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外時期

　　《自由中國》和中國民主黨——《大學雜誌》和書生論政——“黨外”的出現——地方選舉和中壢事件——《八十年代》和《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分歧與合作

　　二、組黨過程

　　組黨的準備——“九二八”和“新黨之夜”——組黨的條件——組黨的時機——組黨的意義

　　三、基本情况

　　黨外的胎記——民進黨的性質——黨員成分——社會基礎——組織系統——主要派系

　　四、政治主張

　　黨綱的特色——住民自决的含義：黨綱、决議——住民自决的含義：不同的解釋——住民自决的實質——“萬年國會”——全面改造——省、市長民選——政治主張的分析

　　五、主要活動

　　1986年底的選舉——“立法院”裏的風波——杯葛“國安法”——“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台獨”言行的發展——組織發展與派系鬥争——海外遊説活動

　　六、多邊關係

　　民進黨對國民黨——國民黨對民進黨——民進黨與共産黨——民進黨與美國

　　七、初步評估

　　評估的標準——建黨以來的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派系矛盾的癥結——結構－功能分析

　　八、發展趨勢

　　民進黨所處的發展階段——四條道路——執政的可能性——1989年的選舉——兩條路綫的論争——民進黨與台灣前途 

　　1986年9月28日，在台灣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民進黨，它的全稱就叫“民主進步黨”，既不是台灣民主進步黨，也不是中國民主進步黨。

　　這裏是一面民進黨的黨旗，四角是緑色的長方形，中間是緑色的台灣島，它坐落在白色的十字之中。這仿佛意味着台灣正處在十字路口上：台灣向何處去，是統一，是獨立，或是其他，還没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同時，它也意味着民進黨也處在十字路口上：民進黨向何處去，在民進黨人中也還没有找到共同的看法。

　　有人説，民進黨是台灣第一個反對黨，它將使台灣走向政黨政治的道路。也有人説，民進黨是“台獨”的黨，它企圖取國民黨而代之，一旦民進黨執政，就會走上“台灣獨立”的道路。還有人説，民進黨是一個全民的政黨，民主的政黨，是爲台灣建根基、爲人民争福祉的政黨。有些人對民進黨評價很低，他們認爲民進黨不成氣候，對台灣局勢的發展不會起多大作用，有些人則看好民進黨，認爲經過幾輪選舉以後，民進黨可能獲得半數以上的選票，成爲執政黨，對台灣政局將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管人們有着多少不同的看法，現在民進黨已經成爲台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了，它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要正確地瞭解台灣政局，就不能不對民進黨加强研究。民進黨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政黨？民進黨將向何處去？愛它的人，恨它的人，以及同情者、關心者、旁觀者……都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本小册子試圖對民進黨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作一個初步的研究。通過對民進黨産生的歷史背景、黨内的基本情况、它的政治主張、建黨以來的主要活動、民進黨和國民黨、共産黨以及美國等方面的關係，對它的現狀進行初步的評估，並對它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爲關心台灣問題的讀者提供參考。

　　一、黨外時期

　　“凡是反對國民黨現有的不民主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而欲有所改變，同時又可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作爲認同和追求的目標的人，都可以視爲‘黨外’。”

　　——王拓：《選舉在黨外民主運動中應有的功能》

　　民進黨是近40年來台灣要求政治改革的各種民間運動的産物。没有民主運動的發展，就不可能出現民進黨。

　　國民黨遷往台灣以後，實行了長達38年的“戒嚴法”，實行一黨專制的統治。在“動員戡亂”的非常體制下，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鬥争，經歷了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

　　《自由中國》和中國民主黨

　　早在1949年底，在國民黨遭到接連失敗，遷往台灣的情况下，由胡適、雷震等人决定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懷着“無論大家對於國民黨的看法如何，我們絶不能對它灰心”的期待心情，配合國民黨的改造，以期“重新收拾殘局”。盡管他們也批評了國民黨當局某些政策和腐敗現象，但主要是鼓吹“自由民主”和用新的方法進行反共，對國民黨及其政權作出側面的幫助。後來，《自由中國》更多地議論台灣内部的政治問題，例如，1956年10月當蔣介石“七秩大壽”時，該刊出版了“祝壽專號”，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施政提出檢討和建言，要求蔣介石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爲”的“總統”，表示了對獨裁政權的不滿；從1957年開始，連續發表15篇《今日的問題》對當時台灣政治、經濟、司法、新聞自由等方面的問題提出批評；該刊提出的“反攻無望論”以及反對黨、“修憲”、“總統連任”等尖鋭的問題，發表了《擁護蔣總統繼續領導而不贊同連任》《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等文章，矛頭都指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於是，《自由中國》及其主要編輯者雷震、殷海光時受到當局的“正視”。

　　雷震是老國民黨黨員，1946年擔任過政協秘書長，還當過“國民大會”副秘書長，1949年擔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政委，擔負“死守上海”的任務，最後從厦門逃亡台灣。殷海光擔任過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到台灣後在台灣大學哲學係任教。他們提倡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台灣某些地方人士中引起了共鳴。他們還主張組織反對黨，1960年曾經連續發表多篇討論反對黨問題的文章，進而着手籌備成立一個“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和反對一黨專政的新黨。他們宣佈以李萬居、高玉樹、雷震爲新黨發言人，準備在九月底正式成立中國民主黨。《自由中國》還發表《大江東流擋不住》的社論，聲援新黨。可是，雷震等人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美國對國民黨的影響力。實際上當國民黨看到上述運動對他們的統治搆成威脅時，便動用輿論工具進行反擊，指責反對黨是配合中共的“統戰陰謀”，接着便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傅正等人。這樣，新黨運動就被鎮壓下去了。

　　這是從國民黨内部分化出來的部分自由主義者要求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它在當時的台灣還缺乏社會基礎，因而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很快就失敗了。不過，《自由中國》和組黨事件對台灣民主運動起了啓蒙教育的作用，所以在回顧40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時，人們都還提起這件事。

　　《大學雜誌》和書生論政

　　1960年代是台灣政治氣氛最爲沉寂的十年。國民黨采取高壓手段，加强思想控制，社會上很少出現不同於官方的言論。1957年創辦的《文星》雜誌，從1961年開始開展“中西文化論戰”，有人全面否定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發表一些憤世嫉俗的言論，引起一些知識分子的共鳴，1965年底這個刊物遭到當局的查封。

　　隨着台灣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不斷流向城市，成爲勞工階級，與此同時，台灣還出現了新興的“中産階級”，這個社會階層的主要利益來源於對外貿易和有關外貿的經濟活動，他們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分工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美、日等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而要求變革國民黨的統治體制，要求參與政治。到了70年代初，隨着“保釣”運動興起，以及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許多國家和台灣“斷交”，國民黨當局處在國際關係挫敗的極大困境之中。在這種情况下，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利用《大學雜誌》這個論壇，提出政治革新的要求，對當時的政局提出不少批評和建議。

　　1971年10月“國慶60週年”時，《大學雜誌》發表了由楊國樞、張俊宏、陳鼓應、許信良、邱宏達、孫震、陳少廷等15人聯名寫成的《國是諍言》一文，在社會上引起比較大的震動。這篇文章指出：“二十幾年來，我們始終在維持着一個龐大、衰老而且與廣泛大衆脱節却以民意爲名的特權集團”，矛頭指向“中央民意代表”，公然向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該刊還發表《國是九論》，就人權、人事制度、“外交”、經濟、教育、社會政治等方面，對當局的各種弊政提出批評和具體的意見，主張“革新保台”，形成了書生論政、青年知識分子參與國是的一個高潮。

　　《大學雜誌》的言論直接影響到台灣大學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在台大校園内掀起了論政問政的高潮。但是，這些政治革新的主張也受到社會上某些勢力的攻擊。1972年12月在台灣大學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會後陳鼓應、王曉波等人被警總“約談”，接着又發生解聘14位教師的“台大哲學係事件”，這場校園内的民主運動就宣告結束了。《大學雜誌》内部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而造成分裂，1973年底宣佈停刊。雜誌社的成員分道揚鑣，有的成爲國民黨的骨幹，有的投身於黨外運動，有的成爲學者而離開了政治活動。

　　顯然，《大學雜誌》的影響主要是在知識分子圈子裏，但它畢竟出擊了當時政治的敏感問題，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對後來民主運動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黨外”的出現

　　所謂“黨外”，在台灣當代史上是一個專有名詞，它指的是國民黨以外同國民黨持不同政見的人士。王拓給它下了這樣的含義：“凡是反對國民黨現有的不民主的政治和社會體制，而欲有所改變，同時又可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作爲認同和追求的目標的人，都可以視爲‘黨外’。”也有人把黨外説成是包括分離運動、自治運動、反對運動、社會運動、本土運動龢民主運動等不同政治主張和派别組成的“反國民黨的聯合陣綫”。

　　早在1969年選舉時，曾任台北市議員的黄信介當選爲“立法委員”，康寧祥當選爲台北市議員。1972年康寧祥、黄天福（黄信介之弟）分别當選爲“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這是黨外人士在“民意代表”選舉中取得的最初成績。從此以後，黨外人士在歷届地方與“中央”的民意代表選舉中，都取得了一些席位。

　　1975年黄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月刊，該刊成爲“民間輿論的發言台”，在文章中提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消除政治偏見和省籍歧視等問題，并且對台灣前途問題進行討論。該刊雖然只是出了五期，就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停刊處分，但它促使在選舉過程中涌現的黨外政治人物與主張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對黨外力量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地方選舉和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台灣舉辦五項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即選舉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縣轄市長和台北“院轄市”議員。這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競選最激烈的一次地方選舉，由800多萬選民從近2000名候選人中選出1318名公職人員。

　　黨外“立委”康寧祥、黄信介在全島進行巡逥助選，不少人以“黨外”名義出來競選，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熱烈場面。選舉結果，黨外人士竟然獲得30%的選票，有21人當選爲省議員，6人當選爲台北市議員，4人當選爲縣市長，這是一個不小的成績。在這次選舉中，黨外活躍分子張俊宏、林義雄當選爲省議員、許信良當選爲桃園縣長，他們在以後的黨外運動中都起了較大的作用。

　　就在這次選舉過程中，爆發了“中壢事件”。當時參加競選桃園縣長的是被開除國民黨籍的許信良和由國民黨正式提名的歐憲瑜。11月19日在桃園縣中壢鎮的選舉中，有人以慣用的手法進行舞弊，故意把投給許信良的票弄成廢票，引起群衆的公憤。縣警察局派了大量警特，動用6輛鎮暴車對群衆進行威脅。一萬多名群衆包圍警察分局，推翻警車，警察以催泪彈企圖驅散群衆，但直到得知許信良當選以後，群衆才逐漸散去。這是1957年“劉自然事件”以來一次規模最大的暴力示威事件，在台灣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在黨外人士中也引起不同的反響，一部分人看到群衆的力量，認爲民心可用；另一部分人則認爲群衆行動中存在着内在的危險性。這就爲以後黨外運動的路綫分歧埋下了伏綫。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面也開始感覺到黨外力量對他們的威脅，他們認爲需要采取更加高明的謀略來對付這個對手了。

