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現實而言，也只有國民黨才有能力聚集起島內各種分散的統一力量，成爲對抗“台獨”的核心堡壘。
必須認識到，今天的國民黨雖然不是兩蔣時代的國民黨，但也不是在一般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在野黨，而是在台灣獨特的政治環境中生存的、擁有一定政治和經濟資源的黨。相對於島內的其它黨派，這個黨人才濟濟，在“立法院”，在縣市議會、政府中，在新聞媒體和各級民間團體裏，保持著相當實力、制衡能力與輿論引導能力。可以肯定地說，國民黨在島內“反獨求統”營壘中的核心地位，是島內其它政治力量所無法替代的。隨著國民黨在連戰主持下，逐步遠離李登輝路綫，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重新出發，親民黨已經完成了它復興國民黨的階段性使命，或回歸或作為其外圍組織已是必然，與國民黨、民進黨三分天下的希圖是不可能實現的。特別是選制改爲“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親民党的生存發展空間必將進一步萎縮。平心而論，非宋楚瑜及其追隨者無能，而是歷史決定了他和他苦心經營的黨，只能充當台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
目前，國民黨適應島內民主政治需要，依然處於艱難的改造轉型期，“國民黨該向何處去？”這是國民黨內的各派、新老人物，近年面對“台獨”勢力的擠壓，始終在思考與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台獨”及外部勢力的左右，其政治路綫和政治立場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發生偏移——這就如同當年的中共一樣，絲毫不值得奇怪。從大局出發，大陸當然不能置身度外，理應策略發揮自己正面的引導與支撐作用。
第三，就歷史與政治視野而言，解開兩岸之扣、“台獨”之扣，是國民黨的當然責任。或者說，國民黨具有民進黨或親民黨所不具有的改善兩岸關係的歷史原動力。
衆所周知，台灣問題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台獨”則是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副產品。吊詭的是，歷史卻又將國共兩黨與這兩黨都十分痛恨的“台獨”是如此難解難分地扭結在一起。始作俑者，應該說是我們從近代便被外人利用的致命弱點——合作素養的欠缺。
回顧歷史，有一點可以肯定，“台獨”發生在台灣剛剛回到母親懷抱的蜜月期。這個母親處在一種什麽樣的狀態呢？即將步出百年災難的前夜。在挫折、沉淪、苦難的抗爭中，被歷史選擇出的形如兄弟般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結束對日作戰後，圍繞“中國將向何處去”的大題，談判難和，而處於全面決戰狀態。這對於一個剛剛歸來，渴望“家”的溫情、關愛、尊嚴的台胞而言，實在是太殘酷。更殘酷的是因爲地理因素，台灣又成爲垂死的國民黨殘餘政權以絕死的悲情、獨裁的意志刻意經營的最後據點。想來可笑，在國民黨封鎖台島、隔絕兩岸的環境下產生並成長起來的“台獨”根苗，雖然不曾接觸過中共，與之有過任何的恩怨與瓜葛，但卻被國民黨塑造成爲既恨國民黨又排斥共產黨的“天性”。“台獨”對共產黨的“恨緣”是由國民黨人爲輸送的。在這雙重“怨恨”中長大的“台獨”，注定具有偏執、脆弱、狹隘的心理與視野；抱持“台獨”綱領的政黨，注定具有難擔大使命的局限。更明確地說，兩岸之扣、“台獨”之扣是抱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單憑自身的力量所無法解開的。因爲事實上，台灣從來不是僅放眼台灣的人所能愛的。真正愛台灣、有能力愛台灣的，不可能是眼睛只盯著台灣的人！
解鈴還須系鈴人。台灣問題與“台獨”問題的解決，只能從國共結束內戰狀態、解決歷史恩怨開始。打開兩岸僵局、破解“台獨”危險，是國民黨必須要做的“歷史交代”。從1924年始，中國人之間的分合、中國命運的興衰，一直是以國共關係為象徵的。所以，連戰登陸，胡連握手，所蘊涵的歷史和現實的多層意義，所發揮的內外影響力，對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精神鼓舞，都是島內其它黨派所不能企及的。誠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四月三十日社論所說：“是讓台海兩岸億萬人民蕩氣迴腸的一個劇力萬鈞的高潮”，台灣當政者要推翻國共兩黨“這歷史性的一步”，看來是不容易的。歷史早就告訴過我們，每次國共雙方的手一握，就是一個歷史新階段的開啓！從胡總書記的手在北京人大會堂與連主席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那一刻開始，就預示著“台獨”的危機已經真正到來。
第四，國共新的握手，既有現實動力，又有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作借鑒，將為未來一中基礎上兩岸官方的直接對話溝通積累經驗、探索途徑。
歷史循著這樣的矛盾法則前進：國共合作，優勢方執意在合作中獲取單贏之果，這不僅給外人提供了“以華制華”的大好機會，也造就了內部“台獨”這樣的怪胎。而“台獨”怪胎的不斷成長，又最終積蓄起國共新時期重新握手的動能。當在國共對峙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國民黨新一代領袖，終於發現國民黨再也無力單獨與“台獨”勢力周旋時，才深刻體認到國共必須重新握手的重要意義，才體認到一直被泛綠陣營所拼命攻擊的、自己也曾一度有意淡化的大陸“黨脈”和“一中”觀念，恰恰正是自己所應當堅持的獨有的資本而非負債。破除兩岸政治僵局，解除“台獨”危險，是國民黨的責任，更是國民黨重新振興的希望所在。
歷史上的國共握手，有成功有經驗更有教訓。雙方不僅僅有在大陸上的分合恩怨史，也有近二十多年的互動溝通史。江李時期，直至李登輝誤判形勢、拋出“兩國論”爲止，可謂是兩岸高層“密使互動的高潮”（《海峽評論》一七四期，台灣世新大學歷史教學小組召集人李功勤文）。交往既久，相知已深。無論如何，再續前緣，在熟悉的棋盤上對弈，要比與生手重開棋局要容易得多，也要簡單安全得多，其穩定性與成功率會超越其它。正如曾經做過李登輝大陸密使、現為國民黨發言人的張榮恭在接受《亞洲周刊》專訪時所指出的：民進党會很清楚，兩岸重要的事宜都要由國民黨出面。
