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確立民族文化”即建立“台灣文化”，是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目的是要切斷“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21世紀以來，“台獨”學者仍在製造輿論，極力鼓吹“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極力攻擊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妄圖影響台灣民衆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但是，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台灣文化”無法擺脱中華文化、“台灣民族”無法獨立於中華民族之外，摒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圖謀基本上已經失敗了。目前兩岸文化存在差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分裂，二是融合，走向分裂已經失敗，只有文化融合這條路可走。

　　關鍵詞：“台灣文化”；中華文化；“台灣民族”；中華民族

　　根據台灣學者蕭阿勤的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影響下，由“支持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文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其具有“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質”。“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主要關注“確立民族文學與民族文化”“締造民族語言”“書寫民族歷史”這三個領域。本文着重針對21世紀以來“台獨”學者在“確立民族文化”過程中，排斥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叙事，進行揭露和批判。

　　實際上，“台獨”學者在建構“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早已開始，他們在“書寫民族歷史”的過程中，就力圖切斷“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在文化領域的論述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們就提出“多元文化”，把中華文化與“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歐美文化並列，企圖否定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從而建構“台灣民族論”；到了20世紀90年代，則企圖以“台灣文化”取代中華文化、以“台灣民族”取代中華民族，叫嚷要“抛棄”“超越”中華文化，切斷“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係，可是很多論述連“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是否存在、已否形成都説不清，在建構上陷入困境。現在來看看21世紀以來台灣建構“台灣民族文化”的典型話語，這些典型話語的核心觀點是什麽，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去中國化”之後，在21世紀，台灣所建構的“台灣民族文化”又有哪些新的説法，這些話語在台灣思想學術領域的影響如何，台灣民衆對其接受狀况。

　　應當着重指出，“台灣民族文化”的建構，是政黨、知識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等多領域合作推進的一個過程。2013年由台灣學者賴錫三、楊儒賓，德國學者何乏筆（Fabian Heubel）以及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舉行了一場“在台灣談中華文化”的對話。蔡英文聲稱：“文化不是我的專業。但是，我的工作也離開不了文化”。在這次對話中，她提出了一些有關“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在本文中一並列入討論。

　　一、何謂台灣文化，是否已經形成？

　　對於這個問題，他們仍然無法取得一致的看法。

　　一種看法是：台灣文化是多元的、融合的文化。蔡英文指出：“台灣的文化，不論是從現在來看，或是從將來的期待來看，台灣文化本身有着一定程度的包容力，它可以讓很多的异文化在台灣發生一種融合。所以我要説的是，今天我們在台灣現下的一種文化體驗，姑且就叫它是一種‘台灣文化’吧！它事實上是一種傳統跟現代的融合，也是東方跟西方的一種融合，也是一種大陸跟海洋的融合，也是一種繼承跟反叛的融合，我們不能否認是有反叛的成分在那裏，但也是有一種新跟舊的融合在那裏。”

　　莊萬壽也仍然以“多元文化”來解讀“台灣文化”。他説：“台灣文化是以原住民爲深層結構，融合福佬、客家移民文化，並含有荷、日與美的國際文化的特色。我們必須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以迎接即將到來的全球化世界：並立足於多元文化、人權以及現代國家的意義，重新詮釋台灣歷史文化的特色。”

　　陳芳明説：“我要談一點對台灣文化的願景。那就是不再用‘漢人中心論’或者‘福佬中心論’，來看台灣文化的形成和前途。换句話説：外省族群、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是搆成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如此一來，談文學或文化的時候，就不會那麽緊張了。”

　　這説明以“多元文化”“融合文化”來解讀“台灣文化”，已經知道過去主張的以“台灣文化”取代中華文化是不可能的了。

　　另一種看法則是“台灣文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義。吴密察認爲“台灣文化”的定義是不斷變化的。他説：“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可能對‘文化’及‘台灣文化’做出不同的定義。而且，它們都是變幻流動的，也都不斷地同時進行篩汰混雜。吾人無法將它固定下來。我們以前也是，以後也將是，不斷地因應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建構它、解構它，再建構它、解構它。”

