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組織最早出現就是在海外，在國民黨戒嚴時期，“台獨”與共産黨及黨外是“三合一”敵人，台灣島内没有“台獨”組織生存的空間，“台獨”組織只能流竄到海外發展，尤其是在海外形成了以日本、美國爲根據地的海外“台獨”勢力。台灣政治開放後，海外“台獨”組織紛紛返回台灣發展，基本上主要的“台獨”組織都撤回台灣本土了。盡管如此，當前海外仍然有一些“台獨”組織在運作。

　　民進黨成立後，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台灣進行了政治改革，由於民主化進程的推動以及“黑名單”的取消，海外“台獨”勢力紛紛回台發展。基本上絶大多數海外“台獨”組織及其政治人物都早已返台。但作爲海外“台獨”的大本營之美國，“台獨”勢力並未全部返台，仍然有留在美國的“台獨”組織，繼續以新的身份，並把重點放在遊説美國國會議員等工作重點上。尤其是還有一些新的發展，諸如在美定居、生活的台籍“獨”派人士，也就是所謂的“台美人”群體，也在美國成立一些類似智庫等性質的“台獨”組織，這是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現象。

　　目前海外“台獨”勢力主要集中在美國。這與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尤其是美國長期介入台灣問題有關係。“台獨”勢力把美國視爲其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的“台獨”組織主要是以遊説美國政府和國會等工作爲主。

　　第一節 “台獨”組織在海外的發展

　　一、“台獨”組織在香港

　　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在國民黨的軍事鎮壓與政治清算下，使得一些台灣人擔心有可能受到政治牽連或迫害，選擇離開台灣，跑到海外去推行反國民黨、反蔣的運動，部分主張“台獨”的人士也只能流亡海外搞“台獨”運動。例如，林獻堂以養病爲由東渡日本後，便暗中支持邱永漢等人推動“台獨”，且以“台灣民主獨立黨”顧問的名義居留日本，雖然未有直接證據證明林獻堂參與“台獨”，但林獻堂在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版圖後，竟然選擇重回原來與之長期作鬥争的殖民宗主國的日本，當然與“二二八”事件之台灣島内非常緊張甚至高壓的政治氣氛有關。其中最爲典型的就是廖文毅兄弟。

　　“二二八”事件雖然很快就被國民黨平息，但它的一個後果就是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開始出現，其始作傭者就是廖文毅。廖文毅家族是台灣省雲林縣的一個地主家庭，廖家兩代之間，出了6位博士，傳爲美談，家族勢力蒸蒸日上，成爲西螺鄉的一門望族。日據時期，廖文毅於1928年進入南京的金陵大學工學院機械科就讀，1932年廖文毅赴美就讀密歇根大學，獲得碩士後，轉至俄亥俄州立大學，1935年獲得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台灣光復後回到台灣，廖文毅被指派爲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的簡任技正，并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後改兼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他擁有高學歷，又精通中文、日文和英文，還擁有一定的社會聲望，廖文毅對於參政的意願和興趣相當濃厚。1946年8月，廖文毅决定競選台灣“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這次的選舉採間接選舉，由台灣省參議員投票選出，廖文毅本來當選的機會較高，却因故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周一鶚作梗，將其中一張選票視爲廢票而被判落選。兩個多月後，廖文毅再度競選，參加了“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却再度落選。由於連續兩次參選失利，廖文毅産生了强烈的不滿情緒。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廖文毅在3月4日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發佈“告台灣同胞書”，呼吁撤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中央派員調查慘案、取消專賣局等訴求，當然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應。陳儀反而在4月18日發佈“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犯在逃主犯名册”30人，廖文毅名列其中，成爲了叛亂通緝犯。同年6月，廖文毅等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之後，廖文毅等人逃往香港。1948年廖文毅以原上海“台灣再解放聯盟”爲班底，聯合“獨立派”及“托管派”兩方力量，在香港組成“台灣再解放聯盟”，由廖文毅擔任主席，黄紀男爲秘書長，其主旨是“台獨”，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海外首個“台獨”團體的出現。换言之，第一個“台獨”組織是在海外的香港最早存在。

　　廖文毅等人在香港發起“台灣托管運動”，向聯合國，美國及世界名人進行請願，請求廢棄開羅宣言 ，主張台灣進行“國際托管”和“公民投票自决”。1948月1日，香港“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第一號”請願書，重申應暫由聯合國托管台灣的論調，未來再由全體台灣公民投票决定台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事實上，廖文毅等人跑到香港來活動，仍然還是希望透過美國來支持其有關“台獨”的訴求。廖文毅曾在1947年9月底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面，得到司徒雷登的含有鼓勵性的回復：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

　　(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

　　這説明美國官方即使在此時還未公開支持“台獨”，但私底下對“台獨”的態度有同情。由於當時該組織只是暫時統合反國民黨的力量，聯盟内部成份復雜，總體的政治力量和影響力並不大，而且香港港英當局也多次通令聯盟成員不得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由於國際反應冷淡，又缺乏島内支持，以廖文毅爲首的“台獨”勢力被迫離開香港，於1950年東渡日本。

