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組織的發展都深受其周遭環境的影響。“台獨”組織自然也無法例外。“台獨”組織在海外發展數十年，後來又遷回台灣島内，加上民進黨前後已經兩次執政，但仍然無法依據其早期的“台獨黨綱”，宣佈建立“台灣共和國”，這些都表明“台獨”組織盡管有其意識形態的追求，但現實的困境客觀仍然存在。

　　“台獨”分子常發出“生不逢時”之哀嘆，認爲第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對“台獨”發展相對有利，但當時“台獨”自身實力不足，甚至認爲國民黨自縛退路一再錯失良機，當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内外“台獨”合流，“台獨”勢力跨入台灣政治的主流意識時，國際間却没有了“台獨”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其實“台獨”分子的生不逢時，並非事實。“台獨”本身就只是一個迷思，它可以説是台灣地區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出現的怪胎，但顯然無法成事，這注定了“台獨”之路走不通。换言之，“台獨”並非生不逢時，而根本就是一條歧路，一條死路。雖然“台獨”人士認爲台灣人的自主意識大爲提昇，正經歷對台灣在自我認知上的大變革，或許對“台獨”相對有利，但也要看到，“台獨”勢力的上昇却恰好碰上了中國大陸力量的急劇攀昇，尤其是中國崛起的這股力量是足以壓制“台獨”的囂張。

　　第一節 “台獨”運動的困境

　　一、台獨無法突破“一個中國”的國際框架

　　所謂的主權國家是指法理享有主權的獨立國家。目前全世界有206個國家，其中聯合國的會員國有193個，觀察員2個。另外11國的法理主權不完整。國家除了要有領土、人口及政府外，還要有主權，即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台灣之所以不能算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不被國際社會普遍所接受，他不具獨立國家的人格屬性。

　　任何組織要追求獨立都有其相對應的母體，“台獨”組織要把台灣從中國脱離出去，必然要建構出脱離一中框架的國際現實，但事實上做不到這一點。國際大環境從根本上决定和制約了“台獨”小環境的發展空間。

　　（一）國際社會“一中框架”的基礎非常牢固

　　台灣問題的形成源於1949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國共内戰，隨着蔣介石敗逃台灣，朝鮮戰争的爆發以及美國在軍事上阻止解放軍攻台，台海兩岸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面形成。换言之，台灣問題的本質就是中國的内部問題，它不是一個國際問題。由於美國的大力支持，蔣介石當局長期把持着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無法叩關聯合國。一直到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决議，宣佈將台灣當局被驅逐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次，成爲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這一裏開始，中國政府積極在國際社會形塑“一中框架”。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美兩國舉行了多次會談，但由於在台灣問題的分歧甚大，中美兩國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一直到1979年中美兩國才正式建交，美國從台灣撤軍、廢約，並與台灣當局斷絶一切政治關係，只保留民間關係。美國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堅持以《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所確立的一中原則，美國稱爲一中政策。盡管冷戰後美國不斷强化與台灣的互動與聯繫，美國國内仍然有部分政治勢力，包括美國國會部分議員希望擺脱“一中框架”，不斷嘗試與突破底綫，最終都無法得逞。例如，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就開嘗試對“一中框架”的碰撞和試探。1994年9月7日，美國時任助理國務卿羅德表示，美國14年來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對兩岸以及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是有益的，其中與中國的“三個公報”和“台灣關係法”則是此項政策的核心。美國政府會加以保護。但强調爲了與台灣人民保持密切接觸，美國政府必須與台灣當局接觸，自然包括進行某些官方會晤。盡管洛德强調仍然遵守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台美經濟、技術層面的交流，且僅限於次長級的接觸，但在這個架構下，中美台三方博弈加劇。美國則陷入政策兩難，以及行政、立法部門的角力，其中，也有改變一個中國架構的試探之舉。突出表現在美國國會在1994年就開始推動李登輝訪美的事宜。李登輝訪美是美國政治人物的突破，台灣當局的探底，但招致大陸方面的反對，大陸將李登輝訪美視爲是”台獨“的挑釁舉動，台灣當局也明白在大陸的强力反對下尋求“台獨”的進程的困難，可能導致誤判而引發嚴重後果 。三方事後皆試圖調整其政策，台灣力量最弱，能够轉换的空間有限。然而美中通過高層互訪修補關係。克林頓也宣佈“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以及不認爲台灣應當成爲以國家資格爲要件之國際組織之一員的承諾。即使在中美建交已達40年的今天，特朗普政府大打“台灣牌”，全面提昇美台互動的層級，甚至取消台美交流中的各種限制，企圖將台灣視爲中美博弈的籌碼，但結果呢，美國還是要與中國大陸保持外交關係，不敢斷然抛棄“一中政策”。這表明美國等西方國家也無法承擔在台灣問題的嚴重後果。

　　當前，我們要看到，近年來，由於是冷戰結束以來，隨着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强，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及態度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台灣利用其經濟、民間交流等手段，加大了與美國、歐洲及日本等主要國家的互動和聯繫，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也不斷强化與台灣的非民間聯繫，這無疑在台灣問題的敏感性提昇，爲成爲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發展發展設置了障礙。

　　盡管如此，我們要看到，雖然有一些挑戰，但總體上當前國際社會一中框架的穩定，在根本上是取决於中國的國家勢力的提昇以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的顯著增長。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國目前擁有的邦交國，台灣只有17個國家承認，中國是安理會具有重要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等影響力。中國的實力决定了國際社會對一中框架的穩定。

　　事實上，當前台灣無法參與要求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這本身也表明台灣不具備主要國家的身份和地位。

　　（二）中國大陸崛起與兩岸實力懸殊

　　台灣無法獨立，台灣無法突破一中框架，從根本上來看還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兩岸實力的日漸懸殊。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台獨”不管其内部的整合進程如何，都注定無法成功。當前中國崛起已經正在改變或深刻改變海峽兩岸以及東亞，甚至世界格局的走向。從世界範圍來看，國家内部發生分裂，往往都是國家衰落的時刻，例如外蒙古從中國脱離出去，都是中國國力衰敗時發生，當一個國家處於國力日漸强大的階段，分裂不可能發生。當前中國正處於三千年最爲强盛的歷史時期，中國不可能承受“台灣獨立”出去的現實。