　　總之，他們只講“多元”，不分主次，否定中心，有意逥避什麽是“台灣文化”的主要搆成因素，無法給予明確的定義。

　　至於“台灣文化”是否已經形成？則一致認爲尚未形成。

　　莊萬壽曾經比較樂觀，説是“指日可待”，“個人以爲應全力建構台灣主體性，凝台灣國民意識，則台灣人民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文化時期，必指日可待。”李喬則認爲“正在形成中”：“我個人的看法是：台灣文化的文化哲學‘自主文化體系’正在形成中，目前並未完整。”“台灣人的自我反省，優先於追求政治性的台灣獨立；欠缺文化上的更新改造，所謂獨立只是换湯不换藥而已。”因而要求“創造自由獨立的台灣，從文化層面做起，你我他，大家一起來。”

　　蔡英文表示如果“中華文化”“被吸入到台灣文化的整個組成裏面，之後它也會去創造出另一種不同的、新的文化型態，你可以稱它爲‘新的中華文化’，你也可以叫它‘台灣的文化’，又或者叫它‘現代的文化’，都可以。”這説明“台灣文化”還需要一個“創造”的過程，現在還没有完成。

　　本來認爲建立“台灣文化”“指日可待”的莊萬壽，後來却不敢再説了，他説：“我們慨嘆，對台灣文化的打拼成果，居然被這個‘中華民族’的認同所破功。” 因此“只有經營建立台灣文化是不足的，必須同時來破解中國文化。”他認識到無法與中國文化“切割”，“我們必須冷静地面對自身、家族、社會中甩不掉的漢文化的成分，筆者以爲台灣人不可能也不必去切割”。這就是説，他已經領悟到中國文化是“破”不了的，因此“台灣文化”也無法建成。

　　大陸學者許紀霖曾經去台灣考察“台灣文化”，他得出這樣的印象：“台灣文化究竟是什麽呢？我在台灣的時候，請教了多位各個年齡層的學者和學生，他們的回答大多曖昧不清，語焉不詳，只是説台灣文化是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吸收了東洋、西洋、大陸、南島的各種异質文化，形成了今天獨特的台灣文化。”“在他們看來，台灣文化就是多元的、混雜的、離散的，……似乎是一種無限開放的、尚未形成傳統的年輕文化，至少到目前爲止，它無以自我定位、正在形塑之中。”

　　總之，經過“台獨”學者幾十年的刻意操作，“台灣文化”仍然無法建構起來。對此，李登輝感到十分無奈，2013年12月他在“台灣文化”學術研討會致辭時説：“台灣文化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外來統治者的壓迫，四百多年來的歷史，自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帝國、日本一直到國民黨政府來台統治，這些過程攏是將他們的文化直接灌輸在台灣身上。長久以來，台灣文化無受到重視，被認爲是次級的、低階級的文化，甚至有人認爲台灣没有自己的文化。”“在中國文化、歐洲文化、日本文化，以及美國文化的强勢支配與影響下，屬於本土的台灣文化一直無法展現，但是，咱民間的活力却是不斷延續，一直要將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來大大的提昇。四百年來的經歷，台灣的文化認同已經慢慢形成，只是咱自己的信心還有一些不足，也因爲咱信心不足，無法顯示出强有力的台灣認同與台灣意識。换一句話來講，現在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就是台灣欠缺一個清楚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無論是台灣政治人物，還是知識分子，對“台灣文化”無法形成，“欠缺一個清楚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感到信心不足。

　　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及外國文化有何關係？

　　蔡英文明確指出，“台灣人對‘漢文化’本身並没有很大的排斥感”，而對“中華文化”是抗拒的，有“反感”。她説：“因爲國民黨掌握了這一時期‘漢文化’的詮釋權，給予標籤叫作‘中華文化’。接着，在每一天的日子中，我們慢慢累積出的印象，就是好像這個‘中華文化’就是跟國民黨放在一起的，所以當大家對國民黨的政權、威權性格産生反感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對‘中華文化’這四個字也有反感。”因爲“‘中華文化’已經成了統治者的工具”。她利用台灣民衆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惡意地把中華文化貼上“威權性格”的標籤。