　　《八十年代》和《美麗島》

　　1978年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準備展開一場“選戰”，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績。在這次選舉中，出現兩個新鮮的事物：一是“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在全島各地巡逥助選；二是黨外候選人共同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其中包括全面改選“國會”、省市長直接民選、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令、大赦政治犯等，這是黨外人士第一次提出的共同政見。顯然，國民黨和黨外在這次選舉中的對峙和競争將比以往更加嚴重和激烈。

　　但是，1978年12月傳來了中美將於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的消息，這對國民黨當局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使他們面臨30年來最大的政治危機。於是，蔣經國立即發佈緊急處分，下令停止選舉。這樣，“沸騰中的選戰”突然中止，黨外的努力落空了。

　　此後，國民黨以所謂“涉嫌參與匪諜叛亂”的罪名，逮捕了著名黨外人士餘登發父子，又以“擅自參加示威”的罪名對許信良給予停職處分。接着，當局又製造台中事件，取締地下刊物《潮流》事件、中泰賓館事件以及捉放陳映真等事件，一再向黨外施加壓力。

　　黨外爲了掌握輿論工具，開始創辦雜誌。《八十年代》《美麗島》《鼓聲》《春風》等刊物先後出版。各種刊物團結了一批觀點相似的黨外人士，各個雜誌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傾向，所以黨外雜誌的出現，立即顯示出黨外運動内部的路綫分歧。特别是《八十年代》和《美麗島》代表了當時黨外運動的兩條路綫——温和的“議會路綫”和激進的群衆路綫。

　　《八十年代》創刊於1979年6月，由康寧祥、司馬文武等主持，主張采取比較温和的路綫，聚集一批知識分子從事批判的、“理性的”論政。

　　《美麗島》創刊於同年8月，以黄信介爲發行人、許信良爲社長、張俊宏爲總編輯。他們認爲“和平改革已絶望”，不能只停留在“坐而論政”，而主張采取激進的路綫，開展街頭群衆運動。

　　在《美麗島》創刊過程中，舉行了一系列群衆聚會，如創刊酒會以及各地服務處成立時的群衆性演講會等，企圖通過這些活動聯絡各地黨外人士，並争取群衆的支持。“美麗島”實際上是朝向“在野黨”的道路進行試探，使它成爲一個“没有黨名的黨”，所以有人把它稱爲“美麗島政團”。

　　“美麗島”的活動在島内得到相當熱烈的反應，因而引起了當局的重視。有些自稱“反共義士”的人，製造了“中泰賓館事件”，和黨外人士發生正面衝突，接着又對黄信介的家宅和美麗島的服務處進行恐嚇和騷擾。據説，有一種“陷阱理論”：當局故意讓黨外的活動愈演愈烈，然後進行挑釁，製造暴力事件，使黨外墮入“違法”的陷阱，從而給予致命的打擊。

　　美麗島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邀請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行“紀念世界人權日”集會，他們事先向當局申請，未獲批準。黨外人士據理力争，並準備按原定計劃進行。當天下午當局表示允許大會在指定地點進行，但不得使用火把、木棍，不得遊行。情治單位早已出動大批軍警和“鎮暴”器械包圍會場。會議主持者施明德、姚嘉文臨時决定改在中山路大圓環附近開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群衆參加。黄信介、姚嘉文等人相繼發表演説，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後來群衆越聚越多，有人私自點燃火把，開始遊行。這時“鎮暴”軍警堵住了各處通道，縮小包圍圈。有人故意製造事端，於是鎮暴車輛開始噴射催泪瓦斯，引起群衆和軍警之間的衝突。在這次事件中，有上百名憲警受傷，民衆受傷的人數則没有可靠的統計。

　　事後，“台灣當局”以“具有叛國意念，共謀顛覆政府，與海外叛國分子勾連，策劃暴力奪權”的罪名，逮捕“美麗島”核心人物黄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吕秀蓮、陳菊、施明德以及林弘宣（屬於長老教會）等人，後來又逮捕了有關人員數十人。1980年2月28日發生震驚全島的林義雄“滅門命案”，林的母親和他的孿生女兒被殺。4月經法庭審理，對黄信介等8人進行判决。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進行”的罪名，判處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施明德無期徒刑，姚嘉文、張俊宏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外3個人由司法機關判刑。這就是著名的“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

　　經過這個事件的打擊，“美麗島政團”幾乎完全崩潰了。幾年來黨外邁向組黨的發展趨勢遭到了挫折。黨外人士認爲這個事件是“國民黨設計的一個圈套”，他們上當了。

　　“美麗島”崩潰以後，康寧祥未能把黨外力量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時逐漸興起了兩股黨外力量：一是以“美麗島”爲被告人進行辯護的律師，如尤清、張德銘、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一是“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如張俊宏的太太許榮淑、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他們在1980年“民意代表”選舉和1981年地方選舉中，取得突出的成績。許榮淑、張德銘、黄天福當選爲“立法委員”，周清玉當選爲“國大代表”，尤清當選爲“監察委員”；蘇貞昌、游錫堃當選爲省議員；謝長廷、陳水扁當選爲台北市議員。除了美麗島係以外，黨外人士康寧祥、黄煌雄、王兆釧、邱連輝、黄石城、陳定南等不少人也當選爲各項公職人員。由於黨外在這次選舉中采取了組織化行動，所以有人認爲黨外已經是具備了“雛形政黨”的條件，或者稱之爲“黨外黨”。

　　分歧與合作

　　黨外除了投入選舉以外，還致力於創辦雜誌，製造輿論。當時涌現了《關懷》《生根》《深耕》《代議士》《鐘鼓樓》《蓬萊島》《前進》《八十年代》《亞洲人》《夏潮論壇》以及《時代》系列等黨外雜誌。據統計到1984年3月爲止，有29種黨外雜誌創刊或復刊。這些刊物宣傳黨外的政見，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弊政。同時也就黨外運動本身的問題展開論戰，進入了“黨外雜誌的戰國時代”。

　　不同的雜誌反映了黨外各派的不同主張和各派之間的矛盾，特别是新生代和康寧祥係的矛盾。從1982年開始，新生代掀起了“批康”風潮，提出“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批判康寧祥等人放棄對警備總司令部拒絶接受問詢的杯葛，而與國民黨進行妥協談判，説康寧祥是“保持現狀，見好就收，見壞就走，待價而沽”的政治人物，甚至把康寧祥稱爲“國民黨同路人”。雙方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國民黨的態度，是私通、出賣、變節，還是必要的妥協？對黨外運動的路綫，是公職掛帥，還是多元參與？是“議會路綫”，還是群衆路綫，是改革體制，還是體制内改革？

　　由於黨外各派出現分歧以致在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時，黨外人士之間相互攻訐，互相拆台。有人公開主張“康寧祥應放棄競選第四任‘立委’”，結果在這次選舉中，康係遭到慘重的失敗。康寧祥、張德銘、黄煌雄全部落選，而且還波及美麗島係的黄天福、許國泰等人。在這種情况下，有些人開始疏遠了黨外運動，新生代所辦的刊物政治色彩也淡化了，公職人員之間的聯繫也减少了。總之，内部矛盾和選舉失敗，削弱了黨外的實力。

　　黨外的矛盾，從組織上看，集中體現在“編聯會”和“公政會”兩大系統上。所謂“編聯會”是黨外新生代在“批康”過程中組織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其成員是一批年青人，包括一些黨外的“黨工”人員。所謂“公政會”是由部分現任和曾任公職人員的黨外人士組成的“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據“公政會”第一任理事長費希平説：“公政會”在“立法院”旁邊租到一棟辦公處，“這是黨外有形組織的開始”。以上二者成爲黨外勢力的兩大派别，“編聯會”對“公政會”的一些行爲提出嚴厲的抨擊，雙方的矛盾擴大成爲所謂“鷄兔之戰”，這説明存在着兩種不同身份、不同政治主張的黨外人士，他們之間的分歧日益明顯，逐漸形成黨外的路綫鬥争。

　　可是到了1985年地方公職選舉時，“公政會”和“編聯會”感到有必要再度進行合作，才能避免1983年選舉失敗那樣的結局。他們共同組成“黨外後援會”，推薦42名候選人參加競選。由於黨外各派的合作，在這次選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黨外獲得大約30%的選票，有26名候選人當選，其中省議員11人，台北市議員11人，高雄市議員3人，以及高雄縣縣長。“後援會”提出20項共同政見，包括“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决定”的主張。黨外還提出這樣的口號：“新黨新氣象，自决救台灣”，這可以説是黨外運動的兩大目標。至此，黨外組黨的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二、組黨過程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三、四十年來台灣在野反對力量一再犧牲、奮鬥的初步結果，也是台灣政治、社會邁向健全發展的一個新的起點。”

　　——陳忠信：《卅年漫漫組黨路》

　　在黨外運動發展的過程中，黨外人士感覺到有必要組織一個政黨，以便於共同行動，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所以，組黨問題早已在一些黨外人士中間進行醖釀。有些人開始研究組織架構，討論草擬黨綱黨章以及重大的政策主張，甚至有人公開鼓吹組黨。民進黨究竟是怎麽樣組織起來的？爲什麽它可以在1986年大家都没有估計到的時刻成立？我們準備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探討。

　　組黨的準備

　　1984年5月成立的“公政會”，由費希平任理事長，林正杰任秘書長。1985年改由尤清任理事長，謝長廷任秘書長。經過尤清等人的努力，緩和了“公政會”和“編聯會”的矛盾，共同組成了“黨外後援會”。在1985年選舉時，黨外人士曾經議論過組黨問題，“但是聲調似乎不高，也不很强有力”，這説明組黨的條件尚未成熟。

　　1986年2月“公政會”開始醖釀設立各地分會，希望造成“準黨”的架構體系，這顯然是黨外走向普及化、經常化的一個行動，也是黨外組黨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時，康寧祥首先申請在台北市設立分會，其他縣市也相繼提出申請。國民黨得知這個情况，便重申設立分會將於取締。於是，國民黨和黨外的關係頓形緊張。經過三位台大教授和政界元老陶百川的斡旋，國民黨當局决定與黨外進行溝通。5月10日溝通會議達成三點結論：一、實施“憲法”，推行民主“憲政”；二、同意成立“公政會”及其分會，但對登記和名稱問題有待進一步磋商；三、共同爲政治和諧而努力。這樣，“公政會”從“非法”變爲“合法”。當天就有顔錦福、陳水扁、黄天福等出來組織“台北市分會”，其他縣市的分會也相繼成立。7月間，康寧祥、林正杰等人又在台北市成立另一個分會：首都分會。

　　與此同時，組黨的準備工作也在進行。早在6月間“公政會”已經組成秘密的建黨委員會，“編聯會”系統也成立了組黨工作小組。7月，康寧祥主持的首都分會提出一個“台灣民主化時間表”：1987年組黨，1988年解除戒嚴，1989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1990年“總統”民選，1991年台海和平。8月，“公政會”首都分會舉辦“組黨説明會”，“公政會”和“編聯會”還聯合舉辦“行憲組黨説明會”。但是黨外人士對組黨的看法並不一致。例如，尤清不同意1987年組黨的看法，他主張在當年8月立即組黨，“公政會台北市分會”則主張在年底選舉前夕完成組黨工作。“編聯會”總幹事邱義仁主張組織“剛性政黨”，要有明確的政黨綱領，要講求意識形態；“公政會”秘書長謝長廷則主張成立“柔性政黨”，可以包容各種不同政見，而不必刻意講求意識形態。組黨是一件大事，在組黨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上述意見分歧未展深入的討論，説明組黨的準備工作還不充分。

