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間，我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史研究中心組織的訪問團，到達台北時，正好遇上“福爾摩沙特展”，我非常迫切地要求參觀，因爲這是瞭解台灣方面對台灣史最新解讀的難得機會。陳忠信先生熱情地爲我們做了安排。參觀當天，訪問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教授率領，一行7人，來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杜正勝院長親自出面接待，他向我們介紹了“特展”的基本内容，并且贈送了他自己專門爲這次“特展”而寫的一部新著：《台灣的誕生：17世紀的福爾摩沙》。隨後，派了一位專業人員爲我們做了詳細的講解。參觀之後，果然大開眼界，同時也引發了深沉的思考。

　　不惜代價　留有遺憾

　　舉辦這個“特展”是用了大力氣、花了大本錢的。主辦單位從島内外38家博物館、檔案館、收藏單位和個人（其中荷蘭就占了17家）徵集到359件展品，都是珍貴文物，而不是圖片或復製品，這是十分難得的，也是很有價值的。這裏有“番社采風圖”的原件、許多早期的台灣地圖、當年按照歐洲人需h要製作的中國瓷器、鄭成功與荷蘭人簽訂的和約荷蘭文本原件、鄭芝龍和鄭成功的畫像等等。其中“鄭荷和約”原件已經成爲荷蘭的“國寶”，能够借來展出非常不易，據説有幾幅地圖是“以最高價借到的文物”。我看到聞名已久的“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石碑，還以爲是一件復製品，解説員告訴我，這是原物，特地從澎湖運來展覽，然後要歸還原處。其他大型展品，如從荷蘭等地運來的巨大的橡木餐櫃、東印度公司水手工具箱、荷使朝貢圖彩漆屏風、畫在鹿皮上的地圖、荷蘭軍隊的盔甲和武器、17世紀荷蘭製造的印刷機、許多大幅的油畫等等，都要經過長途運輸，才能展現在參觀者面前。可見，這次展出所付的代價是相當可觀的。舉辦鄉土歷史的展覽，以當地的歷史教育後人，本來是很有意義的。這次展出，從一定程度上説，有其積極的一面。有的觀衆從鄭成功對待荷蘭人寬容有態度，“推崇鄭氏是一位具有謀略的人才”；有人從當年的轉口貿易看到了歷史上的台灣所具有的活力。不過，看了以後，我總感覺得有些奇怪，這究竟是如杜院長所説的爲了“呈現17世紀台灣的風貌”，還是爲了“介紹17世紀的荷蘭”？因爲荷蘭的展品大大超過台灣的展品，有些是與台灣毫無關係的東西，不知道爲什麽也放在那裏？例如，一位荷蘭天文學家畫像、一只18世紀荷蘭的醫藥箱、一台荷蘭的橡木餐櫃、一架荷蘭製造的“布勞印刷機”模型、一艘400年前漂流到日本的荷蘭船“愛情號”的模型以及許多描繪荷蘭風景、人物的油畫等等。陳其南教授寫道，其中有一幅由“一位不怎麽出名的畫家”畫的荷蘭醫生解剖課的油畫，“這幅畫本身與台灣没有關係”，爲什麽要展出呢？他解釋説：“可以借此從其典型的解剖學群體畫風格分開來探索荷蘭醫學傳統與藝術思想的影響”。舉辦以台灣爲主題的展覽却考慮到要“探索”的是荷蘭的醫學、荷蘭的藝術，至於要“探索”台灣的什麽則没有明説。不過，如果用這樣的辦法來舉辦展覽，不僅這些“與台灣没有關係”的文物可以展出，恐怕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文物都有可能成爲任何“特展”的展品了。

　　陳其南寫道：中國人“才是荷蘭人在台殖民事業的主力”。可是，作爲當時生活在台灣的主人，與他們相關的展品却很難看到，與台灣關係最爲密切的中國大陸的展品也很難看到，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

　　當然，要找到當時的實物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在於有没有像搜集荷蘭的展品那樣用心、用力去找。如果認真向民間收藏家徵集，要找到比“解剖學”“橡木餐櫃”之類更好的、與當時台灣有更加密切關係的實物，恐怕不至於找不到吧？實際上，在南部，現存的文物並不少。此外，爲了突出荷蘭，不惜把19世紀末葉（光緒十一年，1885年）“紅毛親戚”，即自稱荷蘭後裔控訴漢人的“悲憤詩”，也拿到“17世紀的台灣”中展出，“離題兩個世紀”，也遠離了學術，這未免過於政治化了吧。

