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争失敗後，腐敗的清政府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日本侵略者佔領台灣後，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達半個世紀。這段時間，是台灣歷史上最黑闇的日子。日本殖民統治者不擇手段奴役台灣，掠奪台灣，使用軍事鎮壓、政治管制、經濟壓榨、文化侵蝕等各種辦法，把台灣變成其殖民政策的基地。日本在台灣實行的近代化，只是利用台灣的人力、物力等資源，爲日本本土榨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台灣人民受盡壓迫、剥削與凌辱。渡台謀生的永定客家人，在這段艱難歲月，飽受苦難，英勇鬥争，有的在台灣與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搏鬥，一部分客家人因不願受日本統治、不當亡國奴而回遷大陸。

　　第一節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

　　日本佔領台灣後，東京的各派政治勢力爲了在台灣攫取各自的利益，進行明争暗鬥。1895年6月，内閣成立了一個“台灣特别事務局”，内部矛盾重重，1896年4月就取消了。隨後成立了一個“殖民地發展部”，由於意見不一，1898年8月，這個部又被撤銷。日本軍方認爲：台灣是他們的戰利品，軍事上佔有重要地位，只有軍事統治，才能確保台灣安全；日本民間的工商農林礦業的利益，在整個軍事體系中，才能得到發展；而台灣本地人的利益，必須加以控制，以符合日本的軍事利益。因此，在日本佔領台灣的50年間，武官擔任總督有32年，而且每一任總督的任命，都要經軍方同意。軍方勢力對統治台灣的决定作用，注定台灣遭受的奴役極其慘烈。

　　一、軍事鎮壓

　　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人民的殘酷壓迫、剥削，台灣人民奮起反抗，堅持了長達20年的抗日武裝鬥争。

　　日本殖民當局出動大批軍隊、憲兵和警察，組織討伐隊，對堅持武裝抗日的台灣人民進行慘絶人寰的大肆燒殺搶掠。在北部，日軍第七旅團在短短幾日内就殺害了2454人，整個宜蘭平原大半化爲灰燼；在中部，“雲林大屠殺”慘案，6天之内，燒燬了70多個村莊，4000餘處房屋。在南部，日軍對潮州和恒春進行鎮壓，殺害2053人，傷者不知其數，焚燬房屋5813户。

　　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武裝反抗的野蠻鎮壓，並不能讓台灣人民屈服。1898年2月，日本派遣兒玉源太郎中將爲第四任台灣總督，後藤新平爲民政長官，他們采用鎮壓與招降並施的手段，對台灣民衆持續不斷的抗日遊擊戰頒佈了《匪徒刑罰令》《歸順土匪處置法》，把抗日的台灣民衆誣衊爲“匪徒”，一律處死，屠殺了抗日義士上萬人，各地抗日運動陸續被鎮壓和破壞。1900年，簡大獅從大陸被引渡回台灣處死；同年，堅持鬥争的柯鐵病殁山中；1902年，黄國鎮戰死；林少猫據點突遭日軍襲擊，一門被屠。被台灣人民稱爲“抗日三猛”的義軍首領簡大獅、林少猫、柯鐵三位抗日英雄全部被難。

　　二、政治壓迫

　　1898年兒玉繼任總督之後，他和後藤對警察制度進行改革，加强警察的職能。1901年，將台灣分爲20廳，每個廳設置警務課；總督府設警視總長1人，警視3人，負責指揮和監視警察機關。1920年，台灣地方實行州市街莊制度後，層層設立警察機構，警察網點密佈全台灣，警察機構達1500多處，警員1.15萬人，占地方行政官吏數的65.27％。後來，警員高達1.8萬多人，平均每160個居民就有1名警察管治。警察始終以日本人爲主體，後來雖有録用台灣人，但人數少，且多爲低級職員。1898年8月頒佈保甲條例，恢復清代的保甲制度。警察和保甲結合，成爲殖民統治的基礎。在台灣，凡與老百姓有關的政務，政無巨細，都由警察管理，甚至百姓的婚喪喜慶，也横加干涉。台灣警察欺壓百姓，作威作福，是台灣社會的“土皇帝”。

　　在台灣人民武裝反抗鬥争遭到殘酷鎮壓而暫時平息之後，日本統治者治台政策有所改變，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試圖從文化教育入手，同化台灣人民，從而穩固其統治。日本人所謂“一視同仁”“待遇平等”，是欺騙台灣人民的口號。實際上，公教人員絶大多數是日本人，當地人只能作低級職員。日籍公教人員，不僅工資高，還有加俸，當地人均無加俸。其他行業也是日本人工資高，而廠礦工人的待遇，差額更大，如1921年左右，日籍礦工每工日2日元，台籍礦工每工日只有0.8日元。

