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全面改選

　　針對國民黨的“充實國會”方案，民進黨提出“國會全面改選”的主張。這是民進黨黨綱上已經提出的政治主張。1988年12月民進黨中央發表聲明，重申“國會全面改選爲本黨黨綱所標舉的行動綱領，也是全台灣人民一致的期望，本黨將繼續動員結合海内外力量，共同奮鬥，不達目的，决不中止”。

　　民進黨爲什麽要提出全面改選呢？主要是現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代表性、合法性和功能性都存在問題，朱高正指出，“立法委員”三百多人中，台灣選出的只有53名，所占比率不到17%。有人認爲只有直接選自台灣地區的代表才具有“實質代表性”，那些40年前選出的、至今仍然代表着“大陸同胞”的代表，只有“象徵代表性”。民意機構的合法性和功能性都是以代表性爲基礎的。那些終身職的代表、遞補代表（以前由於得票過低不能當選者）以及由國民黨控制的遴選代表、職業代表、婦女代表等都缺乏代表性。

　　1987年當時的民進黨主席姚嘉文提出要在兩年内完成“全面改選”，並把它列爲“本黨的政治目標之一”“下一届的立法院應該在新的制度下選舉”。

　　1988年1月民進黨“國大黨團”對“全面改選”提出8項主張：“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一律按人口比例産生，堅持票票等價的原則；廢止“國大代表”遞補制；反對設大陸代表及海外遴選辦法；“原住民”應有保障名額，反對設立“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優待辦法；取消職業、婦女團體代表制；反對政黨比例代表制。同年7月民進黨中常會通過“國會全面改選方案”，重申了上述原則，並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至遲應在1989年底前一次全部改選完成”，還提出“新國會按人口數額每20萬人選出1名，任期4年”。以上要求都没有得到實現。

　　黄信介在擔任黨主席以前曾經提出“國會全面普選”的口號。他指出，過去民進黨對“全面改選”“做得並不够積極”，他提出“全面普選”就是不單是由民進黨去推動，而是要所有的黨派、所有的人民都參與。“三全”以後，民進黨“仍將國會全面改選運動視爲最高戰略原則”，在扺制退職條例時，“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已凌駕其他訴求，成爲最重要的政治運動”。

　　民進黨籍“立委”吴淑珍提出“國會全面改選”的四種解决方式：“一、歷史解决：由總統宣佈中止‘動員戡亂時期’；二、法理解决：由大法官會議重新解釋資深中央民代之任期即刻届滿；三、政治解决：勸退；四、準革命解决：人民起來示威抗議，乃至聲言罷免，甚至片面否定現行政治體制合法性”。她指出，“如果無法在一年内透過政治解决，人民勢必要求經由其他三種途徑來解决”。

　　“立委”朱高正也針對現實情况提出批評，他説，“立委”“國代”任期已滿，無權自行决定延長任期；現在老“立委”平均年齡80多歲，平時一言不發，不能反映民意，只能充當“表决道具”。他進而從代議制的特點進行分析，指出代議制之精義在於“法律之制定係定期改選之民意代表在“國會”經多數决而定”，40年不改選，怎能制定法律。反之，如果“國會”全面改選，民意充分反映在“國會”中，這樣就可以掃除“台獨”，甚至連“住民自决”也成爲多餘的了。

　　至於“國會全面改選”的目的，當然，在於争取執政。這一點，江鵬堅講得明白：“依照目前的政治結構，民進黨並無機會執政，縱然民進黨贏得增額改選的國會席次，也無法在人數上和資深代表相抗衡，只有政治制度對任何人都公平時，民進黨才有機會執政，因此民進黨未來最重要的課題是推動國會全面改選”。

　　總之，“國會全面改選”是民進黨的重要政治主張之一。直到今年6月，黄信介在宣佈民進黨今年選舉政見時，仍然把“國會全面改選”作爲主要的政治訴求。

　　省、市長民選

　　民進黨基本綱領中寫道：“中央與地方之間更應建立均權制而相互垂直制衡，以確保地方的自治體制”。在行動綱領中又提出：“依據憲法，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省（市）長民選”。這就是所謂“地方自治體制合法化”的主張。它和“國會全面改選”是民進黨對民主建設的兩大要求，在“二全”大會宣言中指出：“這兩大要求是促成民主進步所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要作爲眼前最大的目標，全力以赴。”

　　爲什麽民進黨要提出省市長民選的要求呢？這是因爲國民黨當局藉口處於“動員戡亂時期”，長期以來不肯制訂“省縣自治通則”以及省縣自治法，至今台灣“省主席”和兩個“院轄市”（台北、高雄）市長仍然是官派的，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民進黨認爲省市長“由行政院派任是100%的違憲”，所以把争取“地方自治合憲化，省市長直接民選”作爲近期的鬥争目標。在1986年的“競選綱領”中以及1988年底“質問李總統十一事”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當然，争取地方自治的民主權利只是要求省市長民選的原因之一，更深一層的原因在於地方自治、省市長民選是民進黨達到執政目標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樣講至少兩點根據，第一，現在已經把獲取21個縣市長中的一半席次作爲1989年選舉的重要目標，其目的正如民進黨領導人所説的，這樣就可以在基層執政，而使國民黨淪於在野的境地。顯然争奪縣市長是爲了争取執政，争奪省市長同樣也是爲了執政。第二，民進黨準備了競選省市長的人選，至少在輿論上開始做了準備。台灣報刊上曾經有“康寧祥、尤清可以當台北市長”“張俊雄當高雄市長”之類的議論。可見民進黨提出“省市長民選”的主張是和争取執政的目標分不開的。

　　國民黨當局針對上述主張，曾經提出一個方案：省市長均不直接民選，改由“中央”提名，省市議會同意後任命，“以强化省、市首長的民意基礎”。民進黨反對這種做法。有的學者在評論中指出，“由中央提名經省市議會同意後任命”的辦法，“等於上級政府之行爲尚待下級政府機關之認可（同意），猶如婆婆做事尚待媳婦之批準，這成何體統？”1988年10月在“立法院”82會期中，國民黨準備提出“五大法案”，其中包括“省政府組織條例”和“省議會組織條例”，民進黨認爲這是“違憲”的，并且侵犯省立法權，决定予以全力杯葛，後來這兩個條例没有列入該會期的議程。

　　1989年1月傳出消息：李登輝將親自宣佈1993年開放直轄市市長民選。但“内政部”却主張“由於當前處境特殊，省主席不宜直接選舉”，他們還搜集了“民主國家”的資料，説明“地方首長由中央任命不乏先例”，因此仍然强調省主席“明定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省議會同意後，報請總統任命。”國民黨之所以遲遲不肯宣佈省市長民選，據説主要是擔心引起要求總統直接選舉的骨牌效應。根據最近民意調查，“有逾五成受訪者贊成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應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

　　政治主張的分析

　　作爲整個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主要體現在它的黨綱、宣言等文件中，而1986年的“競選綱領”和1988年12月25日“質問李總統十一事”則集中了民進黨主要的政治主張。至於民進黨内不同派系的各自獨特的主張，這裏暫不討論。

　　民進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就是“住民自决”。此外，還提出過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國會全面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省市長直選、司法獨立、軍警中立化、“軍隊國家化”、黨政分開、黨政軍特退出學校、開放報禁、言論自由、保障人權、保障人身自由、特赦政治犯、裁撤光復會和“國安會”、政府應對“二二八事件”道歉、台灣人自由返鄉以及公佈外匯存底及其使用辦法、杜絶軍費浪費等等。

　　從上述主張可以看出，民進黨内對台灣的政治前途所達成的共識是“住民自决”，至於“自决”的前景，包括統一或獨立，還没有達到一致的認識。换句話説，“住民自决”是目前民進黨内各派系的共同綱領，是各種不同政治主張互相妥協的結果。對於“台灣向何處去”這個重大問題，民進黨還没有獲得統一的、明確的答案。“住民自决”這樣比較模糊的政治主張，一方面可以爲較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是説，對於擴大政治參與有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它的模糊性，使各種不同觀點的人混雜在一個黨内，於是派系矛盾便不可避免了。特别要指出的是，“住民自决”的主張具有分離主義的傾向，有人批評它“基本上否定了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應與中國大陸統一、台灣居民應是中國人的前提”，這也是使人們不願意認同民進黨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一位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幹部指出，台灣人民對“住民自决”不積極，主要是因爲“自决”並非當前急迫問題，人們擔心高喊“自决”會遷怒中共，而且“自决”的概念不明確，人們對這於這類抽象的理論還難以理解。“住民自决”曾經作爲黨外龢民進黨的“共同政見”之一，作爲競選時的政治訴求，可是在今年的選舉中似乎民進黨已經不强調這個政見了。

　　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民進黨主要提出“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的主張。這些主張都是民主的要求，可以獲得一部分選民的支持，“全面改選”是和國民黨的政策針鋒相對的，是向“法統”的挑戰，由於所持的理由較有説服力，連部分國民黨員也表示贊同。一位學者寫道：“國會全面改選無論就情、理、法任一面向觀之，皆屬勢在必行”。所以，可以説，“國會全面改選”是民進黨最有力的一個口號。當然，由於涉及需要修改或廢除“臨時條款”問題。國民黨還在千方百計地進行抗拒，國民黨人指出，全面改選就是“國會台獨化”“政府台獨化”。由於不能在大陸進行“改選”，所謂“全面”只能限於台灣，這是“公然違憲”的。因此，民進黨要實現“全面改選”，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對民進黨内部來説，争取全面改選，可以使更多的黨員有機會成爲民意代表，有助於紓解内部的矛盾，擴大政治參與。但也應當指出，新潮流係認爲“國會全面改選表面上是民主化問題，而落實上是要不要獨立的問題”。這樣，他們推動全面改造的意圖就和其他民進黨人不同，而是和“台獨”聯繫在一起了。

　　至於省市長直接選舉，那也是廣大人民的要求。有人指出，官派的市長在地方上難有作爲，因爲没有民意基礎。台北、高雄兩市市長由人民直接選舉，“不僅是民意所趨，也有事實上的需要”。同樣，人們也要求省主席直接民選。

　　這些政治主張主要是針對國民黨的政策而提出的，可以取得一部分群衆的支持，但是作爲一個政黨，缺乏理論上的共識，缺乏一個思想體系，提不出更具前瞻性和吸引力的政治主張。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嚴重的缺陷。

　　以上是就整個民進黨的政治主張所做的分析。實際上民進黨兩大派系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現在舉出兩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言論加以説明。

　　代表新潮流係觀點的姚嘉文提到“台灣反對運動發展規律”，他説：“從以言論自由爲出發點的人權、民主基礎，而變爲對台灣的認同，不受中共統治的事實，進而追求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决，再演變到今天的台灣應該獨立及新國家運動”。這就是“台獨”的主張。

　　代表美麗島係觀點的張俊宏在他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的結論部分指出：“我們認爲反對黨的最終目標必然指向取得政權，更因爲先在地方實質上佔領國家機關，將是反對黨對抗黨國特權體制的最有效戰略”。“我們堅信從地方自治到住民自决，再從住民自决到主權獨立，其間必然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實力累積過程”。“地方包圍中央……是相對於目前各種主張的最有效戰略”。

　　顯然，民進黨内存在兩種不同政治主張：是“台獨”——“新國家運動”，還是“地方包圍中央”——“新執政之路”？哪一種主張將成爲民進黨的主流，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考察。

　　五、主要活動

　　民進黨成立以來，開展了多方面的活動。在黨務方面，發展黨員，建立各縣市的黨部，對有關黨的發展前景及台灣前途等重大問題在黨内進行過一些討論，召開過三届全會和臨時全會，但更多的力量則花費在内部派系鬥争上。在政治活動方面，由“議會鬥争”和街頭群衆運動兩方面組成，主要有1986年底“立委”“國代”的選舉，“立法院”的問政活動，1989年競選的準備，并且開展過多次頗具規模的街頭運動以配合“議會鬥争”。此外，民進黨還向海外進行遊説活動，争取外國以及海外台籍人士的支持。

　　1986年底的選舉

　　選舉是公民根據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的形式，挑選公職人員的一種方式。换句話説，選舉是獲取政治權力的一種程序。因此，如果選舉活動不公正、不公平、不妥善，選出的民意代表反而會背離民意。所以，選舉對執政黨和在野黨來説是一場競賽、一場戰争，它關係到能不能争得更多席位、獲得更多的權力，甚至能不能執政以實現本黨的政治主張等大事。

　　民進黨的形成和選舉有密切的關係，正是經過多次選舉，逐漸形成一股和國民黨對抗的力量，選出了自己的公職人員，並在這個基礎上組成了民進黨。1986年的選舉是民進黨成立後的第一次選舉，也是台灣第一次由兩黨競争的選舉，就73席“立委”和84席“國代”展開競選。

　　爲了在這次選舉中取得好的成績，民進黨事先經過“黨外選舉後援會”推薦了候選人，其中參加“立委”競選的有康寧祥、謝長廷、王義雄、張俊雄、尤清、黄煌雄、許國泰、許榮淑、朱高正、邱連輝、王聰鬆等21人，參加“國代”競選的有周清玉、蔡式淵、洪奇昌、張貴木、翁金珠、吴哲朗等23人。這44位民進黨人公開與國民黨的候選人進行角逐，引起了島内外相當大的關注。海外有不少傳播媒體派了記者前去采訪。

　　在競選中，民進黨所提的“共同政見”主要有以下幾點：住民自决、解除戒嚴、組黨自由、“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司法獨立等。民進黨中央組織了“全國巡逥訪問團”，分南北二團到全島各地進行助選，還提出了“新黨救台灣，民主新希望”的口號。

　　競選的最後一周發生了“桃園機場事件”，這是由許信良强行返台引起的。許信良原來是國民黨員，因競選桃園縣長而被開除黨籍，1979年又因參加抗議逮捕餘登發的遊行而被撤去桃園縣長職務。後來前往美國，參加籌組“台灣革命黨”，被國民黨列爲通緝犯。1986年11月許信良聲稱要强行返回台灣，30日上午民進黨人及其支持者數千人前往桃園機場迎接許信良。國民黨當局派出大批憲兵、警察以及坦克、消防車等進行阻擾。雙方發生衝突，憲警向民衆噴射紅水，雙方互投石塊，警方還發射催泪瓦斯彈。民進黨發言人尤清發表聲明，抗議警方施放催泪彈及紅色水柱，造成民衆流血受傷，同時譴責日本警視廳干涉内政，阻擾許信良返台。直到晚上八時，江鵬堅等人向群衆説明許信良滯留東京無法返台的緣故之後，民衆才陸續散去。

　　12月2日許信良使用假護照搭乘菲航班機前往台灣，許信良的弟弟許國泰龢民進黨幹部、黨員和群衆一千多人趕往桃園機場迎接。班機降落後，國民黨情治人員認出許信良，立即没收護照，不準他入境，而民進黨代表則要求與許信良見面。結果許信良被“原機遣回”馬尼拉。

　　國民黨利用這個時間對民進黨展開攻勢，通過報紙、廣播、電視製造民進黨“率衆滋事”“暴民毆警”、許信良是“危害台灣社會安全的陰謀分子”之類的輿論，呼吁民衆不要投票給民進黨。

　　這對民進黨來説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當時唯獨《自立晚報》刊出了《機場警民衝突目擊記》等報導，指出“軍警單位戒備機場，執勤態度强硬，卅餘民衆被饗以警棍拳脚，雖經指揮官制止仍難平息”。同時報導了民進黨中執委張富忠被軍警打傷，“傷口縫合三針”。該報還評論説：“有人拿石頭砸警察應依法處理，但警察打民衆如何處理呢？”這樣，人們才瞭解到真相。此外，民進黨也舉辦“機場事件説明會”，播放機場事件的録影帶，反駁國民黨報刊的攻擊。這個事件本來造成了對民進黨相當不利的局面，不少人把民進黨人看成是“暴民”，但是，《自立晚報》的獨家報導“發揮了十分强大的影響力”“决定性地影響了選情”，不少人對國民黨一味抹黑民進黨人表示反感而投了民進黨的票。

　　12月6日公佈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結果，民進黨在“立法委員”方面有康寧祥、吴淑珍、王義雄、張俊雄、黄煌雄、尤清、許國泰、許榮淑、朱高正、邱連輝、餘政憲、王聰鬆等12人當選（上届爲6席），在“國大”代表方面有周清玉、蔡式淵、黄昭輝、洪奇昌、張貴木、範振宇、翁金珠、蘇培源、蘇嘉全、徐美英、吴哲朗等11人當選（上届爲5席）。兩項選舉民進黨共提出44名候選人，當選率達到52%。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人有59名當選爲“立委”，68名當選爲“國代”，得票率分别爲66.3%和60.2%，低於預期的水平，民進黨“立委”和“國代”的得票率爲24.78%和22.21%，不論所獲取的席位，當選率和得票率都超過以往的水平。在當選人中，尤清、許榮淑、許國泰、朱高正、王義雄、周清玉、洪奇昌、張貴木、範振家、徐美英等人，在他們各自的選區中都以最高票當選。在“立委”選舉方面，在七個選區中民進黨人獲得五個選區的最高票。這次選舉説明瞭剛剛建立的民進黨在台灣民衆中享有一定的聲望。

　　合衆國際社指出，這是台灣第一次以政黨對政黨競争的選舉，“民進黨已贏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席次，驚動了北京和台北”。有的外國報紙把這次選舉説成是“政黨政治的選舉”，是“台灣邁向政黨化時代的開端”，認爲“民進黨得到甚多民衆的支持”。但是，瞭解台灣真實情况的人士則提出：“選民認同個别民進黨明星級候選人多於認同民進黨”，得票多的當選人靠的是“個人秀”，而不是靠民進黨的號召力。甚至有些中産階級投票給民進黨，“並非源於對民進黨的政黨認同，而是冀望對國民黨在政治上産生制衡作用，因此雖然偏愛國民黨，但仍投票給民進黨籍候選人。”

　　盡管這次選舉對民進黨來説是“頗有進展”的，但是應當看到，國民黨的得票率仍然靠近七成，選舉結構没有發生明顯的變化。所以，正如邱垂亮所述，“要發展成爲能和國民黨真的平起平坐，可以産生真的權力制衡和發展成真的‘有效的選擇餘地’（viable alternative），恐怕還有一大段崎嶇艱苦的整合路程要走。”南民也指出：“這次選舉只是一次開始，台灣的自由民主與政黨政治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立法院”裏的風波

　　民進黨籍“立委”進入“立法院”以後，該院的議事情况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從第79會期以後，接連出現了不少風波。

　　新當選的12名民進黨籍“立委”和資深“立委”費希平（後來退出民進黨）組成了“立法院”黨團，在當時全院320多名委員中只占極少數，但是他們却在議事過程中發揮了制衡作用，打破了過去一貫平静的氣氛，在社會上引起了頗大反響。

　　從進入“立法院”的第一天開始，民進黨人就有出人意料的表現。1987年2月23日新任增額“立委”宣誓就職時，張俊雄、朱高正等人上台發言，提出要推選會議主持人，并且要審查主持宣誓的大法官的資格。這時國民黨籍“立委”周書府、李宗仁、李勝峰等人涌上台去，雙方互相指桑駡槐，搶奪麥克風。在國民黨籍“立委”匆忙舉手强行宣誓時，民進黨人拒絶照辦，一開始就表現出反對派的性格。

　　第二天當“行政院長”前來作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時，民進黨人提出“立法院”正副院長應在“立委”選舉之後立即改選，向“立法院長”倪文亞的主席身份提出挑戰，要求推舉當天會議的臨時主席。經過一番争議後，俞國華上台報告，這時費希平對“行政院長”的任期提出异議，朱高正指着俞國華説：“我認爲你是過渡時期的院長，是看守内閣……”，國民黨籍“立委”眼看“院長”受到斥責，冲上前去拉扯朱高正，雙方扭成一團。幾十名委員在台前推搡、吵鬧，而俞國華却硬着頭皮念他的報告。

　　2月27日在民進黨籍“立委”的逼迫下，舉行了“立法院”正副院長的改選。現任院長倪文亞已經連任15年，副院長劉闊才是台籍人士，國民黨並不想更换他們。民進黨提出的院長候選人許榮淑作了《多出一票就是勝利》的競選演説，她説，可以預料國民黨會掌握絶大多數的票源，但這次選舉的政治意義並不表現在絶對數字上，“只要本人的得票數比民進黨籍席次多出一票，就是勝利。”盡管選舉結果還是原有的院長、副院長當選，但這畢竟是在民進黨人逼迫下進行的改選，也是民進黨人進入“立法院”以後纔可能出現的新情况。

　　3月20日朱高正在質詢的進程中，突然以台灣話（閩南話）發言，指責國民黨違背民主政治，具有“獨裁、反動、專制帝王的統治心態”。資深委員大喊聽不懂。朱高正用台語駡了粗話（台灣所謂“三字經”），並説：“你在這裏吃蓬萊米這麽多年，聽不懂是你家的事”。5月26日審查“七十六（1987）年度國家總預算”時，民進黨予以扺制，國民黨要付諸表决，企圖以多數票强行通過。這時朱高正躍上主席台駡道：“你們這些亂臣賊子”“賣國賣了40年”“本席宣佈不遵守法律”，並把主席台上所有的卷宗、資料踢倒在地。