　　其實，組黨準備早已開始。1981年就有人議論組織反對黨，1983年再度提出。1985年費希平去美國時，洛杉磯台灣同鄉舉行“組黨促進會”，費希平回台灣後召集了“組黨座談會”，後來連續舉行過多次類似的會議。1986年5月許信良、謝聰敏等人在美國宣佈籌組“台灣民主黨”，并且表示要“遷黨返台”，這對島内黨外人士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促使他們加緊組黨的活動，上述一些“組黨説明會”就是在這種情况下舉行的。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已經開始議論組黨的原則，草擬黨綱黨章，爲正式組黨創造條件。

　　費希平曾經提出“組黨五原則”：應當是民主政黨，不應該强調地方意識；與國民黨和平共存、公平競争；在“憲政體制”下運作，走“議會路綫”；“反共”並與“台獨”劃清界限；對“國是”應有自己的主張，不作民主花瓶。其實，這些原則國民黨是可以接受的，而在黨外人士中有一部分人是不贊成這些原則的。

　　九月中旬，費希平、康寧祥、尤清等聯名邀請黨外各團體代表和知名人士共同討論組黨問題。當時正值台北市議員林正杰被以誹謗罪判刑，林正杰放棄上訴，於是黨外人士組織上萬人在台北、中壢、高雄等地開展“送别林正杰”的街頭運動，黨外士氣急劇高漲，引起全島的震動。9月27日舉行溝通和組黨座談會，决定第二天在黨外後援會提名1986年候選人的同時，宣佈成立組黨籌備會。

　　“九二八”和“新黨之夜”

　　9月28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黨外選舉後援會，提名年底參加“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候選人，同時討論組黨事宜。

　　當天上午原來計劃討論推薦問題，可是尤清、謝長廷臨時動議先討論組黨問題，并且提出“自願擔任組黨發起人的請簽名”。到會人士反應相當强烈，在場的123人全部簽名作爲新黨發起人。接着，議論黨名和是否立即組黨等問題，并且公推費希平爲發起人會議召集人。由於當天的主題——推薦候選人的工作尚未進行，只好暫時停止組黨問題的討論。經過四個小時的討論，確定了各選區的人選，這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了。休會進餐後，利用後援會會議的空檔時間，舉行組黨發起人會議。關於黨綱，只是由洪奇昌作了報告，没有進行討論。黨名問題則引起了争論，謝長廷主張用“民主進步黨”，而不加上“中國”或“台灣”，以避免“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困擾。

　　三時半，黨外後援會舉行正式的推薦大會，被推薦者一個個地上台，舉行了宣誓、授旗等儀式，直到四點半結束。

　　五時，再舉行發起人會議，簽名者已達132人。會議首先討論黨名問題，大多數人贊成采用“民主進步黨”的名稱。接着，推選組黨工作小組成員，結果由費希平、尤清、顔錦福、謝長廷、游錫堃、傅正、黄爾璇等七人擔任。在發言時，朱高正提出“乾脆今天宣布新黨成立”的建議，得到很多人的贊成。六時，費希平宣佈：“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會場響起一陣掌聲和歡呼聲。

　　民進黨就這樣出乎人們意料地匆匆忙忙地誕生了。連記者們都不相信，他們問道：“是真的成立了嗎？”其實，何止記者，連組黨發起人也没有預料到。據《自立晚報》報導：民進黨的成立，“不但令外界感到事出突然，即連大多數的黨外人士本身也感到意外。”當天有不少與會者還主張先簽署發起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然後召開成立大會。所以，當聽到民進黨成立的消息時，不少人都認爲它是一個“早産兒”。

　　宣佈成立以後，民進黨的建黨工作小組展開緊張的工作，對黨綱、黨章、各項工作綱要、代表大會的組成和開會日期等進行了仔細的討論。10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表示，在公佈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以後，可以解除黨禁，但新黨必須遵守“憲法”“反共”、與“台獨”劃清界限，並不得再從事群衆運動。國民黨負責與黨外溝通的樑肅戎等人向費希平提出，希望民進黨推遲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至少推遲到年底“民意代表選舉”結束以後，這個要求遭到費希平的拒絶。民進黨之所以打算在選舉之前召開代表大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藉助這個大會在選舉中獲得更多的選票，同時也考慮到在選舉之前召開大會，國民黨還不便於公開翻臉抓人，否則他們在選舉時將會遇到一些麻煩。

　　11月6日民進黨公佈黨綱、黨章，并且宣佈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將在選舉活動開始以前召開，實際上建黨工作小組已經决定10日召開代表大會。

　　10日下午1時，民進黨在極端保密的條件下，在台北環亞飯店舉行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63人。大會討論了黨綱、黨章，選舉出31名中執委，11名中評委。

　　當天晚上在金華“國中”舉辦“新黨之夜”晚會，向群衆宣告民進黨正式組成。近萬人參加了這個民進黨人稱之爲“籌備了40年的民主饗宴”的晚會。

　　晚會結束以後，進行中常委、中評委常委、黨主席的選舉。費希平以最高票當選爲中常委，人們都認爲他將成爲民進黨的第一任主席。此外，有人估計尤清、康寧祥也是黨主席的人選。可是選舉結果是13票比12票，江鵬堅比費希平多出一票當選黨主席，這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

　　有人認爲費希平之所以落選，是因爲他和康係太接近，他過去的主張未能得到人們的贊同，而且他是外省人。也有人認爲選舉黨主席涉及民進黨内各派系的鬥争，當時美麗島係力量不大，新潮流係和康係的矛盾比較突出，在勢均力敵的情况下，處在中間狀態的江鵬堅得到新潮流係的支持，終於以微弱的多數當選。

　　不管怎樣，民進黨的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終於召開了，并且選出了中央領導機構，這表明民進黨已經作爲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出現在台灣政治舞台上。

　　組黨的條件

　　通過以上歷史過程的叙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進黨是30多年來台灣民間運動（主要是民主運動，也包括反對運動、本土運動、分離運動、社會運動等）發展的産物。正是由於這些運動的發展，有愈來愈多的人參加到運動中來，這就爲組黨提供了政治資源和群衆基礎，多年來的黨外運動也爲組黨準備了一定的幹部。爲了黨外勢力的進一步發展，爲了在競選中取得更大的成績，黨外人士感覺到有必要成立一個可以領導黨外運動向前發展的政黨，通過多次助選活動，初步形成一些共同政見，這就爲組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條件。所以，應當説，黨外各個派系以及所有的次級團體和黨外運動的參與者都爲民進黨的成立作出了貢獻。

　　當然，民進黨的産生也是和二、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分不開的。19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從内向發展的進口替代轉變爲向外開放的加工出口經濟。當時引進大量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紡織工業的資本和技術，利用本地大量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産、加工、裝配，然後將産品銷往國際市場。這樣，農村廣大小自耕農被迫流入城市成爲勞工階級，與此同時，在都市里出現了介於大財團和小自耕農、勞工階級之間的中産階級。所謂中産階級，一般指的是中小企業主、經理人員、科技人員、中上層公教人員以及企業受雇者等等。他們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他們教育程度比較高，同外國資本有密切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一方面，他們要求參與政治，繼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他們對台灣的處境缺乏深刻的反省，對外國資本的依賴也使他們的變革要求具有限制性。台灣學者陳忠信曾經指出，台灣中産階級具有“前瞻性/限制性的兩重性格”，這個特徵“深深影響台灣黨外反對力量的體質”。總之，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中産階級的成長，爲民進黨的誕生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

　　當然，當代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都對民進黨的産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不代表民意的“萬年國會”，不良的社會風氣，嚴重的公害污染，與經濟發展、教育普及不相適應的文化危機，以及國際地位的低落等等，都爲民進黨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組黨的時機

　　根據費希平説，在組黨時，他們準備了三批人馬。第一批如果被捕，就由第二批人繼續組黨，第二批如果被捕，第三批人立即頂上，直至新黨組成爲止。這説明在組黨時他們曾經擔心受到國民黨的鎮壓。組黨人員已經做了被捕甚至犧牲的準備。可是，國民並没有采取鎮壓的手段，這究竟是爲什麽呢？從另一方面來看，黨外爲什麽要選擇這個時機來組黨呢？這就需要進一步分析。

　　從黨外來説，選擇這個時機，考慮到多種因素：當時黨外人士爲了對付年底的選舉聚集在一起，以“選舉後援會”的名義召開會議，黨外各派都有人參加。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選舉以後再召開會議就困難了；參加年底競選的候選人及其所屬的派系不敢反對組黨，否則在選舉時將失去其他派系的支持；在海外的黨外人士提出“遷黨返台”的口號，對島内是一個很大的刺激，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組黨的步伐；國民黨在選舉前夕估計不敢采取鎮壓手段對付新黨，否則他們在選舉中將失去一部分選票；美國某些人士促進台灣組黨。在這種情况下，他們認爲當時是組黨的有利時機，立即組黨可以起這樣的作用：第一，組黨是在政治上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可以造成既成事實，把球踢給國民黨，看它如何處置；第二，組黨以後可以用政黨的名義和國民黨談判，增加談判的分量。至於會不會遭到國民黨的鎮壓問題，黨外人士也做了研究，他們估計在選舉前夕進行暴力鎮壓的可能性不大，但組黨人員可能被捕，不過即使被捕也只能按“妨害公務罪”判刑二年，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組黨發起人都抓起來，這樣，没有被捕的人還可以繼續活動。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黨外人士就敢大膽地的組黨了。

　　從國民黨來説，他們是一貫推行一黨專制，反對台灣任何政治勢力組織政黨，特别是反對黨，直到民進黨組黨時，國民黨當局還没有開放黨禁。可是，民進黨公然突破禁令宣告成立，國民黨爲什麽不采取鎮壓手段呢？

　　這當然和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遷、黨外運動以及國際環境等等因素有很大的關係。這裏只是分析一些近期的因素，例如，第一，由於黨外力量的發展，1986年以來發生了不少政治案件，表明黨外不會輕易屈服，國民黨當局考慮采取比較温和的手段，以便樹立比較民主的開明的形象。蔣經國主張和黨外“溝通”，體現了國民黨内所謂“和而不同”的比較開朗的策略。第二，“十信案件”“江南案件”給國民黨以相當大的衝擊，使它的威信下降，已經對選舉産生不良的影響。如果對新黨采用鎮壓手段，對選舉將更加不利。第三，菲律賓馬科斯下台，南朝鮮民主運動發展，這些情况給台灣人民和反對勢力以鼓舞，也給國民黨當局敲響了警鐘。“菲律賓現象會不會在台灣重演”已經成爲人民關心的課題。第四，美國某些議員宣佈成立“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主張取消戒嚴令，提倡民主化，并且警告國民黨，如果延阻民主政治的進行，可能會嚴重損害美台之間的密切關係。此外，據説美國方面當時曾經對蔣經國本人施加了壓力。第五，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共産黨對台灣政策的影響，使國民黨不得不考慮政治革新，以鞏固其對台灣的統治。第六，國民黨不采取高壓手段，也是因爲它認爲自己有能力對付民進黨。

