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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馬英九為化解忠誠困境，早就在採以毒攻毒，不是從賴幸媛的任命才開始的險招。 |
中評社香港4月29日電（作者 石之瑜）馬英九任命台獨主張者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輿論指為是險招。不過，從馬英九任職台北市長以來，這一類看似逆向操作的手法逐漸演化成一貫作風，到他市長卸任時已趨成熟，大選最後更顯得爐火純青。自大選以來的馬英九並沒有變，但是外界一廂情願總把他看成反台獨勢力。固然對他自己而言，任命賴幸媛只是他個人身分策略的運用，但值得注意的，不是什麼險招，而是其中蘊含深遠的文明政治意涵。
馬英九就同歷史上所有（後）殖民地人或移民一樣，要面臨層出不窮的忠誠檢驗，兩面討好但卻又難討好。如此夾在土、客之間，史上早有許多不同因應之道。必須承認的是，馬英九所發明的化解方式，迥異於過去超越忠誠困境的各種手法，因而是前所未見。比較一下前人的作法，便可以看出其中應該是連馬英九自己的沒有意識到的創意。
在台灣近代史上，如蔡培火者就代表了一種化解方式，他有鑑於由於台灣既是中國文化傳承，又是天皇屬地，以致台灣沒有資格與他們平等對話，適逢中日大戰撕裂台灣，蔡培火乃利用皇軍的東亞話語，將台灣比喻為東亞之子，提昇台灣人在身份上有別於中、日兩種民族身分的更高發言地位。雖然還是影射了某種卑微的自況，但顯然台灣站在東亞位置發言具有顛覆效果，導致日本軍部擔憂影響士氣而一度將他加以逮捕。
印度的泰戈爾也以文明橋樑自居，但是泰格爾不是以代表印度集體的身分發言，而是訴求每個個體自己修練成人類文明融合之所在，如此得以超越印度人在集體身分上的不平等，他一方面要求中、日各界重視傳統，另一方面敦促歐洲各國人士向東方學習，這樣他取得高於特定文明的發言地位，並成為所有人的導師。但泰戈爾雖能風靡全球，卻擋不住印度自身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就制約了他那種個體化的文明橋梁理想。
日本近代思想家西田幾多郎更是文明融合的創造性論者，他在哲學上把東西文明交匯於不可言傳的某種神祕基體上，反映近代以來日本思想界力圖揭穿歐洲片面性的奮鬥，他們一心闡明，唯有日本才能同時掌有東、西洋，並達到真正普遍性的自我期許，西田哲學便透過神道與禪學的結合，從邏輯上證明為什麼日本可以做到。但是西田哲學後來淪為法西斯政府推動神道政治，以及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御用官學。
轉到東南亞華人，做華人而不做中國人是李登輝以降的台獨所渴望的境界。然而忠誠困境依舊，華人若認同祖國便恐在當地遭政治歧視，而迎合同化運動又會變成社群所指責的漢奸。華裔學者為化解忠誠困境，將華人加以解構成大陸來的華僑、當地成長的華裔、毫無文化傳承概念的血統華人、完成混血已難辨識的娘惹至少四種。可是他們自己後來到了新加坡，既能免於政治壓力，便又願意戮力華人歷史的重建，形成反解構。
現在馬英九面臨無休止的忠誠查驗，竟能找到不同以往的手段，他放棄昇華向上，居高臨下的指導，也沒有甘願向下，成為背負人人在其上通過的橋樑，更沒有自我解構成為不存在。馬英九是把所有會圍住其他台灣人向祖國認同的藩籬都拆掉，然後用這些藩籬把自己團團圍住。他拆除藩籬，所以祖國不會認為他是漢奸；但他自己固守藩籬，也就絕不可能成為台奸。他自動排在所有台獨之後，等待他們先行，立志作最後一個台灣人。
一言以蔽之，馬英九為化解忠誠困境，早就在採以毒攻毒，不是從賴幸媛的任命才開始的險招。最好是以後就由代表台灣的他一個人單獨接受查核就好，其他人都免查核。所以他不斷靠向深綠，唯有這樣，深綠才有可能走出藩籬，停止自我查核，等不到這一天，他就繼續有原罪，則待罪之身，寧留藩籬。賴幸媛正是他的重要藩籬，賴幸媛若今後一直不能接受解放契機，停止自我查核，迎向中國大陸，馬英九便無法獲得救贖，中國大陸也就永遠看不見馬英九。（作者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