　　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力在世界大國的排名就可以容易感受中國國家實力的顯著增强。中國GDP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後，迅速地拉開了與日本的差距，已爲日本的三倍。盡管美國仍然是世界排名第一位，但中國GDP超過美國的70%以上，爲70.38%。美國在近一百多年來的GDP一直是遥遥領先於世界其他的國家，從來没有一個國家的GDP能够超過美國的70%，包括前蘇聯或日本，在他們最爲强大的時期，都做不到。從這個趨勢來看，大概率不用10年中國就會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並帶來亞洲重新回到世界發展的中心。中國已經成爲全球化的中心，以及國際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中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兩岸經濟對比來觀察，兩岸經濟實力也快速拉開。1980年，台灣GDP相當於大陸的13.67%。1990年，台灣GDP占比大陸的比重達到了創紀録的43.84%。此後，台灣占比呈現逐漸下降之勢。這當然與兩岸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以及兩岸貨幣與美元的貶值狀况相關。尤其是過去20多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遠超台灣，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也愈來愈大。在2020年大陸GDP總量超過台灣的省份就多達六七個，這表明隨着大陸經濟的發展，已達到了相當程度的量級，台灣不只是没有辦法與大陸比拼經濟實力，甚至連大陸沿海一些省份都比拼不過了。

　　中國大陸自身實力的增强，尤其是反對外部干預台灣問題的態度非常明確，這是决定了“台獨”勢力企圖利用外部勢力的陰招不可能得逞。

　　盡管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内戰中敗逃台灣，由於朝鮮戰争以及美國武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大陸方面一直没有辦法徹底解决台灣問題，兩岸至今無法實現統一已逾70年，但大陸方面並未放棄對台灣的統一訴求。從1949年以來，中共對台政策不斷調整，其背後都彰顯出北京對統一台灣的的强烈意志，並未隨着時間流失而削减。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經成爲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謂是源遠流長。

　　1.中國大一統文化基因

　　中國社會有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文化傳統與基因。中國這個國家有其深厚的歷史及文化的獨特性。我們常説的四大文明古國，包括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但縱觀這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没有發生過文化上的斷層，幾千年來以來一直存續至今。可以説中國文明就像一條流淌了數千年的河流，依然充滿了時代的活力。而反觀其他三個文明古國，它們都先後經歷了滅國或消失，可以説是經歷了文化上的斷層。

　　中國文明綿延數千年，富有韌性和伸縮性，即便是今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快速得到推進。2010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以後，中國的崛起便浮出了水面，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對整個世界産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中國可以説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但爲什麽在中國經濟一體化的快速推進下，中國部分地區的分離意識仍然存在，並有所抬頭呢？其原因就是中國整個國家的一體化進程尚未完全完成。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推進一體化的進程中，實施“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而今天，在整個大中國的土地上，我們看到，仍然還有人民幣、新台幣、港幣以及澳幣等四種不同的貨幣。這種情况在今天的俄羅斯、美國等世界强國並不曾出現。

　　從整個中國區域治理的實踐來看，大陸各省市都實行統一的制度，但至今中國社會還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以及廣西等地，也有實施特别行政區制度的香港及澳門，此外，更有中央的公權力一直未實際到達的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换言之，當前的中國尚未真正實現和完成其國家建構的一體化工程，這個工程目前還在持續的進程中，最主要的障礙就是没有實現台灣的最終回歸。可以説，在推進國家一體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推進台灣地區的回歸是當前完成中國一體化進程的最主要和最迫切的任務。

　　台灣不回歸祖國，則中國的内部整合就不算完成，中國就有可能會持續地被外部勢力所牽制，所折損。

　　2.中國在崛起背景下推進國家的統一進程

　　國家統一與國家的發展、民族復興的關係極爲密切，不可分割。當前中國正進入世界强國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之中，但由於中國尚未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這種狀况正越來越成爲外部勢力制約我們進一步發展和壯大的主要障礙。從近代以來世界强國的發展路徑來觀察，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强大起來，其前提就是要看這個國家能否完全統一。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德國、美國等。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是先實現了國家的内部統一，之後才成爲世界性或區域的强國。可以這樣説，没有實現國家的統一，就根本無法成爲世界强國，更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我們先看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同處於歐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亞半島，在中世紀它們屬於同一國家。葡萄牙爲實現自己的獨立，和西班牙打了長達300多年的戰争。直到公元1143年，西班牙才承認葡萄牙是一個獨立國家，葡萄牙王國正式形成。葡萄牙也由此成爲歐洲大陸第一個實現統一的國家。葡萄牙也由此開啓了大航海時代，成爲現代史上第一個世界性强國。西班牙雖然在近代史上是影響其他地區文化的重要發源地，至今全世界有5億多人口使用西班牙語。但西班牙在中世紀時境内仍然有多國並立，混亂局面不斷，西班牙王朝的統一時間是在1479年，事實上的統一則是在1516年。它是歐洲大陸繼葡萄牙之後第二個世界性大國。是16世紀主宰世界的歐洲强國。荷蘭之所以能够成爲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世界第三大强國，主要也是荷蘭是歐洲第三個實現内部統一的國家。荷蘭的統一過程與其追求獨立密切相關。荷蘭獨立戰争打了80年。它是尼德蘭聯邦清教徒反抗西班牙帝國統治所展開。1648年，尼德蘭聯邦才正式自西班牙帝國獨立出來，建立起荷蘭共和國。荷蘭經過八十年戰争，成爲歐洲第三個獨立的國家，荷蘭的獨立戰争可以説尼德蘭資産階級革命的勝利。也使荷蘭在17世紀中斯迅速崛起，成爲世界性的“海上馬車夫”。

