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90年代“台獨”學者繼續進行所謂“民族歷史書寫”，特别是在紀念《馬關條約》簽訂100週年時，在李登輝當局的支持下，他們與一些反華的外國學者一道，共同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績”，極力切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叫囂“告别中國”。當年由於他們的建構“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論調還處於初期階段，在中華民族叙事方面産生許多難題，甚至連“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是否存在、已否形成都説不清，但却要極力反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進一步推進“去中國化”，體現了其分裂主義的本質。

　　關鍵詞：“民族歷史書寫”：《馬關條約》；“告别中國”；中華民族叙事

　　20世紀90年代，“台獨”學者繼續進行所謂“民族歷史書寫”，特别是通過紀念《馬關條約》簽訂100週年的活動，與一些反華的外國學者一道，共同頌揚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功績”，極力反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進一步推進“去中國化”。本文通過對這一時期“台獨”學者對台灣歷史的叙事，揭示其歪曲歷史的面目與分裂主義的本質。

　　一、“台獨”學者對台灣各時期歷史的書寫

　　（一）荷蘭殖民統治時期

　　“台獨”學者提出“台灣的歷史是從荷蘭人入台開始的”，企圖抹煞早期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鈴木明説：“台灣的歷史並不似中國或日本般的源遠流長。如要使用‘有史’這句話，那麽，1624年荷蘭人登陸現在台灣南部台南市郊外的安平港，可説就是台灣史的肇端。”岡田英弘説：“最早開發台灣的是荷蘭人。”張德水也説：“由支那大陸來台的移住民，牢牢地扎根於台灣，漸漸就變成不同於大陸支那人的台灣人新文化族群，而形成和前近代性的與封建社會大不相同的新的近代性台灣社會。”

　　（二）明鄭時期

　　關於明鄭時期的台灣，“台獨”學者提出的核心觀點是“鄭氏是獨立政權”，企圖否定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岡田英弘指出：“鄭氏王朝三代乃亡命漢人於中國海之外建立的政權，所以不能以此而説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還説：“鄭成功死於他佔領台灣的來年，但其子孫仍繼續在台灣建立統治政權，其間二十三年，與大陸的滿清政權保持相互獨立的狀態。”鈴木明説：“由於人人都溢美‘忠臣鄭成功’，並竪立銅像或建廟紀念他，若我果真這麽做了，勢必遭到過大的壓力，所以我僅僅能以‘海盗鄭成功’來詮釋他。鄭成功並不基於‘對明朝的忠義’而‘解放’台灣，他想做的無非是‘利用’台灣罷了。因此，他既不是爲了移住台灣島的漢人才來到台灣，也不是因爲熱愛台灣而前來。但不知是什麽原因，後代歷史家始終不會着眼於鄭成功之視台灣爲暫時‘基地’而加以利用的史實。”張德水也説：“鄭成功攻佔台灣作爲‘抗清基地’。” 他還説：“由於鄭成功把荷蘭人驅逐出台灣，被支那人尤其大中華沙文主義者推崇爲‘民族英雄’，可是他的佔據台灣是爲軍事上的必要，所以終身保持亡命者的心情和姿態，以歸回大陸爲唯一的宿願。”

