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過幾十年的建構，“台獨史觀”已經基本建成，并且已經在台灣歷史教育中佔有主導地位。“台獨史觀”的主要特性是“去中國化”，“去中國化”與“台灣化”“皇民化”是一體兩面，體現了分裂主義的實質。“台獨史觀”已經嚴重地影響到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它們的政治目的已經部分達到。“台獨史觀”將導致台灣民衆“理直氣壯”地走上分裂主義的危險道路。大陸方面如何認真面對“台獨史觀”的嚴重影響，是當前必須重視的一個課題。

　　關鍵詞：“台獨史觀”；“去中國化”；“國家認同”；分裂主義

　　一、“台獨史觀”的建構過程

　　幾十年來，“台獨史觀”有一個建構的過程，發生了一些變化和發展。本文根據“台獨史觀”發展的四個階段，介紹其建構過程、主要特性及其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嚴重影響。

　　第一階段：台獨思潮與台獨史觀的形成（20世紀80年代以前）。

　　1945年台灣光復，台灣擺脱了日本殖民統治，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獨裁統治和貪污腐敗，給台灣民衆帶來新的灾難，特别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更使民衆對“祖國”失去信任，“分離主義意識”和“台獨思潮”開始産生。“台獨思潮”是一個自發的不成型的政治意識，經過“台獨運動”的理論化和系統化過程才形成“台獨理論”，這些“台獨理論”，包括“台灣民族論”“台灣國民主義”“台灣政治實體論”等等，其中“台灣民族論”就與“台獨史觀”有密切關係。史明是“台灣民族論”的首創者，是“台獨史觀”的始作俑者，他所著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部用“台獨史觀”寫成的台灣史著作。1962年在東京出版日文本。他的“台灣民族論”認爲台灣人不是作爲中華民族一部分的漢人、高山族人，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因此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史明的“台灣民族論”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强調“本地社會和本地人”，認爲他們並没有“被吞没爲中國、中國人的一部分”；其二是把“民族”與“階級”等同起來，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歸結爲殖民與被殖民關係，把統治階級視爲外來殖民統治。把統治階級稱爲“大陸漢人”、被統治階級稱爲“台灣漢人”。此外，史明還爲“台獨史觀”建構了這樣一些觀點：台灣從荷據、鄭代、清朝、日據都是“殖民地”，台灣與大陸屬於不同的“經濟圈”，台灣人不屬於中華民族，而是具有“台灣意識”的“台灣民族”，“台灣民族”形成之後，便開始“反對包括中國在内的外來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台灣人求生存的唯一途徑是“自决”“獨立”，等等。應當指出，史明的許多觀點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强調“本地社會本地人”的觀點，後來没有人再提了；史明自己也不再講“大陸漢人”與“台灣漢人”了。但他許多觀點仍然對台灣社會産生影響。

　　第二階段：“台獨史觀”在島内的建構與傳播（80—90年代）。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本，開始對台灣島内傳播。此後，台灣内部一些具有“台獨”思想的人也開始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和“台獨史觀”。據蕭阿勤的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影響下，由“支持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文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它的出現“要比政治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動員稍晚”，而且具有“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質”。當時建構“台獨史觀”的代表人物有李筱峰、李永熾、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楊碧川等人。鄭欽仁1983年發表《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一文，比較全面地對過去台灣史的研究提出檢討，他指出，厦門大學研究台灣史，“我們不難想象台灣史的研究重心放在厦門，不無配合統戰的用意”，他認爲“在台灣對人文社會科學不重視的情况下，在歷史學的領域要在國際上競争勢必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就是台灣史的研究”。他的主要觀點是：一、台灣史的研究和未來的生存問題息息相關。二、台灣史的研究不能受限於中國史的觀點，唯有以世界史的觀點才能看到台灣在過去與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摸索出台灣自立生存之道，擺脱周圍强權的糾葛。三、以政權統治而斷代分期的“政治史觀”是落伍的，台灣史家必須思考歷史的主體性，以人民爲歷史主角，而歷史也是爲我們而寫。四、“中原文化本位主義”是錯誤的統治理念，使歷史教育無法培養國民合理的觀念。五、過度强調中央集權、中國統一而忽視地方文化的價值性。六、要在學理上探討海洋因素的重要及其對台灣前途的影響。總之，他强調台灣史研究要重視形成自己的“歷史意識”。作者指出這篇論文只是“問題的提出”，而不是“問題的解决”，實際上應當把它看作是建構“台獨史觀”的“動員令”，此後許多人便行動起來了。