　　二、“海外台獨”在日本

　　日本成爲戰後“台獨運動”的主要根據地是有其先天性的條件。畢竟任何一個政權的更迭都會有既得利益者，也必然會有既得利益喪失者。隨着台灣光復，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少既得利益者自然會對新政權有所不滿，這些人自然會將日本作爲其活動的根據地。尤其是相較於香港，日本普經對台灣進行了50年的殖民統治，加上台日之間的互動密切，即便是二戰之後，在日本生活、工作及求學的台灣人數量並不少，當然絶大多數是中小生意人群體，他們對政治的興趣相對不大。但對於廖文毅陣營來説，在日本推動“台獨”活動及其發展潜力的空間都較香港會增大不少。

　　1950年2月，廖文毅等人從香港東渡日本，同月在日本京都聯合一些在日本的台灣人組成了“台灣民主獨立黨”，繼續從事其“台獨”的運動。爲進一步擴大“台獨”的國際影響，廖文毅等人决定模仿孫中山早年在海外革命的模式，成立了“流亡政府”及“臨時議會”等組織機構，認爲這樣可以引起公共輿論特别是國際社會的關注。

　　廖文毅在1955年在日本首先成立“臨時議會”，1956年2月又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自任“總統”職務。並以1953年創刊的“台灣民報”爲臨時政府之機關報。該組織成立初期，其活動相當活躍，也得到一些在日台灣人的支持，儼然成爲日本“台獨”活動的中心舞台。不過，該組織由於内部紛争日漸加劇，以及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滲透，以致内部呈現分裂的狀態。先是1955年春，該組織重要成員曾炳南、鄭萬福、鮑瑞生等人宣佈退黨，另組“民政黨”，爲日後的更多紛争埋下伏筆。此後，在國民黨的拉攏利誘下，不少中堅分子也紛紛脱離該組織返台，給予廖文毅等人很大的衝擊。到1957年前後，“臨時政府”形象一落千丈，其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

　　盡管廖文毅在日本積極推動“台獨”活動，但必須要看到“二二八”事件後跑到日本的台灣人並不少，有近千人之規模。所以以日本爲根據地的台獨組織派系衆多，其發展非常復雜，按台獨主張與論述來劃分，主要可以分爲左右兩派，以及一些外圍組織等。

　　1.右派

　　廖文毅這一陣營屬於典型的右派，主要組織有“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國民黨方面不但在台灣島内查封他的家族所有産業，而且也派出不少台籍政要前往日本進行遊説，在這種情勢下，廖文毅的意志也開始動摇。1961年時，實際在廖文毅“獨立運動”旗幟下的成員，只剩下51人，人數非常有限，1962年以後甚至出現退黨人數比入黨人數還多的情形，至1965年成員只剩下38名，實際參與活動的更少，繼重要幹部先後離開組織後，最終廖文毅與國民黨方面達成了條件。1965年5月廖文毅返台，結束在日本長達十幾年的“台獨”活動。隨着廖文毅等“台獨”大佬向蔣介石當局輸誠投降，當然給日本的“台獨”運動及其組織造成了很大的挫折。自廖文毅返台後，該組織影響力更爲衰弱，逐漸失去影響力。

　　除了廖文毅的“臨時政府”之外，還有在日本的一群台灣留學生决定另起爐竈，於1960年成立“台灣青年社”。該組織的實際負責人是王育德，它以在日留學生爲基礎，吸引在日的台灣人群體，宣傳“台獨理論”。“台灣青年社”初期是以雜誌社的形態出發，組織架構並不健全。1963年5月，“台灣青年社”改組爲“台灣青年會”，並設置中央委員會等機構，以强化該組織的功能。黄昭堂（黄有仁）擔任委員長，廖建龍，戴天昭負責吸引留學生爲會員。同時，“台灣青年社”也與廖文毅的“臨時政府”繼續維持良好的關係。“台灣青年會”還針對台灣内部進行宣傳和滲透，發行不定期的中文版《獨立通訊》，後改名爲《獨立台灣》，但1964年“陳純真事件”爆發後，該組織成員險遭牢獄之灾。1965年“台灣青年會”改組爲“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由辜寬敏擔任委員長，活動更加積極。經過幾年的發展，“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繼“臨時政府”之後，成爲日本“台獨”組織中最具實力與號召的團體，尤其在接受留日青年學生入盟方面，更是其他已經逐漸老化的“台獨”團體難以企及。此該組織在20世紀70年代改名爲“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由黄昭堂負責。

