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大佬”史明（1918-2019）活了很久，現在終於走了。本文從“台獨運動”“台獨史觀”兩個方面對他加以評論。

　　作爲“台獨運動”領袖之一的史明，注定失敗

　　我和史明有過一次接觸，那是1986年7月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台灣問題國際研討會”上。當年史明被“台灣當局”通緝，台灣學者都不敢和他接觸。有一位學者告訴我：“你們的史明來了”。他指的是史明曾經參加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活動。實際上史明是我們的“老相識”，我就寫過批判他的文章。當時我提交的論文是《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的若干問題》，這純粹是一篇歷史學的學術論文。可是，宣讀以後，有人馬上從政治角度向我提問，他們問道：你説清代台灣是移民社會，爲什麽却變成殖民社會、台灣人民飽受外來統治之苦？一個國家關心的是土地，還是人民？提問者有史明，也有因爲“美麗島事件”被國民黨判刑的吕秀蓮。給我的答辯時間只有5分鐘，但已足够了。我把史明的外來統治論作了重點的批駁，説明爲什麽當時在台灣當官的都不是台灣人，那是因爲清朝有逥避制度，不只是台灣人不能在台灣當官，福建人也不能在福建當官，浙江人也不能在浙江當官。爲什麽台灣的米要運到福建來，那是因爲台灣産米不能不賣，福建缺米不能不買。每當福建、台灣都豐收時，福建不買台灣的米，台灣有米賣不出去，造成“熟荒”，日子就不好過了。我講了以後，他們就不再提問了。這是我第一次同“台獨理論家”面對面的交鋒。

　　過後，看到他一個人孤單地坐在那裏，我們便主動地過去找他。我們告訴他，讀過他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接着談到他當時的情况，他説，他没有“牽手”（指妻子），也没有孩子。現在68歲了，一個人在日本開一家麵食店，除了自己的生活費用以外，剩下的錢全部用於“革命”。他把“台獨”當作“革命”，當作自己的事業。我問他：“台獨”有前途嗎？他回答説：有，主要依靠工農階級。我説，現在台灣農民不會有革命的意願。他説，是的，主要看工人。我説，台灣工人受國民黨的控制很厲害。他説，是的，“我主要依靠流動性强的工人，如汽車司機、火車司機等等”。我想：這能有多大力量？我看他是明知無望而在硬撑着，看到他那老邁孤獨的身影，我感到既可憐又可悲，因爲他選上了一條必然失敗的道路。當年他給我留下了他的地址：日本東京都豐島區西池袋1-23-4，并且説如果我們去東京他會帶我們去玩。史明畢生從事“台獨運動”，被稱爲“台獨教父”“台獨大佬”“台獨革命家”，他始終堅持“台獨”的主張，在台灣還組織“獨立台灣會”，主張應盡早推翻“中華民國”的“殖民體制與特權”，同時建立“台灣國”。實際上他早已知道自己看不到“台獨”了，有人采訪他，他説“年輕真好”，可是他已經老了，“如果看不到獨立的那天，這些受苦就全失去意義，而當痛苦失去意義，就只剩絶對的痛苦了”。記者問他，“現在真正堅持台灣獨立的人看來却很少，是否仍感孤單？”史明感嘆：“孤單啊！但要克服！”史明曾經哀嘆道：“台灣離獨立還很遥遠”。其實何止是“遥遠”，而是根本做不到。一些“台獨”分子已經斷言：“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獨是夢，根本做不到，因爲最佳時機已過”；“台獨建國已没有市場”。

　　史明把希望寄託在誰的身上呢？蔡英文。他説，2020年選舉，蔡英文若没上，史明及400年來的“獨立運動”就全部被丢掉。蔡英文上台以後，有意抬高史明的地位，先是聘他爲領導人辦公室“資政”，後來還擁抱史明，爲他“慶生”，當史明跌倒受傷時，蔡英文還趕往醫院探望，可見她對這個“台獨大佬”感情至深。蔡英文表明她要當史明的繼承人，她説，史明一生爲了台灣主權獨立在奮鬥，“他的未竟志業，我會永遠記在心裏”。

