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以來，在民進黨當局支持下，“台獨”學者的“書寫民族歷史”把“去中國化”向前推進一大步。本文考察他們在反對中華文化，反對中華民族的叙事上所提出的觀點，揭露其從文化領域强化“台灣民族主義”，以此與“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相對抗的“台獨”實質。并且着重就他們處心積慮地解構“中華民族”叙事進行批判，指出其目的是建構如下的歷史記憶：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以此來爲“台獨建國”效力。

　　關鍵詞：“台灣民族主義”；中華民族；“台灣民族”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台獨學者”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而“書寫民族歷史”則是他們着力的一個領域。進入21世紀以後，在民進黨當權的條件下，得到公權力的支持，他們更是“超越前人”，把“去中國化”向前推進一大步。

　　本文選取“書寫民族歷史”最爲活躍的三位“台獨學者”，考察他們在反對台灣屬於中國，反對中華文化，反對中華民族的叙事上所提出的觀點，在各自的“主攻方向”上提出的各種主張，進而揭示其實質，並對新世紀以來的所謂“民族歷史書寫”從政治上給予總的批判。

　　一、主要著作

　　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學界參與“民族歷史書寫”的活躍人物主要有李筱峰、戴寶村、周婉窈等人。

　　李筱峰曾任世新大學等校教授，1984年開始發表有關台灣史的論文。主要著作有《台灣歷史閲覽》（1994）、《台灣史100件大事》（1999）、《60分鐘快讀台灣史》(2002)、《台灣史》（2004）、《與馬英九論台灣史》（2006）、《台灣史101問》（2013）。戴寶村曾任台灣“中央大學”教授，1982年開始發表有關台灣史的論文。主要著作有《台灣歷史的鏡與窗》（2002）、《台灣政治史》（2006）、《簡明台灣史》（2007）、《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2011）、《海洋台灣歷史論集》（2018）。周婉窈曾任台灣大學等校教授，1990年開始發表有關台灣史論文。主要著作有《台灣歷史圖説》（1998）、《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2003）、《海洋與殖民地台灣論集》（2012）、《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2019）、《少年台灣史》（2019）等。此外，他們還發表了多篇論文。

　　二、主要特色

　　21世紀以來台灣的“民族歷史書寫”與以往相比較，有一些特色。現在按照他們常用的歷史分期：史前時代、國際競争時期、鄭氏治台時期、清領時代前期、清領時代後期、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戰後時期，分别叙述如下：

　　（一）史前時代

　　過去强調“原住民”在台灣的重要地位，現在則把“原住民”説成是台灣住民的主體。

　　李筱峰寫道：“從語言學出發，有人認爲台灣原住民爲南方島嶼民族的延長。”

　　“有人從體質人類學的調查，認爲台灣的原住民，是典型的馬來人種；又從古文化特質來看，都是印度尼西亞古文化的特質。因此認爲台灣原住民來自南方。”進而提出“台灣的住民還是以南島民族爲主體（到十八世紀初都還是如此），站在台灣的主體立場來看，清帝國佔領台灣，移民拓殖，設官治理，台灣怎麽不是滿清帝國的殖民地？况且，滿清帝國的統治主體還是以滿洲人爲主，對台灣住民（不論是南島民族或是漢語族）來説，都屬异族。”再進一步提出“今天台灣住民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具有平埔族的血統。”

　　  總之，這些説法不僅要説明“原住民”是史前時代的主體，而且整個台灣歷史走到現在仍然是台灣住民的主體，從而認定“台灣民族”不屬於中華民族，爲站不住脚的“台灣民族論”重新製造輿論。

　　（二）國際競争時期

　　把漢人説成是台灣的“外來者”和“异民族”。

　　李筱峰指出：“大約在十七世紀初前後起，漢人由西方，日本人由東北，荷蘭人自南部，西班牙人自北部，大家都紛紛進入台灣。這些异民族移民和原住民之間，開啓了生存競争之端。”進而提出：“這三四百年來，台灣的統治者變化非常的快，或者説變换非常頻繁。一下子荷蘭，一下子西班牙，一下子就鄭氏王朝，一下子滿清，滿洲人，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就國民黨，你看這個特色，這些統治者雖然變來變去，但是這幾個階段的統治者，没有一個統治者是台灣本地産生的，全部都是外來的，這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特色。”