　　三、經濟掠奪

　　日本佔領台灣初期，殖民統治者最主要的事務是鎮壓台灣人民武裝反抗，軍費開支巨大，總督府入不敷出，不足部分由日本國内補助。這給日本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爲瞭解决台灣總督府的財源，殖民統治者采用專賣的經濟政策，控制台灣經濟。凡屬專賣物品，其生産銷售，只由殖民當局獨家經營。實施專賣的殖民經濟政策，日本殖民統治者攫取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增加了總督府的財源。

　　1897年4月，台灣首先實行鴉片專賣。1899年，又實行食鹽、樟腦專賣，設立鹽務、樟腦局。1901年，總督府成立直屬的專賣局，統一專賣事務，專賣局下設8個分局、11個辦事處、6個工廠、3個試驗場，還有1個度量衡所。以後逐漸擴大專賣品的範圍，除之前專賣的鴉片、食鹽、樟腦外，糖、菸草、酒、火柴、度量衡器、汽油等物資都列爲專賣品。隨着專賣品範圍擴大，台灣總督府從台灣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額利潤，獲得大筆資金，台灣人民的血汗錢滚滚流入殖民當局的財政腰包，1900年，專賣收入占總收入的63％，其他年份平均亦在40％以上。

　　税收，也是殖民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日本佔領台灣之初，就廢除了清政府的厘金制度，改設海關，適用日本關税率，平均增課三倍，關税增加，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因而台胞生活更加艱難。

　　由於課税倍增，永定條絲煙在台灣的銷售也受到重創，於是，永定條絲煙客商改運菸葉到台灣，在台加工成菸絲。隨即，日本人對進口菸葉也增重税，永定煙商無可奈何，只好歇業關張。之後，日本人委托台灣、厦門商人來永定收購菸葉運往台灣，仿製永定條絲煙出售，獨霸台灣煙業市場。

　　稻米、甘蔗是台灣重要的農産品。日本佔據台灣，將台灣當作提供農産品和工業原料的基地，其中重要的是粗糖和稻米。台灣的糖大量輸出日本，使台灣殖民當局獲得巨額的砂糖消費税，再加上土地調查以後大量增加的賦課、專賣收入、官營事業收入等等，殖民政府的財政狀况得到了很大改善，1905年，達到了財政獨立。

　　到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國税有34種，州税7種，市、街、莊税12種。加上其他臨時攤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税多達80種以上。1937年官方估計，全台國民生産總值8.9億日元，政府收入2.03億日元，攫取了四分之一。

　　四、文化奴役

　　日本侵佔台灣，實現了領土的佔領，還企圖從文化上切斷台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聯繫。殖民統治時期，皇民化運動的目標就在於將台灣人同化爲日本帝國的良民。因而，台灣的教育强行普及日語，灌輸日本大和精神，企圖以教育的力量將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同化於日本。

　　首先，强制普及日語，不準使用漢語和地方方言，否則處以罰款。還在各地設置了衆多的日語講習所。其次，生活方式强制日本化。在全島大力推行神社崇拜，民間供奉的神明集中焚燬，不許奉祀。台灣人世代相傳的祖先崇拜被伊勢大神宫的大蔴奉祀取代，傳統的春節亦遭禁止，家庭中更要設置日式風吕(澡盆)、榻榻米等。同時，迫使台灣人改用日式姓名，從而達成日本化。再次，强化皇民思想教育，在學校，强迫接受日本國民訓練，醜化中國，抹滅學生的中國觀念。

　　在殖民統治者推行皇民文化教育的同時，台灣人民還遭受着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專收日本兒童的小學校，比專收台灣兒童的公學校，經費更多，師資更强。在昇學率方面，公學校畢業的日本學生，昇入中學的約占半數，而台灣人却不到5%。而高等教育，日本學生更是占絶對優勢。

　　皇民化運動引起台灣人民的扺制和反抗。台灣人民以堅持民族氣節爲榮，保持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而爲日本皇民。有台灣人士指出：“在日本人强暴的統治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連日本末任總督安藤利吉也不得不承認，皇民化並不成功。

　　但是，也要看到，日本皇民文化，對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發生了不同的影響，有一些人受到殖民教育較深的影響，産生濃厚的親日情結，這是皇民化教育在台灣種下的惡果。

　　第二節  祖籍永定客家人的抗日鬥争

　　日本殖民統治者佔領台灣後，具有反抗侵略和愛國精神的台灣人民，不做亡國奴，誓死殺敵，掀起了極其壯烈、驚天動地的反佔領抗日武裝鬥争。從日軍登上台灣起，台灣人民就開始了不屈不撓的浴血扺抗。許多客家人積極參與扺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鬥争，表現出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和不畏强暴的戰鬥精神。台灣客家人在日據時期抗日鬥争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一、抗日猛獅——簡大獅

　　簡大獅(1870—1900.3.29），原名簡忠浩，生於台灣淡水。年輕時，他隨族人回祖籍南靖縣梅林鄉長教村祭祖省親，適逢長教簡德潤大宗祠開設武術館，延請武林高手，教授族中子弟練武强身。簡大獅身高體壯，對武術素有興趣，便留下來習武。他力氣大，宗祠門口兩只石獅子，一般人都挪不動，他能舉起繞行宗祠一周。衆人稱他力大過獅，於是易名“簡大獅”。