　　以上是民進黨籍“立委”進入“立法院”最初一段時間發生的事，以後國民黨龢民進黨“立委”互相争吵甚至動武的事件屢見不鮮。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要强行通過“退職條例”時，發生了院長叫警察進入會場的事件，下面是當時“院會記録”的摘録：

　　“尤委員清：（16時46分）剛才達成的協議，就是要等選舉實録送來，才能審查退職條例，希望主席維護‘立法院’的尊嚴，也希望國民黨委員不要在混亂中胡亂通過，更請主席不要自行製造混亂，然後渾水摸魚。

　　……

　　康委員寧祥：（16時50分）看樣子國民黨已準備表决，連議事組人員的拍賣手藝也都出現了。……如果你們昧着政治良心，企圖以蠻横、不文明、獨裁、專制的政治手段讓全案通過，或不根據民主國家、民主議會應有的議事程序進入二讀，我們也敢跟你們拼，不信你試試看……

　　……

　　黄委員煌雄：（16時58分）……今天劉代院長係以副院長的身份代理院長，……但爲珍惜這個位子你好像忘記一位‘國會議長’應有的風格，只能做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决定，……我們如何能心甘情願讓你代表‘立法院’？你又有何能力代表‘立法院’……

　　吴委員勇雄：（17時11分）對退職條例本席有些話要説……

　　蔡委員文曲：（17時11分）你又不是審查會的召集委員，你爲何要講話，本席從未講過話，現在本席要先講幾句話……

　　肖委員楚喬：（17時12分）我們探討一個問題，手段與目的確有相當大的區别……

　　主席：請警衛進場，維持會場秩序。請不要打架。

　　尤委員清：（17時14分）請問主席是誰叫警察進來的，要出去，你應先出去，你當一個‘國會議長’，竟無法維持會場秩序，要警察進來做什麽。

　　康委員寧祥：（17時14分）請主席先叫警察出去！

　　尤委員清：（17時14分）主席你叫警察先出去，警察進來是造成會場混亂之源，叫警察出去，才會使問題單純化。

　　主席：現在請警察出場，請各位同仁就座，報告院會，本席剛才請警衛進場，是看到吴委員勇雄、蔡委員文曲、許委員國泰相互拉扯打架，爲維持會場秩序，避免事態擴大，只有請警察進場。”

　　對於民進黨人在會議中的表現，有的報刊把他們指作爲“暴徒”，有人却稱之爲“抗議精神的象徵”。實際上，12個民進黨人在全體“立委”中只是一個零頭，如果按“常規”運作，他們的呼聲就會被淹没，只有用“非常”的方式纔可能引起重視。盡管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但民進黨人進入“立法院”以後，兩黨競争的勢態已經形成，沉寂的局面已被打破，不同的聲音不斷産生，表現出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體作戰的作用。這對“立法院”以及國民黨籍“立委”都發生了一定的影響，議會的面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杯葛“國安法”

　　“杯葛”是英語boycott的譯音，台灣習慣於使用這個外來語表示“扺制”的意思。1986年10月蔣經國宣佈即將解除戒嚴，但要在制定“國安法”之後才能實行。國民黨表示要在1987年6月底完成“國安法”的“立法程序”，以便在7月15日宣佈解嚴。爲此，他們督促“黨籍‘立委’”加緊審議實施細則，并且命令“中央政策委員會”進行協調，企圖使它得以順利通過。可是，民進黨則决定全力予以扺制。

　　民進黨宣稱在當前形勢下，没有必要制定“國安法”。尤清指出：“台灣現有的各種刑法，已足够應用制裁一切違法越軌行爲，解嚴無須另行制定‘國安法’。‘國安法’也是一種適用於緊急狀態的法律，憲法並無賦予執政黨制定這種法律，徒然破壞政治體制與壓制人權。”康寧祥認爲“國安法”是戒嚴令的替身，是“换湯不换藥”。他指出，在解嚴的同時又實施“國安法”，就是在“在解除舊的枷鎖之後，立即又在國民身上加上新的枷鎖”，是“借故剥奪或限制人民的若干權力與自由”“反憲政的政治統制體制没有變更”“與回歸憲法的憲政原則背道而馳。”

　　1987年1月在“立法院”審議時，當時的“立委”江鵬堅就進行扺制，2月，新“立委”就職後，進一步開展活動。3月初，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舉辦“國安法聽证會”，並在“立法院”内就“國安法”條文中的“分離意識”“國家安全”“動員戡亂”等問題進行辯駁。3月18日大約500名民進黨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立法院”門前，提出“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要求民進黨籍“立委”拒絶審查“國安法”草案。但是民進黨“立委”們却表示不應放棄在“立法院”内的鬥争。經過勸説，群衆才離去。這個事件反映出民進黨内部的不同看法，在行動上還不一致，同時“黨中央”和“‘立法院’黨團”也缺乏共識。

　　3月29日民進黨召開第一届第一次臨時黨員代表大會，就發動“反制國安法”示威進行討論，以多數票通過舉行“四一九示威”。30日舉辦“反對國安法制定説明會”，對“國安法”草案進行嚴厲的批判。民進黨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的强烈反應。在國民黨情治系統總動員、官方施加壓力揚言進行“取締”的情况下，民進黨内發生了分歧，只好宣佈“四一七”行動决議延期舉行。後來兩黨經過溝通，收效不大。5月19日民進黨在“國父紀念館”前發動反對“國安法”的示威，與會群衆頭扎“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的緑帶，民進黨人輪番演講，現場曾經聚集二萬多人。鎮暴警察進行全面封鎖，布下刺網、鋼架拒馬，出動鎮暴噴水車和大約二萬名軍警，後來又出現“反共愛國陣綫”與示威群衆“對陣”的局面，雙方僵持達12小時之久，成爲近年來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出動軍警最多的一場和平對峙。

　　6月3日恢復審查“國安法”。事先民進黨的費希平向國民黨的樑肅戎進行溝通，提出删除“國安法”第二條，取消“國安法”名稱，改爲“入出境管理法”，民進黨就可以不在“立法程序”上予以扺制，遭到樑肅戎果斷的拒絶。民進黨决定在審議過程中采取拖延戰術，同國民黨周旋到底。民進黨曾經提出“解除戒嚴恢復黨政之事實程序條例”，用以取代“國安法”，後來又提出改名“國境安全法”，都没有被接受。在逐條討論時，對第二條争論最激烈。第二條的内容就是所謂“三原則”，即“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反共政策，或主張分裂意識。”尤清、張俊雄、朱高正等都力主删去這一條，引起一場争論、吵駡。在表决時，民進黨籍“立委”全體退席以示抗議。此後，從4日至15日舉行8天的逐條討論，民進黨堅持“纏鬥到底”，對每個條文都提出了异議。

　　在“議會鬥争”的同時，民進黨社會運動部發動群衆舉行抗議活動。在報刊上刊登“反對國安法，大家上國會”的邀請廣告，6月10日上午有幾萬人集會，發表演説，譴責“國民黨的老法統”，群衆高呼口號，與過路人發生了衝突。下午在遊行時和軍警衝突。11月繼續進行抗議示威，結束以後有近萬名民進黨黨工人員向“士林官邸”方向遊行，也與路人發生衝突。12日“反共愛國陣綫”先行進入“立法院”，在周圍懸掛指責民進黨的標語布條，還有人手持棍棒，蓄意向民進黨挑戰。民進黨的隊伍到達以後，雙方互相叫駡，毆打，投擲石頭、玻璃，有人受傷流血。雙方對峙了10多個小時。在遊行時，有人煽動學生、婦女辱駡民進黨，有人叫喊“殺死民進黨黨員”，企圖挑動和刺激示威群衆的情緒，引起衝突。示威活動結束後，部分群衆看到“反共愛國陣綫”没有離去，而繼續進行示威。警察企圖督使民進黨群衆散開，群衆置之不理，於是警察以棍棒打擊驅趕，用暴力强行解散，表現了罕見的强硬做法。

　　在“六一二事件”中，民進黨不僅反對“國安法”，而且反對“老法統”，主張“國會全面改選”，有些黨工人員甚至舉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牌子，在演講時高喊“台灣獨立萬歲”的口號。示威遊行造成交通受阻，并且與行人發生衝突，使民進黨的形象受到損害。但有人指出，那些不服從指揮的群衆“可能不只是單純的示威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事件中，出來龢民進黨對抗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所謂“反共愛國陣綫”。這般人明知民進黨要舉行集會，却故意前來“對陣”。民進黨人士指出，“愛陣”的負責人是國民黨骨幹分子，警察允許“愛陣”的人留在“立法院”大門口，“愛國陣綫顯係由國民黨有關方面幕後支持”。有人認爲“民進黨這次群衆運動，完全陷入國民黨的陷阱”，是國民黨情治人員“導演了愛國陣綫這幕挑釁民進黨的鬧劇”。於是，民進黨反對“國安法”的政治活動，被醜化爲民進黨和“愛陣”之間的“群毆”，而國民黨則要“依法懲辦”這些互毆的“暴民”，他們儼然成了超脱在事件之外的“仲裁者”了。事後，民進黨發表公開信，説明“六一二”流血衝突是“愛陣”蓄意挑釁所致，他們還舉辦“六一二事件真相説明會”，播放録影帶，强調民進黨自始秉持非暴力原則，而國民黨却利用學生和“愛陣”蓄意對民進黨進行正面的破壞。

　　6月23日“國安法”二讀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進行静坐抗議。當天又進行三讀，民進黨人起身離開會場以表示他們既强烈又無奈的扺制。這樣，國民黨依仗“多數暴力”操縱立法，“國安法”終於在無阻力的條件下通過了。7月1日經“總統明令”公佈了《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盡管杯葛不成。但民進黨在這場鬥争中利用“議會”和街頭的論壇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他們的意見，使群衆瞭解整個立法過程。正如朱高正所説，“若是一開始我們就退席抗議，那太給國民黨便宜了，他們就更可以爲所欲爲，逕赴表决。所以我們必須就其缺失全面杯葛，融合大衆媒體，形成輿論”。尤清説：“我們真正是盡力而爲，仁至義盡了。”

　　“國會”全面改選運動

　　“全面改選國會”是民進黨的主要政治主張之一。早在第一届第一次臨時全會時，就已授權“立法院”黨團和“國大”黨團發起改選運動。這個運動的展開，主要是在杯葛“國安法”以後。那時社運部提出了運動第一階段計劃，六中全會决定擴大“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專案小組，民進黨籍“立委”曾經在“立法院”議場上舉出“堅决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的白布條。實際上連國民黨籍某些增額“立委”也主張全面改選，所以民進黨的這個主張是有一定威力的。有人把它稱爲“一千人對抗一千九百萬人的戰争”，指的是一個不改選的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反抗要求全面改選的廣大人民。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林棟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説：“你以爲民進黨争的是國會改選？如果這樣我可以策動所有老‘立委’走。他們争到這個，還要争地方自治，總統民選！”

　　1987年11月由海外“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發起的“台灣民主聖火返鄉長跑”運動，對台灣島内産生了較大的影響。14日“聖火”從紐約由民進黨人送回台灣，被當局扣留，但張俊宏點燃事先携入的火種，舉行聖火移交儀式，由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宣佈把“聖火長跑”作爲“國會全面改造運動”的一環，在全島展開。22日“聖火”傳到台北，有數千人參加迎接，高呼“國會全面改選”的口號。

　　12月25日“國民大會”在中山堂舉行“慶祝行憲40週年紀念大會”，蔣經國坐着輪椅到會致詞。他剛開口説了“諸位代表先生”，馬上有11位民進黨籍“國大代表”突然起立，齊聲高呼“全面改選”“全面改選”，引起全場震驚，因爲從來没有人敢在這位“國家元首”面前示威抗議。後來蔣經國指定“國大”秘書長何宜武代爲宣讀書面致詞，當何讀到“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時，民進黨人再度起立，穿上緑色白字背心，上面印有“全面改選”“維護憲法”字樣，接着又展開長幅標語，上面寫着“國會全面改選”六個大字，引起會場更大的騷動。蔣經國離開會場後，民進黨代表舉着“老賊滚蛋”等口號，國民黨高喊“打倒台獨”，雙方還互相謾駡和扭打。會場外面有幾千名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縱貫綫火車路的平交道上，抗議“萬年國會”，而國民黨則動員大批軍警保衛中山堂。 

　　1988年3月“國會全面改造運動”出現了一個高潮。4日，民進黨組織“民主聖火慢跑”，一路上播放“萬年國會，全面改選”和“咱要出頭天”等歌曲。到達中山堂時，布置了“國會全面改選辯論擂台”，由朱高正上台向在中山堂開會的“老國代”叫陣，要他們出來辯論，尤清指出，“40年來不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是全世界最不要臉的人”。康寧祥表示，“民進黨將以更大的實力向民衆展現國會全面改選的意義”。5日，成立超黨派的“貫徹國會全面普選委員會”，由黄信介、張俊宏擔任正副主委，該會提出“五不主張”：一、不贊成海外遴選制；二、不贊成大陸代表制；三、不贊成職婦代表制；四、不贊成“國代”遞補制；五、不贊成退休退職制。黄信介（當時未加入民進黨）等人表示這個委員會“不會與民進黨活動衝突”。18日，舉辦第二次民主聖火長跑活動，有400多人參加。民進黨人上台演講，指責資深“國代”不要臉，吃台灣人的米，用台灣人的錢，臨下台還要帶走300多萬，相當一個普通公務員12年的薪餉。29日，舉行抗議“萬年國會”大規模示威遊行，這是一次路綫最長的遊行，從“國父紀念館”到中山堂，走了近兩個小時，遊行隊伍長達二、三公里，參加人數達3000人以上。民進黨人發表談説抨擊“萬年國會”是世界上罕見的政治笑話，資深民代没有代表性，指出民進黨是在民主聖火慢跑、打電話向資深民代“請益國是”等活動未見效果的情况下，才發動這次示威的。示威遊行在高呼“老賊下台”“國會全面改選”等口號後宣告結束。接着，有一部分人在朱高正等帶領下向“國會山莊”進發，聲稱要“造訪”資深民代。警方在内湖布下封鎖綫，出示警告牌，引起了衝突。警民互毆，雙方共有17人受傷。這就是所謂“三二九”事件。

　　民進黨發動的“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到4月份暫告一個段落，以後幾個月在這個方面没有什麽重要活動。到1982年12月“立法院”審議“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時，民進黨再次發動群衆，把“國會全面改選”推向新的高潮。

　　當時民進黨第三届代表大會剛結束不久，新潮流係要求發動群衆運動，迫使“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無條件限期一次退職”。美麗島係也準備發動群衆保衛“立法院”，抗税、罷税、罷市、罷工以及示威等活動向“資深國代”施加壓力。12月12日中常委林正杰在記者會上强調了民進黨對“國會全面改選運動”的立場，要求1989年選出全新的“立委”，並表示希望能在談判桌上解决全面改選問題，只有在“議會政治”失敗的情况下，才采用街頭運動。

　　17日費希平表示，如果接受他提出的三個條件便可以立即退職（“立法委員”），曾經引起一時的轟動。但是多數民進黨人並不能同意費希平的看法，他們不能接收肯定資深民代的功勞并發給退職金，也反對設立大陸代表制。結果費希平不但没有退職，反而宣佈退出民進黨。當時的社會輿論認爲這是對民進黨的一個重大打擊。當然民進黨發動“國會全面改選”運動時没有估計到會出現這樣一個插曲。不過費希平畢竟和一般民進黨人不同，他盡管是黨外運動領袖人物之一，又是民進黨創始人之一，但他本人是“資深‘立委’”，原來是國民黨員，他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場和多數民進黨人存在相當的距離，他和新潮流係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隨着政治改革的進展，他在民進黨内的地位和處境日益顯得尷尬。作爲旁觀者來説，費希平退出民進黨不會使我們感到突然。

　　19日民進黨中常會作出决議，重申“全面改選國會”是該黨行動綱領，“不達目的，决不中止”。23日“國大光復會”開會時，民進黨籍“國代”上台送給資深“國代”一架紙質的“經國號”飛機，上面寫着“流亡國會”“飛往南京”，國民黨人上前阻止，又演出了一場雙方對駡、互相拉扯的鬧劇。

　　25日舉行“行憲紀念日”和“國民大會年會”。民進黨籍“國代”在中山堂門口手持“新總統、新國會”的緑色布條，警衛人員不許他們進入會場，雙方拉扯推搡，進入會場以後，又因安全人員占座主席團位置，再度發生争執，會場秩序大亂。作爲貴賓的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竟然不顧自己的身份，激動地高喊：“不要開會的滚出去”。“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則命令安全人員將民進黨籍“國代”强行架出場外。當天民進黨“國大”黨團本來已經提出一份《質問李總統十一事》，第一問就是“問國會何時改選”，後來由於“國代”被强行隔離，只得散發“十一問”的傳單。同日，民進黨主席黄信介帶領“立法院”黨團及黨部負責人去“國民大會”向李登輝送信，主要内容是：12月13日黄信介代表民進黨發表公開信，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要求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指出“閣下如不循民意，當機立斷解决當前國家的危機，本黨順應形勢將發動大規模的群衆運動，爲全體台灣人民争回40年來早該擁有的基本民權”，此信没有得到答復。黄信介在信中强調民進黨是“台灣人民與國際政壇公認的中華民國第一大反對黨”，提醒李登輝“不應忽視龢民進黨溝通對話的機會”。民進黨領導人前來送信，而“總統府秘書長”或“國大秘書長”都不出面，只是由“國大副秘書長”接受信件，這就引起了民進黨人的强烈不滿。除了上述活動以外，當天上午民進黨組織1000多人在台北市新公園音樂廳舉行“全面改選國會運動百萬人簽名”活動的誓師大會。與此同時，已經進行了40天的“新國家運動”在台北市舉行最後一次遊行，在高潮時有3000多人參加，民進黨的重要人物姚嘉文、江鵬堅、李逸洋等參加了活動。姚嘉文在遊行結束時説道，民進黨“國大”代表被關起來，是因爲中山堂外面没有群衆的緣故。“有了群衆力量支持，公職人員才不會被欺負”。

　　26日，民進黨發表强烈聲明，抗議當局將民進黨“國代”驅離並拘禁於會場之外，譴責蔣緯國、何宜武等人指揮軍警情治人員非法拘禁“國大代表”，提出“唯有國會全面改選成功，才能清除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對於這個事件，台灣各界反應不一，《民衆日報》社論指出：“一二二五”“國大”年會引發的朝野嚴重衝突的鬧劇，實際上是一場悲劇，它説明執政黨至今對民主化的迫切性“仍無動於衷”。“國會40年不改選，就是民主之羞，憲政之耻，這樣的體制，我們還能接受嗎？”

　　1989年1月在“立法院”審議“中央民代退職條例”的過程中，民進黨繼續發動“國會全面改選”運動。所謂“退職條例”，是國民黨當局爲了反對“全面改選”而提出的對策，表面上是對社會輿論的一個回應，實際上是“以退爲進”，爲“資深民代”繼續擁有職權製造法律依據。“條例”的要害在於：一、自願；二、無限期；三、發給優厚的退職金，顯然這是同民進黨的主張針鋒相對的。所以，民進黨把“退職條例”看成是推動全面改選運動的一個“起爆點”，準備發起“征討老賊”的群衆運動。

　　1月16日“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强行初審通過退職條例。民進黨人當場提出抗議，扯斷麥克風，掀翻主席台。康寧祥摔了椅子，尤清聲稱“這是‘立法院’40年來最大鬧劇”。17日，民進黨發動2000多名群衆包圍“立法院”，要求“國會全面改選”，在門口抛灑冥紙，高聲叫駡老“立委”不要臉。黄信介、洪奇昌等人發表演説，抗議强行通過退職條例。治安單位出動噴水車、無綫電指揮車、鎮暴車等，如臨大敵，嚴陣以待。由於這次群衆的行動比較理性，没有發生衝突事件。26日，“立法院”審議退職條例草案，民進黨黨團强烈扺制，與“僑選‘立委’”發生拉扯、扭打，主席劉闊才兩次叫警察入場，並在警衛森嚴的情况下，强行“全案表决”通過。民進黨對這種公然使用“多數暴力”、違反議事程序的做法表示“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尤清問道：“全世界哪有國會是如此通過法案的？”27日，民進黨致函劉闊才，表示退職條例“未完成立法”。29日，民進黨發動3000人的遊行，抨擊退職條例，要求“加速國會全面改選”，歷時4小時，又造成一次大規模的街頭運動。

