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台灣有些學者認爲台灣史研究有所謂“中原史觀”與“台灣史觀”之分，而大陸學者的研究則被他們稱爲“中共史觀”。現在上述情况發生了變化，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獨史觀”逐漸佔據重要地位，它不僅表現在學術研究上，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修改教科書和課程綱要，向青年一代灌輸這種史觀，這種“政治干預學術”的情况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已經引起台灣政界、學界的普遍重視。

　　本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史曾經成爲“禁區”。張炎憲指出：“在戒嚴體制下，反共與中國教育籠罩一切，台灣史被視爲旁流、支流，甚至認爲台灣史的瞭解會激起本土認同，造成分離思想。”那時，台灣史研究基本上是在傳統史觀影響下進行的，有人甚至稱之爲“國民黨史觀”。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台灣史觀”與“中原史觀”的争論。陳芳明以“内地化”與“土著化”的争論加以説明：“李國祁的觀點，完全是從傳統的歷史學出發，也就是以中原史觀爲本位，考察台灣社會如何成爲中國内地的一部分。陳其南的解釋，則是以人類學的理論爲基礎，從生活習慣、行爲模式與價值觀念來觀察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他認爲李國祁“把台灣社會看成中國本土的一個附庸”，而陳其南則是“以台灣住民、台灣社會爲主體的歷史解釋”，即台灣史觀。

　　現將當前台灣學者研究台灣歷史的三種主要的流派介紹如下：

　　一、台獨史觀

　　在今日台灣，“台獨史觀”頗爲流傳，有所謂“後殖民史觀”“同心圓史觀”等等名目，他們有時自我標榜爲“台灣史觀”，實際上它與真正的客觀的學術的台灣史觀有原則的區别。

　　陳芳明，强調“台灣歷史的内在結構”和“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亦即以台灣住民與台灣社會爲主體的歷史解釋”。後來他又把這種史觀稱爲“後殖民史觀”，他説，這是指“殖民地社會在殖民體制終結後對其歷史經驗進行反省與檢討”，它“特别强調歷史發展過程中被殖民表現的扺抗文化。一部台灣殖民歷史，乃是一部充滿挣扎、頓挫、飛揚的扺抗運動史。”他認爲“在現階段，國民黨史觀與中共史觀都極力避開觸及台灣的殖民經驗”。

　　這種史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台灣史與中國史之間的關係問題，甚至擴及到政治問題，其中包括：“台灣歷史要放在中國這樣一個單位來談，還是放在台灣的叙述單位來談”；“台灣的政權本身一直强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整個過去的研究都以中國史的本位來研究台灣史，所以在台灣史的研究上受到中國史研究最深的影響。而非西洋史學”；“台灣史長期以來受到中國研究的影響，而認爲台灣史是中國史研究中的邊疆史地域史，而不認爲是一個國家的歷史”；“台灣史能不能成爲一個新歷史的分野，在於台灣是不是作爲一個國家，是否可以脱離中國而成爲一個歷史的主角？如果這個前提可以成立的話，台灣史就有一個新歷史史觀可以來對抗目前官方的既定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史觀”；有人明確表示：“我認爲台灣史應該要退出於中國史之外”。張炎憲説得很明白，這種史觀是要使“台灣研究漸漸脱離附庸於中國的觀點，而建立起（台灣）主體地位”。學者王明珂針對上述觀點指出，“由歷史記憶觀點，這種新的台灣史研究風尚以及歷史詮釋，反映一種欲脱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與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重建”。

