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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策略比較正確的改革使國民福利和人民實際利益不斷提高，改革變成了發展的動力，也爲自身開闢了道路 |
華盛頓共識與改革策略
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
經濟學基本原理認爲，市場經濟運行需要三個核心要點，即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針對轉軌經濟的“華盛頓共識”是一種改革策略，認爲三個核心要點互爲因果，必須“三位一體”，集中進行改革；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原體制，壓制了經濟自由，財政負擔沉重，無法實現市場化和經濟穩定，必須快速私有化。與俄羅斯轉軌模式相比較，中國沒有硬套“華盛頓共識”的改革策略，而是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上世紀90年代後期，由斯蒂格利茨發起了對“華盛頓共識”的批判，中國道路取得成功的看法開始逐漸得到某些國際認同。
但對那種認爲“中國改革策略不是大爆炸，不是激進改革，而是漸進式的改革，因此取得了成績”的觀點，我覺得也不是很準確。我曾經講過，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整體躍遷，中國採取的改革策略是波浪式前進。當然，這都是一些表觀性的表述，幷不是經典的經濟學或者轉軌經濟學語言，如何表述得準確十分困難，也沒有共同的認識。我認爲，中國的改革實際上運用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幷沒有什麽特別特殊的地方。“華盛頓共識”幷不全錯，它包含了一些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經濟學基本原理。
同時“華盛頓共識”也有很多問題。它沒有包括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說制度的建立，也沒有體現出改革的過程與速度的重要性，特別是私有化的過程。一個忽略諸多重要因素的改革策略，付諸實踐就可能出問題。我們必須考慮起始的條件，即所謂起點。比如，新古典(Neoclassical)經濟學假定信息無成本，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是現實需要、實際存在的成本。我們要考慮如何通過制度重建來降低信息成本，還要考慮這個制度重建所需的時間跨度，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大爆炸式的時間所能解决的。簡單地照搬以新古典經濟學爲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是個灾難，會出現資源的誤配置、財富被掠奪和宏觀經濟無法穩定。因爲從起點上看，不存在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構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制度性條件。
然而，批判“華盛頓共識”，幷不是說其精髓——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宏觀穩定就錯了。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財政政策一直比較謹慎。近十幾年來，中國經濟有兩次比較大的波動。一次是1993~1996年的經濟過熱，另一次是1998~2002年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們通過採取適當的宏觀政策，沉著應對。第一次是實行財政和貨幣“雙緊”政策，解决了高通貨膨脹。1998~2002年的通貨緊縮，主要是來自于外部沖擊，1998年是因爲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持續到2001年的時候又遇到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通過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中性略爲偏松的貨幣政策，我們又解决了通貨緊縮的趨勢。目前經濟偏熱，我們相信有以往的經驗，能解决好這個問題。
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减少國家對經濟的直接控制，這是必然的，這包括讓個人自主决策産品的價格、品種和數量，以及降低國有資本比重，至於是不是一定要快速私有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一定都要通過這個途徑。
我們以國有經濟比重爲表徵，比較一下國家直接控制經濟的情况。在改革開始的1978年,國有資本比重大致在70%左右。此外，生産者的價格、産品的品種和數量都是由國家來確定的，這種經濟控制比國家對資本控制的範圍還要廣、程度還要高。考慮這一因素，當時國有經濟的比重可能達到90%。現在其實也就祗佔30%左右，這可以從國民經濟的三大産業來作具體分析。
首先是農業，按其價格、品種和數量控制三個方面綜合起來考量，可以說農業不是國有的，是由農民來自主决定的，包括土地如何使用。當然，土地改作其他商業性用途需要經過批准，要作價值補償，這在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這麽做的。其次是工業，這個産業中的國有比重不足50%，大體是在40%~50%之間，國家直接管理的主要集中在能源、軍工和某些設備製造行業的一些關鍵性企業。再從服務業方面來看，國家直接控制的主要是金融、通信以及骨幹交通，其餘的不能說是以國有企業爲主。目前，即便是國有企業，也已經不是原來計劃經濟時的國有企業，而是已經公司化，有些已經上市，它們的股權多元化了，同其他企業一樣，對産品的品種、數量、價格有完全的决策權。
不過，壟斷性行業價格决策還主要集中在國家。我們將這三個産業的國有比重再用三個産業佔GDP的比重加權計算，總的國有比例也就30%左右。相對於一些東歐轉軌國家、亞洲轉軌國家，甚至於某些歐盟國家來說，這一比例都不算高。
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我們一直是走對外開放的道路。中國已經全面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則越來越多地成爲中國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全球資源配置。特別是在加入WTO以來，國際社會都認爲中國基本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諾，中國對外的開放度是不斷提高的。
