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宗：開場白
我參加過一些學術會議，外面的學者都是講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沒有人提到珠江文化。同時，認爲作爲大陸文化的中國文化，注定是落後的。我們認爲這是一個問題。因此就成立了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現在看來越來越有意義。一定意義上說，珠江文化就是代表著中國的海洋文化，是開放的文化。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大家坐在一起，談論有關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就是WTO的思想者論壇，這是《中國評論》在廣東省組織的第一個有關廣東的“思想者論壇”，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觀點。
加入WTO是中國正式進入世界經貿體系的一個重要標志，而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外國做生意、向外開放的歷史標志，這個標志有史可查的已經具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在我們加入WTO，就意味著經過中間一段時間的封閉之後，歷史與現實的對接，同時是中國與世界的對接。歷史留有什麽教訓？現實的對接會産生什麽問題？我們在討論中，應該歷史地、文化地、現實地看待這個問題，多層次、多角度、寬領域地加以討論。
黃啓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在廣東
“海上絲綢之路”名稱的由來
絲綢之路的提法最早見于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1887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其後維杰哈辛在1911年出版的通俗讀物《絲綢之路的故事》將“絲綢之路”的名聲廣泛傳揚。特別是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絲綢之路考察”十年規劃以來，這個概念已經爲世界各國的學者和人民所接受，成爲古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互動的代名詞。
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願意是指以中國民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爲起點，經河西走廊至敦煌，然後分兩路西行到地中海東岸的大秦——也就是當年的東羅馬帝國的陸上絲綢之路。19世紀末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的觀點，東方的學者如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教授、日本的三杉敏隆，還有香港的饒宗頤教授，都對“海上絲綢之路”加以研究。到1985年，北京大學的陳炎教授正式提出要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幷且身體力行。他認爲，在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之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爲東西方國家之間貿易和文化交往的環球性質的友好通道，具有更大的價值和更加重要的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在廣東
現在聯合國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定在泉州，但是我們認爲這樣是不準確的。我認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應該是在廣東，至少，徐聞、合浦都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
我們根據《漢書》之《地理志》的記載可以得知，西漢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後，就已經派出官方船隊携帶“黃金雜繒”等從徐聞（現廣東徐聞境內）、合浦三汊港（今廣西合浦境內）出海，沿著中南半島航行，最終到達過現在的斯里蘭卡。東漢時航綫進一步延長，到達了大秦。大秦王安敦尼努斯還遣使自日南經廣東向中國獻象牙、犀角、玳瑁等禮物，實現了東羅馬與廣東的直接通商，形成了橫貫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
三國時期廣州開始正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時期，廣州變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中國名僧法顯所寫的《佛國記》，記述了那個時期到廣州經商的國家和地區有大秦也就是東羅馬、天竺也就是印度、獅子國也就是斯里蘭卡等15個。而隋唐北宋時期，乃至于南宋前期，廣州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和東方的世界性大港。
唐朝賈耽在《皇華四達紀》中記載當時從廣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有兩條，一條到日本；另外一條到達現今的伊拉克巴士拉港，當時全長14000公里，是16世紀以前最長的遠洋航綫。