　　對荷蘭殖民者佔領台灣，周婉窈强調當時台灣“非中國領土”，她寫道：“荷蘭印度公司從澎湖撤退，改而佔領非中國領土的台灣。”

　　李筱峰則强調荷據時期台灣“有别於中國大陸”，是“海洋文明”與“小農經濟”的差别。他寫道：“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經營，無意中把台灣拖離中國歷史軌道，提前三百年加入海洋文化體系。三百年前，台灣就初步顯現出以出口爲導向的商品經濟雛形，與中國大陸强調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截然有别。”“荷蘭統治台灣前後共約三十八年，荷蘭人在台灣發展貿易，並以台灣作爲轉口站，台灣成爲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此時的台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爲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有别於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

　　（三）鄭氏時期

　　一是强調“台灣不是中國領土，不能説鄭成功‘光復台灣’”。李筱峰説：“荷蘭佔領台灣，是明朝政府在條約中所認可。既然台灣原先不是中國領土，何以鄭成功趕走荷蘭，佔領台灣却説成‘光復台灣’？這完全是爲了政治目的而曲解歷史。”

　　二是强調鄭氏建立了“獨立政權”“外來政權”，不屬於中國。

　　李筱峰寫道：“撤退到台灣的鄭經將東都改爲‘東寧’，天興、萬年二縣，昇爲州，他自稱爲‘東寧國主’，西洋人稱之爲KING OF TYAWEN。他在答復清廷大臣明珠的信中，自稱‘東寧建國’”。“一六七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負責人上書鄭經時，對他稱呼Your Majesty，即‘陛下’之意。一六七五年更定官制，過去自稱‘卑職’的僚屬，現在都稱爲‘臣’。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了，這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漢人建立的獨立政權，當然這個政權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仍是一個十足的外來政權。”“鄭經自稱‘東寧建國，别立干坤’，國際稱呼他爲台灣的國王，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出現漢語族人建立的獨立政權。”

　　從“國際競争時期”到“鄭代時期”所有的觀點都是要把漢人説成是“外來者”“外來民族”“外來政權”，妄圖説明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領土。

　　（四）清代前期

　　一方面强調台灣由於受到大陸經濟的影響“商品經濟性格大受挫折”，另一方面强調“台灣的商業性格和中國大陸不太相同。”

　　李筱峰説：“清並台灣後，台灣的海島傳統與大陸傳統的差异與矛盾逐漸顯露出來，滿清王朝這個封閉的大陸封建政權，拘泥於自足式的農業經濟，只重米糧生産、不重視貿易，對台灣採山禁、海禁政策，限制台灣對外貿易，使得台灣從荷蘭時代就已出現以出口爲導向的商品經濟性格，大受挫折。台灣因爲與清國合併而受其封建鎖國的經濟圈的拖累，國際貿易乃大幅萎縮，台灣逐漸喪失其遠東貨物集散地的地位。”又説：“台灣的商業性格，帶出了台灣人民的生活氣質，和中國不太相同，那個時候就顯示出來了。”

　　（五）清代後期

　　一是强調這時台灣“再度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中”。

　　李筱峰寫道：“列强兼併台灣的企圖難以得逞，但台灣經濟的價值却日益吸引列强，英國乘英法聯軍後訂立天津條約之便，要求將台灣列爲開港通商的地方。台灣海洋文化的商業根性，因大陸封建政權的門户被西方列强打開，才得以再進一步發揮。台灣又再度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中。”

　　二是承認當年的近代化成果，但却説那是源於“海洋文化”。

　　李筱峰説：“台灣推動近代化洋務運動的起步，比當時大陸内地慢了一、二十年，但成果反而後來居上，這是開放的海洋文化，勝過封建的大陸文化之明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没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清國内地要慢一、二十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顯然具有濃厚海洋文化的台灣社會，較諸大陸文化深厚的大陸，要開放而活潑許多，革新運動所遭受的阻力也少了許多。”