　　簡大獅刻苦練習，刀槍棍棒樣樣精通，最初在漳州、石碼、厦門等地演武獻藝，名聲大振。不久，他回到淡水，招徒授藝，廣交朋友，扶貧濟困。

　　簡大獅膽量過人，嫉惡如仇，富有民族氣節，是台灣抗日義勇軍首領。在初聞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時，便準備動身進京刺殺李鴻章，家人朋友一番好勸才未成行。清政府放棄台灣，台灣同胞並没有放棄，在日軍入駐台灣時，奮起反抗。簡大獅是“抗日三猛”之一。

　　1895年，日軍開進台灣，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簡大獅一家慘遭屠戮：“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母與嫂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血海深仇，不得不報。簡大獅變賣家産，招募抗日志士一千多人，在淡水揭竿起義，抗擊日本侵略者。

　　1895年11月27日，簡大獅率領600多義民襲擊江頭，攻打滬尾街，與日軍赤狗支隊巷戰於台北天後宫。日軍急調來大批援兵，簡大獅率義軍退入山中。1895年年底，北部各地的抗日首領秘密商議，共推胡阿錦爲首，約定1895年12月31日在觀音山（今台北縣五股鄉觀音山）舉火起事，在台北、宜蘭、淡水、金包裏、頂雙溪、新竹、大屯山等地同時發動起義，會師進攻台北。

　　北部抗日武裝的領導人物有胡阿錦、陳秋菊、胡嘉猷、詹振、林李成、林大北、簡大獅、許紹文等。1895年12月31日夜，觀音山上火號一起，黑旗軍舊部林大北，統率抗日義軍數千，把宜蘭城圍得水泄不通，整整圍了七天。金包裏方面，許紹文帶領抗日義軍混進媽祖廟，全殲屯所的憲兵。淡水方面，簡大獅也與敵苦戰。防守台北的日軍，精兵多，軍火足，負責攻打台北城的陳秋菊、詹振、曾玉等知攻克台北城的計劃不可能實現，便撤回山中。

　　1896年5月31日，簡大獅又匯集義軍260餘人突襲金包裏及日人石門憲兵所。不久，又進攻倒照湖，斃日軍10餘人。同年12月，再與宜蘭林大北義軍約定，於31日同時在台北、宣蘭、淡水、金包裏、新竹等地對日軍發動攻勢，計劃一舉收回台北城。因事泄，日軍設壘埋伏，大獅苦戰不勝，退入山中。1897年5月，簡大獅與詹振、陳秋菊等愛國志士率抗日軍民5000餘人，分兵兩路，攻打台北城，一度佔領台北奎府街、大龍峒等地，與日軍相峙於媽祖宫前，激戰至翌日八時，日軍死傷300餘名，義軍首領詹振英勇犧牲。大獅與秋菊等見日軍防守甚嚴，主動退至大屯山中。台北之役，重創日軍，日軍認爲簡大獅是其“心腹大患”，於7月向義軍發起瘋狂進攻。義軍憑險抗擊，多次打退日軍的進犯。9月，大獅部署曾亨率義軍攻金包裏的阿磅莊，擊斃日軍少尉鬆本。

　　1898年2月28日，簡大獅與羅錦春、李養、徐禄、陳煌等率義軍1000餘人集結於竹仔湖、後山等地，協力進攻日軍磺溪憲兵屯所。次日，日軍由基隆出援，雙方接戰於竹子山、倒照湖一帶，短兵相接，白刃相向，激戰六晝夜，相持不下。後日軍援軍趕到，義軍才化整爲零撤退。以後，簡大獅率300餘人出没於内寮及平頂莊等地，以遊擊戰術繼續打擊日軍。閏三月中旬，簡大獅又會合李豹成等1000餘義軍計劃先攻下滬尾，再進入芝蘭街；另以羅錦春、徐禄、李養等率2000人突襲基隆。此舉又爲日軍所悉，兩軍遭遇，鏖戰於竹子山，義軍因糧餉不足，而退守大屯山。12月7日，簡大獅會同詹番、陳活源等部300餘人夜襲樹林口日軍派出所，相峙二日。敵援兵至，義軍被困。日軍四面包圍，斷絶糧餉，逼義軍投降。義軍鬥志堅强，冲殺突圍，南下龍潭波、鹹菜瓮一帶。接着，又會同彭進良、林石傳等部攻打北埔日軍憲兵屯所。爲掃盪據險抗日的義軍，日軍特混編軍、憲、警，分兵十四路進山圍剿。簡大獅也作出扺抗日軍的部署，由蔡龍、吴春糞、葉通等14位首領率1600餘人在燒灰寮、大厝莊、雙溪等地設防阻擊。在日軍總攻時，簡大獅與義軍一起浴血奮戰數日，雙方均有重大傷亡。23日，日軍援軍再至，發動更大規模的圍攻，大獅在兵力日减，糧餉日盡的情况下，於28日率領一部分義軍冲出重圍，退駐少數民族地區。1899年1月，他與義軍頭領賴干、高扁等人避過敵人耳目，輾轉浮海，到了厦門。不久大獅返回漳州府，住在簡氏祠堂(今漳州市薌城區新華西路220號)避難，籌劃回南靖梅林積蓄力量以圖再舉。

