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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三巨頭：蘇貞昌、謝長廷、游鍚堃 |
民主進步黨，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簡稱“民進黨”。系由原“編聯會”、“公政會”等黨外組織為基礎而建立的以國民黨為對手的在野“反對黨”。號稱擁有2-3萬名黨員。在“民意代表機構”中擁有24個席位，省、市“議會”中也擁有近40個議席，在1997年的縣市長選舉中，得票率超過了國民黨，贏得了23個縣市長席位中的12個。已召開過八次代表大會，在島內各縣市已基本建立基層黨部，江鵬堅、彭明敏、許信良、林義雄等曾任該黨的主席。現任民進黨主席是陳水扁。黨內主要派別有美麗島系、新潮流系、前進系等。在2000年3月台灣大選中，由於國民黨內部分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3%的選票當選台灣“總統”，從而使民進黨由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
（一）從“5﹒19綠色行動”到民進黨的成立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後，黨外勢力再次崛起。1983年9月先後成立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和“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成為黨外較有影響的兩組織。1985年底，黨外勢力在地方選舉中獲得平均30%的選民支持（台北市達40%左右），為了準備1986年底“立法委員”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公政會積極籌建各地方分會。而國民黨此時也有意推行“政治革新”，有與黨外人士溝通的意向。國民黨派了3名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與公政會理事長尤清及秘書長謝天延等人會談“溝通”。經過溝通，雙方達成三項諒解：參加人士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都有共識；參加人士對公政會及其分會的成立均表同意，中是對登記名稱，是否要用“黨外”二字有待進一步研討；參加人士一致同意，要共同為政治和諧努力。這是國民黨與黨外人士的首次溝通，雙方達成一定的諒解，不少評論家對此認為是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大契機。但是，這次黨外人士與國民黨當局的溝通，卻受到了國民黨內部強硬派和黨外人士中激進派的不滿。黨外激進派認為，只有街頭抗爭，才是發展黨外勢力，推動“民主”的正確方法；而國民黨的強硬派則要求不姑息黨外人士，對他們的活動要予以取締。此時，在溝通後不久，又傳來國民黨對開黨禁及“解嚴”問題仍持保留態度時，在黨外陣營中又掀起了一次震動。原來持反對溝通的黨外人士更堅定了街頭抗爭的信念。黨外人士決定搞一次街頭遊行示威，並成立了包括江鵬堅、洪奇昌、尤清、陳水扁等人組成的“執行委員”，計劃在1986年5月19日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當局解除戒嚴，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這次被命名為“5？19綠色行動”的示威遊行，雙方都顯得相當的克制。黨外人士遊行時提出的口號是：“反戒嚴，爭人權”，並戴白口罩，以示“罵不還口”，並稱這次行動不是遊行，而是“自由散步”。警方雖一再警告黨外人士不要遊行，但也未採取過激行動。這場從上午10時開始，先是遊行，後是靜坐示威，最後是輪番講演的行動，始終是在有秩序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晚10時，疲累的雙方獲得協議，參加這次行動的上千群眾，在警察以人牆排成的疏散道中逐次散去。這次行動，雙方僵持長達12小時，終未發生沖突，創造了黨外歷次抗爭的記錄，同時它也是自1985年以來黨內外對峙的反映。
但是這種對峙是暫時的，黨外人士在組黨問題上進入下半年後步伐加快。下面的一張時間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步伐：
1986年6月，公政會組成“秘密建黨委員會”。
7月，公政會“首都”分會理事長康寧祥提出時間表，預定1987年組黨。
8月3日，公政會舉辦各分會會務研習會，與會人士建議盡速組黨。
8月6日，台“新聞局局長”張京育指稱公政會為非法組織。公政會對此不屑一顧。
8月9日，公政會“首都”分會舉辦組黨說明會。
8月底，公政會秘書長謝天延指出：黨外組黨進入讀秒階段。
9月3日，黨外成立“1986年選舉後援會”。
此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1986年9月28日，海外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會議，推薦“立委”、“國代”候選人。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竟戲劇性地誕生了台灣第一個在野黨民主進步黨。台灣新聞媒介用“搶攤”一詞來說明民進黨的成立，因為它在搶在國民黨宣布開放“黨禁”之前成立，太突然，出乎人們的意料。但是，也應該看到自70年代以來（再早是60年代），台灣的黨外組黨活動一刻沒有停止過，民進黨的成立同樣是黨外組黨勢力多年來與國民黨抗爭的結果，是島內外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在台獨裁專制時代的結束。
（二）民進黨的“台獨”傾向
民進黨搶先在歷民黨未宣布開放黨禁前突然成立，是對當局權威的公然蔑視與挑戰，在台灣政界引起強烈反響。