　　當然，民進黨突然成立，給國民黨帶來不小的震動。究竟如何對付民進黨，是允許它存在，還是要取締它、消滅它，成爲國民黨面前的一個難題。允許，就等於公開承認可以違反戒嚴令和黨禁而不受處置；取締，民進黨已經成立，不用暴力手段是無法清除的。國民黨當局經過研究，决定采取比較緩和的措施。一方面繼續進行溝通，包括組黨問題在内；另一方面則認定民進黨還處在籌備階段，尚未正式成立。這就暫時爲自己找到了台階。因此，直到民進黨正式備案之前，國民黨既没有承認民進黨，又没有給予取締。

　　組黨的意義

　　人們常説，民進黨是一個“早産兒”，説它“先天不足”，這不外是指民進黨成立之時内部的整合還没有完成。没有形成統一的政治主張和堅强的領導核心等等。其實，世界上有許多政黨都不是在具備了充分的條件時才建立的，當它們剛剛成立時，人們總是覺得它們幼稚、虚弱甚至可笑，“先天不足”似乎是一個通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不管怎麽解釋，民進黨畢竟誕生了。

　　對於民進黨的成立，人們有各種不同的評價：

　　有人從民主運動的角度來評價，認爲民進黨的成立標誌着台灣民主運動“邁入民主進步黨的時代”；“進步運動邁入了新的里程碑”；“進入政黨政治新階段”。

　　有人從政治體制來考察，指出民進黨作爲台灣第一個反對黨，它的成立是“台灣政治運動的重大里程碑”，從此“台灣的政治體制將進入一個變遷的時期”。

　　有人從“台灣人”的角度看問題，認爲民進黨的成立是“台灣人長期抗拒外來統治者壓迫下所産生的一點小成果”，但“對台灣及整個中國的政黨史而言有其極重要的意義”。

　　有人從在野黨力量和台灣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認爲民進黨的成立是“三四十年來台灣在野反對力量一再犧牲、奮鬥的初步結果”“意味着戰後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邁向了一個真正民主、多元社會的門已經開了”。

　　但是也有些人認爲民進黨的成立不具有什麽重大的意義，因爲它還没有明確地表明應當組成一個什麽樣的政黨，所以它“只是一個空殻子，僅僅把‘公政會’换一個招牌而已”。

　　一些國民黨人則認爲民進黨的黨綱、黨章“充滿了分離意識和台獨傾向”，民進黨之所作所爲“不合政黨政治之常規”，它企圖推翻現行體制，“這個政治團體是没有前途的”。

　　其實，一種社會現象的出現並不可能立即看出它的全部歷史意義，有些歷史現象甚至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充分體現出它的意義。在民進黨剛剛成立時，人們對它作出上述評價，不管它是高是低，要對它進行全面的評價還爲時過早。不過，我們可以同意以下一些看法：民進黨的成立是台灣民間運動長期發展的産物；是對“台灣當局”禁止民間組黨的一個歷史性的突破；是台灣反對運動以政黨形式走向組織化的一種表現；是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體制一個有力的衝擊。

　　至於民進黨的成立是不是使台灣進入政黨政治階段？民進黨和台灣現代史上的民衆黨、共産黨以及文化協會相比，在台灣政治史上將佔有什麽樣的地位？這類問題都還需要留待一定的時間以後才能做出恰當的判斷。

　　附：民進黨組黨工作委員會名單

　　費希平　尤　清　謝長廷　顔錦福　游錫堃　黄爾璇

　　傅　正　康寧祥　江鵬堅　洪奇昌　許榮淑　張俊雄

　　周滄淵　蘇貞昌　郭吉仁　周清玉　邱義仁　陳　菊

　　三、基本情况

　　“正因爲我們是一個多元社會的民主政黨，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衝突，但是我們也有一定的共識，……”

　　——尤清：《新黨和現存政黨是平等的》

　　民進黨的成立標誌着“黨外”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名詞。現在我們要來研究民進黨本身了。民進黨是一個什麽性質的黨？它有哪些特點？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以及内部的組織和派系等基本狀况如何？我們就此進行一番考察。

　　黨外的胎記

　　民進黨是從“黨外”發展起來的，它必然受到黨外時代的影響，帶有黨外時代先天性的特徵，即黨外的胎記。這也可以説是黨外留給民進黨的“遺産”，既有財富，也有負債，即既有正面的影響，又有負面的影響，它們對今後的民進黨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還將對民進黨的發展繼續發生影響。

　　民主性、反抗性、草根性都是民進黨的先天性的特徵。

　　民主性指的是黨外運動是在民主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黨外一向以台灣政治民主化作爲自己的訴求。1978年“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的“十二大政治建設”就指出：“我們深信：民主、自由是我們不容剥奪的政治人權”，并且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以及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等民主要求。1979年出版的《美麗島》第一期就《民主萬歲》爲主題發表“黨外政論”，指出“我們相信，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泪的夢就是：民主”“西方民主——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往往流於獨佔性的民主，這並不是徹底完美的民主，所以，我們中華民族對民主的實踐還大有貢獻的餘地”。争取民主權利成爲黨外主要的政見之一，現在民進黨是仍然爲尚未獲得的民主要求，仍爲全面改選“國會”、省市長民選等等進行抗争。

　　反抗性指的是不少黨外人士爲了争取政治民主化敢於同國民黨當局展開鬥争，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不論是在競選過程中，或是在議會的講壇上，街頭的群衆運動中，黨外人士都敢於觸動國民黨設置的“禁區”，與當局相峙、對抗。盡管有些人因此被逮捕入獄，甚至遭到美麗島事件那樣的厄運，黨外人士始終没有停止反抗鬥争。當“餘登發事件”判决時，黨外人士表示“我們願意爲台灣民主的前途坐牢”；在美麗島事件後，受刑人家屬和辯護律師站出來抗争；雜誌被查封，换一個名稱繼續出版；一人被判刑，成千上萬的人“歡送入獄”；……這些反抗鬥争的歷史事實對民進黨人仍然有着示範的作用。在議會和街頭運動中經常體現出這種反抗性。

　　草根性指的是黨外人士與台灣民衆的密切關係。黨外人士多數屬於台灣省籍，他們有的就是地方勢力的代表人物，例如高雄縣的餘家班，嘉義市的許家班，新竹市的施家班等等，在地方上有雄厚的實力，有些黨外人士經過長期的經營，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群衆基礎，例如宜蘭縣一直是黨外的重要據點，尤清在台北縣，許榮淑在台中縣，朱高正在雲、嘉、南都有一定的基礎。草根性是有兩重性的，一方面可以得到地方勢力、當地群衆的支持，有利於競選等活動，另一方面往往和“角頭”、派系、草莽性格等等聯繫在一起，容易發生黨同伐异、互不服氣的毛病，在言論上喜歡夸張，訴諸情緒，在行動上往往有暴力的傾向。黨外人士争取台灣人民獲得民主的權利，提出“出頭天”的口號，得到台灣人民，特别是台灣人士的支持，我們從歷年選舉的得票率可以看出這一點。1980年黨外“立委”候選人得票率爲13.9%，1983年增加到16.8%，1985年地方選舉時，黨外候選人得票率爲15%，1986年選舉時的得票率爲22.17%。這至少説明黨外（包括民進黨）存在一定的社會基礎，得到一部分群衆的支持，這是民進黨的草根性的一種體現。

　　路綫分歧和派系矛盾也是黨外運動留下的“遺産”。

　　在黨外運動初期就存在着不同的路綫，有的主張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經濟上的平等，對勞工階級給予較大的關懷；在台灣前途上主張和大陸統一。有的則主張政治上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强調兩黨輪流執政、互相制衡；經濟上自由競争，並以社會福利制度改善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在台灣前途上則强調地方主義。到《八十年代》和《美麗島》雜誌創刊以後，“兩條路綫，兩種策略”的分歧就更加明朗化、公開化了。

　　《八十年代》主張采取温和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論政路綫，他們認爲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已經相當牢固，一般民衆並不要求由另一個政權來取代國民黨當局，因此要以現存的體制爲基礎進行改革，主張利用輿論，發動社會力量，迫使國民黨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而不應當强調群衆運動和暴力。這就是所謂“議會路綫”。

　　《美麗島》則主張采用激進的、甚至是暴力的群衆路綫，他們認爲國民黨力圖鞏固其統治，只用温和的理性的手段將無濟於事，應當發動群衆，采取激烈的言論和行動，對執政黨施加壓力。有人指出，這一派的主張是：“原則上不使用暴力，但是却不排除使用暴力，甚至於故意將整個群衆運動帶到‘暴力邊緣’，以迫使政府讓步，而達到其政治目的。”這就是所謂群衆路綫。

　　派系矛盾在黨外運動過程中逐漸地形成、發展，也發生過分化和重組。早期以康寧祥爲代表的《八十年代》和以黄信介爲代表的《美麗島》實際上是黨外運動的兩大派系。“美麗島事件”出現瞭如下派系：以康寧祥爲代表的“康係”，被稱爲主流係，他們主張通過選舉，在議會中從事體制内的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康寧祥、費希平、黄煌雄等；美麗島係，包括美麗島受刑人和辯護律師等，以許榮淑、許國泰、黄天福和尤清、江鵬堅、陳水扁、謝長廷等代表，它們主張用群衆運動帶動“議會鬥争”，進行社會改革，并且强調本土意識；新生代，後來組成“編聯會”，主要是黨外的“黨工”和編輯記者，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邱義仁、林正杰等人，後來發生了分化。這個派系中的一部分人對國民黨具有“讎恨意識”，“台獨”意識很强，主張用激烈的手段開展鬥争，改革體制。此外，還有被稱爲“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夏潮聯誼會，以陳映真、王拓等爲代表；以及地方實力派，如高雄黑派、新竹施家班等；宗教勢力，如基督教長老會中的一些人士等等。後期則形成黨外“公政會”和“編聯會”兩大派系。

　　西論學者杜勉（Jurgen Domes）根據政治觀點的差异，把黨外勢力分爲五個派系：一、行動派，以美麗島政團爲代表，因高雄事件而解體，影響力有所削弱；二、孤星派，以美麗島核心人員的家屬爲主；三、國家社會主義者，是一支意識形態取向最强烈的反國民黨的勢力；四、地方派系，在政治立場上與國民黨有矛盾，以地緣關係取得當地群衆的支持；五、自由主義者，以康寧祥爲首，主張體制内改革和領導結構本土化。還有的學者做了其他的分類。

　　應當指出，派系結構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在不斷地變化着。有的人原來屬於這個派系，後來却轉到别的派系去了。現在有不少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已不被列入美麗島係，而不少原來與美麗島事件無關的人却成爲美麗島係的骨幹。派系矛盾引發了相互之間的批評，甚至相駡，彼此不同的恩恩怨怨，造成黨外乃至民進黨内的矛盾、隔閡以及對立情緒。這些“包袱”至今影響着民進黨的發展。