　　戴寶村的《台灣歷史的鏡與窗》一書則完全抹煞清代後期的建設成果，書中的“台灣的近代化”寫的全部是日本的“功績”，并且强調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台灣還處在“文明未開”階段。他寫道：“1895年6月，日本根據清日戰争後雙方簽訂的馬關條約内容，獲得包括澎湖群島在内的台灣新領地。然而，至少在1895年6月至1898年3月期間，文明未開的台灣對日本帝國而言，竟成爲一塊燙手山芋。”這個論調完全繼承了20世紀90年代“台獨”分子彭明敏謬論：“日據當初，台灣是荒蕪之地。”

　　有關清代台灣的論述，妄圖説明台灣具有與大陸不同的“商業性格”，無視大陸的台灣在日據以前的發展和進步，爲歌頌日本侵略台灣的“功績”製造虚假的歷史背景。

　　（六）日據時期

　　一是强調日本殖民統治帶來台灣的“近代化”。

　　李筱峰寫道：“台灣在結束了滿清异族的統治之後，换來另一個异族（日本）的統治。但是，新帝國主義的日本，此時已經進入明治維新，比起舊帝國的滿清王朝，更具近代性格，這是台灣在不幸中的大幸。”“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使得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此時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落差極大，台灣在各方面大約進步了三十年。”戴寶村更明確地指出：“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爲例，如果想以一個簡單的語詞來説明這一時代的特質，那應該就是‘近代化’。”周婉窈則從“台灣人的感受”來歌頌“近代化”。她説：“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經歷了殖民地化與近代化的雙重歷史過程。一般而書，殖民地化是十分負面的經驗，近代化則正面的評價居多。這兩者有如大小提琴雙重奏，高低琴音如影隨形，互爲起落。如果我們忽略了這種夾纏不清的關係，將無法瞭解台灣人對日本統治在感受上的復雜和曖昧。”

　　二是强調日本文化對台灣的影響。

　　李筱峰説：“但是幸好，台灣是日本統治之下，脱離中國近代的動亂，間接吸收到日本近代明治維新的世界文化”，戴寶村則明確指出：“日本文化成爲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日治時期的日本文化遺緒已經爲台灣社會所吸收而成爲台灣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硬是以‘親日’‘仇日’的意識型態去簡單化約它，而企求排斥它，或許將會發現此‘影之强敵’是難以根除的。”

　　三是頌揚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發生極大變化，與中國大陸有很大差异。

　　李筱峰寫道：“日本領台半世紀中，台灣發生極大的變化，不只是物理變化，而且有化學變化。從生活水平到價值觀念，都與中國大陸有着相當的距離與差异。”戴寶村也頌揚“有效率的殖民統治”，他説：“經過50年有效率的殖民統治，台灣從一個前近代社會轉變爲近代化社會，日本將所有先進的制度、設施、建設及産業，硬生生地植入台灣，使台灣無奈且幸運地在20世紀初期就打下穩健的近代化基礎，台灣整個社會文化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包括經濟、社會環境、教育與文化等層面，都有了全新的面貌。”

　　總之，他們掩蓋歷史的真實，爲日本殖民者歌功頌德，所説爲台灣帶來的“好處”，早已被台灣學者、大陸學者、旅日華人學者乃至日本學者所揭露的批判，有關殖民主義的理論和台灣的歷史事實，證明了日本殖民者的所作所爲絶對不是爲了台灣人民的利益，日本殖民者留給台灣的正負“遺産”，都必須加以正確的評論。

　　（七）戰後台灣

　　突出“台灣地位未定論”。2005年薛化元、戴寶村、周美裏合寫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國民的歷史》，就强調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前一直都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從而接續後來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李筱峰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他提出：對日和約没有説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當然這是根據杜魯門聲明所作的巧妙安排，使得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的48國當中，並没有包括“中華民國”，因爲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逃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絶大部分國境，而正流亡在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戰時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産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1952年日本與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 （即《中日和平條約》) 在條約中，日方仍未表明領土的歸屬。不過在規定條約適用範圍的第一號照會中，雙方言明“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以上是當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歷史背景。在戴寶村主編的《台灣歷史的鏡和窗》一書中，由林呈蓉撰寫的《舊金山和平條約與台灣地位未定論》指出：“台灣地位未定，有賴住民自决”“在台灣地位歸屬上，根據《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群島的所有權利、權限與請求權’。其所埋下的伏筆是，台灣最終的歸屬尚未被决定。理論上，將來台灣問題之解决，應依照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在住民自决的原則下，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詢問該地區住民的意願導向，才能下結論。”“然而，提及戰後台灣的歸屬問題，人們多半會想起《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聲明内容。雖然1943年《開羅宣言》中確曾提及日本應該將‘滿州、台灣、澎湖群島歸還給中華民國’，並在1945年《波茨坦宣言》中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且再次强調《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實施，然而這些‘宣言’僅止於戰争中的立場或表述，雖有宣誓的作用存在，却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舊金山和平條約》以及《中日和平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皆没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台灣的歸屬問題就這樣懸而未决地延宕至今。每當中國對台灣文攻武嚇或台灣在外交拓展上遇到瓶頸時，‘台灣地位未定論’自然會被提出來討論。”本來有些人已經提到“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不及《舊金山和約》，而李、戴等人則公然肯定了“台灣地位未定論”。

