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4日電（作者 李維一）一.
兩岸打破隔絕，開啟人員往來之初的1991年8月，近20位台灣學者來北京參加“海峽兩岸漢字學術交流會”。兩岸漢字學術交流之所以在兩岸社會科學交流領域裡走在前邊，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兩岸人民是同文同種的同胞，同胞間“同文”的交流是較少政治障礙的。當然，說較少政治障礙，不等於沒有障礙。由於兩岸長期隔絕與政治對立造成的隔閡，交流涉及繁簡體漢字問題時，雙方學者還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些學術範疇之外的抵觸情緒。
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一件事情。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兩岸語文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台灣學者提交了一份論文，該學著在論文裡講到，他過去一直以為，大陸推行的簡體字，是大陸政府在50年代創制的。後來看到歷史資料，才知道三十年代國民政府就頒布過簡體字，而大陸推行的簡體字裡就有不少是當年國民政府頒布的簡體字。但是對這一歷史情況，大陸方面不曾講過，台灣方面也不曾講過，一些後進學人在政治屏蔽下，就只能看到現今兩岸語文政策分歧的流，而不了解兩岸歷史傳承共同的源。他表達了對簡體漢字的再認識，同時更呼籲兩岸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積極展開交流合作。囿於當時兩岸關係的情況，他的呼籲難有實質的回應。2000年後，“台獨”分裂勢力活動猖獗，兩岸關係高度緊張，兩岸語文學術交流也經歷了曲折與紛擾。
令人慶幸的是，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進入到和平發展新階段。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海峽兩岸現時分別使用著簡、繁體漢字；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簡、繁體漢字曾經被抹上濃厚的政治油彩，致使學術問題政治化。經過近30年頻密的兩岸交流，雖然簡繁之爭仍在，但蒙於其上的政治油彩已漸脫落，兩岸學人可以平和地展開學術範疇內的討論。2009年夏天，在湖南長沙召開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達成29項共識，其中第6、第7兩項是有關兩岸語文交流合作的內容。第6項共識是：“兩岸使用的漢字屬於同一系統。客觀認識漢字在兩岸使用的歷史和現狀，求同存異，逐步縮小差異，達成更多共識，使兩岸民眾在學習和使用方面更為便利。鼓勵兩岸民間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根據這項共識，在兩岸相關部門的支持推動下，兩岸語言學專家組成編纂小組，展開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工作。作為階段性合作成果，2012年在兩岸分別出版了《兩岸常用詞典》，兩岸同步開通了“中華語文知識庫”互聯網站。這個合作項目的完成，對於兩岸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由求同存異，到聚同化異，進一步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這種通過兩岸各界代表人士經過在兩岸論壇平台交流研討達成共識，由兩岸主管部門支持推動，兩岸學術界具體實施的合作方式，也彰顯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形勢下，兩岸語文交流合作走向縱深的新發展。當然，這還是階段性合作成果，擺在兩岸語文學者面前的合作課題還有許多。僅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達成的共識就還有“術語和專有名詞規範化、異讀詞審音、電腦字庫和詞庫、地名審音定字以及漢字方面的繁、簡字體轉換軟件研發合作”等，需要兩岸的學者專家們繼續加強交流，進行深入合作。
晚清以降，國勢頽敗，列強入侵，民族危亡。我們民族的先賢們在歷史危難時期，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伴隨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勉力推進中國語文現代化事業。今天，國家繁榮，民族興旺，兩岸學人應當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求同存異，聚同化異，科學理性地把兩岸語文研究合作不斷引向深入，共同傳承和弘揚優秀中華文化，促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二
2014年初夏，澳門藝術博物館和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澳門共同舉辦《疑古創新－－－新文化運動先驅錢玄同文物特展》。彼時，澳門一些學人正在醞釀成立澳門漢字學會，這個展覽自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那天和友人走進展館，穿越近百年的時空，目睹錢玄同先生手澤，特別是那些有關文字改革的信札、論著，怦怦然心動不已。這些飽經歲月、墨跡斑駁的書札，靜靜地陳放在展櫃裡。但俯身細覽，字裡行間響雷挾電，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狂飈風雲撲面而來。
晚清以降，民族先賢痛於外敵侵掠的危殆國運，開眼看世界，不斷提出變法圖存的思想主張。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在澳門寫下著名的《盛世危言》，警醒國人，呼籲變法。與之同在上海幫辦洋務的馬建忠，則以西學語言專長，於1898年編撰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引入西方語法學構建漢語語法體系的論著《馬氏文通》。朱德熙先生稱譽“《文通》導夫先路，開創之功不可泯滅”。而馬建忠在該書後序雲 ：“ 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為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1）馬氏此番言語或可視為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思想濫觴。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始掀起潮頭大浪，胡適之等擔綱白話文運動旗手，錢玄同等身膺漢字改革運動驍將。而他們倡導和推進中國語文現代化的言與行，其實都隱寓著馬建忠那一句“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的喟嘆和救亡圖存的心志。
觀看展覽後的深刻印象是，倡導漢字簡化者，前有晚晴民初的教育家陸費逵，同時期新文化營壘代表人士亦所在多有，錢玄同之所以稱著，不僅是他鼓吹最力，更在於他行動最勤。他於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大會上提出《減少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首次系統闡述漢字簡化方法，得到會議一致通過，漢字簡化開始進入政府運作範疇；1934年，錢玄同再向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進一步闡釋推行簡體字的作用與方法，獲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通過，並委托他主持編選《簡體字譜》。1935年1月始，錢玄同抱病伏案，歷時半年完成編選工作，當時的教育部從中揀選324字，定為《第一批簡體字表》於當年8月21日正式頒布執行。雖然不久遭遇反對而停止，但此表選字“述而不作”（不另造簡體字）的原則為上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字改革所繼承，表中許多選字也被1956年國務院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這體現出我們今天使用的簡化字與1935年曾經頒行的簡化字的相沿關係，也使我們看到以錢玄同為代表的先賢們為普及教育、提升民眾文化科技水平、使國家擺脫落後羸弱境地所付出的一片心血。
當然，過去與今天，圍繞漢字簡化問題始終存在著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傳統文化的守本與創新之關係。百年滄桑。今天，我們國家和民族正在和平崛起，走向復興。在提振文化自信的當下回眸歷史，有了新的視角。正如林毅夫先生為錢穆著《中國經濟史》作序所言：“近代以來西風東漸，其間對歷史的反思卻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即那時的中國大都處於低谷期；而用現在的心態去回顧，應該與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2）。當年包括錢玄同在內的新文化運動先驅們關於漢字的一些極端悲觀的觀點，今天來看，尤其是在漢字信息化處理瓶頸被破解，漢字智能運用水銀瀉地般深入社會生活的今天來看，實在太過片面；漢字簡化方案中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也存在著討論修訂的空間。但以此否定漢字簡化工作對於普及大眾文化教育、提高國民文化知識水平的促進作用，同樣也是片面的。對處於民族危亡時期的先賢為拯救民族而做的思考和探索缺乏深沉的內心體認，以輕浮的言辭指摘侮慢，這更絕非民族自信心的表現。深沉的歷史體認，有助於我們理性自信地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而非膚淺盲目地自矜自大。
回望展廳裡錢玄同先生的照相，我如此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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