　　蔡英文在台灣“去中國化”愈演愈烈之際，她惡意把中華文化貼上標籤。早在2004年陳水扁兼任“台灣文化總會會長”時竟然有如下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發揚優質的中華文化，充實台灣文化的内涵，培養民主的自信與文化器度”；“真正優質的中華文化强調王道、仁愛、和平、講信修睦、兄友弟恭，這是現代國家、文化社會最珍貴的素質，也是華人社會引以爲傲的傳統，作爲‘中華民國’‘國民’的我們，不僅與有榮焉，更不存在有什麽‘去中國化’的問題”。這一方面是爲系列“去中國化”行徑做掩飾，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台灣文化無法脱離中華文化。

　　有些人認爲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大大不同”，中國文化有“毒”。作家李喬説：“台灣人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台灣文化也不是，但也絶非很拙劣的一群。從精神層面、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反省，我們應先承認：台灣人確實身負極多中國文化惡質的部分；再加上KMT六十年來的施毒放毒，真的‘台灣人很像中國人’啦！但是，經由數百年的文化變遷，與世界密切接觸、經濟交流等等相加相乘，台灣、台灣人、台灣文化，確確實實與‘原裝中國’大大不同，形成异族异國了。”他又説：“台灣人所營造的台灣文化内涵看，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淵源之一。雖然我們感染‘文化傳統’的毒不輕”。

　　薛化元指出：“在文化上，所謂的中華文化，在歷史上、在現實上，都是台灣文化的重要淵源之一，也是台灣文化的重要一環。不過，台灣文化却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或是邊陲。這不僅是台灣長期歷史發展而成的海洋文化特色，也不只是經過日治時期殖民性與近代化的糾葛發展而已，也是台灣經過近代文明與普世價值的洗禮，縱使大多數住民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已然發展、形成不同的文化體。”也有人主張，“不必全盤否定中國文化，而應將之去蕪存菁，融入台灣文化之中，成爲台灣新的文化”。

　　有人擔心用“中華文化”會被認爲是指現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因而主張使用“華人文化”一詞。但他也認爲“台灣文化的主幹仍然是漢文化/中華文化”。他説：“回到台灣文化的本質。台灣雖然是一個吸納了豐富文化的海島，但即使擁有多元文化，漢文化或中華文化在島上仍使用漢字説漢語的現在，仍然作爲島上文化的主幹，只是主幹之外又融入了許許多多的其他文化，這些文化全都成爲搆成台灣文化風景不可或缺的元素。現在常常聽到許多人開始懷疑台灣的文化是什麽，因爲没有根而感到焦慮，這更説明瞭强調多元却一味貶抑文化中主幹的部分只會讓人民更加無所適從，畢竟不斷切割中華文化的同時也等同連帶切割了台灣自身傳統漢文化的根本。”

　　有人則反對“主幹”和“主體文化”的説法，紀舜杰説：“台灣的多元文化應該包含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也可以豐富台灣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國文化不能成爲台灣的主體文化，其文化原因爲台灣需要一個可以清楚自我認同和他人辨認的文化，在歷經西方和日本殖民後，台灣的文化内涵早已脱離中國文化的全盤控制，加上台灣在現代化的程度上一直是超越中國，在文化位階上即使我們不自大地認爲我們是在上層，也不可以自卑地認定自己是位於其下方。”