　　這個時期建構的“台獨史觀”，一是着眼於“去中國化”，二是試圖“台灣化”，三是鼓吹“日本統治有功於台灣”。歷史教育要脱離“中國的文化霸權”，提倡“地域主義”，强調加快建立“台灣主體性”。“台獨史觀”與“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一樣，其目標是“徹底建立一個與中華文化傳統互不涵攝的台灣文化傳統”，“試圖形成一個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文化基礎”。以上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是從具體歷史方面故意歪曲事實，製造輿論，是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經過一批受政治反對運動影響、具有反國民黨傾向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建構與傳播，逐漸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以致爲不少人所接受。“台獨史觀”與當時台灣政治的轉變互相激盪，對於台灣文化面貌的改變産生較大的影響，這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階段：向教科書滲透的開端（1995—2000年）

　　1995年在“台灣當局”主導下，組織一些歷史學者參與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盡管存在“尊重史實、客觀中立”的一面，但由於受到“政治干預”，只能在“以台灣人的觀點寫台灣史”“以台灣人爲主體”的“基本共識”下編寫。於是第一次把台灣史從本國史中分割出來，歷史教學分爲“認識台灣（歷史篇）”、本國史、世界史三個部分，并且出現以下幾個特點：一、“去中國化”，排斥“中國的台灣”，許多與中國大陸密切相關的歷史事實被删除和“失憶”了，“中國人”“中華民族”這樣的字眼不能出現。二、强調“台灣主體性”：以“台灣的台灣”爲原則，强調“我們都是台灣人”、製造出“台灣魂”“台灣精神”等等。三、對具體史實加以曲解，肯定日本統治的“功績”，製造諸如“糖業王國”、守時、守法等觀念。《認識台灣》教科書雖然不是由台獨學者主導的，但在李登輝“經營大台灣”與行政當局的政治干預下，在“同心圓史觀”的影響下，編寫工作成爲建構“台獨史觀”的附庸，特别是以教科書形式出現，“名正言順”地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台獨史觀”的教育，其嚴重影響不可忽視。有的學者明確指出，《認識台灣》的要害是鼓吹“台獨”意識和“皇民史觀”。

　　第四階段：歷史課綱“去中國化”的步步推進

　　2000年陳水扁上台以後，當局進一步推行“去中國化”，在歷史課綱上有不少動作。2003年將中國史中的明代中期以後、清史、民國史全部放入“世界史”。2004年把“台灣史”完全與“中國史”切分開，一度竟然讓200多年的清朝歷史，在高中歷史中消亡了。“九五暫綱”把原本的台灣史一册、1500年以前的中國史一册、世界史二册（含1500年以後的中國史）的必修課程規劃，改爲台灣史一册、中國史一册（含1500年以後的中國史）、世界史二册。也就是在教學時數（每周2小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將1500年以後的中國史全部塞回第二册，用一學期的時間教完。“九八課綱”精神上與“九五暫綱”相當接近，即反對把台灣納入中國，“台灣史才是國史”。

