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5日電／政府有意給公務員加薪，議論了好幾年。今年年初，就曾有省部官員站出來，對公務員加薪表示反對。其理由是，官員是百姓的公僕，企業職工沒漲工資，官員如何能加薪？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教授王東京文章說,對這個觀點看法是，官員該不該漲工資，與企業是否漲工資無干。如果官員工資確實太低，即便企業沒漲，官員漲也無可非議。說官員是百姓公僕是對的，但做好公僕，重要的是視百姓如父母，鞍前馬後地做好服務，不是說，當官就祗能低工資。市場經濟，講究的是按貢獻分配。所以，該不該漲工資，不在於你是否爲官，而是看你對社會的貢獻。
文章稱,其實，官員低薪，幷非始于現代。回溯歷史，封建社會幾千年，中國官員的俸祿都是很低的。東漢時期，宰相每月收入爲大米28.5石（約爲3060斤）；最小的官員，每月祗有1.9石。北魏初期，官員沒有俸祿。明朝的宰相，月俸不足20兩銀子。清朝四品官月俸大米24石，五品官月俸16石，而七品縣令的月俸，僅7石。那時官員的薪俸如此之低，顯然不是爲了廉政，它的目的，祗是爲了維護王權統治。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皇權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天下太大，王臣太多，朝廷如何控制得了呢？朝廷的辦法，是實行低俸祿。因爲俸祿低，就會逼著官員們搜刮民財。比如一個縣令，月俸祗有7石大米，充其量能養活7個人，可官府不僅要雇用衙役，而且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另還有管家、侍女、馬夫、厨子，靠7石米的官餉，無論如何是應付不了的。怎麽辦呢？當然祗能巧取豪奪。俗話說，心中無愧，不怕打雷。可要是做了虧心事，有了痛處捏在上司手里，那麽就得惟上是從。
文章表示,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一窮二白，大家工資都不高，公務員的待遇也顯不出怎麽低。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狀况有了大的改觀：國家財力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漸近小康。於是，幹部的低工資問題，也就凸現出來了。其實，對這個問題，上届政府已有所關注。2000年初，政府曾表示，三年內要給公務員工資漲三倍。此言一出，社會各界褒貶不一。從實際情况看，幹部工資這幾年雖有微調，但與當初設定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所以如此，表面看好像是政府沒錢，實際上是在執行過程中遇到了阻力。
普遍的議論是，現在公務員工資雖不高，但實際收入却不低，因爲除了工資外，還有一塊職務消費。國務院發展中心原副主任陸百甫先生算過一筆賬，他說，如果把領導幹部的福利房、配車、養司機等花銷加起來，至少每月得一萬元。這些錢雖沒打進工資單，但却是實實在在的消費，是一種隱性收入。在這種情况下，官員若再漲工資，必然會加重納稅人的不合理的負擔。
如此看來，官員能不能漲工資，現在問題就歸結到一點，即如何處理職務消費。文章認爲,必須把職務消費貨幣化。現在的公務員，無論級別高低，都享受一定的職務消費，而職務消費，又都表現爲各種物質待遇。這一做法，說到底還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貨幣經濟，它要求一切生産要素，都要用貨幣表現，通過市場配置。所以，取消職務消費，應是改革的大趨勢。
文章分析,將物質待遇貨幣化，不僅能减少資源浪費；又能大幅提高官員的工資，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前幾年，就有地方推出“公車”改革，實踐證明，效果是好的。比如，配一部公車，一個司機，一月的費用少說也得4000元。算經濟賬，配車肯定沒有打車划算。如果把省下的錢，用於漲工資，那麽僅“車改”一項，公務員的工資可平均上漲1/3；若把領導專車取消，那麽領導的工資可以增加2倍。到那時，問題恐怕就不是公務員工資過低，而是過高了。
另外，公務員月工資的絕對值雖然不高，但公務員相對較優的福利、醫療保障和養老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絕對工資較低的問題。政府職位的含金量，幷不能簡單地用絕對工資額來衡量。否則很難解釋目前一方面公務員工資低，一方面公務員又熱考的悖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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