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老師是我頗爲敬重、熟悉的一位青年書家和印人。在暨南大學藝術中心書法專業的三位導師中，他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差不多年長一輩的曹寶麟教授和陳初生教授皆稱其爲“小謝”，有時客氣起來也稱“謝兄”。先生自鎸“人稱小謝”閒章，並常鈐於書作之上。内容看似淺近，其實大有深意焉。蓋“小謝”者，南朝著名詩人謝眺字元暉者也。李白詩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日月。”由此可見先生之爲人，於謙謙自抑中亦不無高遠之致。

　　先生擅書，於篆、隸、楷、行、草各體，無所不學，並精於篆刻。其書初從唐楷入，後由秦斯小篆而攻大篆，而及西周銅器銘文，其後專攻戰國文字，尤以先秦楚簡、石鼓文字入書，最爲精到。先生之石鼓文、楚簡書，工而有變，變而有度，瀟灑自然，古文字演變之規律，了然於胸。近年來主攻行草。其行書初學二王，繼則熔鑄米芾、王鐸，雄强峻拔，已顯自家面目。篆刻從漢印入，上追戰國古璽，繼則以楚簡融入方寸之中，遂得别開生面。先生於書印創作之外，勤於撰述，長於書法史論及碑帖考證。如果以類型來劃分，謝老師可以算是一位理論與實踐並重、書印雙栖的學者型書家。

　　但在我的印象中，謝老師從不以書家、印人自許。而我也認爲，他首先是一位學問家，然後才是書家和印人。先生研究生期間所學爲古文字學專業，在漢語言文字方面有較深入、獨到的研究。甲骨金文以外，於戰國楚簡秦篆文字着力最多，所著《漢語字源字典》，中英對照，遠播海外。對六書理論及漢字演變規律的研究，對篆字形體搆成的熟悉，使得他在變化篆書篆刻風格的能力方面具有了天然的優勢。這種優勢在其以楚簡帛書、侯馬盟書等先秦手寫體古文字入書入印的作品中，表現最爲突出。先生的學問，不光體現在他早年所研究的古文字學方面，在文學、歷史等不同領域也時有涉獵。如此寬的學術面，對先生書印風格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觀先生不同時期書印作品，雄强之中無不充溢着一種濃濃的、清新的書香氣息。這自然是先生的學養潜移默化地滲透在其書印創作中的結果。

　　可以看得出來，謝老師書法篆刻的取法範圍是非常廣的。他走的是一條融匯百家的路子。走這樣的路子，通常是不大容易很快見效的。聰明的人，多半會去走專精一些的路子，這樣容易盡早形成自己的面目。但先生却自稱是個笨人，情願避易就難，選擇别人認爲難走的路來走。他認爲，一切藝術只有兼容並蓄才能包羅萬有，意藴豐富；專精一家，難免造成局限。而大器晚成，急功近利，無异於自毀前程。因此，他不願意局限於哪一家哪一派，也不想過早定型，故其作品面目較多。我想，這大概與他“兼容並蓄，期於晚成”的想法有關吧。

　　從先生自中山大學讀研究生期間系統學習書法篆刻算起，迄今已十餘載。在筆者看來，先生的書法篆刻早已獨具一格，面目日趨成熟了，持此足以在社會上炫耀一番，向世人展示一下了。然先生却一直潜於書齋，不肯在社會上抛頭露面，以致書法篆刻界鮮有聞其名者。這是我所不解的。以筆者之見，作爲藝術家，其作品必然要走向社會，必然要爲世人接受、品評、認可的。筆者嘗就此問題與先生有過交流。先生的一番告白，令後學之我大受啓發：“爲藝之道，所忌諱者有二：一是浮躁不安，二是啖名矜奇。此二惡習皆好名所致。人生在世，不能無視名利。然藝術爲寂寞之道，求名當求身後名，王覺斯所謂‘日後史上好書數行而已’是也。要想有所成就，必須要耐得住寂寞。我於書印，好之樂之而已，情之所鐘，陶然自娱。名利於我何有哉？”我想，先生的這種心態或許就是孔子“游於藝”的主張吧。言及此，我不由得想起蕭嫻《庖丁論書》中所説的：“爲藝者務必脱略名利。名利之貪心萌發，藝術之真趣頓失。若無殉於藝術的操守，藝術斷無成就。藝術需要痴情，名利則窒息一切藝術。”此金針度人之語，也正是我輩所應銘記於心的。

　　謝光輝老師時方盛年，教學、著述之餘操刀染翰，耕作不輟。盡管先生不曾將書法篆刻作爲名世手段，但筆者相信以先生之學養、識鑒、心態，假以時日，其在書印方面的成就必將爲世人所矚目。君謂不然，請俟异日觀之！

　　（作者：徐學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