　　（三）清代時期

　　關於清代時期的台灣，“獨派”學者主要聚焦以下兩方面觀點：第一，提出“清朝不是中國”，企圖否定清代時期台灣屬於中國。岡田英弘一再强調“清朝不是中國”。他寫道：“清朝並非中國，而是1636年成立於滿洲沈陽的王朝。”“大清帝國並非中華帝國，而且，在滿清一代，中國人是不能參與帝國的統治。”“一八八三年，清軍進攻台灣，制伏鄭成功之孫，但也並非如此就説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清朝首次將台灣納入勢力範圍時，仍是以滿人爲帝的同君聯合帝國時代，因此並不算是中國。”而鈴木明則不得不承認清代台灣是中國領土。他説：“台灣正式被並入中國領土，正確地，是在鄭氏滅亡的1683年。”張德水則强調清代一貫把台灣視爲“化外之地”。他説：“一八八四年四月，正式把台灣納入清國版圖。雖然如此，清國把台灣視爲‘化外之地’的態度，在其治台二百餘年間始終不變。”    第二，提出台灣人民“放棄中國”“脱離中國”，企圖否認“台灣人”是中國人。彭明敏一再强調這一謬論，他説：“綜觀台灣歷史，在這塊邊遠島嶼上定居的漢人移民，一向不斷努力挣扎要减少大陸中國人對此島嶼的影響，甚至企圖完全擺脱大陸的控制。”“移民來台，放棄中國，不願接受中國的統治”“是帶着和中國斷絶關係的心情移民台灣”。“台灣人民的祖先大多是窮困的農民漁民，他們放棄一切，違反禁令，冒着生命的危險横渡海峽，來到台灣，爲的是要擺脱窮苦不堪的中國生活，要在台灣開拓新天地，創造新生活，教導他們的後代扭轉干坤，建立一個新時代。换句話説，他們放棄中國，冒險來台，就是不願意接受中國的統治。這種‘逃避中國’‘不願接受中國統治’特性實爲台灣人民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基礎。”直到紀念《馬關條約》100週年時，彭明敏在《自立早報》（1995年4月17日）上仍然重述這一謬論：“我們的祖先在十六世紀，不惜違背大清禁令，背棄祖墳，甘冒天險遠渡來台，目的不在擴大中國的領土或主權，而在脱離悲慘貧困的生活，來台灣開創新世界。因此，今天任何欲將台灣交給中國的説法都是數典忘祖的。”張炎憲則説：“1860年，台灣開港通商以後，産品輸往世界各地，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漸漸走向世界，而脱離中國。”

　　（四）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留待下節一並叙述。

　　（五）戰後時期

　　關於戰後時期的台灣，“獨派”學者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台灣未歸還中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岡田英弘説：“日本雖然表明放棄台灣，但並未表示將台灣歸還給中國，日本並不是自中國手中奪取台灣，也没有把台灣歸還給中國，這是我論文的要點所在。”“我在論文中指出這個論點得到台灣人的大喝採，當然台灣人都知道這個問題，但是日本人也認識這個問題而獲得很大的鼓勵。”他又説：“雖然在公元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的台灣總督向中華民國軍方投降，但此舉不過是依照聯軍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將行政權移轉給中國政府，並非交還領土所有權。”張德水則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他説：“‘開羅宣言’不具法律上的拘束力，僅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或國民黨政權佔據台灣，並不意味着台灣歸屬的轉變，這還需要正式的國際條約，至今任何國際條約都把台灣法律上的地位置於未確定的狀態。”“‘舊金山和談’1951年將台灣問題擱置下來。這樣，台灣在法律上的地位乃被置於未確定的狀態，以迄於今。”“戰後，台灣的歸屬問題一直放置於未確定的狀態之下。”

　　總之，“台獨”學者對台灣史的書寫從古到今都體現了極力割斷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觀點。

　　二、紀念《馬關條約》100週年活動提出的突出觀點

　　2001年，筆者曾寫道：在1995年紀念《馬關條約》100週年時，台灣曾經舉辦研討會，邀請美日等國反華親日的學者參加，他們一同歌頌日本對台灣的統治，説它“使台灣接受現代化”“接受法治觀念”，同時鼓吹“台灣管轄權不屬於中國”“台灣可以成爲標準的國民國家”，叫嚷“獨立才是台灣的常態”。當時，台灣輿論界就批評説，“朝野間充斥一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歌頌阿諛，視馬關條約的百年紀念爲歡慶而非耻辱”“只記得滿清中國割台，對强佔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無一語責難，反而像充滿了感恩懷德的心情”。與此同時，主張“台獨”的“台灣教授協會”公然主辦“告别中國”大遊行，他們唱起日本軍歌，高喊“告别中國，台灣獨立”的口號，一時間“去中國化”行動形成了一個高潮。

　　對於這場變調的活動，李登輝在接見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時表示：“這次研討會的成果，值得肯定與重視。”“台獨”學者也給予肯定，因爲它“突顯台灣與中國之别”。他們高興地指出，“《自由時報》選在馬關條約簽訂日，邀請海内外學者，以台灣觀點論述一百年曆史的變遷，且配合媒體，刊登論文，廣爲傳播。這是台灣新聞媒體公開表明台灣觀點的創舉”“强調台灣主體是爲了突顯台灣與中國之别。”

