化發展，這種文化差距與衝突就是造成戰後台灣社會秩序動盪不安的主因。” 

　　陳芳明則提昇到“台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同”，而且互相敵視。他寫道：“台灣人被殖民，並非等於全盤接受日本人的統治。在五十年的過程中，已産生一定的反抗意識。倘然台灣人發展出民族主義，那一定與抗日戰争期間臻於成熟的中華民族主義，有着不同的物質内容。無可否認的，隨着抗日戰争的開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也加速發達起來。他們因民族主義的指導，對日本人的讎恨與矮化，就成爲自然的事。從而，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也就難以避免遭到中華民族主義者的敵視。再加上台灣青年被日本政府徵召去當兵，並在戰場上與中國軍隊交鋒，這就更肇下日後雙方的縫隙。雙方不同的政治意識，在二二八事件中産生了相當程度的作用。” 

　　鄭欽仁則强調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吸收了先進的文化，展現出與中國不同的文化形態，雙方文化摩擦是必然的。他説：“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很容易透過日本來吸收西方的新科技、新思潮，並建立新的世界觀。反觀中國，自甲午戰争後，就一直處在動亂之中，無法有安定的環境來從事社會發展與建設。五十年來，文化差距自然産生。事實上文化發展必定會受到當地的風土、生態環境所影響，因爲生態環境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自然與文化型塑有必然的關係。台灣與中國有不同的生態環境”“不同的生産方式及財物流通方式，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再加上現代西洋化的影響與交流，台灣已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文化型態，文化摩擦也是必然的，這是影響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 

　　可見，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企圖説明，經過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已經有與中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意識，台灣已經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不同，雙方互相敵視，摩擦是必然的。

　　三、用“台灣民族主義”叙事製造“二二八事件”的悲情詮釋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始終緊緊抓住的一個建構“台灣民族主義”的“法寶”。三位“台獨”學者利用台灣民衆遭受國民黨當局鎮壓所造成的悲憤心情，就“二二八事件”大做文章。陳芳明和張炎憲都致力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做了許多調查，寫了不少評論文章，藉以鼓吹“台灣民族主義”。

　　（一）以“二二八事件”破題建立“台灣人意識”和“台灣民族主義”

　　陳芳明認爲，“台灣戰後的歷史意識之建立，可以説濫觴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這種經由外來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歷史意識，把它稱爲台灣民族主義，也不爲過。然而，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僅局限於早期來台的漢族移民；戰後四十餘年來的台灣社會經濟共同體逐漸完全發展之際，容納在這共同體之内的“原住民”、早期漢族移民（福佬語系與客家語系），以及後期漢族移民（大陸語系），也次第整編到台灣民族的族群裏。這種民族主義受到外來威脅時，自然就會抬頭高漲。”“台灣人不能再避開以自主意識、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意識來看待這個歷史事件。台灣人的史觀建立不起來，事件中的人物與史實就永遠遭到曲解。”“這種意識，牽涉到台灣人的抗日運動與日本人的近代化政策。就是因爲有抗日意識，再加上近代化的洗禮，才使得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遭遇時就發生了悲劇。抗日意識，提昇了台灣人的政治要求；近代化過程，提昇了台灣人的經濟要求、文化要求與人權要求。這兩種發展，是現代台灣民族意識的重要基石。”“雙方文化接觸之所以産生悲劇，在於海峽兩岸對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是不同的。既然價值觀念是不同的，那麽二二八事件發生過後，對於事件的解釋就不一樣。把中華民族主義當做‘無上的命令’，就更加歪曲了事件的歷史演變。”

　　（二）提出“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獨立”的精神所在

　　張炎憲則公然提出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寫道：“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開始思考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廖文毅等人在日本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在這種思考中産生了海外政治運動最重要的思想——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和中國民族不同，台灣應該成爲獨立的國家。經過三四十年的演變，這種思想也有所修正，例如由‘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轉變爲‘所有認同台灣的人就是台灣人’；由‘台灣和中國是對立的’變成‘雙方可以和平共存’；台灣如何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也由武力革命轉爲民主改革漸進。政治運動的内涵和口號雖然改變了，但是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和台灣民族主義仍然是台灣獨立運動最重要的精神所在。”“經過‘二二八’的教訓之後，台灣人才開始思考，台灣和中國有所不同，必須走出自己的一條路，才有以後的台灣獨立運動。”

　　顯然，通過對“二二八事件”的論述，提出“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擺脱“中華民族主義”，就是要走向“台獨”分裂主義的道路。

　　四、立足“台灣主體”“世界史觀”建構“台獨史觀”

