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超過30%的投資增速、6.7萬個新開工項目、高達468億美元貿易順差……”1～5月宏觀經濟運行數據出來後，本已持續的經濟增速，似乎又被架到了火爐上。如何看待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和調控效果，下半年又將採取怎樣的調控策略等，年中之時備受各方矚目。
經濟雖高位升溫，但協調性較好
當1～5月的經濟指標陸續見諸報端時，6月14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經濟形勢。這是今年第二次討論宏觀經濟形勢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一次是在一季度數據公布後的4月14日。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結構性矛盾突出，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增大──這些經濟運行中近乎頑症的問題，曾長期反復出現，而且呈癒演癒烈的趨勢”，針對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的三個問題，權威機構的經濟研究者白津夫這樣告訴《望新聞周刊》。
的確，這三個問題從2003年下半年至今，一直伴隨著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三年多來也一直是宏觀調控的發力點。正因如此，國務院常務會議用“總體向好，但問題仍然存在”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了清晰判斷。
通過採訪多位研究者，在與前兩年的對比中，可發現今年宏觀經濟的新特點。
首先，投資在較高的水平上進一步加快，但行業增長較為均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分析說，今年一季度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9.8%，而1～5月的這一指標則達到了30.3%，表明投資增長在較高的水平上進一步加快。這與去年投資高位下調的特點不太一樣。
白津夫認為，前5個月投資增長持續走高，這是自宏觀調控以來的又一個投資增長高潮。
對此，張立群告訴《望新聞周刊》，由於行業投資相對均衡，因而與2004年相比，今年的投資增長要相對正常一些。
對比來看，2004年全年的投資增幅都保持較高的水平，特別一季度曾達到43%。有些行業投資增長尤其迅猛，如鋼鐵的投資增幅高達200%多；2005年，投資增幅雖也較高，但比較穩定；而今年，一些過熱行業的投資雖出現了一定的反彈，但仍與總體水平相差不大，如鋼鐵行業今年前5個月的投資從去年同期的7.8%回升到13.7%；有色金屬行業從24.7%回升到34%。“與2005年相比，今年的投資有加快之勢，但比較溫和，呈現出高位穩定的態勢，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還是在提高的”，張立群如是說。
二是貨幣信貸投放出現加快趨勢。
在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長茂看來，信貸投放過多，實際上是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連在一起的。中央通過收緊“兩根”(即“地根”和“銀根”)的辦法控制固定資產的過快增長思路是正確的。但相對來說，中央對土地的控制比較有效，而信貸控制的效果並不理想，導致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的問題在今年抬頭。
趙長茂的這一判斷從前5個月的數據中可以得到証實：1～5月，新增貸款1.8萬億元，佔央行全年目標的70%以上，同比增長80%以上。而5月末，廣義貨幣(M2)31.7萬億元，同比增長19.1%，超過央行年初16%的增長目標。
張立群則將2003年至今的M2余額與當年GDP的總量作了比較。他告訴《望新聞周刊》，2003年這一比例為1.88，2004年為1.85，2005年為1.62，從中可以看出，這三年總的趨勢是，在嚴把信貸閘門的情況下，貨幣供求量與GDP總量的比值是在下降的。但是，如果前5個月的M2余額的增長率繼續持續，全年的GDP增長率按照10%來計算，那麼今年的M2余額與GDP總量的比例將上升為1.74。“雖然並沒達到2003、2004年的高度，但與去年相比已開始回升。”張立群認為，考慮到2005年的GDP增長並不低，而貨幣供應量也不是很緊，那麼，今年的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比較起來，呈加速擴張的趨勢。
三是投資主體逐漸開始發生變化。
“雖然形式上仍表現為各地方政府在驅動經濟，但實際上，這次驅動經濟的主要力量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經濟組織”，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韓保江認為，投資的主體正在發生變化。
從前5個月的數據中可見，社會投資佔了較大比重。白津夫告訴記者，在1～5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5萬億元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單位投資1.2萬億元，大體佔到47%，而其余超過一半以上是來自於社會投資。
韓保江分析說，比如，銀行貸款過快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銀行主體地位的確立有關。“過去的貸款更多是政策性的，而這次的貸款則更多的帶有趨利性的色彩”。從貸款需求方來看，需求也更多的來自於企業。
不過，研究者們也提醒，隨著非國有經濟投資佔據投資份額的比重逐步上升，投資行為的市場驅動特征越來越明顯，也要防止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某些領域仍存在過度投資的可能。
四是結構性矛盾在今年有所緩解。
在張立群看來，在今年經濟加快增長的過程中，並沒出現特別短缺的產品。如電力、煤炭等供求關系都有所緩解，煤價穩定，有的地方煤價甚至有所下降。據預測，下半年電力的供求有可能會從供不應求轉變為供大於求。其他產品，如鋼材、水泥、石化、有色金屬等短缺都已消失了，並沒特別明顯的結構性缺口。
保持25%左右的投資增速
縱觀這三年多的情況，防止投資過熱始終是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而經濟運行中的諸多問題也與投資過熱密不可分。那麼，對於處於工業化中期、起飛階段的國家來說，多大規模的投資比較合適？