　　杜正勝提出所謂“同心圓史觀”，按他自己的解釋是：“以台灣爲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這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新史觀。”目的是“扭轉‘中國主體，台灣附庸’的認識方式”“突破長久以來台灣史學社群以中國史爲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從台灣的經驗重新理解中國歷史，或以亞洲和世界的寬廣視野看中國史”。台灣中研院一位研究員認爲這就是研究台灣史“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顯然，“同心圓”史觀和所謂“台灣史觀”“後殖民史觀”一樣，目的也在於“脱離中國”。可是，在2003年以由杜正勝爲院長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主辦了“福爾摩沙特展”，這個展出已經“直接從台灣史‘擴及’到荷蘭和東亞，而‘跳越’了中國”。所以，我認爲“到了21世紀，杜正勝的理論又有新的發展，他似乎已經抛棄了‘同心圓’”。“脱離中國”的意圖更加明顯了。

　　實際上，“台灣主體”本來是要以台灣人民、台灣社會爲主體，這並没有什麽問題，研究台灣歷史當然要以人民爲主體，而不能以帝王爲主體、以統治者爲主體。但是，他們所説的“以台灣爲主體”是什麽意思呢？首先是針對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關係來説的，張炎憲主張：“台灣主體論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台灣的歷史解釋，以台灣觀點解釋台灣歷史，以台灣觀點解釋中國史、世界史。”杜正勝也説：“突破長久以來台灣史學社群中以中國爲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從台灣的經驗重新理解中國歷史，或以亞洲與世界的寬廣視野看中國史。”

　　上述説法還不够明白，他們乾脆指出，强調“台灣主體”是爲了“突顯台灣與中國之别”；就是要“扭轉‘中國主體，台灣附庸’的認識方式”；“需脱離中國的規範，才有可能超越中國文化，創立自己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要“突破中國格局”“脱中國化”。

　　“台獨史觀”還提出“世界史視野”和“獨立的歷史舞台”的主張，這些説法可能會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世界史視野”如果指的是研究一個地區的歷史，不能局限於本地區要有更加廣闊的視野，從世界史的角度，從廣泛聯繫中，找到本地區的位置，對本地區的歷史做出正確的解釋，那完全是正確的，應當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所説的“世界史視野”則是爲了“擺脱中國”，有人把17世紀台灣的主人説成是荷蘭人，有人製造出台灣歷史早已不在“中國大陸政治圈”“中國大陸經濟圈”之内的結論。至於他們所説的“獨立的歷史舞台”，則是作爲“台灣歷史是中國歷史一部分”的對立物而提出的，以反對“中華民族主義”爲名，推行“台灣民族主義”，排斥中國，爲分裂主義效力。

　　在這種史觀的指導下，他們提出台灣歷史的如下特色：

　　（一）從移民社會轉變爲本土社會。這個特色是存在的，台灣社會確實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問題是他們强調台灣的本土化，甚至以所謂“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作爲依據，説明台灣已經形成了與大陸没有認同關係的“台灣命運共同體”。

　　（二）統治者變换頻繁。這個特色也是存在的，問題是他們把荷蘭、日本、鄭氏、清朝、國民黨政權一律看成是“外來的”，一律是“佔有台灣、統治台灣”“但都是未經台灣當地人民同意或推舉的政權”。這樣，中國的政權和外國政權等同看待，顯然有意抹煞“台灣主權屬於中國”這個根本問題。

　　（三）海洋文化。這並不能説是台灣的特色，台灣著名學者李亦園、陳昭南對此已經提出自己的看法，陳芳明、許信良也認爲台灣帶有大陸與海洋雙重性格，而“台獨史觀”强調“海洋文化”，其目的是爲了説明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根本不同，前者是開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後者是封閉的、保守的、静態的。　

　　此外，他們還强調在日本統治下台灣“步入近代社會”，後來“台灣進入以美國爲主的資本主義文明”，所以，“台灣是一個多元性文化地區，（絶）對不是只有漢人文化”。他們不分主次地把各種文化相提並論，顯然就是要抹煞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導地位。

