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6日電／將市場經濟制度作爲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在一部分人中引起爭議。中國將來的市場經濟模式會成爲北歐那樣的收入差極小，但社會缺乏動力的福利社會？還是成爲像英美那樣比較自由放任的，收入差較大，但社會充滿動力的社會？還是無可奈何地滑入拉丁美洲式的權貴壟斷市場資源，貧富收入差極大，社會充滿動蕩的社會？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文貫中 文章稱，人們提出這些疑問，當然基於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現狀。
文章指出，對貧富差距在同一地區內、地區間，以及城鄉間不斷加劇的原因，必須作深入分析，才能回答爲什麽深化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會有助於减少因特權和壟斷造成的收入差距，幷有助於人們接受基於市場公平競爭帶來的即使是較大的收入差。
市場經濟下一個人收入的多少，歸根結底取决於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個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則越高。例如，靠腦力吃飯的微軟總裁蓋茨無人可替代，收入必然會很高。同理，靠體力吃飯的邁克爾·喬丹，也是無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他們收入高，大家也是認爲公平的，所以他們所到之處才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人們對他們幷沒有産生仇富心態。今日中國收入不等的原因很多。從過去近兩年中爭論的火爆性看出，對改革結果的分配持失望態度的人正在增加。這些人的批評主要集中于對改革措施所導致的利益分配結果是否公平的質疑上。
在理想狀態下，假設所有人的客觀初始條件都一樣，包括機會都一樣，結果若不平等，有窮有富，顯然是各人主觀努力程度不同，大家沒話好說，願意將事實上的收入不平等作爲公平的結果而接受。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每人面臨的客觀初始條件幷不相同,也就是說起點幷不平等，自然會加劇結果的不等。所以對各類收入不平等要細細分析。例如，基於智力和體力等天賦的不同，或基於後天努力程度的不同，或基於所處地域的自然禀賦的差別，或出生的家庭境况的懸殊，造成結果不等，大家還是能够接受的。彌補之道是允許人們遷徙自由以促進民衆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普及教育以促進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但是，如果起點的不平等是由一些制度安排造成，由此導致結果的不等，大家就會特別地憤憤不平。彌補之道，當然是廢除一切特權，行政壟斷，地域限制，身份歧視，對所有個人和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一視同仁。
文章分析，今日中國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於壟斷和特權的普遍，産權界定不明，保護不力，自由競爭原則遠未確立，市場機制遠未完善。一些人的收入奇高，不是因爲他們的體力或腦力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因爲他們的壟斷地位，別人無法和他們公平競爭商業機會或資源。所以，中國的市場化不是太過，而是十分不够。面對被一些特權、行政壟斷和部門壟斷嚴重扭曲的市場環境，改革措施有時要麽無法推行，要麽遭到扭曲，在一些領域，産生的增益常常爲權貴劫持，加劇了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惡化。
例如，在維護農地集體所有的名義下，中國的農地不准自由買賣，祗能由地方政府低價壟斷收購。在這種情况下，爲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出台的有關徵用農地的改革措施，使一些享有特權的地方官員和享有金融壟斷的開發商，可以作權貴之間的交易。農民作爲土地的真正主人，則沒有得到公正補償。農地集體所有本來說是保護窮苦農民，結果已經造成四五千萬因失地而致貧的農民。這部分爲數衆多的失地農民，本來應該憑藉土地産權，分享至少2萬億元的土地增值，作爲重新創業的啓動資本，幷會因此大大改善中國城鄉收入的基尼系數值。可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巨額的土地增值往往落入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幷造就了一批富得冒油的開發商。結果自然是大大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和城市內的貧富差距，幷使中國城鄉基尼系數十分難看。
又如中國的電信部門、石油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房地産部門等，在維護國有資産，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唬人名義下，大行部門壟斷之實，用行政特權排斥民營企業的自由進入和公平競爭，將壟斷利潤截留在本部門，由此造成的低效率和高價格，却要全民承擔。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由於特權和部門壟斷的大量存在，很多交易幷不是在自由競爭、公開透明的市場上完成，而是由一些官員暗箱操作，權錢交易，因此商業賄賂成爲政府腐敗的主要形式。祗要官員可以利用一些特權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性的漏洞仍在，尋租行爲就不大可能杜絕。
現在不少人將板子打在腐蝕官員的奸商身上，這祗說對了一半。在商言商，商人追逐的是贏利。爲了獲得資源(例如土地的批租，政府的採購訂單、能源、礦山的開發、國有資産的收購、辦學、辦醫等權利)，必然會“進攻”控制資源的相關官員。從經濟發展的道理來說，向全民開放各種資源，廠商公平競爭，出價高者得之，也是天經地義、利國利民的好事。出現在一些領域的猖獗的官商勾結，匡正之道，不在於進一步用政府之手壟斷資源，而在於進一步開放資源的市場公開交易。例如農地的所有權本來就屬於農民，應量化到個人，允許自由買賣。政府採購、能源、礦山、國有資産等應考慮盡量實行公開招標，排除暗箱操作。衛生部門，教育部門都應廢除國家壟斷，實行雙軌，幷一視同仁。
所以，將目前的收入分配惡化，歸罪于過度市場化，顯然是不懂何謂真正的自由競爭市場，何謂鄒至莊教授所說的“官僚市場經濟”。後者用社會主義名義大行封建等級，地區封鎖，部門壟斷，和花樣百出的將公民及其企業按所有制分三六九等，實行各種歧視和限制，使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日益凸顯。
文章最後說，盡快確立市場經濟最基本原則，還有一個深遠的意義，就是爲比較公正的收入分配提供不易引起爭論的客觀基礎。今日的中國大家特別執著于公正兩字，自然是出于對貧富懸殊的反感。可是，離開自由競爭市場，公正便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絕對平等不但不等於公正，而且會窒息效率。適當的收入差別，反而反映公正。例如，通過市場上的公開競爭，不同工作的收入總有高有低，雖不理想，但祗要反映各人的本事和努力的差別，便被視爲基本公正的結果而接受，人們不會有太大的怨言，不然微軟總裁不會如此受人由衷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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