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政府推出新勞工法案《首次雇傭合同》，引起法國大中學生的抗議浪潮，很快蔓延到整個社會，以至法國最古老的索邦大學所在的巴黎拉丁區遭到軍警嚴密封鎖，被形容爲美國在巴格達佔領的“綠區”。
世易時移，人心不古。與1968年“富極無聊”、追求文化和政治理想主義的法國學潮相比，今春的這場抗議運動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受去年法國少數民族青年大騷亂驅動的新勞工法，旨在改善教育程度低下的下層青年的高失業率，而中産階級下一代主流却將其看成是對自己的莫大威脅。
這一情况其實代表歐洲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共同課題：冷戰期間建立的福利社會受到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的雙重沖擊，福利社會的中堅——中産階級面臨前所未有的擠壓和安全感危機。
例如在美國，中産階級受擠壓是近年來最重要的社會演變趨勢，祗不過美國的福利制度以及相關的文化傳統遠不及歐洲，所以儘管小布什政府大開羅斯福總統以來的福利社會政策倒車，至今尚未引起如同法國那樣激烈的社會反應。
而在日本，上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經濟騰飛期間出生的所謂“新中間層”漸漸崩潰，“一億總中流”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愈發明顯。暢銷書《下流社會——新階層集團的出現》的作者三浦展說，20年後，很難說巴黎騷亂就不會發生在日本。
面對同一全球化趨勢的歐洲，由於長期的福利制度、普遍的公共醫療體系與“鐵飯碗”職業保障，現有中産階級不至於貧困化，但是在亞洲崛起競爭和人口老化導致社會福利負擔不勝負荷的大勢下，歐洲青年一代面臨生活水平將低於父兄的風險。
正如中國習語所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歐洲青年一代面臨由奢入儉的痛苦適應過程，這才是法國學潮的真正因素。
除了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等現實問題，歐洲福利制度面臨挑戰，也有意識形態的層次。歐洲福利社會的確立，固然是社會黨、工黨等左翼政黨倡導的社會民主運動的結果，但絕不能忽視冷戰時代西方與蘇聯爭奪意識形態優勢的因素。
事實上，冷戰一開始，西方世界就意識到，要有效抵制國際共運，必須减少資本主義的傳統弊病，尤其是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不公。不僅左翼政黨，就是政治右翼也認識到减少貧富差距和培養强大中産階級的必要。
早在1947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指示中央情報局秘密資助歐洲各國的社會黨，以“溫和社會主義”來架空蘇式共産主義的號召力。這一持續幾十年的政策，不僅阻止了西歐共産黨掌權（例如社會黨籍的法國總統密特朗依靠法共支持上台後馬上對後者過河拆橋），更幫助創造了西歐戰後的福利社會，成爲展示西方制度優越的重要橱窗。蘇聯東歐集團的瓦解，西歐福利社會的道德優勢功不可沒。
隨著蘇東陣營的崩潰，至少在西方右翼眼中，福利主義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維持社會平等的意識形態動機不再存在，甚至連一些中左人士也開始鼓吹强調市場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在冷戰期間一直支持西歐溫和社會主義的美國政治主流，對歐洲福利主義的批評日益尖銳，指其爲歐洲近年經濟發展遲緩的罪魁。在歐洲，要求改造福利制度的右翼輿論也相應上昇。
從勞資關係角度看，由於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放大了全球勞動力供給，歐美的明顯趨向是經濟和政治杠桿都在向資本方向傾斜，勞力和工資在社會産出中所佔比例不斷下降。這在美國特別明顯，除了工會人數和勢力劇降，近年經濟雖然穩定增長，就業和平均工資却不見相應增加，工資中位數甚至下降。據英國《衛報》報道，歐洲也出現類似的趨向。
但是法國學潮的蔓延以及前些時候的德國大選結果，都表明强調社會平等的福利主義在歐洲大陸實在深入人心，以增加社會風險和貧富差距來加强經濟競爭力的新自由主義，在歐洲青年一代由奢入儉的痛苦過程中，將遇到巨大的社會阻力和難以逆料的激烈反應。在最近的政治風暴中，法國中左翼《世界報》的社論題目《迷途的巴黎》，和右翼《費加羅報》的社論《（難道）會有仁慈的改革方案嗎？》，無不反映了歐洲在這一歷史性變革中的迷惘。
總之，歐洲由奢入儉改革的艱難和迷惘，以及它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下降，除了讓歐洲統一强大的前途失去光澤，也使人不能過高期望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分量。
來源: 南風窗 作者:于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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