　　荷蘭之後，英國能够成爲18世紀、19世紀世界上最爲强大的國家，主要還是與英國尤其是英倫三島的内部整合與領土統一密切相關。1536年威爾士與英格蘭合併，才開啓近代英國的萌芽階段，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1801年又與愛爾蘭合併，英國國家内部領土及主權的整合宣告完成，也才使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勢力遍及世界各地，號稱“日不落帝國”。19世紀成爲大英帝國的世紀。德國在歷史上曾是一個長期分裂的國家，境内諸侯林立，最爲主要的兩個邦是奥地利和普魯士。德意志的内部紛争不斷，當然也給歐洲其他國家介入提供了機會。在當時分裂的諸邦中，普魯士决定在自己主導下實現德國的統一。1867年普魯士推動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這是統一德國的重要一步。1870年，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邦邦，1871年1月，北德意志邦聯與巴伐利亞統一，正式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實現了德國内部的統一。德國正式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很快參與歐洲及國際局勢的争霸之中，迅速成爲世界性强國。一戰及二戰都是德國最先發動的。美國獨立戰争後宣佈脱離英國殖民統治，盡管其經濟發展較快，但也一直受到歐洲列强的干涉。而1865年美國南北内戰的結束，維護了美國國家的統一，在此基礎上，爲美國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掃清了道路，並爲美國躋身於世界强國之列奠定了基礎。南北戰争中工業革命帶來了軍事上的巨大進步。可以這樣説，美國結束内戰，維護美國國内的統一狀况，爲美國後面的崛起奠定了最爲重要的基礎。

　　從近代以來的世界大國崛起與發展過程來看，它們能够成爲世界强國，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先完成國家的統一，國家没有統一，則無法成爲世界强國，也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根本的規律。

　　這對於今天崛起中的中國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當前中國實力增長較快，已居世界經濟總量排名第二位，僅次於美國，遠超日本及歐洲等强國。中國崛起及其發展的速度驚人，但由於中國至今未完全實現最終的統一，主要是海峽兩岸尚未完成統一，客觀上對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强大，乃至成爲世界性强國都帶來較大的阻礙。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中國要成爲真正的世界强國，必須要完成兩岸的統一，這是一個最爲基本的要求。

　　3.當代中國必須要完成國家的統一

　　崛起中的中國必須要完成國家的統一，這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是由中國國家的戰略安全利益所决定。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台灣一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重要窗口，而且是唯一的通道。尤其是從中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是我國沿海省市的重要屏障，而沿海地區又是我國的核心區域。要保護中國核心區域的安全，台灣問題必須要解决，台灣必須要統一。如果台灣被分裂出去，或被外國勢力所控制，中國就失去了最爲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中國一旦統一，控制住台灣及台灣海峽區域，我國的海域防禦將具有更大的縱深，完全可以爲我國東部沿海諸省市提供較爲安全的海防綫和戰略空間。此外，台灣及台灣海峽處於中國海上南北交通要衝，更是通往世界各個能源重要國家的必經之地。統一台灣對於確保我國經濟的均衡發展及海外貿易的順利開展都有重要意義。總而言之，台灣是我們不受制於外人的唯一出海口，台灣是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重要一環，作爲我國邁向太平洋的重要門户，台灣問題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國就只能算是一條困在淺灘的巨龍，中國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上强國。

　　二是由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所决定。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較，中華民族有其獨特的文化與傳統，它是有幾十個民族共同所組成，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以來在中國大地上所形成的共同命運體。台灣如果不能統一進來，或者説台灣獨立出去，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將受到很大的損傷，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會受到致命的牽連，中華民族及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將大爲受挫。更爲重要的是，如果貿然吞下“台獨”苦果，則意味着爲“疆獨”，“藏獨”等民族的分裂勢力開啓了大門，在多米諾骨牌的效應之下，中華民族將一步步陷入全面的邊疆危機和政治危機，整個民族有可能再次面臨過去一百多年以來的巨大衝擊。因此，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單是解决統一台灣的問題，更是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反對分裂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絶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含糊和退讓。尤其是近代百年多來年以來，中華民族飽經外敵入侵，台灣作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也曾遭受到日本殖民的殘酷統治五十年，海峽兩岸只有兵合一處，將打一方，這樣才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

　　三是解决當代中國歷史遺留問題的必要任務。台灣問題本質上是由中國國内内戰的遺留物，盡管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但兩岸在政治上的對立，軍事上的對峙，意識形態的對抗至今並未平息，兩岸這種結構性矛盾的長期存在，嚴重影響到兩岸人民的情感及根本利益，兩岸必須要解决這一問題。從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文化傳統來看，台灣獨立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台灣獨立”不但没有任何的前途，更不符合絶大多數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兩岸遲早要面對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局面，今天不面對，明天或後天也要面對，躲是躲不過的，兩岸不統一，則兩岸的敵意永無化解的機會，這對兩岸都没有任何的好處。兩岸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事實上，自在1949年以來，北京不斷調整其對台政策，持續推動統一事業之進展，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49年以來大陸的對台政策先後經歷了武力統一到和平統一的方向調整。其調整背後的邏輯當然是與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中國自身戰略調整有密切關係。

　　1949年之後在很長時期内，大陸對台戰略之主軸是强調武力統一台灣。當時是東西方兩岸陣營的對峙時期，戰争與革命是當時的時代主題，大陸當然希望能够通過武力的方式實現兩岸的統一。但幾經折衝，尤其是美國介入台灣問題後，使得當時解决台灣問題的機會减少。盡管如此，北京也未放棄武力統一台灣的各項準備，包括軍事上的準備。同時也加强了政治攻勢。如1960年前後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放台灣”的訴求，最終以“一綱四目”的形式呈現。此後由於“文革”的衝擊，自然影響到中央有關統一工作的部署與開展。“文革”結束後中央高度重視對台政策，並進行了重大的戰略性調整。

　　1979年中央提出“和平統一台灣”的政策大轉向。放棄了以往强調用武力“解放台灣”的思路。這種轉變的背後當然與1979年中美建交，尤其是大陸方面要加快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等有一定的關聯性。因爲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政治上也需要爲改革開放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以及台海局勢穩定的條件。1980年鄧小平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國兩制”的主張，並上昇爲國家的基本國策。從此，中國大陸開始推動海峽兩岸民間交流，尤其是强化兩岸經貿、文化及人員等往來交流，這是大陸方面對台政策和思路的重大轉向。

　　改革開放以來，兩岸民間交流取得了重大進展。此後隨着台灣島内政局的不斷變化，尤其是’台獨‘勢力的不斷抬頭，大陸方面加快了“反獨促統”的工作力度。可以這樣説，無論是遏制“台獨”勢力的對台軍事鬥争，還是兩岸和平發展戰略的提出，抑或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都充分表明大陸方面對於解决台灣問題的高度重視。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今天，當然更不可能允許“台獨”勢力從中國領土分離出去。