　　民進黨的性質

　　民進黨是一個什麽性質的黨？人們看法不同。我們先看看民進黨一些領袖人物的看法：

　　民進黨第一任主席江鵬堅指出，民進黨是一個使命政黨，它擔負着改革體制的任務；又是一個全民政黨，它是反對勢力的聯盟，而不代表任何特定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是一個民主政黨，追求西方式民主，强調和平方法及反對暴力爲原則。

　　第二任主席姚嘉文寫道：“民進黨是個‘民主運動’的政黨”“民進黨是民主政黨，不是革命政黨”“民進黨……具有外造政黨和使命政黨的特質”。至於民進黨的使命是什麽？他認爲，總的來説，就是“民主、自决、救台灣”。

　　第三任黨主席黄信介則强調民進黨的反對黨性格，他指出，民進黨是“台灣第一大反對黨”，要“充分扮演反對黨角色”“我希望把民進黨改造成一個形象上很可靠，讓人民覺得很安全的反對黨”。同時，他主張民進黨應當從反對黨過渡到執政黨，“建立反對黨就必須要有一個單純的雄心——執政”。

　　但是，站在民進黨以外的角度考察，人們對民進黨的性質則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認爲民進黨的性質至今還不明確，“到底要成爲什麽樣的政黨尚未完全定型”。所以有人説它是“台灣長期反對運動的集合體”，或是“异質性的以反對國民黨爲主體訴求的政黨”“本質上是一種聯合陣綫”“是一個鬆散結盟的統一戰綫，在一個最低綱領——住民自决的基礎上結合在一起”。有人則把它看作是一個群衆運動的政黨。國民黨人有的把民進黨説成是“台獨”政黨。

　　至於民進黨的階級屬性，有人説它是“全民政黨”，不代表特定階級，不是代表勞工階級的黨。有人針對“全民政黨”的説法提出批評，指出，國民黨龢民進黨都自稱爲“全民政黨”，實際上“無論從衝突理論來説，或是從功能理論來看，‘全民政黨’都是騙人的”。有不少人説民進黨是“中産階級的黨”；有的説民進黨“現在的階級屬性仍處在中産階級與農工階級之間的曖昧狀態”。由於過去在黨外運動中曾經吸收過這部分中下階層的群衆，同時，一些中上階層的群衆出自參與政治的願望也投入了黨外陣營，這兩個社會階層在經濟利益上存在矛盾，這使得民進黨的代表性面臨着一個大問題。正如有人所説的那樣，民進黨的性格中有妥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它把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主張容納在内。例如，生産民主化的主張就和中産階級的利益發生矛盾，當中小企業者和勞工發生衝突時，民進黨就陷入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境地。所以有人説：“人人都不特别覺得新黨可以代表他的利益”。

　　至於民進黨是不是一個反對黨？看法也不一致。上面説過，黄信介强調民進黨作爲反對黨的性格。當然，一般提反對黨也是可以的，但在嚴格意義上説，還不具備條件。江鵬堅認爲由於台灣政治結構没有改變，即使經過多少次選舉，民進黨也無法執政，所以“就當前實際情勢而言，民進黨絶非傳統意義中的在野黨和反對黨。”姚嘉文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寫道：“如果我們説台灣已進入了正常化的政黨競争政治，則未免言之過早。爲什麽？因爲民進黨事實上仍未取得政治地位的平等。……在國民黨的權謀詐術下，民進黨的政黨角色並未受當權者尊重，反而處處受到打擊。除了國民黨統治心態仍不正常之外，更重要的是當前台灣的政治結構與憲政運作脱軌嚴重，極不正常，因此也使得民進黨難以扮演一般民主國家中所謂‘忠誠反對黨’的角色。”

　　總的來看，可以説，民進黨是台灣一部分反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的集合體，它至今還没有明確的統一的政治目標，在性質上説，也還没有完全定型，不過從它的政治訴求來看，主要是反映了中産階級的政治要求，但還不够明顯。所以，應當説，民進黨的性質還没有完全定型，它可以隨着形勢的發展和内部的整合而逐漸明朗化。1989年5月12日，民進黨完成了備案程序，從“内政部”領取了政黨證書和圖記。這意味着民進黨已經接受現有的“憲法”和政治體制，成爲一個合法的政黨。這樣，走上“忠誠反對黨”的道路的可能性似乎加大了。

　　黨員成分

　　建黨初期，民進黨黨員只有1300人，現在發展到近2萬人。

　　起初，民進黨的成員主要由黨外運動中次級團體的成員，采取“轉化”方式成爲黨員，而暫不公開吸收黨員。最初的黨員包括以下幾種人：一、宣佈組黨時的132名組黨發起人；二、黨外“公政會”和黨外聯誼會的成員；三、黨外“編聯會”及其他黨外團體的成員；四、黨外現任公職人員；五、對黨外運動有重大貢獻者。其所以不公開吸收黨員，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民進黨剛剛成立，人們對它還要觀察一段時間，才能作出判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存在這樣一個顧慮：“如果國民黨撥幾萬人加入新黨，收不收？”爲了防止剛剛建黨便受制於人，不得不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經過1986年底的選舉，民進黨取得相當的成績，開始有一些人要求入黨。當時有人估計只要開放黨禁，就會有許多人涌進民進黨來，其實不然。直到備案以前，國民黨没有承認民進黨爲合法政黨，同時還有“國安法”的“威懾”力量，使得不少人不敢貿然加入民進黨。例如，公務人員如果要加入民進黨，就可能受到解雇、調職、降級、减俸以至取消退休金等威脅，因而存在恐懼感。在私營部門工作的人，就要看老闆的立場和態度。加上入黨辦法的一些規定，使人感到不便。所以建黨一年時，黨員人數只有7000多人，1988年8月爲12000人，1989年2月爲15000多人。爲了年底的選舉，現在國民黨龢民進黨都在發展黨員，數量有所增加。

　　發展黨員還與黨内各個派系争奪選票有關。1988年第三次代表大會前，有些人爲了拉選票而突擊發展黨員，所以有所謂“親戚黨員”“公司黨員”“人頭黨員”等名目，這些人實際上已經被“物化”爲選票，各派領袖必須替他們代交黨費，用遊覽車載送他們去投票，這類黨員在民進黨内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可見民進黨下層黨員的素質很成問題，有一位民進黨的幹部寫道，基層黨員中有不少遊手好閒、高談闊論之輩，或不得志的人士，有能力者爲數甚少。

　　但是，人們也承認民進黨的骨幹力量是相當强的。有一位國民黨人士認爲，民進黨的上層多是精英人物。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具有很高的學歷，大學畢業，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以至留洋的博士、學者，爲數不少，而且在社會上已經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問政經驗，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個人的形象也不錯，確實是一批使國民黨人感到頭痛的比較高明的對手。

　　從黨員成分來看，多是知識分子、中産階級（主要是公教人員、律師、醫生、其他自由職業者）、地方勢力中的部分人士以及一部分勞工。有人把它概括爲兩種組成成分，即“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菁英”和“草根性極濃的中下階層民衆”。

　　民進黨的黨員成分對自身的發展有利還是不利？人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强調“同質性”，認爲來自同一階級、階層，有相同的立場，想法和步調就能一致。有人則强調“异質化”，認爲在多元化的工商社會中，黨員來自不同的階層，可以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反映多方面的要求。這兩種看法的正確與否，黨員成分的异質化所引起的正面和負面的效果，有待於進一步的考察。

　　社會基礎

　　究竟什麽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人們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有較大的分歧。

　　有人認爲是中小企業主。這個階層對台灣經濟發展作出很大貢獻，但却没有得到應有的好處，他們的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因而他們對所處的經濟地位感到了滿足，强烈反對公營企業和財團的壟斷，要求進行改革，並爲自身的發展尋求出路。中小企業主曾經支持過以往的黨外運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指出：“肯定中小企業爲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動力。”

　　有人則認爲地方財團是民進黨的靠山。他們認爲地方財團在經濟上取得很高的地位以後，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參與。黨外的政治民主化主張適應了地方財團的要求，他們暗中支持黨外。一些知名的民進黨人士和地方財團有相當的交往，蔣經國逝世時，有消息説許榮淑、朱高正還在王永慶家中，這就更加令人産生這種聯想了。

　　還有人認爲中産階級是民進黨的主要社會基礎。因爲民進黨的綱領“突出了中産階級的訴求”，即反映了中産階級反對專制與壟斷，要求分享政治權力，維護和發展自身經濟利益的要求。“中産階級是民進黨一股巨大的支持力量”，1986年底獲得165萬張選票就爲一個證明。

　　所謂中産階級，或稱中産階層，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台灣，一般指的是介於大資本家、高級官員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根據蕭新煌的研究，中産階級可以説是以“專業”來從事職業生涯的人。一般説來，劃分中産階級有兩個標準：一、年所得約在50萬-200萬元之間；二、教育程度在高中或大學以上。中産階級包括新興的商場新貴（60年代以後從事工商業的企業者）、公營事業的管理人員、民營企業的經營人員、中上層的公務人員和本地官僚、70年代以來當選的民意代表、提供專業知識者（如律師、建築師、會計師、醫師等）。

　　對台灣中産階級的人口，學者們有不同的估計。有的人從收入、職業和教育程度推算，認爲占總人口40%左右；有的人以從業者身份估計，占總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則以高中以上程度從事專業技術、管理、部分佐理和買賣工作的人員來估算，認爲只占就業人口20%左右。

　　關於中産階級的特性，大體上可以這樣説，他們是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一般來説，他們對現狀是比較滿意的。他們的教育程度較高，要求參與政治，進行温和的改革，以求得自身的更大發展。但他們在政治態度上並不一致，甚至有明顯的分歧。有人估計中産階級中有20%的人對“台灣當局”持批判性立場；也有人估計中産階級對當前政治表示不滿意者占80%以上。陳忠信分析了台灣中産階級與世界經濟體系、台灣的依賴經濟體制的密切關係，以及中産階級受西方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影響，對現有的統治體制所持的態度，他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台灣中産階級具有前瞻性/限制性的兩重性格。

　　那麽，中産階級是不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呢？所謂某個政黨的社會基礎，指的是這個政黨主要反映的是哪一個或哪一些社會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它主要得到哪一個或哪一些社會階級或集團的支持。我們從民進黨産生的歷史背景中可以看出，它是在黨外運動的基礎上産生的，而黨外運動則是在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遷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特别是和中産階級的興起有着密切的關係。黨外運動龢民進黨提出的某些政見，諸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貫徹地方自治、解除戒嚴等等，反映了包括中産階級在内的人民群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願望；扶助中小企業、公營事業開放民營、反對壟斷、整頓税制等經濟方面的主張，更是反映了中産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在歷次選舉中，黨外龢民進黨獲得大約30%的選票，據估計其中大部分來自中産階級。此外，民進黨的骨幹分子也多數來自中産階級，他們多數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從事律師、醫生、編輯、記者以及公交人員等職業。所以，把中産階級説成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是有一定根據的。

