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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始發國，而且其病症頗具典型意義 |
中評社香港6月4日電／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狀况是健康的。但從居安思危的角度我們也不難找出一些危險因素，包括跨境資金大量流入、短期外債比重偏高、人民幣昇值預期强烈、房地産價格漲幅過快以及外資的優惠過多等。這些不太健康的因素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泰國、日本，都可以依稀找到它們的影子。從金融業改革開放的進程看，中國目前正處於金融機構健全性改革、金融業對外開放以及利率、匯率和資本市場等市場化改革三頭幷進的時代，這一歷史特徵與1990年代的泰國也非常相似。正因爲當年沒有處理好三大改革之間的關係，所以泰國經濟在1997至1999年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擊。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稱,結合日本、泰國金融危機之前的歷史，對中國當前的一些潜在風險進行深入分析，幷從中找出應對之策是非常必要的。
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泰國
文章說,由於泰國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始發國，而且其病症頗具典型意義，因此就從泰國先談起。受各種因素影響，1989年香港曾一度出現了信心問題及走資、遷册、移民浪潮，內地的外商投資也明顯下滑。從那個時候起，泰國就定下了宏偉計劃，一方面想吸引更多外資以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試圖把曼谷建設成與香港相媲美的國際金融中心。爲此，泰國頒佈了一攬子措施，迅速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步伐。泰國1989年實行利率浮動，1990年允許外匯自由兌換，之後又陸續推出了許多自由化措施，包括允許境內外匯結算，證券投資及居民對外投資1000萬美元以下可自由匯出，居民對非居民貸款不受限制，居民可以自由對外舉債，外債本息匯出無須經過事先批准，商業銀行可以進入境外貨幣市場自由發債，以及大力發展貨幣期貨和期權、國債期貨、利率期權和調期等衍生金融工具等。與此同時，泰國還積極擴大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允許外資銀行進入國內貨幣市場，努力將國內的資本市場國際化。1993年泰國引進OUT-OUT(從國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在外國以外幣形式貸款)和OUT-IN(從國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在泰國以外幣形式貸款)的國際銀行業務，1995至1996年又將開辦國際銀行業務的外資銀行昇格爲全面銀行，允許它們增設機構，使外資銀行的數目迅速接近本土銀行。
泰國上述一系列改革確實達到了引進外資、加速經濟發展以及培育金融市場的目的。但是，它們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爲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了不安定因素。其一是境外資金大量流入，民間機構借外債的風氣非常盛行，導致泰國外債總額節節攀昇至1996年底的857億美元，而且短期外債比重超過50%。其二是大量外資流入房地産行業，金融公司投放于房地産的貸款比重也高達25%，致使空置率偏高，地産商面臨著開發用外匯、售房收入收泰銖的貨幣錯配風險。其三是金融自由化和外資的大量流入，使泰國股市、樓市乃至整體經濟都出現過度的繁榮。從1990到1995年，泰國GDP的平均增幅高達9.04%。經濟過熱使房租、樓價、勞工價格和消費品價格全面上揚，嚴重削弱了出口産品的競爭力，導致經常項目赤字急劇擴大，泰銖面臨貶值的壓力。其四是泰國雖然迅速推進金融自由化，但泰銖仍然釘住美元，以致泰銖匯率逐漸被高估，矛盾被積纍至一觸即發的地步。其五是泰國政府沒有貫徹金融機構改革優先的原則，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步伐過於急促，以致當六年間市場化改革基本到位之後，本地銀行及金融機構的素質仍然很差，金融人才仍然很缺乏，監管法規也很不完善。
金融自由化不僅發育了過度繁榮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還爲外資大規模撤出提供了便利。最突出的是危機期間外資金融機構針對泰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和監管上的漏洞，運用輿論攻勢和雄厚的資金實力操控市場，對危機的孕育、惡化和擴散起到了巨大的破壞性作用。在外資及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泰國損失極其慘重，僅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泰銖就貶值了56.7%，樓價跌幅超過了35%。最後，泰國91家金融公司中，被關閉和接管的超過63家，15家本地銀行中未被政府接管或外資控制的僅剩下4家。