　　馬英九執政後，台灣教育部門在2012 年對高中歷史課程綱要進行小幅度修改，但課程綱要中一些實質性錯誤並没有進行修正。2015年當局提出要對課綱進行“微調”，撥亂反正。實際上這次課綱的微調，只涉及17個要點，這些微調只涉及一些用語上的修正和勘誤，許多涉及國家認同的問題。微調是有道理的，可是却遭到民進黨和緑營的反對，稱之爲“歷史教育的大復辟”，他們通過抗議、行政訴訟、静坐、走上街頭以及發動專業人士和青年提出“反課綱”運動，民進黨執政的6個縣市表明“不配合”微調等等手段，展開激烈的抗争，以致課綱微調没有結果。這一事實表明“台獨史觀”在台灣歷史教學上已經佔有主導地位，台灣社會上正確的史觀已經無力與它較量了。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當局立即徹底廢除馬英九執政時的“課綱微調”，而提出“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將高中歷史的分域再修改爲“台灣史、世界史、東亞史”，大减資料性内容，重點放在台灣最近500年脈絡，並將以往專論呈現的“中國史”删除，把中國史放在東亞歷史脈絡中討論。有的學者指出：“這是一個‘斬草除根去中國化’的歷史課綱”。“從此，台灣下一代所被建立的將是與中國大陸、中華民族不再有任何歷史記憶的‘台獨史觀’。”另一位學者指出：“這種新課綱的安排，讓台灣可以是東亞人、世界人、地球人，但就是不連結到中國人，這是民族認同的去中國化。切斷與中國的關係、也切斷了與漢民族的關係，又以多元文化、多元價值之名，取代漢民族爲主流的歷史，顯然這是一部意欲刨除台灣與大陸文化連結、翻轉歷史的政治課綱。”

　　總之，毋庸諱言經過20多年的建構，“去中國化”“台灣化”“皇民化”已經基本上完成，也就是説“台獨史觀”已經基本上建成，并且已經在台灣歷史教育中佔有主導地位。

　　二、台獨史觀基本建成的三個標誌

　　第一，建構了一系列歷史記憶：例如“台灣民族論”“海洋文化論”“台灣民族主義”“台灣自古不是中國領土”“台灣人一貫受外來統治”“台灣依附於中國大陸的年代是對台灣最不利的時期”“日本統治之前台灣是荒蕪之地”“中國是出賣台灣的國家”“日本統治有功於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要吞併台灣的敵對國家”等。

　　第二，灌輸了一系列被歪曲的史實：例如，提出“原住民”的概念，而不稱爲“原住民族”； 不提“漢人來台與國際競逐時期”而稱爲“國際競逐時期”，强調“濱田彌兵衛事件”“麻豆溪事件”突出日本人早期來台，而否認早期漢人在台灣的活動；不提“明鄭統治”，而稱謂“鄭氏統治”，否認鄭氏是中國明朝的政權；稱爲“日本統治”，而不敢稱爲“日本殖民統治”，也不講“台人與抗日戰争”；不肯講抗戰勝利後“光復台灣”，而稱爲“接收”台灣；提“多元文化發展”而不講“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的發展”；講台灣開港不講如下歷史背景：鴉片戰争後外國列强入侵中國，在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清朝才將台灣納入開港通商；不承認清代後期台灣曾經成爲當時全中國最先進的省份之一；不講台灣與甲午戰争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的互動，孫中山來台尋求台人支持，以及台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不講新型態本土知識菁英受到“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作爲；不提“婦女被强迫做慰安婦”等等。

　　第三，體現了“台獨史觀”的主要特性：概括地説，“台獨史觀”的主要特性是“去中國化”，爲此，也就需要“台灣化”及“皇民化”。“去中國化”和“台灣化”“皇民化”是一體兩面。

　　由於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是不可分割的，“台獨史觀”爲了達到其分裂祖國的政治目的，便極力“去中國化”，要從歷史上把中國與台灣分割開來。等等 “去中國化”的“理論”要點是：一、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否定了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台灣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文化；三、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必須加以“淘汰”和“徹底抛棄”；四，不認同中國文化，要認同台灣文化。總之，“去中國化”抱有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爲此，他們極力貶低中國文化，削减中國史教學的分量，並在台灣史的教學中，從早期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交往、漢人早期開發台灣經營台灣、鄭成功收復台灣、擁戴明朝的鄭氏政權治理台灣、康熙進取台灣實現全國統一、清朝設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清朝對台灣的治理、近代史上台灣密切關係、台灣近代化的成就等等都加以弱化、淡化和抹煞，蓄意割斷台灣歷史與中國的關係，使青年學生不知道台灣的歷史真相。