　　（三）台灣島内族群政治認同的分歧客觀存在

　　盡管“台獨”運動在二戰後就已出現，但在台灣島内，“台獨”的生存空間並不存在，早期“台獨”組織都是流亡在日本或美國才得以存活。雖然“台獨”運動一直在發展，並隨着台灣島内政治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台灣“民主化”的興起，“台獨”看似在台灣島内有了更大的揮灑空間。但事實並非如此。“台獨”訴求事實上在國民黨的改革中已被部分吸納與消釋。1972年美國駐台官員來天惠向國務院所提出的報告，其中對“台獨”的評論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作爲顛覆性的運動，在台灣幾乎可以説已經死亡，因爲，第一，許多潜在的同情者相信美國與日本邁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使台灣獨立運動無法取得很重要的國際支持。第二、在如此情况下，在台灣的台灣獨立運動支持者認爲不穩定只是最反對的中共接管之前奏。第三，許多台獨立運動支持者所要求的具體目標，在台灣已經成爲合法討論的議題。主張台灣獨立者的最大憎惡，是國民黨把任用更多台灣人這些過去被認定是顛覆性議題接納過去，使他們的運動失去吸引力。”

　　這表明美國人也看到台灣政治的變化，尤其是蔣經國上台後的一系列改革，的確已經吸納“台獨”訴求與支持“台獨”的市場。蔣經國的“本土化”方針，包括在台灣省首次的“增補選中央民代”，擴增台灣人的參政機會等等，這樣的一連串改革，自然壓縮了“台獨”勢力以“台獨”訴求來擴展其政治實力的機會。

　　“台獨”在台灣之所以不得人心，也與台灣島内族群的分歧有關。台灣自1949年以來已經形成了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復雜的族群政治生態。

　　族群問題在今天台灣政治中雖然已不是問題，似乎也無關重要，但在各個族群的心靈深處或許還有一些印迹，其敏感性强，也很容易激盪起來，成爲政治性事件。如果族群議題被政治操作，則可能會引發更大的衝突和影響。李登輝當年爲了對抗國民黨内部的“非主流”勢力，就曾在國民黨内部大搞鬥争，常引入民進黨的力量，更讓一些外省人認爲李登輝在結合“台獨”打壓外省人。1993年新黨的成立，更是表明外省人反對李登輝政治力量的集結和凝聚。1994年台北市長的選舉其實就是族群動員的選舉，1994、1998年兩次台北市長選舉，雖然屬於地方公職選舉的層級，但其選舉過程中，台灣所謂“國家”定位之類的議題出現，甚至凌駕於台北市政議題之上。事實上，雖然這個時候台灣已有不少的“台獨”組織，如“外獨會”，但它畢竟還只是極少數，許多外省人二代仍然對“台獨”充滿疑慮，甚至是敵視。外省人對於集體認同是否會被壓制的擔憂，恐怕是比“台獨建國”帶來的衝擊還强。由於“台獨”的推動是流於狹隘的族群主義，粗糙的語言排他主義，甚至血緣至上的種族主義，也使得在建構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外省人，對於“台獨”運動有顧慮。

　　尤其是“誰是台灣人”的意涵争論中，由於台灣有多種族群，台灣政權更替頻繁，族群政治認同之分歧，更是歷史的産物，族群有不的歷史與記憶，族群變遷又常以集體忘記的某些記憶來呈現。“台獨”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過於膨脹，以及各懷鬼胎，加上台灣政治對峙的激情環境與使然，藍緑政治大和解往往難以達成。台灣政治内部族群政治認同關係的復雜嚴峻，有時甚至成爲一個不能被碰觸的禁忌領域。尤其是緑營自恃“閩南沙文主義”的“台灣人認同”，假借台灣人認同對少數群衆之認同形成威壓，當然無助於統一的台灣意識之形成。民進黨的緑營長期以來的小格局之狀况，不只是對統派的惡意排斥與打壓，甚至對緑營内部的同僚也是如此。以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爲例，由於其主張藍緑大和解，野朝大和解，尤其是他所領導的“紅衫軍”反扁運動引發了“獨”派對其不爽，也使其不得容於緑營和“獨”派，甚至無法生存於民進黨。民進黨這種一言堂的意識形態統治，當然不可能改善台灣的族群關係。

　　事實上，從台灣統“獨”發展趨勢來看，盡管支持統一的民調比例不高，但支持“盡快獨立”的民調比例也好不到哪裏，現階段台灣多數民衆還是持“維持現狀”的態度，這表明台灣民衆在統“獨”問題上的態度還是非常敏感與保守。當然，現階段“不支持統一”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統一在台灣的被污名化，民衆對統一的不了解，以及意識形態的不認同等等。

　　台灣社會内部在統“獨”問題上的嚴重分歧，當然也是制約“台獨”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

　　第二節 “台獨”組織的轉型

　　“台獨”組織的成份相當復雜，可謂山頭衆多，各有盤算。“台獨”是集合了各種主張台灣從中國領土分離出去、“反中”、“反共”等意識形態情感及政治主張的大雜燴。“台獨”發展到今天，就台灣島内當前的政治情形而言，其分野大致有“傳統台獨”與“新型台獨”之分。所謂的“傳統台獨”，即指林林總總的各類“台獨”組織，其脈絡和淵源大致來自於“海外台獨”、“本土台獨”等，它們主張“修憲制憲”、“正名”等傳統訴求。“新型台獨”則是指以蔡英文爲代表的民進黨，其“台獨”訴求與推進策略與“傳統台獨”有較大的區别。這其實就是“體制外台獨”與“體制内台獨”的區别所在。盡管如此，無論是“傳統台獨”還是“新型台獨”，其謀求將台灣從中國領土分離出去的本質是一致的。事實上，“傳統台獨”與“新型台獨”的劃分邊際並不清楚，而且相互之間是轉换的關係。