　　他們還强調研究日本統治時期和研究“原住民”的歷史，目的何在呢？王明珂指出：研究日據時期，“主要在强調台灣現代化始於這個時期，今日台灣經濟成就主要賴於日人當年的建設”；研究“原住民”則“偏重在‘原住民’與南島的關係上”；“以‘日據時代的經驗’與‘南島民族的本質’，來詮釋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特質，並借此脱離中國的聯繫”。“推動此記憶重塑的，除了政府高層官員與部分學者的認同傾向外，日本財團支持的中日文化交流團體也對此有相當貢獻”。

　　總之，從所謂“台灣主體論”到上述對台灣歷史特色等看法，已經充分表明瞭他們的“台獨”意圖，把它稱爲“台獨史觀”是十分恰當的。實際上，“台獨史觀”是一種政治主張，而不是一個學術流派，因爲在學術上它站不住脚的。

　　主張“台獨史觀”的代表人物有杜正勝、張炎憲、李筱峰、陳芳明等人，但有關台灣史“通論性”的代表作，則只有老一代的“台獨”分子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和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及李筱峰、劉峰鬆的《台灣歷史閲覽》等。

　　二、台灣史觀

　　這是一種學術上的主張，一般不涉及政治。他們主張“以人民的立場來看”“以台灣人的立場來看”“以台灣爲‘思考單位’”“以島上人群作爲研究主體”。於是，曹永和先生提出“台灣島史”的概念，目的是“超越政治史限制，跳脱國家單位的範圍，而朝人民的、區域的歷史去發展”。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在歷史上，台灣是福建的一個府，後來是中國的一個省，也曾經是荷蘭長官、日本總督統治下的一個殖民地，從來不是一個國家，用“通史”本來是不恰當的，而用“省史”“府史”“殖民地史”却都無法貫徹始終，主張用“島史”不失爲一種可取的建議，不過，似乎也没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台灣史觀”提出“人民立場”的主張，反對過去的帝王史觀，反對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寫歷史，反對單純寫政治史，而主張以人民爲主體，寫人民的歷史，除了政治史以外也要寫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歷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場解釋歷史，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問題在於過去許多歷史著作，包括所謂“左翼史觀”莊嘉農的《憤怒的台灣》和“台獨史觀”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都曾經標榜自己“站在人民立場”。所以，是否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立場，需要拿出作品，並經過歷史的檢驗。

　　“台灣史觀”與“台獨史觀”表面上有某些類似之處，例如，他們也主張“台灣主體”，對台灣歷史和特色的概括與“台獨史觀”大同小异，但解釋則有不同。“台灣史觀”與“台獨史觀”的本質差别在於：“台獨史觀”主張“台獨”，研究台灣史的目的和手段都是爲分裂主義的政治主張服務；“台灣史觀”則强調學術性，不願意讓政治干預學術、把史學當作“統獨”争議的工具，表示“無意卷入統獨之争”，有的還對“台獨意識”持否定態度。

　　“台灣史觀”也認爲移民社會是台灣歷史的特色之一，但它不像“台獨史觀”那樣强調台灣與大陸的不同，而且强調“台灣作爲漢民族的移民地區，成功地轉爲漢文化的社會”這一基本事實。在談論“政權變動頻仍”時，客觀地説明它使得“部分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發生混淆，産生所謂‘台灣獨立’的分離意識”。在説明“文化發展多元”時，明確指出，時至今日，台灣仍然“以漢文化爲主體”，等等。

　　在這種史觀指導下，他們處處“以台灣人的立場”對待歷史，一方面，要求描述、解釋“台灣人”的歷史，特别重視反映“原住民”的歷史，而不只是統治者的歷史；另一方面，要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作出評價。他們認爲從台灣人看來，所有的統治者都一樣，應當“一視同仁”。上述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站在台灣民衆的角度考察台灣的歷史，也是正常的。例如，有人認爲國民黨去台灣時帶去了許多黄金、專家等等，對台灣有利，“但一下子增加一100萬人口，吃、住等方面也大量使用了台灣有限的資源，這一段調適期使台灣人經歷了不少痛苦”。這類問題不站在台灣人角度是難以體會的。不過，也有一些看法值得討論。例如，他們認爲早期台灣歷史的主人是“原住民”，重點不應當是漢人，在有關漢人與“原住民”關係上，要從“原住民”角度來思考，而不能用“漢人觀點”；鄭芝龍到達台灣時，荷蘭人、日本人已經在台灣，所以，不能説荷蘭人“入侵”台灣和日本“侵台”，也不能説鄭成功“收復”台灣。這裏既有學術問題，也有立場問題，應當通過相互切磋取得共識。