　　對於親日、告别中國的系列表述，日本學者也感到“十分意外”“很高興”，因爲這個會議不但没有聲討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對日本統治給予很高的評價”。岡田英弘説：“當我答應出席這次會議時就已做好了心理準備。因爲這是紀念台灣割讓給日本一百週年的紀念會議，一定會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加以聲討，但即使這樣亦無妨，我一樣會抬頭挺胸參加，將日本的帝國主義正當化。但是我的所有期望都落空了，會中只是對日本的統治給予一些評價而已，實在令我感到十分意外。”“這些都是台灣學者所指出的看法，我想，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是還不錯的，并且感到很高興。”“出席者中除瞭如我一般的日本學者及美國外交官外，其餘大多是居住在國内外的台灣學者，他們反復强調日本統治台灣時有三個特徵。第一，日本尊重法律，以法統治台灣。這一點和中國（國民黨、共産黨）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日本熱心於住民的教育，因教育的普及，使台灣住民首次有了共同的語言——日本語，經由日本語來吸收世界的現代文明，而有了現代台灣人的身份地位。第三，日本與其他的帝國主義不同，對殖民地——台灣積極的投入資本做技術轉移。”“現在的台灣人對過去日本統治給了很高的評價。”岡田英弘對於没有聲討的聲音頗感意外，並對其中肯定日本統治台灣的言論頗感高興，相關言論都呈現出“台獨”學者親日並美化日本殖民的傾向日趨明顯。

　　這次活動提出瞭如下突出的觀點：

　　（一）提出“中國是出賣台灣的國家”，爲日本侵略者開脱罪行

　　在舉行《馬關條約》100週年紀念活動之前，台灣就出版了《一八九五年：中國出賣台灣》一書。該書請了不同政治立場的知名人士程建人和施明德作序，兩篇序呈現出對台灣割讓日本的不同態度。時任國民黨海工會主任的程建人寫道：“回顧一百年前，帝國主義方興未艾，國際社會弱肉强食，清廷主政下的中國，積弱不振、腐敗落伍，自然地成爲列强貪婪瓜分的對象，甲午戰敗，清廷雖圖力保疆土而不可得，終於在日本蠻横無理的壓力下，割讓了台灣，而台灣同胞也就這樣無辜地被支配、被舍棄。”這指明台灣被割讓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强勢欺壓和清廷的腐敗無能。而時任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則寫道：“中國出賣台灣，並將台灣永遠割讓給日本，轉眼之間，已經過了一百年。”他把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責任歸罪於“中國”。在紀念《馬關條約》100年時，民進黨籍“立委”吕秀蓮等組成“百年馬關條約百人代表團”赴日本下關參加“台日睦鄰晚會”。她説了類似的話：“重點在譴責中國當局完全不顧台灣400多萬人的意願，出賣台灣，其結果是讓台灣脱離腐敗、落後祖國。”施明德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是出賣台灣的國家，中國在任何危急的時候，隨時可能再出賣台灣。”1995年4月17日，還有人在《自由時報》上提出，“台人被祖國出賣”“被祖國出賣的台灣人有什麽資格自稱中國人呢？”這裏所指的“中國”不僅是當年清朝統治下的中國，而且也包括現代的中國在内了。

　　（二）提出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高度肯定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統治

　　第一，提出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化外之地”“無主之國”，企圖否認日本侵佔台灣的罪行。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學者表現特别突出。岡田英弘强調：“一般人的觀念認爲，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因甲午戰争戰勝而佔有台灣，經過五十年，因太平洋戰争戰敗後才歸還中國。但是這樣的想法實在是大錯特錯，第一，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甲午戰争當時，台灣尚未割讓給日本之前，擁有台灣支配權的是清朝。”“清廷並非中國，而是滿洲人的帝國，因此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非日本自中國手中奪取了台灣。”司馬遼太郎説：“台灣島是無主之國。”李登輝則説：“在中日甲午戰争敗給日本時，李鴻章最先割讓給日本的是台灣，並不一定要台灣（有無台灣皆可），因爲是化外之地。”李鴻禧寫道：“中國早已割讓台灣予日本而彼此分離將近一百年，同時，日本也於戰後放棄台灣，相互離脱了五十年，從而，台灣與中國或日本，均非國際法上同一國家；台灣當然也不是中國或日本的一部分。”