　　2.左派

　　在左派方面，有郭幸裕的“台灣建國委員會”，朱世紀的“台灣文化會”，均屬左派“台獨”組織。此外，史明的“獨立台灣會”，其機關刊物是《獨立台灣》。史明是台北士林人，原名施朝暉，史明及“獨立台灣會”提出了“主戰場在島内”的口號，並派遣人員返台展開相關的工作。此外，還有何文燦的“台灣獨立戰綫”、廖文毅系統郭泰成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廖明耀的“台灣自由獨立黨”，林台元的“台灣共和黨”的等組織。這些組織曾於1967年4月在東京聯合成立“台灣獨立連合會”，並創刊機關雜誌《獨立台灣》月刊。盡管該組織成員龐雜，但由於整合不力，更無法團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及“台灣獨立總同盟”的加入，兩個月後宣告解散。

　　3.外圍組織

　　這類“台獨”組織多以台灣同鄉會爲主，其負責人爲郭榮桔。此外，還有一些日本人也支持“台獨”運動，包括“台灣獨立後援會”，其負責人爲日本關東放送會社社長遠山景久，爲日本右派分子，自稱將爲台灣國的“第一號榮譽國民”。還有其他的後援機構，如“日本台灣人權保護協會”等，這些組織的影響力相對比較弱。

　　以日本爲根據地的“海外台獨”運動，由於其成員大多認同於日本，因此，其象徵符號有明顯“皇民化”意味，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和“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爲例，其機關雜誌所用年號便均以昭和年號，而“臨時政府”的旗子則以紅太陽旁邊附加一彎新月爲圖案，所以在日本的這些“台獨”多被稱爲“皇民化台獨”。

　　在那個時期，由於美國的遠東政策尚未根本性改變，美國對“台獨”的支持力度不强烈，日本除了少數舊日本右翼軍人不殘餘和日據時期的殘餘公務人員支持外，官方由於與台灣蔣介石維持所謂的“邦交”關係，互動較爲順利，對“台獨”只能暗中支持。不會公開支持。也使“台獨運動”在日本的發展有氣無力。以廖文毅爲例，他在1950年底扺達東京後，在東京基督教青年會舉行記者會時即被美國憲兵逮捕，拘禁達6個月之久，其後盤踞在日本的“台獨”組織也只是極少數國會議員和日本軍閥殘餘分子如古賀三千雄等支持。甚至在1968年發生的柳文卿事件中，柳文卿爲辜寬敏有幹部，因護照届滿而被日本政府遣返台灣，“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四處請願和抗議，最終都無濟於事，足以説明在日本的這些“台獨”份子之處境不好。

　　雖然“台獨”組織在日本的發展不斷累積，但國民黨對盤踞在日本的“台獨”勢力也不斷進行打壓、遊説與拉攏力度，尤其是進入1960年代，國民黨這方面的力度更爲加大，並直接針對影響力最大的廖文毅勢力着手。同時，由於在日本的“台獨”團體成員存在居留權問題，以及隨時面臨被遣返可能性的籠罩下，加上留日台灣學生的數量越來越少，使得以留學生爲主體的“台獨”組織之運作重心，在20世紀70年代後有漸移到美國的趨勢。

　　三、“海外台獨”在美國

　　“海外台獨”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先後經歷了從零散、個體到有組織的演變過程。美國逐漸取代日本，成爲“海外台獨”勢力的重心，也與第二次世界結束後的國際局勢演變之背景有關係。二戰後美國崛起並成爲世界政治、經濟及軍事的中心，越來越多的台灣留學生及民衆更加願意選擇美國而非日本去讀書和創業。大量台灣人尤其是年輕學生群體在美國的增加，無疑爲“海外台獨”勢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根據美國移民局統計，自1960年到1969年這一時期，台灣赴美的留學生有：

　　表格略

　　根據對數據的交叉分析，在這一時期台灣赴美留學的學生中，其中台灣本省籍約占五成左右。另外調查顯示，在如此衆多學生中，台灣本省籍留學生願意回台灣服務的意願普遍偏低，這也使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滯留美國的逐漸增多，也直接導致諸如台灣同鄉會等聯誼性組織的不斷成立，最初是在美國東部、西部、中西部分别成立了三個“台灣同鄉會-福爾摩沙俱樂部”之類的組織。

　　“台獨”組織在美國的發展最早始於1956年1月1日由台灣留學生在費城組成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小組（簡稱“三F”），其目標宣稱要建立所謂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反對所有外來的獨裁政權，因此，該組織將中國大陸及台灣蔣介石政權都視爲抗争的對象。最初該組織的運作並不嚴密，更像是一般的協會，成員聚在一起商討如何宣揚“台獨”思想，並以自助的方式發行簡單的刊物及傳單等，其對象主要還是台灣留美學生。由於當時台灣地區赴美留學生並不多，該組織的影響力相當有限。“三F”由於遭到國民黨及美國方面的壓制被迫於1957年自行解散。不久後，“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簡稱“UFI”。當時該組織也依然面臨身份上的顧忌，因此仍然停留在秘密結社的狀態，直到1961年才正式公開其在美國的“台獨”活動。UFI致力於尋求更多的國際機會來宣傳“台獨”主張。