當時有阿拉伯商人爲主體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商人紛紛到廣州：據統計一年達80萬人次，這在當時的航海技術條件下，已經是很驚人的規模。
當時從廣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其次是瓷器和漆器；從外國進口的主要是香料、琉璃、珊瑚、胡椒、象牙、犀角等高級消費品。
泉州只在特定歷史時期曾列第一大港
聯合國將福建泉州定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使泉州的名聲大噪。但是我們客觀地、歷史地看待泉州，它只是在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成爲一段時間的第一大港，但幷非創始概念上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隨著南宋遷都杭州，政治和經濟重心南移，加上泉州、明州也就是現在的寧波、杭州之間有海道相鄰連，地理位置較之廣州更加方便，且南宋出口的大宗商品是浙江、福建的瓷器，因此很多阿拉伯商人紛紛移居泉州經商。這樣泉州很快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
南宋紹興末年，泉州和廣州兩港的外貿收入約200萬貫，各占一半；到了元代，泉州躍居“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阿拉伯伊始本白圖泰在其《游歷中國記》中說：“刺桐城（泉州）是中國最大港，或徑稱爲世界最大之港，亦無不可”。但是他同時也說：“泰克蘭（廣州）者，界大城中之一也……由此，商人轉運瓷器到中國各省及印度、夜門”。陳大震的《南海志》記載，元代到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一百四十多個，占元代外貿國家和地區的64%，貿易航綫到達非洲的索馬里和摩洛哥。
廣東千年以降保持向海外開放
中國被認爲閉關鎖國是近幾百年的事情，但是廣東則一直保持了對外開放，明清時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環球貿易的唯一大省。
明清時期，中國曾經幾度實行海禁，但是唯獨不禁廣東對外貿易。《明史》記載，明朝初年，政府下令所有外商只能集中到廣東。嘉靖元年撤銷浙江、福建兩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
清初實行海禁和遷海政策，但允許廣東提前展界和批准澳門爲“化外教門”，予以免遷，開放廣州和澳門的貿易。乾隆22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對外貿易，决定實施“夷船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
這就是說，廣東成爲明清時代中國唯一對外合法貿易的省份，廣州又恢復了第一大港的地位，于是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明代除延續唐宋時代的古航綫形成廣州——里斯本的歐洲航綫之外，還在明朝中葉形成廣州——阿卡普爾科的南美洲航綫；清代乾隆49年開闢了廣州——紐約的新航綫，嘉慶年間先後開通了廣州——俄羅斯航綫和廣州——澳洲航綫，這就形成了從廣州啓航、通往世界五大洲的全球大循環的“海上絲綢之路”。同時還形成了廣州到歐洲的里斯本，經大西洋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再經太平洋到亞洲的馬尼拉——澳門——廣州的環球航綫。據統計，清朝1729年到1756年，向海關納稅後貿易商品總值爲454.8萬多兩白銀；而乾隆1758年到1837年，總值達42億2千7百多萬兩白銀。
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廣州、上海、福州、厦門、寧波成爲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位置被上海取代。
縱觀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迹，顯而易見，其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實居首要，且長盛不衰。從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一部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史，就寫在廣東的紀錄上。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既是貿易之路，也是經濟和文化交流之路。廣州港的重要地位，不僅促進了廣東的發展，而且成爲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源地，和中國近代革命思想、革命活動的發韌地。
司徒尚紀：絲綢之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珠江文化有海洋文化特質
陸上絲綢之路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經開通
說到“海上絲綢之路”，也應該講一下陸上的絲綢之路。這個橫跨歐亞非3大洲、長達7千多公里的通道，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我認爲，絲綢之路的歷史比人們習慣的以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爲起點要早兩個世紀，但是張騫作爲一個外交使者，客觀上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拓，他出使西域代表著一個轉折點，即由民間轉爲官方往來，後來此被視爲絲綢之路的正式形式。