金融市場中的不安定因素
文章指出,從泰國及其他國家在危機期間的慘痛經歷看，中國經濟金融領域存在的一些不健康因素確實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首先是揮之不去的人民幣昇值預期，以及與此相關的境外資金的持續大量流入和短期外債比重的快速上昇。自2003年以來，在西方國家政府及投資銀行的肆意炒作下，境內外出現了非常强烈的人民幣昇值預期，加上中國長期實施刺激出口、鼓勵外資的政策，因此，國際收支一直處於大幅順差的狀况，每年順差的規模約在2000億美元即1.6萬億人民幣左右。跨境資金的持續大量流入，一方面導致中國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經濟領域出現明顯過熱的迹象，央行不得不靠發行票據來回籠資金；另一方面，由於加息勢必會减少投機者的機會成本，從而刺激更多的境外資金流入，因此，中國不得不對加息尤其是存款加息採取慎重的態度，這難免會使政府遏制經濟過熱和房地産泡沫的努力面臨市場化手段的局限性。這與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所面臨的困局是比較相似的。
在資金大量流入的同時，中國外債餘額于2005年底達到2810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餘額高達1561億美元，比重爲55.56%。雖然中國外匯儲備充裕，償債率、負債率、債務率均在安全綫之內，但是，短債比重從2002年底的31.4%，跳昇至2004年3月底的40%以及2005年底的56.56%，大幅偏離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綫，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短期外債過多，對一般企業而言，一旦形勢逆轉可能會面臨被集中索債及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對那些借外匯收本幣的企業來說，可能還會像泰國房地産企業那樣，面臨著債務負擔在貶值情况下因貨幣錯配而驟然加重的困局。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受打擊最重的幾個國家短期外債比重都相當高；其中，韓國高達67%，印尼高達62%，泰國六家最大商業銀行的短債比重更超過了77%。依照前車之鑒，中國對短債比重的持續、快速上昇，確實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避免經濟過熱和泡沫化傾向
其次是經濟持續偏熱，導致國內出現一定程度的資産泡沫，房地産價格迅速上漲，沿海一些發達地區甚至出現勞動力價格上漲和勞工短缺的情况。如前所述，泰國鼓勵外資及金融自由化曾經引起過多的外資流入房地産，導致房價大幅上漲和銀行不良貸款增加。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爲了阻止大量跨境資金流入和日元的進一步昇值，曾經採取低利率、寬財政的政策，結果導致信貸過於膨脹，資金大規模流入房地産和股市。從1985至1990年，日本平均住宅價格攀昇了40%，日經指數更從13000點急昇至39915點，爲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的破裂埋下了禍根。從中國情况看，儘管大部分城市還沒有出現房地産泡沫化的問題，但全國住宅價格的平均上漲幅度仍然比較高，上海、深圳、杭州等少數城市甚至一度出現了房價漲幅失控的狀態。房價過高，一方面使中下階層置業困難重重，影響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惡化了當地的投資環境。雖然在房價上漲過程中，地方政府達到了增加財政收入、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的目的，但房價過高肯定會打擊企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投資意欲，最終反過來阻礙當地經濟的健康發展。一旦泡沫破滅，居民資産縮水，就有可能會像1997年以後的香港一樣，遭遇消費需求下降、民怨上昇以及銀行呆壞賬大幅增加的局面。當前，在人民幣昇值預期及房價快速上昇的情况下，境外資金已經以外債、資本金及購房的形式大量流入中國；在經過房地産調控、收緊國內銀根之後，房地産企業外資或借外債的趨勢更加明顯；這種狀况不僅不利于內資、有利於外資，還會進一步抬高房價、加劇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引起的負面效應非常值得監管部門關注。