次日，國民黨上層即召開會議研討對策，以“法務部長”施啟揚為代表的強硬派等人士認為，無黨籍人士在“公政會”問題未解決前，貿然組黨，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須依法處理，絕不讓步。國民黨內的保守分子還主張用過去鎮壓《美麗島》組黨集團那樣的嚴厲手段，將民進黨首要骨幹“逮捕法辦”。
10月1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言辭激烈地批評“組黨”是“極少數人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和衷共濟之為貴，反而乘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但蔣經國對黨外組黨問題採取“寬容政策”。早在民進黨成立前的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說，國民黨正在研究開放黨禁問題，很快會達成結論，但“任何新黨都必須遵守憲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國策，並與台獨運動劃清界限”。他把“遵憲、反共、反台獨”作為建黨“三原則”提出。對於民進黨的成立，美國一些政府官員非正式表示：台灣當局“應該以耐心、開明和精敏的手法來因應這件事，不要流於沖動，做出過敏反應”。因此當民進黨成立後，蔣經國權衡再三，決定對民進黨採取“寬容”。他召見李登輝時說：“此時此地，我們不能以憤怒的態度，採取激烈的行動，影響社會治安，我們應採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安全、國家安全為首要考慮，來處理國家的事情”。10月5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講話時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
10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兩項“政治革新”方案：一，即將取消“戒嚴令”；二、修改“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準備開放黨禁。這樣，國民黨對民進黨的成立，既未承認“合法”，也未採取制裁措施，實際上開出容忍的綠燈。由於組黨的思想準備不足，成立之初的民進黨成分復雜，政見不一，人們稱之為“虹黨”，猶如雨後彩虹，五彩繽紛。它是一個為反對國民黨而集結在一起的思想傾向和政治目標各不相同的集團聯合體。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台獨”傾向日益明顯，成為“台獨”在島內活動的溫床和基地。因此民進黨的“台獨”傾向發展有一個過程。民進黨成立之初的一段時間裡，其主要目標是沖破“黨禁”，壯大聲勢，爭取群眾，站穩腳跟，形成能與國民黨抗衡的在野黨。在這段時間裡，其活動內容大體說來有：推動“返鄉省親運動”；要求廢除“戒嚴令”；抗議制定“國安法”；提出“全面改選國會”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等等，並採取以“街頭”運動為主、“議會”鬥爭為輔的活動策略。這一時期民進黨的活動對打破台灣多年的政治格局，推動台灣實現政黨政治，迫使國民黨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曾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民進黨自成立之日起，“台獨”的影響與民進黨形影不離。人們稱之為“台獨”黨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台獨”思潮滲入民進黨並非怪事。考察島內外活動的歷史，反對國民黨的專制，要求進行政治改革，是其主流，但不容忽視的是，其中一些人基於對國民黨不滿又對中共不滿，以及國共兩黨關於“統一”主張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使他們的分離傾向滋長。這種分離傾向是“台獨”思潮長期影響所致，它雖然與“台獨”主張尚有區別，但卻是“台獨”勢力在島內發展的社會思想基礎。黨外勢力與“台獨”雖有區別，但在受國民黨的壓制和打擊，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要求革新方面有不少一致之處，這就是在運動之初，黨外勢力和“台獨”分子影響黨外人士，一些黨外人士也因此而滑向“台獨”。這就是為什麼一些黨外人士具有“台獨”傾向，有些人還成為“台獨”骨幹的原因。
民進黨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獨”傾向就已顯露。
1986年11月，民進黨“一大”通過黨綱，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自決”的原則；1987年，民進黨“二大”將“台灣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寫進大會的決議；1988年4月，“二大臨時會”進一步稱“台灣國際主權獨立”，提出了“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1989年，民進黨又希望以“獨立的政治實體為考量的準兩國兩府模式”來為台灣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會議”，民進黨再次以決議方式通過“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蒙古”；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進黨借“人民制憲會議”的機會，提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將“國號”命定為“台灣”並以“事實主權”的原則規范台灣的領土范圍，明訂台灣的領土變更，“應該依照當地住民自決原則，並經國會議決議通過”等。28日，民進黨中常會討論通過了該“草案”。這部公開打出“台灣共和國”旗號的“憲法草案”的出籠，向世人昭示，民進黨不僅要爭奪台灣的統治權，而且要使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同年10月13日，該黨“五大”又通過“台獨”主張列入黨綱修正案。11月12日，許信良就任民進黨第五任黨主席並發表演說，短短的幾年，民進黨從綱領到行動，已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台獨黨”。（三）民進黨“台獨”活動特點分析