　　在“立法院”82會期中討論了“三大法案”，即“人團法”（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退職條例”，民進黨對前二者也提出不少意見，但經過兩黨溝通，基本上以談判和諧收場，而“退職條例”則没有協調餘地，不經三讀，而强行“全案表决”。《新新聞》雜誌指出，這是另一種暴力。國民黨龢民進黨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完全對立。國民黨認爲資深代表對台灣的發展有歷史功績，應予肯定；全面改選是違反“憲法”的；在台灣進行全面改選，造成“國會台獨化”，“等於抛棄大陸”，等於“宣佈台灣獨立”。因此，《中央日報》指出：“‘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與口號，非常動人，也非常炫人耳目，但我們認爲忽視現實環境的理想就等於空想”。民進黨則認爲資深民代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民主憲政的障礙，强行表决通過“退職條例”是“憲政史上的一大污點”，要求人們不分黨派施加壓力，迫使資深民代全部退職。

　　人們在評論“退職條例”時指出，國民黨使用欺騙和强制手段“蒙混過關”，對“國會改選”没有誠意。而《中央日報》則鼓吹：“資深‘立委’體諒政府苦心，大多願意接受退職條例”，并且勸説資深代表“好好休息，功成身退，讓體力較好、年紀較輕、更具有代表此時此地中國人的代表來跑，來完成……”可是，退職條例通過幾個月以後，自願退職者爲數甚少，這時人們才看出退職條例“毫無成效”，因而稱它爲一個“騙局”。

　　“台獨”言行的發展

　　至今民進黨没有把“台獨”列入自己的黨綱，也没有作爲全黨的行動口號，但是在它建立以後的兩年内，特别是在第二届黨中央任期内，“台獨”言論一再昇級，成爲這個時期民進黨活動的一大特點。

　　其實，當民進黨第一任和第二任主席上台時，他們對“台獨”都曾經以低調處理，例如，1986年12月江鵬堅説道：“國民黨將自决的手段和台獨的目的畫等號，是刻意扭曲民進黨的做法”。他還説，主張自决“並非台獨思想”。1987年11月姚嘉文當選主席時也説：“到目前爲止，還没有人説要把‘台灣獨立’拿來作爲黨的主要訴求，至少在民進黨内没有”。他還指出，民進黨通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之自由”决議案，並不代表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可是不久之後，他們的言行都發生了變化，請看下列事實：

　　1987年5月19日由民進黨主導的街頭運動，首次出現“台灣獨立萬歲”的口號。6月10日民進黨員江蓋世高舉“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帶領群衆向“行政院廣場”遊行示威。在10—12日三天示威活動的演講中，有人高喊“台灣獨立萬歲”等口號。13日民進黨籍“立委”吴淑珍帶江蓋世到“立法院”審查“國安法”的會場，擺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標語，席地静坐。8月，民進黨員蔡有全、許曹德把“台灣應該獨立”的條文列入“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總章程。9月，蔡、許被法院以“叛亂”罪傳唤出庭，民進黨發動聲援。10月在基督教長老會的遊行中，有人抬着民進黨黨旗，兩邊寫着“台灣要獨立”“獨立救台灣”，民進黨主席江鵬堅參加遊行，并且説“台灣人絶對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11月9日—10日民進黨召開第二届黨員代表大會，有人要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綱，經過争論，决定不列入黨綱，但却都以大會决議形式强調了這一主張。12月，民進黨中常會表示不反對黨員以私人名義支援“政治受難者聯誼會”。姚嘉文指出，根據“二全”决議，“不能説台獨運動有違黨綱”，這是姚嘉文擔任主席以後向“台獨”跨出的第一步。同時，洪奇昌對“台灣要獨立，獨立救台灣”作出解釋，他指出，這是要“脱離共産中國、歷史中國的陰影，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時，民進黨内已經有人提出警告：有“台獨”分子潜伏在民進黨内，企圖把民進黨變成“台獨黨”。

　　1988年是“台獨”言行在民進黨内大肆泛濫的一年。1月，民進黨中央召開許、蔡主張“台獨”座談會，並成立專案小組組織聲援活動。2月6日在聲援許蔡的燭光晚會上，姚嘉文公然聲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禁止台灣獨立”。28日，中央黨部組織紀念“二二八”41週年集會遊行，提出“悼念二二八先烈——台獨先哲”等標語，喊出“台灣獨立”萬歲的口號。

　　在民進黨第二届第一次臨時黨員代表大會以前，新潮流係極力製造輿論，要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綱。4月16日—17日臨全會開會時，有數十名主張“台獨”的代表。頭扎“獨立救台灣”的白布條進入會場。經過激烈冗長的辯論，否决了“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黨綱增訂案，而以强烈的决議文取代。决議主張：“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爲首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台灣全體住民自决同意”。决議還提出所謂“四個如果”，即“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

　　會後，姚嘉文不斷鼓吹“台獨”，他説“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共，中共主張台灣是其領土也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台灣獨立牽涉到建國、現有政權及國家涵義等問題”。6月他在東京公然要求外國人支持“台獨”，他説：“舊金山條約和日華條約没有説台灣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台灣的主權當然是屬於台灣”。“現實是台灣並没有受到中共的統治”“台灣獨立，中共無權出兵”。又説“民進黨面臨兩個問題，即新國會和台灣獨立問題”。關於獨立的活動，他説要分三步走，“一、討論；二、主張或要求；三、宣佈”，他指出“目前民進黨正進入第三個階段”，因此公然聲稱：“我們正在呼吁衆多的人們支持台灣的獨立。”

　　8月，“世台會”在台灣舉行會議，由民進黨籌辦。這次活動把“台獨”的主張和活動在島内公開化了。會議期間，民進黨組織“海内外大團結——聲援海外台灣人返鄉運動”大遊行，公然成立“台灣要獨立”的口號。姚嘉文還同“世台會”會長李憲榮一唱一和，互相呼應。李憲榮在東京提出建立“台灣人新政府”和“新而獨立的國家”，姚嘉文在台北主張台灣不可以孤立，但可以獨立，台灣要有“新國會、新憲法、新政府”，台灣人要求在國際上被稱呼爲“台灣人”，希望“成爲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公民”。“台灣人要組織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要瞭解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不必向隔壁任何大國協議討價”。26日，姚嘉文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一篇短文，强調“獨立已經是一個‘事實的存在’。所以，我認爲，台灣若要獨立，可以不必表决，只有面臨‘統一’時，才需要尋求人民的同意”。9月，姚嘉文爲競選連任黨主席舉辦政見發表會時，對“台獨”提出這樣的看法：黨員有談論“台獨”的自由；民進黨即使不能以黨的名義推動“台獨”運動，也不能從事反“台獨”運動；“你如果反對談台獨，那麽大家就要反問，你到底主張什麽？”

　　鑒於姚嘉文的一系列言行，《新新聞》雜誌一篇文章説他是“台獨的獨裁論者”。作爲民進黨的主席，姚嘉文對民進黨内“台獨”情緒的昇級起了一定的煽動作用。當時，在民進黨内如果不跟着喊“台獨”的口號，“就可能被打耳光、丢鷄蛋、戴統派的紅帽子，幾乎被當成‘共匪’來對待”。

　　統一派“被視同AIDS（艾滋病）了……就要判黨内的死刑”。其實，民進黨内的“台獨”情緒是由新潮流係以及姚嘉文等少數煽動起來的，民進黨員堅持主張“台獨”的爲數並不太多，有人企圖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寫進黨綱，兩次都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就是一個證明。有人指責姚嘉文擔任黨主席期間，只會唱“台獨”的高調，轉移了該黨當前的目標，放鬆了對政治民主的要求，不僅加深黨内派系的分歧，而且使原來支持民進黨的群衆逐漸和他們疏遠了。也有人認爲，黄信介當選黨主席是民進黨内扺制新潮流係、扺制“台獨”思潮的結果。

　　民進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美麗島係勝利、新潮流係失利而告終。這意味着由新潮流係煽動起來的態度情緒將會逐漸地“降温”。實際上也是這樣，“不要過分强調台獨”“現在講台獨還太早”“民進黨不是台獨黨”“現階段講台獨，只會增加兩岸的緊張”“喊台獨若能促進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那就要喊；但如果喊台獨只會破壞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那有必要喊嗎？”“民進黨的立場進在‘自决’層次，並未主張台獨”，諸如此類的言論已經成爲民進黨中央的主流。但是新潮流係的“台獨”論調却仍在發展，今年8月“世台會”在高雄市舉行年會，海内外“台獨”分子互相配合，煽起了一陣“宣揚台獨理念”、鼓吹“新憲法”的風波。對此，黄信介表示：民主自由比獨立重要，提出“新國家、新憲法”已經超越了民進黨的黨綱。

　　組織發展與派系鬥争

　　到1989年2月爲止，除花蓮、澎湖、新竹三縣之外，其餘20個縣市都已經設立了民進黨的地方黨部。黨員人數從建黨時的1300多人，發展到15000—16000人。當初民進黨内個别人士，估計在1987年一年内可以吸收10萬名黨員，這個目標遠遠没有達到。

　　民進黨内存在派系和派系鬥争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派系鬥争在黨的三次代表大會上得到集中的反映。

　　在第一届代表大會時，由原來黨外運動工作者（黨工）組成的“編聯會”負責建黨的組織工作，所以在第一届黨的權力機構中，“編聯會”係（新潮流係）佔有控制地位。黨主席江鵬堅原來不屬於黨外運動的任何派别，但他是在“編聯會”動員和支持下當選黨主席的，以後情况表明，江鵬堅日益靠向新潮流係了。在11席中常委中，“編聯會”及結盟者占6席，康係占5席。在31席中執委中，“編聯會”及其結盟者占18席，康係和前進係占13席。换句話説，這一届中常會是由反康係和康係組成的，“編聯會”占主導地位，而美麗島係在這届權力機構中没有什麽地位。

　　在第二届代表大會前，美麗島係要求調整黨内的權力結構，恢復他們應有的地位。“二全”選舉的結果，在31席中執委中，美麗島係占14席，康係8席，“編聯會”及其支持者占9席。（另一種説法是，泛美麗島係15席，康係9席，新潮流係7席。在中常委中，美麗島係5席，康係4席，新潮流係2席）。當時不少人都認爲美麗島係已經控制了民進黨，康係“略走下坡”，新潮流係“慘敗”“大撤退”。其實不然。第二届黨主席姚嘉文原來屬於中間派系，但他是在新潮流係支持下上台的，在他擔任黨主席的一年中，盡管他本人没有加入新潮流係，但却成爲新潮流係的一面旗幟，一頂“帽子”，有人甚至把他稱爲新潮流“派系山頭的領袖”。人們回顧姚嘉文一年來的表現時指出，他逐漸與美麗島係疏遠（姚原是美麗島雜誌社的管理發行人，因美麗島事件被判刑12年），而“傾向於新潮流係的台獨意識，使原來支持他的美麗島係中常委對他采取杯葛態度，使民進黨中央基本上難以運作”。在這種情况下，中央黨部的骨幹多是新潮流係（如副秘書長邱義仁）或親近新潮流係（如秘書長黄爾璇）的，所以當時民進黨内有人認爲“整個黨中央被新潮流所控制”，也就是説，新潮流係在兩届黨的權力結構中實際上都占主導地位。

　　第三届代表大會是黨内兩大派系的一場大戰，在過去一年中，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在“議會鬥争”、街頭運動以及統獨問題上都存在嚴重分歧，這些分歧使得黨内權力竟逐白熱化，在“三全”代表和黨主席的選舉中得到充分體現，在“三全”中，第二届黨主席姚嘉文以《民進黨，我們的夢》爲題發表演説，指出必須把民進黨建設成“台灣現代化的政黨”，而不應是“幫會式個人主導的結拜會”“以競選爲唯一獲得的選舉後援會”，或“促進跨海貿易的高經團體”。黄信介表示，“我之所以出馬競選主席，是因爲有人覺得明年大選對民進黨而言是生死攸關的考驗，……勸我‘當仁不讓’……。”由於派系競争，使“三全”的選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場面，“把黨内人際關係及信任感弄得如此緊張”，人們都認爲這是不正常的情况，選舉的結果：黨主席由美麗島係的“龍頭老大”黄信介當選，他以123票比97票，戰勝姚嘉文。在11席中常委中，美麗島係占6席，新潮流係占5席；在31席中執委中，美麗島係占16席，新潮流係占15席。康係和“超派系”人士宣佈退出中執委選舉。這樣，美麗島係取得了勝利。從表面上看，新潮流係不論在中常委和中執委的席位總都只是一票之差。可是，新潮流係的主將邱義仁却公開承認“選輸了”。此後，新潮流係人馬陸續退出了中央黨部。新潮流係成爲民進黨内的“在野派”了。在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中，各派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經過兩年多來民進黨内的派系鬥争，目前形成了這樣的情况：黨内派系從過去的三大係（美麗島係、新潮流係、康係）三小係（前進係、超派系、親新潮流係），變成現在的兩大係（新美麗島聯綫、泛新潮流係）兩小係（康係、超派系）。新潮流係成爲黨内一大派系。從這一點來看，新潮流係並没有輸。今後黨内兩大派系的鬥争或整合，將成爲關係到民進黨的發展和生存的重大問題。

　　海外遊説活動

　　爲了争取島外力量的支持，民進黨成立不久便組成“外交訪問團”，前往外國活動。1987年2月以尤清、洪奇昌、吴乃仁、許榮淑、謝長廷、張俊雄、邱義仁組成的A團和以康寧祥、游錫堃、蘇貞昌、蔡仁堅、周滄淵、張富忠、蔡式淵、許國泰組成的B團，同時去美國、日本訪問。訪問團提出此行的目的是：建立政黨外交關係，加强與大衆傳播媒體的聯繫，會見各地台灣同鄉，拜會各亞洲研究機構和專家。訪問團在美、日各地介紹建黨情况龢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争取美日政界人士和台灣同鄉的支持，此外，還通過義賣等活動，爲民進黨籌集經費。在美國，他們訪問了孟代爾、佩爾、肯尼迪、索拉兹等政界人士，參加了美國民主黨舉辦的“台灣政治發展研討會”，訪問了幾家報社。在日本，他們拜會了各黨派的國會議員。這就是民進黨的第一次“外交出擊”。這次訪問取得了一些成績，得到一些外國政界人士和海外台灣同鄉的支持，例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佩爾就表示：“台灣住民有决定自己命運的自由，如果台灣住民在自由的情况下投票要求獨立，全世界應該尊重其所作的抉擇”，公開支持民進黨的自决主張。

　　此後，民進黨多次派人去美國、日本、西歐、北歐等地訪問，或是參加夏令營、民主聖火等活動，會晤各國政界人士和旅居當地的華人，闡明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争取海外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在姚嘉文擔任主席期間，他以所謂“台灣主權獨立”作爲遊説的中心。例如，1988年6月他在訪問日本時，一方面表明民進黨支持李登輝兼任國民黨主席的立場，另一方面則極力鼓吹“台灣主權獨立”。他强調所謂“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主權屬於台灣”，爲此，他還極力企圖争取國際上支持“台獨”。他公然提出：“我們正在呼吁衆多的人們支持台灣的獨立，不過，一旦台灣拒絶合併和統一，宣佈獨立，中共恐怕會以此爲藉口出兵。但是，這種理由在國際上是不存在的，國際社會不會同意”。他嚮日本乞求支持，他强調台灣和日本有獨特的關係，“在文化、經濟等方面雙方關係很深，日台關係要比美台關係更牢固”。“台灣人性格同大陸人不同。我堅信，將來台灣同日本、美國、菲律賓的關係要比中國大陸密切”。他表示對日本寄予很大的期待。

　　洪奇昌於1988年9月在美國的活動也强調了同樣的觀點。他見到一些國務院官員、國會議員及其助理，對台灣政治進行了討論，某些美國人士公然表示，從美國本身的利益考慮，台灣如果在經濟上繼續發展，和中國的距離就會愈來愈遠，再加上民主化的努力，“獨立問題讓其自動發生，這對美國來説是一種最好的期待”。洪奇昌强調新潮流係的觀點：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不屬於中共。他主張用類似“亞銀”模式，台灣的代表只代表台灣，而放棄代表中國，然後逐步發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灣前途問題。

　　此外，民進黨還組織第二次歐洲訪問團，以姚嘉文、謝長廷爲領隊，訪問意大利、西德、奥地利、荷蘭、比利時、法國、西班牙，説明民進黨對“台灣主權獨立”和台灣前途的看法。

　　以上活動表明，至少在民進黨第一、二届中央任期内，他們極力向國外進行遊説，企圖獲取外國以及海外台灣人對“台灣主權獨立”的支持。

　　第三届中央成立以後，黨内兩個派系的分歧日益明顯，雙方都注意開展海外遊説活動。

　　我們還以姚嘉文、洪奇昌的活動爲例，説明新潮流係的活動。親新潮流係的姚嘉文1989年3月前往美國，他表示此行以“台灣國際地位問題”作爲探討的主題。不論他在各地“巡逥訪問”向台灣同鄉演説，或是同美國學者討論，都以“台灣國際地位”和“台灣主權獨立”爲中心，實際上是在鼓吹“台獨”。他説：“我在海外相當能感受到只談民主、不談獨立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他還煽動“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成員討論“台獨”問題，他公然告誡説：“FAPA不談台灣國際地位問題，是造成會員不滿的原因之一。FAPA改組後，應多探討主權自决及獨立建國等問題，以適應國際形勢的變遷，才能迎頭趕上台灣國際關係中心”。洪奇昌結合他本人被通緝的問題，向台灣同鄉揭露國民黨對人權的迫害。他强調“議會路綫”無法擺脱國民黨軍警的暴力，必須重視草根組織、發展組織力和社會力，把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結合起來，“我們相信群衆運動對推動台灣民主化有很大貢獻”。

　　作爲民進黨内當權派的美麗島係，也派人前往美國活動。1989年初，黨中央秘書長張俊宏主要爲了年底的大選去美國争取台灣同鄉的支持。民進黨中央發現在有些地區無法找到競選縣市長的人才，競選“立委”以及助選的人才也不足，因此他們派張俊宏去美國同一些台灣人組織聯絡，希望他們在回鄉競選、助選、組團觀選、代爲培訓選戰人才以及募款等方面給予支持。4月，張俊宏再次去美國活動。在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和FAPA南加州分會主辦的“民進黨執政説明會”上，張俊宏發表演説，他提出，民進黨除要求獨立主權外，“終極目標是要獲得政權”，但是目前民進黨面臨着一些困難，資源有限、議會運動、街頭運動、組黨運動都已“面臨瓶頸”，黨内因資源不够分配而産生分歧。爲瞭解决這個問題，民進黨擬定年底的選戰策略是“以争取十位縣市長席位的目標”，希望借此開拓資源，“並爲將來執政而鋪路”，這就是所謂“地方包圍中央”的戰略。

　　此外，民進黨僑務部主任陳漢卿於3月間去美國活動，其任務是：推動僑務工作，宣揚民進黨海外黨員政策，征募海外黨員；鼓勵鄉親參與年底大選。他也動員台灣同鄉回去參加競選和觀選。

　　以上活動取得了一些反映，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部表示給予支持，“海外組織”還爲民進黨開辦了“台灣民主政治研修班”，培訓地方黨工，并且籌組助選團，“教授協會”準備組織觀選團回台灣助威。到目前爲止，在美國的台籍人士，已經有楊嘉猷、李宗藩二人决定回台灣競選台中縣長和台南縣長，楊黄美幸也可能參加台南市長競選。

　　六、多邊關係

　　“本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之最高指導方針，係建立於本黨‘基本綱領’所宣示之自决原則、人道精神、平等立場、和平方式四大基礎之上，以終止台海兩岸的敵意對抗，並促進雙方的共存共榮”。

　　——《民進黨現階段大陸政策》

　　“無論改革的步驟和内容，國民黨的立場龢民進黨的要求乃至民間的願望，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國民黨只要充實國會，民進黨則要全面改選；國民黨地方自治法制化的辦法仍讓行政院做主，民進黨則要求制定省憲，開放省長和北、高兩市市長民選；國民黨開放黨禁，但對政黨組織還是要加很多限制，民進黨則以結社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應無任何限制；國民黨開放了報禁，民進黨要求進一步開放電台和電視，國民黨開放大陸探親，民進黨則要求進一步開放旅遊、貿易和文化交流。”

　　——張忠棟：《國民黨台灣執政40年》

　　“民進黨内的派系糾結與路綫分野，因爲銜接海外台鄉社團之間的競争，益發復雜”。

　　——田弘茂：《五大課題考驗民進黨的智慧與勇氣》

　　民進黨作爲一個在台灣地區建立起來並開展活動的政黨，它必然要和當前統治台灣地區的執政黨——國民黨發生關係，它必然要和對台灣地區有着深刻影響的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發生關係。同時，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國際公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所以，民進黨也就不能不考慮和處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的相互關係。當然，還有民進黨與台灣各階層人民的關係、民進黨與旅居海外的台灣籍人士及其組織的關係等等。

　　在各個政治系統之間存在着政治交互作用，一方的行動將會影響或刺激另一方，使它作出某種反應。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影響，可能導致改變彼此之間的關係、行動和傾向。所以，上述幾個方面的關係對民進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爲起着制衡作用。民進黨和上述幾種力量之間相互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將影響着民進黨的發展趨勢和前途。

