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化”的實踐

　　現在，上述“去中國化”的理論已經化爲實踐活動，並對實踐起着指導作用。應當指出，從許多具體實踐中，並不一定能够看清它的政治目的，尤其是不少參與者並不一定具有政治目的，某些活動往往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份，這樣就不容易辨明是非了。爲了説明這些實踐的政治目的，我們不得不費些功夫尋找證據。以下針對“去中國化”文化動向的一些具體事例進行具體的分析。

　　（一）台語教學與通用拼音

　　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極力推行“國語”，這本來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們進行交流和傳播中國文化是有幫助的，可是，當局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在學校裏不講“國語”就罰錢、罰站，李登輝説：“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説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説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同時，廣播電台的“台語”節目也要限時段、限時量。有人認爲這就在社會上造成了“國語優秀，台語低劣”的印象。初期能够熟練掌握“國語”的多是外省人，而台灣本省人則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一下子還不能適應，在工作上、就業上發生一些問題。於是，一些本省人把外省人看成“支配者”，而自己則是“被支配者”，他們指出“被支配者被踢出公家機關，教育文化都掌握在支配者手中”。他們認爲用統一的“國語”强迫教育台灣民衆，是要“消滅方言”“從根本上切斷青少年與母土表情達意的能力”。經過幾十年的過程，現在有不少台灣本省人的子弟已經不會説本地話了。在這種情况下，有人提出進行“台語教學”，本來是一個合理的要求。這種情况與中國大陸形成鮮明的對比，大陸也推廣普通話，但從來没有采用强制的手段，從來没有輕視或限制地方方言，香港、澳門也一樣。各地方言照常流行，即使不少年青人不會説當地方言，人們也不會當作一件嚴重的事情。

　　台灣人民要求講本地話，要求自己的子弟學會鄉土語言，完全是合理的，誰也無權反對。問題是有些人把這個問題“政治化”了。民進黨認爲，“國語運動的推行、禁止或歧視使用台灣的語言”，是國民黨當局“把特定的中國的形象强加在台灣人身上”的一種手段。他們還把講“國語”提高到壓迫與被壓迫的角度來看待，他們説：“‘國語’一直佔有主流的支配地位，並有政府命令的保障，‘國語’的支配力量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台灣的優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他們歌頌極端的“台灣人本質主義傾向”，在這種傾向下，“和台灣相關的文化符號則被賦予神聖的位置。閩南語，或通稱台語，被當成是認同台灣土地或人民的標準，不會説閩南語被當成不認同台灣，或者輕忽台灣。”有人主張，“未來的國語與官方語言應當重新擬定”，還有人要推行“台語文字化”，主張用“台語”寫作。民進黨人中有一部分人極力避免講“國語”，他們在許多公共場合有意地只講“台語”，因爲這是他們政治活動的組成部分。他們主張必須廢除所有關於“國語”的規定，各族保存與發展自己的語言。在民進黨的白皮書中，他們公然把“保護并且推崇母語”作爲對中國人、中華民族“以及相關的中國政府”進行“反抗”的“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由此可見，强力推行“台語教學”絶對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文化問題，其真正的政治目的還在於“去中國化”。

　　至於要使用“漢語拼音”還是“通用拼音”，本來也没有什麽問題。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本身没有階級性，作爲掌握語言的工具的各種拼音法，更是工具的工具，其本身當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説用“漢語拼音”就是主張統一，用“通用拼音”就是主張獨立。問題在於“台灣當局”早在1999年就已經决定采用漢語拼音爲中文譯音方案，而新當局却要把它改爲通用拼音，動機是什麽呢？有人一語道破了它的政治意圖：“主要考量是怕台灣被視爲中共的一省”，民進黨人提出“要國際化不必然要透過大陸”，原來是因爲大陸用漢語拼音。有人指出這種做法“名爲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識，實爲‘台獨’意識作祟”。