　　蔡英文雖然承認：“‘中華文化’，或者是這個‘漢文化’，它是在台灣多元文化當中的一種必要、不可或缺的元素。”但不承認是主要元素。她强調，“‘中國性’和‘台灣性’必須要來調和，使其成爲一動態性的‘新台灣性’的想象。更要理解與尊重外省族群對中國的想象、情感與認同，不要將其污名化。也要讓‘中國性’回歸其文化的價值，恢復其客體的地位。在這社會基礎上，共同來建構一個新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李文忠、羅文嘉、陳其邁、卓榮泰、蔡煌琅等民進黨青壯派“立委”曾經共同發起的“新文化論述”，其中强調“台灣文化已具備開放、多元精神，必須正視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核心，也不需否認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均源自漢文化。”可是此後不見下文，估計是被民進黨内“掐死在摇籃裏”了。

　　總之，他們總是企圖“擺脱”“切割”中國文化，或是不承認中國文化是主要元素，但是始終無法“擺脱”和“切割”，也無法逥避什麽是“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問題。

　　至於“台灣文化”與外國文化的關係，則有以下説法：

　　莊萬壽强調美國文化的影響，他認爲“現代的台灣可以説是一個頗美式文化的社會，這種内在已有多元的本質，外在又有吸收融會的能力：而今日經濟文化又有頗渾厚的底子，這些都是亞洲各國所無法比擬的，也是台灣獨有――創造世界性文化的潜力。”李登輝則强調，台灣文化和日本文化更爲接近，二者都可説屬於“混合文化”。

　　總之，他們企圖以台灣文化與外國文化的關係，來否定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導地位。

　　三、“台灣文化”有哪些特色？

　　一是提出三個特點和“五民”的説法。有人説：“台灣地域文化的特點主要表現爲三點，一是移民文化，二是海島文化，三是亞熱帶到熱帶的鄉村文化。……以上文化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逐漸演進，直至今天仍在影響着台灣人。”戴寶村提出“五民”説：“台灣歷史具有諸多特質……‘原住民’、移民、殖民、國民、世界公民’的五民，正是台灣人歷史的寫照。”

　　二是强調“海洋文化”“海島文化”的特色。李筱峰指出：“台灣三四百年來，從生活、經濟的型態來看具備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相對於中國大陸文化而言，特具商業根性；尤其自荷蘭時代顯露以外銷爲導向的經濟雛形，並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之後至今，台灣就是一個活力充沛的海洋貿易國。因此，海洋文化極强的台灣，走入世界必能充分發展。”有人説：“海洋正是台灣脱離中國，建構主體的歸鄉。”

　　戴寶村更是極力鼓吹海洋文化是台灣的“主體文化”。他説：“當今自主的政經文化體系，使我們得以重新體認本身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特質，思考海洋文化在目前台灣文化體系中的軸心地位，從則深耕本已具有的海洋文化，形塑新世代的民族特質，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的新思考與新方向。”但是他又哀嘆道：“海洋文化尚未成形”。“檢視台灣海洋文化的現况，可以發現海洋文化尚在成形中。”“海洋史觀無法建立，海洋文化資産缺乏，海洋文化意識欠缺，海洋文化的淪落，海洋知識教育未能深化，海洋生活文化無法落實，海洋文化體系有待建立。”他即使强調“海洋文化”是台灣的“主體文化”，可是也不得不承認“海洋文化尚未成形”。

　　至於“海島文化”，有人指出：“海島文化相較於大陸文化，一般更加開放，更易吸收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海島面臨各種天灾人禍，不同移民之間、移民與原住民之間，充滿了利益争奪的矛盾。由此帶來了人群分裂、眼光短淺、盲目涣散等影響，野蠻落後的械鬥、冤冤相報曾是台灣民風中的重要特點。”似乎也説不出有什麽道理。

