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日發表社評說，儘管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在開票當晚的結論，是66.6%的得票率和1997年的65%比較還稍為上升了些，算得上是個強有力的委託，西方媒體在報道這次大選結果時，仍都是以人民行動黨選票下跌的角度來看。他們比較的基礎是2001年的大選，卻不提2001年“九一一後”的特殊背景，也不提之前幾次得票的情況。
社評說，事實上，2006年大選，除了最終的得票結果之外，還有一個大家之前就認為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在新任總理主政的情況下，大選的整個過程將以怎樣的方式進行。他在就任時所說的要建立更開放、包容的社會，必須到政治競爭到來時，人們看他怎麼處理，大選會不會相對公平，才能完全相信。在李顯龍總理和李光耀資政宣佈要起訴新加坡民主黨中委在《民主報》中對ＮＫＦ事件誹謗政府時，有記者問總理起訴是誰的決定，因為“那比較像李資政的風格”。可見一些人其實也還在觀望，大選中李總理也會在多大的程度上展示他個人的風格。
選區劃分基本穩定、選區劃分報告公佈後執政者沒有立即宣佈大選，而且在提名日之前行動黨即把排陣對外公佈，等待叫陣，整個做法不無讓人有所期望。因此，到了提名日，我們聽到行動黨和反對黨雙方都表示希望大選是一場“君子之爭”。如果沒有雙方感覺“君子”的基礎，其實也很難提出什麼“君子之爭”了。
社評指出，也因為願意期許彼此是“君子”，中途殺出“戈麥斯事件”，令不少人錯愕。當時不論行動黨人掌握了多少資料，戈麥斯是否真的不誠實，在選舉中間行動黨重量級人物猛烈炮轟的方式，都不能不讓一些選民心裏另有一番解讀。經歷多次大選的選民，尤其覺得記憶猶新。行動黨主觀上要將事件呈現為選舉制度的聲譽受到威脅、公務員被有企圖心的從政者誣告，但這阻止不了一些選民將它看作是行動黨的選舉手段。
在“戈麥斯事件”佔據報章許多篇幅之際，選舉到投票前兩三天，行動党黨魁李顯龍召開記者會，突然宣佈把焦點重新調整到大選課題上來，表示大選不是關於“戈麥斯事件”。促成這個轉折的原因必然不是單一的，一些因為這一系列炮轟對行動黨不滿的選票不一定為此轉折而“回流”。但是在阿裕尼集選區領軍部長楊榮文表明為維護選舉制度公信力，流失選票在所不惜的情況下，行動黨最終沒有像過去那樣重炮轟擊到底，只剩下最後李資政和內政部長黃根成各自發表聲明，對劉程強關於戈麥斯事件進行反駁，也是與過去大選有所不同的痕跡。
社評說，另一點，就是工人党黨員在群眾大會上群攻李總理午間群眾大會上講出如果有十幾個反對黨進入國會，他所有的時間就得花在想方設法對付反對黨議員上，李顯龍總理隔日進行解釋後，表示願意就所使用的不恰當字眼道歉。這樣的姿態本身，在行動党領袖中間也不多見。
這次大選中，行動党秘書長也不像過去一樣，在選情激烈的選區為該党候選人“加磅”，用某某某如果贏得席位，將被委以重任的方式，籲請選民把票投給他／她。幾位這次引入的新候選人中選後會擔任政治職務，也只是在午間群眾大會中帶出，作為這次引進的候選人是未來領導班子的證明，而不是在選戰中幫他們拉票之用。這也反映了新領導人思維方式與他的前任們有所不同。
社評表示，在選前表示以“平常心”對待，李總理在大選成績公佈的淩晨記者會上表示尊重選民的選擇，並從工人党得票比其他反對黨來得高的趨勢上分析，選民傾向選擇有公信力、素質較高的反對黨，以此“鼓勵反對黨更上一層樓，改善新加坡的政黨政治”。他收起競選的語言，呼籲島國人民團結。
在許多人批評行動黨傲慢、自視甚高時，這位人民行動党秘書長做了這樣的一段講話：“我也要繼續鼓勵大家對許多課題進行誠懇、公開和認真的辯論，因為不論是行動黨或政府，或者請容許我說，包括反對黨也沒有解答所有問題的答案和解決所有困難的方法。不過，我們在新加坡人當中能夠找到大量人才、豐富的經驗和專長，而我們每個人有各自可以貢獻之處。為新加坡好，我們應該善用這些資源。”
也就是這樣的風度和處理方式，讓人對島國探索要走怎樣的民主政治道路更感樂觀。而這牽涉的不只是民主政治道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也切合了社會所希望見到、所認同的價值觀。
社評認為，這次有機會參與投票的選民比2001年多出許多，是反對黨角逐多選區之功，也可以說是行動黨沒有製造障礙的結果。島國的現實是：執政多年的人民行動党掌握資源，甚至在國會中占了足夠改變憲法的議席。如果行動黨還要按照過去的思維方式行事，一意孤行，不讓出更多空間予民，減少人民自由進行選擇的恐懼，反對黨要成長，所需面對的難度可能會更高，整個國家對民主選舉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更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