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呈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態勢。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達到了10.9％，是1996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逐漸加快，至6月份累計投資的同比增速為31.3％，是自2004年6月以來投資增速最快的月份。這種高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在其背後起支撐作用的高投資引起了宏觀調控當局的警覺。勿庸置疑，對經濟過熱時刻保持警惕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同時也需要冷靜地思考看待目前過快的經濟增長率和投資水平。
●當前過快的增長難以持續
經濟過熱的首先表現就是GDP增長率過高。在理論上，衡量經濟增長過快與否以及過快程度的標準主要有兩個：其一，經濟增長率是否超過了“潛在經濟增長率”；其二，物價水平是否大幅度的上漲。
就“潛在經濟增長率”而言，它是指經濟中的生產要素———勞動、資本、技術及各種資源所能夠支撐的增長水平。因此，為了測度潛在經濟增長率並據此判斷經濟是否過熱，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調查研究經濟中可用的生產要素狀況。可是，這樣的調查研究即使是在統計制度完備的發達國家也極其費時費力，在中國則基本上不可能。
儘管無法準確地測度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但是，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是，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應該是上升的。衡量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直觀指標是非農就業（二、三產業就業）占全部就業中的比重，這個比重越高，表明從事經濟附加值較高的勞動人口就越多，從而勞動的邊際產出乃至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越高。如果按照有的經濟學家（如社科院經濟所劉樹成所長）基於歷史數據得出的結論，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9％左右，那麼目前的增長水平應該高於此，可能在10％、11％甚至12％左右。據此，上半年10.9％的經濟增長率似乎就沒有值得過分擔憂了。
將物價指標反映經濟增長水平似乎更加客觀。標準的宏觀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物價水平由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決定的。如果總需求增長快於總供給，則物價水平上升、甚至發生螺旋式的通貨膨脹，經濟呈現相對過熱狀態；反之，如果總需求增長慢於總供給，則物價總水平趨緩、甚至出現通貨緊縮，此時經濟呈現相對蕭條階段，通俗地說，就是“產能過剩”。
從目前各類物價水平看，上半年CPI只增長1.5%，其中主要是鮮果（同比增速47％）和新鮮蔬菜（同比增速13.5％）價格上漲過快；PPI增速達到了3.5％，其中主要是石油價格持續、高速上漲，而其他資源、如煤炭、電力等的價格已經明顯回落；截至5月份，原材料價格指數增長率達到了5.5％，但也是同石油尤其是有色金屬價格的持續高速上漲有關，而石油、有色金屬的價格又主要受國際商品市場非理性炒作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
就調控當局擔憂的資產價格而言，全國房地產價格的增速已經在逐步回落，即使有部分城市的房價漲幅較高，多起因於近期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性調整政策，如90平米住房的供給須占到70％以上，這種上漲基本上已經是強弩之末了。
所以，從目前中國的物價水平看，目前的經濟過熱恐怕是難以持續的。
●如何看待當前的投資水平
在任何一個國家，經濟過熱的最重要表現就是投資水平過高，在中國以投資維持經濟增長的經濟體中，則更是如此。然而，衡量投資水平是否“過高”，除了要看物價水平之外，還得看另外兩個標準：其一是投資增長是否超過了支撐投資的經濟資源，其二是投資的效率。
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可以知道，儲蓄與投資之差等於出口和進口之差。如果投資高於儲蓄，則意味著國內的經濟資源無法支撐國內的投資，因而需要通過貿易逆差來獲得國外的資源；反之，如果投資低於儲蓄，則意味著國內的經濟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從而在經常項目上出現貿易順差。
中國的經濟現實反映了後一種情況：自1990年以來，除了1993年因人民幣匯改導致的衝擊之外，在16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投資率（投資與GDP之比）一直低於儲蓄率（國民儲蓄與GDP之比）。相應地，中國的出口一直大於進口。這種投資率長期小於儲蓄率和出口長期高於進口的狀況說明，中國經濟一直處在“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並存的狀況。2005年中國儲蓄率為47.9％，投資率為43.3％，後者低於前者達4.6個百分點，為改革開放以來內部失衡乃至外部失衡最為嚴重的年份。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如此長的時間裏出現投資率低於儲蓄率的情況，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例如人口結構變化、工業化初期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各種福利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也切實地反映了中國的經濟資源沒有用於尚不發達的國內經濟，而是被用於那些已經處於發達階段的國家（如美國）。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非要說中國的投資率高，那麼，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投資還沒有高到能夠吸納國內經濟資源即國內儲蓄的地步。
除了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來認識“高”投資外，還有一個基本的標準就是投資效率。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一種生產要素如資本發生了過度的投入，則必然會導致該種要素的邊際產出發生較快的遞減。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投入只能獲得越來越少的收穫。然而，有關投資效率的微觀理論研究也沒有證實中國的投資效率在下降。
在對微觀方面進行考證之外，在宏觀層面還有兩個便利的指標可以反映投資效率。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存貨占GDP的比重。顯然，存貨與GDP的比重越高，則說明投資的效率越低。可是，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在1981至1990年間，存貨占GDP的比重平均為6.8％；在1991至2000年間，該指標下降到4.3％；而在2001至2005年間，已經只有不到1％。存貨占比的不斷下降是中國投資主體由國有經濟逐步轉向民營經濟的必然結果，是投資決策機制提高的反映。
另一個指標是經濟增長率與投資率之比。從理論推導看，這個指標就等於資本的邊際產出。在1991至2000年間，該指標為0.27，即一元的投資帶來0.27元的GDP；在2001至2005年間，該指標為0.23，即一元的投資帶來0.23元的GDP。所以，資本的邊際產出並無明顯的下降。而且，最關鍵的是，資本邊際產出的波動率大幅度下降。資本邊際產出波動率的下降反映了投資決策機制的改進和投資效率的提高的。
上述分析可見，依據判斷經濟增長過快、投資水平過高等主要經濟指標，我們還無法得出或者至少是無法有把握地得出“經濟已經極度過熱”這個結論。那麼，在採取相關經濟政策時就需要三思而後行了。同時，要時刻引起我們警惕的是，在經濟增長的三大總需求（即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中，如果短間內難以刺激作為國內需求的消費，同樣作為國內需求的投資又被過分壓制，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更加依靠摩擦不斷的對外貿易，經濟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問題也將日趨嚴重。
總之，雖然我們無法有把握地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並據此採取方向明確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但是，我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從長期政策取向上看，在採取切實措施刺激國內消費的同時，繼續加快推動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以提高投資效率、改善投資結構，這一定是中國經濟平穩發展的長治久安之道。（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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