除了西北陸上絲綢之路，還有西南絲綢之路，由四川成都、向西南入雲南進入緬甸，沿布拉馬普得拉河進入印度。但是沿途山高穀深，爲“西南夷所居”，漢代未能打通。
陸上絲綢之路對人類歷史有不可磨滅功績
陸上絲綢之路將中國、印度、伊朗文化結合成一個整體，極大地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溝通和進步，以及新文化的産生，在人類歷史上立下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
首先是物質文化交流，比如將西方的玻璃、琉璃等傳入中國。還有，大量植物品種的引進，對中國農業的土地利用産生了重大影響。而中國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四大發明，以及養蠶技術、絲綢、銀器、瓷器、漆器、茶葉、冶鐵技術、鐵器和井渠法等也傳入西域和中亞以至歐洲，推動了那裏的文明進步。
第二是精神文化交流。印度的佛教、音樂、舞蹈、藝術、雜技等傳入中國，在中國的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留下深刻痕迹，幷被融合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給中亞、歐洲帶去了中國的文化知識。
第三是促進了中國城市的興起和經濟的繁榮。絲綢之路沿綫城市興起幷繁榮，中外商賈不絕于途，漢代河西走廊興起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城鎮。西域綠洲上也出現了一批城鎮，且興盛一時，都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顯示了多元文化融合風格，如和闐、庫車、吐魯番、敦煌等，唐代的長安是中西文化薈萃的最大中心。
第四是相對獨立的包括古希臘文化、東伊朗和中亞西部的安息文化等在內的絲路西段文化區，以中國新疆各民族文化爲主體的絲路東段文化區；另外，它們也同時形成文化生活共性的絲路獨特的文化區。
第五，留下了一批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産，包括名勝古迹、文化遺址遺存等。如莫高窟、樓蘭古城、長城等。
平等、開放是絲路的重要啓示
我認爲，絲綢之路還不僅僅是留下了很多有迹可循的文化遺産，還給我們帶來了富有現實價值的啓示。
比如說，絲綢之路盛行于漢唐時代，而漢唐時代基本是奉行和平、平等、開放的外交政策，如漢初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等，這種外交政策促進東西方經濟的交流，也實現了文化的互補，達到共同進步。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我認爲絲綢之路給我們的一個啓示就是，今天參加WTO的各國和地區，也應該相互尊重，以平等態度待人，這樣才能實現彼此受益。
另外一個重要的啓示就是，絲綢之路帶來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是以西域衆多的綠洲古國作爲中介的，這些區區小國，作爲東西方大國的邊緣，是這條强大通道上不可或缺的聯結點和補給點，有賴于它們，絲路才得以通行和動作，維持興旺繁榮。今天要實現全球經濟和空間一體化，對于偏遠或經濟落後國家地區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珠江文化富于開放性
廣東沿海港灣衆多，僅珠江就有8個出海口；另外兩廣沿海還有一些獨流入海的河流，其分水嶺低矮，容易通過，與珠江水系形成一個方便的水上交通網絡。這種地理態勢，使得珠江直接面向南海，較之其他河流擁有更多的與海洋交流的機會。這樣，珠江文化得以更多地接受外來文化，融合爲自己的一部分，從而比其他地域文化更具商業性、開放性、多元性、海洋性和兼容性，這是珠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
發韌于秦漢，迄于明清，嶺南基本上處于開放狀態，外來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東南亞文化、西洋文化等，都能借助于絲路往來而流布珠江的歷史，少有間斷。
而另一方面，嶺南居民也借道海洋邁出國門、走向世界，走上與世界各國交往的道路。走向世界的歷史從唐代開始，在鴉片戰爭之後達到高潮；兩廣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之多，由于其他省區，由此帶來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奔騰不息。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連續的歷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珠江文化的連續性，使之成爲一種開放性的文化形態。
海洋性、多元性和兼容性是珠江文化特質
海外文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這個載體不斷移入珠江文化，從早期的印度佛教到近代的西方科技，從印度棉花到占城稻和美洲番薯、烟草，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都被融合爲珠江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內地與海外的交通交易，也在很多時間需憑藉珠江水系作爲媒介而得以發生。中原漢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相繼傳播嶺南，成爲珠江文化的一部分，這樣導致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勝于其他區域文化。