　　第二，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設成就”，爲日本殖民者歌功頌德。首先，强調“日據當初，台灣爲荒蕪之地”，是落後、野蠻的地方，企圖否定清代後期台灣建設的成果，從而顯示日本殖民者的“功績”。彭明敏説：“日據當初，台灣爲荒蕪之地，可説是世界上最落伍、野蠻的地方，因此縱然對日本有諸多不滿，無可否認的是，日本當時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在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地區，這是觸目可見的事實。”岡田英弘説：“滿洲人的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時台灣是處在十分原始的狀况，能讀書的人很少，台北市並没有下水道，糞便到處排流，流行疾病多，環境非常不衛生、骯臟又混亂，中國人移居的部落之間不斷發生戰争，土匪盗賊横行，日本軍討伐七年之久才平定。”“台灣在被日本吞併之初，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文化程度亦低落，衛生狀况也十分惡劣。台灣人民之間原本並無共同的語言，鄉里之間相處得並不和諧，小區及街坊是由大陸時的同鄉聚集而成的，彼此間呈現争鬥狀態；盗匪亦多，吸食鴉片的人日益增多，女人纏足的問題嚴重，這些自日本人眼中看來，是野蠻的風俗。”“當時的台灣實際上是十分貧乏的，台灣人甚至吃不起米飯。”其次，强調日本殖民者把台灣帶到“現代化之路”“與中國分離”。李登輝指出：“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瞭解歷史。”彭明敏也説：“若客觀地論述功過，日本領台這段時期是極爲重要的一段歷史，不容加以抹滅。”“現在台灣經濟發展奠基於當時。”張德水説，“自從荷蘭撤退後，台灣從國際舞台消失了百餘年”，到了“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在日本殖民地體制下，台灣又重新開始走上現代化之路。”“台灣總督府不僅給台灣社會帶來‘法律上的秩序’，并力謀教育、公共設施的充實，産業的開發，工業的發展等各方面的進步，致使台灣走上現代化的路。”岡田英弘公然説：“事實上，説台灣的現代史起自這一天（指簽訂馬關條約）一點也不爲過。”林美容則强調日本殖民者讓台灣“與中國分離”。她説：“百年前台灣淪入日本之手，這一個巨大的歷史轉變，是台灣現今結構性問題的起點，是台灣與中國走向分殊之途的正式割裂點。馬關條約清清楚楚地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一割讓，就注定了台灣不一樣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感情和中國疏離了，我們的歷史經驗和中國分離了，我們的歷史傷痕也劃下了。” “日本統治台灣是在日本帝國國勢興盛，以日本本國爲中心，向外擴張的時期。（經過日本統治）台灣已經今非昔比，無論文化水平、社會發展、整體建設，均高出中國大陸甚多。”

　　第三，鼓吹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有自由意志，生活水平急速提高。鼓吹日本殖民者讓台灣人自由選擇國籍。張德水説：“幾乎全部台灣人，雖是違反自己的意志被置於日本的統治下，却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抛棄清國國籍，而選擇日本國籍。”1995年4月17日，彭明敏在《自立早報》上説：“馬關條約中有一則相當民主的規定，明令兩年内生活在台灣的住民可自由選擇回中國或留下，結果只有四千人（占當時人口比例千分之下）選擇回中國，這證明，人民所認同的是台灣這塊土地。”黄昭堂也説：“台灣人選擇自己的國籍，這是僅有的一次。其意義在於台灣住民與台灣這塊土地結合的程度重於對中國大陸的感情。” 1995年3月31日，有人在《民衆日報》上吹捧，1935年的選舉爲“台人初嘗自治之味”“從此台灣成爲重視法治秩序的公民社會”“日本高效率的殖民統治，台灣第一次有了現代法律上的人格觀念”等。也有人則鼓吹日本給台灣帶來“法治文化”。李鴻禧説：“台灣已擁有西方法治文化之一定水平，已非五十年前大清帝國統治時代之法政文化，所能望其項背，同時亦非同一時代之中國所能倫比。”“一八九九年，日本也大膽地在全無西方近代程序法的知識與經驗的台灣社會，引進日本民事及刑事訴訟法，使台灣在接觸西方近代實體法及程序法，奠定法治基礎上，比中國提早幾十年。”岡田英弘也説：“台灣内部對於日本時代所給予的評價正急速産生變化中，例如，在會中有幾位發言者指出，在日本時代的法律十分公正。日本時代的台灣並非完全使用和日本本土相同的律法條文，而是由台灣總督制定出台灣關係法並公布施行的，並設有台灣法院之特别組織。”還有人鼓吹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生活水平急速提高。彭明敏説：“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導下，台灣經濟有了可觀的發展，生活水準急速提高。”許文龍在《台灣的歷史》一書中説，“日本統治台灣時，台灣經濟很繁榮，社會非常富裕，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日本的台灣統治確實稱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舉”。李登輝對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並説：“日本的確在台灣做過了不起的大事。”時至今日，台灣還有這些人爲日本殖民統治歌功頌德，不難想象日本殖民者“皇民化教育”的影響有多麽深遠。