　　1960年12月，盧主義和陳以德等即在美國費城成立了“台灣獨立聯合會”。此一正式之“台獨”組織聲稱支持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美國開始學習廖文毅所采取的種種“台獨”活動，包括舉辦反對台灣政治人物陳誠訪美的示威抗議，發動向聯合國請願等等。1964年，一部分人因爲不滿廖文毅的風格，又獨立自組成立“台灣讀書人會”。這兩派曾發生過正統之糾紛。1965年又有威斯康辛州麥迪遜校區的“台灣問題研究會”，1965年，“台灣獨立聯合會”與“台灣讀書人會”進行合併，改稱“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年6月，UFI主辦“費城會議”，希望能够先整合全美的“台獨”團體，特别邀請了全美9個地方的“台獨”代表，决議成立“全美台獨聯盟”，簡稱“UFAI”，首任主席爲陳以德，並設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等機構。該組織的重要成員張燦鍙等人從1968年秋天起，一年内相繼搬到紐約市居住，以便“台獨”勢力更爲集中。並在全美有台灣人存在的城市和校區展開地毯式的横掃，進而建立起UFAI盟員的基本聯絡網絡，這一動作使“台獨”在美國的人脈有一個比較大的增加。蔡同榮擔任UFAI主席後，更是加大了對全美“台獨”組織的整合力度，他於1969年9月20日召集日本、歐洲、加拿大及美國在地的“台獨”主要幹部至紐約開會，决議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簡稱WUFI），各地原“台獨”團體則一律改爲WUFI各地本部，且各本部自行推選聯盟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舉聯盟本部負責人，從而使海外分散的“台獨”團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統合。

　　WUFI組織傾向於采取激進手段，積極鼓吹“台獨革命”論調。當時該組織基於台灣島内必將發生革命的認定，提出了一連串暴力革命的號召。1976年UWFI出版“台灣人民獨立自救手册”，鼓吹台灣人民要積極對抗蔣介石政權，該手册的内容猛烈抨擊台灣當局，暴露出“海外台獨”非理性激情的偏執面。同時，該組織還鼓吹在台灣發起一連串的破壞行動，甚至連製造燃燒彈、炸彈的材料、裝置、方法，以及投擲要點等都在手册中有詳細説明，儼然是一份公開教唆暴力犯罪的計劃書。他們認爲恐怖行動在顛覆台灣當局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海外台獨”仍未鬆動其所謂的暴力革命路綫，例如郭倍宏、陳婉真等人始終堅持在推翻國民黨過程中，除了運作體制外的和平改革之外，也必須保留武力革命的主張以做爲最後的訴求。在暴力革命的鼓吹下，“海外台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製造了“四二四刺蔣事件”，對造訪美國的蔣經國進行刺殺活動。該事件發生後，台灣方面不但强化了對“海外台獨”的强硬態度，並持續向美國施壓，要求嚴懲“台獨”的暴力行爲。

　　由於這一事件與暗殺、暴力有關，引發了WUFI内部的争論。一派以主席蔡同榮爲主的領導層，爲了避免“刺蔣事件”有所牽扯，而招惹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搜查，所以主張撇清與“刺蔣事件”當事人的關係，正式對外宣稱“刺蔣事件”係盟員個别人的行爲。不過，另外一派則有不同想法，認爲WUFI應當承擔責任，應該利用“刺蔣事件”的官司從事“台獨”革命宣傳，以壯大“海外台獨”的聲勢，就算WUFI因此被迫解散，只要人員繼續存在，要重建新的“台獨”團體並不困難。此後隨着“刺蔣”案主角黄文雄、鄭自財等人的逃亡而引發了組織内部的分裂與争議。但“海外台獨”並未放棄對暴力手段的堅持，繼續發起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不但對國民黨在美國各地的辦事處進行攻擊和衝擊，而且還把對國民黨的讎恨蔓延到一些與國民黨當局關係密切的個人身上。但“海外台獨”的這些暴力行動並其發展並没有太多正面的幫助，相反，還被貼上了“恐怖主義”的標籤，也讓旅美的台灣人産生了對“台獨”的恐懼情緒，更使“台獨”逐漸流失潜在支持者與國際社會的支持。

　　特别是在美國，1981年3月底，加州總檢察署向州議會提出年度報告，將“台獨”列爲恐怖分子，意味着美國政府已經無法容忍“海外台獨”的暴力鬥争。在這種情勢下，“海外台獨”組織内部逐漸出現了要求穩健、温和的聲音。以彭明敏等人爲首的温和派開始與激進路綫分道揚鑣。張燦鍙等人開始試圖將WUFI的暴力刻板印象進行轉化，以避免“海外台獨”回歸台灣後在島内的發展受到影響。一些成員開始與暴力鬥争的激進路綫劃清界綫，轉而以温和形象在台灣扎根。顯示“海外台獨”已决定走和平路綫。此後，隨着台灣地區解除“戒嚴”，“海外台獨”開始逐漸回歸到台灣，與成立不久的民進黨進行合作。