　　精心策劃　去中國化

　　這次展出可以説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展覽的全稱是“福爾摩沙：17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英文的全稱是：The Emergense of Taiwan on World Scene in 17th Century，即“17世紀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現”。在展出的同時，《中國時報》連載了由陳其南教授寫的“福爾摩沙特展發現台灣系列”短文幾十篇，與展覽互相配合，進一步宣揚他們對台灣史的看法，看來“台灣當局”對於策劃這次“特展”是相當用心的。

　　當時我想，這次展出可能是根據杜正勝“同心圓”理論來設計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在90年代中期，我提出同心圓的架構來規劃歷史教育，即從台灣史出發，擴及中國史、亞洲史以至世界史。我也希望這個架構在史學界能够開展，歷史學者不再限於中國史的範圍，建立台灣的解釋觀點，而發展爲世界性的格局。”這個“架構”就是要把台灣史“擴及”到世界上去，根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位研究員的解讀，這就是研究台灣史“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國”。

　　可是，“同心圓”畢竟還是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這樣一步步地“擴及”的，同心圓由近及遠，第一圈是台灣，第二圈就是中國，第三圈才是世界，而這次展出却直接從台灣史“擴及”到荷蘭和東亞，而“跳越”了中國。看來到了21世紀，杜正勝的理論又有新的發展，他似乎已經抛棄了“同心圓”，那麽他的新“架構”該叫做什麽？只好留待他自己來命名了。

　　顯然，按照主辦者的意圖，這次“特展”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台灣“跳越中國”，它要説明當時台灣是單獨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的，台灣只和荷蘭、東亞有關，而極力抹煞和淡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爲此，陳其南這樣指導觀衆：“在觀看台灣的同時，我們也在凝視世界。如果用心地看這次展覽，也許比在學校裏念整學期的‘認識台灣’或歷史課本可能更有收穫，目前國内的人文教育内容是很欠缺對於西方文明内涵與思維體系的深化理解。”他們的指導思想是“凝視世界”“認識西方文明”，而不是爲了“認識台灣”。因此，與台灣無關的荷蘭展品多，作爲台灣主人的展品少，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展品更少，正是體現了策劃者的意圖。

　　杜正勝的著作中有這樣的觀點：“台灣歷史不始於歷史時期的中國移民，但17世紀這100年却是最重要的開端”。“台灣這塊土地這時（17世紀）纔屬於所謂的歷史時期”。“在荷蘭人統治的38年中，台灣的主人，也就是掌握國際化運作，並從中得到好處的，並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漢人，而是荷蘭人”。

　　看來他的意圖十分明確，他把荷蘭殖民時期説成是台灣歷史的開端，而且竟然把荷蘭人説成是當時台灣的主人。這樣的觀點不知台灣有多少人可以接受？

　　根據外國人的記載，“當荷蘭人在1624年到達台灣并且準備在那裏定居時，他們發現很多中國人的小社會，其數目之多，足以爲他們引起不少難題”。這就是説，在那裏確實存在着“歷史時期的中國移民”，他們比荷蘭人更早在台灣定居。杜正勝説“台灣歷史不始於歷史時期的中國移民”，顯然是要抹掉這段歷史，目的是“去中國化”。

　　根據專家的研究，在荷蘭統治後期，僅在赤坎附近就有中國移民35000人，受荷蘭統治的土著居民大約有6萬多人，而荷蘭人只有1000多名，其中多數是士兵，還有一些“外勞”。怎麽可以把少數外國殖民統治者當作台灣的主人呢？ 

　　更能模糊人們視野的是，在他們的精心策劃下，“17世紀”似乎等同於“荷蘭人的世紀”。大家知道，一個世紀長達100年，而荷蘭人侵佔台灣只有38年，其他時間都和荷蘭人無關，而和中國有關。1600—1624年的台灣歷史是土著居民和大陸漢人共同生活的歷史；1624—1662年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是中國移民和土著居民共同開發台灣的歷史，他們都是歷史的主人；1662—1683年在鄭氏政權下，1683—1700年在清朝統治下，都是中國人民開發台灣、建設台灣的歷史。怎麽可以把荷蘭人“策劃”成爲整個17世紀台灣的“主人”、主角，而極力抹煞中國人作爲主人和主角的地位和作用呢？可見，把17世紀等同於荷蘭人的世紀，其根本目的就是“去中國化”，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難怪一些觀衆批評這次展出荷蘭人剥削、壓迫土著居民部分，是被“美化或簡化”了，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此展爲錯誤的殖民史觀展”。