整體躍遷與制度轉換
中國近20年GDP增長平均在9%以上，一個策略比較正確的改革使國民福利和人民實際利益不斷提高，改革變成了發展的動力，也爲自身開闢了道路
相對俄羅斯而言，中國改革之所以能比較成功，主要是改革比較多地考慮了從一個形態轉向另一個目標形態的整體躍遷，以及實現這種制度性轉換所需要的時間，這個時間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需要包括社會意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多方面的制度轉換，其根本還在於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最大區別是社會經濟的决策模式，需要從中央計劃轉換到個人(企業也是個人)自主性决策，這是最大的制度變化。
新的經濟决策模式的正常運行，需要相應的制度作保證。制度建設有很多內容，首先是基於經濟自由决策下的一些遊戲規則，如合同制度、會計制度、法律制度等。其次還有定價機制，包括一般産品市場定價和自然資源定價、自然資源價值的評估等。這在計劃經濟下不需要講，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必需的。此外，金融服務以及對金融資産風險的控制，還有整個社會最後的安全網，如社會保障體系等，這一系列都是制度。
這些制度的運行又必須以國家行政能力作爲支撑條件。首先，那些合同、會計、法律、金融的監管等，是對基於自由經濟决策的遊戲規則的維護，這顯然是政府的職能。其次是基於市場交易行爲和要素收入的稅收徵集，計劃經濟的稅收不是針對這些方面，主要是徵集國有企業的利潤。第三，財政和中央銀行，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不過是計劃的被動執行者，現在變成主動的經濟調節者。
回顧中國改革的軌迹，可以看出中國在持續地、不斷地進行著這些制度建設。曾經有一種概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能够達到什麽程度，决定了我們在某一個方面的放開程度。這主要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的，概括大致準確。但制度建設幷不都是國家主導的，還有市場發展需要和其自身産生的制度建設。因此，可能從“讓市場配置資源，國家應該提供什麽政策環境”這個角度表述會更完整一些。無論如何，那種概括還是清楚地表明，我們是一直把制度建設作爲重點的。
改革(reform 或restructuring)本身就包含有制度建設的意思。我們曾經在這些方面有一些延誤，或者說是有過一段比較薄弱的時期，比如1993年的通貨膨脹，其起因很複雜，但是有兩點我們可以看到，一是當時國家的財政能力很薄弱，二是幷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能管住全社會總需求的中央銀行。通過1993年和1994年的改革，我們比較整體性地補上了這一課，從一個漏洞比較多、很多情况下是基於對企業或經濟行爲進行直接控制的稅收制度，轉向了比較現代的、基於市場經濟和自由經濟决策之上的稅收制度，而且國家的財政能力從此不斷地提高。央行也進行了比較大的改革，真正開始脫離那些商業性行爲，注重于貨幣的穩定。我們還改革了外匯制度，使之更加適合于貨幣政策調整、貨幣供求調節以及對外經濟開放。
我們還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係進行了改革，建立了市場經濟條件之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基礎。有的國外學者對中國財政改革的效果有疑問，主要是觀察到在改革以前的1978年,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爲31%，現在降到了20%，財政能力沒有增强，還十分薄弱。實際上，這不是同一個概念。當時的31%是把所有國有企業的利潤、折舊，全部進入國家財政，是一種計劃經濟的財政概念。現在國有企業利潤、折舊等全部由企業自己去决策，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同時20%幷不是一個可比的指標，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財政能力的概念，因爲它不包括社會保障繳費，也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還不包括一些使用者付費。加上這些因素，中國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大概就會再提高，即政府控制公共資源佔GDP的比重還會更大一些。從絕對量看，最近十幾年來財政收入能力也是不斷增强的，不到5年左右的時間財政收入大致就翻了一番，這是國家穩定的一個重要保證。最近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動增值稅轉型和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幷”，將會有一定量的財政收入减少，這既是進一步完善讓市場發揮作用的政策環境，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所有這些制度性變化，可以看到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各種理論和實踐在中國都得到了應用，當然都不是全面照搬。正因爲如此，我們才大幅度降低了信息成本，包括政府强制執行“遊戲規則”所需要的信息，政府徵集財政收入、維持政府能力的信息，還有市場自由决策的企業和個人所需經濟合同的信息等。我們已經從中央計劃經濟控制之下信息完全由政府提供，變成了主要從市場取得信息，而且有制度性的保證。
總之，簡單照抄照搬“華盛頓共識”是不對的，我們必須運用先進生産力所發展出來的那些經濟理論的全部成果，這是我對經濟改革作的一個簡單概括。從實際結果看，這種改革帶來了非常快的經濟發展，中國近20年GDP增長平均在9%以上，人民群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一個策略比較正確的改革使國民福利和人民實際利益不斷提高，改革變成了發展的動力，也爲自身開闢了道路。
中國與俄羅斯的比較
