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數波調控未達實效 還須重拳出擊
1、調控樓市遏抑房價 僅需兩記重拳
中國遏止熾熱的房地産市場，屢屢出招，但往往藥不對症，收效甚微。其實，調控樓市，只需兩記重拳。
其一，徹底理順房地産地方利益的行政程序和法律關係。房市泡沫化的根源是地方政府壟斷地産、拔高GDP的强烈欲望所致。地方管理者進入了利益蛋糕的“切割游戲”，甚至成爲“主刀人”——收取高額出讓金，因爲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便似乎注定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爲房地産的價格制定出一個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又透明化、公平化的政策。
要斬斷這條利益鏈，理順國家資本的産業平衡，就需先期將房地産的産值從GDP中全額剔除，以此斬斷地方政府寄附在房地産上的政績驅動力。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100%上繳國庫，50%再返還當地政府，且須用于公共民生設施建設，用法律確保建設者必須以微利爲前提，50%由中央統籌或委托地方建經適房，幷公開成本明細，從而消解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四川在綫網）
第二招是重拳揮向炒房和囤房者。炒房久治不絕之根源就是未對其進行釜底抽薪。比如中國對所有新購住房均實行實名制，考慮家庭人口擁有比例，對購第二套以上住房者，在出售時徵收增值部分的75%所得稅；對以房養房多套住房用于出租的加征75%所得稅。如此，炒房、囤房和出租者無利可圖，迫其“吐房”。而非什麽向大戶型征住房保有稅，因爲這不但會曲綫刺激房市繼續上揚，還會加重民衆負擔，難治“房市虛火”之本。（廣州南方網）
2、中央地方財政體制 尚待根本改變
在土地調控問題上，除了必要的限制、土地督察之外，恐怕更重要的還是要從根本問題著眼，如承認幷且尊重地方的經濟發展權，改變目前“財權上移、事權下移”的中央地方財政體制，建立更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出臺更有利于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法律法規等。（北京《中國經營報》）
今天的中國大陸，最大的政治仍然是經濟發展，最大的利益是經濟利益。而中國大陸的經濟，有外界看不透的複雜，是既具有强烈的行政化性格，又具有濃厚的地域性色彩。這種行政化和地域性結合起來，重點又彙聚到資源的配置權上。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焦點也在資源配置權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從最初的放權、鬆綁，到實施分稅制，全面劃權讓利；地方政府因獲得實質資源分配權，有了土地、資金、勞動力的控制權，也就主導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大權。中央方面只能以各類政績考核來加以控制，但考核指標不是扭曲就是難落實處，最後又被迫要實施新的宏觀調控。當前，緩和、調整、重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已經擺上臺面。（美國《世界日報》）
3、施行土地違法問責 調控治本之策
9月5日，《國務院關于加强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公布，對各地和各部委提出了八大要求，嚴把土地“閘門”。此次下發的《通知》被認爲是繼2004年房地産業“8.31”大限之後，中國政府在土地管理與審批方面最嚴格的一次調控。（香港中評社）
誰對本區域內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負總責？據國土資源部明確表示，這個責任在地方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國土資源部將從完善責任追究上做文章，實行問責制度。（北京人民網）
如何保證土地閘門不失控，國土資源部開出治本“套餐”，其中包括利益、責任、法律3個方面。
利益上，爲從根本上消除建設用地過度擴張的經濟動因，國土資源部擬采取五項措施：
一是提高征地成本，將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納入征地補償安置費；
二是規範土地出讓收支管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總價款全額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綫”管理。政府土地出讓收益應主要用于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用于廉租住房建設和完善國有土地功能配套設施建設；
三是提高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繳納標準。以當地實際新增建設用地面積爲依據，按規定的繳納範圍和標準執行，幷專項用于基本農田保護建設、耕地開發和土地整理；
四是統一制訂幷公布各地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開發成本和按規定收取的相關費用之和，工業用地原則上實行招標拍賣挂牌出讓；
五是加大建設用地取得和保有環節的稅收調節力度。提高現行城鎮土地使用稅徵收標準，完善耕地占用稅的有關規定。（北京新華網）
責任上，國土資源部强調，地方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區域內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負總責。國土資源部表示，將實行問責制度，即凡轄區內發生土地違法案件造成嚴重後果的，對土地違法行爲不制止、不查處的，對土地違法問題隱瞞不報、壓案不報的，都應追究有關領導責任。
法律上，國土資源部表示，當前要重點查處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等問題。對非法批地、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觸犯刑律的，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北京CCTV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