　　綜上所述，李、戴、周等人對各個時期台灣歷史的書寫，有如下“超越前人”的特色：一是把台灣史變成“國史”。李筱峰指出：“將台灣視爲一個主權國家的人，台灣的本國史當然是台灣史。”把“原住民”説成是“台灣住民的主體”，甚至從血緣方面認定“大部分台灣住民具有平埔族的血統”。二是把漢人説成是“外來者”和“异民族”。三是把荷蘭侵佔的台灣説成“非中國領土”，因此反對提“鄭成功光復台灣”。四是把清代時期的台灣説成“與中國大不相同”。五是强調日本殖民者帶來台灣的“近代化”，强調日本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地位。六是公然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總之，把“去中國化”又推進了一大步。

　　三、各自的“主攻方向”

　　除了以上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叙事以外，李筱峰、戴寶村、周婉窈各有自己重點的“戰鬥崗位”，選取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分别在以下三個方面作爲“去中國化”的主力，向“中華民族”發動進攻。

　　（一）周婉窈是“反課綱微調”的急先鋒

　　馬英九上台後，打算對陳水扁當局制定的“98課綱”加以“微調”，改正一些“去中國化”的做法，引起民進黨以及“獨派”人士的强烈反對。在這場較量中，周婉窈表現最爲突出，她連續發表了許多文章，諸如，《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黑箱大改”的台灣史課綱，爲何非扺制不行？》《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以台灣爲主體的歷史書寫：理念與實踐》等等，還發表許多言論。諸如，“微調課綱它就是黑箱加外行，加違反程序，但是教育部要我們咽吞下來，從來没有真正反省”“高中微調課綱違法、黑箱、外行”“課綱不是‘微調’而是‘巨調’”等等，此外，她還煽動家長起來反對把“98課綱”所提的“中國”改爲“中國大陸”。

　　所以在她所著《島嶼的愛和向望》的内容簡介中，有如下的説法：“在這八年中，我們在太陽花運動、反課綱微調等社會運動場域中，都能看見周婉窈教授親自參與、積極以專業知識導正視聽的身影。此外，她也透過文字，苦心闡述作爲主體的台灣歷史，以及前人的努力，以及台灣走到現在的不容易。”“反課綱微調”的“急先鋒”角色躍然紙上。

　　對於台灣史教科書的書寫，她突出地提出如下的主張：

　　1、反對“中華民族”的説法。她説：“‘中華民族’自古本來是不存在的，從1902年樑啓超鑄造了這個新語詞之後，我們才‘很自然地’相信中華民族自古就存在。”

　　2、反對强調“中華文化”。她説：“課綱原有‘多元文化的發展’被改爲‘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的發展’，迫使台灣的多元文化須由中華文化來領衔；原本編者要‘説明台灣文化的多元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變成必須‘説明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保存與創新’，不止是强調中華文化，台灣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也不見了。”

　　3、反對用“日本佔領台灣”，主張用“日本領有”和“日治”，宣稱日本侵佔台灣是“合法的”。

　　她説，“台灣遂爲日本佔領的説法，完全不顧史實。台灣是清廷在甲午戰敗之後的談判中，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根據馬關講和條約，在和清廷正式换約後，來領有台灣”。“日本取得台灣完全是有國際法上的合法性的。簡單地説，台灣是日本的合法領土。”“不可隨中國外來統治集團而使用‘日據’，應理直氣壯地正名爲‘日治’”。

