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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參與、潮水般的人潮，一波接著一波湧上台灣的大街小巷、都會和鄉村，“紅花”處處開。 |
中評社香港9月21日電／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人民，更會有智慧去創造新的風潮。
無法紓解的政治危機，透過人民力量展現，施壓給失職與錯誤的自利政治部門，才可能讓政治的僵局發生新的缺口。
台灣新一期新新聞報道，台灣，正在這個臨界點了，施明德他們站出來捍衛的是“生活世界”價值，不是特定的利益。
問題，“第三部門”的人民已經提出了；
解答，就看“政治”部門的人，誰比較有智慧了？
新新聞報道說，施明德與數十萬人站出來，捍衛他們眼中的道德價值，但解答不會在群眾身上；而會在政治人物身上，李登輝醞釀要出招，第三勢力可能成形嗎？內閣制可能是陳水扁的下台解套方案嗎？全台遍地開花造成的激情衝突有解嗎？...
有史以來，古今中外皆如此，當政治權力結構因彼此師心自用，造成“政治”被既得利益“綁架”，無法解決現有權力結構所造成的僵局和亂局，體制將因而遲滯、僵化，甚至如日本《讀賣新聞》所描寫的已“僵死化”了。
從去年的“高捷”案以來，“台開案”、“ＳＯＧＯ禮券案”、“吳淑珍珠寶案”、“國務機要費”發票案，陳水扁就在“合法性”受質疑、“正當性”持續耗損中，面臨著“合理統治”愈來愈難以運作的危機。但在藍、綠政黨各自的師心自用中，既不能讓多數人信任，又無法“罷免”，也不敢“倒閣”或“彈劾”，所有憲政體制賦予的各種解決機制，都無法在立法院和現有政治結構中有所進展。台灣的“政治”部門已無法有效地呼應過半數以上人民對當權者失去“信任”的危機，也無法有效和人民對話，化解危機。積累的不信任，讓各種正常運作都受到質疑，“國家”機器陷入了長期空轉，找不到出路。
報道說，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人民，更會有智慧去創造新的風潮。無法紓解的政治危機，一些人可能會因此更疏離，也可能產生憤怒。憤怒的積累未必是壞事，“憤怒”能讓“第三部門”社會力奮起“補位”，透過人民力量展現，施壓給失職與錯誤的自利政治部門，才可能讓政治的僵局發生新的缺口，政治結構產生“質變”，不但有機會讓僵局化解，還可能帶動政治的進步。
公民覺醒，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
最近的台灣，就讓人看到了“第三部門”社會力已經成了風潮。
“七一五”所謂“親綠”學者發聲，“老綠”施明德等部分美麗島與民進黨前輩號召發起的“反貪腐倒扁”力量驚人，這是因社會對當前“政治部門”累積了太多的不信任，主動而自發的社會力，掀起了連兩大政黨都無法帶動的波濤。
局勢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出，這運動雖然是針對政治上“陳水扁去留”的問題，它並不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三勢力”，不是要在“政治”部門中和既有勢力分一杯羹。這個運動的本質，更接近是“第三部門”社會力的“新公民運動”。
“九一五圍城”參與者，明顯呈現出這是跨黨派、跨族群、跨性別、跨階級、跨地域、跨年齡的群眾，在毫無組織動員的情況下，夜間風雨中以至少六、七十萬、號稱百萬人參與的氣勢，自發而主動地群集在台北，這起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令人震撼的事件，除了比例甚低的零星衝突外，可說是以理性開始，以和平結束。台灣公民意識確實在再度覺醒之中，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之中。
透過媒體，影像效果激起認同感
稱為“新”社會運動是因為，人民和施明德所發起的運動，從取向、組織、風格等面向，都已經呈現出社會政治學家史考特（Scott）描寫的，“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第一、這場運動是以普世價值的“反貪腐”，是以“禮義廉恥”道德之名進行的反對運動。不是為了特定階級的利益，也不是為了什麼特定族群，如“台灣人出頭天”、“軍公教免稅”、“國營事業員工福利”……之類的訴求。這場運動展現出來的，是在質疑當前的政治運作結構，想要透過民意的具體展現，轉變陷入僵局的政治結構；並非是想要針對改變體制常規，或是某些特定人士想要來分享既存的政治權力。
第二、正因為不是特定利益社群或族群參與，這場運動和許多傳統運動不同的是，它是以“非正式”、“鬆散”和“彈性”的方式所組成，避免了太複雜的層級式、科層式的組織方式。因此沒有特別具有權力的領袖，甚至對參與的成員資格，都沒有太顯著的設限。施總部運作如同“烏合之眾”，參與群眾主動發展出“輪班制”，正展現出這種特色。
第三、這場運動高度依賴、透過大眾媒體，傳達他們的訴求和抗議，並且創造了如“紅衣”、“大拇指倒豎”的手勢，使運動變成了一種“風潮”，以影像效果有效地激起了公眾的情感與認同，達到快速擴散和參與的效果。如正在各鄉各鎮的“自動開花”，祇要認同這運動，不需要核心總部的組訓，不論是外島澎湖、還是鄉間的鹿谷，甚至是海外的關島，認同的人都可以用同樣的象徵，表達他們參與的態度，甚至，群眾還有源源不絕的自發創意。