啟示之四：和平統一事業的主導權必須掌握在大陸手中
從《反分裂國家法》出台到連宋成功登陸，台灣學者評論說：“北京防獨不再依賴美國。” 舉世承認，與《反分裂國家法》同時樹起的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主導和平統一的戰略威勢地位；而連宋登陸，作為兩岸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首次排除美國插手的公開直接對話，則是中共奪回兩岸關係主導權的一個重大標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稱的“對兩岸局勢一直未能主控”確是事實。中共高層在世界面前一掃多年來在兩岸問題上被動因應的形象，展現出了操控全局、運作大勢的氣魄與能力。陳水扁在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之餘，也不得不哀嘆胡錦濤為“厲害的對手”。
無論何時，海峽主導權不能錯置！美國是海峽的重要角色，在重重矛盾壓力中，大陸稍有不慎，極易出現主導權旁落於美國的情況。就台灣問題發生與存在的根源及現狀而言，說白了實際上就是中美兩國爭奪台海局勢主導權的過程。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包括“和台”（和平統一台灣）與“和美”（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兩個關鍵戰略環節。兩者相連互動而原則上有別：不“和美”無以客觀上“和台”，不“和台”無以主觀上制美、排美。其原則的關鍵點是，“和美”是為促使台灣正視大陸的和平統一意志與誠意，是要在與美國的直接周旋較量中，逐步降低美國打“台灣牌”的份量，提升大陸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威勢地位，讓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最終完全回歸中國人自己手中。這個原則一旦錯亂，客觀上就會變成寄“遏獨”希望於美國、而台灣對大陸打“美國牌”的份量就會上升，“台獨”就會在心理上、物質上更倚重於美國而拒統，美國的以華制華心態就會在兩岸中國人的不同期待中不斷膨脹，海峽局勢就會出現美國主導的逆向運動，產生一個個無法料知的惡果。歷史證明的真理是：兩岸都寄望於美國，兩岸就永遠不可能統一！回顧近十多年來兩岸關係中的諸多波折，這該是一個深刻的教訓。關鍵時刻，如果大陸回避直接面對島內複雜多變的政局，過分看重美國總統說了什麽、美國人會怎麽做，徒增美國對我打“台灣牌”的份量；既難以達到“遏獨”的目的，也使自己失掉了對台島局勢的正面影響力和應對空間。
總之，以往的所有經驗與教訓都證明，海峽這盤多方上陣、交錯對弈的大棋，角色雖多，矛盾雖複雜多變，但歸根結底，主要角色應該是兩岸的中國人，主導角色則應是中國大陸，這是它的歷史天職，也是一個鐵定的核心條件。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如欲達到各方都有尊嚴的“多贏”結局，唯有是在大陸主導下的兩岸中國人的和平統一。只有這樣，海峽才會真正平靜，兩岸中國人才會真正安寧，而中美、中日之間也才會去掉一根刺，建立起真正正常的關係，東亞乃至世界才會太平。
解決台灣問題的五要素
那麽，在海峽新形勢下，該如何抓住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呢？總結近期以來的實踐，筆者以爲有如下五點要素需要強調：
一為謀，以全局的視野、辯證的思維，高屋建瓴，抓主要矛盾、關鍵點、關鍵人、關鍵時機，加以運籌，謀勢導勢，推動整體態勢發展。二為勇，既要看得準又要出手快，對島內各黨派內外的主要矛盾運作、對中美和中日關係中的尖銳矛盾，不能東躲西閃，也不能僅以教條式的喊話應對，要敢於正視，勇於直接交鋒較量。三為威，要言必行，行必果，軟硬兼施，恩威並用。硬，要硬得確實，說一不二，毫不含糊；軟，要軟得爽快，豁達大度，仁至義盡。四為實，務實是一切的靈魂，要始終保持務實前提下策略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切勿為教條、主觀的思維模式所束縛。五為穩，必須有信心、耐心和恒心。宏觀上看，《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以及隨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具體的配套措施，反映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已具備以上五種基本要素，因而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實踐讓我們深刻地認知到：台灣問題放不得，但也急不得。解決台灣問題畢竟與解決港澳問題有很大的不同。港澳問題是如何從外人手中如期順利收回自己國土治權的問題，而台灣問題則是分裂的中國人如何重歸統一的問題。前者是“先統一後融合”，而後者則必須是“先融合後統一”——除非是萬不得已採取“非和平手段”。和平統一的希望寄托在台灣人民身上，但歷史與現實卻造成了目前多數台灣民衆對統一還不理解，還心存疑懼，維持現狀仍是比較穩定的主流民意。對此，大陸方面只能是“慢功出細活”，做艱苦細緻的爭取台灣民衆的工作，而切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將適得其反。
我們所追求的和平統一事業，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事業。而富強、民主、統一三者相連，才是中華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復興。這是一個任重道遠、持續奮鬥的歷史里程，是“前無古人”的艱鉅事業。這一事業必須建築在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利益基石之上，必須掃盡歷史的悲情與隔閡，達至情感與靈魂的統一。唯有如此，才能經得住任何風浪的考驗。和平統一之路，理應是兩岸中國人至上的選擇與堅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11月號，總第9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