　　與此同時，强調“台灣化”，首先否定台灣以漢人爲主體的歷史，强調所謂“原住民”是台灣歷史的主人，妄圖重建已經破産的“台灣民族論”。否定台灣以中華文化爲主體，鼓吹台灣是“多元文化”。强調台灣直接與國際的聯繫，用以“跳脱中國”，切斷台灣走向國際與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關係。“台灣化”强調台灣歷史要講“台灣的台灣”，而不是“中國的台灣”“台灣史才是中國史”“中國史是外國史”。因此，教科書上居然寫出：“中國第一大島是海南島”“我國最高山是玉山”“李白是中國的偉大詩人，而不是我國的詩人”“我國國土面積是3.6萬多平方公里”等等。

　　“台灣化”的另一個重點是“皇民化”。把“日據”改爲“日治”，而不講“日本殖民統治”；否定“日本佔據”台灣，改爲日本治理台灣，“日治”作爲褒義詞，爲日本殖民統治歌功頌德。例如，鼓吹殖民者“致力從事基礎建設并發展經濟”“日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地區”“日本在台灣實行地方選舉，讓台灣人初嘗自治之味”“台灣生活水準急速提高”等等。此外，他們把抗日戰争勝利和台灣光復，説成“終戰”，把慰安婦説成是“除瞭風塵女子，還有自願參加海外慰安工作的婦女”。用諸如此類的“親日反中”的“皇民化”與中國劃清界限，從而達成“去中國化”。

　　三、“台獨史觀”的嚴重影響

　　“台獨史觀”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塑造一個“以台灣爲核心”的“國史”，建立“以台灣爲主體的下一代史觀”，使台灣學生和年青一代成爲在政治、文化以及民族上完全不認同於中國的一個群體。有人公然提出：要“讓台灣囝仔有台灣的史觀，擺脱中國的奴役教育”“台灣史才是國史”。

　　除了歷史教育之外，台灣社會還通過許多渠道傳播“台獨史觀”。例如，當前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地復建日式房舍。在台中，重新竪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牌坊），“台中文學館”則是修復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還要修復“帝國糖廠”的營業所，虎尾“雲林故事館”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有人主張在嘉義要整修一片日式木屋，作爲新興觀光景點。桃園市要把忠烈祠恢復爲“桃園神社”，台南修復了日據時期的“林百貨”，屏東要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林田神社，台東縣“民權裏日式建築文化園區”，在台北已經不少日據時代的建築已經修復，現在又有人要修復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又如，電影《灣生回家》《海角七號》《KANO》等等也都表達出對日本的感情。對於此類行爲，台灣有人評論説：“以所謂‘活化’歷史爲名的修復日據時期建築的運動，正在全台灣興起。其背後存在着民進黨當局頌揚日本殖民者、掩蓋日本殖民時期殘酷壓榨台灣民衆歷史的目的，它將源自中華的台灣年輕人的國族認同進一步模糊化，最終打造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以便實現其‘台獨’迷夢。”“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却通過官方（藍緑）、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總之，時至今日，“台獨史觀”的建構已經基本完成，而且已經和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嚴重扭曲台灣學生的認識和視野，不再認爲自己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有必然聯繫，把兩岸認同徹底割裂，鼓吹“天然獨”或“天然台”的説法，其要害是誤導民衆的“國家認同”，以致走上“台獨”分裂的危險道路。