　　4、反對在台灣史中叙述台灣與大陸的長期往來和相互關係的歷史。認爲這會導致“台灣史就是‘兩岸友好關係史’了，而且很多地方會遠離台灣史學界的共同認知。”“不要讓台灣史變成了中國的地方史！”

　　5、反對台灣史與整個中國史的連接，主張以台灣爲主體書寫台灣史。她提出“誰的歷史？”問題，她寫道：“新的時代要求新的歷史；新的族群關係要求新的族群史”“一個國家，或一個希冀成爲國家的社會，需要‘自己’的歷史”，主張不要把“非我族類”的歷史“納入集體記憶中”。這就是要在台灣史中除去中國的歷史記憶，要把台灣史寫成“國史”。

　　6、反對戰後台灣已經歸還中國，爲“台灣地位未定論”製造輿論。她説：“開羅宣言、波兹坦公告，這種‘聲明’性的東西，跟馬關‘條約’比本來就是嘴砲等級而已。”

　　應當指出，在台灣歷史教科書編寫的舞台上，李、戴二人也作爲配角，力挺周婉窈。李筱峰也“痛批”馬英九當局“以‘微調’奥步‘偷渡’大中國意識，遂行史觀大翻轉的洗腦教育。”他寫道：“現行國民中學歷史教材的編寫，不以台灣爲主體，而是以所謂‘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爲基砥的大中國國家認同的立場來編寫。”戴寶村在接受《産經新聞》專訪時指出：“有關日治時代，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日本統治台灣是一種‘榨取’，但對台灣人來説則不一樣，因爲台灣人認爲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是今天台灣進步的要因之一。” “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歷史雖然重要，但是對台灣人來説，認識台灣的歷史更爲重要”。他又説：“希望有一天中國史是外國史，台灣史是本國史，作爲獨立國家很重要。”

　　由此可見，周婉窈多年來“以專業知識導正視聽”的姿態，出現在“民族歷史書寫”的舞台上，成爲建立“台灣民族主義”、摒除“中華民族主義”的急先鋒。

　　（二）戴寶村是“海洋文化”“海洋國家”的極力鼓吹者

　　戴寶村寫道：“數千年來，台灣以島爲家，以海爲路，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及包容性，其歷史發展與海洋更是密不可分。”

　　他的要點是：

　　1、台灣具有：“特殊多元的文化”。他寫道：“長久以來，台灣以島爲家，以海爲路，展現高度的開放性及包容性，中國、日本、東南亞與西方國家的文化特質因而匯聚於此，再結合台灣本身的南島文化，融合成爲特殊多元的台灣文化。”“一八九五年，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此期，因日本經明治維新、産業革命，重視海洋文化，於是，台灣也導入日本海洋文化，結合了台灣舊有的海洋文化體系，建立當代海洋文化規模。其中，最明顯的建設爲港灣、船運、産業、交通體系等，使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産生巨大變遷。此一時期，海洋文化的研究與改造，在政府主導下有系統地進行，包括台灣原有海洋生態、文化體系的調查研究。”

　　2、海洋文化是台灣的“主體文化”。他説：“當今自主的政經文化體系，使我們得以重新體認本身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特質，思考海洋文化在目前台灣文化體系中的軸心地位，從則深耕本已具有的海洋文化，形塑新世代的民族特質，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的新思考與新方向。”以上兩點，顯然是要否定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

　　3、“台灣人都是海洋之子”。他寫道：“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然而，就移民歷史特質而書，‘過鹹水’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也就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是海洋之子，這種存异求同的認知，是營造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基礎。”這個説法就是以作爲“海洋之子”的“台灣人”爲“我群”，以不是“海洋之子”的“大陸人”爲“他群”，切斷彼此的關係。

　　4、但是他又哀嘆“海洋文化尚未成形”。他説：“檢視台灣海洋文化的現况，可以發現海洋文化尚在成形中。”“海洋史觀無法建立，海洋文化資産缺乏，海洋文化意識欠缺，海洋文化的淪落，海洋知識教育未能深化，海洋生活文化無法落實，海洋文化體系有待建立。”