　　作爲“台獨運動”領袖之一的史明，妄圖逆潮流而動，注定會以徹底失敗告終，這也是他的繼承者和一切“台獨”分裂主義者共同的下場。

　　作爲“台獨史觀”始作俑者的史明，貽害後人

　　史明所著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部用“台獨史觀”寫成的台灣史著作。1962年在東京出版日文本。他的“台灣民族論”認爲台灣人不是作爲中華民族一部分的漢人、高山族人，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因此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史明的“台灣民族論”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强調“本地社會和本地人”，認爲他們並没有“被吞没爲中國、中國人的一部分”；其二是把“民族”與“階級”等同起來，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歸結爲殖民與被殖民關係，把統治階級視爲外來殖民統治。把統治階級稱爲“大陸漢人”、被統治階級稱爲“台灣漢人”。此外，史明還爲“台獨史觀”建構了這樣一些觀點：台灣從荷據、鄭代、清朝、日據都是“殖民地”，台灣與大陸屬於不同的“經濟圈”，台灣人不屬於中華民族，而是具有“台灣意識”的“台灣民族”，“台灣民族”形成之後，便開始“反對包括中國在内的外來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台灣人求生存的唯一途徑是“自决”“獨立”，等等。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本，開始對台灣島内傳播。此後，台灣内部一些具有“台獨”思想的人也開始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和“台獨史觀”。“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影響下，由“支持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文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有的學者指出，它的出現“要比政治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動員稍晚”，而且具有“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質”。

　　應當指出，史明的許多觀點是站不住脚的。應當加以批判和澄清。1991年台灣“統盟”主席、“人間出版社”社長陳映真向北京提出要求組織人力批判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北京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台灣研究所。我當即發動本所人員撰寫論文，一共寫了17篇，1993年完稿。1994年由陳映真以《史明台灣史論的虚構》的書名在台灣出版，作者全部用的是筆名。這是兩岸第一本批判“台獨史觀”的學術著作。我當年寫了《評所謂“台灣漢人”與“大陸漢人”》一文，指出這是史明建構“台灣民族論”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它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實際上也講不通，一旦抽掉了這一理論，“台獨史觀”就没有多少依據了。

　　後來，史明爲了拉攏外省人，就對“台灣民族”給予新的含義，認爲只要能够理解台灣民族主義及台灣獨立運動的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成爲台灣人。他把一部分外省人，視爲台灣人的一部分，因爲這些人共同受到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壓迫，并且已經逐漸融入台灣人當中了。應當説，史明的“台獨史觀”對“台獨分子”以及一些追隨者有一定的影響，被他們視爲“台獨建國和精神導師”。

　　應當説，經過李、扁、馬、蔡當局20多年的建構，“台獨史觀”已經基本上建成，并且已經在台灣歷史教育中佔有主導地位。“台獨史觀”的主要特性就是“去中國化”，爲此，也就需要“台灣化”及“皇民化”。“去中國化”和“台灣化”“皇民化”是一體兩面。“台獨史觀”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塑造一個“以台灣爲核心”的“國史”，建立“以台灣爲主體的下一代史觀”，使台灣學生和年青一代成爲在政治、文化以及民族上完全不認同於中國的一個群體。有人公然提出：要“讓台灣囝仔有台灣的史觀，擺脱中國的奴役教育”“台灣史才是國史”。

　　“台獨史觀”的傳播不是因爲它本身有什麽魅力，而是在於“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是一個政治的教育訓練過程，就是把當權者所認同的政治取向、行爲規範傳授給所有成員的過程，它通過家庭、學校、社會共同體、大衆傳播媒介、信息網絡等等途徑，塑造社會成員政治心理、政治意識。“台獨史觀”就是經歷多年來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建構起來的。

　　“台獨史觀”已經和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嚴重扭曲台灣民衆的認識和視野，不再認爲自己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有必然聯繫，把兩岸認同徹底割裂，鼓吹“天然獨”或“天然台”，誤導民衆的“國家認同”，以致走向“台獨”分裂的危險道路。作爲“台獨史觀”始作俑者的史明，帶出了一批徒子徒孫，廣泛散佈“台獨史觀”，流毒世間，貽害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