　　但是，應當指出，第一，民進黨與台灣社會各個階層有着復雜的關係，黨内各個派系的社會基礎也有一些差别，因此民進黨的社會基礎是比較復雜的。有人指出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包括知識分子、中産階級和地方派系，“代表着各種反壟斷的力量”；有人認爲“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不是一個所謂被剥削、被壓迫的社會階級，事實上其幹部、黨員、動員對象和選民基礎等，包括了專業人員（如律師）、其他知識分子（如教師、作家）、中小企業者、勞工和部分農民，其中不乏有强烈的本土主義者。”可是有人則認爲民進黨忽略了廣大勞工階級和小自耕農，因而建議民進黨“必須擴大社會基礎”。1998年以來，民進黨介入了一些工人運動，一方面開始與勞工階級接觸，另一方面却使得一些中小企業者降低了支持民進黨的熱度，他們對民進黨的經濟政策感到了不滿足，對民進黨介入工運以致勞工意識抬頭更不滿意，有人估計要得到中小企業者的經濟資助更加困難了。因此，姚嘉文指出，民進黨正面臨着社會資源的“斷層危機”。

　　第二，説中産階級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並不等於説台灣的中産階級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根據魏鏞提供的“五次民意調查所得發現的分析”，中産階級80%以上對“台灣當局”表示支持。因而他指出：“執政黨（國民黨）的確是一個中産階層的政黨”。不管這個結論是否正確，它至少説明瞭：台灣中産階級並不是全部成爲民進黨的社會基礎。

　　組織系統

　　民進黨的組織分爲中央、縣市、鄉鎮三級，各級設有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評議委員會三種組織結構。此外還有特種黨部，在各級議會中設立“議會黨團”。

　　中央黨部的執行委員會設委員31人，由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由執委會互推11人爲常委，采用合議制。在常委中推選1人爲主席。中執委任期2年，中常委和主席任期只有1年（在“四全”以後，將改爲2年）。中央黨部的評議委員會設評爲委員11人，並互推5人爲常委，其中1人爲召集人，任期2年。中央黨部設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1人，由主席提名經常委同意後任命。中央黨部的這種組織結構以及下屬的辦事部門都和國民黨差不多，有人評論説，幾乎是國民黨有什麽，民進黨也有什麽，“對方怎麽做，我也這樣做”，無法擺脱國民黨的影響，很少自己的特色。

　　黨章還規定中執委、中常委、中評委都可以以連選連任，只有主席不得連任，這樣要，一年就要换一位主席。這可以説是民進黨組織的一個特色，它似乎是有意削弱黨主席的權力和作用，以免引起激烈的權力鬥争。

　　在“立法院”中民進黨籍的委員原來有13人，王義雄加入工黨，費希平退黨，現在只有11人，成立了一個“議會黨團”（或稱“立法院”黨團）；在“國民代表大會”中也有11名代表，成立一個“國大黨團”。“立法院”黨團與中央黨部的關係，在黨章中没有明確的規定。照理“立法院”黨團應當在中央黨部指示下進行活動，可以由於“立法院”黨團的成員都是民進黨内社會地位最高的“公職人員”，所以有人主張，“立委”是民選的，是代表民意的，應當有更大的議事權力，“立法院”黨團應當是與黨中央平行的團體。他們要求黨中央少干預黨團的事務，同時希望“立法院”黨團向“影子内閣”方向發展，扮演議會外反對運動“領航員”的角色。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同意“議會黨團”與黨中央平行的看法，提出“融合議會黨團與黨中央共同領導的方式。”這樣，有人指出“議會黨團”實際上成了第二個黨中央。有的學者建議，民進黨應當把“議會黨團”作爲黨的决策核心，而黨中央則根據“議會黨團”的决策開展各項活動和日常工作。在扺制“國安法”和“4·12示威行動”時，曾經發生“議會黨團”與中央黨部意見不一致的情况。在第二届中常委中有5名“立法委員”（康寧祥、許榮淑、尤清、朱高正、費希平），加上陳水扁（“立委”吴淑珍的丈夫）就占中常委的半數以上，形成了“黨部與黨團幾乎一致化”的局面，當時的主席姚嘉文還説，“今後中央黨部將不干涉各黨團，除了重要政策和綱領由中央决定，或者黨團必須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外”。從現在來看，黨部和黨團的關係還比較協調，但在具體工作中也還存在一些矛盾。

　　地方黨部的黨務工作受中央黨部的指揮，在不違反黨章及决策範圍内，有自治自主的决定權。民進黨把地方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綫。因爲要和國民黨抗衡，就必須植根於基層，地方黨部的成立和發展顯得十分重要。但是，由於黨内各個派系有自己的經營範圍，在地方上各派系之間也存在着矛盾。此外，地方黨部和中央黨部之間的關係也存在着問題。

　　從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民進黨的組織結構有這樣一些特點和問題：地方黨部和“議會黨團”都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它們與中央黨部的關係則存在着問題。中央采取合議制，一些决議常常由於派系的矛盾和扺制而難以通過或順利貫徹。此外，每年一次的改選，導致派系鬥争激化，彼此之間更難整合，領導核心缺乏穩定性，也給黨的工作帶來不少困擾。黄信介上台時對組織上的問題發表了一些意見，他指出：“民進黨合議制的體制那是缺乏自然領袖之下權宜過渡的體制。……我絶不想以‘只當會議的主席’來規避一個政治家所應擔負的責任。”這顯然是對“合議制”提出异議，所以有人提出“首長制”的主張，引起了民進黨内的争議。以上情况表明，民進黨的組織原則、領導體制還處在逐步健全的過程中，如何適應形勢的要求，加以必要的調整，也是一個尚待解决的問題。

　　主要派系

　　黨外時期的派系經過幾番重組，現在主要有兩大派系：美麗島係（或稱新美麗島聯綫、泛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另外還有一些小派系如康係、超派系。

　　有關民進黨内部派系融合的情况，《自立晚報》記者洪建隆有專門的研究，他繪製的“融合圖”很可以説明問題。

　　這裏我們先介紹這幾個派系的基本情况，至於它們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則留在下文評述。

　　美麗島係原來是以《美麗島》雜誌、與美麗島事件有關的人員爲主，後來發生很大的分化、改組，以致“誰才是美麗島”都成爲問題了，有許多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及其家屬和辯護律師已不被列入美麗島係，而原來與美麗島係無關的人則加入了本係。所以有人把現在的美麗島係稱爲後美麗島係、反美麗島或新美麗島聯綫，甚至稱之爲“黄張集團”，即以黄信介、張俊宏爲首的派系。這個派系的特點是：比較激進的公職人員爲核心，强調反抗精神和公職掛帥；既采取“議會路綫”，又藉助於群衆運動；主張台灣問題的解决應當以從實際的民主改選着手，提倡“住民自决”。在黄信介出獄以前，這個派系以許榮淑爲代表人物。現在以黄信介爲首，骨幹人物有張俊宏、許榮淑、許國泰以及原屬前進係的林正杰、蔡式淵、張富忠等人。還有人把朱高正、邱連輝以及康係、餘家班的一些人物列入這個派系。但是朱高正不承認自己屬於這個派系。有人認爲這個派系的主要結合對象是中小企業主和果農，所以主張中小企業要前往大陸尋求市場和勞動力。從這一點來看，美麗島係不可能太激進，而且可能舍棄群衆路綫，以免引起中産階層的不滿。在社會改造方面，還缺乏詳細的藍圖。

　　美麗島係在第一届中執委中占極少數，在第二届雖然占多數，但未能控制中央黨部，只有到“三全”選舉時才擊敗新潮流係，在中執委和中常委中占一半以上的席位，成爲民進黨内的“當權派”。

　　新潮流係是以1984年創刊的《新潮流》雜誌而得名，成員多數是“黨工”人員、比較年輕的“新生代”。他們强烈地主張“台灣獨立”，强調台灣人權意識、台灣人立場；堅持“群衆路綫”，喜歡發動街頭示威，而反對“議會路綫”和公職掛帥，認爲只有通過群衆運動、社會運動才能改變不合理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强調以意識形態爲結合基礎。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有邱義仁、吴乃仁、洪奇昌、林濁水等人，民進黨第一任和第二任黨主席江鵬堅、姚嘉文等和他們的看法基本上相同，可以劃入這一派。姚嘉文自己承認：“我不是新潮流的一份子，但與他們保持密切的關係”“我只是支持他們”。據説“新潮流”的核心人物爲數很少，但却有相當强的活動能力。近來注意經營基層，掌握了一些外圍組織，如農民權益促進會、環境保護聯盟、勞工運動支援會、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等。

　　新潮流係在第一届黨中央佔有很大的發言權，在第二届選舉時盡管所占席位較少，但仍然掌握了中央黨部，連黨主席也站在他們這一邊。在“三全”權力改組時遭到失敗，但仍然是民進黨内的一個大派系，被稱黨内的“在野派”。

　　康係從黨外時期開始，就被看作是“穩健温和”的派系，其特點是：主張通過合法的手段，通過選舉取得公職，采取“議會路綫”，向國民黨争民主，爲此必須與國民黨溝通，作必要的妥協。可是他們也不放棄群衆路綫，康寧祥説過，在議會中的活動“可以取得最迅速的改革效果”，但也要“用直接訴諸社會大衆的行動，來給國民黨和大衆傳播媒體壓力，加速改革的步調”。由於這個派系努力維護其“温和”“守法”的形象，又與傳播媒體、自由派學者、本地商界人士、地方勢力以及外國政界和學界人士有較多的交往，并且和國民黨開明派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所以被認爲民進黨内最“安全”的派系，康寧祥也被國民黨看成是民進黨内“比較理性的人”，人們還傳説康寧祥可能入閣。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康寧祥以及原來的費希平（已退出民進黨）、蘇貞昌、游錫堃等人，後來發生了分化，康係的力量有明顯的削弱。據説，康係已不關心民進黨内的權力争奪，而致力於争取選民的工作。

　　前進係以林正杰、張富忠、蔡式淵、蔡仁堅等爲代表，原來是黨外的一個黨工團體，現在是民進黨内的一個小派系。前進係和“夏潮”、自由派學者以及康係的關係都比較接近，曾經與康係結盟。同時，前進係又和許信良有較深的關係。所以人們認爲前進係是包容性比較大的小團體，派系内部在統獨問題上看法並不一致，而林正杰則被新潮流係視爲“統派”。在“三全”時前進係是支持黄信介的，在中央黨部中有一定的地位。

　　至於“超派系”則是在“三全”過程中形成的，在“三全”以後立即分化、重組。現在的“超派系”是由尤清、張俊雄、蘇貞昌、游錫堃、陳水扁等人爲代表，不介入美麗島和新潮流之争。