　　簡大獅盡管敗退，但日軍仍然心有餘悸：簡大獅一日不除，他們就一日不得安寧。於是通過偵察得知簡大獅的下落，便以交换被捕清將劉德杓爲條件，隔海逼迫清廷官吏逮捕簡大獅，並派人來厦門、漳州收買威脅提督楊歧珍、道台榮坤等。於是，漳州府道台榮坤帶親兵百餘人包圍簡氏祠堂，簡大獅等人不幸落入清兵手裏。

　　簡大獅在清兵面前大義凛然，慷慨陳詞：“倭淫虐妻妹皆死焉，與之苦戰不勝，故至此。我反倭，非反大清也。今爲大清狗吏所殺，不恨；若以我予倭，雖死目不瞑！”可是，腐敗賣國的清政府還是把簡大獅“引渡”給日本侵略者。簡大獅被押解回台灣，受盡酷刑後，1900年3月29日，在台北監獄被日本人殺害。

　　簡大獅遇害後，舉國震驚，萬民憤怒。清末武進士錢振锽悲憤賦詩：“痛絶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擁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上海《申報》評論：“台灣義民簡大獅爲中國争氣，爲全台争氣，此中國最有志氣之人。”

　　二、抗日舉人江呈輝

　　江呈輝（1872-1917），字藴玉，出生於台灣，祖籍永定縣高頭高南村。光緒十五年(1889)己醜，18歲，鄉試中舉人，少年科第，名噪一時。此後，他曾在基隆“崇基書院”講學。這時，日本明治維新，推行“王政復古”達到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建立新政府。經濟上推行財政統一，推動殖産興業，掌握新式技術，實現國家工業化，生産力大幅提昇。教育也進行大規模改革，價值觀西化，出現“脱亞入歐”風氣。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幅膨脹，野心勃勃，蓄意對外擴張，逐漸形成了以侵略中國爲中心的“大陸政策”。其第一步是攻佔台灣。江呈輝目睹世界風雲變幻，不滿足於“之乎者也”坐而論道的生涯，開始廣泛搜集有關社會、政治、經濟、哲學、軍事等書籍，深入研究，思想日益開闊進步，學識才幹日益精進，立志爲國家干一番事業。唐景崧出任台灣巡撫時，得聞其名，羅致門下，深爲器重。

　　甲午戰争開始之初，唐景崧加强台灣的戒備，認真調整防守的部署，準備迎戰。其間，江呈輝受命參與基隆某處的防務，他一面整飭官兵，修治戰備，一面深入百姓，發動和組織熱血青年成立義勇隊，協同官兵抗擊日寇。然而就在台灣軍民同讎敵愾、積極備戰之際，清延派出了李鴻章與日本“議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台灣軍民大憤，人人切齒痛恨，堅决反對割讓，誓死保衛台灣。在島内外反割台聲浪的推動和影響下，以唐景崧爲首的駐台官員，也對紳民的“保台反割讓”行動給予支持。江呈輝也全身心投入這場守土報國的戰鬥中。1895年5月30日，日軍越過三貂嶺，往基隆進逼，進入江呈輝所屬部隊的防區。6月1日，清軍和義勇隊迎頭痛擊日寇，斬獲頗衆，但最終没能扺擋日軍進攻。6月3日，基隆陷落。6月4日，義軍發生内訌，唐景崧携帶巡撫印遁逃滬尾（今淡水）。6月6日，唐景崧乘德國貨船内渡厦門。6月8日，日軍先頭部隊開進台北城，台北淪陷。江呈輝悲憤欲絶，不得已潜往台南投奔好友許南英。唐景崧等内渡，劉永福受民命於危難之中，在花甲之年，挑起領導台灣抗日的重擔。這時，許南英正在台南劉永福將軍領導的抗日隊伍中任事，江呈輝協助許南英整訓和擴大民兵。在劉永福的部隊，江呈輝一直堅持抗戰到10月台南淪陷，才懷着滿腔悲愴憤慨，偕同許南英等潜回大陸，隱居於漳州。

　　此後，江呈輝還擔任過連江、將樂的訓導、教諭等學官。但經過台灣抗日失敗的慘痛教訓，接着又親見“戊戌政變”等事件，他對清廷日益失望，而將拯救祖國振興中華的希望寄託在啓迪民智、增强民衆的愛國精神、提高民衆素質上面。所以從將樂退職後，他在漳州、汀州、龍岩等地講學和興辦學堂，在故鄉永定協助著名愛國華僑胡子春創辦師範簡易學堂。永定縣公立小學堂也是他積極向縣知事周之鬆倡議並協助周創建起來的。此外，他還在厦門創辦報紙，宣傳愛國思想，弘揚祖國文化，介紹當代新知。