　　（二）《認識台灣》教科書

　　祖國大陸一向教育人民要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祖國，各地都編寫了鄉土教材，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各級教育基本上不涉及鄉土的内容。有人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指控前“台灣當局”的缺失：“完全没有教育我們的兒童、青少年去認識本土的歷史、地理、社會、民俗、語言、藝術等等，導致我們的年輕人並不認識我們自身的文化”。“台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中講授，只講一點點，又多强調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聯，特别是當權者如何發現、開拓、經營、治理台灣，完全不是以台灣爲主體來展開叙述，教科書裏的歷史是人民不在的歷史”。“歷史係少有台灣史課程，中文系没有台灣文學課程，哲學係也没有人研究台灣的思想家”。在當局的控制下，“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甚至台灣歷史的研究都成爲禁區。隨着本土化的發展，人們提出瞭解台灣的歷史的要求，這本來是正當的。

　　問題在於在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的過程中，受到李登輝當局以及分裂主義勢力的政治干預。李登輝提出：“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裏多加些台灣歷史、台灣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在他的影響下，“台灣意識”“台灣精神”“台灣生命共同體”等等“脱中國化意識”，以及是“台灣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之類的思想，在編寫過程中起着主導作用。主持人之一的杜正勝提出所謂“同心圓概念”，主張以台灣爲主軸，結果教材中極力鼓吹“我們都是台灣人”，宣揚所謂“台灣魂”“台灣精神”，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詞都删去了。《歷史篇》的主持人希望能够排除“政治干預”，主張“客觀中立”，參加編寫的部分學者也能堅持尊重史實、客觀公正的立場，但結果還是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干預。對《認識台灣》的具體意見，我們已經出版過《〈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一書，這裏不再重復。

　　現在我們要着重看看民進黨的態度。民進黨在國民黨執政時主張“徹底檢討現在國民教育内容中有關的‘大中國’思想，調整關於中國歷史與地理的内容教材，代之以與台灣本土相關的内容材料，瞭解台灣本身族群的歷史、社會以及生態起源和發展，使對台灣的認識成爲公民身份的重要一部分”。在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的過程中，民進黨還没有執政，他們不是編寫教科書的主導者，但他們主張以“台灣立場”看台灣，以台灣觀點看台灣歷史，主張放棄“大中國觀點”。他們曾經提出“教科書不能由官方制定”。他們對《認識台灣》教科書雖不滿意但可接受，因爲這部教科書基本上符合民進黨“去中國化”的要求。所以，民進黨上台以後，便把這些教科書加以使用。

　　（三）本土文學論

　　各地都有當地的文學，或稱鄉土文學，這在台灣已經有過專門的討論和争論。研究台灣文學當然是需要的，大陸有一批學者也參與了台灣文學的研究。可是，近二十年來，在台灣的文學思潮中出現了“脱中國化”的傾向。例如，宋澤萊指出：“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台灣文學自古就自成系統。”彭瑞金主張：“没有獨立自尊的台灣文化，就没有所謂台灣人。台灣文化應該從‘中國人意識’的糾纏中走出來”。林雙不則明確地表示提倡台灣文學是爲了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他説：“我們希望在我們自己台灣人本身，我們必須徹底覺醒争取自己的權利，掌握自己的命運，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就是爲什麽要提倡創造一種‘新而獨立’的台灣文學的最主要意義。”

　　所以，台灣學者石家駒評論説：“隨着80年代以降台灣獨立運動和‘理論’的發展，台灣文學的‘本土論’、台灣民族論、台灣文學的‘去中國’‘脱中國’論也陸續登場”，他指出“台獨文論”的反動性和倒退性，即從鄉土派反帝論基礎上的中國民族論，倒退到台獨派不反帝、親帝國主義、反共反華的台灣民族論。一方面要把台灣文學變成反民族、反中國的文學，另一方面却把40年代初台灣“皇民文學”予以正當化與合法化。大陸學者朱雙一也指出：“（台灣）部分作家甚至企圖通過對已被偏狹化了的台灣意識的强調，爲社會上日益膨脹的政治離异運動服務”。

　　（四）其他各項本土研究

　　台灣從事本土古迹、民俗、收藏的研究，開展台灣史、“原住民”、“二二八事件”、客家以及義民爺信仰等本土問題的研究，這本來都是正常的現象。編纂縣誌、縣史更對當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祖國大陸各地都成立了方誌編纂機構，進行了大量工作。問題在於鼓吹者和主導者往往帶着政治目的，請看以下事實：