　　鄭欽仁、張炎憲和陳芳明三位“台獨”學者所要建構的“台灣史觀”，主要立足於兩個方面，一是“台灣主體”，二是“世界史的觀點”。其目的是强調台灣是“台灣的台灣”和“世界的台灣”，從而“超越中國”，並達成不是“中國的台灣”的效果。

　　（一）主張“不能持中華民族主義史觀解釋台灣歷史，不能把台灣放在中國史的脈絡裏”

　　陳芳明提出，不能用中華民族主義解釋台灣歷史，而要以台灣爲主體來解釋。他説：“尋求一個較爲穩定的史觀，而不是以統治者的意志爲轉移，便是一九八〇年以來解釋台灣歷史研究努力的目標。那麽，什麽是穩定的史觀？那就是以台灣人民爲主體來解釋台灣歷史的發展。回歸到人民的立場，就不致被朝代的更换所迷惑。台灣史，絶對不會因爲滿清統治而失去其原有的軌迹，也不會因爲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改變其方向。反抗封建統治、殖民統治，便是台灣歷史前進的原動力。如果只用中華民族史觀解釋，將只有發生前後矛盾的現象。以鄭氏王朝的史實爲例，持中華民族主義史觀者傾向於贊美鄭成功把台灣收復成爲‘中國的領土’，事實上，鄭成功從來就没有同時據有台灣與中國。他收復了台灣但失去了中國本土的史實，一直在台灣教科書解釋不清。鄭成功的降將施琅，也始終是中華民族主義者未能給予確切評價的人物。如果没有施琅的投降，滿清並不重視台灣這塊土地，而收復台灣之舉恐怕就遲遲不會進行。中華民族主義者對施琅的評價，可以説懷有復雜的情結，如果把歷史解釋回歸到台灣人民的主體上，施琅的歷史地位問題就立刻解决了。”“要解釋台灣歷史，並不能只把台灣放在中國史的脈絡裏，而必須進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觀點來探討。”

　　張炎憲也提出相似觀點，他寫道：“台灣政治運動史上的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台灣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或日本民族主義等各種思想，我們都要以台灣爲主體來看待這些曾經發生在台灣的思潮，例如台灣共産主義運動，是第三國際之下的一個運動，並非中國社會主義下的産物。在共産主義運動中，台灣人那麽想，中國人也那麽想，並不是台灣人跟着中國人的想法。我們必須這樣來重建台灣史，才能建立每一個學科的主體性。所以，我認爲首先我們必須厘清和中國的關係，我們承認和中國有關係，但是要以台灣爲主體來思考和中國的關係”。

　　（二）主張建立“台灣人精神”以排除中國史觀，對抗“中國意識”

　　張炎憲更進一步主張建立“台灣人精神”。他認爲，“台灣人精神的建立，是我們目前及未來在研究台灣時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必須重建台灣人的精神，如果台灣人的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等等未能重建，我們就無法吸收多種外來文化，産生自己的文化”“在政治運動的追求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台灣人精神史的本質”。“我們在破除中國歷史文化的壓力時，就會在台灣産生新的文化，這種新的文化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思考台灣的歷史文化，新的台灣意識也會因應而生，對抗中國意識。”“台灣史研究是奠立台灣新文化的基礎工程。台灣史研究者要脱離中國史的傳統，不僅要排除超越中國史的框框，更要建立台灣歷史的精神，無疑是一項很難的挑戰，但也是唯一的選擇。” 

　　（三）主張用“世界的觀點”解釋台灣的歷史

　　鄭欽仁首先提出：“台灣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中國史的範疇之觀點立論，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觀點才能看到台灣在歷史與未來所扮演的角色，從中或許能摸索出來自立生存之道，擺脱周圍强權之糾葛”。陳芳明也附和説：“要解釋台灣歷史，並不能只把台灣放在中國史的脈絡裏，而必須進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觀點來探討。”同時，陳芳明明確地指出，强調世界史觀點就是要擺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察，就很清楚顯示出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這個性格，才能够理解台灣人民在荷蘭、鄭氏、滿清、日本、戰後的各個歷史階段中，爲什麽會持續不斷進行抗争運動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拉扯關係，都躲不過被統治者的政策所指導。”

　　由此可見，三位“台獨”學者所要建立的“台灣史觀”就是要擺脱中國史的傳統，對抗以中華民族主義的史觀解釋台灣的歷史，并且割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四）提出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必須摒除“中華民族主義的解釋”