　　三是强調台灣的價值觀。李喬提出台灣人有“共有的價值觀”，他説：“台灣人——大量的台灣居民，長期生活在台灣島嶼，由於人與自然、與他人、與團體還有與自己相處，在適應調整過程中，因應一些物理原則的限制，形成台灣人或台灣社會特有的風俗習慣、各種規範、道德觀、法律觀等。綜合起來，也形成台灣人特有的感覺方式、語言文字表現、思考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模式、行爲模式；也形成台灣人特有的宗教行爲、宗教態度，共有的價值觀、愛情觀、人生觀、生命觀等。終而形成、提昇爲台灣人特有的哲學思考（存在觀、價值體系等）。”他還把這種價值觀提到“台灣主義絶對論”的高度。他説：“台灣主義是絶對主體、是核心。台灣人的真誠，來自台灣人自己，不是由他人决定，追求自主性、自由與解放，不需要尋找任何既有理論作依據；當然不需要去徵求别人的同意，這是絶對的。要去提倡、實踐，也要去接納左派右派的資源，當然也接受他們的挑戰。”

　　但是，他們的“自己人”却認爲台灣人仍未有成熟的價值觀，“台灣的文化價值觀還没有進入真正的現代性社會，……台灣人的價值觀是仍未成熟的價值觀，是仍然形塑中的價值觀，充滿了可變性與可能性，”并且責問“台灣人的普通價值觀是什麽？如何建立正面又積極的台灣人價值觀？”連什麽是台灣的價值觀都説不清，怎麽能够説是“台灣文化”的特色呢？

　　四是强調台灣文化主體性。據台灣學者蕭阿勤研究，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台獨”學者就追求台灣文化主體性。“主體性的台灣文化於是被模擬爲個人的心靈。台灣民族被當作有如個人一樣，能够自主思考、判斷、與行動。對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説，文化正是民族意識的所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概念，意味着獨立於中國文化之外的自主性，以及兩個‘民族’之間的界綫”。其目的是“爲了建構台灣文化與文學的‘主體性’，爲了締造國族而寫”。

　　21世紀有什麽新東西呢？那就是他們終於明白“台灣文化主體性”是很難建構起來的。

　　莊萬壽一貫極力鼓吹“台灣主體性”，可是現在却認爲：“在八十年代後現代、後殖民的理論逐漸在台灣散開。解構主體、重建主體。然而去中心，固然解構國民黨的大中國威權主義；使台灣人免於邊陲化，然而被扭曲的多元化，又使台灣主體性又難以建構。辯證性的法則，就是從逆境中發展順境，從危機中尋求轉機。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家族傳承的萎縮，享樂主義的高漲，外來人口的驟增，以及新文化霸權的興起。無不在阻撓台灣文化主體的建構，打壓台灣人民的生存空間。台灣人民尋求自救之道，從教育文化、自我啓蒙；從政治經濟，突破圍堵。否則，台灣，在二十世紀，是亞細亞的孤兒；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之後，將淪爲‘全球孤兒’”。他哀嘆道：“我們慨嘆，對台灣文化的打拼成果，居然被這個‘中華民族’的認同所破功。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題，只有經營建立台灣文化是不足的，必須同時來破解中國文化。”這表明他們已經領悟到中國文化是“破”不了的，因而“台灣文化主體性”也是無法建立的。

　　正如《旺報》社評所説：“台灣即便以更爲多元豐富的文化搆成，形成了相當多元的文化共同體，也改變不了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主體的事實。

　　總之，他們提出的“台灣文化特色”，到了21世紀已經無法自圓其説了，那些所謂“特色”，既不是特色，也無法建立，甚至已經被他們自己所否定了。

　　四、建構“台灣文化”的目的

　　“確立民族文化”是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組成部分，建構“台灣文化”顯然是與“台灣民族主義”分不開的。目的是建構“台灣民族”，排斥“中華民族”，直至實現“台獨”分裂主義的夢想。

　　蔡英文明確指出，目的是“獨立國家”：“我們都希望，台灣不僅僅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能够是一個擁有獨特文化身份的國家。”

　　施正鋒説明這是“台灣民族運動”的任務之一：“台灣民族運動有三大任務，包括國家的締造、民族的塑造以及國家的打造，也就是説，我們要同時追求台灣的國家獨立、處理族群分歧，以及建構國家機器。”建構“台灣文化”的任務正是爲了“民族的塑造”，即建構“台灣民族”。