　　林美容認爲，近年來台灣史研究的熱潮是在“國家主權意識逐漸强化”的條件下展開的。她説：“如今‘台灣人’的意識，已經勝過50年來國民黨政府所一再灌輸的‘中國人’意識，也早已洗脱戰争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所灌輸的日本國民意識，更已經超脱了强調血統的‘中國人’論，明白地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示堅持國家主權的不可侵犯，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正在形塑當中”“台灣史研究的熱潮正是在這幾年澎湃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統獨的糾葛争議以及台獨主張破繭而出的過程當中爆發出來。”可見台灣史研究是和政治分不開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者從事台灣史研究都帶有政治動機，但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政治目的就是爲了“去中國化”。

　　“在台灣史熱潮之下，有些民進黨主政的縣市政府紛紛著手編纂縣誌或縣史、鄉土教材及母語教材，‘教育部’也通過在‘國民中學’設立‘認識台灣’課程。”民進黨對此感到興奮，他們説：“各大學學生不顧學校當局的阻撓，紛紛成立了‘台灣研究社’，試圖找回台灣在歷史、思想及生活的主體性。台灣史研究也從冷門學科變成熱門學科。‘二二八’研究、台語研習、台灣文學、美學、台灣人傳記、台灣鄉土藝術民俗等的研究，匯成一股潮流。這種情形，其實可以稱之爲一種‘自我意識’的重新發現與再創造。”他們認爲這些事實表明，“台灣人意識”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取得優勢，必將形成政治生態的改變。

　　同樣的，古物發掘、民俗考察、古迹維護、民藝收藏乃至民間信仰、社區公衆的祭祀活動，歌仔戲，本地歌曲、歌謡、當地武術等的搜集與研究，都與自我認同、增强社區意識、鄉土認同相聯繫，目的是“培養社區集體感情和社區認同，促進本土意識高漲和本土認同”。爲什麽要强調本土認同呢？林美容認爲，國民黨當局“一味灌輸中國人、中國文化與中國意識，造成台灣人民在現實的‘國’與理念的‘國’之間迷亂恍惚，無法自我認同”，她極力鼓吹本土認同，排斥中國意識，是爲了使大家能够認同“台灣這一個我們生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就是我們的國”。總之，通過文化認同和共同體的認同，達到“國家認同”，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所在。

　　（五）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豐富的珍貴文物，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産，吸引了世界各地遊客前往參觀，也令所有的中國人都引以爲榮。但是，“故宫所代表的正統的中華文化，成爲台灣民族主義想象的障礙”。民進黨上台以後，新任博物院的負責人主張“本土化”及“世界性”，即朝世界級及本土的收藏方向發展，要增列台灣本土文物，而把故宫文物改稱爲中國文物。台灣本土文物當然也需要保存，也可以陳列，但是否一定要陳列在故宫？是否需要改變故宫博物院的發展方向？台灣學者王仲孚在評論這種主張時指出，這不過是“想用台灣本土文物來冲淡故宫原藏中國文物的特色，以迎合政治新貴的口味”“真正用意是配合台灣的政治新形勢，表達‘去中國化’的理念罷了”，他呼吁“不要因爲政黨輪替把統獨意識帶到故宫”。

　　（六）“原住民”研究

　　“原住民”，原稱高山族，實際上分屬9個不同的族群，他們是較早就居住在台灣的少數民族，現有人口大約36萬人。對“原住民”的研究早已開始，也取得不少成績。祖國大陸對各個少數民族都有專門的研究，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這項工作完全是必要的、正當的。可是，台灣有人出於分裂主義的目的進行這種研究，他們認爲“把‘原住民’加進去，台灣就和大陸不一樣了”“台灣人與平埔族通婚有了新血統，就不屬於中華民族”。他們把高山族説成“原住民”，目的是要成立主權獨立的國家。可見他們已經把“原住民”的研究納入“去中國化”的軌道。