2000年我第一次去俄羅斯訪問，當時找了一些俄羅斯的報紙，看到正熱烈討論著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建立會計制度，另一個是如何建立稅收制度。我看了這兩篇文章後非常吃驚，俄羅斯還在沿用蘇聯的成本會計制度和基於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稅收制度，而當時俄羅斯進行所謂大爆炸式的、休克療法式的、套用“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已經將近10年了。
我一看到這兩篇文章，就想到這種改革出現灾難是必然的，因爲這兩項基本制度是經濟秩序的重要保證，需要充分的準備。大爆炸式的改革，不可能、也沒有完整的意識去考慮這類“次要”條件，結果是計劃經濟的秩序被破壞了，市場經濟又不能正常運行。儘管中國在這些方面也是薄弱的，但經過制度建設較早地補上了這一課。比如說會計制度，2000年時我們已經頒佈《會計法》15年了，幷且不斷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最近還要發佈新的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國際資産評估委員會認爲中國會計準則是與國際趨同的，所剩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差距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對國際會計準則的確立非常有參考價值，對我們的審計準則也有類似的評價。稅收制度的改革是永遠都沒有止境的，前面已講過，我們也較早地建立起了基本制度。這是我作的一個簡單比較。
我還記得1993年年初，到日本參加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規劃培訓班，來自獨聯體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財政同行們也參加了這個班，主要探討市場經濟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决策等內容。我發現他們突然明白了一點：他們的國家都在盧布區，所有這一切對他們來講都沒有制度基礎。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對這些基本制度缺乏了解，更不要說重建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最近一兩年歐美特別是美國一直要求中國的匯率制度體現靈活性，要實現浮動匯率。既然我們要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麽在開放經濟的情况下，必然要實行浮動匯率。問題是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制度安排，而歐美是有的。我們長期以來實際上是固定匯率，企業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規避匯率風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如何定價。因此，我們必須給出制度安排，還要通過培訓讓企業知道這一點。儘管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培訓，但主動建立這樣的市場是最爲關鍵的。經過充分準備，2005年5月18日我們在銀行間市場允許非金融企業進入交易，建立做市商制度，形成了浮動匯率制度之下的市場制度基礎。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制度，企業不會在這一制度安排下規避匯率風險，匯率浮動又比較大的話，那將對企業經營産生十分不利的影響。這與剛才講到俄羅斯的情况是一樣的道理。
我幷不是說中國的轉軌非常成功，也不是說我們沒有毛病，實際上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說，地區間的差异問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不能非常有效和一致地執行法律、維護遊戲規則問題；又比如說，我們的稅收制度還不够公平，收入還過多地依賴工業生産環節，應當更多地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不干擾資源配置的同時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及使收入更多地來自生産要素的所得上。還有在金融風險、現代金融企業運作和金融制度等方面，我們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去做。然而，總體上中國改革是成功的，這條路是基本正確的。
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
中國爲什麽要走這條路，我簡要歸納幾點：
第一，中國改革從整體上一直是市場導向的，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及之後的理論，一直是指導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思想基礎，而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最終確立，是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才開始的，因此必然形成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比較小心的，沒有因爲比較早地確立某一個目標而陶醉，也沒有一下子建成某種目標形態的幻想，實際上也沒有“天真”的條件。
第二，中國在改革起點時的發展水平，遠遠沒有蘇聯經濟發達，這時候建立一些比較簡單的制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而在蘇聯經濟比較發達的情况下，建立新制度則要複雜得多，强度要大得多。因此，對於蘇聯的改革來說，如果不經歷比較大的痛苦就實現平穩改革，難度比中國要大。
第三，中國改革沒有照抄別人，因爲我們有歷史教訓。我們一直講究實事求是，吸收外來成功的經驗和理論，根據中國特點尋找自己的道路，這是一貫的指導思想，一種深入骨髓的意識形態。
第四，中國改革既然走出了這條路，而且從開始以來人民群衆就不斷獲得好處，他們就認爲它是正確的、就擁護，改革爲自身開闢了道路，就可以接著走下去。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路徑依賴。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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