　　雖然WUFI這個“台獨”組織仍然在美國，但其主要成員都已陸續回到台灣島内。此後，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開始以“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運作。當然在美國的台獨組織並非都在“台獨聯盟”組織之内，也有一些不在聯盟中的“台獨”組織，諸如1972年在紐約成爲的“台灣基督徒自决協會”，此協會主張台灣“自决運動”，以長老教會人士爲班底，主要有黄彰輝、黄武東等牧師和魏瑞明等人。

　　事實上，在“解嚴”前的黨外時期，海内外的“台獨”已經開始串連。由於台灣當局對“台獨”實行嚴格的鎮壓，所以“海外台獨”的活動主要在海外，以郵遞信件的方式來向台灣島内傳播“台獨”訊息。海内外“台獨”信息的交流，使一些島内“台獨”事件可以得到“海外台獨”在國際輿論等方面的援助。

　　在這一時期，“海外台獨”以更激進的“台獨”訴求，來確立本身“台獨”論述的領導地位，鞏固基本盤的支持，厚植回歸台灣島後與島内“本土台獨”勢力角逐政治版圖的實力。同時，激進路綫也可以吸引國民黨的目光，並掩護羽翼未豐的民進黨，减輕其“台獨”風險，使島内“台獨”有更大的逥旋空間。

　　四、加拿大及歐洲的“台獨”組織

　　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歐洲等地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台獨”組織。1963年在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創立“台灣人權委員會”，這個組織爲争取彭明敏的釋放，曾向加拿大政府及有關國際組織請願過。在歐洲的台灣留學生不多，也於1966年成立“歐洲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在巴黎，後來又改爲“台獨聯盟歐洲本部”。這一時期，台獨組織先後在日本、美國，以及加拿大及歐洲出現，主要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在世界各地學習深造的大背景有關，這給“台獨”組織提供了吸引人員的機會。1968年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與加拿大的“台灣人權委員會”尋求合作，共同發行“台灣青年”月刊與“獨立台灣”的英文季刊，加强這些“台獨”組織之間的聯絡，以及與島内的聯絡。1970年日本、歐洲、美國及加拿大的“台獨”組織及島内的“台灣自由聯盟”進行了合併整合，成立“台灣獨立聯盟”，總本部設在美國，並設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及歐洲五本部。

　　 第二節　海外“台獨”組織的基本類型

　　就海外“台獨”組織這個群體而言，其數量相當龐大，成員極爲復雜。但總觀這些形形色色的“台獨”組織，它們有以下一些基本的特點：一是這些“台獨”組織的外圍團體較多。例如，在“台獨聯盟”盟員的推動下，1976年紐約地區的部分海外台灣人成立“台灣婦女維護人權委員”，後改名爲“台灣人權協會”。同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包括台獨聯盟的許世楷等人又推動成立了“台灣人權及文化協會”，這些組織之間也開展合作。在此基礎上，並推動形成“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此外，還有在美國的“台灣同鄉會”，以及以加州聖荷西市爲中心，由陳都負責的“台灣協志會”，由張富雄負責的“台灣之音”均屬這類組織。尤其是“台灣協志會”和“台灣之音”這兩個組織，其成立之初原本以“爲同鄉服務”爲宗旨，不談政治，但後面越來越采取激進的“台獨”路綫。二是海外“台獨”組織的成員多數擁有當地國的國籍，可以説是所謂的“台美人”或“台歐人”等身份，其依靠外國人之身份，在各地向當地政客學者遊説相對方便。事實上，台獨聯盟在美國曾組成一個所謂的“台獨七人遊説小組”，其成員就包括王能祥、陳唐山、鐘桂榮等人。三是海外台獨組織與台灣島内台獨勢力相互勾連。例如，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等人在1970年到達美國後，也參與成立“台美協會”組織，此外，郭雨新在1977年赴美後也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

　　海外台獨組織圖表：

　　表格略

　　總體上而言，海外“台獨”組織雖然種類繁多，但就其功能而言，無非就是扮演起遊説當地政府，强化對台灣的“國際參與”，以及支持“台獨”勢力等方面的功能和角色。總體而言，海外“台獨”組織的類型大致有以下三種形式。

　　一、遊説組織

　　海外“台獨”組織活動最主要的聚集地還是美國，這當然與美國的國家實力密切相關。這些“台獨”組織實質上就是遊説組織，幫助台灣及民進黨、緑營拉攏、勾連美國政治人物尤其是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的支持。

　　在美國的海外“台獨”組織中，最具規模也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這個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正式創辦於1982年，它的出現背後原因非常復雜，既與當時台灣島内國民黨執政集團開始推進政治改革有關，也與“台獨聯盟”在美國難以爲繼密切相關，在這種形勢，在美國成立十多年的“台獨聯盟”開始内部分化，其中改頭换面出來一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其表面上旨在通過“草根外交”的方式服務台籍僑民的政治訴求、促進台灣地區民主，實則是台籍僑民及其後代系統地參與美國政治的橋樑。因此“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很快開始對涉台的美國政策發聲，並逐步擁有了不容忽視的政治影響力。除此之外，“台籍”僑民群體還利用其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優勢，建立了“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和“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國際環境協會”(IEPA)等新型社團。“台獨”組織在美國社會由原先的主張暴力對抗，轉向和平參與的轉化，也使其更好地適應了美國社會，同時其工作内容也將對在美國生活、工作、學習的台灣民衆的基層動員與遊説美國政客相結合，符合美國國内政治運行的規則，因此逐漸爲美國社會所接受。