　　但是，“去中國化”是永遠辦不到的。杜正勝指出：“荷蘭人以台灣爲轉口站，台灣納入世界貿易的一環”。陳其南寫道：“17世紀的台灣，搭載歐洲人的商業殖民體系，已在全球網絡中無限延伸，向外發信。”但是，他們没有向人們説明，當時的台灣並不是可以“跳越”中國就能直接進入世界的。多年前，我已經説過：“實際上，荷蘭侵佔時期台灣的海上貿易是中國海上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荷蘭人將中國的生絲、絲織品、瓷器運往日本和巴達維亞，從巴達維亞將胡椒、香料、琥珀、錫、鉛及歐洲貨物，運往中國大陸。供應和推銷貨物主要依靠大陸商人，特别是鄭芝龍及其手下的大商人。“在大陸發生戰争、中國商人參與争奪貨源的情况下，台灣的轉口貿易便漸趨衰落。”由此可見，當年台灣在“納入世界貿易”時，不論是貨物、商人還是商船，以及轉口貿易的盛衰，都和中國大陸緊密相關，去除了中國，台灣怎能空手進入世界？　

　　人民有知的權利，舉辦展覽應當把真實的歷史告訴觀衆。如果任意“剪切”歷史，掩蓋歷史的主導面，那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的。

　　顯然這是一次展現“台獨史觀”的特展。

　　從哪裏尋找台灣的前途和位置？

　　杜正勝的著作結尾一段的標題是：“台灣歷史的十字路口”，在總結性的文字中他表示：

　　“歷史不會重演，但有啓示。今天台灣面臨的許多問題，例如全球化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台灣主體性和本土化，以及該與中國維持什麽樣的關係等等，早在17世紀似乎都出現過。17世紀給我們的啓示是：

　　台灣不能孤立或被孤立

　　台灣不能喪失主體性

　　台灣無法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但不能淪爲邊陲

　　台灣要在更大的世界網絡中尋找自己的前途和位置。”

　　顯然，這次展出絶不單純是台灣歷史的展覽，其真正目的在於探尋台灣的“前途和位置”。固然主事者没有明確地回答“前途和地位”何在，但是，他們却不斷地給參觀者以誘導和啓發：

　　杜正勝説：“如果荷蘭人的統治繼續下去，台灣很可能像澳洲、紐西蘭一樣，長期成爲歐洲國家的海外殖民地，到20世紀成爲獨立的國家”。“在陸權思想體系中，台灣只落得邊陲的地位”。“這100年曆史，你可以看到一向被排除在中國社會正統價值之外的邊緣人士多麽有活力，而且具備世界觀”。

　　陳其南説：“台灣和當時歐洲文明核心之間的空間距離多麽接近，隨着歐洲人的離去，台灣好像是忽然又掉入了過去傳統歷史的地窖中，在中華文明的樟木櫃中儲藏，自我發酵”。“對台灣而言，事實上時代並未脱離17世紀中華帝國想象的空間與秩序”。

　　在這裏，我們似乎可以聽到這樣的夢囈：“如果殖民者不走該多好呀！”“如果能够擺脱傳統歷史和中華文明該多好呀！”難道他們就要從這裏去尋找台灣的前途和位置嗎？

　　看來，“官學兩栖”的人士還不便露骨地道出主政者的真實意圖，而當權者則急不可待地要人們瞭解展覽的現實用意。陳水扁説，展覽給予的啓示是：“必須在歷史傳承下，在今天的世界體系中，認清自己的位置，才能掌握時代的潮流”。那麽，“位置”何在呢？他指出：“我們從台灣與海洋及周遭地區的關係，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積極地推動南向政策”。吕秀蓮説：“台灣正遭遇中國空前磁吸效應的歷史關頭”，這次“特展”很有意義，她的答案是：“把台灣建設成新的世界島”。可見，他們都是要引導人們“跳越”中國，從“南向”“世界島”去“尋找台灣的前途和位置”。這正是這次“特展”引起台灣當局如此重視的原因，可惜却找錯了方向。

　　是的，“台灣不能孤立”，孤立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台灣首先要自己不孤立，才不會被孤立，而要“切斷關係”“去中國化”就是自我孤立的表現。

　　是的，“台灣不能喪失主體性”，但只有認清自己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主體性。

　　是的，“台灣無法切斷與中國的關係”，所以，台灣的地位不能從“切斷與中國關係”中去尋找。

　　只有明確了定位，才能找到發展的“正路”，才不會走上邪路上去，才能在當家作主的基礎上，處理好“無法切斷的關係”，共同携手走進世界，并且在世界體系中找到自己最恰當、最能發揮活力的地位，找到最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