　　在陳水扁主政下的台北市當局，决定把“介壽路”改名爲“凱達格蘭大道”，曾經引起兩派不同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進行針鋒相對的抗争。學者指出，這次改名形式上由民衆决定，實際上“由上位者透過權力來召唤或標示，權力是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有人認爲改變地名，是“跳脱漢族本位的思考”“將有助於國人的土地、國族認同，强化台灣共同體的塑造，營造有特色的台灣文化性格，有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對於更改地名本身，我們不想表示什麽意見，但顯然這不是簡單地更改一個地名而已。正如台灣媒體所説的，把“介壽路”改爲“凱達格蘭大道”，和把“台北公園”改爲“二二八紀念公園”一樣，都是“政治意義掛帥”。

　　（七）親日反華的言行

　　李登輝受過皇民化教育，對日本殖民者很有感情。他自己説：“我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影響很大”。他公然鼓吹“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東西很多”“日本在台灣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歷史上好好記上一筆，一定要讓台灣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經在這裏做過了不起的事情。”在親日的同時，他又極力反華，他把中國文化污衊爲“大中華主義”，進而主張要“擺脱大中華主義”，從而擺脱“一個中國”，直到擺脱中國。

　　在1995年紀念馬關條約一百週年時，台灣曾經舉辦研討會，邀請美日等國反華親日的學者參加，他們一同歌頌日本對台灣的統治，説它“使台灣接受現代化”“接受法治觀念”，同時鼓吹“台灣管轄權不屬於中國”“台灣可以成爲標準的國民國家”，叫嚷“獨立才是台灣的常態”。當時台灣輿論界就批評説，“朝野間充斥一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歌頌阿諛，視馬關條約的百年紀念爲歡慶而非耻辱”“只記得滿清中國割台，對强佔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無一語責難，反而像充滿了感恩懷德的心情”。與此同時，由主張“台獨”的“台灣教授協會”公然主辦“告别中國”大遊行，他們唱起日本軍歌，高喊“告别中國，台灣獨立”的口號，一時間“去中國化”行動形成了一個高潮。

　　最近，隨着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紀《台灣論》的發表，台灣又掀起了親日反華的浪潮。新當局的“國策顧問”許文龍在《台灣的歷史》一書中説：“日本統治台灣時，台灣經濟很繁榮，社會非常富裕，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日本的台灣統治確實稱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舉”，李登輝對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另一個“國策顧問”金美齡則公然宣稱她不是中國人，她爲拿“中華民國”護照而感到耻辱，要求通過公民投票把“國號”改爲“台灣國”。她的言論受到台灣公衆的譴責，可是，陳水扁却表示他要“哲死捍衛”這樣的“言論自由”。台大教授李永熾表示：《台灣論》闡揚台灣意識及台灣精神，鼓勵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貶抑大中國意識對台灣的影響。這説明《台灣論》符合“去中國化”的要求，因而得到島内分裂主義勢力的呼應。

　　（八）排斥中國文化的其他表現

　　爲了“去中國化”，新當局還采取了不少相應的措施。這裏只舉出一些事例提供參考。

　　已經有人建議在公務員考試中廢除國文、憲法、本國（中國）史地等科目，無獨有偶，“國史館”提出建議，在相關的考試中增列日本史。他們要删、要增、所憎、所愛的是什麽，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有人主張不必到大陸認祖歸宗，而只要祭祀“開台祖”就够了，目的顯然是要砍斷中國文化的根。還有人主張不要到大陸祭媽祖，他們説，台灣媽祖保佑台灣人，她已經本土化了，與大陸媽祖“雖是同一神聖，却屬不同‘分會’”。關公是中國的“陸軍上將”，久居台灣之後，轉换爲商家祖師爺。“澎湖與大甲媽祖每二年聯合到台灣海峽舉行盛大的‘海域巡境’”，這是“確認有效管轄地區”的行動。“媽祖是台灣獨立的行動者，先驅、偉大象徵”“從文化意義説，他們二位都是‘台獨分子’，而不能作爲‘統一證人’”。在他們的“詮釋”下，媽祖、關公都可以爲“台獨”所用。不僅如此，連台灣同胞絡繹不絶地前來大陸進香和尋根的行爲，也被他們説成不過是社區社團爲了當地利益而舉辦的活動，同時帶有旅遊性質，而不能作爲“台灣與大陸的不可分割”的證據。

　　“去中國化”的實踐幾乎已經遍及所有的領域，不能不令人關注。

　　幾點看法

　　第一，“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確實出現了一股從文化上“去中國化”的思潮和動向，它實質上是一種政治動向，其目的是通過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達到在政治上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目的。

