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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堅定不移地推行開放政策的“十一五”階段，中國的引資政策該如何調整呢？ |
中評社香港5月15日電／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引進外資的數量在幾年中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與此同時，近年來有關“中國經濟命脉被外資企業掌握”、“市場換技術完全失敗”等等反對的聲音也是頻頻出現。不少人問道：“我們還需不需要外資？我們該如何引進外資？”2006年1月，商務部有關官員堅定地表示：外資在中國沒有形成壟斷，今年中國引資步伐不會放緩，目標將鎖定爲600億美元。
中經網發表商務部研究文章稱,作爲中國經濟的重要一極，引進外資企業無疑是不能動搖的方針。但是，這場 “反外資思潮”也的確暴露了引資政策的種種不足之處。在堅定不移地推行開放政策的“十一五”階段，中國的引資政策該如何調整呢？
一、中國引資政策的冷思考
引入外資20多年來，中國已成爲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外商投資已經成爲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就業、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外資企業在改變我們傳統的經營方式、經營觀念，提昇市場競爭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回顧中國利用外資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就不得不提及以下的三個階段:
1992年以前，中國雖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勵外資和華僑資本直接投資的政策，但真正進入中國市場的投資很少。1979-1991年，合計利用FDI才233.5億美元，FDI佔國內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也很低。第二階段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國內掀起了經濟發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進入。當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過了100億美元。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億美元。第三階段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從2002年開始，FDI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年突破了500億美元，2004、2005年均突破600億美元。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0%。
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對中國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是20多年的實踐也告訴國人，外資對中國的影響也要一分爲二的看待，從而也引起人們對中國引資政策的思考。在引資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往往出現許多“中國特色”的誤區。特別是在國內盛行追求GDP政績的背景下，招商引資對中國各級政府有巨大的誘惑力，這種誘惑力增加了我們調整引進外資戰略的難度。有些地方的領導，急于建立政績，不做調查研究，未搞科學論證，却盲目下達不切實際的招商引資“硬指標”，作爲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爲了完成指標，不問投資者的信譽，不顧投入産出結構是否合理，也不管影響不影響環境保護，敞開大門一概招來。
文章稱,在國內，目前引資政策已面臨種種挑戰。2005年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方式發生明顯變化，呈現獨資化加快、大型投資項目增多、跨國幷購大增、工業領域外資集中度上昇等新特點。在國際上，目前中國吸引外資面臨著兩方面的競爭壓力。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本能流出多少到發展中國家，還是個未知數；另一方面，在流向亞洲的國際資本中，資金投資對象不僅有中國，還有韓國、東盟各國、印度等，流向相當分散；况且，東南亞國家經過金融危機後也在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與中國一爭高低。鑒於國際國內利用外資形勢，國家及時調整引資政策和引資重點顯得十分重要。
文章表示,在改革開放的25年中，雖然我們招商引資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創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中國經濟總量增加了，但經濟的自控力和安全性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智力”發育不足。調整中國引進外資的戰略，强化中國經濟主體意識，是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說，經過25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跨國公司受到了批評，反映了中國進一步改進外資工作以適應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
二、“質量、效益”雙管齊下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以及外資管理工作等方面出現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引資惡性競爭，不計成本招商，優惠政策過濫和開發區過多過濫，佔用土地過多。有的地區引進的外資項目能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王志樂說。在以往的引資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經常將勞動密集、自然資源密集、污染密集的産業移入中國，從而導致資源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减弱。由於層層搞引資，人、財、物不集中，造成某些地方散、亂、差現象極其嚴重。有些地方大片圈地長期荒蕪，無人過問；有些人甚至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使引資工作誤入了一種浮誇風和泡沫式的歧途。有些地方的領導由於引資的指導思想不明確，搞短期行爲，急于求成，在招商時不加選擇地“眉毛鬍子一把抓”，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文章指出,在提倡自主創新和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今天，引進外資政策應該從以前祗注重外資數量轉向注重引資質量、引資效益。我們不能祗講增長不講效益，祗看數量不看質量，祗想現在不想將來。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的國家宏觀經濟戰略正在發生轉變。上海市發出信號，在“十一五”期間，上海利用外資不僅要繼續注重數量和質量，更要提高其社會效益。在前段時間發佈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科學發展觀和自主創新被列爲重要內容。而在近期中美經濟官員聯合會議和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談話中，“擴大內需”被視爲减少中國貿易順差、解决中外經濟失衡的藥方。
三、“技術溢出”走上正軌
從“市場換技術”政策的長期實施中可以看出，利用外資的一個動因是獲得先進技術。但是研究發現，外資帶給中國的技術相當一部分是已經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術。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法認爲，至少目前看來，FDI的大量引進幷沒有帶動中國科技創新的質的飛躍。有人甚至認爲，隨著FDI帶來的大量國外科技，實際上對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種“擠出”效應。從産業和商業化角度來說，就是國外先進科技帶來的産品，對國內現有技術生産的産品實際上是一種摧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想跟跨國公司競爭就必須購買他們的技術，循環始至，我們始終在技術創新上難以有所突破。更爲嚴重的是，引進的技術幷不一定是先進的，但市場却被外資佔領了。以深圳爲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深圳FDI主要來自中國香港、台灣等近親地區和東南亞等近鄰國家的中小投資者。即使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進行投資，也以中小型項目爲主，基本上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如紡織、成衣、玩具、低端消費電子品等，高科技比重偏低。從總體上看，這些企業的技術水平幷不比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高。
文章認爲, 雖然FDI的技術溢出是正是負，迄今爲止尚未定論，但調整引資策略，使“技術溢出”效應走上正軌却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共鳴。長期以來，我們把中國的技術昇級依靠在引入國外技術和資本上。雖然日本經濟、韓國經濟起飛就是建立在引入技術的基礎上，但日本和韓國幷非把資本與技術捆綁在一起引進，而是在保持內資相對獨立性的基礎上，對所需技術進行引進和學習。要實現外來技術與本國資本的有機結合，就必須在創新中吸收。這樣一個引入的過程，既是不斷提高本國資本技術含量的過程，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過程。
跨國公司對外技術溢出主要是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的：當地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前向後向關聯得到技術；通過人力資源的流動産生溢出效應；通過示範與模仿來産生溢出效應。因此我們應通過增强本土企業的技術吸納能力、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增强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配套協作等方面來獲取技術溢出效應。
四、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在中國吸引外資的要素中，廉價生産要素和市場潜力居於前兩位，尚未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近幾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點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産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進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强執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監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各項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爲外商投資創造統一、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增强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爲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執行環境。
文章强調,中國加入WTO以後，跨國幷購、股權轉讓等新的投資方式逐步成爲外商投資的重要方式。爲適應幷購這一國際資本重要流動形式，有必要儘早制定相應法律與實施細則，跟上國際資本流動趨勢，這不僅對新世紀中國擴大吸收外資規模和提高引資水平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爲中國改組改造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最佳途徑之一。
同時中國應盡快建立外資幷購風險防範機制。除了加緊制定和完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外，應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幷購行爲評價體系和標準，內容包括外資幷購對産業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外資幷購對市場形成壟斷的可能性、外資幷購對産業結構昇級政策的影響以及外資幷購對國有資産流失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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