我認爲，珠江文化的另外一個特質是海洋文化，而且不限于海洋農業文化。現在人們每當談論中國海洋文化的時候，都認爲是海洋農業文化。其實，嶺南人除了利用海洋發展漁業、耕海以外，也十分重視海上貿易運輸、發展商業，粵商也因此馳名天下，所以發達的海洋商業文化也是珠江文化的特質之一。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鑄造了珠江文化這個性格。
兼容性有利于中國與世界的融合
珠江水勢浩大，連通中國四海中最大的南海。正是在這種江海格局下，珠江能够以最寬廣的胸襟和氣魄吸納各種外來文化，各種文化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的位置，幷行不悖地發展起來。在珠江的文化歷史上，文化對抗絕少發生，表現出極大的兼容性。這種兼容性不能不歸結于海納百川的氣概，“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則對于這種兼容性功不可沒。
珠江文化的開放性、海洋性和兼容性等特質，是有別于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這種海納百川的氣概，非常有利于文明的交流，有利于中國與世界的融合。我認爲，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上述文化特質將更進一步發揮，在推動中外文化、文明交流，推動區域社會進步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周義：開放的珠江文化有利于從WTO獲益
珠江文化容易從WTO獲益
可以這樣說，“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實施開放的開端，而中國加入WTO則是中國開放的新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珠江文化無論在過去還是最近20年的大規模改革開放，都對中國整體的文明進步産生了重大的作用。
中國作爲一個巨型經濟體，其經濟發展前景、市場潜力、人才儲備等廣爲世界各國所重視；而對中國來說，加入WTO至少有6個方面的好處：
第一是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與世界經濟的互接互補。第二是有利于打破妨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內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壟斷。第三是有利于借鑒WTO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經驗，加速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四是有利于中國在WTO組織的動作規則上發揮影響力，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第五是有利于更好地引進外資和拉動內需，增强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第六是有利于中國的資源治理、合理配置和提高綜合國力。
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與如何進一步開放有關，珠江文化作爲一個開放性的文化，具有積極開放、不斷吸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傳統，因此對這些外來文化的適應能力也就相對較强，相信通過加入WTO而獲得的效益也比較高。
對WTO也不應盲目樂觀
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從珠江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幷非所有的外來文化都是有益的，開放的體系容易吸納也同樣容易受到衝擊，這個經驗同樣適用于中國加入WTO。
對中國加入WTO來說，主要存在4個方面的不利影響：
首先是中國的經濟體制與WTO的基本原則存在許多差距。而除了經濟體制之外，也還有理念、文化、政治、傳統等方面的諸多差异性，加入WTO會給體制帶來震動和衝突。而體制上的差异性和適應性的調整，則需要較長的時間。
二是受世界經濟波動影響的機會增加，使中國的宏觀調控難度增大。比如加入WTO之後會出現兩個增加：一個是中國産品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增加，另一個是固定資産投資對國際資本市場的依賴性增加。
三是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將會出現重大調整，其中就業壓力會增大。比如在入世之後，外國農産品對中國市場衝擊比較大，大量的農業勞動力會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而目前中國農業部門就業人口的比重較高，占就業人口總量的60%以上。根據測算，入世之後到2010年，將近一千萬農業勞動力要轉移到其它部門，這必然産生嚴重的就業壓力。
四是將會加大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預測在入世後至2005年，農民實際收入對照基準點將會下降2.1%左右，而居民實際收入將會增加4.6%。這種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果持續擴大，會爲社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强化中國經濟適應能力