　　李喬則從建構“台灣文化”的終極目標來解讀：“‘台灣主體文化’就是體現台灣是居民認同的終極目標的文化；‘台灣主體文化’就是證明成就‘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文化。”此外還有如下説法：“文化底台灣獨立才能真正獨立”，台灣人如果不能溶融衆文化質素而爲自己的血肉，創造自己的台灣新文化，那麽台灣獨立，就是一句空話。

　　經過幾十年的建構，他們終於發現“台灣民族”無法擺脱中華民族而成爲獨立的民族。於是不再强調“台灣民族”而集中精力於否定中華民族的存在。

　　有些人妄圖否定中華民族的存在。劉重義指出：“其實‘中華民族’只是野心的大漢沙文主義者，拼凑出來掩飾‘中國擴張主義’的一個虚擬概念罷了，‘中華民族’根本不存在。”李筱峰説：“這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充滿着霸權心態，誰不接受這套神話，誰就是分裂主義者，就是‘民族的罪人’、‘和平的破壞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

　　2013年李登輝公然聲稱：“台灣人不是中華民族”“有人高喊‘中華民族’，但民族主義現在已經没有了”“台灣歷史不是5000年，而是400年”。2015年李登輝在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中，攻擊“中華民族”是“準備逼迫台灣接受、從屬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霸權。但這是充滿欺瞞的説法。”并且認爲要與中華民族抗衡，不需要建構“台灣民族”。他寫道：“爲了與中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抗衡，一定要備妥新的民族論嗎？我的答案是‘不’。”“以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相抗衡的話，顯然力量懸殊”。“今天在台灣，已經没有必要再扛起‘台灣民族’的大旗揮舞。”綜上所述，經過幾十年的操作，建構“台灣文化”和“台灣民族”、摒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圖謀，基本上已經失敗了。

　　五、兩岸文化的現狀與兩條道路的選擇

　　現在台灣存在兩種文化，一種是馬英九所説的60年來台灣人民打造的“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一種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所建構的、尚未形成的“台灣文化”，而中國大陸的主流文化則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兩岸的文化是“同源不同質”，存在本質的差异。

　　兩岸文化既存在差异，又無法切斷，如何這種局面呢？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是分裂，二是融合。

　　幾十年來“台獨”學者建構“台灣文化”的實踐證明瞭：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是無法切割的，“台灣民族”也無法擺脱中華民族而成爲獨立的民族。“分裂”的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只有走文化融合的路。實際上，兩岸學者在許多學術研討會上早就已經共同呼吁推進兩岸的文化融合。這裏只舉出幾位台灣人士的看法，劇作家賴聲川説：“兩岸文化有那麽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差异的地方。有許多優點，兩岸是相似的，而不同的地方，正在積極去適應”。“爲什麽不去重新整合兩岸文化，生出更多更美的作品呢。可以説，北上，是對台灣、大陸雙贏的。”他表示對於整合“兩岸文化”，充滿期待和激情。當他看到大陸觀衆看他的劇，又哭又笑，和台灣觀衆表現一樣時，他真的很感動。時任台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的劉兆玄説：文化整合“這恰恰是兩岸合作模式的一種寫照，也是未來可能的發展模式”。“相信會進一步促進兩岸文化認同，我同意你説的，這將是透過王道的民主方式，進行一場文化選擇的過程和方向，我有自信，在優劣選擇的考慮下，未來會增加同的比重，甚至正簡兩種字體可一體通用。”曾任台北副市長的李永萍説：“只有兩岸文化融合了，人心才能融合。”

　　兩岸文化融合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當然，兩岸文化從交流到碰撞、衝突再到融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必然遭遇到一些困難和挫折，特别是“台獨”分子的“扺制”和“隔絶”。但是，兩岸文化融合是優化的融合，是對雙方有利的事，是互相合作、互相適應、互相認同的過程，是兩岸關係發展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是實現兩岸同胞“心靈的契合”的必經途徑。兩岸文化融合是誰阻擋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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