　　5、明確表示鼓吹“海洋文化”的目的是企圖建立“海洋國家”。他説：“將來政府並應設計相應的制度，持續發展與培養海洋文化，以發展‘愛海、親海’的新文化，使台灣成爲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李、周二人也配合戴寶村，共同鼓吹“海洋文化”。李筱峰説：“台灣的統治者雖然是外來的，却是開始讓台灣進入海洋文明的時期，一直從荷蘭下來。老實説，一直到現在，台灣一直都發揮這種海洋文化的性格”。周婉窈也説：“不論先來後到，‘過鹹水’與‘渡海’已成爲台灣住民共同深層的集體歷史記憶，也是擺蕩於海陸之間台灣人的共同印記。台灣人具備了海洋子民的性格，豐富而多元的文化底藴，形塑出台灣海洋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自古以來所藴含深藏的海洋文化因子，使得台灣逐步挣脱政策的桎梏與外在政治環境的制限，逐步地開拓海外經貿與海洋文化。”其目的同樣是建立“海洋國家”，她寫道：“如何整合海洋相關事務，發揮最高度行政效率，不僅是當前國際間最重要的課題和趨勢外，也是台灣邁入新世紀，作爲一個真正‘海洋國家’的重大任務。”台灣要“脱陸入海，以海爲路，積極利用這片屬於海洋台灣的‘藍色國土’，延伸連結世界，從而邁向海洋立國，建構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由此可見，他們鼓吹“海洋文化”的目的是建立“海洋國家”，走向“台獨”分裂主義的道路。

　　（三）李筱峰反對“中華民族叙事”的主將

　　李筱峰不愧是21世紀以來“獨派學者”在“民族歷史書寫”中，反對“中華民族叙事”的主將。他自己承認在大學時“有濃厚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還没有台獨思想”，後來認識到“生長在台灣土地的人民，潜意識已被灌輸成台灣人”“逐步建立起台灣主體的思考方向，在國家認同上逐漸擺脱狂熱的‘中華民族主義’及大中國意識，走上以台灣爲主體的現代民主國家認同。”

　　李筱峰擺脱了“狂熱的中華民族主義”之後，便始終抓住“中華民族”這個關鍵詞，發起“狂熱”的攻擊，爲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竭盡全力。

　　他的長文《檢討台灣的歷史教育》專門寫了一節《漢族沙文主義爲中心的“中華民族”迷思》，此外，他還以“專欄”、演講、接受采訪等方式，專門針對“中華民族”叙事進行惡毒的攻擊。其要點是：

　　1、反對以“中華民族”作爲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他寫道：“以往的歷史教育是着眼於以下幾個史觀：（1）充滿着以漢族沙文主義爲中心的‘中華民族’迷思﹔（2）以‘大一統論’和‘正統論’，灌輸大帝國情結；（3）‘大陸中心─台灣邊陲’的觀點。”“現行國民中學歷史教材的編寫，不以台灣爲主體，而是以所謂‘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爲基砥的大中國國家認同的立場來編寫。”

　　“（北京）以所謂‘中華民族’來作爲其民族認同的符號”“不幸的是，台灣的國民黨竟也以這套意識型態來灌輸給台灣人民，實已爲台灣的國家發展與生存，帶來致命的危機。”“台灣的主體性完全被抹煞。在這種歷史意識灌輸下，台灣的青少年學子，不僅與台灣社會産生疏離感，甚至在國家認同上模糊了方向。明明生長於台灣，而且在台灣之上並無更高的威權宰制，但是‘我國’却是在一個凌駕於台灣之上的地方。”

　　2、强調建構“中華民族”是爲了政治目的，而企圖從學術角度來掩蓋他們攻擊“中華民族”的政治目的。他説：“‘中華民族’一詞是一個政治名詞，而不是學術名詞。”“‘中華民族’這個後設建構的政治名詞，經不起學術的考驗。” “‘中華民族’一詞正是典型的‘爲了政治需要而特别建構’的政治名詞。”“‘中華民族’觀念，又是漢族沙文主義的産物。”

　　3、否認台灣住民屬於中華民族，他認定自己不是漢人。他的“理由”是：（1）移民傳到三代就不認原鄉了。“有一句話這麽説，‘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唐山過台灣，心頭糾一團，是一代二代三代慢慢地在地化，所以台灣不認唐山。” （2）多數台灣住民具有平埔族血統。“今天台灣住民中超過96%的住民雖號稱是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 （俗稱‘漢人’），但其中除了1949年以後來的新移民外，大部份的所謂漢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平埔族的血統。”“我更没有資格當‘漢’姦，因爲我不是漢人，我是來自中國閩粤地區的百越族與台灣南島民族混血的後裔（台灣住民約有八十％都屬類似血統），我甚至還混有印度的血統（不信可問林媽利醫師）。我既非漢人，又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我哪有資格當漢奸？”