　　第一届　中常委名單

　　費希平　蘇貞昌　康寧祥　周滄淵　江鵬堅　尤　清　

　　謝長廷　洪奇昌　姚嘉文　吴乃仁　游錫堃

　　第二届　中常委名單

　　費希平　康寧祥　尤　清　謝長廷　游錫堃　張富忠

　　陳水扁　朱高正　餘陳月瑛　姚嘉文　許榮淑

　　第三届　中常委名單

　　陳水扁　黄信介　張俊雄　許榮淑　餘陳月瑛　姚嘉文

　　洪奇昌　蔡介雄　游錫堃　謝長廷　林正杰

　　“立法院”黨團名單

　　康寧祥　吴淑珍　尤　清　黄煌雄　許國泰　許榮淑　朱高正　邱連輝

　　餘政憲　張俊雄　王聰鬆　王義雄（工黨）費希平（1988.12　退黨）

　　“國大黨團”名單

　　周清玉　蔡式淵　洪奇昌　張貴木　範振宗　翁金珠

　　黄朝輝　蘇培源　蘇嘉全　吴哲朗　徐美英

　　省議員名單

　　王兆釧　陳金德　黄玉嬌　傅文政　蘇洪月嬌　餘玲雅

　　蘇貞昌　游錫堃　周滄淵　莊姬美　何春木　蔡介雄

　　台北市議員名單

　　林文郎　陳勝宏　王昆和　謝長廷　藍美津　徐明德　張德銘

　　康水木　顔錦福　周伯倫　

　　高雄市議員名單

　　陳武勛　林黎琤　陳光復　朱星羽

　　四、政治主張

　　“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台海兩岸之問題，應由全體住民透過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對由國共雙方基於違背‘人民自决原則’的談判解决方式。”

　　“對於政府的形式及未來的政治走向，人民有權决定。”

　　——《民主進步黨黨綱》

　　有人問：“共産黨主張共産主義，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民進黨主張什麽主義？”民進黨知名人士謝長廷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到底什麽樣的社會才是理想的社會？我們雖然不一定有詳細的藍圖，大體而言，朝着生機、活力、繁榮的方向發展，是進步的現象，……一個社會愈來愈富有、愈來愈乾净、愈健康、愈民主、愈道德、愈幸福，代表這個社會不斷在進步，是走向生氣勃勃的社會”。在目前的台灣，民進黨應當“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官僚體制和公權力進行抗争，成爲團結和保護社會進步思想和人物的堡壘，挽救台灣社會、文化的危機。”當然，這種説法是相當抽象的。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也不能只從某一位民進黨人的言論來看，而應當首先從民進黨的黨綱中尋求答案。

　　黨綱的特色

　　民進黨的黨綱，有基本綱領計5個部分34條，行動綱領計10個部分139條。

　　基本綱領提出了：一、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二、成長均衡的經濟財政；三、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四、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五、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其中，引起人們重視的有：

　　一、關於“自决”的一些提法：“對於政府的形式及未來的政治走向，人民有權决定。”“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没有决定台灣政治歸屬的權力。”“台海兩岸之問題，應由全體住民透過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對由國共雙方基於違背‘人民自决原則’的談判解决方式。”

　　二、在外交方面，主張“恢復與發展國際關係”“以更彈性、更積極的做法，處理目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問題。”

　　三、在社會經濟方面，提出“扶助中小企業”“肯定中小企業爲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動力”“公營事業開放民營”“推行由勞資雙方及社區代表共同參與决策的‘生産民主制’”等主張。

　　在行動綱領中，提出以下主張：“反對中共以武力威脅台灣。台海兩岸應以平等地位進行和平競争”；“采取彈性做法，積極争取重新加入聯合國”；“釋放政治犯”；“尊重大陸來台人士返鄉意願”；“立即取消黨禁”；“立即解除戒嚴”以及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長民選等。

　　由此可見，在民進黨的黨綱中，除瞭解决戒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長直接民選等政治主張以外，最具特色的就是“住民自决”。1986年競選時，民進黨也把“台灣前途應由全體住民自决”列爲12條共同政見中的第一條。

　　住民自决的含義：黨綱、决議

　　究竟所謂“住民自决”指的是什麽？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解釋，這裏，我們只從黨綱進行分析。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黨綱中的住民自决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從台灣前途、台灣未來的整個發展方向來説，包括歸屬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二是專指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問題；三是專指台灣内部“政府的形式”和政治走向。

　　首先，最重要的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决定”。對此，吕亞力教授認爲，這只是“談到台灣本身内部的自决”，只是“台灣將來發展自己的政治形態”問題。這是一個誤解。請注意，這個最令人注目的政治主張不是列在民進黨基本綱領的“甲、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部分，而是列入“戊、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部分，顯然，這不是針對“台灣本身内部”的問題，而是作爲對台灣的“政治歸屬”和“國際地位”的主張。所以，從民進黨黨綱看來，“住民自决”有如下兩層含義：第一，它指的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前途，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政治歸屬問題要由住民自决，其次是内部的政治體制等問題也要住民自决；第二，把“政治歸屬”問題列入外交部分，這不可能是黨綱起草人的一時疏忽，民進黨人也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從黨綱本身只能説明它有意把歸屬問題置於内政之外，企圖作爲“外交問題”、國際地位問題來解决。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其次，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問題。民進黨黨綱專門論及“台海兩岸之問題”及其解决方式，這是指政治歸屬問題，即統一或獨立的問題。它表明第一，台海兩岸有“問題”存在，而且這個問題大到需要“住民自决”的程度，那顯然是政治前途、政治歸屬問題。可見有人企圖擺脱與大陸的關係，實際上是擺脱不了的。第二，“台海兩岸之問題”“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來自决，顯然，這裏所指的“全體住民”不止是“台海一岸”的台灣住民，而應當是“台海兩岸”整個中國的住民，即大陸十二億和台灣二千萬住民。這樣，誠如吕亞力教授所説，“假如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决定，結果台灣一定會歸屬大陸”，不知道民進黨對此作何解釋？第三，如果國共雙方無權談判這個問題，或者按照黨綱另一條的提法：“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無權决定台灣的政治歸屬問題，那麽誰才有權來談判呢？台海兩岸的全體住民用什麽方式來“自决”呢？這些問題似乎還没有解决。

　　最後是“政府的形式”和“未來政治走向”的自决。這一點列入黨綱“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部分“確立國民主權原則”條目之内，這才是涉及台灣内部政治體制及發展前景問題。

　　總之，從民進黨黨綱可以看出，他們所謂“住民自决”既包括台灣的政治歸屬問題，又包括民主權利問題。這就是民進黨黨綱中“住民自决”的字面含義。

　　1989年4月民進黨臨時全會决議文將上述主張向前發展了一步。决議文寫道：“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經台灣全體住民自决同意”。

　　從過去“台灣前途”的自决改變爲“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的自决，這是什麽意思呢？請看决議文的以下兩段：

　　“台灣依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及1952年台北《中日和約》之規定，都未以和約决定戰後主權之歸屬，故其主權並未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亦獨立於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

　　“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爲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前一段來看，那也是搬用“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爲論據；從後一段來看，台灣地位却是“已定”的，即“台灣國際主權獨立”。究竟是怎麽回事呢？當時的民進黨主席姚嘉文作了這樣的解釋：“就過去的主張而言，它重點在‘非决不定’‘不决即不定’，含有一點讓台灣地位未定的味道。但此决議文已跳躍前述階段，明確認定台灣主權獨立，换言之，維持主權獨立就不須再作决定，如果要變更現狀，就須要經自决程序”。原來如此！原來“地位未定”，現狀却“明確認定”台灣主權獨立；不敢説獨立於中國之外，而説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因此要變更現有的“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台灣國際地位，就須要經過自决。這當然是對“住民自决”的一個發展。

　　問題在於：原來他們强調“地位未定”“主權未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實際上决議文的第四條仍然搬用這種論調），而現在則把地位定下來了。這樣，台灣的地位不需要根據任何條約、法律，只憑民進黨的一紙决議便可以“明確認定”了。原來他們還陷入“地位未定論”而不能自拔，現在依靠自己的决議便可以自行“跳躍”到“台灣主權獨立”的階段了。

　　有人問姚嘉文：爲什麽是説主權不屬於中共，而不説屬不屬於“中華民國”？姚回答：“固然目前威脅想改變台灣主權現狀的，主要來自中共，民進黨擔心中共未經台灣人民同意而并吞台灣，所以才就大家關心、焦慮的這個問題提出强調”。而對“中華民國”則“並未提到主權問題”。

　　什麽是“台灣主權現狀”？那就是台灣屬於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全世界公認的現實。中國共産黨是既没有“威脅”又不想“改變”台灣主權的現狀。

　　什麽是“台灣地位未定論”？這原來是一些國際野心家企圖染指台灣的陰謀。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指出：“一個以民主與進步爲號召，領導台灣民主運動的台灣戰後史上頭一個登上政治舞台的在野黨竟然至今還死死抱住被帝國主義者自己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陸續加以抛棄和廢止的，連國民黨今天都不好意思提出的兩個‘條約’，且必欲使中國民族分裂現狀永久化而後已。這是全世界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買辦體制政權的在野黨所絶不能一見的怪現象。”

　　什麽是“台灣主權獨立”？决議文的起草人在這裏玩了一個小小的手法：把主權和國家、政權割裂開來。姚嘉文解釋説：“‘主權獨立’與‘國家獨立’不同，國家的要素有四：人民、土地、政府和主權。”“决議文只强調台灣的主權獨立，並未觸及國家、政府的問題。”衆所周知，主權是一個國家處理其國内國際事務而不受他國干預或限制的最高權力，它是隨着國家的産生而産生的。姚先生竟然認爲主權可以脱離國家而存在，主權可以不屬於任何國家和政府。這樣的高論不知根據何在？

　　住民自决的含義：不同的解釋

　　民進黨内對住民自决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就有不同的解釋。爲了弄清它的真實含義，有必要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所發表的言論進行分析。

　　江鵬堅（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我們爲什麽要提出‘自决’，遭受這麽多的危險還要提出‘自决’，就是因爲台灣目前的政治没有出路。如果今天台灣可以全面改選，國會也全面改選，那提出‘自决’的可能性就很小，提出的聲音也會很弱。因爲既然整個國家可以改選，爲什麽還要‘自决’呢？……簡單來説，我們提‘自决’是一種手段，經過這樣的手段，來達到我們參與政治的目的”。這個説法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提出‘自决’是達到參與政治的一種手段；第二，只要‘國會’可以全面改選，民進黨達到參與政治的目的。就不需要提“自决”了。這裏没有涉及“台灣主權獨立”，甚至没有涉及“台灣前途”和“政治歸屬”問題。作爲黨的主席，對本黨的主要政治主張未免講得過於輕鬆、過於淡化了。

　　尤清（民進黨籍“立委”）引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話説：自决是“出於自己的决定”。尤清强調：自决權是一個國民主權原則所派生出來的權利；自决是一個區域内人民在政治争議時采用共同决定的辦法；自决是一個分裂的政治實體不願遭受武力壓迫與威脅以達到所謂的武力統一所提出的對抗性的主張，等等。至於“聯合國爲解决殖民地脱離統治的自决權，這是自决的第三種定義，我們不予争議”。尤清還提出一個看法：“目前國際法已允許第三國以武力干涉以資實現自决權”。關於後者，已經有人提出質疑；關於前者，有人對引用哲學家的言論來説明國際法上的問題也提出了异議。關鍵在於“自决”是有特定含義的，用“出於自决的决定”這一類字面上的解釋，顯然是有意模糊它的含義。

　　姚嘉文（第二任）黨主席曾經强調：民進黨是主張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民主自决基本上就是‘主權在民’的表現，一切政治作爲必須要尊重現實住民的需要，要尊重實際的民意表示，亦即一塊土地的前途，當然要由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决定’。”“要自决先要有民主，當人們能够自决了，即民主才真落實。”實際上他後來强調所謂“台灣主權獨立”，他説，“我認爲，台灣若要獨立，可不必表决；只有面臨“統一”時，才需要尋求人民的同意。”這樣，他就把自己説過的“是主張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的話全部忘光了。