　　對此，許多學者都有一些共識。有的學者指出：“經過長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絶大多數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們上一代有了明顯的代溝，他們普遍認爲台灣不屬於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也較少對兩岸最終走向統一持肯定立場”。有的指出：“兩岸异己關係的台獨史觀已經慢慢建立起來”；“在普遍30歲以下的學生或社會人士，他們常覺得中國與台灣是互不相屬的”；“事實上，改變台灣青少年的歷史認同與國族認同，從小學歷史教育即已着手，現在已經達到目的了。通過歷史教育，讓青少年意識到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中國史是中國人的歷史，進一步意識到：我們是台灣人，台灣的歷史才是我們的歷史。在本質上，這已經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國族認同’的改造了”。有的認爲，“由於受兩岸政治對立結構和台灣島内‘台獨’思潮的影響，兩岸民衆的先天原生性情感逐漸淡化，‘血濃於水’、民族大義情感的影響力日漸减弱。尤其是台灣年輕一代的國族認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大陸的情感也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盡管關於國族認同的比重民調的數字會有變化，但不論是在民進黨執政還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中華民國（或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要由2300萬台灣人民來决定”已經成爲社會的共識。這説明“台獨史觀”已經嚴重地影響到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其政治目的已經部分達到。觀念的力量不可小視。台灣社會已經形成的“台獨史觀”乃至對“國家認同”的看法是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有了“一邊一國”的觀念，他們就會理直氣壯地在國家認同上走向“台獨”分裂的危險道路。對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清醒的估計。

　　四、如何面對“台獨史觀”

　　在大陸内部如何面對這種嚴重的狀况，看法是有分歧的。許多人没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認爲大陸有能力改變這種狀况，他們存在一種“慣性思維”，認爲凡是犯錯誤的思想，都可以通過“灌輸正確思想”和“批判錯誤思想”來解决。就“台獨史觀”來説，大陸可以通過對台宣傳，製造輿論，去除錯誤的“歷史記憶”，消除“皇民化”的影響，建造共同的歷史記憶，對於他們所建構的歷史記憶、所傳播的錯誤史實，逐個地進行糾正和批判，讓台灣民衆接受。用這種辦法解决“台獨史觀”的問題。其實這樣的慣性思維不知道形勢變了、對象變了，思維方式也要跟着改變。現在面對的不是大陸人民，而是經受長期“台獨史觀”教育的台灣民衆。我們没有可能去給台灣學生上課，没有辦法去改編教科書，我們對“台獨史觀”的批判估計没有多少人會去看，即使看了也不會輕易接受，甚至可能被他們用來作爲反對我方的藉口。“灌輸－批判”的慣性思維已經不適用了。此外，要想通過國民黨當局對課綱的修改乃至“微調”來消除“台獨史觀”，那也是一厢情願。總之，依據慣性思維我們没有什麽有效的辦法可以阻擋“台獨史觀”的惡性發展。

　　關鍵問題在於“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是一個政治的教育訓練過程，就是把本政治系統所認同的政治取向、行爲規範傳授給所有成員的過程，它通過家庭、學校、社會共同體、大衆傳播媒介、信息網絡等等途徑，塑造社會成員政治心理、政治意識。“台獨史觀”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而建構起來的。我們不可能介入台灣的政治社會化，也無法通過台灣的上述途徑進行反對“台獨史觀”的教育。這就是“灌輸－批判”的慣性思維無法發生作用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須抛棄慣性思維，改變思維方式。是否可以考慮針對慣性思維提出一種“逆向思維”？“灌輸－批判”的慣性思維，是針對“台獨史觀”建構的歷史記憶和傳播的錯誤史實，進行逐個的糾正和批判，最終達到消除整個“台獨史觀”的目的。這是一種“從局部到整體”“從小到大”的思維方式。逆向思維則是“從整體到局部”“從大到小”，就是不必針對“台獨史觀”的觀點和史實一個個地解决，而是從大處着眼，把“台獨史觀”放在更大的範圍來考察，即把“台獨史觀”放在“台獨思潮”“台獨運動”的系統内考察，甚至把它放在兩岸關係這個大系統内考察。這就是着眼於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系統内，反對“台獨”，遏制“台獨”，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直到“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兩岸應當走向和平統一”成爲多數人的共識，這樣最終解决“台獨”問題。那時，“台獨史觀”也就迎刃而解了。這是“從大到小”解决問題的思維方式。當然，批判“台獨史觀”、糾正被他們歪曲的史實這類工作還是要做，通過兩岸交流，增進兩岸共識，可能得到一定的效果，這是“治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治本”，要標本兼治，消除“台獨史觀”造成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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