　　一、“傳統台獨”的轉型

　　“傳統台獨”在台灣島内又被稱爲“台派”、“獨派”、“基本教義派”等，盡管他們的主張與觀念在總體上還是遵循過去三十多年的那一套論述，但在現實的政治現實壓力之下，“傳統台獨”事實上也進行了某種形式的轉型。

　　就緑營内部而言，目前“傳統台獨”的範疇大致包括以下兩類：一是反國民黨情緒仍然强烈的“台獨”組織及其勢力，這股勢力並非全在民進黨内部，而是散佈於整個台灣社會，尤以“台聯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黨”等爲主；二是“海外台獨”這一掛人。諸如辜寬敏、郭倍宏等人成立的“台獨組織”及其勢力。總體來看，傳統“台獨”勢力目前多在台灣政治體制之外繼續從事“台獨”運動，他們把“台獨”視爲一場社會運動，而非政治運動，其目的就是對台灣當局進行政治及輿論上的施壓，促使台灣當局對“台獨”勢力及其訴求的支持，也有類似某種監督的功能。如果從社會運動的思考出發，對於任何社會運動而言，一般都是先有論述，再有行動的展現，最後才看有無産生政治上的實質效果。事實上，“傳統台獨”的發展基本上是從這個脈絡來展開，比如它們都從早期的激進主張，從事政治運動逐漸轉向社會運動。

　　就“傳統台獨”而言，其早初的“台獨”訴求非常極端。例如，“海外台獨”頭子廖文毅在其著作《台灣民本主義》中，就曾有這樣的主張：

　　先天的我們繼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福建、廣東、以及日本人的血統，换句話説，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條頓諸民族的血統。

　　這種説法就是“台灣民族混血論”或“台灣民族混合論”，徹底否定中國人漢人在血統上的專屬地位。這當然是一種極端、與社會常識嚴重不符、且易引發普遍反感的無知。早期的“台獨”勢力以血統差别爲出發點，並將之視爲“台獨”訴求，雖然看起來似乎是簡單易懂，但注定了它是一種不易被接受的極端“台獨”訴求。

　　“台灣血統論”自然行不通，於是“台獨”分子就改提“台灣民族論”。將“台灣民族”用在“台獨”訴求上，這應該是“台獨”大佬史明的論述。史明雖然講了一通所謂“台灣民族”産生的客觀歷史條件，但他也未能指出是哪些歷史事實可以證明“台灣民族”已經形成或正在誕生。可能説，史明有關“台灣民族”之言論，不只是謬論，更是其個人的見解與幻想。事實上，所謂的“台灣民族”根本就是一個虚幻的假議題，它也不可能在一念之間就形成。史明之流鼓吹的“台灣民族”，其實只是“台獨”分子從戰略層面的伎倆，企圖通過鼓吹“台灣民族”，想突出“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區别。這種邏輯當然是政治操作的思維，由於它違背了歷史客觀事實，自然無法吸引台灣民衆的認同與接受。此外，“台獨”分子所謂的“台灣民族”，其概念無論在内涵還是外延等方面，都缺乏邏輯性的周延，説服力不足，而且自相矛盾。例如，在早期的“台獨”分子那裏，所謂的“台灣民族”並不包含與蔣介石一起逃到台灣的大量外省人。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於開始有一批外省人也在搞“台獨”活動，尤其是“台獨”組織“外獨會”全面參與“台獨”活動，無疑使“獨”派早期界定的“台灣民族”之説法無以爲繼，面臨現實的尷尬。在這種情况下，“台獨”分子就從“台灣民族論”轉變爲“認同台灣的人即是台灣人”之論述，尤其是在“鄭南榕事件”後，“台獨”在所謂的“台灣民族”論之説法上逐漸减少，其原因主要是鄭南榕本身就是福州人，當然是典型的外省人。

　　由於“民族”一詞在漢文化圈或中國傳統文化圈内有深厚的血統意味，“台獨”很難自中國民族大義的道德中脱出，“台獨”論者越來越明白，以所謂的“台灣民族”訴求來獲取更多的支持者顯然是行不通的。於是“台獨”論者又改採“台灣國民主義”爲號召，也就是所謂“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從這個時期開始，“台獨”開始走出排他性。即便連海外“台獨”激進派的“台獨聯盟”前主席張燦鍙也認同這樣的主張，他稱“凡是認同於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做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徒來台灣，都是台灣人，都是台灣獨立後新平等的新國民。”

　　當“台獨”組織不再以排他性的“台獨”訴求爲政治口號，而以“共同體”的文化概念爲號召，其訴求與路綫其實也是在做一個極大的調整。當然，這裏所指的調整，只是戰術及戰略層面的調整，並非放棄了“台獨”的意識形態與堅持。其目的主要是想避免一些有關於國家、國旗、國號等可能引起争議的地方，從而降低對“台獨”的反作用。當然，台灣是一個頻繁的選舉社會，敏感的族群關係，在激情選戰中容易被激化。陳水扁在1998年市長選舉中失利後，轉而提出所謂的“新中間路綫”，訴求改以超越統“獨”，省籍，族群的新思維。但如何超越並没有講，似乎只是先不要談這些敏感的問題便可超越。這就是新世紀“台獨”們的策略。

　　“傳統”台獨在台灣島内的政治影響力當然還存在，這也是即便“建國黨”、“台聯”等勢力衰敗，但仍然有“時代力量”及“基進黨”等跟上來，這表明雖然傳統“獨”派的影響力在式微，但“傳統獨派”在台灣政治市場上目前仍然有一小塊市場。

　　“傳統台獨”在台灣社會的困境，還有一個表現就是訴求由早期的多元到今天的一元。在“黨外”時期以及後面成立的民進黨，“獨”派是與其他社會團體結合在一起來反對國民黨政權，例如，當時民進黨與工運團體、環保團體、農民團體等組織進行結合，“台獨”訴求是與環保、勞工議題等摻合在一起，以社會運動的力量來推翻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統治。所以説過去的“獨”派是提出不少論述，也抛出不少主題，其目的雖然是爲了争取更多的政治盟友，但客觀上也降低了“台獨“的敏感度。例如，爲了集結環保力量來共同對付國民黨，”獨“派也需要有環保方面的論述。民進黨就是靠這種多種容易引發社會關注的多元訴求，才逐漸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但在到了今天，台灣的政治生態已經發生了變化，”傳統台獨“面臨的政治環境大爲改變，尤其是在民進黨全面執政的背景下，”傳統台獨“的訴求和環境已有了變化，在這種情勢下，”傳統台獨“一方面牢牢抱着”台獨“的訴求不放，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策略上的調整。