從宏觀的角度看，對前述不利因素，應該有6個方面的應對措施。當然每個産業都有自己進行適應和對接的措施。
第一是發揮中國已有的優勢，努力克服不利的影響，擴大加入WTO的正面影響和作用，减低負面震動。
第二是要進一步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做到“兩個適應”：即適應加入WTO的國際運行機制的要求，適應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三是要依法行政，依法來管理經濟，依法來調節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
第四是要樹立與時俱進的思想，進一步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管理理念，不斷調整經濟行爲，以適應新形勢的變化和要求。
第五是要立足本國國情，面向世界經濟，下决心切實調整好經濟結構、産業結構和産品結構，以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的波動與變化，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第六是以積極的態度加入WTO。在WTO組織中，發揮中國獨特的和應有的作用，參與修改和完善WTO游戲規則；在發展世界經濟、促進人類文明的偉大進程中，充分發揮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的牽引力和促進力，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珠江文化擁有持續開放和不斷適應的歷史特徵，就中國加入WTO後的適應來說，問題只是能够適應得多快、適應得多好的問題，而不是能否適應的問題。改革開放20年，可以說珠江文化地區一直走在開放的最前列，很多企業早已參與國際競爭，珠江文化圈內的民衆也已經適應了競爭的心態。所以對在珠江文化圈內生存的人民來說，只是有著如何更快、更好地適應、參與WTO競爭的問題。
譚元亨：海上絲綢之路與文化精神
絲綢之路是一種文化精神的體現
我認爲，“絲路文化”應該成爲一個大的概念，一種文化精神的體現：體現著人類整體的合作精神，一種寬容、團結、互助、融合的生命精神。它可以涵蓋東西方那種和平交融、文化激活、雙贏互利的歷史以及未來指向。
這是幾千年來在絲路之上滋育出來的一種寶貴的文化精神，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發掘、研究和頌揚。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事實上，漢朝的强大與盛唐的出現，均有賴于對外交流的拓展，漢武帝的開邊與開海，正是毫不介懷地吸收外來文化的表現。唐詩中“樵歌起處是夷聲”，也更說明“對外開放”的深入人心。其實那個時候幷沒有“對外開放”這個詞，這一用詞是相對于“閉關鎖國”而出現的。使用這麽一個詞，恰恰說明打破舊格局還遠遠不够，一個沒有限制的區域，也就不存在開放這個概念了。唐代不正是如此麽？
絲路表明文化交流同樣可以“雙贏”
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伊斯蘭教也幾乎在相同的時間傳入。但是這種傳入都是和平的。
衆所周知，當時的佛寺之多，已經被咏入唐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而光塔周圍多少裏，亦是清一色的阿拉伯建築。據稱，當時伊斯蘭教的盛迹，在中國比其原發地還早、還多……而利瑪竇等來華傳教的同時，所傳播的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衆所周知的；廣東教堂之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國的宗教沒有這樣的外傳力度，但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對激活西方的“文藝復興”，其作用却是顯而易見的。
如同在商場上大家可以達致雙贏一樣，本來，“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以商貿爲載體的，不僅市貿商品，也傳遞文化、和平與科學技術——它是地球上人類生命的血脉。
美國的亨廷頓預言21世紀的衝突是文化的衝突、宗教的衝突，但是我認爲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負面的因素，也是基于西方中心觀，以西方視角提出來的。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文化交融上更加積極的一面麽？事實上，這一面更爲顯著，更有力度，例如在歐洲發生的有關歐盟的申根協定、歐元通，類似現象在南部非洲、東盟、南美，也在發生……經濟一體化只會促進文化的多元性，彼此兼容、接受、和平共處。我近十年在歐美、亞非參加過不少學術會議及講學，每次都强烈地感到這一點——只要你不封閉自己，你總會有八面來風的。
也許有人認爲，說宗教的出發點是善，則太過淺薄了。但是佛教的信徒、基督教的信徒在世界各地，都被老百姓認爲是可以信賴的人——這也是我在海外所親身經歷的。所以，我寧可相信自己親身經歷，而不去追求什麽高深。事實上，“海上絲綢之路”傳來的宗教在中國而言，從來就是和平的、友善的。
中國同樣具有海洋文明的傳統
“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精神，當然還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等，這也是海洋文化的必然——廣東沿海的人民在一百多年前，就被“絲綢之路”的提出者李希霍芬認爲，有經營大商業、大交通業的才幹，具有不同的企業精神與審美情趣甚至認爲廣東人是海洋殖民者的後裔。
