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本人很久未有關於書法的議論見諸報端，也很想與書界同道侃侃書道，現在正可借《書風》一席之地發表些未必合於時尚的議論。立下這個題目，忽而感到既大又重，回憶一下，似乎是某位書法博師在大庭廣衆下演講的題目，但他的演講大多是字如何寫才好看，總之其主題是書法要易識且美吧！做爲“書法觀”，這是極“微觀”的，筆者未能精微至此，只得立論於“宏觀”了。

　　作爲真正意義的“書法觀”，我以爲第一要義是推陳出新，與時俱進。這决非抛棄傳統，“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自有一時代之書法。回顧幾千年書史，每一時代都在更新，書體、風格、流派一切都順應曆史而變，我們這個思想解放、文化繁榮的時代豈能抱殘守闕，死守幾千年的舊格調、舊樣式不肯變化？古人對於政治，對社會早有遺訓：“苟日新，又日新”，“變則通，通則久”，何况每一時代人們之審美趣味之變必然促使藝術要求新求變，不變則是没有前途的。但我並不贊成由幾個領軍人物倡導，一古腦都變成他的面貌，書家没了個性，書法只有千人一面，雖然也涌現一批批“新秀”，但細看不過是某人翻版，書法也同樣没有前途了。近年，我對漢簡、楚簡書法的學習與研究，便是基於此種理念。

　　另一個重要觀念便是“書以載道”，書家名流每引此語，唯不知所謂“道”者爲何物，書何以載道也？書要載道，要先明確“道”的概念。有儒家之“道”，所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論語》）所謂“守死善道”，“安貧樂道”都是論儒家之“道”，其内容無非是克己復禮吧！這是儒的社會理想，也有佛家之“道”，道家之“道”。我不關心佛事，而佛所謂“道”也不過是信佛求佛之心而已。人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不同，他要載的“道”内涵自然不同。我崇拜道家崇信自然之“道”，所謂“道法自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致虚守静”，“歸根曰静”……這些思想對書法的創作發展當有諸多啓示。“書以載道”是翻造了“文以載道”。“文以載道”這個口號是文學創作要爲政治主張服務，比較易於理解，但改成“書以載道”便不這麽簡單了。書家不擔負干預政治，干預生活的使命，如何“載道”？能否“載道”？值得深入探討。或曰：“提倡自作詩文不是可載道了嗎？”吾以爲未必—倘若你的詩文只是吟風弄月，山水花艸之類，與“載道”這個嚴肅命題關係不大。於是我又想到了書法界争論了幾年的老話題—書法要體現時代精神。這該是“載道”的題中應有之義了，但“如何體現時代精神”這一場論争似乎並未完全取得共識—傾向於把書法作爲政治宣傳工具的政治家自然强調在表現内容一定要重在當代，而書法理論家並不完全贊同，筆者亦屬此類。因爲“道”這概念内涵太豐富，單詮釋爲社會發展理論遠遠不足。（社會發展應在“道”中）它包含道路、規律、法則、信仰等社會與哲學的内涵。如把書法中的“道”僅限於表現内容而忽視了形式，可能導致舍本逐末—因爲書法本身就是重筆墨綫條等藝術形式的藝術，因此，真正高妙的書法應該是合乎道家的真諦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所以書法真正的大道是不可道、不可名，亦即到達無法無名的境地。也才是“載道”的真意。或曰：先生差矣！君不見王羲之《蘭亭序》，顔真卿《祭稿》、《争座位》不是以書法載道家之道及儒家之道嗎？誠然不錯，但這兩件經典作品並非受命於人，有意“打造”出來的，是表達思想情感的自然産物，而其他作品未必件件如斯，如王羲之書札中大量的是悲悼喪念之詞，頗有悖道家的超脱思想，顔真卿也有頌揚佛法的作品，這就不算純粹的儒家之道了。至於康有爲也並不用書法來宣傳變化，《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的手稿我無幸看到，但也無文獻記載這是他書法的代表作。但若有人論：我既能用書法表現現代社會生活内容，又能在技法、意境上合乎儒家之道或道家之道，豈不是“書以載道”嗎？餘曰：善莫大焉，善莫大焉！

　　2006年4月於汕頭

　　（作者：劉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