　　一是“傳統台獨”着眼於對民進黨上台執政後的監督，這種擔心主要還是以“台獨”的前景爲考量，不少”台獨“勢力擔心民進黨基於選舉利益，不再顧及“台灣獨立”的議題。他們想促使蔡英文當局在推動台灣本土化，“去中國化”等議題上能够有更多的動作。畢竟“獨”派自己非常明白，他們是扶不上台面，也無法取得執政權，所以自然對民進黨有所期待。所以想通過製造壓力，以及炒作議題等形式來對民進黨政治人物進行施壓，阻止民進黨在“台獨”議題上的保守。

　　二是當前““台獨”組織已從過去推翻國民黨的政治邏輯轉向走社會運動的邏輯，並逐漸從各種社會運動中剥離出來，從台灣地區”黨外“運動歷史脈絡來看，“台獨”本身就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它與環保，勞工等議題一樣，當出現某個議題，某個事件與其相關時，“台獨”組織就會出來露個臉，展現一下，“台獨”組織平時的政治舞台其實並不多，其精力也有限。正因爲如此，目前“傳統台獨”已經與社會議題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切割，專注於“台灣獨立”這個議題。

　　三是“傳統台獨”組織在積極培育民進黨的側翼。盡管“獨”派組織與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的互動並不是非常順利，但這並表示“獨”派組織在政治上徹底被邊緣化了，包括“台灣基進黨”和“時代力量”等“獨”派政黨的存在，就是明例。畢竟只要是社會運動，社會上總會有人有團體願意投入資源，都有其關係網絡的發展。

　　四是“傳統台獨”組織繼續抓住民進黨不放，爲其“台獨”分裂活動提供協助，或者雙方分進合擊。民進黨上台後雖然也没有放棄“台獨”分裂活動，甚至在諸如“去中國化”等議題上力度加深，但畢竟身爲台灣地區執政黨，民進黨在“台獨”層面的動作與考量，與“台獨”組織的期待有一定的落差。盡管如此，民進黨在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仍然需要有“台獨”的資金之挹注，尤其是在民意代表、縣市議員及縣市長等絶大多數公職人員的選舉中，民進黨政治人物仍然需要有“台獨”派的資金與資源，甚至包括媒體的支持。這種局面使“台獨”派組織與民進黨政治人物之間形成了某種利益共生的關係。

　　（二）“新型台獨”的轉型

　　盡管民進黨以“台獨”起家，但民進黨前後歷經兩次執政，面對當前國際局勢及兩岸情勢，民進黨也不敢公開祭出“台獨”大旗，而是采取較爲隱晦的“台獨”步驟，尤其是民進黨的“台獨”策略自“台獨黨綱”抛出來之後，也有不小的調適，這當然會導致民進黨與“傳統台獨”之間的關係，或者説與“傳統獨派”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尤其是在蔡英文主導民進黨以來，民進黨的“台獨”策略其實已經有了一定的轉型。

　　蔡英文和當前民進黨對“台獨”策略的調整，已從過去的社會運動之思路，朝以“反中”“反統”“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等爲重要策略的方向轉型。民進黨認識到如果仍然以“台獨”傳統路綫及其策略，堅持過去幾十年的策略和認知，來推動“台獨”運動，其成功的可能性爲零，迫於政治現實，蔡英文則是企圖利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掀起的“反中”浪潮，來與西方反華勢力進行串連，從而在這個過程中推進”台獨“的進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進黨和蔡英文企圖把“台獨運動”置身於更寬廣的全球視野中去，試圖從國際社會尋找對“台獨”更大的支持與資源。蔡英文及民進黨的思考依據主要有以下：

　　一是希望從中國崛起與中美博弈的大背景與國際格局中尋求對“台獨”的更大支持基礎。“傳統台獨”比較缺乏國際視野，盡管不少“海外台獨”有有日本或美國的背景，但其實“台獨運動”的國際視野缺乏是一個不争的事實，多數“台獨”分子都是把目光對準國民黨和中國大陸。但蔡英文執政以來，“台獨”勢力試圖從國際社會來尋求新的突破口。

　　客觀而論，中美博弈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美實力的快速拉近，必然會引發美國的高度警惕，美國作爲超級大國，必須會竭力維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從近代世界霸權輪替的週期規律來看，美國自然擔心中國有可能會搶走其世界地位，所以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和國力提昇持排斥的立場，這也是近幾年來美國不斷調整對華戰略的深層次原因。特别是從特朗普到拜登，中美關係急劇惡化，其背後的核心邏輯還在於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情緒大爲增長。同樣，隨着中國的實力快速發展，中國周邊以及亞太地區不少區域國家的不安情緒也客觀上會增長，這些國家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哪怕是和平式崛起，其自信心也逐步喪失，更爲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國民的心理適應尚未完全到位。因此，這些國家在美國鼓噪之下也掀起了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等炒作。諸如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等國家，都是典型，它們都紛紛向美國靠過去，試圖來建構起阻止中國崛起的戰略包圍圈。

　　而台灣地區的蔡英文當局當然看到了當前國際局勢尤其是亞太區域的變化，民進黨集團基於“台獨”的奢望，也自然想利用西方國家遏制中國大陸的機會下，來尋求增加國際支持的籌碼。於是，蔡英文當局不斷强化所謂的“民主陣營”，“扺抗中國”等宣傳，試圖通過建構“全球反中”的連接，來間接或直接推動台灣地區的分離運動。

　　此外，民進黨當局不只是在國際及區域層面配合美國的戰略調整，而且也在台灣島内進行戰略及戰術的調整，其目的當然是爲其“台獨”目標服務。例如，蔡英文當局抛出“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這表示民進黨的“台獨”轉型已與“傳統台獨”的思路有了較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觀察民進黨“台獨”轉型的重要面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無論是新冠疫情、亞太區域安全還是全球供應鏈等議題上，蔡英文當局都是在唱和西方國家的觀點，高舉“反中”“抗中”“民主”大旗，甚至冲到第一綫，其目的就是要强化與西方國家的連接，來形成全球“反中”“抗中”的局面，以推動國際社會對“台獨”的支持。