這當然是他的偏見，以爲具有這種文化精神的必定是西方人。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中國同樣具有海洋文明的傳統。如果不補寫海洋文化這一章，只包含內陸文明的中國文化歷史便不是完整的。
文明相撞可以産生正反兩種結果
文化之間，堅守文化邊界以及在邊界上互相磨合，幾乎都是同時發生的。好的結果是優勢互補，各自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但又能吸取人家的長處；而壞的結果便是對立、衝突乃至血腥。歷史上，兩種後果都出現過，文明是可以從中吸取教訓的。WTO是一個磨合的機會，完全可以爭取到積極的效果。
這也可以說是“海上絲綢之路”之精神的一種延伸——本來，“海上絲綢之路”便是一部精神聯繫史與文明傳播史，人類的心靈溝通史，更是一部文化激活史。
“海上絲綢之路”可以說，更是人類整體邁向未來的康莊大道。它打破了東西方各自爲中心的自戀情結，讓西方看到擁有四大發明的東方文明古國，推動了“文藝復興”；同時，也讓中國看到了中亞、西方的文明，爲其先進文化裹挾。中國近20年日新月异的經濟成長，與迅速更新、拓展的現代文化，都離不開這一條康莊大道上無窮周轉旋回的人類信息，離不開世界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
開放的文化觀使中外重新相互發現
我們更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爲人類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觀。西方對中國的發現，中國對西方的發現，彼此的相互發現，正在于這條康莊大道的發現。雖然十五、十六世紀中西方的大航海時期幾乎同步發生，即鄭和下西洋稍早，而葡萄牙、西班牙隨後南下非洲海岸，開拓環球航行，各自的目的不同，結果也不一樣，但是總的來說，都使人類文明發展在這時獲得突破性發展或“創造性突破”。
我們不難看到，由于“海上絲綢之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顯示三大階段：一是以萊布尼茨爲代表的，視中國爲道德楷模，借中國的權威去推倒禪學統治；而後，又演變爲19世紀以英帝國爲代表的，視中國爲一個可以鄙夷的，落後、野蠻的“不是國家，只是待開發的市場”；直至近年，又演變爲世界公認的充滿發展潜力、不可低估的正在崛起的强國——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勢必成爲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大轉折，對中西文化交流與激活，有著積極深遠的意義，幷足以形成高的文化新質。
以史爲鏡，以絲路爲鏡，我們從歷史、從外人的視角反觀我們自己，我們不僅可以更客觀、更實際、更全面地認識自己，我們同時，在思維方式上也可以有一個更新與躍進、開放與拓展。
這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文化遺産。
洪三泰：WTO與中國文學藝術的裂變
海陸絲綢之路引導古老中西文學對接
文學藝術的中西方對接始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或更早的時候。應該說，人類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就不是單一的文明，顯出世界各國文明的豐富性，其文學藝術也是各具特點、豐富多彩的。
古埃及文明、蘇美爾——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華夏文明等四大文明在開始的時候，是獨立形成的；當時由于地理、交通諸因素的限制，相互之間幷沒有産生影響和交流，因而各具特色。
當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之後，各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文明，就開始了錯綜複雜的聯繫。而這種聯繫總是遵循著吸收、改造、豐富自己的規律。
比如東漢起中國大量吸收、改造了印度佛教的成果，幷與本土的儒教文化有機結合。而在同時，和佛教相聯繫的文學藝術也同時被吸收過來，許多佛寺發現的大型壁畫，就是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和中國畫融合的結晶。
隨著以漢帝國爲一端，以羅馬帝國爲另一端的海陸兩途絲綢之路的開通、發展和繁榮，中西文化包括文學藝術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在現今的廣東和廣西，這裏更早地接觸到了通過海上傳來的海外文化；或者說，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高潮與珠江文化的對外開放是有著密切關聯的。
中國文學藝術相互激蕩留下諸多痕迹
中國當年通過絲綢之路運往西域的主要是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從公元初年開始，中國的絲綢就在埃及流行開來。據記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奧帕拉（公元前43至30年在位）曾經盛裝出席宴會，這個歷史上著名的風流艶後當時所身穿的華麗絲綢就是經過特製的中國綾綺美服。
而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印度、羅馬題材的健陀羅藝術流入中國新疆，給中國的繪畫、工藝美術和建築帶來了希臘、羅馬風韵，其中古樓蘭就有羅馬式繪畫。帶有西方特徵的造型藝術、雕刻藝術、音樂和舞蹈，也傳入中國幷在唐朝風行。