　　民進黨對國民黨

　　民進黨以反對黨自許，它的主要對手必然是執政黨——國民黨，民進黨的存在與發展都不能擺脱國民黨這個重要因素。

　　民進黨人對國民黨的看法如何，關係到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在民進黨“二全”的宣言中，對國民黨有如下看法：國民黨的保守心態，特别是企圖用盡一切手法抓緊政權的自私心態，在本質上始終不變；國民黨以維持非常時期體制爲藉口，圖謀保持既得政權；國民黨没有在台灣實行真正民主的誠意；所謂“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産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等三原則，是國民黨企圖無限和迫害民進黨的伏筆。

　　民進黨“三全”宣言指出：“面對國民黨爲維護其一黨統治的反民主施政及因此産生的政治社會危機，民進黨有責任結合台灣人民力量，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共同努力，爲台灣社會燃起新生的希望”。“國民黨40年來妄圖代表全中國，搆成台灣前途發展的最大障礙”。“本黨認爲國民黨政權已自棄於廣大的台灣人民，終將爲台灣人民所抛棄”。“在國民黨一意孤行下，台灣没有前景，也看不出社會的出路”。

　　新潮流係更明確地把國民黨政權視爲“外來政權”，他們認爲“國民黨和反對運動的對抗，本質上是外來政權和台灣本土化民間社會的鬥争”。

　　民進黨作爲台灣長期反對運動的集合體，他們和國民黨的基本關係是：反抗和反對國民黨政權，力圖取代國民黨的地位而成爲執政黨，從具體的表現來看，民進黨對國民黨的關係或策略可以概括爲：反對（批判），争奪，期待，妥協四個要點。

　　反對：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反對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從大的來説，反對國民黨的“法統”，反對“動員戡亂”的體制，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反對“萬年國會”等等。民進黨“三全”宣言針對當前形勢，提出反對國民黨“黨國不分、特務猖獗、改革停滯、違憲體制”。宣言指出：“目前，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正面臨劇烈變化的時刻。在這一年中，無論是政治、環保、農民、勞工、婦女、原住民、學生運動莫不蓬勃興起，空前發展；國會全面改選迄無實現機會，地方自治法治（制）化竟以違憲方式處理，公害污染已到怵目驚心的地步，農業問題嚴重化，廣大勞工權益缺乏照顧，學生要求自主呼聲高漲，股市狂飆又慘跌，……凡此種種，説明台灣社會已經百病叢生，危機重重，而國民黨已經喪失處理的能力。”“面對國民黨維護其一黨統治的反民主施政及因此産生的政治社會危機，民進黨有責任結合台灣人民力量，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

　　所以，民進黨在任何場合都力圖揭露、批評國民黨的政策和所作所爲。在“立法院”的議場上，民進黨籍“立委”經常提出與國民黨不同的看法，發出反對的聲音。朱高正甚至提出“爲反對而反對”的口號和策略。這種策略發生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在某些問題上（例如，要求開放探親、解除黨禁報禁、揭露“萬年國會”等等）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迫使國民黨作出一定的讓步。街頭的群衆運動也在這個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争奪：通過選舉，争奪選民，争奪民意代表和地方官員的席位，直到争奪執政的權利。民進黨希望“透過選舉，獲得民衆的支持，或許有機會與國民黨輪政”，美麗島係强調“我們認爲反對黨的最終目標必然指向取得政權”，爲此“要集中全力，在緊銜現實的逐步實踐中，有效清除黨國特權，並確立實質執政的資源根基”。平時主要通過“議會鬥争”和街頭運動，提出民主要求，并且聲援“社會弱勢團體争取權益的抗議行動”，與國民黨争奪群衆，向國民黨打出“民意牌”。1989年選舉更是與國民黨的一次大争奪。民進黨提出要争奪35%的選票和10個以上縣市長的席位。此外，民進黨還要和國民黨争奪在解决台灣前途問題上的發言權，他們一再反對由國共兩黨進行談判，而主張兩岸關係“必須全民介入參與”。

　　期待：民進黨中的部分人士對國民黨當局懷有期待的心理，希望依賴國民黨的改革，取得更多的民主權利。有些人還期待國民黨開明派能够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表示，台灣整個民主改革不是國民黨龢民進黨兩黨間的對抗，而是開明的人和保守的人在對抗，“我們是以反對改革的人爲敵”，可見他們對國民黨的開明派或改革派是有所期待的。他們在很多方面和國民黨開明派有共識，例如，反對中國政府以武力進攻台灣，要求重返國際社會，維持台海的現狀等等。所以，有人主張民進黨應當和國民黨開明派“拉近距離”。費希平曾經主張民進黨的温和派要和國民黨的開明派合作。朱高正則提出“大聯合内閣”的設想，要求由國民黨邀請民進黨參加組閣，兩黨合作進入代議民主政治。

　　李登輝上台以後，民進黨中有一部分人對這位台灣人的“總統”表示支持，並給予很大的期待。有人希望李登輝“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不做“國民黨的末代皇帝”，要做“新台灣的第一任總統”。可是，他們發現期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對李登輝上台一年來的表現，民進黨人作出這樣的評價：政治改革步伐緩慢，“没有達到人民對他既有的期待”；對“國會全面改選”没有誠意，反而推動退職方案；對反對勢力“表現得非常强悍”，對人權問題、二·二八問題、黑名單問題等等都缺乏誠意；過分依賴和縱容軍特勢力，以至軍特更爲囂張。一年來只是爲了掌握自己的權力，鞏固自己的地位，有很多該做而未做的事，“在重大問題上未有任何特别的突破”。所以有人提出，“民進黨對李登輝所有的幻想將逐漸地消失”；但也有人説：“李登輝是身不由己的，我對他仍有些許期待”。

　　妥協：鬥争雙方出現某種妥協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但是早在黨外時期對要不要妥協、在什麽問題妥協、妥協到什麽程度等等就出現不同的意見，引發了内部鬥争，積怨頗深。民進黨建立以後，在同國民黨鬥争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妥協。例如，通過溝通，達成某些協議或諒解，雙方有所讓步，有所妥協。在審議“退職條例”時，朱高正曾經和國民黨籍“立委”（集思會成員）“私下聚談”，第二天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便采取“低姿態”，即不進行激烈抗争，以换取國民黨人在“人團法政黨使用公營傳播媒體”一項的讓步。

　　總之，民進黨在處理和國民黨的關係時，力圖把自己放在和國民黨對等的地位，作爲一個反對黨或在野黨，通過反對、争奪、期待、妥協等手段，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争取有機會和國民黨輪流執政，直至取而代之。

　　國民黨對民進黨

　　黨外組黨的成果，民進黨作爲一個持反對立場的在野黨出現於台灣，這主要是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和黨外勢力長期鬥争的結果，可是國際上有人却把功勞歸於國民黨，把它説成是國民黨“開明”的表現。實際上從民進黨成立到它備案之前，國民黨始終没有承認民進黨，它曾經以“所謂民進黨”、加引號的“民進黨”等稱號來稱呼，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却不能不容忍民進黨的存在，不得不和民進黨發生關係。

　　看來國民黨對民進黨的策略是：允許它存在，却不讓它有較大的發展和較大的政治影響力，要使它的活動控制在國民黨所能控制的限度以内。爲此，國民黨采取了許多具體的策略，諸如矮化、分化、控制、滲透、耍弄、利用等等。

　　矮化：國民黨力圖削弱民進黨的影響，並使它在台灣社會中難以樹立良好的形象。民進黨宣佈建黨時，原以爲國民黨將會如臨大敵，采取鎮壓行動，可是國民黨却不動聲色，這樣，民進黨的建立就没有引起台灣社會的震盪。實際上國民黨采取這種“淡化”的手法，是矮化民進黨的一種策略。建黨分明是違反戒嚴令、違反黨禁的“違法”行爲，國民黨也曾聲稱要予以“取締”，但是他們知道，如果采取鎮壓行動，反而會擴大民進黨的政治影響，所以采取了“淡化”處理。民進黨建黨以後，在很長的時間内，國民黨不予承認；根據“人民團體組織法”的規定，民進黨只是台灣現有30多個小黨之一，一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之後，便成了現存體制下的政黨，它的活動不能不受到“人團法”的限制；1987年“六一二事件”時，國民黨利用“反共愛國陣綫”出來龢民進黨“對陣”，造成“暴民互毆”的局面；“反共愛國陣綫”還公然以“中國民主進步黨”及“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的名稱要向當局報備；所有這一切都是故意矮化民進黨的表現。

　　此外，國民黨曾經派一些不能解决任何問題的官員與民進黨溝通，也曾以國民黨在“立法院”中一個派系（集思會）的成員與民進黨溝通，有意降低民進黨的地位。1987年上半年民進黨“國大”黨團三次去函要求與國民黨高層“共商國是”，國民黨以“不可能、不必要”“暫不安排”或“時機不宜”而拒之門外。當全體民進黨籍“國代”要求李登輝接見時，國民黨則以貴賓室太小爲藉口，只限七人入場；當民進黨主席黄信介要向“總統”遞交抗議書時，不僅李登輝不出面，連“總統府秘書長”或“國大秘書長”也不出面，只派“國大副秘書長”來接信，如此有意矮化民進黨的做法，使得黄信介氣得摔了杯子。

　　分化：分而治之，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慣用的一種手法。民進黨内部存在派系和路綫的分歧，爲國民黨利用來分化民進黨提供了方便。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民進黨成爲一個現行“體制内”的“忠誠反對黨”，只搞議會運動的“國會改革黨”，就會省事得多。爲此，國民黨采取一些比較隱蔽的手段對付民進黨，可是民進黨人却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種力量所分化。張俊宏指出：這幾年國民黨“把在海外的分化技術帶回台灣去使用”。早在1987年，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江鵬堅就已經指出，國民黨用分化、滲透、醜化等手段企圖使民進黨陷於癱痪。在1988年“五二〇事件”時，人們發現國民黨“介入”了民進黨内部。有人認爲國民黨有意幫助民進黨内的穩健派打擊主張“台獨”的激進派。有人則認爲國民黨的動作是故意促使民進黨激進化，有利於“台獨”而不利於穩健派。國民黨籍“立委”和個别民進黨籍“立委”私下協商，國民黨籍“國代”和個别民進黨籍“國代”私下溝通，都引起了民進黨内部糾紛，明顯地起了分化作用。至於用黑函、耳語、謡言來挑撥民進黨内部的關係，更是常見的事。所以有人説，民進黨内的問題80%來自國民黨。黄信介表示，民進黨許多内部鬥争是國民黨促成的。有的國民黨人也承認，民進黨内鬥不停，是因爲“本黨”（指國民黨）起了作用。

　　控制：國民黨力圖把民進黨的活動控制在自己所劃定的範圍内。所以，國民黨堅持要制定“國安法”，在審議“人團法”時，要堅持“國安法”的三原則：審議“退職條例”時，要堅持自願、不限期的原則，堅持“動員戡亂時期”和“臨時條款”等等；所有這些，國民黨都不作任何讓步，并且運用“立法院”的表决機器强行通過。這樣就把民進黨的活動納入現行體制的軌道上。民進黨如果願意在這個軌道上活動，就會逐漸變成國民黨所希望的“乖乖黨”，便於控制。一旦出軌，民進黨就會陷於違法的不利地位，這同樣也要受到國民黨的控制。又如，街頭運動也受到“集會遊行法”的限制，發生所謂“脱法”“脱序”的行爲，就會陷於被動的境地。今年爲了應付年底的選舉，國民黨提出“縮小選區”的方案，這顯然是和控制民進黨可能獲取的選票和席位有關的。

　　滲透：堡壘最容易從内部攻破。國民黨會使用滲透的手法對付民進黨，這是一般人（首先是民進黨人）早已預料到的。所以在民進黨建黨初期就不敢大膽放手地發展黨員，他們擔心如果國民黨“派三、五萬人入黨”，那就會使民進黨立即陷於崩潰瓦解。許榮淑清醒地看到，入黨審查法對蓄意混入民進黨的特務，根本審查不掉。現在究竟有多少國民黨特務滲透到民進黨内？恐怕民進黨中央也心中無數。有人估計大約有4000人，當然這是難以證實的。不過下列一些事實却不能不令人警惕：民進黨内發現有“身份曖昧者”，經過調查，發現他原來是調查局的現職人員；民進黨的重要文件外泄，而國民黨社會工作會和省黨部却都有文件報告民進黨台中市黨部“地方黨務研討會”的内容，這使民進黨人深深感到滲透的威脅。可是國民黨情報部門却聲稱，“敵中有我，我中有敵”是很平常的事。據説，蔣經國在世時，每天都叫人給他念動態簡報，其中就是包括民進黨的動態。國民黨的滲透確實對民進黨威脅很大。怎樣擺脱這個威脅，看來是民進黨的一大難題。

　　耍弄：國民黨是一個有長期統治經驗的政黨，在它擁有統治權力的條件下，它可以使用一系列手法來耍弄自己的政敵。例如，國民黨表面説要溝通，實際上缺乏誠意，往往“第一次談過的事到第二次協商時都没有回答”，或者派來進行溝通的人選“權力結構極低”，難以發揮預期的功效，使得民進黨對溝通的期待經常落空。國民黨有時可以容忍民進黨人在“立法院”“國民大會”的議論上進行的强烈抨擊，製造一種“寬容大度”的假象，有時却動用“警察權”，或派出安全人員佔據“國大會場”的座位，監視“國代”的言行。直至强行架走民進黨籍的“國大代表”。國民黨對1987—1988年幾次街頭運動的案件故意緩辦，而1989年3月在10天之内連續下了4道通緝令，使民進黨的4員大將同時陷入法律案件之中。人們認爲這是國民黨因應年底選舉的一種策略，也是他們耍弄民進黨人的一個表現。民進黨的“反政治迫害小組”發表聲明指出：“假借司法之名，製造叛亂罪打擊政治上的异議者，更是國民黨聞名全球的絶活”，爲了因應年底選舉而拘提通緝民進黨人，“再顯示司法向來只是國民黨當局遂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而已”。此外，國民黨宣佈縮小選區，民進黨指出這是“耍小人手段”，企圖“封鎖民進黨的政策與戰略優勢，企圖扳回日落的頽勢”，這種做法便於國民黨在選舉中的“買票作業”。國民黨對支持民進黨的企業“施以各種報復”，還利用社會上的一些勢力對民進黨進行騷擾和破壞，1989年初僅在一個月内就有9處民進黨的黨部、服務處、會場、住宅受到侵擾，民進黨每個月還收到幾十封的恐嚇信。可以預料，在即將到來的選舉過程中，各種各樣的耍弄手法將會層出不窮。

　　利用：民進黨的存在給國民黨帶來不少麻煩，但國民黨却力圖使民進黨能够爲它所用。從目前來看，國民黨已經在利用民進黨内的“台獨”傾向。國民黨當局曾經表示“台獨”是非法的，是台灣現在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强調對“台獨”要依法處理。可是當有人高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時，國民黨對此類言論則采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一方面可以免受“壓制思想自由”的指責，另一方面又可以把矛盾轉移到中共方面，即向共産黨“打台獨牌”，把由“台獨”引發的衝突轉到中國與民進黨方面去。國民黨還大肆渲染“主張台獨會導致中共出兵”，以此煽動一部分民進黨人對中共的敵意，煽動台灣人民對中共的恐懼感，并且“借中共之手遏制民進黨影響的擴大”，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總的來看，國民黨對民進黨的策略可以用“壓而不死”來概括。就是説，從各方面施加壓力，限制民進黨的影響，但又容忍它的存在，希望民進黨能够成爲“忠誠反對黨”，長期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即成爲“萬年在野黨”。民進黨現階段對國民黨的策略則可以用“反而不亂”來概括。就是説，它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和各項政策，但由於實力的限制，還不可能在短期内取而代之，所以只能走“法律邊緣”的道路，開展適當的鬥争以求保持現有的地位，然後尋求發展，目前不敢采取暴力手段對抗國民黨的統治，以免遭到鎮壓而前功盡棄。

　　民進黨與共産黨

　　直到現在爲止，民進黨和共産黨之間還没有發生直接的正式的關係。但是，民進黨作爲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一個政黨，它遲早要同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發生關係。現在，民進黨不得不考慮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擬定它的大陸政策；共産黨也不得不考慮民進黨的存在，以及它在解决台灣問題方面的作用。

　　由於民進黨内部並不一致。立場尚不分明，所以共産黨還没有對民進黨作出全面的評估和表態，但有幾條原則已經通過傳播媒體公開表示出來了。第一，共産黨對一個政黨，首先看它對整個國家、民族采取什麽態度，是主張國家統一，還是主張台灣獨立，這是最大的原則。共産黨明確表示：“我們主張‘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堅决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第二，共産黨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各界人士共商國是，就發展兩岸交流和祖國統一問題進行接觸和協商，並提出“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説明共産黨對台灣人民、台灣民主運動、除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團體的重視。第三，共産黨準備同台灣的執政黨進行談判。共産黨關心台灣人民對各個政黨的態度，關心在選舉中所反映出來的民意。

　　基於上述原則，共産黨對前來大陸的民進黨人（盡管人數不多，也不作爲黨的代表）都表示歡迎，坦誠相待，互相接觸，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還出面交談。聽取民進黨人的意見。在黄信介當選主席時，大陸的民主黨派“台盟”，民間團體“台聯”的負責人都曾致電祝賀。同時，共産黨也曾針對“台獨”勢力以及民進黨内一些人的“台獨”傾向和分離意識提出批評，嚴正指出，鼓吹分離主義是絶對不會有出路的，如果執迷不悟，只能淪爲民族的罪人。

　　輿論界都注意到，共産黨只是反對“台獨”，而對民進黨的活動只作“客觀報導”，未作全面評論。共産黨對民進黨的全面評估，也許要等到兩黨之間有了正式接觸以後才能作出。

　　民進黨對共産黨的態度，從它的正式文件等看，有如下一些提法：

　　“台海兩岸之問題，應由全體住民透過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對國共雙方基於違背‘人民自决原則’的談判解决方式”（基本綱領）。

　　“反對中共以武力威脅台灣，台海兩岸應以平等地位進行和平競争，以理性態度共同維護永久和平”（行動綱領）。

　　“我們要求以積極、主動、開放的精神，進一步展開學術文化交流、體育交流、科技交流，乃至通郵、通商、通航的溝通。而且在國會全面改選以後，建立了真正能代表全體住民民意的政府時，便該進行台灣與大陸最後關係的正式協商”（“二全”宣言）。

　　“（台灣）主權並未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亦獨立於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之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現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1988年4月臨全會决議文）。”

　　“台灣的國際外交一步步走向孤立，……國家組織及國際活動遭受中共全面扺制，台灣的生存正面臨中共并吞的危機。本黨爲保障台灣的整體利益和安全地位，提出四一七台灣國際主權獨立决議文，事實上超越黨派團體的立場”（“三全”宣言）。

　　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民進黨主張同大陸往來，反對由國共兩黨决定台灣的前途，提出“台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説法，而又擔心共産黨會以武力“并吞”台灣。這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種心態：明知台灣與中國不可分割、民進黨擺脱不了與共産黨的關係，“力圖避免使台灣問題成爲中國内政問題”；但又認爲“擺脱”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力争在談判解决台灣問題時要有自己的發言權，有人甚至擬出了共産黨、國民黨、民進黨“三邊圓桌會議”時，民進黨談判代表的“最佳名單”。

　　其實，民進黨内部對共産黨的態度並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張發展和大陸的關係。黄信介提出對大陸的四個原則：一、不要敵對，不要相殘，要和平相處；二、在彼此不相害、没有損失的範圍内，大家互相幫忙，在國際社會上互相合作，不互相妨礙；三、要承認兩邊的法律效力；四、大陸講台灣的前途，應當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向。他還指出，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來往是“必然的趨勢”“莫使大陸這個豐富的資源成爲南韓、新加坡、泰國競争的市場”。

　　另外一些人主張“台獨”，他們對共産黨對中國大陸采取排斥態度，反對擴大兩岸交流，反對與中共合作，他們認爲“要確立台灣人的主權，就要擺脱中國的干預，與中共合作只會模糊台灣人主權的認知，而且日後遺患無窮”。他們對那些未公開主張“台獨”的人、主張去大陸觀光訪問的人，一律扣上“統派”的帽子，認爲這是“對台灣主權的一種褻瀆”，甚至説他們“心向大陸”“秘密勾結中共，出賣台灣”。可見這些人對黨綱中所説的“終止台海兩岸對抗”“台海兩岸應以平等地位進行和平競争，以理性態度共同維護永久和平”之類的主張都没有接受。

　　1988年11月有人建議民進黨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决定台灣前途，而提出的選擇是：“是否願意接受中共統治”？在台灣現有的條件下，在兩岸關係長期不正常的情况下，提出這樣的問題進行“公民投票”，其用心是十分明顯的。這個建議得到一些人的響應，但作爲民進黨主席的黄信介並没有接受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認爲“若讓這個方案通過，社會會覺得民進黨太幼稚了”。當時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會長的彭明敏在美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爲公民投票必須具備幾個前提，在立法機關未全面改選以前，要進行全民投票在法律效力和國内外認定上都會産生問題。