　　同一時期，隨着台灣地區經濟的發展，島内興起了新一波赴美移民潮。在此趨勢影響下，美國的台灣地區移民總體數量和經濟實力都快速提高，其社會地位也隨之上昇，並形成瞭如“小台北”這樣的台灣移民社區。同時，原有的“台籍”僑民群體在美國已經生活多年，逐步熟悉了美國社會的政治規則，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一些美國政客開始注意到這一相對活躍的政治群體，希望通過這一資源爲自身謀取利益。1994年，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Claiborne Pell)與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柏曼(Howard Berman)等人推動下，克林頓總統簽署了103－415號法案，將“出生於台灣之美國人”的官方證件出生地由China更名爲“Taiwan”。1999年，白宫和國會又分别宣佈在每年5月設立“台美人傳統周”(Taiwanese‐American Heritage Week)，以“表揚其對美國社會的奉獻”。

　　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台籍”僑民群體開始在一些涉及中美關係、台海事務的議題上發揮影響力。隨着1990年前後台灣島内開放“黨禁”，在李登輝的扶持下，美國的“台籍”僑民和島内“台獨”勢力之間的聯繫由以前台灣向美國的單向流動，轉爲雙向互動。一方面有不少擁有在美政治活動經驗的“台籍”僑民回到島内參與政治，部分人甚至進入陳水扁當局，直接爲島内“台獨”勢力服務。另一方面，留在美國的“台籍”僑民則登堂入室，成爲島内“台獨”政客與美國政界溝通的橋樑和助力，一些美國國會議員爲了博取選區内“台籍”僑民選票，也積極地與台灣當局相勾結，並推動各類反華提案。來自“台籍”僑民聚集的加利福尼亞州第39選區的著名“親台”政客、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艾迪羅伊斯(Ed Royce)就是其典型。

　　進入21世紀以來，“台籍”僑民的政治參與和影響力進一步加强，不僅對中國大陸維護國家統一形成了多方挑戰，還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全體海外華僑華人的利益。首先，“台籍”僑民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上昇。一方面，部分“台籍”僑民成爲了反華勢力的同盟軍。“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作爲最知名的“台籍”僑民政治組織，長期致力於對美“草根外交”，向美國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普羅大衆進行宣傳與遊説。當前這一團體在美國政壇已經有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被認爲是以色列遊説團體之外最爲成功的政治遊説團體之一。2017年，爲使“台灣旅行法”獲得通過，“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組織了“台灣倡議周”活動，發動超過100位“台美人”由全美各地趕到華盛頓，在一天之内拜訪超過100位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以“身爲台灣人的生命經驗”争取這些政客的支持，並最終取得了近20位議員的聯署。除了推動與台灣相關的反華法案之外，“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等組織還與美國境外“民運”“藏獨”“東突”等團體建立密切聯繫，並在相關議題上相互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台籍”僑民政客也利用華裔和亞裔的支持，培養自身政界勢力，繼續擴大其對美國政治的參與。不僅劉雲平已經成爲聯邦衆議員，邱信福、潘君達當選加利福尼亞州衆議員、江俊輝已嘗試參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連伍國慶、趙美心夫婦這樣並非台灣人後代的華裔政客也出於拉攏“台籍”僑民政治考慮，與該群體龢民進黨當局保持了密切互動。

　　其次，“台籍”僑民社團從未停止從觀念上分化華裔的嘗試。除“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於2016年早早開始針對2020年全美人口普查的宣傳活動，繼續其十年一度的在全美人口普查中將“台籍”僑民與華裔切割之嘗試以外，“亞裔細分”立法浪潮的興起，也離不開“台籍”僑民社團的鼓吹。劉雲平在2006年擔任加利福尼亞州衆議員時就屢次提出“亞裔細分”相關法案，其當選聯邦衆議員後公然支持紐約市的SCA5法案，激起了美國各地華裔的憤慨。雖然劉雲平的上述嘗試屢遭失敗，但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市最終還是通過了建立在其提案基礎之上，承認將“台籍”僑民從華裔中獨立出來的相關法案，不僅以地方法規形式破壞了一個中國原則，更爲將來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亞裔細分”侵害華裔的各類權益開了危險的先例。