　　在“台灣史觀”指導下，他們站在“台灣人立場”，對台灣各個時期的歷史作出不同的定位。許雪姬早就提出：“在清代，台灣是清版圖的一部分；在日據時代，台灣就必須放在日本殖民地的框架下，把它當作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到了民國34－38年國府遷台期間，又應該擺回中國史的框架下討論；隨後，台海兩岸隔絶四十多年的現况，就現實而言，就不應該再放入中國的框架裏。”近年出版的黄秀政等人所著《台灣史》一書也有類似的説法，他們指出：荷據以前，台灣是以“原住民”爲主的歷史，澎湖則是元明兩朝的地方史；荷西時期，台灣史屬於外國史；鄭氏治台時期，台灣史是“國史中的國别史”；清朝時期，台灣史是清廷的地方史；日據時期，台灣史屬於外國史；光復初期（1945—1949），台灣史是中國的地方史；“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1949年迄今）是“國史中的國别史”。這種主張，從表面上看是客觀的，對所有的統治者是一視同仁的，實際上關鍵在於它逥避了一個要害問題，即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這就不能説是客觀的了。同時，這種主張也違背了“台灣主體”的原則，因爲是按照統治者是誰進行分期和定位的，而不是從台灣人的主體——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及其後代的立場，來看待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本國統治者的更替。

　　主張“台灣史觀”的多數是學院派學者和大學教授，他們之中多數人雖然没有參與“史觀”問題的討論，但從他們的論著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傾向。同時，由於台灣史學界普遍由於“受學術分工的影響，專題性的著作愈來愈多，通論性的著作很少受到肯定。”因此，用“台灣史觀”寫成的“通論性”著作也很少，主要代表作是黄秀政、張勝彦、吴文星合著的《台灣史》，此外，還有《台灣近代史》《台灣歷史圖説》等等。

　　三、“以世界史爲框架的歷史觀”

　　這是林滿紅教授提出的。她是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這種史觀首先是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提出的，她主張“以世界史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她解釋説：“世界框架是相對於中國框架而言，中國框架指以中國這塊土地爲思考中國人歷史空間的範圍；世界框架則指以世界爲思考中國人歷史的空間間架”。她認爲其重要意義在於它可以擺脱“狹隘的民族主義史觀”。

　　林滿紅在談論她的史觀時，舉了不少台灣歷史和兩岸關係的事例，説明“狹隘的民族主義史觀”的局限，例如，她説：“主張台獨的人喜歡説台灣人四百年史，而不説台灣人幾千年史或幾萬年史，在説台灣人四百年史時，這個‘台灣人’已有中國的成分在，因爲這個陳述忘了來自東南亞的台灣人，而僅指四百年前開始大量由中國大陸來的台灣人”。又如，她指出，對於日本佔領台灣這項史實，“台灣人常將根源回溯到外省人——李鴻章身上，……中國大陸人，也有許多只從李鴻章的喪權辱國來謾駡。事實上，日本之所以要佔領台灣，自日本德川末期以來，受中國鴉片戰争戰敗刺激，積極將日本對西方列强的國防綫外延，而包括台灣的南進思想才是主導因素”。再如，講到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前往大陸的歷史，許多人只講“約四百位台灣人的抗日史”，而不講“約二萬日本化台灣商人的歷史”，她認爲這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必然結果”。上述幾個事例都屬於中國近代史，同時又與台灣史分不開，可見她所主張的史觀也適用於研究台灣史。