這樣的“新”社會運動，表面上被一些人譏為“嘉年華”，少了“傳統”社會運動的悲壯，或是肅穆。但它其實是歐美民主先進國家在一九六○年代後發展出來的新類型，如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或是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的“憤怒之愛”，終結了法國“第四共和”，引領法國發展出“第五共和”。一九六○年代後，歐、美、北歐和法、德的“新”社會運動，都持續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意”，迫使“政治”部門不得不低頭。
第三部門，捍衛生活世界而奮起
這類型“新社會運動”會在二十世紀末發生，哈伯瑪斯《Habermas）指出，是因為現代社會中，由於政治和經濟這兩大部門的“雙面夾殺”，往往會讓人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指社群和家庭的價值）發生岌岌可危的危機感，所以，“第三部門”社會力因而奮起，為的是要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
報道說，台灣的庶民社會中，中產階級和婦女，對“生活世界”一向最願意投入最多的關注，他們在乎教養、她們關切“品格”。當“禮義廉恥”、“反貪腐”成為運動的主訴求，一向不太願意介入政治部門的中產階級和婦女，為了捍衛他／她們早就很焦慮的“生活世界”已被太多的“政治”部門的謊言和惡意所動搖，主動而積極站了出來了，正是因為他／她們出現在街頭，執政當局雖然依然用“政治”部門邏輯在應對，但已經有不少人動搖了，願意思考應該用什麼的新態度，去面對施明德所號召出來的“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一些立委更是用“新公民運動”來稱呼這股人民的力量了。
同角度來看，原本，台灣社發起的“九一六運動”，也該值得尊重，這是一群長期以“本土價值”為生活世界核心的社會力量展現與發聲。美中不足的是，民進黨中央卻在此刻解除上街禁令，還發出“甲級動員令”，放任民進黨公職人物用“政治動員”參加這種原本是“自發性”的民間運動，因此沾染了是為了上承扁意的陰影。
更糟糕的是，“新”社會運動楬櫫的是“普世價值”，進行的是“道德訴求”，民進黨卻選擇了為了“挺”一個特定人，所以要與“反貪腐”民眾進行“對抗”。台灣社所發起的社會運動，淪為挺扁群眾的“政治”聚會，反而暴露陳水扁祇剩“鐵衛軍”的孤立危機。對抗“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也將會失去中產階級、學生、青壯年、和婦女等運動中的主力群眾。
惡意對抗，革命將成為社會試煉
甚至，民進黨還阻絕了和“新社會運動”對話的可能性，特別是民進黨主席游錫堃竟然仍運用“政治”部門的“中國人／台灣人”對立言論，鼓動以“本土價值”為核心人群的“仇恨”，想要讓一批群眾陷入“敵我分明”的認知當中，以此去化解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危機。
但是，刻意挑起這種對立，除了讓更多人更憤怒，為了捍衛“生活世界”而跳出來外，民進黨動員“鐵衛軍”迎戰“新社會運動”還可能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刺激出更激進的反彈。
因為，不滿生活世界受到動搖而嘗試“改變僵局結構”的“社會”，和耽溺於“維護現實利益”的“政治”，如果發生了相互對峙的情況，抗議，就會在這個情境中發生。抗議，要是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就能因此產生“改革”動能。
“改革”卻受到“惡意對抗”，“革命”就可能會成為整個社會必須面對的試煉。因為，當“抗議”得不到呼應，反而被“恫嚇”和“威脅”，一些人將因此而“絕望”，“騷亂”就會成了一種新的“嚮往”，這就是“暴力”的臨界線了，如果還無法獲得適當的回應，對峙再往上走，“革命”發生的機率將會愈來愈高。
正因為“抗議”發生後，啟動了社會無法再逆轉的衝擊，群眾看到了這麼多的人和他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期望祇會更升高，對於要求的實踐會更堅持。如果得不到回應，一波接一波的要求，一波接一波的行動，都不可能再退卻。因為，他們是在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退縮了，不僅僅是誰上誰下、誰獲利的問題，而是“生活世界”無法維繫的恐慌。
進場機制，政治部門的合理應對
所以，任何既存的權力結構，對於可能發展的“跳躍”，都必須付出最大的關注與瞭解，並且要合宜的對“抗議”進行對話，與“政治”機制的“再安排”；“抗議”所牽動的“跳躍”三階段，才會因為客觀局面的改變而中止。不然，鎮壓和污蔑將會引來更多的反彈，刺激“第三部門”用更大的能量，展現他們的憤怒。
台灣，正在這個臨界點了，從施明德站出來，藍、綠都看輕甚至出言譏諷中，主動參與、潮水般的人潮，卻一波接著一波湧上台灣的大街小巷、都會和鄉村，“紅花”處處開。他們既然站出來，捍衛的是“生活世界”價值，不是特定的利益；此時此刻，再討論群眾和施明德要如何“退場”已無意義了。
“進場機制”才是接下來的考驗。面對“新社會運動”成了風潮，面對一波接一波的人群浪潮，各政治領袖、各政黨要思考的是該如何“進場”？他們要考慮如何和這股風潮真誠對話。例如，國會即將開議，如何讓憲政運作找到新的可能，或是朝野有什麼新的對話，或者是藍、綠重新評估罷免、倒閣和彈劾，才該是“政治”部門面對“新社會運動”的合宜應對。
問題，“第三部門”的人民已經提出了；解答，就看“政治”部門的人，誰比較有智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