　　（三）美國、日本前任外交官教唆台灣當局分裂中國

　　美國駐廣州前總領事班立德在《台灣的外交事務》一文中指出：“中華民國如果想成爲一地道的台灣政府，則可放棄一些被北京當局視爲中國其他省份一部分的地區，如：南沙太平島（海南），東沙（廣東）及金門與馬祖（福建）。一九五五年自大陳島（浙江）撤退即是一模式。金門及馬祖的居民有當地的地方政府，所以台灣如果不採——台灣/福建政府的模式，則可實行台灣及金門/馬祖政府的模式。領土的雙重宣佈，對多數國家來説，弱勢的台灣很難宣稱其具有明確且爲人所認定的領土權利。北京當局並不會放棄對金門及馬祖等地區的領土權，因爲宣佈對這些地區的領土權，同時亦是其對台灣領土權的强調。從馬關條約及一九五〇年台灣脱離日本回歸中國時的聲明來看，台灣領土都不包括上述地區在内。如果台灣政府僅指台灣一省，則現行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的二級架構就可廢除。而對許多外國的觀察家而言，台灣政府的合法性將因而提高，同時亦可降低其與北京當局間對大陸及其部分地區的統治權競争。國民黨與台灣政府間的分際，尤其是取自政府國庫的國民黨黨産，如能復歸人民所有，就清楚地表示，台灣的政府已準備好接受體制的改變。只要到這個階段才能説，台灣的政府係於台灣人民，而非由國民黨决定。當然，上述的種種對台灣的人民及北京政府，並無太大的區别：但是這樣的做法，台灣及北京兩方的現實顧慮皆有顧及。台灣已整裝齊備，要適應世界的標準。”“台灣也有理由懷疑所謂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具有多少實質的保護。同時，未來任何台灣政府，都會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爲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班立德教唆“台灣當局”，通過放棄現有不屬於“台灣領土”的地區，形成“一中一台”，提高“台灣政府的合法性”，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視爲“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實現與中國分裂。

　　曾任日本外交官的岡崎久彦在《台灣問題——已成本世紀最大懸案》中提出：“關於台灣的前途，日本早就不具有發言權。” 但他却公然叫囂“台獨”，説：“筆者個人認爲，台灣已是成熟的民主主義國家，因爲台灣早已具備先進民主主義國家的必備要件。”“台灣的將來並不是由國民黨或共産黨所能决定的。台灣的將來必須是經民主表决，由台灣人民的意願而决定。”“如果中國率先帶頭支持台灣獨立，或許更能拉近台灣人與中華民族的距離，使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就像十九世紀末的德國與奥地利一般。這個方法對大陸而言，才真的算是‘上策’。” 對此，1995年4月17日，“台獨”分子彭明敏在《民衆日報》上叫嚷：“‘獨立’才是台灣的常態。”   

　　總之，在這次以“台獨”分子和外國反華分子爲主體、由李登輝當局支持舉辦的研討會，對台灣歷史提出的所有觀點，都是要把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割開來，體現了他們“告别中國”、爲“台獨”造勢的分裂主義本質。

　　三、有關“台灣文化”與“台灣民族”的建構叙事

　　如果説20世紀80年代是“台獨”學者建構“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的起步，那麽20世紀90年代則是“台灣當局”以公權力介入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初期階段。其目的是以“台灣民族主義”取代“中國民族主義”，即以“台灣文化”取代“中華文化”，以“台灣民族”取代“中華民族”，從而切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考察“台獨”學者對這些問題的叙事，可以看出他們如何一步步地推行“去中國化”。