　　4、污衊“中華民族主義”對台灣造成傷害。他寫道：“‘中華民族主義’對台灣造成的傷害是：一者，它必然抹煞台灣的主體性；二者，它有反民主的傾向，要不然，它也是凌駕於民主原則、自由主義與法治人權的價值之上。”“台灣史上的外來政權，我們發現來自所謂‘中華民族’的殖民統治者的語言政策竟然是最粗暴的！反倒是來自西方的殖民者荷蘭、西班牙，以及來自東洋的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本土語言都有相當的尊重。”并且呼吁台灣人民起來反對中華民族主義，他説：“這套‘中華民族主義’正是國共兩黨合流對付民主台灣的基因。可悲的是，許多台灣人民深受這套‘中華民族主義’政治迷思的洗腦，至今仍昏睡不醒。起床吧，台灣人，你已經睡四百年了！”

　　戴、周二人也給予配合。戴寶村指出：國民黨當局的教科書“利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創傷，建構國家機制的中國民族主義，當然也强力灌輸中國傳統文化，使文化道統成爲政治系統的輔助”。周婉窈甚至否認“中華民族”的存在，她説：“‘中華民族’是1902年由鼎鼎大名的思想家兼政治家樑啓超所鑄造的新語詞。讀者讀到這裏，可能要感到不可思議——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很自然地’相信中華民族自古就存在。”她又在反對“課綱微調”時指出：“最大的危害：中華文化霸權主義，以及戰後台灣史切割來寫，造成歷史學大退化。”後來又説：“這幾年來有很明顯的改變。史觀視野由傳統的中華民族主義、漢人立場、開發史觀，逐漸建立以立足斯土斯民爲主體的台灣史觀。”

　　他們極力攻擊“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主義”的目的何在呢？李筱峰説：“台灣從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搆成的因素來看，絶對有條件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我們不努力維護台灣的獨立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却和那個想要并吞台灣的中華帝國主義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

　　可是，“中華民族主義”却是反對“台獨”分裂主義的利器，他説：“這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充滿着霸權心態，誰不接受這套神話，誰就是分裂主義者，就是‘民族的罪人’、‘和平的破壞者’”。吴伯雄訪問北京時指出：“兩岸都是中華民族”，李筱峰氣急敗壞地説：“‘中華民族’儼然成爲國共兩黨‘一中統一’的神符靈咒，用它壓制一些亟欲在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民族或區域。誰想在那裏搞獨立，誰就是在破壞‘中華民族’，爲了認同這個虚構的名號，台灣却要犧牲脚踏實地、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的地位，天下之至愚，莫此爲甚！”

　　正是因爲“中華民族”是反對“台獨”分裂主義的有力武器，所以“台獨分子”才要把它當作主要打擊對象。他們反對“中華民族主義”目的就是要爲“台獨建國”效力。

　　四、“民族歷史書寫”的總批判

　　“台獨學者”的“民族歷史書寫”，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經將近40年了。對於他們歪曲歷史的手法以及所傳播的錯誤觀點，兩岸學者已經寫過不少論著加以批判，本院多位同仁也參與其中，在這裏没有必要重新逐一進行批判。

　　那麽要從什麽視角對它進行“總批判”呢？關鍵在於，要把它看作是建構台灣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才能從它的主張及其演變看出它的實質、成效、影響和最終目的。

　　所謂“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簡單地説，“台灣當局”運用法治手段來塑造的“主流文化”，它是從文化領域强化台灣民族主義，以此否定台灣屬於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和中國人，以此與“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相對抗。

　　從這個視角着眼，概括地説，他們在“中華民族叙事”方面有如下一些演變：

　　從把漢人和“原住民”“共同奮鬥”的克服困難精神，看作是“台灣人獨特的性格”，變成“原住民”台灣住民的主體，而漢人則是“外來者”“异民族”；

　　從“多元文化”“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因素”，變成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完全不同，是“另一種文化”“海洋文化是台灣的主體文化”，在台灣文化體系中具有“軸心地位”；