　　用這種史觀研究台灣歷史將會寫成怎樣的台灣史著作，我們現在還無法看到，但作爲一種主張值得大家重視，據我瞭解一位民進黨學者就表示可以接受林滿紅的見解。

　　除了以上三種史觀以外，在台灣還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例如有按照所謂“傳統史觀”寫成的著作，在中國的框架下研究台灣史，把台灣史作爲中國史的一部分，同時也不忽視台灣的特殊性。戚嘉林在所著《台灣新歷史》的序言中指出：“90年代本土化興起，無限上綱，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這與世紀初台人前僕後繼拼死抗日，二者相較，恍如隔世，不勝滄桑。隨着時空的轉换，在認同的感性思維方面，人們似從不同的極端轉向另一極端，其反映在台灣史的領域，也是同步地從不同的極端轉向另一極端，從而難予台灣歷史以客觀的内涵，這對台灣歷史是不公平的”。顯然，他寫作這部台灣歷史是對以上的“轉向”的一種批判，也反映了另一種史觀的存在。

　　與台灣的三個流派相比，大陸學者則以唯物史觀爲指導。

　　唯物史觀强調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對待台灣歷史，既要重視台灣歷史與全國歷史的共同性，又要重視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要以台灣人民爲主體，着重研究台灣人民的歷史：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而不是站在歷代統治者的立場研究台灣歷史：要依據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理論，不僅研究台灣的政治史，而且要對台灣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等進行全面的研究：不能就台灣看台灣，應當把台灣歷史與全國歷史、世界歷史聯繫起來考察；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台灣歷史上的民族關係龢民族問題等等。

　　在這種史觀指導下，對於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壓迫和被壓迫、統治和被統治、愛國和賣國等等當然有明確的期限，也會明確地表明作者的立場。

　　由於過去唯物史觀曾經被簡單化地運用，在台灣史研究中出現了强調“爲政治服務”、强調兩岸歷史的共同性有意避開台灣的特殊性、强調各民族和睦掩蓋民族壓迫、套用“五種生産方式”、全盤否定“荷據”“日據”時代台灣歷史、强調大陸對台灣的影響與忽視台灣内部因素等傾向。這些觀點曾經受到批評，台灣一些學者則把它視爲“中共史觀”“中原史觀”“民族主義史觀”而給予否定。

　　唯物史觀的生命力還在於它是一個開放的理論系統，從而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機制。它經過一代又一代學人的努力，不斷地發展創新。當今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地説明這一點。大陸的台灣史研究也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并且反映在我們新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的工作已經部分地獲得台灣一些學者的肯定，并且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我們歡迎繼續得到台灣史學界的批評和討論，通過學術交流，共同提高台灣史的研究水平。

　　根據唯物史觀，我們對台灣史的特點有如下的看法：

　　（一）台灣曾經受到荷蘭殖民者統治38年，日本殖民統治50年，這是全國各地歷史上所没有的，因此是台灣歷史的一大特點。由此而引起的許多影響，是研究台灣歷史所不能不予以關注的。

　　（二）台灣從1949年以後，與大陸隔絶了近半個世紀，台灣人民生活在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也是全國各地所没有的一個特點。不了解或不重視這個特點，就不能正確認識台灣的歷史和現實。

　　（三）台灣與其他地區相比，是一個開發較晚的地區，主要由福建、廣東的移民開發的，因此，台灣歷史上與福建、廣東有特别密切的關係；台灣曾經經歷過移民社會，後來逐漸轉變爲本土社會，由此而引起的某些特點也是其他地區所没有的。

　　當然還會有一些次要的特點，但可以肯定並没有因爲任何特點而使得台灣變成與大陸不同的國家。這是歷史和現實已經得出的結論。

　　以上我們對各種不同的史觀進行了評價，讀者可以從理論到實踐（研究成果）來檢驗，從而對各種史觀的優劣、長短作出自己的判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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