　　後來，江呈輝回到高頭，在南山下建了一座方形土樓，取名“春暉樓”。1917年，江呈輝病逝於祖地高頭，終年46歲。

　　三、大嵙崁江國輝殉難

　　台北附近的抗日義軍分别在三角涌、宜蘭、瑞芳、景尾（景美）、八芝蘭（士林）及桃仔園（桃園）等地活動。特别是扺抗日軍最激烈的大嵙崁（今桃園縣大溪鎮），由江國輝、吕建邦及李家充所率領的抗日義軍最令日軍疲於奔命。

　　經大溪至龍潭的左側隊日軍，係由第三大隊長坊城後章率領四個中隊，循大嵙崁溪右岸前進，並指派其第六中隊第一小隊勁卒35名，由步兵特務曹長櫻井茂夫率領，編爲運糧船隊，押護强征來的18艘紅船，載運350包白米和30桶梅干，溯大嵙崁溪而上，水陸並進，1895年7月11日薄暮扺三角涌街（三峽）宿營。這時三角涌義軍（按，三角涌義軍爲客家人）統領蘇力緊急同副統領蘇俊、幫統陳有善、分統陳小埤、黄鏡源，文案鄭金榜等聚商禦敵策略，决定由陳小埤率領所部設伏隆恩河南岸，桃仔脚（林樹）、林文遠率所部250人，埋伏在河北岸，截擊日軍糧船。蘇根銓（蘇力之子）率部推進三角涌街南邊沿土地公坑的狹谷山區，準備誘使日軍進入峽谷加以聚殲；另以黄鏡源由烏涂窟在谷底堵截，並飛檄大嵙崁街義軍統領江國輝派軍協力堵擊，以防日軍逃竄。

　　大嵙崁街的義軍統領江國輝,也在福仁宫召集黄連取、黄尖頭、邱南、鄭西風、吴連智、劉大用、簡老明等商議，决定自分水侖協同三角涌義軍圍擊來犯之敵，當即部署：

　　一、三角涌方面：蘇力偕幫統陳有善、鄭金榜，指揮蘇俊、陳蒼番、蘇根銓、蘇慶、林成祖、林金盆、林樹、陳增祥、陳騫、張能、廖天使、秦鱸魚等部共約4500人，在分水侖下游狹谷兩側地帶埋伏。

　　二、黄鏡源率鄭西風、劉大用等部約千人，布置在烏涂窟、内福德坑一帶，相機支援。

　　三、大嵙崁方面：統領江國輝與副統領吕建邦、營總簡玉和等指揮簡玉保、廖運藩、李光飏、黄希隆、劉大義、王亮、劉唐、游通等部共約2500人，分據分水侖上游之横岡、烏涂窟一帶山區堵截敵人逃竄。

　　7月12日，日軍坊城大隊由三角涌街出發南進，因山路狹窄，乃以一路縱隊沿土地公坑溪之左岸行進，上午7時通過土地公坑頭站，漸入土地公坑溪坑谷中，此處懸崖絶壁，峭峰夾峙，穀道迂逥，視界不廣，形勢至爲險惡，日軍仍不以爲意，至8時進扺分水侖，後隊亦已通過頭站，埋伏在横溪的蘇詣、蘇慶、林成祖諸營數百人齊出，堵住谷口，各路義軍也齊出圍攻，日軍四竄無路，進退不得，義軍憑土砲、土銃、刀矛、矢石及部分新式步槍，居高臨下，英勇殲敵，斬獲極多。

　　日軍在危急中乃向白匏湖山猛撲，防守該處義軍爲蘇根銓之先鋒營，蘇根銓見日兵冲上，遂奮勇迫近肉搏，徒手連奪步槍七枝，終不幸頭部中彈陣亡，隊形大亂，幸陳有善率部增援，又將頑敵迫退山下，穩住陣脚。並繼續率衆殲敵，斬獲甚多，在激鬥中，陳有善也被流彈擊中戰死。鏖戰至下午6時，日軍乃乘暮色昏茫，沿横岡山腹西北逃往娘子坑，又被大嵙崁義軍江國輝率部堵截，於是再回竄白匏湖山，企圖突圍，並集中迫砲火力開路。但屢撲屢挫，斃傷大半，乃在黑夜中率殘餘遁至土地公坑底端北方一高地，苟延殘喘。入夜大雨滂沱，戰鬥乃歸於沉寂。

　　7月14日晨，天晴雨止，日酋坊城後章少佐亟遣岡崎中尉輕裝潜行探路，其决定選向分水侖西方高地突圍。8時許，以瘋狂之密集槍砲火力，向義軍陣地射擊，並乘勢急上，經蘇力和江國輝急派義軍千餘增援反擊，日軍又損折不少。至下午6時，改從分水侖西北方竄渡大嵙崁溪向中壢逃竄，但甫近溪南岸，義軍隨後追至，對岸亦有義軍嚴陣以待，於是又回竄娘子坑山谷，負隅作困獸鬥。7月15日夜，日軍正羅掘俱窮，陷於彈盡糧絶之際，竟有喪心病狂之羅金來，引導日軍四名士兵化裝乞丐，於晚間7時逸出重圍，奔往龍潭坡山根支隊求救。