　　未來“台籍”僑民團體還將在推動美台勾結、協助台灣當局加入國際組織、分化華裔等方面有所動作。“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等“台籍”僑民社團已積極參加“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活動。會長周信結表示，要透過科技透過文化透過經濟，跟“有同樣價值觀的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更深入地結合，並“唤起台灣人民自覺”獲取“入聯”的資格。目前，台灣當局外事主管部門和駐美代表機構，與“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關係更爲密切。與此同時，隨着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逐步白熱化，民主共和兩黨都將“台籍”僑民視爲南加利福尼亞州重要的選舉資源，“台籍”僑民對美國國内政治的影響力還將進一步提昇。這爲將來“亞裔細分”相關舉措在美國聯邦層級的繼續展開打下了基礎。尤其是2020年全美人口普查已近在眼前，這很可能成爲美國“台籍”僑民新一輪活動的重點。

　　二、智庫組織

　　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除了發揮遊説的功能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起智庫機構的角色，從而企圖對美國的台海政策發揮一定的影響與作用。尤其是台獨勢力利用這些智庫，來拉攏與豢養一些美國政客及其學者爲其摇旗呐喊，其實質影響力不容低估。這可以從最近成立的台獨組織“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窺見一斑。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位於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的智庫一條街。它是由居住在美國的具有强烈“台獨意識”形態的台裔美籍人士（簡稱“台美人”）所創辦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想透過政策研究來增進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及角色。該組織已經成爲在美的重要“台獨”組織。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成立於2016年9月，是目前台灣在華盛頓最爲活躍的新一代遊説機構，也是一個重要的智庫組織。旅美的這群台美人，其“台獨”意識非常强烈，他們與台灣島内的“台獨”勢力勾連甚深，他們想傚仿生活在美國的猶太裔的作法。美國猶太人是美國所有族群中最爲成功的少數族裔之一，尤其是在美國的政治領域，猶太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猶太人的作法就是在美國成立許多組織，這些組織就是美國猶太集團的前身，猶太人通過這些組織對美國社會及外交政策帶來了深遠影響。而以黄文局爲代表的這一群台美人，本身不少就是在台灣出生，後來到美國留學與經商。黄文局個人出資2400萬美元，另設41個原始共同創辦人，每人出資10萬美元。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已經斥資300萬買下華盛頓特區杜邦圓環旁的辦公室。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對外宣稱是促進台美關係發展的智庫，其實就是美國台獨勢力以及台灣當局對美遊説的機構，包括台灣前“行政院”副院長吴榮義爲該所榮譽主席，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等37人爲共同創始人，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國會研究部研究員簡淑賢等14人任顧問。該所理事會共有16名年輕台裔美國人理事，分别從事醫療、金融、企業和學術工作，平均年齡33歲。理事會主席是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前會長賴義雄。該所運營資金2000萬美元，由民視前董事長郭倍宏、企業家黄文局等出資，辦公室位於華盛頓智庫集中的杜邦環島。執行主任蕭良其曾在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在具有新保守主義傾向的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任國家安全研究員。他於2017年6月15日參加美國衆議院外事委員會亞太小組舉行的聽证會，從意識形態方面强調美台關係的重要性。目前，GTI共有4名專職研究人員和3名實習生。

　　全球台灣研究所在華盛頓推動遊説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首先是爲美國重要學者，如布魯金斯學會的卜睿哲、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邁克·格林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奥斯林等資深專家舉辦著作討論會。其次是獨立舉辦或與華盛頓重要智庫，如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等合作舉辦公開學術研討會，2049項目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等保守智庫的研究人員都參加了這些研討會。再次是其研究人員參加國會聽证會。四是通過推特、臉譜等社交平台，推動與台灣相關的新聞和話題的傳播。五是每周發佈全球台灣簡報（The Global Taiwan Brief）。六是私下邀請美國親近民進黨的前官員和學者訪問台灣。另外就是爲美國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提供資助，争奪“台灣研究”話語權。

　　全球台灣研究所在華盛頓推動的公共討論主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爲提昇美台關係發聲，如美台在亞太地區的海洋合作。二是介紹台灣内部發展情况，如台灣“新南向政策”、重構台灣史、“太陽花運動”、防禦政策發展趨勢等。三是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四是重申《與台灣關係法》和裏根政府“六項保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五是强調台灣民主制度的價值，并介紹香港的“民主運動”。

　　從全球台灣研究所來看，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力量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對美遊説倚重新一代台美人。台灣傳統在美遊説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台美人”系統；二是“獨派”系統；三是“留美學者”系統。其中，“台美人”和“留美學者”系統在機構和人員上多有重合。由於台灣近年來赴美留學人員逐漸减少，在美學術機構影響力逐漸减弱，“留美學者”系統有所衰落。“獨派”系統因追隨陳水扁而在美不得勢，蔡英文當局在向美國保证不搞“急獨”、“不改變兩岸現狀”的情形下，必須與“獨派”系統保持距離。因此，新一代“台美人”精英成爲台當局倚重的對美遊説力量。