除房地産外，中國今後還應避免經濟持續過熱和股市出現泡沫化傾向，避免勞工價格過快上漲削弱製造業的對外競爭能力。有專家估計，隨著人民幣昇值及部分地區勞工短缺情况的加劇，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勞動力成本將上昇30%-50%。雖然從全國範圍看，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仍十分明顯，但對那些房價漲幅過快的沿海城市而言，工資在房價的壓迫下持續上漲，對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在宏觀經濟方面，中國GDP最近幾年的昇幅也有些偏高，2005年的昇幅爲9.5%，今年第一季度的昇幅更是高達10.3%，其中固定資産的增幅達到27.7%，比去年同期快了4.9個百分點。從日本的歷史教訓看，當一國貨幣處於昇值預期時，大量跨境資金就會持續流入，股市不僅會大幅上漲，還有可能出現泡沫化問題。中國的情况雖然有所不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一段時間A股迅速上昇之後，外資入市的態度也變得非常積極。某美國著名投行甚至預言，牛市遠未結束，滬市指數年底將達到2000點，以後則有可能上昇至5000點左右。在人民幣昇值預期强烈，貨幣政策比較寬鬆的情况下，中國一方面應繼續搞活資本市場、盡快恢復股市的融資功能，另一方面也應吸取日本、泰國的經驗教訓，時刻留意今後是否會出現泡沫化傾向。
金融機構健全性改革與監管須優先
最後是中國一方面正在開展金融機構健全性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斷推進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應該說，同時開展以上三項工作是必要的，其本身沒有對錯之分。但是，如果在决策上不注意先後順序，在銀行、證券及保險公司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况下，就貿然加快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國就有可能犯歷史性的錯誤。就對外開放而言，文章認爲，讓外資適當增加分支機構，允許其從事更多的業務，允許其參股中資金融機構，確實可以達到加强競爭、引入先進管理經驗、促進金融創新的目的。但是，從泰國、香港金融危機期間的情况看，外資在金融業中佔支配地位，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他們往往會憑藉雄厚的實力和嫻熟的金融技能，在市場上翻江倒海，借機達到在動蕩中漁利的目的。正因爲如此，我們應該對外資採取客觀的態度，既不能不推進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也不能過於開放，讓外資在金融業中佔據重要的地位。目前，美國正在高分貝喊話，一是要我們大幅昇值，二是要求加快金融業對美資的開放。對此我們應保持清醒頭腦，絕不能崇洋媚外、過分依賴外資，不能忽視外資對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能忘記美國對聯想業務、中海油幷購以及中資金融機構市場准入所設置的種種限制。
在自由化改革方面，中國確實應推進人民幣可兌換、國際化以及匯率、利率等市場化改革，讓金融機構逐步培養資金價格波動的風險意識，讓衍生産品成爲企業對沖風險的工具，讓金融創新有比較合適的土壤。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堅持金融機構健全性改革優先的原則。目前，中國金融機構的體質還不够健康，監管部門的大部分人員還缺乏資金大進大出、市場急劇波動的考驗，缺乏對金融實務尤其是衍生産品的深刻認識；在此情况下，市場化改革應該貫徹逐步、有序、風險可控的原則。否則，過度的自由化將爲投機力量的進出及跨境攻擊提供極爲方便的通道，原作爲鎖定風險手段的衍生産品也會因其杠桿效應，而成爲擁有龐大資金實力的外資金融機構沖擊中國金融市場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文章表示,另外，在金融自由化改革過程中，還應妥善處理好銀行業對內開放的問題。一方面我們應組建全新的商業銀行，包括地區性和全國性商業銀行，以鼓勵競爭、改善服務和分散風險；但另一方面，新的商業銀行也不應設得太多太濫。在這方面中國台灣的經驗教訓同樣值得借鑒。1990年台灣開放民間設立商業銀行之後，3年內就設立了16家新銀行(老行庫僅26家)；票券公司在1994年之前祗有3家，但開放之後3年內就增設了9家。台灣新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是由工業資本或房地産商建立起來的。這就帶來了如下三個問題：一是銀行的職業道德可能會屈服于大股東利益。二是企業投資如果出現失誤，有可能會遺禍于其所控股的銀行。三是企業和銀行雙方交叉持股，容易導致股價偏離正常水平。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台灣曾先後出現了台中地區中小企業銀行和板信商銀被擠提以及宏福票券公司被重組等一系列金融事件。在金融危機之前的1995至1996年，台灣也曾發生過華僑銀行、台東企銀被大規模擠提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台灣金融業對內開放速度太快，對關係人貸款監管不到位造成的。有鑒於此，內地在推進金融業對內開放時，也一定要貫徹監管優先、金融機構健全優先以及逐步、有序開放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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