對此，張立群結合近幾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分析認為，GDP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按照普查後的新口徑)，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是大體可以承受的，也不會引起突出矛盾。與此相聯系，投資增長保持在25%左右，對於支持這一經濟增長率是必要的。
另一位長期參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權威人士在接受《望新聞周刊》採訪時，也對這一投資增速的合理性表示了讚同。
然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要將投資增速控制在25%並非易事，特別是從30%以上的增速下降到這一水平，就更為不易。因為本輪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量很強勁，背後涉及到市場需求的自發力量、體制、機制等諸多復雜因素。
張立群指出，一方面隨著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居民住、行的強勁需求，對投資拉動的可持續性是很強的。“消費結構升級帶來了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又拉動了就業、帶來了收入的增長，這種增長必然又會拉動需求的增長，這是一個可持續的循環”。在他看來，當前的投資高增長，是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工業化、城市化加快必然伴生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看，投資高增長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國投資增長是依靠市場和政府共同推動的模式。而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的投資機制和行為都還不盡完善。市場方面，突出表現為要素市場發展滯後，土地、能源和其他緊缺資源、資金等難以通過市場價格變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難以形成相應的替代、節約資源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就助長了資源、資金需求的快速擴張；政府方面，對競爭性領域的投資介入過多，對一般經濟建設活動參與過多。財稅體制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熱衷於上建設項目、參與地方各類投資活動。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問題的結合，就形成了不計成本、不顧風險、不惜資源和環境代價的行政主導投資熱，集中在城市發展和建設方面表現出來。
可見，推動投資有著正、負兩股力量。從今年的情況來看，除市場需求拉動、發展觀的偏差、經濟增長方式粗放、違法用地情況嚴重等因素外，還有特殊的政治原因。
白津夫告訴記者，今年是“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同時也是地方黨政換屆的特殊時期，加快經濟增長是這一特殊時期比較典型的政績沖動。數據顯示，前5個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除少數省份之外，經濟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投資增速超過35%的省份就達到13個。
而韓保江認為，啟動“十一五”重大項目建設，特別是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需要增加新的投資。在這種發展願望的驅使下，一些地區、行業的投資增速加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之中，存在著市場力量驅動投資增長的合理的一面：“要警惕，但不要大驚小怪”，韓保江具體說，“要警惕──就是要關注事態的變化；不要大驚小怪──就是要看到這也是經濟活力的表現”。
不過，採訪中，多位研究者都提出在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的同時，也要看到其風險性。
張立群認為，從數字上來看，25%的投資增速也比較高，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進一步擴大的空間不是很大。而投資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問題，很容易導致投資增長進一步加快，並超出經濟社會的承受能力，從而引起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導致資源環境方面問題的加劇。
具體到今年，他分析說，盡管投資的增長有其合理性，但也正由於投資增長水平已很高，且推動力仍很強，所以，稍不謹慎，就有可能出現過熱。
而其負面影響，首先就是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加劇。白津夫告訴《望新聞周刊》，1～5月，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2%，增速不及投資增速的一半。從價格看，前5個月，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2%，商品零售價格上漲0.7%；而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2.6%，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5.9%。
韓保江分析說，雖然投資的一部分會轉化為居民收入，但是絕大部分則轉化成了生產能力。在投資過快增長的情況下，如果國內消費長期跟不上，供大於求，那麼，必將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因此，在目前投資熱而消費乏力的情況下，要關注一些行業是否戰線過長、出現生產能力過剩、造成新的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
