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如此，我們認為，任何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都應秉承對人性、親情的尊重，不能在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漠視基本人倫與尊嚴。對人性、親情的尊重，更大程度上應是一種理念。這種理念應當跨越管轄部門、案件類型乃至刑事民事的界限，融入每個執法者的血液裏。
社論指出，司法實踐中，類似案例並不缺乏。2002年，武漢警方曾接獲資訊，得知一名殺警潛逃的罪犯與闊別10年的雙親約定在火車站見面。現場指揮員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待逃犯與父母話別後，才下達了抓捕指令。2005年，四川省大竹縣檢察院對一名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暫緩批捕”的決定，理由是其兒子即將參加高考，批捕勢必影響孩子的考前心態。
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公安機關在罪犯父母前實施抓捕，也沒有任何規定要求檢察機關對子女即將參加高考者“網開一面”，可是，無論對象是窮兇極惡的殺警罪犯，還是偶爾失足的交通肇事者，我們的執法者都在關鍵時刻體現了對人性的尊重。缺乏寬嚴相濟、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是很難做到這些的。
在一個法治國家裏，刑事立法意味著正義與權威，刑事司法包含著民心與公意。基於對親情倫理的體諒，《刑法》規定了“近親相盜”不為罪；基於對生存底線的關注，司法解釋要求在沒收犯罪人財產時，必須為其親屬保留必要的生活費用。刑事執法，則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的司法正義，它當然應當承載懲惡揚善的嚴厲性，但也必須尊重與維持人類共通的情感，使刑事司法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刑事執法中的法意與人情，不應交給刻板、僵硬、註定將被違反的條文律令，而更應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潛入每一名執法者的內心深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