　　三位“台獨”學者發現，台灣要“去中國化”，要“擺脱中國”，關鍵在於要扭轉存在於台灣民衆内心深處的“中華民族”觀念。於是，他們極力説明“中華民族”與台灣没有關係。陳芳明寫道：“中華民族主義的崛起，是非常晚熟的。中國人知道有中華民族主義的存在，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事了。至遲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爆發之後，中華民族主義才爲中國人所普遍接受。但是在中華民族主義萌芽之前，台灣早在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了。這種歷史性的錯開，使得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未能認識中華民族主義精神與本質”。後來鄭欽仁專門寫了《中華民族論的演變》指出：樑啓超1901年提出“中國民族”，1902年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設計，不包括台灣”“台灣人民必須要切記，中華民族一詞是在1902年的‘造語’。台灣自始至今不屬中國所有”“台灣有台灣的民族主義，這是作爲台灣人必須認清楚的”。從而他們提出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必須摒除“中華民族主義的解釋”。“今日在台灣所認識的台灣史，基本上是由過去操有歷史撰寫權的統治者所編纂的。因此，歷史人物的評價，總是跟隨統治者的更迭而起伏。台灣出現丘逢甲、吴鳳等等問題歷史人物的争論，都只不過是中華民族主義的解釋在作祟罷了。”“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用中華民族主義來解釋就可以解决的。”“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原史觀’‘帝王史觀’‘國民黨史觀’‘共産黨史觀’，至今仍然還滲透於台灣歷史的研究之中，要回歸到台灣史觀的建立，就有必要摒除這些外緣性的解釋”。顯然，這三位“台獨”學者所有的“民族歷史書寫”都是要“摒除中華民族主義對台灣歷史的解釋”，所謂的“台灣史觀”實質上是以“台獨分裂主義”爲内核的“台獨史觀”。

　　五、在台灣歷史叙事中滲透“台獨史觀”

　　如果説鄭欽仁、張炎憲、陳芳明三位“書寫民族歷史”主要體現在“探索台灣史觀”並提出對台灣歷史的若干主要論點上，那麽《簡明台灣史》的作者楊碧川則是把同樣的史觀和論點體現在對整個台灣歷史的歷史叙事上。以下是他對台灣史全過程的叙事要點。

　　對台灣史總體的看法：從荷蘭人，到鄭氏王朝、清朝，再到日本人，台灣歷經300多年换了一個又一個的外來征服者，從未自己當家作主過，從來没有人問過台灣人的意願，台灣人跟着頭家一直“衰”。

　　明朝時期，1624年荷蘭軍隊與中國軍隊“交戰期間，荷人新長官宋克答應退出澎湖，但要求佔領台灣。明軍也精疲力竭，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1）荷蘭人放棄且退出澎湖；（2）中國對於荷蘭佔領台灣，不表异議；（3）準荷人到中國沿岸通商。爲什麽明朝允許這種事呢？因爲台灣本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明朝的統治力只到達澎湖——當然樂得慷他人之慨。”

　　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縱觀荷據時代，台灣的漢人最多不過10OOO人，後人却膨脹爲千百倍，以證明漢人是台灣的主人，未免太蔑視原住民了。”

　　明鄭時期，“鄭經把‘東都’改爲‘東寧’和外國（尤其英國東印度公司）維持外交關係，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所謂‘明鄭’，只是大漢沙文主義的歷史觀，硬把台灣納入中原統治的一脈，完全違背歷史事實”。

　　清代，“中國大陸涌來的漢人難民，不斷以各種手段，或者武力壓迫台灣的原住民，200多年的斑斑血史，是原住民受害的耻史，更是漢人的耻史。”

　　日本侵佔台灣後，“推動台灣民主國建立的一小撮心懷祖國、幻想帝國主義列强支持的士紳，逃的逃，走的走，剩下台灣人的中、小地主，與知識分子，爲保衛自己的鄉土、財産及尊嚴，聯合被壓迫的佃農、番仔拿起原始武器扺抗异族。祖先的血汗凝聚成扺抗外來統治的‘台灣人意識’，這股驕傲的火種燃遍整個美麗島，此後20年，台灣人繼續武裝抗日，台灣人意識（從此不再分爲漳、泉、閩、客，及番仔了）更在外來暴政下鍛煉出來，迎接民族解放的歷史任務。”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領導武裝抗日的地方頭頭們，不論是地主、前清的下層知識階級、土匪頭，都是在這種封建保守的中華民族意識的陰影籠罩下成長的，他們被舊頭家出賣了，還幻想着祖國的眷顧“天朝赤子”，展開波瀾萬丈的抗日遊擊戰争，“祖國”從來就没支持過、關懷過台灣人的抗日運動，戇百姓只有靠着血肉之軀，拿着竹篙罩菜刀、鳥槍、竹槍，扺抗外來統治者。台灣文化協會的“頭頭們更無法掌握歷史的潮流，他們心目中的民族主義仍是空泛的‘漢族’主義，甚至單戀文化祖國——中國。這種情結，使林獻堂、王敏川、蔣渭水等人没把民族主義落實到這塊土地上，以及全體被壓迫的台灣勞苦大衆身上”。 