　　在台灣社會内部，民進黨執政當局的“台獨”轉型也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奉行“解構式”台獨路綫

　　隨着20世紀80年代台灣政治、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尤其是民進黨建黨之後，以及海外“台獨”組織的紛紛返台，“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内的氣焰日漸囂張，這也是“台獨”勢力最爲囂張的時期，直接推動了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出台。在1992的選舉中，盡管民進黨高舉“台獨”大旗，但其得票率極低，不到30%的基本盤。而就是在“黨外”時期，“黨外”勢力的基本盤也大致維持三成的選票。比如，從“台灣省”歷届省議員，非國民黨黨籍候選人得票率與縣市議員席次比率如下。表明“黨外”時期就有一定的實力，大約是三成左右。

　　但民進黨在1992年的大挫敗，也在民進黨内部引發了討論。“台獨”是票房毒藥的聲音開始在緑營内部出現，這直接導致民進黨内部“台獨”路綫的轉型，此後，民進黨歷經陳水扁八年的執政，以及蔡英文執政，民進黨越來越認識到，“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當然這裏指的是“法理台獨”没有辦法做，也不敢公開去做。盡管如此，但民進黨也不願意完全抛棄“台獨”立場，擔心其基本盤流失，所以就采取了“漸進式台獨”等策略，試圖通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將“台獨”的策略由“法理台獨”朝“漸進台獨”的方式演進，尤其是想希望通過本土意識形態，藉助文化、教育、經濟等多種手段，來重新凝聚台灣民衆的共同體意識，摧毁原有的中國意識，通過一系列的“去中國化”動作，即以時間换空間的大騰挪手法。這就是所謂的“解構式台獨”策略。

　　二是推動“融入式台獨“策略

　　民進黨成立後黨内一直有“體制内”或“體制外”路綫的争辯，可以説一直是黨内“台獨”争辯的焦點，體現在一種街頭抗争還是體制内融入的路綫選擇之博弈。

　　早在民進黨1986年正式組黨之前，黨外就發生了路綫之綫，路綫之争的背後，實質其實就是“台獨”策略的道路模式問題。這就是當時“黨外”新生代爲代表的主張街頭路綫，與公職身份爲代表的主張温和路綫。在這一場鬥争中，新潮流雜誌進行了很多的批判。先是批康寧祥，接着批其他派系，主要是對公職運動路綫進行了批判，稱公職中介爲運動服務的工具。强調要走街頭路綫，走社會運動，來集結反國民黨的最大力量。在這裏必須要指出，新潮流的年輕幹部利用媒體和雜誌，把以康寧祥爲代表的公職派打得很慘，也使“台獨”路綫佔據優勢，並在1991年出台“台獨黨綱”，但政治是現實的，也是最無情的。隨後，民進黨基於選舉利益，只能是采取融入體制之中來搞“台獨”的路綫。

　　體制内或體制外實現“台獨”，早從“黨外”時期到民進黨成立後，一直是黨内“台獨”辯論的焦點。差别並不在於武力革命與否，而是一種街頭抗争還是體制内進入。

　　蔡英文抛出的“中華民國台灣”，從政治意圖及其話語權視野來分析，其實質還是重在安撫内部，並與政治對手國民黨搶奪所謂“中華民國”話語權的工具。“傳統台獨”排斥“中華民國”等來自大陸的政治圖騰與符號，對蔡英文的這種論述自然不以爲然。而蔡英文則是要從國民黨手中搶奪主導權和話語權，其目的其實不是要去認同中國，而是搶奪話語權的現實需要，以維持民進黨統治的需要，更是進一步推動“台獨”的需要。事實上，蔡英文所謂的“中華民國台灣”之論述，其地理範疇仍然是指台灣目前實際控制的台澎金馬等地區。

　　其實從“獨”派的發展脈絡來看，早期“台獨”所宣稱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台灣民主化“解嚴”後，改以“新生國家理論”來界定台灣的地位。同時，爲了擺脱與中國的法律糾纏，有“台獨”另開闢戰場。“台獨”已將金馬視爲與台灣澎湖一起的命運共同體。

　　必須要看到，“台獨“從早期的路徑是追求“法理台獨”，到後面的融入台灣現行體制，即所謂的“中華民國體制”，寄希望在體制内實現“台獨”。盡管“台獨黨綱”早已通過，但隨着民進黨在體制内的選舉内獲得好處，政治利益不斷增多，在現實政治考量下，民進黨與台灣現行體制也形成利益系統。政治資源獲取更多，其政黨架構與組織基礎日趨成熟，爲擴大邁向執政的可能性，很難不屈服於利益系統下，政黨從初創時期的改變現有秩序，到現在的適應現有秩序。就是民進黨所走過的一條路。這也是政治的現實。盡管如此，在台灣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上，加上族群政治認同之利益糾葛難解，民進黨仍然緊緊抓住“台獨”訴求以穩定其基本盤，當然難免與“台獨基本教義派”彼此之間有長期的緊張關係。

　　總體來説，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台獨“的訴求及其路綫，已與”傳統台獨“有較大差距，但不變的是”台獨“的基本目標和價值。

　　第三節　“台獨”組織的發展趨向

　　“台獨”組織的發展趨向，幾乎可以預期的就是，“台獨”組織在島内的空間愈來愈小，即便是在兩岸未最終統一的特殊狀况下，“台獨”在緑營内部，尤其是在民進黨内部也是很小衆的一塊，從各類調查數據來觀察，占比不到三成，這也决定了“台獨”尤其是激進“台獨”勢力只會被民進黨及其政治人物拿來作爲選舉操作、吸引選票的工具。

　　一、“台獨”組織的發展空間愈來愈窄

　　（一）“台獨”受制於内外環境的制約

　　“台獨”論者雖然將“台灣獨立運動”推動並朝向社會運動的方向發展，但受制於現實的國際政治環境、兩岸關係狀况以及台灣島内統“獨”博弈等客觀現實，“台獨”的發展前景注定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完全没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