民進黨成立以來，隨著國際形勢和台灣島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黨“憲制改革”，使“台獨”勢力取得了結社自由，生存發展空間有所擴大，作為島內“台獨”主導力量的民進黨，在“立委”選舉和“省市長”、縣市長等地方選舉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也得到不少選票，成為台灣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制衡力量。面對世界新的格局和兩岸關系情勢，“台獨”勢力已對其運動的著力點和運動策略進行了調整，從而使該勢力本身及其活動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1.“台獨”活動已由地下轉到街頭，由隱蔽走向公開，由海外轉向島內
從台灣光復一直到本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對“台獨”活動採取嚴厲打擊的政策，致使“台獨”在台灣島內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那時他們的活動是地下的、隱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動。1986年以來，“台獨”分子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為幌子，公開拉幫結伙和參加各種選舉，其活動由地下轉到地上，由隱蔽走向公開。後台灣當局又對“刑法100條”和“國家安全法”等有關法規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輝對“台獨”的寬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不僅為海外“台獨”分子回台敞開了大門，也使“台獨”勢力在島內的活動合法化。海外“台獨”組織“台獨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等乘機將主要力量轉移到台灣；海外的“台獨”活動已明顯減少，其活動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島內。
2.發揮強力制衡作用，取代國民黨執政的企圖心和實力增強
奪取國民黨政權一直是“台獨”勢力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民進黨1992年底二屆“立委”選舉贏得了31%的選票和近1/3席次，1993年底在縣市長選舉中取得1/2以上席位，1995年第三屆“立委”選舉得到32.93%的選票，1996年“總統”選舉中又顯示了力量，這增強了“台獨”勢力取得政權的信心。他們宣稱要在本世紀結束奪取國民黨政權，使國民黨成為在野黨。為此，民時黨發表“國是建言”，提出“總體建國方略”，從“憲政改革”、“國家定位”、“兩岸關系”、“六年建國”、“地方自治”、“社會福利”諸方面，系統地闡述對各項政策的主張，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奪權綱領”。在1997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奪得了12席縣市長職位，不僅在總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過了國民黨，更重要的是所執政縣市總人口佔全部的71.59%，地方稅收佔83.12%，地方總預算佔69.24%，成為地方政權的“第一執政黨”，對國民黨的執政地位構成直接威脅。
同時，由於民進黨在“立委”席次的增加，在“立法院”內充分運作，靈活運用國民黨內的矛盾，與新黨、無黨籍及國民黨次級團體合作，在“立法院”內有效地發揮了對國民黨的制衡作用，可以預料，這種政治上的制衡因素，在未來的政治舞台上將越益增強，民進黨將成為島內實力最強的反對黨，甚至有可能上台執政。雖然在1998年底的“三合一”選舉中有所失利，但仍是台島內的第一大反對黨，其實力不容低估。
3.改變鬥爭策略，轉換黨的體質
自民進黨建黨以來發展的10余年歷程看，其鬥爭策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創黨初期，民進黨動輒發動群眾走上街頭，甚至不惜制造流血事件，借以壯大聲勢，爭取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進入90年代，隨著國民黨“憲政改革”的推展，島內政治環境發生變化，民進黨在政治上的實力也有所增長，於是鬥爭策略也開始調整，不僅大規模的街頭造勢運動已基本放棄，而且議場上的抗爭也較以往理性了許多，就連一向熱衷於街頭群眾運動的黨內激進派，例如“新潮流”和“獨聯”，也都轉向了體制內的選舉路線。同時根據島內外情勢，一些口號、政策也在調整。民進黨在“務實台獨派”領導人主導下吸取了1991年二屆“國代”選舉失敗的教訓，不再刻意凸顯“台獨”或“台灣共和國”字樣，淡化“台獨黨”形象，百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號，叫嚷“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1992年底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改用“一中一台”作為訴求。