　　從上述叙事要點可以看出，楊碧川把“摒除中華民族主義的解釋”的史觀，以及“外來政權論”“去中國化”等主要觀點，已全部落實到歷史叙事中。

　　六、“獨派學者”“書寫民族歷史”的政治企圖及其批判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參與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獨派”學者“書寫民族歷史”的政治目的在於改變台灣民衆既有的歷史記憶，建構他們所需要的“新的歷史記憶”，那就是“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與中國不同”；必須建立“台灣民族主義”，摒除“中華民族主義”，擺脱中國，走向“台獨”分裂主義的道路。台灣學者江宜樺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獨派”學者的目標是“徹底建立一個與中華文化傳統互不涵攝的台灣文化傳統”“試圖形成一個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文化基礎”。

　　應當説，“獨派”學者的論著對台灣一些年輕知識分子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九八〇年以後的年輕學者，顯然已逐漸擺脱中原文化本位的史觀，而以他們對台灣社會性質的認識來研究”。有些人也開始關注台灣歷史的“國族書寫”，盡管他們極力“去中國化”，但當時並没有在台灣社會上産生更大的影響。這是因爲當年的公權力還没有介入這方面的運作。

　　“文化民族主義”理論認爲，“文化民族主義”主要是指“現代國家運用政治手段來塑造國家的主流文化”。這就説明公權力的介入才是關鍵。只有執政當局才有可能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通過“政治社會化”擴大其影響。所謂“政治社會化”就是公權力通過學校、家庭、社會、媒體各方面，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灌輸到社會公衆之中，使它成爲主流文化。台灣執政當局是從李登輝上台以後才介入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推展，經過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個時期的運作，特别是在教科書的撰寫上不斷地“去中國化”，21世紀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才日益嚴重。

　　應當指出，20世紀80年代只是“書寫民族歷史”，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起步。根據台灣學者許雪姬的研究，在1993年以前台灣史的研究還處在“鮮學”階段，除了老一輩的學者外，台灣很少人專門從事台灣史的研究，即使是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三位也不例外。號稱鮮明解釋“台灣史觀”先驅的鄭欽仁，本來主要研究北魏歷史和中國古代制度，在1983年發表《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之前，没有寫過任何一篇台灣史的論文。陳芳明是研究文學的，雖然早年也寫過歷史的論文，但都是有關宋遼金元史的，也没有專門寫過台灣史的論文。張炎憲算是他們之中做過一些台灣史研究的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全力投入台灣史的研究，但在此之前對台灣史只是稍有涉獵，未曾深入鑽研。所以當時他們的台灣史知識還不及他們的前輩史明。可是他們竟然大膽地提出上述許多站不住脚的論點，企圖建立“台灣民族主義”，摒棄“中華民族主義”。在專門研究台灣史的學者面前，他們的許多論點是不值一駁的，有的早已受到批判，有的他們自己後來不得不放棄，或被他們的後輩所修改。但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民族歷史書寫”畢竟已經開始，對於此後“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必然會發生推動作用。

　　我們考察這個初始階段的情况，不僅可以看出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麽、提出了哪些觀點、其政治目的何在、有哪些實際效果等，而且還可以用於和後來的“書寫”作比較，看看他們的觀點有哪些“修正”和變化，特别是在公權力介入之後，怎樣變本加厲地“去中國化”，摒除“中華民族主義”，以及對台灣社會産生的嚴重影響。

　　參考資料：

　　1.蕭阿勤：《1980年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台灣社會學研究》，1999年。

　　2.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3.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80年。

　　4.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台北：敦理出版社，1988年。

　　5.張炎憲：《台灣近代歷史的特色》，http://163.28.10.78/content/local/changhwa/dachu/taiwan/h/h3/h33/h337.html2012

　　6.張炎憲，陳美容，黎光中：《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吴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

　　7.張炎憲：《台灣史與台灣史料（二）》，台北：財團法人吴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

　　8.鄭欽仁：《生死存亡年代的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1989年。

　　9.鄭欽仁：《追尋自我定位的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

　　10.張炎憲：《台灣歷史發展的特色》，http://163.28.10.78/content/local/changhwa/dachu/taiwan/h/h3/h33/h337.html2012

　　11.鄭欽仁：《“台灣國民主義”的屈折與展開》，台北：稻鄉出版社，1997年。

　　12.陳芳明：《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2年。

　　13.楊碧川：《簡明台灣史》，高雄：第一出版社，1987年。

　　14.張炎憲：《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台灣史料研究》，1993年。

　　15.鄭欽仁：《中華民族論的演變》，《台灣風物》，2010年。

　　16.江宜樺：《中華文化認同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作用》，《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