　　2.配合蔡英文當局的政策，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主攻台美關係的實質提昇。迫於大陸方面壓力和美國維持中美關係穩定的考慮，台灣在尋求美國支持其擴大國際空間和軍售等方面的努力一直效果不彰。對此，蔡英文當局的政策重點轉向尋求台美關係實質提昇，包括强化台美“準同盟”關係，主動配合美國亞太地區戰略，提昇台美官員互訪層級等。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一方面塑造台灣作爲地區和平力量的形象，另一方面强調台灣的“民主制度”，以期獲得美國内“同盟派（强調同盟體系對美國重要的人群）”的同情和支持。

　　3. 培養美國新一代親台專家。美國内從事台海研究的學者隊伍存在老化傾向，一批親台學者和前官員正在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爲此，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力量正在華盛頓遴選、培養美國新生代學術力量，爲他們的學術發展提供資金和機會，以期維持對美遊説的可持續發展。

　　4.國會仍是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力量的工作重點。美國會是對美行政當局可能“棄台”的最大制約力量，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會仍將是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工作的重中之重。

　　5.推話題和建人脈並重。在培養新一批人脈的同時，台灣新一代對美遊説力量重在推動華盛頓政策辯論的話題，通過影響政策辯論的議程設定，來對美國台海政策施加影響。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在意識形態上有“台獨”的强烈意識形態，拜登上台後，該中心網絡了不少特朗普時代的官員，包括美國前白宫國家安全顧問奥布萊恩加入了該機構新成立的“美台關係研究中心”服務。

　　三、聯誼組織

　　活躍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除了遊説功能、智庫功能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聯誼。通過聯誼來拉近與美國政客的關係，從而爲其“台獨”活動創造更爲方便的空間，這也是所有“台獨”組織在美國活動的最大共同點。

　　比如爲民進黨及台獨人士的赴美活動提供平台，營造氛圍。蔡英文出訪中美洲兩度“過境”美國，與所謂“台美人”群體密切互動。在前往迎接蔡英文的團體中，“台獨”色彩濃烈的“台灣會館”和各類“台美人”協會也取代了尊奉孫中山爲“國父”的“中華會館”佔據主導地位，顯示台灣當局僑務政策重心重新向“台僑”轉移的趨勢。所謂“台裔”或“台美人”，是居住在美國，認同“台獨”理念的少部分台灣地區僑民及其後裔的自稱。盡管這一群體遠未在來自台灣地區的僑民中佔據主流，但其參與政治的興趣却極其强烈。

　　第三，“台籍”僑民團體與島内“台獨”勢力勾結有所加深。在美“台籍”僑民最重要的年度聚會之一——“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已成爲“台獨”政黨争取海外選票重要場合。2017年，主辦方邀請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等“重量級”代表前往，爲2018年“九合一”選舉造勢。2018年同一活動中，緑營政黨更是全部到齊，除台灣當局僑務主管部門副負責人高建智龢民意代表蔡易餘之外，還有社民黨苗博雅、“時代力量”林彦甫等人參加，推動台灣正名運動的日本人永山英樹和“喜樂島聯盟”發起人郭倍宏也前往活動，其中郭倍宏更是獲得了“台美人”群體追捧。2016年，特朗普同蔡英文通話後，也有以“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爲首的多個“台美人組織”在《華盛頓時報》刊文，稱贊特朗普的“友台”舉措。近年來，蔡英文歷次出訪“過境”美國時，都得到了各類“台美人”社團熱烈歡迎。

　　台灣當局也正在試圖利用這一局勢，將“台籍”僑民群體作爲其發展對美經貿與政治關係的橋樑。出於意識形態因素和“台獨”的現實需求，民進黨和島内其他“台獨”勢力一貫强調區分華僑與“台僑”，將後者作爲其僑務工作的重點。蔡英文執政後，更是極爲重視對美國“台籍”僑民的工作。在2018年8月“同慶之旅”“過境”美國期間，蔡英文在洛杉磯與“台籍”僑民團體密集互動，不僅創下台灣地區領導人首次進入台灣僑務部門駐美機構的記録，還舉辦了規模達1200人的“僑胞晚宴”，並在“洛杉磯僑務中心”和“第二届台美人電影節”兩度與“台僑”青年座談，宣講台灣當局的執政“成果”及其對“台籍”僑民的優惠政策與期望。座談中，蔡英文承諾將通過僑務部門，在美加兩地12個“僑務中心”建設專門窗口，聯結台灣當局各個“部會”，鼓勵“台僑”青年到台灣投資、就業和創業，希望“强化年輕一代與台灣的聯結”，聲稱通過就職後的一系列改革，“給年輕人開出了回家的路，歡迎大家一起來修路”。她提及近兩年美國科技大廠赴台投資，就離不開“台美人”扮演牽綫和促成的角色，這一人群的“專業、經驗及背後的人脈，都是現在台灣最需要的，也希望能替台灣尋找機會”，鼓勵“台籍”僑民群體：“台美關係的進展，仰賴許多‘台美’鄉親出力。從産業到“外交”，‘台美人’不能只做旁觀者或拉拉隊，‘台美人’可以爲台灣做很多事情。台灣的生存和發展，也不能没有‘台美人’的力量，都是壯大台灣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