　　7月16日，山根信成接到報告，乃於下午傾力馳援，1時許進至份子城山。隔河以砲兵向大嵙崁街猛轟，並掩護步兵向市街進攻。江國輝在娘子坑聽到砲聲，知後方基地遭日軍攻擊，於是急率所部撤圍回守大嵙崁街，使被困之坊城大隊乘隙冲出尾寮，與山根支隊會合，以致義軍圍殲日軍計劃功敗垂成。此戰共殲敵200名以上，日軍自稱傷亡46人，三角涌義軍亦死傷10餘人。

　　江國輝率部回大嵙崁街，即與吕建邦、簡玉和、李光飏等分據市街固守，由於日軍砲火濫射，曾將避難於林本源大厝内的鄉民趙輻、趙聖等十餘人炸死，義軍也死傷多人，接着由底坑突圍而出之坊城大隊殘部，也向大嵙崁進攻，義軍前後受敵，支持到下午6時，即散開向大溪潰走。

　　日軍冲進大嵙崁街，江國輝不幸被日軍俘獲，於解往台北途中，被日兵刺死，時年52歲。同時，在林本源大厝内無辜鄉民江排合、江次開、林萬得、游旺等百餘人，被日軍押往田心仔黄希文大厝前刺死，充分暴露侵略者殘忍獸行。

　　三角涌義軍龢民衆的英勇抗日行動，充分顯示了台灣客家人不畏强暴、誓死扺抗侵略的不屈不撓鬥争精神。

　　四、反對割台的簡成功、簡精華父子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中國神聖領土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全國嘩然，立即掀起了反對割地賠款，要求繼續抗戰的浪潮，尤其是台灣人民反對割台的鬥争更爲激烈。4月20日，台北市民鳴鑼罷市，群衆擁到台灣巡撫衙門，憤怒抗議清政府的賣國行徑，並宣佈餉銀不準運出，製造局不準停工，台灣税收全部留供抗擊日本侵略者之用。台灣人民表示，“桑梓之地，義與存亡”，决心與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戰，“願人人戰死而失台，决不願拱手而讓台”。台灣軍民爲了保衛國土和家園，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割台鬥争。吴湯興、徐驤、薑紹祖以及簡成功、簡精華父子領導的義軍與駐守台灣的清軍劉永福部，是當時反割台鬥争的主力。

　　日軍近衛師團佔領彰化後，即分三路出動：一出西門至鹿港；一出南門至社頭；另分一支至雲林街，次日至北鬥街。1895年8月29日，日軍攻陷雲林縣。30日，其前鋒扺達大莆林，扺近嘉義縣。台中諸城皆失，台南形勢十分危急。當時，黑旗軍的處境極其困難，兵力不足，糧餉匱乏。黑旗軍首領劉永福在台南坐鎮指揮，抗擊日軍。

　　劉永福任命楊泗洪節制前敵諸軍，同時，又接受文案吴桐林、羅綺章的兩項建議：一、議撫；二、仿内地保甲,行聯莊法,令各鄉自近及遠，漸次舉行。所謂“議撫”，即招撫各地抗日的義首；所謂“聯莊法”，即一莊聯十，十莊聯百。由台南聯至台中，由台中聯至台北。倭至則協力攻倭，倭去則嚴查土匪。劉永福以台中抗戰數月，以新苗義軍之功居多。彰化之陷落，徐驤帶20人突圍至台南，劉永福撫慰他們，讓他們加入卑南募兵。於是，台南各地的義首紛紛應招，其中著名的有爲簡成功、簡精華、黄榮邦和林義成。簡成功，原名大肚，嘉義大莆林人，其子簡精華，原名嬰(一作“宜”或“義”)。黄邦榮，原名醜，嘉義中埤莊人。他們都在應招後改了名。林義成，乳名小猫(一作“少猫”)，又名苗生，恒春阿緱人。日軍侵台後，林少猫招募義民，據鳳山嶺以扺抗日軍，並與簡精華互通聲氣。當日軍佔領大莆林的時候，簡精華殺猪宰羊，清掃道路迎接日軍。日軍到來後，責令簡精華獻200名婦女，簡精華不答應。日軍頭目便怒氣冲冲，挾持簡精華到簡家，搜得婦女60多人，縱容日本士兵姦淫玷污。簡精華的家人受姦辱尤酷。簡精華大怒，後送款給台軍。於是，黄榮邦、林義成等人都接受議撫，决心誓死與日軍戰鬥到底。9月1日，劉永福發檄文令簡成功總統義軍，統義民11營。林義成率所部至，亦合爲一軍。