　　1989年以來，在國民黨對大陸政策有所進展時，民進黨感覺到自己的大陸政策“遠遠落在國民黨之後”，因而加速大陸政策的研擬。4月大陸政策小組提出“現階段大陸政策草案”，其要點如下：

　　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以“自决原則、人道精神、平等立場、和平方式”爲指導方針。在政治方面的基本主張：台灣未建立充分代表民意的政府前，先展開兩岸民間自由對談，“研究台灣具有獨立主權之各種兩岸關係可能性”；人民有主張討論兩岸關係之各種言論自由；承認對方法律體系及其效力；雙方廢除非常時期法律體系並平反政治案件。經濟方面的基本主張：開放直接貿易，但共同建立預警制度；共同成立貿易諮詢機構。文化方面的基本主張：開放學術交流；保障知識産權；准許民間團體直接來往，對等展開文化、體育、科技、藝術等全面交流。軍事方面的基本主張：兩岸宣佈非戰政策，堅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撤除以對岸爲目標的攻擊性軍事計劃措施；組織中介單位監督雙方軍事部署，保证台海和平。國際外交方面的基本主張：“在台灣確立國際社會地位前，國共兩黨應放棄‘一個中國’及‘漢賊不兩立’之僵硬立場”；中共應放棄孤立台灣之外交策略與做法，台灣應以彈性方法與一切國家建立“實質外交”。此外，還强調堅守該黨“四一七决議文”所提出的“四個如果”的主張。

　　有人批評這個政策“四平八穩，新意過少”；有人則認爲這是一種“準兩國兩府”的主張；還有人指出這個政策“把中共政權從對等團體提昇至‘親善團體’，且不排除而後的政治談判”，這是一種“準台獨的觀點”。

　　盡管民進黨内對上述政策還有不同意見，但是基本傾向已經很明顯了。與此同時，尤清對兩岸關係提出四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使用“台灣”名稱，不計較名稱，成爲兩個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中華民族發展成兩個不同的國家；一個國家，兩個獨立主權的政府。尤清傾向於使用“台灣”名稱這既是要國民黨放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仍然反映出民進黨對中國大陸“想擺脱又擺脱不了”的矛盾心態。

　　民進黨與美國

　　鑒於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以及在美國的台灣人士的實力。民進黨十分重視從美國方面獲得支持。民進黨剛剛成立不久，就應“美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協會”的邀請，參加該會主辦的“台灣轉型研討會”。康寧祥表示：“我們希望此行能在美尋求對新黨的瞭解，並透過瞭解來支持新黨”。在這次訪美活動中，據報導：“美國衆議院長賴特已應允對民進黨外交訪問團作簡報。該團亦分赴國家安全會議和五角大樓拜會。另外，前副總統孟代爾、前參議員麥高文、衆議員索拉兹以及國務院在台協會，皆承諾支持歡迎會或具名設宴款待該團，頗令民進黨領袖有受寵若驚之感”。

　　民進黨得到美國民主黨内某些人士的支持。例如，1987年2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佩爾表示支持台灣住民自决的决心，認爲民進黨的成立是“令人鼓舞的訊息”。同年7月，佩爾還和肯尼迪、索拉兹、裏奇等組成“台灣民主委員會”，佩爾再次表示支持台灣住民自决，並説“廢除戒嚴令與民進黨成立是台灣朝向民主化的兩項最顯著發展”。美國衆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兹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他表示“要協助那些在台灣站在第一綫的反對勢力”，他建議請民進黨人去美國“學習”如何民主化，他訪問台灣時，特地會見了民進黨的負責人，並龢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以及其他人士分别會談。他關心的是住民自决、國會改造、解嚴後的政策等等，他曾經諷刺説，他“羡慕40年不改選的國會”，公開支持民進黨“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主張。在一次演講中，他用台灣話要求李登輝“取消萬年國會”。黄信介擔任黨主席以後，曾經派人送信邀請佩爾返台。佩爾在談話中指出，他對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受到“台灣當局”的壓力和可能遭到不利的情形“表示深切關心”。1989年4月在民進黨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再次表示他對民進黨的支持態度。

　　民進黨和在美國的台灣省籍人士及其社團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世台會”美國的台灣人社團，除了親國民黨的以外，有兩個重要派系。一個是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爲代表，包括由它所領導或控制的外圍社團，如台灣人權協會、“世台會”等，它們堅持“台灣獨立”的主張，認爲“唯有獨立，台灣民主和合法性等問題才能獲解决”“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台灣問題國際化，首先以美國爲重點，發動全民性的美國外交”。他們創辦《台灣公論報》，發表一系列主張“台獨”的文章，聲稱要走比民進黨更“堅强的路綫”。“台獨聯盟”的勢力龢民進黨内的新潮流係有密切的關係，共同的政治主張使它們形成盟友關係。最近“台獨聯盟”公然聲稱他們在台灣島内已建立了組織。而邱義仁則聲明“新潮流”與“台獨聯盟没有關係”。

　　另一個是以“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以許信良爲首）”爲代表的派系，他們主張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住民自决，而不堅持“台獨”的訴求。這個派系屬“非台獨”聯盟，也被稱爲“盟外”，他們龢民進黨的美麗島係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美國還有“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等重要社團，有人把它列在“海外組織”這個派系之中，其實FAPA的情况比較復雜。它以支持台灣民主化、台灣住民自决、争取台美人的福利爲宗旨，不强調“台獨”，它在台灣成立的分會，由美麗島係的許榮淑擔任會長。可是FAPA的成員不少也是“台獨聯盟”的成員，它的首任會長蔡同榮曾經擔任過“台獨聯盟”主席，現在還是“台獨聯盟”的中央委員，最近該會改選時，“台獨聯盟”完全控制了這個組織的領導機構，後來總算推選了“盟外”的王桂榮擔任會長。

　　很多人都看出民進黨和海外台灣人社團之間存在着互動關係。有人指出，民進黨成立以後，“該黨已成爲台灣反對勢力的‘正統所在’，海外與國民黨抗衡的人自然要争取與該黨掛鈎，借互相聲援來壯大己方在僑社間的分量”。從民進黨方面來説，兩大派系都希望争取海外力量的支援。於是，從去年以來，民進黨主席的選舉、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的選舉以及“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改選，都反映了美麗島係龢民主運動海外組織聯繫對新潮流係和“台獨聯盟”連綫之間的鬥争，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矛盾糾紛。海外兩派分别要求島内兩派前去助選，或是“從島内發動側翼攻勢，以便影響選舉動向”；島内兩派分别配合海外組織發動的返鄉運動和支持“世台會”在台灣召開；雙方分别在美國、日本舉辦講習班，以社會運動技巧、組織工作理論、行銷公關和文宣，“台獨理論”等爲主要内容，培訓從台灣派去的黨工人員。有人指出：“這種現象無异證明，隨着台灣社會愈來愈開放，海内外台灣人的關係將愈趨密切”。但是，從現實來看，反對運動的中心顯然已經轉移到島内，島内外互動的現象確實存在，但是由海外“指揮”島内的可能性已經大大减少了，海外台灣人社團對島内的影響也降低了。

　　七、初步評估

　　“民進黨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政黨，其黨内運作雖不免若干革命的雜音，但比近代中國任何政黨都有更多民主的性格。派系之争不重要，只要朝民主的方向繼續走，各種争論都可在民主程序中獲得安排，民進黨在台灣的政治史上，必將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忠棟《民進黨的内争與反對黨問題》

　　“當我們問民衆，民進黨這三年來的表現時，答案愈來愈好的只占7.9%，時好時壞的占24.5%，認爲民進黨表現愈來愈差的占22.1%，其餘有兩成民衆認爲民進黨的表現與三年來都差不多。”

　　——《新新聞》調查訪問：《民進黨一定要看的數字》

　　民進黨成立至今已經三年多了，作爲一個在野黨，它開始顯露出自己的作用，也得到台灣一部分民衆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發展的進程中也發生了不少困難和問題。在回顧這一段發展歷程之後，我們不妨對民進黨作一個初步的評論，也許對認識這個黨，認識它在台灣社會中的地位以及未來的發展會有所幫助。

　　評估的標準

　　對一個政黨的評價，應當看它在實現本黨的政治綱領方面的能力，完成各項任務的能力，動員和組織群衆、擴大政治參與的能力，看它本身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水平，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等等。具體地説，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估：

　　一、關於政治主張：黨的政治綱領、基本政治主張、或政治信念是否牢固，黨能不能隨着形勢提出新的政策，這些政策、主張是否恰當，能否得到實現，作爲在野黨，是否敢於和善於對執政黨的統治和政策提出有力的批評，能不能提出比執政黨更加高明、更加正確，更加符合大衆願望的政策主張，等等。

　　二、關於擴大政治參與和提高參與水平：政治參與指的是平民百姓試圖影響政策决策的活動。爲此，要考察黨的社會各階層民衆以及各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的關係如何，黨在動員、組織群衆擴大政治參與的能力以及政治參與的水平（廣度和深度）如何？黨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如何，社會輿論對這個政黨的反映如何，在選舉過程中，這個政黨提出的候選人能否得到民衆的支持，得票率如何，與上次選舉相比，是否有所前進，等等。

　　三、關於政黨内部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水平：黨内各派系的關係如何，對政綱

　　中的基本主張看法是否一致？中央組織與地方組織的關係、組織和黨員的關係、領袖和群衆的關係如何？黨的組織和紀律是否健全？黨的决策過程是否民主化、制度化，貫徹執行黨的决議的能力如何？黨在克服自身的弱點和對付外來勢力的滲透等方面的能力如何？黨的積極分子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情况如何？黨所擁有的菁英人才的情况如何？等等。

　　總之，對一個政黨的評價，主要是看它的政治影響力，就是看一個政黨的政治主張、願望、傾向和意圖對社會各階層的行動有多大的影響，包括影響的範圍和程度。换句話説，要看這個政黨的掌握和政治資源以及使用這些政治資源的技能和效率如何。在一般情况下，這種影響力可以通過選舉過程、社會輿論、民意測驗、在議會中提出的主張所起的作用、該黨所發動的群衆運動的水平等等進行檢驗，還可以通過該黨和其他政黨的比較，從中得出比較恰當的評價。

　　建黨以來的發展

　　根據以上評估標準，我們可以看出，民進黨建立以來，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一定的發展：

　　一、黨的組織逐步發展。黨員從建黨時的1300餘人，發展到1989年4月底的13439名，據民進黨中央組織部門估計，到7月份可能迫近2萬名。地方黨部陸續建立，除花蓮，澎湖、新竹之縣以外，其餘縣市都建立了地方黨部，勞工黨部和海外黨部也在籌劃之中，黨内形成了一批活動分子，在黨所組織的各種活動中起了推進作用。在今年年底的選舉中，將有一批人積極投入競選（坐轎）和助選（抬轎）的活動。

　　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組織的積極功能：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和“國大”黨團，和全體黨員和支持者互相配合，在與國民黨人抗争中發揮了組織功能。民進黨提出的某些主張得到了社會輿論和部分民衆的支持（如開放探親、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等），在“議會”中扮演了反對和制衡的角色。中央黨部和地方黨部在動員和組織民衆參加街頭運動和選舉活動方面，也開始顯現出組織的作用。

　　三、爲推進民主改革作出努力。特别在反對“萬年國會”，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等方面，敢於對不民主的現象開展鬥争。盡管國民黨還堅持用“充實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等辦法來對付，但民進黨關於“全面改選國會”的政治主張，以及對國民黨違反“立法程序”，使用“多數暴力”，强行通過“退職條例”的揭露，却獲得愈來愈多的民衆的共識和支持。此外，在審議“人團法”以及其他議案時，民進黨也爲争取更多的民主權利作出了努力，迫使國民黨不得不作出某些讓步。黄信介最近指出：“民進黨的成立，迫使長期一黨專政的國民黨，不得不重視台灣社會民意要求改革、要求民主自由的意願，而開始一些改革。”但他又指出國民黨對改革缺乏誠意，因此“台灣社會要達到民主自由的道路還有很長，台灣人各種願望的完成，還要非常艱苦地打拼。”可以説，民進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推進民主改革的角色。

　　四、現實主義的政治主張得到了黨内多數人的擁護。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有人評論説：泛美麗島争取的勝利“説明瞭民進黨人還比較支持現實主義的路綫”。“台獨”以及“理想主義”的主張無法得到黨内多數人的支持。“三全”以來，就全黨來説，“台獨”論調有所降低，黨組織也不再把精力花費在組織過多的“嚇走群衆”的街頭運動上，而把較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全年的選舉上，企圖通過選舉，取得更多的參政機會，爲走向執政提供條件。在大陸政策方面，少數人主張不和大陸交往的看法没有被采納，而主張發展兩岸關係、展開民間對話、開放直接貿易等等則占了上風。

　　建黨以來，民進黨的政治影響力究竟有没有擴展，這要從年底的選舉得到答案。不過，《新新聞》雜誌所做的《台灣地區民衆對民進黨態度問題調查》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信息。調查提供了以下一些數據：

　　喜歡民進黨的占8.9%，喜歡國民黨的占30%，兩黨都不錯的占25%，兩黨都不喜歡的占13%。三年前投民進黨票的選民中有10%認爲民進黨表現愈來愈差，這一部分票源可能流失，而過去投國民黨票的選民有3%表示喜歡民進黨。有60%以上的民衆站到中間地帶。調查報告指出：“如何把中間地帶的民衆動員起來，這可能是對民進黨的一大考驗”。

　　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民進黨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目前黨内存在的問題還不少，我們不妨先羅列一些現象，然後再作重點的分析。

　　在統一和獨立這個大問題上，黨内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不主張談論“台獨”，因爲這會對民進黨和台灣“造成危險”。有人却極力鼓吹“台獨”，“台獨”論調一度成爲民進黨内部的强音，實際上却成爲民進黨的影響力受到限制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人指出：“過去一年之中，新潮流係掌握民進黨中央的組織和文宣，在蔡許案發生之後，他們更是全面凸顯‘台獨’問題，把‘國會’改革和省政府組織法制化等重大問題丢開一邊，使其他黨員疏離，使部分民衆心生畏懼，對民進黨的發展有損無益。”

　　作爲民進黨主要政治主張的“住民自决”，黨内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爲必須在十年内達成自决，否則“無异於坐以待斃”，因而鼓吹“主權萬能論”，提出“台灣主權獨立”之類的論調，實際上已經抛棄了“自决”而只主張“台獨”了。有人則反對上述看法，認爲台灣主權問題的解决，是一個“長期累積而苦心經營的政治經濟過程”。這表明在重大政治主張的理論問題上，黨内尚未取得共識。

　　民進黨的政治資源没有得到明顯的擴張，在中産階級和勞工階級中的影響都受到限制。中産階級認爲民進黨比較“亂”（指内部派系紛争和一些街頭行動），勞工階級認爲民進黨比較“軟”，有些工運人士譏笑民進黨爲“中小企業黨”，認爲他們没有給人以“爲勞工講話”的印象。因此，民進黨在動員、組織群衆擴大政治參與方面受到限制，過多的街頭行動使一些基本群衆感到厭煩，以致參加群衆活動的人數逐漸减少。有人批評民進黨“没有大戰略，朝令夕改。全憑主觀、直覺辦事；工運、農運興起之初，不想也不願掛鈎，怕得罪中産階級，到後來工農運動也都論入派系角力戰場。”

　　黨員人數增加不多，力量有限。民進黨中一位“立法委員”曾經希望在1987年中吸收10萬名入黨，這個願望没有實現。今年爲了應付黨内初選和年底的選舉，發展了一批“人頭黨員”即使如此，民進黨的發展還遠不及國民黨（幾個月内發展了10多萬人）。所以，民進黨感到人才不足，只好向海外求援，但收效不大。

　　民進黨的某些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没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例如，該黨發動的“國會全面改選百萬人簽名活動”，本來是希望借此唤起那些不關心政治的民衆，甚至從城市擴展到農村，製造聲勢，以體現“全面改選”已經成爲各階級人民的共同願望。這種理想本來是不錯的，但實際上却很難實現，不付出巨大的勞動，上百萬人不可能自動簽名，後來只好不了了之。這樣的活動，在民進黨内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民衆中也没有産生好的影響。這個活動可以説是民進黨政治影響力的一次考驗，它説明民進黨要走向基層，真正具有草根性，還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此外，海外有人提出所謂“公民投票”的建議，得到民進黨内一部分人的響應，那更是脱離現實、脱離群衆的想法，這樣的活動更是没有意義的。

　　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内部的矛盾、對立和兩極分化。黄信介上台時曾希望“黨内應該没有美麗島係、前進係，也没有新潮流係，只有一個民進黨係。目前最重要的是内部整合”。可惜這個希望至今尚未實現，“内部整合”的任務也遠没有完成。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的矛盾、對立已經十分嚴重，現在正處在“分而未裂”的狀態下，給民進黨的前景罩上了一層陰影。

　　在黄信介當選主席後，有人提出民進黨面臨着“五大課題”：一、黨内派系的整合與組織的推展；二、民進黨與海外政治團體的關係；三、對政制改革的策略與訴求；四、1989年的大選；四、對兩岸關係的政策。可以説，這些課題也是民進黨所面臨的幾道難題。

　　派系矛盾的癥結

　　有關民進黨内派系矛盾的發展，已在“主要活動”一章説過。經過建黨兩年多來的鬥争，泛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的矛盾、對立越來越嚴重。1987年有人評論説：民進黨把精力“放在内部權力衝突和整合上，導致整個政黨不能對外發展，連帶黨務的推動也停滯不前”。1988年建黨二週年時，有人評論説，民進黨“把全副精神放在内部鬥争及示威遊行上面”“内争不斷”“許多該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直到今天，有人已經指出：“黨内派系之間的耳語越來越多，派系之間的恩怨也越來越深，雙方之間的對話及溝通都已經中止，情况已然十分嚴重”。民進黨會不會分裂的問題，又擺在大家的面前了。

　　派系矛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取向上“台獨”與民主孰先之争，或獨立於自决之争。

　　新潮流係鼓吹“台獨”，認爲不解决國家認同問題，其他問題都不能解决。不獨立就没有民主可言。獨立與民主是一體兩面，民主體制必須在正確的“國家定位”下規劃設計。追求台灣民主，無法逥避獨立問題。

　　黄信介强調台灣當務之急是推動民主化，而不是統一或獨立。他認爲民主可以涵蓋“台獨”，但“台獨”未必能涵蓋民主。他指出台灣已經“獨立”了40年，“獨立”不是問題，争取“國會”全面改選、建立民主體制，才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也只是這樣，才能保障“實質獨立”。他主張目前民進黨如果花費太多時間争論“台獨”問題，内部就無法團結。

　　張俊宏批評“以台獨作爲啓蒙群衆和開拓運動的最高訴求，並强調獨立應優先於民主”的主張，認爲這是把“台獨”當作現階段的運動策略，並以此作爲劃分敵我的最高標準，這是一種“造成自我封閉效果的關門主義”，他稱之爲“口號台獨”。最近由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對新潮流係的觀點進一步開展批評，雙方的争論情况，我們將在下一章介紹。

　　二、政治路綫的不同。美麗島係和康係都主張“議會路綫”，依靠“公職”系統，新潮流係則强調群衆運動，依靠黨工系統。

　　這種不同的策略主張，有時甚至公開暴露在大衆面前，例如，1987年3月18日，有人主張民進黨“立委”應當全面扺制審查“國安法”草案，用街頭群衆運動迫使國民黨撤回“國安法”，而多數民進黨籍“立委”則認爲不應放棄議會内的抗争手段，通過議會抗争可以暴露制定“國安法”的不當，有利於争取選民。又如，1987年“四一九運動”之前，費希平認爲如果民進黨的意見被國民黨接受，就不必舉行示威遊行；而另一些人則認爲國民黨絶不可能接受民進黨的意見。所以，有人主張采取“群衆路綫”，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國安法”（有人譏笑它是“紅衛兵小將式”的革命運動），有人則强調“議會路綫”，雙方公開在金華“國中”舉行大辯論。

　　當然，路綫之争是和權力之争分不開的，姚嘉文認爲過分强調“議會路綫”，則重視公職而忽視黨工，使黨工運動功能無法發揮。有些搞群衆運動的黨工看到自己的勞動没有獲得應有的代價，而一些“公職人員”却得到很大的好處，雙方的矛盾就更加尖鋭了。新潮流係對當前中央黨部的路綫表示不滿，他們批評“百萬人簽名運動”、遞交抗議書之類的活動太温和、太“軟調”。洪奇昌認爲在國民黨反民主的統治下，純粹的“議會路綫”，只會使反對運動走入死胡衕。群衆路綫如果没有持久性，就没有辦法對當權者造成壓力。新復刊的《新潮流》雜誌抨擊美麗島的路綫，强烈反對黄信介“撿到籃子就是菜”的公職掛帥路綫。泛美麗島係則批評新潮流係的冒進“台獨”路綫。