　　從不能説“日本侵佔台灣”只能説“日本取得台灣”，變成主張“日本取得台灣是合法的”；

　　從鼓吹日本文化對台灣的影響，變成主張“日本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從質疑《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變成公然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亦即本來承認1945年中國“接收”台灣（反對提“光復台灣”）、戰後四年台灣屬於中國，現在連這四年也不屬於中國了；

　　從台灣史“不能放在中國史的脈絡裏”，變成把中國史看成“非我族類”的歷史；

　　從要“扭轉中華民族的觀念”，變成把反對中華民族叙事作爲“書寫民族歷史”、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要打擊對象；如此等等。

　　總之，他們要讓台灣人民牢固樹立如下的歷史記憶：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這樣，“台獨學者”所承擔的任務——在台灣歷史領域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就算完成了。

　　在這裏要重點批判“台獨學者”反對“中華民族”叙事的論調。

　　（一）他們提出，“中華民族”一詞是1902年由樑啓超所鑄造的新語詞。

　　是的，“中華民族”一詞並非古已有之。但不能否認“中華民族作爲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强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爲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是由中國歷史上各個民族群體經過長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起來的民族共同體。

　　（二）他們説：中華民族一詞是一個政治名詞，而不是學術名詞，是爲了政治需要而特别建構的政治名詞。用它來“壓制”在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民族或區域。誰想在那裏搞獨立，誰就是在破壞“中華民族”。

　　是的，“中華民族”作爲學術名詞，學術界有過不少争議。它主要是一個政治名詞，是爲政治需要而建構的。是爲了全民族的長遠利益，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共同扺禦外侮、共同反對民族分裂、共同努力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理想而建構的。

　　“台獨學者”利用學術名詞的争議，攻擊“中華民族”，顯然正是“爲了政治需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與“台獨學者”之間不是學術之争，而是政治之争。不必多費口舌，鬥争的目的就是揭穿他們利用“中華民族”的“争議”達到“政治上獨立”的“台獨”實質，這就够了。

　　附帶地説，有些“台獨學者”還利用“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理論，企圖按照自己的“想象”建構出一個“台灣民族”，以此與“中華民族”相對抗。可以説中華民族的建構就是要强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强化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台獨學者”反對“中華民族”認同就是要改變台灣民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然後争取外力的支持，妄圖通過“民族自决”“住民自决”達到“台獨”分裂主義的目的。

　　可以明白地告訴“台獨學者”：這是永遠也辦不到的。我們就是要“遏制台獨”“封殺台獨”“絶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應當指出，21世紀以來“台獨學者”的“民族歷史書寫”已經有了相當的“成效”，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他們的不少觀點已經被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所接受，通過政治社會化，把反對“中華民族”的觀念灌輸到年輕一代的腦海中，形成“恐中”“反中”“仇中”的觀念，把兩岸關係看成异己關係、敵對關係，其影響不只是年輕一代，也嚴重影響一般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進而形成“台灣史是本國史”“台灣是主權國家”“兩岸是一邊一國”的政治觀念，走上“台獨分裂”的危險道路。一句話，他們的政治目的已經部分達到。

　　因此，我們既要揭露“台獨學者”進行“民族歷史書寫”的政治目的，更要加大力度反對“台獨”、遏制“台獨”。要讓多數人都認識到“一切分裂國家的行徑和伎倆都注定是要失敗的”“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要讓“台獨分子”自食惡果，走投無路，才能徹底粉碎“台獨分裂”的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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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李筱峰的故事（6）：國家認同轉變》，https://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8242&Itemid=192

　　16.《台灣新五四運動——民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研討會》，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esespece/posts/2131649883783292

　　17.李筱峰：《檢討台灣的歷史教育》，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40¤tPage=7&AtricleCategory=1

　　18.李筱峰：《漢奸與台姦》，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2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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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李筱峰：《給潘維剛上台灣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24786

　　21.李筱峰：《從一張漫畫談國共合流之必然》，https://blog.xuite.net/chad.yen/22305004/58867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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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李筱峰：《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17721

　　24.李筱峰：《認識祖先與“中華民族”》，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30619/35093207/

　　25.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