　　五、名不見經傳的抗日義士

　　1915年七八月間，台灣南部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抗日血鬥，餘清芳領導抗日義軍在噍吧哖一帶山莊英勇抗擊日軍。日本軍警到左鎮地區進行報復，燒屋毁莊，屠殺無辜婦孺，慘絶人寰。雖然左鎮本部落幸免於難，唯一平安渡過這次燒殺浩劫，但也有很多族人遭受日本軍警搜捕，被押解到台南監獄。有很多人被處死刑。當年，簡文草偕同大哥簡永春參加抗日行動，大哥永春被日軍警抓捕，後被處死。簡文草爲躲避日本軍警抓捕，四處躲藏二年多，被族人發現時，頭髮長到腰部，隨即拜託簡萼爲他理髮，並送他銀兩作路費。那天正好下雨發洪水，他坐在水流蓋頂（指漂流河中的大樹）順水漂流到西港，已是清晨時分。上岸後，到一個小村莊幫人家做雜工。有一天，一位黄姓少年（黄憨犇）急病死亡，地方耆老出於保護簡文草之好意，讓簡文草改用黄憨犇的名字，於是他在那個村裏生活，娶妻生子，度過一生，育有三男：長子天賜，次子天福，三子天寶，子孫滿堂。1999年1月5日，簡文草申請認祖歸宗核准，於1月9日回歸左鎮故鄉簡姓宗祠認祖歸宗，舉行拜祖儀式，並宴請族人。

　　六、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簡吉

　　日據時期，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使台灣農民飽受欺凌和剥削，農民對日本殖民者對土地的兼併和掠奪，展開了反抗鬥争。尤其是蔗農，受日資控制最甚，其生産、銷售乃至家庭生活，都受日本資本的盤剥。因而蔗農反抗日本糖業資本家的鬥争十分激烈，具有鮮明的民族鬥争色彩。

　　1925年，台中發生了“二林事件”，是二林莊“蔗農組合”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格，遭到制糖公司的拒絶，蔗農以不收割甘蔗扺制，並與警察發生衝突。當年，此類抗争事件高達12起，參加者5000多人。有的農民與日警發生暴力衝突，一大批農民運動積極分子被捕，“二林事件”中，就有93人遭逮捕，31人被判刑。

　　蓬勃興起的農民運動，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農民分散的、單打獨鬥的鬥争，不利於農民争取到應有的權益。在此背景下，1926年6月，成立了台灣農民組合，簡吉擔任中央委員長。1927年底，農民組合發展到23個支部2.4萬多名會員。農民組合的目標：提高農民知識水平，發揚互助友愛精神，以合法手段達成目的。1927年後，農民組合先後由新文協及台灣共産黨所主導。其第二次全島大會發表宣言，號召全島工農大衆團結一致，擁護蘇維埃，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具有革命性和戰鬥性。在農民組合的領導下，1927至1928年間，開展了420宗抗争事件，其中南投竹山、嘉義竹崎發生的竹林事件，是當地居民反抗總督府支持三菱制紙强佔竹林資源而爆發的鬥争。

　　風起雲涌的農民運動，打擊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基礎，而農民組合則提出在政治、經濟上嚮日本殖民統治發起進攻，這成爲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心頭大患。1929年2月，台灣總督府開展全島大搜捕，農民組合的主要幹部被捕，組合中央委員長簡吉等人被判刑。日警並在各地搗毁農民組合支部，威逼農民退出組合，農民組合受到嚴重破壞。但是，農民運動並没有中止，反抗日本地主資本家壓迫剥削的鬥争及針對土著地主的租佃争議仍不時發生。

　　第三節  日據時期永定與台灣的人員往來

　　日本佔領台灣，台灣人民奮起抗日。日本殖民統治者發現，台灣人民的抗日武裝鬥争，得到大陸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對岸的福建省，不僅支持資金和武器彈藥等物力，還有來自福建的志士參加義軍。内渡到福建的義軍頭領，也與島内義軍保持密切聯繫。爲了阻隔海峽兩岸人民的來往，切斷大陸（福建）人民對台灣抗日武裝的援助，以鞏固其殖民統治，1895年11月，總督府頒佈《清國人入境台灣條例》，决定於189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條例第五條規定：“目下暫將無賴、苦力等類一並嚴禁登陸。”歷史上，閩、粤渡台移民大多爲貧苦大衆，這使幾百年來閩、粤等地連續不斷的渡台移民受到極大的阻礙。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及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台勞工及許多台胞紛紛返回大陸。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全面抗戰，自1938年起，勞工渡台幾乎斷絶。

　　一、前往台灣

　　日據時期，受《清國人入境台灣條例》限制，遷台人員大大减少，到1930年代中期，自福建去台的勞工以閩侯縣、惠安縣人爲主，其次爲長樂、安溪、晋江、仙遊、莆田等縣。以從事的職業來看，安溪縣、永春縣去的多是制茶工，漳州、泉州、興化(莆田、仙遊）人大部分是人力車夫，鞋匠以漳泉人居多，厨師、裁縫師、理髮師及賣豆腐者大多是福州人，木匠多數是福州和浙江温州人，福州、温州及江西也有許多去台打雜的，漁夫以廣東人、泉州人占多數，菸草工全是龍岩、永定人，礦工温州人最多。