　　首先，他們要進行“（台灣）文化創造運動”，他們把“文化創造運動”與“去中國化”當作是一體的兩面，只有破掉中國文化，才能創立台灣文化。他們製造“台灣文化”和“台灣人”的歸屬意識，是和消除中國文化、否定中華民族主義精神同時進行的。

　　其次，他們要使台灣人民只認爲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只認同“台灣生命共同體”或“台灣命運共同體”。李登輝指出：“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爲台灣努力奮鬥，就是台灣人。而懷抱民族情感，崇尚中華文化，不忘記中國統一的理想，就是中國人。”他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完全隔裂開來，其區分標準就在於是否“崇尚中華文化”，是否主張統一，可見李登輝具有强烈的“去中國化”的立場。彭明敏也説：“新台灣人就是能够逃出大中國情結，徹底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人。”

　　再次，通過對“命運共同體”的認同，達到對台灣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謝長廷坦言：“台灣命運共同體和台灣獨立是相通的”。陳芳明也説：“政治運動必須配合文化運動才能昇華，文化運動也必須結合政治運動才能落實。台灣文化工作者必須投入政治運動，才能鞏固文化運動的領土。”彭明敏更是直截了當地主張：“朝野都必須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堅持台灣優先的原則，政治上最好不再談‘中國’，不談‘統一’，不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將‘國統會’裁撤，把台灣從着魔似的‘中國情結’中解放出來，台灣未來才有希望。”

　　以上引述的都是“獨派”自身的言論，他們自己明白無誤地説出了“去中國化”的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這不是任何人强加於他們的。這一點有許多好心人並不一定知道。

　　第二，“去中國化”的形成原因：“去中國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首先，它的出現與國民黨統治時期壓制台灣本土文化的政策有關，是在本土化進程中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一種“反彈”，本來要求發揚本土文化，開展對本土文化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有人利用來排斥中國文化，則走向反面成爲謬誤了。其次，在兩岸關係不和諧的情况下，在“國家認同”相互對立的條件下，從李登輝開始就極力企圖擺脱“一個中國”原則，他們把“去中國化”當作是達到上述政治目的的一個手段，以爲只要極力淡化或割斷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就可以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再次，最主要的是分裂主義勢力的鼓吹與推動，他們以爲只要在主觀上不認同中國文化，就可以達到在政治上不認同中國的目的。總之，“去中國化”思潮與動向的形成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需要具體分析，在揭露其分裂主義目的的同時，還應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才不會把比較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第三，“去中國化”的圖謀是不能得逞的。所謂“台灣文化”，主要來自中國的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這二者都是中國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説，台灣文化的主體是中國文化。如果除去了中國的語言、文字、人名、地名、書籍、媒體、文學、歷史、風俗、習慣等等，台灣文化還剩下什麽呢？難道成爲日本文化或美國文化了嗎？實踐證明，從以上各個領域“去中國化”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有人已經發現“愈是本土的就愈是中國的”。謝長廷還是比較理性的，他認爲“中國文化不是那麽容易消滅的”，不應當“去消滅中國文化”。李喬也説：“完全抛棄漢文化勢不可能，然則過濾是絶對必要的”。這些看法與盲目狂妄地要“抛棄”“去除”中國文化的説法還是有區别的。正確的做法不應當是“去中國化”，而應當是：兩岸共同發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克服中國文化中的消極因素，互相介紹在吸取外來文化方面的經驗教訓，共同創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現代精神的新的中國文化。

　　第四，需要强調的是，在台灣，有許多參與上述文化活動的人士確是學者或普通百姓，他們並不是分裂主義者，他們或是從學術角度從事研究，或是把所從事的文化活動當作自己的職業或事業，他們並不一定看清當權者、主持者的政治意圖，也不一定按照當權者的意圖辦事。即使有些人在觀點上和我們不同，也是屬於學術問題，不一定帶有政治目的，或與“統獨”有關，有必要認真考察、區别對待。更不能把主張講台語（閩南語）、用通用拼音、參與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從事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人，一律看成是主張“台獨”的人，或把他們所從事的活動都當作“文化台獨”。不同性質的分歧，有必要予以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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