　　實際上在所謂“群衆路綫”和“議會路綫”方面，雙方有所轉變。黄信介看到“議會路綫”敵不過國民黨的手段，而决定必要時走向街頭；新潮流係看到光靠街頭運動是不够的，决定争取更多的公職席位，把“議會路綫”和群衆路綫結合起來，這可能是多數人的共識，當然側重點有所不同。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美麗島被迫走上街頭，而新潮流則被迫走向議會”。

　　三、權力分配的争奪。這集中表現在三次“代表大會”中。“第一届全會”時，由康係，新潮流係共同推舉江鵬堅爲主席，新潮流係佔據了主導地位。“第二届全會”時，美麗島係在中央佔有較多的席位，新潮流係又和康係共同推舉姚嘉文爲主席，新潮流係實際上控制了中央黨部。“三全”大會中執委和黨主席的選舉，争奪更爲激烈。新潮流係支持姚嘉文連任主席，泛美麗島係則支持黄信介競選。雙方開展了互相攻擊，例如，有人傳言黄信介等人對“民進黨聯合中共對付國民黨頗有興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要求黄信介、邱連輝等人就“個别與中共人士接觸晤談”作出説明，甚至有人懷疑黄信介等“秘密勾結中共，出賣台灣”。這是要把競選者置於死地的手法。黄信介發表聲明指責有人“搞小動作，捕風捉影，造謡生事”，認爲“此種羅織手段是一種法西斯手段”。民進黨内的競選達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反映出黨内問題的嚴重。後來由於“超派系”宣佈退出競選，結果泛美麗島係以微弱的多數席位在中執委、中常委的選舉中獲勝。從此，以黄信介爲首的泛美麗島係控制了民進黨的權力機構。當然，權力鬥争還在繼續，不久之後，“四全”的選舉又是一次嚴重的較量。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進黨内部的團結問題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也是關係到民進黨的力量能否進一步發展的大問題。由於歷史的、現實的種種原因。使得這個問題很難解决。當然，要解决這個問題，除了民進黨内部因素以外，還要看整個台灣局勢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一個政黨面臨的選擇趨於簡單化，兩大派系的政治主張在黨内得到支持的情况將更加明朗，這時或是趨於聯合，或是徹底分裂，就會做出抉擇，這樣，這個政黨就會走向新的發展道路。在這個時期到來之前，民進黨處在兩極分化時期，它的發展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結構—功能分析

　　現在我們换一個角度，用政治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民進黨進行評估。就是説，把民進黨作爲政治系統中的一個結構，分析其内部的結構狀况，從而考察與這種結構相應的政治功能。具體地説，首先分析民進黨的内部結構及其運作機制，即結構中各個要件或各種角色的互相關係和行爲模式，進而考察和這種結構相應的政治功能，它所産生的客觀影響，包括對民進黨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的影響，對整個政治系統的作用等等。總的來説，就是要通過對民進黨結構的分析來考察它作爲反對黨的政治功能得到怎樣的發揮，受到怎樣的限制。民進黨作爲一個“反對黨”，在結構上同作爲執政黨的國民黨相比，具有某些不同的特點，現在具體分析如下：

　　一、成員結構。政治社會學有一種理論，根據政黨的成員結構，把黨分爲這兩個類型：幹部黨和群衆黨。幹部黨是一種限制的組織，成員很少，而且多是知名度高的頭面人物。群衆黨則吸收大批黨員，力求在群衆中獲得廣泛的支持，在黨内形成領導核心—積極分子—一般成員的成員結構。民進黨無疑是群衆黨類型的政黨。“中執委”“中常委”“立法院”和“國大黨團”成員、省市議員、“中央黨部”的骨幹、“地方黨部”的負責人等，可以説是核心集團的成員，他們參與决策，掌握領導權，其中不少人希望成爲“坐轎者”，即通過參選成爲公職人員，今年年底的選舉就反映了這種情况。積極分子是民進黨内部活躍力量，動員，組織群衆，開展助選活動等，主要依靠這批力量，據估計現有的積極分子在1000人上下，力量顯得單薄。在選舉活動中，積極分子多數扮演“抬轎者”的角色。當然，一般來説，他們需要經過“抬轎”階級的磨煉和考驗，纔可能進入“坐轎”的行列。一般成員出自支持民進黨的政治主張而入黨者爲數並不多，不少人是基於某種關係而入黨的，甚至還吸收了不少“人頭黨員”。總的來説，一般成員對民進黨的黨務活動和政治活動並不熱心，黨員人數也少。一位外國學者曾經指出民進黨存在“官多兵少”的現象。

　　二、組織結構。有一種理論把現代政黨的組織分爲三種主要形式：幹部會議、支部、基層組織。幹部會議的組織形式主要存在於美國，民主黨、共和黨都有這個特徵，其主要目的是爲了争取選舉的勝利。支部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組織形式，其目的是爲了把候選人選入高級政治職位，並在公衆中確立廣泛的基礎，以贏得支持者。基層組織的規模比支部小，以個人工作地爲基礎，它尋求在群衆中擴大其成員，目的在於推翻現存的政治制度。這種分類法看來還不能概括所有的現代政黨。我們暫且用它來作爲分析民進黨的參考。根據民進黨黨章的規定，組織結構分爲中央、縣市（包括縣轄市、“院轄市”）、鄉鎮（市、區）三級，以各級黨員大會爲最高議事機關。在地方黨部之下，没有設立基層組織。上級黨部可以指揮下級黨部的黨務，但並未成爲“高度集中的組織”，也没有“通過復雜的分工牢牢地束縛住其成員，並一貫强調上級的控制”。除了三級黨部這種黨務系統之外，還有“立法院”黨團、“國大”黨團等組織，可以算是屬於政權系統的結構，它對該黨的政治參與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台灣整個政治系統中只占弱勢地位。至於在經濟系統、軍事系統等方面，目前民進黨還没有建立相應的組織。所以，從組織結構來看，民進黨屬於在野黨類型。按照上述的分類，民進黨的組織形式既不像幹部會議那樣，以争取選舉勝利爲主要目的；也不像基層組織那樣，以推翻現存政治制度爲目的；而以“支部型”來衡量，則它的黨部與成員之間還缺乏經常的聯繫和有力的控制，組織與成員之間的關係似乎比較鬆散。因此，我們不妨説民進黨是屬於一種“準支部型”的組織結構。

　　三、政治文化結構。一個政黨的政治文化，指的是該黨成員在一定時期内在心理方面的基本傾向，包括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價值觀等等。這個政黨内部的不同成分所具有的特殊傾向，則是一種亞文化。民進黨作爲一個在台灣地區建立起來的政黨，並以四十年來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作爲自己的反對對象，所以它的政治文化，包含了以下特點：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和政策；反對没有代表性的“萬年國會”侵佔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要求擺脱長期以來受“外來人”（日本人、從大陸去的國民黨人）統治的困境，要求台灣人當家做主，通常叫作“出頭天”。從認識的角度來説，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民進黨對上述心理傾向，用所謂“住民自决”，或“内争民主，外争主權”“邁向執政，建設新台灣”等語言來表述，這是體現在黨綱和宣言中大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傾向，即民進黨内一致的政治文化。

　　但是民進黨内兩大派系在政治文化上有明顯的差异。新潮流係有他們自己的亞文化，他們提出“國家認同”問題，從主張“台灣主權獨立”到主張“台獨”，他們不僅要“執政”，而且要“建國”，提倡“新憲法、新國會、新國家”，甚至提出“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灣國”。他們强調“台灣意識”，要求“建立以台灣爲主題的新文化”。由此可見，新潮流係在政治態度上、感情上、信仰上都有自己特殊的傾向。這種情况表明，民進黨表面上有着一致的政治文化，實際上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相當大的分歧。

　　四、階級結構。民進黨某些領導人曾經强調該黨不是某一特定階級的政黨，而是全民政黨。最近又提出“我們主張民進黨不宜發展成階級政黨，也不宜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站在絶對的一面倒立場”。實際上，民進黨的階級色彩是比較模糊的，但正如第三章所説，從民進黨的政治主張及所作所爲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以中産階級爲其社會基礎的，但並非所有的中産階級都成爲它的社會基礎。泛美麗島係批評新潮流係“極力主張民進黨應放棄資本家而走向工農”，他們認爲多數民營資本家並不必然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如果没有部分資本家的支持，則民進黨在邁向執政的過程中，勢將會苦難重重”，進而對工商界給予充分的肯定，聲稱“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社會平等與主權獨立，台灣工商人都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他們在國内創造的財富以及到國外所拓展的實質外交，都爲國家社會帶來最直接的幫助”。瞿海源批評上述論調“對工商人迹近奉承乃至阿諛，而對農工階層則貶低或忽略的措辭更令人感到意外”，尖鋭地指出這是“投向工商資本家的立場”。

　　至於新潮流係，他們比較强調“農工傾向”，努力開展農運、工運，從這次黨内初選中可以看出，他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就整個民進黨來説，他們不論在中産階級或勞工階級中所能動員的力量還很有限。階級色彩的模糊和階級結構的多元，本來企圖“以反黨國特權和反外來統治的主要訴求”，來争取各階層廣泛的支持，避免因爲“引入勞資對立的階級鬥争”，而“造成人民内部的分裂，突然損耗了反黨國和反法統的政經資源”。可是這種有意避開當前階級矛盾的策略是否可以奏效，還要在選舉結束時才能找到答案，而且目前社會輿論已經對這種做法提出批評。

　　五、權力結構。權力結構與派系鬥争有直接關係。第五章有關派系鬥争部分已經介紹過各個派系在中央結構中權力結構的變化情况。它説明瞭以下幾個特點：一、民進黨内的權力結構是隨着派系鬥争的勝負而變化的，哪一個派系在中央黨部掌握實權，哪一個派系便控制了該黨的領導權。第三届選舉的結果，使得全黨的領導權從新潮流係手中轉入泛美麗島係手中。因此，一年一度的島内選舉便成爲派系鬥争和權力再分配的一個主戰場。二、一年一度的黨内選舉造成權力結構的更迭和重組，頻繁的更迭和重組造成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從而導致路綫和政策的不連續性。在新舊交替和新權力結構運作的初期，必然使黨的工作受到影響。當前出現的應付年底選舉與按期召開“四全”的矛盾，説明一年一度的改選已經給民進黨帶來了一些麻煩。所以不得不决定從第四届開始改爲兩年改選一次。三、所謂“黨内倫理”已經對權力結構發生影響。在第三届主席競選時已經涉及這個問題，現在在議論第四届主席人選時，人們的目光仍然集中在黄信介、江鵬堅、姚嘉文、尤清這幾位“資深”人士身上。不僅如此，中執委的人選、參加“公職”競選的人選，也往往要考慮他們在“黨内”的資歷。四、除了黨内派系以外，地方派系、宗親會、長老教會等對民進黨的地方權力結構也會發生影響。  

　　通過以上成員結構、組織結構、政治文化結構、權力結構的分析可以看出民進黨在結構上呈現出如下三個特點：第一，民進黨除了本身的黨務結構外，没有屬於它本身的，或由它領導的政權結構、經濟結構、軍事結構等等，這就和作爲執政黨的國民黨有很大區别，相比之下民進黨顯然處於弱勢地位。第二，民進黨作爲一個“群衆黨”，目前只擁有不及二萬名黨員，而且由於階級色彩模糊，在擴大政治參與方面受到限制。不論從自身的實力或政治影響力來説，同擁有250萬名黨員的國民黨相比，也屬於弱勢地位。同樣的，在知識結構、組織結構（特别是與基層的關係方面）等方面也存在弱點。第三，民進黨内存在不同派系，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近三年來花費許多精力在“體系内的權力再分配”上，而忽視了“擴大體系權力”，這是建黨初期很自然的現象。現在民進黨進入了兩極分化期，即分爲兩大派系，處於這種時期的政黨，必然面臨着“是聯合還是分裂”的問題。而國民黨内在政治文化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也存在派系鬥争，但已經走出兩極分化期，權力交替逐漸走向制度化。總之，通過兩黨對比，更加體現出民進黨的結構具有處在兩極分化期的在野黨的特色。

　　一定的政治結構是實現一定的政治功能的必要條件。我們根據民進黨的結構參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AGIL分析法，考察民進黨以下四個方面的政治功能。

　　一、適應功能。即該黨與外部環境、與外部各種體系的關係問題。民進黨是適應台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過長期鬥争而誕生的，它已經存在了近三年。在台灣解除戒嚴、解除黨禁、通過“人團法”之後，民進黨已經成爲合法政黨。從它的階級結構、政治文化結構來看，它可能得到台灣社會一些階層中的部分成員和將近30%選民的支持，這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適應外部環境的功能，包括適應了處在和國民黨抗争地位的功能。但民進黨的結構也呈現出一些負功能。例如，它的階級結構的模糊性，以及它與其他社團（特别是農村社會）的關係，限制了政治資源的開拓。最近張俊宏在《不落日工商帝國》一文中對工商業界表示讚揚。謝長廷批評説：“這種説法不但不能争取工商業界進一步支持民進黨，反而將造成其他階級人士對民進黨的不安”。自主工聯也批評民進黨，認爲該黨對“人團法”和“勞資争議法”没有據理力争，使得勞工權益大受影響。民進黨爲了對付年底的選舉，由中央秘書處提出、經中執委通過了“十大競選綱領”，評論家杭之對他做了這樣批評：“條例混亂，了無新意，予人雜凑之感”，其後果是使得一些民間團體“對民進黨此項落伍的、泛政治化的政見綱領極表失望的遺憾”。杭之認爲某些民間團體提出了許多各自關懷的社會議題，向只重視政治議題的傳統挑戰，這對將來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上情况表明，能否適應形勢的發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見，反映民間社會的要求，以擴大政治參與，是檢驗民進黨適應功能的一個重要標誌。

　　二、實現目標的功能。首先要確定目標是什麽，這些目標能不能表達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群衆的需求，并且能不能動員一切資源來實現這些目標，在情况發生變化時，能不能及時地進行必要的調整。民進黨所共同確定的目標是民主政治和“住民自决”。民進黨現有的結構，在争取民主權利方面發揮了一定的功能。但是由於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結構，存在着意識形態的分歧，使得黨内外有一部分人疏離了民進黨。“一些政治意識比較特殊的人士相繼成立政治和社會的反對團體，瓜分了民進黨的部分資源”。一些新興的社會團體也還没有成爲民進黨的政治資源。所以，有人指出“内部信仰體系相互對抗的結果，往往也使民進黨的共同主張愈來愈模糊，對社會大衆的説服力也愈來愈小”。在今年選舉中，民進黨已經出現兩種不同的“共同政見”，表明瞭在政治目標上的分歧，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政治目標的分歧，必然影響到政治資源的分配，必然影響到目標的實現。可見，如何經過協調及時地調整政治目標，使有限的政治資源不再分散，進而繼續開拓政治資源，是更好地發揮實現目標功能的關鍵所在。

　　三、整合功能。這主要指内部派系的調適和團結。從民進黨的組織結構、政治文化結構、權力結構可以看出内部存在着派系。黨内派系的存在本來是不足爲奇的。張富忠指出，民進黨是一個“妥協下的産物”“民進黨就是個整合機器，在它旗下的各個派系、中産階級、狂熱分子、勞工、知識分子……，它本身就是統一陣綫，只是目前它的整合功能出了問題”。他還指出，民進黨的黨綱黨章，“大家都同意，但大家也都不滿意”，因而預言：“我相信這種不滿意的聲音會永遠存在。”現在看來，民進黨中央極力企圖發揮它的整合功能，强調黨内溝通、和諧、相互尊重，但是政治目標的分歧、路綫的分歧以及權力鬥争、個人恩怨使得黨内整合格外艱難。相反的，分裂的可能性却在增長。今年5-6月間，兩大派系矛盾激化，出現了“既然合不來，乾脆分家算了”“如果基於勉强結合的因素，那麽何不各自發展”之類的言論。現在圍遶着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的争論，可能使兩派的分歧更加明朗化、更加深化、更加“簡單化”，從而實現一次大的整合。

　　四、模式維持功能。主要指鞏固該黨根本原則的功能。從民進黨的政治文化結構來看，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要求台灣人當家做主，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主張，可以獲得一部分台灣人民的支持，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進黨具有一定程度的模式維持功能：維持一個反對黨的模式，維持上述根本原則，對國民黨的統治和政策展開批評，在政治上發揮一定的反對和制衡作用。但是民進黨的結構又使它在這個方面具有一定的負功能，主要是由於根本原則上存在分歧，黨的成員和政治資源的有限，内部派系的矛盾，使得它在發揮反對黨的作用，直至達到“執政”目標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綜上所述，民進黨在政治功能上，一方面具有適應台灣社會環境，發揮反對黨作用，與執政黨開展鬥争的能力，獲取和動員一定的政治資源以求達到其政治目標的能力，協調和整合内部派系的能力（盡管這個方面的能力是很弱的，但畢竟還没有分裂，還有一定程度的溝通和諒解）。但是，另一方面，在野黨的地位使它缺乏較多的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在相對强大的執政黨面前，顯得力量單薄；内部派系的矛盾和鬥争，使它在發揮制衡作用、實現政治目標、擴大政治參與等方面都受到限制。 

　　八、發展趨勢

　　“現今在台灣具有社會生命力，而且有能力跟國民黨互動、反應的政治勢力，就只有民進黨，因此，民進黨的發展和它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國民黨，對台灣未來政治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康寧祥

　　“民進黨除了因其目前在野之結搆位置，使其在面對新興的社會議題上得以看國民黨滿頭大汗、窘態百出的笑話外，自己也並無法因應這些問題，更遑論前瞻地去主導、帶領這些新興的民間力量，因此才會提出這樣一個脱離社會生活之核心的脈息的落伍競選綱領。這是民進黨在其逐步被建制化（或其自許的‘執政之路’、到‘獨立建國之路’）所面臨的一個失掉生命力的危機。它考驗着民進黨人的智慧！”

　　——杭之：《民間團體以政見參選的意義》

　　“反對運動的自我崩潰，很可能並不是來自國民黨政權的外來壓迫，而是來自内部的自我混亂”。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

　　民進黨向何處去？這是民進黨人要解决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關心台灣政局的人們希望瞭解的問題。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政治系統是由一系列政治互動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把一個政黨作爲政治系統，它的發展不僅和它内部各個子系統、各個要素的狀况有重要關係，而且和它所處的環境也有密切的關係。政治系統是開放的，它既受環境的影響（輸入），同時也對環境發生影響（輸出），它還具有反饋能力，它與環境處於持續的互動過程之中。我們用政治系統分析方法來研究民進黨，把它作爲一個政治系統，既要考察它内部各個子系統（派系、地方組織）的結構、功能和互動關係，包括民進黨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黨内各派力量的關係，黨的政策主張的政治影響力等等；又要考察民進黨的環境因素，包括國民黨、共産黨，以及美國、日本等國際因素，因爲這些因素龢民進黨之間存在着互動關係，它們的行爲龢民進黨發生影響，同時民進黨的行爲也會對這些因素發生影響。一個政治變數的變化必然導致另一個政治變數的變化，多種因素的互動關係影響到台灣發展的前景，也將對民進黨的發展趨勢發生重要的影響。

　　由於存在着許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都處在互動的狀態中，所以在民進黨的面前存在不少變數，很難對它的發展趨勢做出準確的預測。不過，從現有的條件出發，對上述各個因素的互動關係做出一些預測，可能對於瞭解“民進黨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含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進黨所處的發展階段

　　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研究政黨時指出，一個政黨的發展過程，通常包括四個階段：派系活動期，兩極分化期，擴張期，制度化期。當然這是一個比較理想化的框架，各個政黨的實際情况要復雜得多。我們暫且用這個分期法考察民進黨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説，黨外時期屬於派系活動期，當時只有派系集團而没有政黨組織；民進黨成立以後，逐漸進入兩極分化期。

　　兩極分化期的特點，如由於内部的派系鬥争，使人們關心内部權力的再分配，而放鬆了擴大政治參與，削弱了擴大本黨政治影響的努力；分歧的積累使兩派的分裂日益加深；兩派各自製造輿論，展開争論，甚至互相攻擊，互相敵對，企圖争取更多的力量站在自己一方來等等。這些情况在民進黨内部有所反應。邱義仁指出：“派系建制化是我長期以來的要求，現在黨内兩極分化很嚴重，這是我不願看到的”。

　　具體地説，兩極化表現爲泛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的分歧與對立。遠的不説，在“三全”黨主席的選舉中，兩派在配票、議程方面互相玩弄手段，并且把彼此的矛盾簡化爲“維護台灣人利益的黨主席”和“出賣台灣人利益的黨主席”或“重倫理有包容性的黨主席”之争。“三全”以後，兩派分歧更爲明顯，大到對待年底選舉的戰略、選舉中的“共同政見”、對當前要務的看法、對重大政治活動的態度，小到對某個人的看法、領導人的一次發言、中央黨部和“國大”黨團配合的細節等等，似乎都很難取得共識。例如，“鄭南榕自焚事件”，有些民進黨人以“台灣新憲法案件聲援會”名義發表聲明，表示“本聲援會爲追求台灣獨立與民主，决定不顧一切擴大成員，昇高抗争行動”；而以民進黨名義發表的聲明，則指明“鄭南榕非本黨黨員……鄭君爲言論自由而死值得大家深思與追思”。這兩種不同的聲明反映了民進黨内不同的政治主張。又如，圍遶着《新潮流》雜誌復刊和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的出版，兩派的分歧提昇到理論高度，争論還在進行中。

