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可能是當前中國最熱的詞彙之一了。
中國每年8萬多億元的固定資産投資，有70%是用於購置設備，而其中又有60%依賴于進口。由於缺乏技術支撑，使得在一些領域，即使中國自有資本想投都無法投入。目前中國的信息産業，80%由外資投資掌控，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顯然也知道這是一個隱藏巨大商機的産業，然而由於技術的缺乏，根本無法進入，祗好轉投入低端、污染重、無技術門檻的行業。
儘管已經認識到自主創新能力不强這一事實，也將自主創新上昇爲了國家戰略，然而中國的自主創新依然任重而道遠。大體上，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最終源于該國企業家、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創新活動。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而言，其創新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其事業動機，渴望通過事業的成功而得到社會的尊重；而對企業家而言，其創新的動力則是來源于利潤動機，希望通過創新獲取巨額利潤，或者說在競爭壓力下，擔心如果不進行創新將遭受巨大損失，而不得不進行創新活動。目前的中國，這兩個動力機制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削弱和扭曲了。
事業動機之惑：中國走出李約瑟之謎了嗎？
中華民族其實是一個善於創新的民族。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就曾提到，“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中國（古代）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但是爲什麽近代工業和科技革命却沒有發生在中國？這一問題被稱爲“李約瑟之謎”。
一種解釋是由於歷史上中國對科學技術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中國歷來人多地少，使得生産活動中人們更願意使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而對那些能節省勞動時間的發明創造幾乎沒什麽需求，沒有需求也就沒動力，從而使得一度領先的創新活動走向衰落。
暫且不管這種技術需求不足論邏輯上是否徹底，遵循這一視角，反觀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會發現中國要實現自主創新首先要面臨的障礙是勞動力資源上的問題。當前的中國勞動力豐富而廉價，相對而言，技術和技術創新就變得稀缺而昂貴了，這使得企業更願意以工人來替代機器，而不願意去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由於那些能够節省勞動、提高效率的科技發明反而有可能使自己失去競爭優勢，對類似創新的需求也就下降了。如何克服勞動力過多所帶來的對技術創新潜在的負面影響，似乎沒找到更好的答案。
“李約瑟之謎”更富有啓示意義的還是來自基於科技供給視角的討論。人們通常認爲，中國古代的技術發明是以經驗爲基礎的。對於以經驗爲基礎的技術發明而言，人口規模是技術發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由於歷史上中國人多，使得中國能够在技術發明上一度領先于西方世界。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S·庫茲涅茨所指出的：“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始終是基於科學的技術。”在現代，技術發明主要是從科學和實驗中得到的，而中國長期都沒有實現從以經驗爲基礎的發明方式轉換到基於科學實驗的創新上來，從而在現代落後于西方世界。
轉換到基於科學實驗的創新，爲什麽在中國遲遲不能實現？有人歸之于中國的官僚體制和科舉制度，認爲由於“學而優則仕”，使得中國缺乏大量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及場所；也有人認爲這是由於中國文化中本身就缺乏科學精神。體制論也好，文化論也罷，總歸是古代的中國缺乏科學成長的土壤，沒有確立使科學繁榮的制度規範，科學家們事業上的成功不爲社會尊重和承認。
那麽現在的中國，是否已培育起科學的土壤？是否爲科學家們的事業動機提供了足够的激勵？僅就科學界以發表爲基礎的優先權競爭制度安排而言，在中國也祗是處於形成和完善過程當中。在中國，對於學術成果的評議，“首創”、“獨創”、“世界領先水平”等諸如此類的詞彙是多如滿天星，而評議人本身可能根本就對所要評議的領域一無所知，祗不過身居高位，或掌控了某些學術資源而已。這種對科學獨創性優先權認定的輕視，一方面等使科學成果不能有效積纍；另一方面也使科學界喪失了相對的獨立性，科學家們事業上的成功却不能得到真正的高度重視，科學家們創新的動力被扭曲，科學家們的事業動機也就變得軟弱無力。失去了科學發展的支撑，當代的技術創新如無源之水，自然也將表現出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
利潤動機之惑：中國是否還在“市長”與“市場”之間徘徊？
企業家進行創新，其目標在於獲取豐厚的利潤。而利潤的獲取方式有多種，依靠創新，取得獨有的技術和知識産權是一種；通過遊說政府，取得專營牌照和資源的行政壟斷權也是一種。有的企業家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以取得競爭優勢；而有的在競爭壓力下尋求的却是政府的行政保護和基於行政的壟斷，進行尋租，以獲取壟斷優勢。
企業家們選擇創新還是尋租，取决於他們所處社會和市場環境的激勵和約束。公正公平的市場規則和良好的産權保護制度可以大大强化企業家的創新激勵，而在行政主導型的社會，或者說市場機制有待完善和建立的社會環境當中，企業家取得政策性資源反而可能更有利於獲取更大的利潤，用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就是“找市場不如找市長”。儘管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已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然而在中國，相當多的領域仍然面臨著“找市場不如找市長”的困惑。
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相關法規的建立通常要滯後于經濟轉型和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况下，行政就成爲維護經濟運行的主導力量，也就是說“市長”要主導“市場”。對公司運營而言，政策性資源就成爲了主導資源，通過政策資源獲取的贏利也常常要大於基於市場運作和創新所帶來的贏利。在行政機制取代市場規則的條件下，再加上技術創新成果的非競爭性、以及創新過程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創新也就很難成爲企業家的最佳選擇了。企業家缺乏創新的動力，宏觀上也就將表現出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了。
另一個對企業家創新的利潤動機有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是否有適當的機制確保企業家能够完整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多年來，公平與效率的爭論始終不絕于耳。有人基於公平的考慮，要求對利潤和資本收益徵收更多的稅收；有人基於效率的考慮，提出應約束政府的轉移支付行爲，减少政府對經濟主體的攫取，確保社會公民能享有更多的自己的勞動成果。這種爭論的存在，無疑加大了利潤和資本收益的不確定性。當企業家無法確信自己能享有自己的創新成果，或者說缺乏適當的、明確而穩定的規則來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時，很自然地就將失去創新的動力，轉而尋求基於行政資源的壟斷。
在中國，自主創新已被提昇爲國家戰略。然而要使自主創新能力得到增强，除了資源的投入外，還需要學會揚長避短地去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建立能提供有效激勵的科學界的制度安排，以及形成能保護企業家利潤動機的機制和規則。
來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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