而西方對中國的文學藝術也是樂于接受的，許多作品被翻譯到外國。法國的伏爾泰就曾經將元代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改爲戲劇《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引起轟動。德國的大詩人歌德曾經想將一個中國傳奇改爲詩歌，但是未能實踐之前他就去世了。其中歌德認爲中國人“還有一個特點，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這就是說，他們認識到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的獨特之處，幷給予肯定。
由于珠江文化始終是對外開放的，外國人比較多地瞭解中國，也多是從廣東、福建上岸，因此可以推斷中西文學藝術的交往，珠江文化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WTO會導致中國文學藝術地震産生裂變
我認爲，中國加入WTO，全球經濟進一步趨向一體化之後，將會使中國的文學藝術發生劇烈的地震，産生裂變。
我感覺，這種裂變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文學載體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時代的日益形成而發生位移，網絡文學興起，不斷豐富、不斷成熟。
第二是打破了多年來以教育功能爲主的包括爲政治服務的功能，趨向娛樂、宣泄、審美、個性化意識等等。那樣，文學創造必然有更多的自由空間，文學題材有更加多樣性的選擇；現代的、歷史的、幻想、未來、科普等多種題材，人與自然、社會環境與人的和諧共存等依然存在。
我相信表現手法上的“拿來主義”會更加多姿多彩，從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象徵主義、抽象主義、意識流、荒誕派等，到後現實主義的反傳統、反文化、反語法，以及語言游戲、拼貼結構、客觀真實、民間意識、散點結構等，可見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第三是文學藝術發生大地震以後，會出現兩個極端的思潮或思想。
一種思想認爲，全球文化潮流和文學藝術實踐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學藝術”的新殖民和文化侵略，因此進一步認爲：WTO以前中國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面臨的矛盾問題不再是現代與傳統的對立、文明與愚蠢的衝突，而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國的文藝如何以民族精神和時代個性與西方强勢殖民文化對抗衝突。總之把全球化進程、國際化傳播看成是西方文藝列强向中國某些弱勢文化衝擊、滲透、入侵，開始構築碉堡，來一次新的閉關。
另一種思想認爲，不分先進文藝、落後文藝，全盤接收，來者不拒，新鮮熱辣，無拘無束；實行徹底的創作自由、個性化寫作、個性化評論；獨立開文藝工廠，生産假冒僞劣産品；獨立耕種自留地，種毒草、罌粟，産鴉片也不用管，文學藝術的急功近利情形再次出現。還有的全部否定中國特色的中國藝術，全盤接受外來文學藝術，企圖大換血、大換細胞，克隆外國文藝。
第四、在裂變地震面前，作爲真正成熟的中國文學藝術，應當有個清醒的意識，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藝術。
我認爲，要達到這種要求，首先必須確信兩條：一是文學藝術不會消失，只會發展——因爲人類感情生活的需要，表現人類感情的文學藝術不會消失，真善美與假惡醜幷存；二是中國文學藝術源遠流長，主流的光輝永存，先進的創作思想、藝術手法不會被遺忘或丟失，中國特色的文藝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敞開大門，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融合性、放射性、創新性的特色，塑造自己大潮中的形象。從創造、傳統和多元融合三個方面，均建構真正的、有世界意義的文學藝術理論。以自立意識、競爭意識、包容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去實踐文學藝術。
我們需要有世界的眼光和恢宏的氣魄去坦然面對全球化的文學藝術，引進外國優秀文學藝術資源和本民族的文學藝術資源結合，從而形成更具先進性的文學藝術。
文學藝術始終不忘表現道德、仁愛、正義、美的力量、浩然正氣、正直、榮譽、誠實等，我以爲無論如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們的文學藝術應當遵循、繼承、發揚、創新、接納、吸收、改造，以豐富自己。我相信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的文學藝術將會有新的飛躍，出現前所未有的嶄新面貌。
胡開祥：WTO與“海上絲綢之路”
對于WTO與“海上絲綢之路”之間的聯繫，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中國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于如何理解“人類統一文明”的內涵。“海上絲綢之路”代表著文化的相互交融、傳播與整體化，WTO代表著文化實現的具體對象。
對于這個問題，我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我的看法。
WTO與人類的統一文明
人類文明是統一的文明，而且只存在一個人類文明，各個子文明都是它的一個部分和一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個環節。
人類統一文明是文明的本質。文明是人的觀念、人對世界的意識的物質化，只有人才有文明。文明的性質到處都是一樣的，只注意個體文明的性質就是對文明的閹割。