　　正因爲民進黨還處在兩極分化期，把許多精力花費在内部鬥争上，以致建黨兩年多來的發展不能令人滿意。

　　一個處在兩極分化期的政黨，在它的面前存在兩條發展道路，一是分裂，二是整合。

　　分裂，在兩派矛盾不可調和的情况下，一個政黨就可能走上一分爲二絶對分裂的道路。例如，英國工黨因爲路綫衝突無法妥協，部分黨員分裂出來另組民主社會黨，台灣的工黨也一分爲二。民進黨是不是也會走向分裂的道路，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這個問題將在下面談到）

　　整合，包括兩派的互相妥協或一派戰勝另一派。當然，出現整合的可能性和整合的方式，不僅取决於一個政黨本身的因素，外部因素也會發生一定的影響。民進黨如果能够使黨内多數活動分子在一個政治目標下聯合起來，這就會渡過兩極分化期而進入擴張期，它就可能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如果黨内哪一個派系能在黨内整合中起主導作用，那麽它就可以成爲民進黨内居於領導地位的派系。有人指出：“民進黨要争取執政的機會，應當先展現它克服内部危機的整合能力，以博取選民對民進黨的信心”。這是有道理的，但對民進黨來説，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四條道路

　　民進黨的發展前景存在着以下四種可能性，或者説，存在着四條道路。

　　一、執政黨。從民進黨角度來看，這是較好的前景，也是民進黨人夢寐以求的政治目標。在1989年1月舉行的“三全”臨時會議的宣言中，就提出該黨的目標是“爲執政奠根基，爲人民造福利”。走這條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人們有不同的估計，田弘茂認爲“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勢力消長，很難在未來十年之間變成勢均力敵的均衡局面”。按句話説，民進黨在10年内還不可能成爲執政黨。西德學者杜勉（Jurgen Domes）也有類似看法，他説：“我認爲在過渡的階段裏，台灣會發展出一黨獨大的兩黨制或數黨制。這個過渡階段也許會長達10年到15年，因爲民進黨雖然建立了，可是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决”。美國學者韋艾德（Edwin A. Winckler）也認爲到90年代中期仍然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民進黨還無法執政。可是，民進黨人和它的支持者中有些人却抱有樂觀的態度。江鵬堅1987年7月在美國預言，民進黨在未來5～10年間將取代國民黨成爲台灣的執政黨。民進黨的領導人也曾表示，經過幾次選舉，民進黨可能獲得50%以上的選票，不少人估計大約在1995年就可以執政。在美國的一些台灣省籍人士也説，在七、八年後（1987、1988年時的預測）民進黨可能執政。最近，《到執政之路》一書，提出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達到執政的目標，這樣，在地方執政的時間就全面提前，也可以説，“部分執政”的目標可能更快地實現。

　　當然，能不能成爲執政黨，首先取决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力量對比，也就是取决於台灣人民對他們的支持程度。以上兩種預測在這個方面都還没有進行具體的分析，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化。

　　二、花瓶黨。這是最壞的前途。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因爲民進黨畢竟是在長期民主運動發展進程中誕生的，它所擁有的民主化、反抗性、草根性等特性是不會輕易喪失的。個别黨員，甚至個别領袖人物可能被收買，但作爲整個政黨則不可能墮落到這種地步。

　　三、分裂。分裂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在當前的情况下，應當説，民進黨存在分裂或整合兩種可能性。

　　從整合角度來看，可能性在於雙方還需要聯合，不敢輕易分裂，有時還表示了整合的意願。黄信介表示當務之急在於整合與團結民進黨各派系的力量。過去統獨争議、派系鬥争浪費了寶貴的政治資源，今後内部要充分溝通，化解誤會和糾紛，建立共識。6月間，黨的仲裁委員會邀集兩派代表溝通，表示互相尊重，達成五項結論。各地黨部負責人大多認爲民進黨没有分裂的本錢，只有通過仲裁與協調，化解分歧，才能争取年底選舉的勝利。近來，泛美麗島係在“四全”如期召開，調節選舉糾紛等方面表示了團結的願望。新潮流係從年底選舉考慮，也不想自立門户。在研擬“現階段大陸政策”和“十大競選綱領”時，似乎都企圖“巧妙地避開一些敏感主張”，而提出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主張。但是，這正爲黨綱黨章制定時的情况一樣：大家都同意，大家都不滿意。不過，就整合來説，如果能够互相忍讓、寬容、妥協，便可以爲整合提供前提。有人還提出建議，依靠黨内不屬於領導層的青年黨工，或中間選民進行整合，因爲他們派系觀念比較澹薄，有可能成爲整合力量。“利用中間分子整合偏激分子”，可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辦法。這樣，超派系的力量就成爲一種重要的整合因素了。

　　但是，另一方面，分裂的可能性也存在。目前黨内兩大派系表面上是一個黨，實際上已經是兩個黨了，它們各自有自己的政治目標、競選綱領、路綫、幹部、黨員和支持者。最近圍遶着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的發表，發生了要求更换民進黨發言人、針對“黨主席發言不當”等衝突，黨内“同志之間的意見不合，仿佛已經演變成敵我之間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全盤否定”。邱義仁認爲黨内糾紛既有路綫觀念之争，又有個人恩怨或利益衝突。現在似乎這二者混在一起。張富忠針對前進係被新潮流係醜化一事指出：“從黨外到民進黨這三年，是誰專在搞内鬥，不斷批這批那，是誰以表决部隊起家，所有黨員及社會大衆自會有公評”。其之所以現在還没有公開分裂，主要是因爲大家都知道分裂對彼此都不利，分裂必然分散的政治資源，使兩派在年底選舉中都遭到失敗。所以，“基於年底大選的共同利益，就算撕破臉，也得捱到選後在作總清算”。如果現在分裂就會導致民進黨的失敗和瓦解，没有人願意承擔這樣嚴重的歷史責任。從黨内成員來説，多數人主張“護黨”。新潮流係由於“羽翼未豐”，暫時還要依附民進黨。有人預計，如果新潮流係在大選中能够獲得較多的席位，在黨内選舉中佔有優勢，那時就會與美麗島係分裂。因此，今年十月底的“四全”對民進黨來説也是一次重要的較量：泛美麗島係要保護在黨内的“執政”地位，新潮流係要取而代之，這不僅涉及兩大派系實力的消長，而且對民進黨會不會分裂也有重要的關係。

　　四、忠誠反對黨。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或“一黨居優”條件下，成爲一個“忠誠反對黨”。所謂“一黨居優”制度的特點是：只有一個黨擁有統治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能力，而其他的黨還没有具備這種能力，但他們有一定的能量和勢力，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部分民衆和政治勢力的要求，故而能够對執政黨的統治和政策發生一定的影響，使執政黨不能壟斷政治、包攬一切，而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和吸收其他在野黨的意見。就台灣來説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國民黨還會是第一大黨，執政黨的優勢地位不變。“一黨獨大”壟斷政治包攬一切的情况可能會逐漸改變，但是國民黨如果能够適應形勢的發展，反映多元社會的需求，調整結構和政策，那麽“一黨居優”的局面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上引杜勉、韋艾德等人的言論就有這種看法。在這個時期内，民進黨的作爲只能是：對執政黨的統治和政策主張提出批評，使自己的某些主張被采納，在政治上起制衡和監督的作用，却無法使自己成爲執政黨。也就是説，還没有力量取代國民黨政權。

　　在“國會”未全面改選，在台灣還不可能實行真正公平、平等的選舉，在文官、軍人、司法人員未退出政黨的條件下，台灣還不可能實行政黨政治。所以在這種條件下的“忠誠反對黨”不僅不能反對“憲政體制”、反對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連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和“政府人員”都受到很大限制。在這種情况下，可能出現以下幾種現象：國民黨吸收民進黨的某些領袖人物入黨；民進黨中某些穩健派、温和派的人物與國民黨中的開明派合流；民進黨中的某些杰出人物被國民黨吸收到政權機構中，成立所謂“聯合内閣”或“大聯合内閣”，這些民進黨人在“聯合内閣”中推行該黨的某些政治主張，或心甘情願地以“分一杯羹”爲滿足。

　　所謂“忠誠反對黨”，就是要認同現有的政治體制和基本憲法規範，即“忠誠”於現存的“憲政體制”，在這個體制内，争取政策上的一些變動和改革。國民黨希望民進黨走這條路。李登輝認爲民進黨最好的策略是“議會路綫”，在議會中及在選舉中與國民黨競争，對國民黨産生一種監督、制衡作用，逐漸成爲一個忠誠反對黨。美國，西方的某些政治力量和學者也希望民進黨成爲忠誠反對黨，把自己的活動納入所謂“民主政治”的軌道——議會政治、政黨政治、自由選舉等等。台灣的一些輿論界有類似看法，例如《台灣時報》社論指出：民進黨成爲合法政黨以後，“須與執政黨盡棄前嫌，建立共信，扮演‘忠誠反對黨’角色功能，争取平起平坐機會，協同建立新政治體制”。有些學者還“開導”民進黨應該怎麽做、不應該怎麽做：所謂反對黨不是事事反對，只對執政黨某些具體政策有所争辯；不應威脅“國家”的穩定性；不要讓人覺得恐怖；不能爲了政治競争而無視司法尊嚴，應當放棄“暴力邊緣”的策略；等等。有些支持民進黨的人士則認爲民進黨可以成爲忠誠反對黨，但不能以“永久在野黨”自居。必須通過公共政策的訴求，争取更大選民的支持，擴大群衆基礎，累積政治資源，以利於與國民黨競争，最終取得執政機會，而不應當有“反體制與激烈的反對策略”。按照這種發展模式，在目前台灣的條件下，實際上是把民進黨納入國民黨安排的軌道上。在這條路上走“阻力最小”，但很可能使民進黨成爲“永久反對黨”。民進黨中有一部分人願意這麽做，可能有更多的人不願意走這條路。當然，最終的結局並不取决於個人的主觀願望。不過，從目前看來，走這條路可能性是相當大的。黄信介公開聲稱，表示要减少街頭運動，注重議會改革，並以贏得選舉爲目的，有人評論説：“這番話基本上已具備反對黨的條件”。

　　執政的可能性

　　黄信介、張俊宏擔任民進黨領導人以來，不斷强調民進黨要在最短時期内達成執政的目標。1989年4月29日民進黨完成備案手續後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示“要以更積極進取的態度，創造政黨公平競争的民主軌道，争取民衆的支持信賴，進而邁向執政”。7月間舉行“三全二臨”，它的宣言便以“贏得大選，邁向執政，建設新台灣”爲標題。似乎民進黨已經把“邁向執政”付諸行動了。究竟民進黨取得執政機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一般來説，取得政權的方式有如下幾種，通過革命推翻現有政權；武裝政變；通過選舉取得一會的多數席位或當選爲總統。後一種方式，包括先取得地方的部分的政權，然後擴充在議會中的席位，最後達到執政的目標。

　　從民進黨的現狀來看，有一部分人没有放棄采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以實現可能的目標。但是，一般來説，處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或地區發生革命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一、存在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社會勢力；二、現存的政治制度不允許擴大政治參與。當這二者的矛盾激化時，當一個社會的多方面功能失調時，當地的城市中産階級、工人、農民可能聯合起來發動革命。目前台灣各階層人民的心態、政治參與的狀况以及民進黨本身的實力，都説明並未具備發動暴力革命的條件。同樣地，也没有具備由民進黨發動武裝政變的條件。所以，民進黨要想執政，唯一的途徑是通過選舉。

　　“無選票即無政權”，民進黨有没有通過選舉取得執政的機會呢？

　　我們從以往的選舉可以看出以下一些基本事實，以及影響選舉競争的若干因素：

　　一、在以往的選舉中，國民黨大約可以獲得70%左右的選票，候選人當選率約爲80%，而黨外或民進黨得票率未超過30%，候選人當選率達16%左右。國民黨掌握了優勢的政治資源，在組織運作功能、控制傳播媒體以及選舉經費等方面都佔有明顯的優勢，在選舉中的支配能力還相當穩定。

　　二、在“較傳統地區”，即農業人口（包括農林牧漁）較多的地區，國民黨可以獲得較多的選票；而在“較現代化的地區”，即都市化程度較高、非農業人口較多的地區，以及在教育程度高、年齡輕的選民中，自主性投票增加，國民黨面臨較大的挑戰。

　　三、一般地説，在有政黨偏愛的選民中，外省籍傾向於支持國民黨，而本省籍（特别是其中的閩南籍）則比較傾向於支持黨外或民進黨。但本省籍的小農有一半以上是“中立選民”。

　　四、支持民進黨的選票來自以下幾個方面：部分城市中産階級與勞工階級、較年輕受較高教育的中上階層、日據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土地改革後失去大部分資産又在投資工業後失利的地主等。

　　五、從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分析，以政黨取向、政見取向（包括公共政策等）都不占重要位置，而候選人取向、關係取向（家族、親屬、鄉土等）仍然是關鍵因素。選民支持個人，多於支持政黨。

　　六、提名、配票、競選攻勢等策略的運用，對選舉的勝敗有重大影響。

　　七、一般來説，各個政黨有其比較固定的票源。民進黨在1986年選舉中，除了固定票源以外，吸收了不少中間票，其中有些並不是真正支持民進黨的，只是爲了“制衡執政黨”，或是對國民黨不滿，甚至只是反對國民黨歪曲事實的報導，反對控制選務的小動作，而投票給民進黨。黄信介指出：“我們要考慮的是這25%的票源是否都是基於信任才投下的，也許其中15%的人是因爲討厭國民黨才轉投給民進黨的。”這樣的看法是比較清醒的。

　　根據另外一種分析，有以下的結論：

　　國民黨的支持者有較多比例的外省人、小農階級、中産階級、“國家認同”正值取向者、民主認同負向取向者。民進黨的支持者有較多比例的本省人、小資産階級、勞工、“國家認同”負值取向者、民主價值正向取向者。國民黨的選民中有85.6%是“中國認同”者，民進黨的選民中有33.3%是“台灣認同”者。

　　從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民進黨要在選舉中取勝，還需要解决許多問題。最主要的是怎樣才能取得更多選民的支持。這不是靠提出幾個引人的口號、幾條高明的政見就能奏效的，它需要扎根基層做長期艱苦的工作，特别是做勞工和農民的工作，做民間團體的工作。而處在兩極分化期的民進黨實際上没有力量去做這些工作（新潮流係在這方面已經有所動作）。事實上民進黨在心理上、政治上、經濟上都没有力量到基層，特别是到農村去求得支持。這同其他處在現代化進程的國家或地區的情况比較相似：執政黨得到農村的支持，而在野黨的影響則尚未擴及農村。民進黨在勞工方面的影響也很有限。有人提出，過去黨外所得的選票中包含了勞工的票源，現在有一部分選票可能流向工黨。中産階級方面的票源是國民黨龢民進黨争奪的重要對象，在這方面民進黨也不占優勢。江鵬堅主張民進黨應當吸收勞工和第二代大陸人。這就涉及民進黨的政見，包括高層次的改革主張和較低層次的公共政策，對各階層人民有多大的影響力問題。康寧祥説：想贏得農民選票，就要去瞭解和動員農民；想要争取中小企業，就要有一套政策等來吸收他們的選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關鍵在於民進黨有没有能力去解决它。

　　由於候選人本身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地緣因素、個人的公共形象和問政能力等）對選舉有不小的影響，所以人才問題是民進黨面臨的一個突出的問題，要想增加“立委”“國代”、省市議員及縣市長的席次，就需要有一批可以勝任這些職務並能得到該選區一定數量選票的人選。這是民進黨能否在選舉中取勝的關鍵之一。可是，在目前條件下，民進黨已經感覺到人才的缺乏。

　　至於提名，配票、文案攻勢等等，民進黨在這些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關鍵還在於黨内的協調能力，如果黨内不團結，“自相殘殺”，已有的政治資源就會分散，向外開拓票源就更加困難了。

　　當然，探討這個問題不能離開國民黨一方。張俊宏説：“民進黨執政的第一道障礙，並不是缺乏民心。……最大的障礙在於國民黨的作票、買票。”這句話是針對自己的政敵的。顯然民進黨執政的最大障礙就是國民黨。但是，另一方面，國民黨存在的問題，國民黨的各種失誤，都給民進黨提供了活動空間，成爲民進黨的有力條件。雙方還要進行相當長時期的較量。

　　總之，選票不會從天而降。要從現有的不及30%的選票，提昇到50%以上，還要解决不少問題。否則就無法取得執政的機會。也許是考慮到上述因素，民進黨領導層主張走一條捷徑：地方包圍中央。先取得地方的部分的政權，先取得“部分執政”的機會，即在1989年選舉中攻下十個以上縣市長的席位。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呢？請看下一節的分析。

　　1989年的選舉

　　1989年選舉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是台灣每12年才出現一次的大選，按規定“立法委員”選舉3年一次，“國大代表”選舉6年一次，地方公職人員（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4年一次。1989年其中三項選舉都要舉行。這對國民黨龢民進黨來説，是一次重大的較量。國民黨早在1987年初就已經開始準備應付這次選舉。李焕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時，把“年底選舉”和“充實國會”列爲1989年兩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民進黨也力圖集中精力在選舉上。兩黨厲兵秣馬，擺出陣勢，迎接這一場“選戰”。

　　民進黨人把年底選舉看作是它們邁向執政的第一步，爲此，提出了“地方包圍中央”的戰略。有人稱之爲“地方爲主，中央爲輔”的“搶地盤”戰略。這個戰略的出發點是：

　　一、在今年選舉中，民進黨還不能全面取代國民黨政權。“以目前整個反對運動在全國性動員上的貧弱，想要全面對决或對外决戰，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二、地方是國民黨政權中的薄弱環節，民進黨應當從地方下手。“基於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向來是黨國體制的最脆弱環節”“先在地方實質佔領國家機關，將是反對黨對抗黨國特權體制的最有效戰略”。“就目前反對黨來説，唯一能佔領的‘國家機關’，就是各地縣市長”。

　　三、扎根地方有利於同時在地方和中央擴張勢力。“現階段反對黨的當務之急，顯然是透過佔領地方‘國家機關’，以便迅速整合各地反對勢力，形成强有力的全國性組織”“只要反對派縣市長能凝聚出民意支持（如陳定南），經由黨的聯合助選，將可以確保當地縣市議員、省議員和中央民代的當選。在地方在朝的前提下，逐漸從中央在野的劣勢轉爲中央在朝的優勢”。

　　民進黨内有一部分人支持這個戰略，他們認爲在資源有限的情况下，以縣市長爲重心，先拿下地方“不無道理”；有的認爲縣市長具有“較寬闊的决策空間”，而“立委”則“較不具决策影響力”，所以應當優先考慮縣市長的競選。黄信介指出，獲得十個以上縣市長席位，“實際上相當於執政”。這種看法不一定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但從國民黨角度來看，民進黨企圖奪取半數以上縣市長的席位，是爲了運用“以地方否定中央”的策略，“使國家政務運作陷於癱痪，引發政治危機”。因此國民黨對這個戰略是不會等閒視之的。

　　民進黨内也有一些人反對這個戰略。例如，姚嘉文認爲把精力放在縣市長上，就是把民進黨“降低爲專搞地方政治的政黨”，即使拿下10席縣市長也無法執政。他主張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民代”的選舉上。黨内對選舉戰略的分歧，在候選提名過程中的得到反映，到目前爲止，民進黨爲年底選舉提名的候選人已有143人，其中包括縣市長14人，“立委”49人，省議員39人，台北市議員22人，高雄市議員19人。這種高額提名的做法，很難保证得到順利的貫徹。

　　在選舉中提出什麽政治主張，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過去提出的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開放探親等等已經不必再提了，究竟要提出哪些新的有吸引力的主張，成爲這次選戰的一大難題。尤其是黨内兩大派系存在不同的政見，爲了研擬大家可以接受的“競選綱領”大約花費了不少心力，可是其結果却無法令人滿意。“十大競選綱領”與過去相比，“務實色彩濃厚”，也提出了一些公共政策，“保留了相當程度認同體制内改革，而非摒斥現有體制的意味”，但總的來説，它的主要内容如“國會”全面改選，推動“總統民選”、省市長民選、廢除黑名單，推動司法獨立，政黨退出軍警機構、“國營”事業民營化等等，却是“了無新意”的，因此被譏爲“落伍的競選綱領”。

　　實際上，兩大派各有自己的綱領。泛美麗島係原來以“國會全面改選”爲主要訴求，然而這個口號已成爲弱勢，而改喊“還政於民，還財於民”的口號，在行動上則以“取得10席以上縣市長”爲目標。新潮流係4位“立委”候選人則提出“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灣國”爲政治訴求，提出“新憲法，新國會，新國家”的口號，公然打出“台獨建國”的旗號，頗有“孤注一擲”之勢。康寧祥曾經提出另一種主張，他説：“目前全面改選已在政治軌道上，只是何時發動。目前最重要目標是省長民選及總統直選”。陳水扁也主張以“總統直接民選”作爲主要訴求，企圖以此來消弭兩派的衝突。由於“總統民選”及現行政治體制是“内閣制”還是“總統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兩大派系對這個“協調”反映冷淡，所以這個主張並没有成爲民進黨的主要訴求。