　　這段時間，永定往台的僅有一些具有專業本領的人，如醫生、教師等。如古竹蘇氏22代蘇棣生，抗戰前遷往台北，先開藥店，後經營房地産業。1980年代80高齡還回鄉探親。24世蘇濟元，抗戰前移居台灣，娶台灣人爲妻，生二子，在台灣病逝，臨終前吩咐兩兒，一定要回家鄉省親掃墓。古竹陂子角村23代蘇培根，携妻師冠英於1935年遷居台灣，生四子。古竹井隆村蘇遠亮，早年赴台，住台中市，在文化界工作，他事母至孝，多次回鄉探省。

　　岐嶺蒲山村在民國初期有人去台灣，現在新竹有八九十人。陳桂龍在抗戰時去台灣，在台灣開藥店，做藥材生意，桂龍的女兒1980年代回來，還會講客家話。

　　也有被日軍抓去台灣的。如：培豐鎮孔夫村張德光的祖父張儀昌原在厦門打鐵，一天晚上12點戒嚴，他被日本人抓去做勞役，抬砲筒，做苦工，送到台灣去，就不能回來了。當時，張儀昌的兒子張作初還不到20歲，一個女兒剛滿月。台灣光復後，張儀昌在台灣還是以打鐵爲生，又娶了台灣人，姓洪，洪氏生了二個兒子：福彩、順彩。福彩承父業，在高雄鳳山開了一個打鐵的工廠，做鐵件。高雄鳳山有鐵件一條街。福彩的隔壁是高陂人，他有一個姐姐在適中，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就有聯繫了。以前的書信全部是從泉州轉寄來或託人帶回來的。張儀昌1995年去世。

　　二、遷回大陸

　　日本佔領台灣後，許多仁人志士不願在台灣被日本人統治，便遷回大陸。如：

　　古竹蘇姓鏵公派下（大德村）22世，森墉，1919年出生於台北市下奎府町，11歲時隨父母渡海西遷漳州。1937年抗戰烽火燃至漳州，敵機濫炸，舉家遷回祖籍永定古竹。鑰公派下（大德村）19世，志崇，早年只身赴台，在新竹開基。有孫藩槐、昌槐、垣槐、進槐。21世藩槐（1864-1942），乳名阿昂，字淵庭，號祖泉，光緒丙子歲（1876）中秀才，光緒壬寅歲（1902）中副舉，因不滿日本人統治，義然返梓，曾任永定縣勸學所長。元配徐氏，生長男金生，娶賴恩妹，留居台灣苗栗縣頭份鎮。22世德生，昌槐四子，1910年出生，居花蓮縣玉裏鎮。1921年，金生、德生回鄉省親，請藩槐回台灣，他不去，還叮囑金生下次回來，務必把祖父志崇的遺骸迎回家鄉安葬。藩槐回鄉後致力於教育工作。鑰公派下（彭坑）22世，新本（1918-），彬朝長子，年青時曾去台灣學徒經商，1938年返回家鄉，妻李清蓮，生四子三女。

　　陳東盧姓天佑公派下19世，利忠（1786-1844），號潔齋，諱占泰，貴享長子，陳東蕉坑燕詒樓人，年12歲時離家往漳州轉泉州，復往台灣赤嵌開基，妣陳氏，生四子：振輝、振鴻、振基、振斯。振基，清朝道光年間出生於台灣，拔貢，妣吴氏，生四子：長子宗煌，次子宗燫，三子宗忻，四子宗燧。甲午戰争翌年（1895），爲不願做日本順民，携眷内渡，定居厦門，曾被任命寧德縣儒學訓導。立有“明經進士盧”及“儒學正堂盧”之額牌，迄今仍保存在陳東蕉坑燕詒樓内。約1903年卒於厦門。

　　高頭江姓高南添滿公派下25世，藴玉，俊民長子（由榮之後裔），名保生，號呈輝，出生於台灣。日本佔領台灣後，參與抗日鬥争，後從台灣返回家鄉，從事教育工作。25世，藴均，俊民四子，生三子：文鐘、文光、文彬（又名文也），從台灣返回厦門居住。江文也，1910年6月出生於台北三芝鄉，國際著名作曲家。1914年隨父遷居厦門，1922年轉往日本就學。1929年入讀電機科，課餘進修音樂，作曲導師爲橋本國彦。1938年到北京教授音樂，同時研究中國民俗音樂。江文也是20世紀最有原創力的台灣作曲家兼詩人，1936年曾以管弦樂曲《台灣舞曲》在柏林奥林匹克音樂比賽中獲奬。抗日戰争時期，他的藝術生涯蓬勃發展，1940年代初達到高潮，並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國際都會主義作出挑戰。1983年10月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