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藝術，是記録中華文化人格精神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山水畫較之於西方風景畫，從搆成的模式到内涵都有不相同。山水畫包容了仁者愛山、智者愛水的深刻内涵，所以，山水畫家也自然和仁者、智者的人格相提並論。而山水畫家的深宏、博大、靈秀等文學性素質，天人合一的東方哲學觀便得以從作品中獲得充分展現。

　　瀏覽青年山水畫家王牌的藝術踪迹，我發現，王牌在繪畫藝術中的情感衝動所構織成的秩序，正是深潜於他性格中的，它同他性格中傾蕩磊落，豪邁侈逸的一面恰形成互補的兩極。隨着他的繪畫年歲的增長，秩序化的理性衝動這一極似有更爲强烈的蓄勢。

　　山水畫的秩序，起源於神秘的“三”。三塊石頭、三棵樹枝，正是中國畫的基本單元和細胞。正如潘天壽所説，從布置上看，山水重虚實，虚實關係起於三。三，始可言排筆交錯，始可言空靈變化，“一儀生兩極、兩極生三方（天、地、人），三方主萬物”，是東方哲學對宇宙創化之道理的高度概括：原初之一，對立之二，統介之三。“三生萬物”這個大道理，可能是早年軍旅生涯的“一、二、三”的刻骨銘心，也可能是後來在廣州美術學院浸淫的理性感悟。活用了這個大道理，山水的造型的布置，就會有一種特有的韵致。我們從王牌的《丘陵山村》（入選廣東省美展），《金土地》（入選98中國山水畫展）等作品中，比較明顯地感覺到這種韵味。王牌將嚴格的軍旅體現與20多年的藝術探索，潜移默化到山水畫的布置和造型之中了。

　　然而，如果以爲僅有秩序意識就可成大器，“而不取自重”，不“謹於良法”（文與可語）那就錯了。在山水畫這表現高度的生命、力量和熱情的藝術中，同時又藴含着高度的韵律、節奏、秩序和理性，非“夸父逐日”的精神和氣概，則無以成大器。王牌從摘取了他第一顆理想星空中的星星（1988年，燙畫《江南春曉》獲福州軍區空軍畫展二等奬）開始，便“手不離筆。心記手追”，在調動過數個工作崗位的漫長20多年間，積累了一叠叠速寫，亦積累了用烙鐵在木板上作畫到筆墨在宣紙上揮灑的經歷。但“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的一點藝術覺心，却於蓬蓬勃勃的風雲歲月中一步步换妙創真，漸入佳境。中國藝術的精髓在“達意”，“意在筆先”。意，即人格精神的高層次物化表白，在王牌人生檔案上的一樁樁優秀事迹，剖白了這麽一種人格精神：槎牙肝肺、芒角肚腸。那末，對他“得其情而盡其性”的表現奔放激情的山水畫成就，也就不存在什麽難以理解的事了。

　　氣韵是生命之本，也是藝術之本。從繪畫筆墨的點綫的符號搆成觀，視爲氣韵形迹的筆墨觀；由抽象的點綫符號結構，向更高層的人格性本源回歸，這就决定了中國繪畫筆墨觀的藝術内涵。人生天地間，天予我，獨而不修人格，何來筆墨氣韵？王牌由技入道，直追古法，如《大寧河畔》、《秋到王家山》等，中鋒用筆、長綫勾廓、皴點解索，深得元吴鎮、王蒙的血脈相承；《松嶺白雲》、《漁訊》等則以小斧劈、雨點皴等到積墨成岩，已得關仝、李成、範寬精神，《秋至沙洲》、《沙洲白鷺》等則以反叛古法而又與古法存在着反向對應性的筆墨，皴、擦、點、染、破……豐富的筆觸和畫肌塑造變化無窮的光、色、形、體和畫面結構，傳遞出富有朝氣的當代精神。近作《山谷静音》可窺其對傳統的繼承，而《天上飛泉》則可觀其對當代精神的追求與探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王牌的繪畫風格還未定格，恰恰是這種“無風格”搆成了現在的王牌風格。他時而用嚴謹的結構去抒寫交響曲般的壯闊和深刻，時而用活潑的筆調去捕捉小詩般的空靈與暇想。我以爲，風華正茂，何必囿於老成持重？我從《金土地》一畫中，看到他以金字塔式造型布局的那直指天籟、穩重堅定、負蒼天、絶雲霓的境界。那不是溪中卵石、水中浮萍的飄移，那是問天的精神。

　　（作者：曾光　美學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