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制訂方面，為適應“憲政”後島內外出現的新形勢和自己地位、角色的變化，也作了相應的調整。1992年第四季度起，民進黨先後公布了《憲政體制改造政策綱領草案》、《現階段兩岸關系與對中國政策》、《民主進步黨的外交政策》等10余個政策性文件，合稱“公共政策白皮書”。它涉及到“憲政改革”、“大陸政策”、“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等12個方面，比較全面的勾勒出其未來的“施政藍圖”。在1992年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以公共政策為主要訴求，提出“三反三要”口號，即“反軍權、反特權、反金權、要減稅、要（”總統“）直選、要（台灣）主權”，在選民中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4.調整大陸政策，積極介入兩岸事務
隨著島內“大陸熱”的持續高漲，民進黨已逐漸認識到未來兩岸關系及台灣前途將是島內朝野黨競爭的主要議題。因此，自1993年以來，民進黨一改過去在兩岸關系上的冷漠態度，主動調整大陸政策，積極介入兩岸關系。
該黨高層認為：“長遠來看，台灣不能與中國來往，與其發展和平共存的兄弟間的關系”；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也表示“如果台灣能與廣東、福建等省份密切往來，形成經濟共同體，可藉此互相牽制，對台灣的安全反而有保障”。“台獨”主張比較激進的“新潮流系”也讚同在此對等的前提下組團赴大陸，把“台獨意見與大陸進行交換”。在民進黨黨內，在與大陸接觸並建立聯系上已基本形成共識。1993年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先後兩次赴大陸訪問，並要求與大陸有關部門負責人接觸。隨後，民進黨中央高層謝長廷、姚嘉文、蔡同榮等脫離“立委”陳水扁等，也分別赴大陸進行考察。在主動尋求改善與大陸關系的同時，民進黨也積極介入兩岸事務。對於1993年4月底舉行的首次“汪辜會談”，民進黨一直憂心忡忡，擔心台灣和自己被出賣，因而對談判很不放心。在這種心態下，民進黨開始改變被動消極態度為主動出擊。在“汪辜會談”時，民進黨積極要求監督、參與，為此竟組織了“立法院汪辜會談觀察團”前往新加坡，幹擾兩岸首次舉行的談判；1993年底舉行的“台北會談”，民進黨也在無法參與的情況下，要求“海基會”將每日會談的內容向民進黨簡報。此外，在大陸政策上，民進黨還主張廢除“國統綱領”、裁撤“國統會”，要求“國統會”、“海基會”納入反對黨人士，以參與國民黨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執行過程。在民進黨的強烈要求下，“國統會”聘請了4名民進黨人士為咨詢委員，“陸委會”也被迫吸納該黨人士作為當局制定政策的咨詢對象。
民進黨主動介入兩岸事務，打破了以往國民黨一黨壟斷的局面，由於其強烈的“台獨”傾向和主張，也進一步增加了兩岸關系，尤其兩岸事務性談判的復雜性。
5.民進黨內部派系鬥爭的分化、組合加劇
民進黨成立之初是反國民黨政治勢力的聯合體，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頭的結合體。由於各領導人政治閱歷及社會、經濟基礎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觀念、運動路線等方面存有較大的分歧，形成形態各異的諸多山頭派系。主要有黨外編聯會人馬形成的新潮流派系，黨外公政會中“美麗島連線”人馬形成的美麗島系，還有原黨外公政會的康系、前進系和超派系等。隨著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各派系勢力不斷變化，並重新分化組合，康系瓦解，分別被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所收編，前進系亦並入美麗島系。
長期以來，民進黨內存在著新潮流派與美麗島系之間的較量。兩大派系在運動目標、鬥爭路線，以及國民黨政權性質和台灣前途走向等方面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歧異，某些總是甚至嚴重對立，鬥爭異常激烈。美麗島傾向於溫和的體制內抗爭，主張對政治民主化的追求優先於“台灣獨立”；而新潮流派系強調對國民黨統治體制的抗爭和群眾運動路線，主張對“台灣獨立”的追求優先於政治民主化。美麗島系人數眾多、組織渙散、各自為戰，成員沒有紀律約束，內聚力較差，只有在黨內資源重新分配時，才體現出整體運作能力。而新潮流系人數雖少，但以理念作為結合的基礎，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凝聚力強，近年來逐漸到達了控制黨權的主導地位。美麗島系對新潮流系掌握中央權力不滿。特別對民進黨上層抱持“台獨”立場不放持有異議，認為民進黨的“台獨黨”形象嚴重地影響了民進黨得票率的提高，是該黨執政的絆腳石。他們宣揚“執政優先論”，主張與在野勢力和部分國民黨力量結合，早日分享權力。此外，兩派在對待“李登輝情緒”、與新黨“大和解”、對大陸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的發展都可能引起民進黨內部矛盾的激化，進而導致民進黨的分裂。民進黨在奪取政權的總目標下，靠“模糊台獨”策略，暫時維系了黨內的團結，吸納了“台獨”選票和部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選民。但也因契約埋藏了危機。激進“台獨”勢力跑出民進黨籌組“建國黨”就是這種危機的一種反映。
2000年3月，民進黨在台灣大選中獲勝，上台執政；2004年3月，民進黨再次在大選中勝出，繼續掌握政權。（來源：中國台灣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