　　（一）對“什麽是台灣文化以及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叙事

　　“台獨”學者對“台灣文化”説不清。林美容指出：“一般人以爲講到文化，台灣就不可能和中國分隔開來，這是統治者一再以中華文化爲正統，貶抑台灣文化，甚至將台灣文化虚無化的結果。”“重建台灣文化的主體意識是刻不容緩的一件工作，以台灣爲主體來認識我們的文化傳統，以台灣爲主體來型構我們的文化理想，没有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文化認同將是錯謬的、虚無的與矯情的。”“台灣的本土文化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文化。認同台灣文化就是認同這塊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文化，必須抛棄統治者所建立的虚渺、無根的中華文化，重新認識瞭解現實的、真實的中國文化，正確體認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各异的發展。”她只是給“台灣文化”提出一個模糊的“定義”，説不清它的内涵。

　　岡田英弘竟然説：“台灣文化基本上是來自日本的文化。”“在受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首次被以作爲現代國民而教育，提昇了教育、衛生、生活等各方面水平。因此，可以説台灣人具有台灣人的性格是始自日本時代，台灣文化基本上是來自日本的文化，所以很明顯地具有日本人的性格。” 

　　張炎憲認爲：“台灣歷史的重新詮釋和台灣文化的重建，需要脱離中國的規範，才有可能超越中國文化，創新自己的文化。”他和林美容一樣，主張要建構台灣文化，必須抛棄中華文化。

　　而彭明敏則認爲可以對漢文化感到驕傲。他説：“一個人可以漢族的文化遺産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與中國脱離關係。”“我們可以對漢族文化感到驕傲，但這與國家認同是不同的。台灣現在揮之不去的大中國情結，實在是‘文化認同’與‘政治法律認同’完全混淆的結果。”他主張文化認同，政治法律不認同。

　　莊萬壽無奈地承認：“必須切斷與中國文化的臍帶，讓台灣文化獨立發展。可是當人們推展台灣文化活動時，又會發現越是追尋本土，越是‘中國’。”“一般簡單的解决方法是把它分爲文化中國及政治中國，台灣對文化可以認同，對政治不能認同。但這樣是十分膚淺空泛的説法。”他認爲，想要切斷台灣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二）對“台灣文化是否已形成”的叙事

　　“台獨”學者認爲“台灣文化”尚未形成。張炎憲指出：“台灣在中國文化的支配下，看不到特殊的台灣文化。台灣文化被視爲中國文化的支流，被認爲不可能獨立發展。”岡田英弘也説：“台灣於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在此之前並没有所謂台灣國的國家，雖是清朝的領土，但並未被視爲中國的一部分來治理，而是以邊疆地區來統治，僅是維持治安而已。所以台灣並無獨自的文化。”没有人敢説“台灣文化”已經形成。

　　（三）對“什麽是台灣民族以及台灣民族是否已形成”的叙事

　　“台獨”學者對“台灣民族”説不清。施正鋒認爲：“‘台灣民族’是指所有愛台灣、認同台灣、願意爲台灣打拼的人，不分種族、族群或省籍之别；這裏强調的是對這塊土地的愛，而非具有共同血緣、文化的漢民族。台灣住民的祖先多來自唐山閩粤、有漢人血統、帶華人文化，却想要有自己的多元族群的國家。因此，台灣民族主義代表的是一種向前看的企盼，期待所有的住民能搆成一個台灣民族、能組成一個台灣國。台灣民族運動的目標，就是如何將鬆散台灣人結晶爲台灣民族。”他總算給“台灣民族”一個自己的“定義”，但並不會得到那些自稱爲“正港的台灣人”的認同。彭明敏知道“什麽是台灣民族”是説不清的，因而主張不用“台灣民族主義”一詞。他説：“這裏使用‘台灣國民主義’一詞，而不用‘台灣民族主義’，一方面可以避免爲着什麽民族或有無‘台灣民族’一類問題而争辯不休，一方面可以包容一九四五年以後來台的大陸人，在國民黨的專制下，大部分大陸人與台灣人一樣，都是受害者。”