　　謝長廷（中常委）：“自决有兩個層次，一是對内要求民主化，另外則是對外要求國際化，所謂民主化自决，就是我們不要不具任何民意的萬年國會，來决定我們的前途；也不要共産黨、國民黨偷偷摸摸在新加坡、南美或日本、美國，私下談判，隨便來决定我們的前途，我們要自己决定。而國際化的自决，就是要争取主權地位，也就是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内政問題，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這是就“民主化”和“國際化”兩個層次來説的。在另一個地方，他又從程序和台灣前途兩個層次來説明：“第一個層次，我們比較强調由人民自决的程序，而不是結果。第二個層次，‘住民自决’的主張乃相對於經國共談判、美中（中共）政治交易决定台灣前途而提出的。我們認爲台灣的前途應由反映住民心聲的代表來决定”。他的説法明確地表明企圖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他還説過，“自决的問題基本上就是希望台灣問題能成爲國際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這是要害。這表明自决問題首先和主要的是歸屬問題，而不是什麽民主問題。至於他所提出的“由能反映住民心聲的代表來决定”，則是更深一層的見解，即把“住民自决”改變爲“代表决定”，這個是和黨綱的規定不同的。至於誰是“能反映住民心聲的代表”？謝是没有提出一個標準，是看誰執政，還是看誰擁有較多的選票，或是其他？

　　朱高正（民進黨籍“立委”）認爲自决是“由民主政治所衍生出來的主張”，他還提出一種奇怪的台灣和大陸都要自决的主張。“我這裏所講的自决，不僅是台灣的前途該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决定，此外，我也主張中國大陸的前途，應由全體中國大陸的住民在自由的意志之下，作出决定。”林正杰（中常委）説：“很多人以爲自决就是台獨，或决定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要統一或台獨。我認爲‘自决’——就是對自己的命運自己有選擇的權利，要過什麽樣的生活，不論在政治上或社會生活上。”這些主張都强調了“自决”與“民主”的關係，甚至把“自决”等同於民主。

　　住民自决的實質

　　究竟民進黨所説的“住民自决”的實質是什麽呢？我們從民進黨人的言論中還不能得出明確的答案，其他人士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出，自决作爲一種政治主張，反映出民進黨内的主流是要求分離的。有人認爲民進黨是要通過“住民自决”達到“台灣獨立”。美國馬裏蘭大教授丘宏達更加明確地指出，自决就是獨立，他説：“民進黨有强烈分裂趨勢，而其領袖似乎全然不知台灣生存所面臨的特殊且艱難的環境。”“民進黨的黨綱要求台灣前途應由所有住民自决，是主張獨立”。

　　另一種看法則認爲自决的實質是要求民主。“島内對‘自决’的要求或理解是‘民主’，和海外台獨的‘民族自决’是不一樣的，因而才能使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接受，列入黨綱”。“所謂自决，不過是争取表達自决意見，决定自己前途的民主方式而已”。

　　還有一些人認爲民進黨的“住民自决”主張是一種模糊的概念，“本質上是種‘願望’”。不少民進黨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把‘自决’或‘台獨’理解爲反共、民主、反對國民黨，或台灣人自己决定自己而已”，甚至“有人將之視爲台灣民主的同義語”。

　　國民黨是反對“住民自决”的。俞國華（原“行政院長”）説：“對於這些住民自决的説法，我們認爲是自絶於國家民族及歷史文化傳統的荒謬主張，完全不能適用當前台灣地區的情况。”“自决權不能用以割裂一個國家，這是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公認的國際法原則”。馬英九（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提出，按民進黨的解釋，他們所謂“自决”應該稱作“民主”。自决是國際承認，國内承認叫“民主”。殖民地或非自治領人民才有自决的要求。除非真的想獨立，否則干嘛還要説自决呢？“在我看來，自决也許並不必然等於獨立，但是恐怕相當，否則透過自决要做什麽呢？”施啓揚（當時任“法務部長”）指出，自决一般只運用於殖民地國家，台灣是中國領土，自然不適用所謂“自决”的原則。“自决”與“台獨”“我也覺得是相同的。”胡秋原（“立法委員”）指出，自决一詞有“自决、自律、自治”三義。“殖民地或少數民族受到不平等待遇時才有自决問題”，台灣從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國際規約’不能作爲台灣住民自决之根據。”他提出民進黨人有關自决的看法各不相同，並認爲主張住民自决是爲了“有助於台灣成立新而獨立之國”。

　　中國共産黨一貫反對“台灣獨立”的主張，對於以“住民自决”爲手段達到“台灣獨立”的企圖也旗幟鮮明地提出批評。

　　其實，“住民自决”並不是民進黨發明的。早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獨”分子就提出“争取自决權”“舉行公民投票”等要求。70年代海外“台獨”運動又提出“台灣自决”以代替“台灣獨立”的口號，其中心論點就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自决來决定”，其主要論據則是“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台灣政治實體論”以及“人民自决原則”等。他們還提出自决的途徑：一是由聯合國出面干涉，然後進行公民投票；二是由美國協助建立一個超脱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台灣。顯然，這裏所謂“自决”是達到台灣獨立的一種手段而已。海外“台獨”運動的“自决”論調影響到台灣島内，70年代後期，黨外運動就有“台灣之未來應由現在之一千七百萬居民共同决定”的主張，1983年黨外首次把“住民自决”寫入“共同政見”。

　　民進黨有時用“自决權”這個概念。聯合國憲章闡明瞭自决權有兩種含義。第一種，一個國家的自决權就是它有權自己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第二，自决權就是一個民族有權組成國家或者自由地决定它同某一已經存在的國家實行聯合的形式。同時，還指出，“上述‘自决權’决不授權支持鼓勵任何分裂現有國家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的分離行爲”。

　　我們從民進黨的“住民自决”可以看出，他們既講政治歸屬問題，即統一還是獨立的問題，又講民主權利問題。關於前者，國際上早已公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所謂“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主權獨立”都是錯誤的。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不容侵犯，任何分離主義的企圖和行爲都是不能容許的。台灣在政治歸屬上不存在自决問題。至於後者，實際上已經不是“自决”的問題，而是民主權利問題，把自决龢民主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而且把它作爲政治訴求，顯然是不妥當的。有些人贊成“住民自决”就是出自要去政治參與，反對一黨專政，要求當家做主的權利，要求“出頭天”，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應當得到肯定的，但這不是國際法上的“自决”原則，而是民主的要求。

　　“萬年國會”

　　台灣現有的“中央民意機構”是由大陸遷台的，共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國民大會”，二是“立法院”，三是“監察院”。這些機構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絶大多數是1948年在大陸産生的，這些人被稱爲“資深民意代表”。

　　按照“憲法”規定，“國大”代表每6年改選一次，“立法委員”任期3年，“監察委員”任期6年。本來到1951年或1954年這些“民意代表”任期已滿，應當改選。可是，一方面，“台灣當局”不可能選出大陸各地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們爲了維護“法統”，却不能没有大陸的代表。因此，只好藉口“國家發生重大變故”，無法辦理選舉，而使那些“資深代表”佔據席位達40多年之久。所以人們把這三個“中央民意機構”稱爲“萬年國會”。

　　不僅如此，當大陸當選代表去世之後，要由同一選區的落選者依得票率高低遞補。目前八、九百個“國大代表”中，“以落選人遞補出任的約居小半，連同其他資深“國大代表”，已三、四十年來未經人民改選的，就已占“國大”的絶大多數”。在“立法院”中竟有100多人是由落選人遞補的。人們指出這些“鐵的事實”完全“違反現代民主憲政原理”，無法依靠什麽官方的“解釋”使它“台灣化”“正當化”。

　　由於長期不改選，“國會”日益老化、僵化。資深“立委”“國代”平均年齡已達80歲，有的早已“鞠躬盡瘁，老成凋謝”；有的已經“年届耄耋，不勝厥職”；有的終生流亡海外，有的長期卧病在床。多數資深代表、委員年老體衰，無力擔當重任，連參加開會都感到困難，打瞌睡、議事效率低、思想和時代脱節，已經成爲他們的通病。現有“立委”中有三分之二是40多年來不必改選的老委員，許多人已經是“尸位素餐者”，能够經常出席會議的只有150人左右，有些人上午開會下午就不能出席，實際上已經不能行使職權了。這樣的“國會”既不合法，也不能代表民意，可是國民黨却有本領把“萬年國會”這種怪物一直保留到今天，所以人們都説它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所以出現這種奇迹，主要是因爲至今還自稱代表整個中國，它需要保留這個不改選的“國會”，否則由台灣以及澎湖、金門、馬祖進行選舉，就無法代表“中華民國法統”。一旦舉行改選，“國會”地方化，他們就成爲地方政府了。所以在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統治下，絶不允許實行“國會全面改選”，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還無法迫使國民黨答應全面改選。正因爲有需要又有可能，所以“台灣當局”一直緊抱“萬年國會”不放。

　　由於台灣人民的一再反對，國民黨當局也感到“萬年國會”的存在使他們陷入被動的困境，於是他們不得不研擬一些“革新”的方案。“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和“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草案就是在這種情况下提出的。

　　1988年2月國民黨中常會提出《動員戡亂時期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主要内容有：分期擴充“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制定資深代表自願退職辦法；廢止第一届“國代”出缺遞補辦法；不設大陸代表等。這説明在解除戒嚴以後，國民黨當局仍然以“動員戡亂時期”爲藉口，繼續保留《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維護其法統，而拒絶進行全面改選。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馬英九對此作了一些解釋，他説這個方案是“基於放眼全中國的考慮及維護現行憲政體制的前提下”提出來的，并且説明增額代表擴增的幅度，與自身代表出缺的幅度並無必然的關聯。至於資深代表退職問題，馬英九作了這樣的辯護：一方面他承認“國會有問題是事實”，另一方面又强調强迫全部資深代表退休、辭職或離職都是不合法的，“在憲法或臨時條款上都没有任何根據”。他説，幾十年來“對國家確有很大貢獻，如果40年前他們都留在大陸，我們怎麽辦？”其實，除了“法統”以外，還有什麽“怎麽辦”的問題呢？但是，他不得不承認資深代表年紀已大，“力不從心”，爲了增加國會的活力，要采取一種“和緩的、王道的方法”，也就是所謂“充實國會”，並對資深代表給予安排，後來提出了自身代表“自願”“無限期”的退職辦法。馬英九反對“全面改選”，他指出，反對派提出這個口號是爲了“多給我們國民黨心理上的壓力”。不過，他估計經過1989年和1992年兩次改選，新陳代謝問題“差不多也該在這個時間之内完成”。國民黨把“充實國會”稱作“温和漸進”的改革，認爲這樣做既可以保持政治穩定，又可以達到增强“國會”活力的目標，是一種最好的辦法，而“全面改選”則是“違憲行爲”，不符合“體制内改革”的精神；如果要使“全面改選”合法化，就必須修改臨時條款，這就可能影響政治安定，“付出代價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