趙長茂也認為，要警惕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力不足矛盾可能帶來的經濟波動。從實際情況來看，前幾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偏快，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後遺症已有所顯現。以電解鋁行業為例，去年電解鋁產能1070萬噸，實際產量718萬噸，消費量為712萬噸，產能平均利用率為75%～78%，整個鋁冶煉行業的虧損額達13.1億元，同比增長110%。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另一個可能的後果是引起上遊產品即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並最終傳導到消費品價格上，從而引發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
第二，張立群最為擔憂的則是，在貨幣信貸的總量偏大、增長偏快的情況下，一些資產價格(如房價、股價)的增長也比較快，金融和資產市場綜合起來，可能會潛伏著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此外，“能源、資源壓力增大”的問題將長期伴隨經濟增長。張立群認為，正是因為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快，對土地、水、礦產資源的需求也都在加大，同時污染排放對環境的破壞也會存在。特別是從長期發展來看，能源將會是我國的戰略短腿。趙長茂分析說，我國經濟仍屬粗放型增長，講求速度而能源利用率低。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5%，但卻消耗了30%以上的原材料，經濟佔世界的比例與資源消耗不成比例。但在去年，我國能源消耗的增長率首次低於經濟增長率。
防熱怕冷，宏觀調控走“鋼絲”
當前，在平衡線上來回起伏的投資增長、冷熱兼備的宏觀經濟，令宏觀調控如同走鋼絲，艱難的尋求著平衡：既要保持較高的投資增速，以支持新一輪經濟增長保持平穩較快的勢頭；又要防止由體制、機制問題導致的投資過熱苗頭，保持投資與消費的合理比例。這無疑對宏觀調控的力度、方式、手段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於今年的宏觀調控，多位研究者都認為，本次調控呈現出沉著、冷靜、科學、穩重的特點。更多地借助市場的、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針對性強，而且較為溫和。
這一特點，從近幾個月的調控中可窺見一斑：
此輪調控並沒有先入為主地判斷過熱，而是根據陸續產生的宏觀數據，逐步採取了一些合理的經濟、法律手段加以調節。當一季度數字公布時，政府並沒有出台全面收緊的經濟政策，只是調高了貸款利率；在4月末5月初，發改委又針對過剩行業集中出台了8個行業的調整指導意見，分別涉及鐵合金、水泥、鋁、煤炭、電石、焦化、紡織和電力。在調解產業過剩矛盾的同時，更是提出了促進產業升級的長遠目標；進入5月後，又集中對問題較為集中的房地產市場陸續出台了多個調控措施，從銀根、地根兩個閘門入手，平抑房價、調控投機性需求。
而且，在調控過程中，對信貸、土地等手段運用得更加成熟。比如，繼4月末調整存款利率，央行又兩次發行定向票據，凍結2000億元資金。接著央行又宣布從7月5日起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接受採訪的一位權威人士指出，上調0.5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一次性直接凍結1500億資金。加上3～4倍的乘數效應，至少可凍結資金四五千億元。
對於下半年的調控，張立群認為，還要堅持“雙穩健”的政策基調，保持政策的穩定、連續性，調控措施仍將以總量調控、結構調控為主，適時、適度、有針對性地展開，並繼續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作用，盡可能地多用經濟手段。
韓保江提出，宏觀調控，應以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為前提來實施。“理性的宏觀調控應是在充分地尊重市場力量的基礎上進行適度、合理的宏觀調控”。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要對投資增長的根源進行梳理。
從結構上來看，一是在主體結構上，調控更多的應對政府、國有企業的投資加以有效的控制。而對於來自於民營企業、銀行、真正的外資企業以企業發展、增強競爭力為目的的投資，需持以尊重的態度，加以區別對待。
二是在產業結構上，對高耗能、高耗材、重化工項目、以及超現實、大規模、不切實際、過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進行有必要的控制。包括新農村建設，也要與當地的經濟和發展水平相適應。而對服務業、中小企業，則要給予資金、政策上的支持。
三是在空間結構上的投資取舍。韓保江認為，對經濟基礎發展比較好的地方的投資應放鬆。比如東南沿海地區，因為其投資對整個社會效益、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都更有好處，而且也具備了落實環保、資源節約指標的條件。而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則需加強，關鍵以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協調區域之間的發展。
“對投資的調控，並不是把投資壓得越低越好。因為，現在從市場來看已沒有很多刺激投資過熱的因素了。價格比較平穩，對於市場自發的需求還是要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張立群認為，“關鍵還是要控制住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
不過，究其根源，被訪者都提出要使科學發展觀這一理念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推進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把其工作重點更多地轉到社會公共事業服務上來。提高其行政、執法的水平，提高社會公共服務的質量。這才能有效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至今“仍然存在”的四大難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