　　對年底選舉，民進黨的“底綫”何在，我們並不了解，就其公開提出的目標來説，主要是要求拿下10席“穩贏”的縣市長，得到35%以上的選票。這兩個目標有没有可能達到呢？有人估計，如果民進黨能够擴大民衆支持面，並拉攏非國民黨的地方山頭，争取“黨友型”的勢力，“票源可能達到選票的三成至四成之間”。陳水扁估計今年得票率在35%左右。宜蘭縣長陳定南希望民進黨能得到40%的選票，但他認爲很難得到10個縣市長的席次，“能贏7個縣市長就是大勝利了”。而姚嘉文、江鵬堅、邱義仁等則對得票率持悲觀態度，江鵬堅估計只能達到25%～30%。一般民進黨人對35%得票率也缺乏信心，他們認爲這是民進黨領導人爲了鼓舞士氣而提出的目標，並没有實現這個目標的把握。

　　黄信介對選舉結果表示樂觀，他説：“民進黨這一段時間内形象改變，民衆對民進黨印象好，認同感增强。”在國民黨公佈候選人名單以後，黄信介認爲這些人中有半數以上是“名不見經傳”的，所以，“民進黨絶對有信心贏取10席以上縣市長”。康寧祥則認爲國民黨掌握了大部分資源，其他在野黨無人無錢，很難與國民黨匹敵。許信良提出“兩個極端”的看法：民進黨不是大贏就是大輸。另一種看法却恰恰相反：“在選票和席位方面不可能出現大起大落的局面”，他們估計民進黨的得票率和席位會有所增加，“但國民黨任將保持優勢地位”。我想，許信良的説法如果是用來刺激民進黨人重視選舉，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真是認爲會大贏、大輸，那就是没有什麽根據了，民進黨可以大贏的條件幾乎是没有的。至於説“國民黨任將保持優勢”那是衆所周知的，估計民進黨的得票率和席位“會有所增加”則缺乏可靠根據。總之，要對年底選舉作出估計是相當困難的，因爲它需要考慮許多因素，除了民進黨以外，還要考慮國民黨、地方勢力、選民甚至一些島外的因素。如果有人以1986年的選舉作爲參照係，對得票率、候選人當選率、各項公職的席次作出估計，那也是一項有趣的工作。

　　國民黨爲了對付這次選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强化黨的組織，加緊吸收農民、漁民、勞工、婦女、青年、村裏鄰長入黨，從1988年7月至1989年5月，發展了13.2萬黨員，聯絡“失聯”黨員，照顧清寒黨員，以便控制基層；發動“名嘴下鄉”，加强文宣攻勢，樹立“進取、活力的政黨形象”；實行黨内初選，“以提拔黨内有意參選的優秀同志”，健全黨的“體質”；縮小選區以便於“輔選作業”，依靠地方動員，封殺民進黨；通過“黄復興黨部”等勢力控制大批“鐵票”；拘提審判民進黨的若干骨幹，打擊競選對手；等等。民進黨也采取了一些固應措施，諸如高額提名、黨内登記、黨内協調、黨内初選，以及舉辦研習班、培養參選助選人才，發動海外人士回台灣參選助選、成立選務辦公室和縣市長選戰聯盟。1989年初，黄信介就以個人名義提名一批黨員競選縣市長，在黨内外引起很大震動。有人表示反對這種“朕即國家”的專斷作風，有人則認爲這是一種策略，把黨内外人士的注意力吸引到競選上來。但是有人對民進黨跟上國民黨搞黨内初選的做法表示异議，許信良認爲民進黨辦初選，過早暴露候選人，爲國民黨提供了打擊對象。當然，要對選戰策略的運用作出評價還爲時過早。

　　不過，民進黨方面存在的弱點是相當明顯的。除了内部不團結，未能提出統一的有號召力的政治訴求以外，同國民黨相比，在傳播媒體、經費、選舉委員會的席次以及選務等方面都處於劣勢。最突出的弱點在於人才。民進黨現有的公職人員只有50名（“立委”11名、“國代”11名、省議員13名、市議員14名、縣市長1名），在今年選舉中要取得更好的成績，不僅缺乏足够的人才參加縣市長競選（有的縣份無法提名有的縣份需要從海外引入人選），而且“立委”候選人也不足，甚至助選人才也發生困難。現在提名參選的150多人中，真正“名見經傳”的也不多。

　　就以競選縣市長的人選來看，有人認爲最初提出的10名縣市長候選人中，可能當選的只有五成左右。在目前已經提出的14名縣市長候選人中，有人分析屬於“國民黨危險地區”者有7個縣市，其中有兩個縣市有威脅的候選人還可能是無黨籍人士，而不一定是民進黨人。實際上，對縣市長選舉的結果，已經有三種估計：一、民進黨可以取到5-7席；二、按黄信介的估計可取得10席以上；三、按國民黨省部主委馬鎮方的説法，國民黨“有把握拿下全省21縣市”，即民進黨1席也得不到。

　　究竟哪一種估計比較準確，要看選舉結果才能做出定論。現在我想就14個縣市的具體情况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估計。14名民進黨候選人可以分爲三類：一、獲勝把握較大者，有宜蘭縣游钖堃、屏東縣蘇貞昌、高雄縣餘陳月瑛3人；二、有50%把握者，用台灣的習慣語即“五五波”，有台北縣尤清、台中市許榮淑、新竹縣範振宗、新竹市施性融、桃園縣張貴木5人；三、處於劣勢、把握不及50%者，有嘉義市周清玉、雲林縣方大林、嘉義縣侯海熊。以上分類不是只就候選人本身的條件考慮，而且考慮了國民黨候選人以及國民黨所能控制的程度。即使列在一、二類中，民進黨還是會受到各種威脅。例如，餘陳月瑛主要依靠“餘家班”在高雄縣的基礎，她本人的政績也得到較好的評價，但是據説國民黨爲了“收復”高雄縣這個被民進黨人佔據縣市長席位的“淪陷區”“準備動用5億元經費爲陳義秋（國民黨提名的高雄縣長候選人）輔選”，這使得餘陳月瑛“面臨極大的威脅”。又如，國民黨宜蘭縣長候選人李贊成曾經兩次競選“立委”和縣長，雖然都落選，但得票數都不低，有一定的實力。再如，民進黨台北縣候選人尤清，未來在當地有較好的基礎，但他自己感到國民黨整個組織的壓力。他説：“我不是與李錫錕個人抗衡，而是與國民黨競逐，國民黨的組織强大，又可運用行政系統力量拉票，國防共同事業户有近20萬的票源，這些都是我的壓力”。最近盛傳李登輝要插手台北縣長的選舉，更造成對尤清的强大壓力。從這些事例來看，可以説，民進黨人之中，誰也没有絶對把握當選。當然，國民黨想要“全部拿下”也是一句大話。根據目前情况估計，民進黨人取得5-7席縣市長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也就是説，民進黨人要在這次選舉中達到“地方包圍中央目標”，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於在“立委”和省市議員方面，民進黨的候選人大約也可以分爲三種類型：一種是有一定實力的人物，他們長期經營基層，有一定的群衆基礎；一種是“明星級”人物，有相當的知名度，而缺乏群衆基礎和實力；一種是年輕的黨工，即非明星，又無實力，全靠選舉期間的“打拼”。這些候選人當選的把握大不大呢？從候選人本身條件來看，以往當選的人主要靠以下三條：一靠自己原有的基礎，二靠助選人的拉票，三靠提出能够滿足選民要求的政見和强有力的文宣攻勢。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對手的實力、地方勢力以及金錢勢力的支持。民進黨人都知道國民黨黨務系統遍佈各地，學校、機關、團體都控制在他們手中，警察、情治系統進行輔選，這是一個較大的威脅。地方勢力的作用也很重要，有人指出“只有在有地方派系强烈支持下的候選人才有出頭的可能”。人們又注意到資本家、財團介入選舉以尋求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候選人“首先考慮的是有無金錢支援”，當選者“十有八九都是團團富翁狀”。總之，這次選舉仍然“操縱在官僚、財閥、黨派等等少數利益團體手中”。

　　當然，國民黨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内部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鬥争，在“黨内初選”中暴露不少問題，引起不少糾紛。所以民進黨可以利用國民黨候選人之間的矛盾：黨政失和，各自背景，互不相讓，閩籍與客籍不和，派系凌駕於黨派之上，恩怨情仇等等。總之，國民黨内鬥可以爲民進黨提供有力條件。但是，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民進黨内。泛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在各地“立委”、縣市長、議員的提名中争奪相當激烈，朱高正和黄爾璇之争鬧得僵持不下，桃園縣也有許國泰和吴寶玉的糾紛。在現有提名名單中，就有不少需要“自相殘殺”然後才能出綫的。在民進黨内初選中，泛美麗島係的“逃票率”不低，而新潮流係則顯示出他的活動能力。如果因爲受到黨内不同派系的“反制”而不能當選，那就太不應該了。

　　在現有的條件下，民進黨怎樣才能“贏得大選，邁向執政”呢？《台灣時報》一篇社論指出：“大選在即，民進黨人士必須全心全力争取勝利，内部的一切猶疑、不滿、争論……均可束之高閣，因爲果真不能贏得選舉，則一切努力成空。不要内鬥，而要槍口朝外才是”。當然，一次選舉並不能决定一個政黨的命運，不能贏得選舉，不一定一切努力成空。但是，能不能團結一致對付選戰，將是人們藉以評估民進黨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兩條路綫的争論

　　自從泛美麗島係推出由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書，對新潮流係的“冒進台獨路綫”進行批判以後，民進黨内的路綫鬥争便提昇到理論的層次，盡管該書有着明顯的派系立場和主張，但評論家杭之認爲“對促使民進黨邁向以健全之溝通、辯論來調整黨之走向這一良性循環而言，應當有其正面的意義”。新潮流係在《新潮流》雜誌上發表文章，對《到執政之路》一書進行了“總體的理論診斷”，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此外，朱高正也發表文章，對新潮流路綫作了“初步批判”。綜合上述論著，可以看出兩條路綫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着明顯的分歧。

　　一、階級路綫：美麗島係提出，現階段的反對運動還停留在“向獨裁政權争取公民權的鬥争階段”“階級矛盾在台灣並不搆成最大或最明顯的政經矛盾”，而“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政治矛盾，仍高於社會内部的階級矛盾”，因此，他們反對“用階級化理論來分析台灣社會”，而主張“用收入高低和職業來劃分不同人群”；他們反對“全面引入勞資對立的階級鬥争”，反對新潮流係“極力主張民進黨應放棄資本家而走向工農”的做法；他們主張争取“中低收入民衆”，同時也極力争取民營資本家的支持。新潮流係提出的“階級策略”是“目標對準黨國體制”“槍口指向大資本家”。

　　二、戰略策略：美麗島係提出“地方包圍中央”作爲對抗國民黨現存體制的戰略，其基本觀點是：地方是整個國民黨政權中最脆弱的環節，民進黨可以從地方爲突破口，通過縣市長執政聯盟和地方黨部，同各地的反對團體結成行動聯盟，合力鏟除“黨國體制”和經濟特權，擴大國民黨政權的矛盾，逼迫國民黨放棄法統體制。新潮流係批判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爲“地方包圍中央”是一條“夢幻執政路綫”，它完全忽視了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結盟關係與其他地方組織的堅實基礎。他們指出，國民黨可以借政經利益吸納地方派系的支持。民進黨提出這個戰略，將使國民黨聯合地方派系，給予强烈反擊，導致民進黨的失敗。新潮流係反對采用“地方包圍中央”的戰略，而主張把運動的重點集中在國民黨中央，因爲“國民黨不合理的中央體制早已成爲反對勢力和國民黨地方勢力聯手打擊的對象”。并且提出“新潮流的主張正是透過民間草根組織進行人民和平革命”。

　　三、政治目標：美麗島係在當前的政治目標是“住民自决”，這是民進黨黨綱已經提出的，爲此，他們近期的目標是“邁向執政”。“因爲只有透過執政，纔可能對内徹底清除黨國體制和經濟特權，纔可能對外落實住民自决，而使台灣的國家體制獲得根本的解决”。他們所描繪的道路是“從地方自治到住民自决，再從住民自决到主權獨立”，而現階段的任務是“向獨裁政權争取基本公民權”。新潮流係則以“台灣建國”爲政治目標，提出“以和平方法推動台灣人民制定新憲法，選舉新國會，建立新國家”。近來更是迫不及待地提出“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灣國”作爲政治訴求，似乎“台獨理念”已經進入實踐階段了。以上兩個不同的路綫，有人把它概括爲“改革派（體制内改革）跟革命派（改革體制）的鬥争”；有人把它概括爲“議會路綫”和“群衆路綫”的鬥争。還有人認爲這些差别是没有什麽意義的，兩派在統獨問題上並無多少差别。

　　由於大選即將到來，這場争論未能廣泛深入地展開。但是，争鋒相對的架勢已經掀開，基本論點已經提出，如果能够通過討論達到某種程度的整合，就有可能克服當前的分裂危機，使它成爲民進黨歷史上的一次轉機。

　　民進黨與台灣前途

　　現在我們回到本書開頭提到的民進黨的黨旗，它意味着台灣正處在十字路口上，民進黨也處在十字路口上。民進黨的前途和整個台灣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本章上述各節主要是從民進黨内部要素進行分析，也涉及它和國民黨的某些關係。本節則要從民進黨和國民黨、共産黨以及其他因素的互動關係，來考察台灣的前途龢民進黨的前途。

　　民進黨成立以來，對台灣政局以及發生一定的影響，它使得國民黨和共産黨在面對台灣前途問題時，不能不考慮民進黨這個因素的存在。

　　從國民黨看來，民進黨的成立是在它的面前站立起一個競争對手，公然向它的執政地位提出挑戰。盡管這個對手還不强大，但畢竟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視的反對勢力。民進黨對台灣前途問題，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張，提出“台灣主權獨立”的論點，有的派系甚至提出“台獨建國”的主張，公然反對國民黨所主張的“一個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使國民黨感受到對它的統治的威脅。民進黨强烈反對由國共兩黨來解决台灣前途問題，這實際上是對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性、合法性和功能性提出异議。民進黨還提出“在國會全面改選並建立充分代表台灣住民意志之政府前，先開展兩岸民間自由對話……”，這就是説，國民黨政權無法代表台灣人民談判台灣前途問題。顯然，民進黨在台灣前途問題上，要求有自己的發言權。

　　從共産黨角度來看，對台灣問題的解决，早已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并且提出“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民進黨以及台灣其他政黨成立以來，共産黨看到了這些政治勢力的存在，注意到民進黨等黨派團體在台灣前途方面的立場，固而提出“我們争取和平統一中國，以台灣當權者爲主要談判對象，但也重視其他愛國力量和人民的力量”，除了希望和“台灣當局”談判以外，也真誠地希望“同台灣其他一切主張祖國統一的黨派、團體和社會人士交换意見”。共産黨在解决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很鮮明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上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内政。台灣前途問題可以通過同“台灣當局”談判、同各界人士交换意見，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對於民進黨，共産黨主要根據它在台灣前途問題上的態度作出評價：是主張統一，還是主張獨立？由於民進黨在這個問題上還没有明朗的態度，或者説是民進黨内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共産黨對整個民進黨還没有作出表態，而只是對民進黨内的“台獨”言行以及“住民自决”主張所包含的分離主義傾向提出批評，表明“我們堅决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台灣獨立和分離的言論和行動”。

　　國民黨對台灣前途的主張，一方面受到民進黨的批評，他們指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只能講，不能做”的事，因爲什麽叫三民主義，就有不同詮釋，怎樣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用什麽步驟和方法，誰也無法講清，中國大陸也不會接受，“没有比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更困難的了”。所以它只是“統戰口號”，實際上成爲國民黨“剥奪人民政治權利、保護既得利益的藉口”。另一方面，國民黨的主張實際上想實現“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或“一國兩府”，民進黨指出這是搞“一中一台”。他們主張“以台灣名義重返國際社會”，主張“準兩國兩府”要求國民黨放棄代表整個中國。“台灣實質已獨立，喊不喊獨立只是表面的東西”。所以，可以説，國民黨的一些作爲已經爲“台獨”拉開了方便之門。

　　共産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對民進黨也發生了影響。因爲這個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台獨”，反對任何分離主義的行爲。這使得民進黨人在考慮台灣前途的主張時，不得不考慮共産黨的態度。黄信介指出，現階段講“台獨”，只會增加兩岸的緊張。朱高正也指出“有關台灣政治前途的探討，很難跟中共政權的態度分開來考量。而‘新潮流’所主張的台獨理論可謂完全無視於國民黨及中共政權的反應，犯了典型的唯心論的錯誤”。

　　總之，民進黨對台灣政治前途提出的主張有兩種，一種是作爲整個黨主張，即“住民自决”，一種是新潮流係的主張，即台灣獨立。這兩種主張受到國民黨和共産黨的反對。台灣和海外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不少意見和問題。例如：台灣是中國領土，“住民自决”不適用於台灣；主張“台灣主權獨立”就是認爲存在兩個國家；“只要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决權，聯合國在幫助台灣‘人民自决’的議題上將無能爲力”。“住民自决”包含着分離意識。“台灣獨立”必然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美國、日本、東南亞各國也不會支持；一旦宣佈獨立，台灣内部必然發生動亂；台灣成功使得機會很小，“不做中國人，老百姓絶大多數都不會接受”；“台灣島内贊成獨立的人數不搆成多數，很難把獨立的理念付諸實現”；“如果台灣獨立或獨立的要求昇高，只有造成美國和中共關係的緊張，爲東亞帶來不安的因素，將對台灣人民有害”；“台獨運動只能造成未來解决台灣問題的困難”等等。上述意見却值得民進黨人加以思考和研討。

　　應當指出，民進黨人對台灣政治前途的主張是並不是少數人憑空想出來的，它的提出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國際條件和社會基礎的，它和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以及海外兩岸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有關，因此，提出這些主張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不是正確的。關鍵在於他們多是從台灣的角度看問題，而不是站在全國的角度，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從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從整個中華民族（包括台灣人民）的利益來考慮問題。當然形勢在發展，人們的思想也在發展。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國際因素的變化，都會對台灣前途問題帶來影響，也會對民進黨人的主張發生影響。現在盡管民進黨中有一些人熱衷於從事“台獨”運動，但面對美國學者對“台獨”的懷疑，姚嘉文不得不承認：“我們還没有準備宣佈台灣獨立”，現在只是討論而已。邱仁義則表示：“我主張台獨，是有‘一定期間’的前提條件。……如果可見未來的努力階段過了，要求刻苦實現可能性的機會都没有了。那麽我會接受不再主張台灣獨立”。這説明他們的主張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那麽，台灣的政治前途將會朝什麽方向發展呢？在這裏，我想用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加以分析。恩格斯在1890年提出一個重要的理論，他指出：“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産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爲它所成爲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産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是一個作爲整體的不自覺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産物。因爲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終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没有希望過的事物。……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况（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爲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决不應作出結論説，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的，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有以下兩點值得我們加以强調：第一，任何歷史的結果都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即歷史合力的總結果；第二，參與歷史活動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歷史的合力，各種因素的力的不同，决定着合力的方向。

　　用這個理論分析台灣政治前途問題，我們可以説，在這裏主要存在着這幾種“力”：中國大陸（共産黨、政府、人民）、國民黨及其政權、民進黨、台灣各階層人民、各種國際勢力。台灣向何處去？這個問題的結局，是上述各種力交互作用的結果，各種力對這個結局都會有所貢獻（正面的或負面的，大的或小的）。任何一個意志（即所提出的解决台灣政治前途的方案）都會受到其他意志的制約或妨礙，各個意志相互衝突的結果，就會出現“誰都没有希望過得事物”。换句話説，各個不同的解决方案經過談判、磋商、妥協、折衷，可能得到一種新的大家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當然，最終的解决辦法不是各種“力”的簡單的平均數，因爲在“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中，各種力有大小强弱之分，那些符合歷史潮流、符合人民願望的力就會比較强大，就能體現發展方向；而那些不符合歷史潮流、不符合人民願望的力盡管也能起一定作用，但却不能代表力的方向，他們所提出的方案得到實現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此，從歷史合力論的觀點來看，台灣前途問題的解决，取决於上述各種政治勢力的交互作用，而每種政治勢力只有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適時地提出或調整自己的解决方案，使它符合歷史潮流和人民願望，這樣，它的願望就能在最終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的體現。

　　我們認爲，和平統一是歷史潮流，也是全國人民（包括台灣大多數人民）的共同願望。民進黨如果要在解决台灣前途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這也將關係到在統一的中國裏，民進黨的前途和地位的問題。當然，决定權在民進黨人自己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