　　就國際政治現實而言，中國大陸的不斷崛起，不可能而且也絶對不會允許台灣從祖國領土分離出去，這是注定了的事實，“台獨”没有實力突破這一結構性的限制。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提昇較快，成爲影響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等重要力量，更爲重要的在於，國際社會"一中架構"也越來越穩固。即便近年來隨着中美戰略博弈的昇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大打“台灣牌”，企圖攪動台海局勢，但美國也只能將台灣視爲在中美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而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國際社會早已形成的“一中架構”，台灣在國際社會被視爲中國一部分的普遍認知並没有改變。

　　最爲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强，我們不可能允許台灣從祖國領土分離出去。中國人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文化，使得中國大陸在考慮台灣問題時，將統一台灣視爲是黨和國家的神聖使命，主要是從歷史、文化等視角來看待兩岸的統一，而不是從風險代價、成本收益等視角來討論統一的代價等問題。换言之，中國大陸實力的快速崛起從根本上决定了台灣必須回歸統一的前景。

　　（二）“台獨”組織不會自動消失

　　盡管兩岸統一的時程已經提上日程，但並不表示未來“台獨”組織就會自動消失。“台獨”出現是與台灣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之産物。可能這樣説，只要台灣過搞過去那一套選舉制度，“台獨”就有可能會繼續存在。因爲搞選舉就會有利益輸送，“台獨”存在的社會基礎就不會完全消失，“台獨”勢力仍然會通過向緑營政治人物輸送資源，進而施加影響，從而形成利益共生的關係。即便未來兩岸統一之後，“台獨”勢力仍然有可能會勾連台灣島内及海外反華勢力進行反撲，尤其是國際反華勢力不會甘心，我們當然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三）“台獨”組織的自主性越來越小

　　不可否認的是，“台獨”組織自身的自主性將越來越小，逐漸淪爲緑營政黨和政治勢力操弄民意和獲取選票的工具。 任何組織都具有依附性，才能有存在的空間和價值。“台獨”組織也是如此。“台獨”組織由於發展空間有限，爲維持存在，必然要依附在民進黨等緑營政黨身上，否則其社會能動性更小，要依附當然要付出代價，這就是自主性的喪失。

　　二、“台獨”組織與境外反華勢力的勾連會强化

　　（一）“台獨”勢力與外國勢力的勾連

　　“台獨”組織與境外勢力的勾結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海外台獨”時期，“台獨”勢力就是依附於美國、日本等境外勢力的扶持才得以存活。台灣“二二八”事件後，以廖文毅爲首的“台獨”分子流亡日本，並以日本爲“台獨”的大本營開展“台獨”分裂活動，日本“台獨”勢力聚焦了諸如廖文毅、史明、辜寬敏等人爲首的“台獨”勢力，其中不少人在台灣地區“解嚴”後回到台灣，至今仍然是台灣鼓吹“台獨”的重要角色。如辜寬敏創辦的“台灣制憲基金會”，以及史明的“獨立台灣會”，至今在台灣仍然存在。

　　美國“台獨”的影響則更爲長久與深遠。“台獨”勢力在美國長期活動與存在，更成爲“黨外”時期支撑島内“台獨”勢力的重要力量之一。“海外台獨”的不少人雖然早已回到台灣，但“台獨”勢力在美國的活動並没有停止，包括“台灣公共事務委員”會等“台獨”組織，仍然在美國相當活躍，勾連美國政客支持“台獨運動”。

　　隨着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國力的日漸强大，兩岸統一的大勢愈發明顯，美國加强了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企圖阻止兩岸統一的進程，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大打“台灣牌”，加大從政治、軍事層面對民進黨和蔡英文當局的支持力度，企圖從政治及經濟等領域提昇台美關係互動的層級，發展相互之間的實質關係。可以預計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只要海峽兩岸没有完成真正的統一，美國扶持“台獨”勢力的力度不會减輕，“台獨”勢力勾結美國等境外勢力的活動必仍然會加强，試圖以此來拖延兩岸統一的時程。

　　   （二）“台獨”勢力與境外反華勢力的勾結加强

　　“台獨”勢力爲壯大其聲勢，早就與“疆獨”、“藏獨”、“港獨”等分裂國家的勢力勾結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把台灣從中國的領土分離出去。

　　長期以來，在西方國家明裏或暗地的支持下，境外存在不少的反華勢力。諸如長期盤踞在印度熱蘭薩拉的“藏獨”勢力達賴集團，以及西方支持的“疆獨”等勢力。“台獨”勢力一直串連，圖謀數“獨”合流，在國際社會營造“反中”“反共”“反統”的聲勢，未來這幾股反華勢力的合流與勾結不但不會停止，反而有可能增强。

　　三、“台獨”勢力未來存在暴冲的可能性

　　不同政治人物，其風格與經歷自然有所不同。同樣是民進黨政治人物，蔡英文與賴清德、蘇貞昌等人的經歷及風格也有較大的差别，再加上外部環境尤其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台獨”勢力及“台獨”組織的發展也會受到較大的影響。

　　以蔡英文爲例，她年輕時在歐美讀書，返台後在大學任教，後來進入李登輝當局做事，她的歷練完全没有“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經歷。她是在國民黨2000年敗選，民進黨首次執政後，被陳水扁延攬入閣，出任民進黨首次執政的陸委會主委一職。正是這樣，她才與民進黨開始有了交集。2008年民進黨敗選後，她被推上民進黨主席的位置，其實這個時候她的黨齡不過四年時間。從此， 她與民進黨的命運捆在一起。但2016年她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從她的人事任命來觀察，她重用了不少的“老藍男”政治人物，尤其是在不少重要崗位上，其原因就在於她過去與這些人有交集。而以蘇貞昌、游錫堃等人爲例， 則與蔡英文的經歷完全不同，他們在“黨外”時期就與執政的國民黨水火不容，而且也是民進黨創黨時期的重量級政治人物，所以在他們心目中，衝撞的個性表現得非常明顯。

　　未來一段時間，“台獨”勢力及“台獨”組織的發展趨勢雖然受到較大的限制，但其發展動能還有待觀察，尤其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下，任何國際及區域形勢的變化，都會對“台獨”勢力帶來若干的影響。因此，未來不排除“台獨”勢力在特定環境上出現暴冲的可能性，這一點我們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