　　即使是“台獨”學者，也有很多人認爲“台灣民族”尚未形成。黄昭堂指出：“對台灣民族的觀點可分爲三種：1、台灣民族已經成立。2、台灣民族正在形成中。3、獨立建國並不須强調台灣民族的存在，只要台灣人有獨立建國的意願即可”。“‘台灣民族’的概念未能成爲被普遍接受的觀念。”黄文雄也認爲“‘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的社會意識中，確實尚未達成共識，也未從大中華民族，或大漢族主義中完全獨立。”陳儀深則認爲台灣民族的“内容”還没講清楚。他説：“當然，民族主義的‘内容’很重要。内容要怎麽撑起來，也就是台灣要怎麽站起來？這牽涉到我們内部的很多問題。”而林玉珮則提出一個怪論：“台灣文化是在1994年形成的。”她説，“對台灣民族是否已成熟地形成至今仍有争議”，但經過1994年擬出所謂“台灣共和國憲章”“同時選出新國旗、新國歌，至此台灣島内的族群已形成一個民族‘台灣民族’了。”

　　（四）對“建構台灣民族目的”的叙事

　　“台獨”學者明白地表示，建構“台灣民族”的目的就是要“獨立建國”。黄昭堂指出：“不管内容如何，‘台灣民族’這四個字是響亮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以後，‘台灣民族主義’成爲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主要口號。由於獨立運動者對於民族鮮有十分的研究，以後‘台灣民族’這四個字在獨立運動陣營裏面，非常暢行，内容却莫衷一是。”他又説：“整個獨立運動的目標在於台灣的獨立建國。台灣民族主義是其武器之一。獨立運動的每一位成員都有强烈的‘台灣人意識’，而這意識强烈到認爲‘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程度。”施正峰説：“台灣民族運動的目標，就是如何將鬆散台灣人結晶爲台灣民族。”他們主張要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華民族主義”。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煽動説：“居住在台灣的人民，似乎不太認同大陸所提出的民族主義理論，原因是他們從不會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未會享受過中華民族帶給他們的繁榮與榮耀。”陳儀深表示：“我們是站在台灣民族主義的觀點來對抗中華民族主義。” “中華民族同台灣民族的形成，雖然都是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産物，可是在不同的各自歷史發展中，台灣民族的發展實比中華民族更具客觀條件與民族色彩，因爲台灣近百年來的近代市民社會、市民意識、民族意識比中華民族的意識更加成熟。”林玉珮則明確地表示：“台灣民族主義是告别中國的終極武器。”

　　總之，“台獨”學者有關“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的叙事，已經經歷兩個時期，20世紀80年代，他們對此還没有什麽研究，只是提出問題和初步看法，想用“海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相區隔，試圖説明“台灣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以此來鼓吹“台灣民族論”。到了90年代，他們開始做了一些研究，發現存在許多問題，無法自圓其説：諸如，台灣文化、台灣民族是否已經形成？誰也不敢肯定；企圖抛棄、超越中國文化、中華民族，切斷與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關係，却切不斷。换句話説，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他們有關“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叙事，正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階段，那麽，到了21世紀，他們能够“剪斷”“理清”嗎？ 

　　參考資料：

　　1.鈴木明：《台灣起革命的日子》，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2.劉永昌：《台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台北：自由時報出版，1996年。

　　3.張德水：《激動，台灣的歷史》，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4.岡田英弘：《台灣的命運》，台北：新中原出版社，1997年。

　　5.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87年。

　　6.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彭明敏看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

　　7.陳孔立：《台灣民意與群體認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8.《李登輝接見參加“馬關條約一百年——台灣命運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專家》，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2381

　　9.張炎憲：《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吴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

　　10.王銘義：《一八九五年：中國出賣台灣》，台北：日臻出版社，1995年。

　　11.《台學者話甲午恩怨：不做中國人才會對國耻無感》，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xwC

　　12.耿榮水：《李登輝的悲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4年。

　　13.林美容：《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14.《〈台灣論〉是日本極右勢力與“台獨”分子勾結的自白書》，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3000.html

　　15.張炎憲：《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1996年。

　　16.莊萬壽：《中國論》，台北：玉山社，1996年。

　　17.施正鋒：《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18.施正鋒：《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