人類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是一體的，即使文明不接收現代人類智人統一起源的理論，也必須看到，在人類文明的發源時代，各種人種和民族有過大規模的遷徙、融合，更不要說文明的傳播了。在文明分散發展、形成個體文明的過程中，相互的接觸、傳播、影響更是明顯的；除了極遠東的地區的國家外，幾乎所有文明都在三大洲交界處這個中心匯合、聚散。即遠東地區也不是與世界分離的，佛教和中東藝術在東亞的傳播，中國技術和工藝在中東和歐洲的流傳是廣泛的，在漢代就已經開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最好的象徵。這種交流，新石器時代也有發生。進入近代，世界文明一體發展的趨勢更是不用說了。
實際上，歷史上各個子文明在人類大文明中的聯繫，幷不比歐洲各國在西方文明中的聯繫更少。人類統一大文明是個自爲文明，自爲是人類的本質屬性之一，自我意識是其人生觀、道德觀的基礎，學習和自我設定也是他成爲發展的、文明的、知識化和技術化的人的先决條件。人類作爲一個整體是有自我意識的，我們在各個子文明的哲學和宗教中都看到這一點。人類統一文明也是自爲文明。它的自覺能够使它規範自己。
人類在成爲現代人之前有著數萬年的黑暗時代，他只有基本文化，但是一直在朝著文明發展；這是人類統一文明的預備階段，一直到新石器時代的來臨，才出現發生的契機。
在新石器時代的遷徙、傳播之後，人類文明在各個地區突破，進入個體化的發展階段，埃及、兩河、愛琴、印度、中國等個體文明的基礎被建立，文明在朝向個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産生了第一批高級文明，它們是個體文明的基礎。這是人類大文明的發生期，可以稱爲前文明。
在個體化之後，就進入了古典文明時代，各個個體不斷豐富、發展和聯繫，形成了具有典型發展期待征的豐富、充實和風格化的文明個體，歷史上希臘、印度、波斯和中國戰國時代各文明的輝煌卓著的風格，使人類大文明進入纖穠期。它們進一步發展又産生了唐、宋、明，後期印度、拜占庭、阿拉伯、蒙古等子文明。這是一個個體充分發育，個別風格繁多的時代。
在古典時代的後期，也就是人類統一文明發展期的後期，産生了西方文明，它使人類大文明進入了定形期，它迅速征服、規範了其他文明，他們的范式成爲人類一般範式（科學）的代表，世界現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它給人類統一文明定型。
西方文明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它可以不是西方文明，但是總要有一個文明在人類文明發展期後期興起，負起爲人類統一文明定型的責任，歷史選擇了西方文明。
在西方科學出現的情况下，人類文明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沒有人能够越過西方文明而可以有進步；實際上，也沒有人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創造出與其等效的體系。
無論古典時代各個個體民族如何不服氣，他們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個悖論而不可能解脫出來；如果他們想與西方文明有相等價值或擁有超過西方文明價值的文明，他們就不能不是徹底地學習西方文明的（這是大多數人老老實實去做的）；如果他們拒斥西方文明，那麽他們就只有回到古典文明中，因爲沒有第三條路。
現在，人類正面臨文明的絕對化和稱爲升華時期，人類能否進入絕對化期，還有待于他們自己的努力。
正因爲這樣，加入WTO，不能僅僅看到WTO對中國的衝擊，更應該看到中國對WTO的衝擊。看到在人類統一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明能否再次承擔起像戰國文明那樣，爲人類統一文明的升華發揮巨大作用，從而走進人類文明的中心舞臺；也可以說，只有在人類的統一文明中，中國文明才是有生命的。
實際上，珠江文化作爲子文明，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等與世界整體文明之下的各個文明互動，其生命力的保持與將自己納入統一文明中，是具有很大的因果關聯的。
弘揚“海上絲綢之路”成果是爲倡導中國文化內在精神
任何自爲文化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他可以創造無窮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因爲中國文化創造了唐詩宋詞，就將唐詩宋詞作爲中國文化本身。中國文化具有無窮的可能性，所以，要注意文化的成品與文化主體本身不是一個概念。文化主體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的，沒有取得具體形式，從而具有無窮可能性和創造力的本體結構。就如同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文化在奔流的過程中會留下許多河床，河床可能乾枯，可能改道，可能湮滅，但是大河本身總是在奔流不息。“海上絲綢之路”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文化成品，一個河床，幷不是這個文化的本身。但是這個河床的特殊意義，在于他的“海洋特徵”、“貿易特徵”、“開放特徵”。
中國在當代文明的出路是中國進入現代的一開始就困擾中國意識的問題，全盤西化和復古論對中國文明主體和主體精神都缺乏把握。而復古論尤爲危險，其更有欺騙性。以爲中國未來的出路要從傳統中尋找肯定是一個謬論，沒有一個偉大文明的産生或復興是什麽傳統的復活，因爲傳統是事實和歷史，而人和文明的生命是活的精神。
中國的出路不在傳統也不在西方，而在他自身的生命。文明的精神就是文明的生命，只有當中國具有了他的精神時，他才有不可壓抑不可屈服的生存力量。“大同”的精神是中國文明曾經擁有、現在需要的精神，具有“大同”精神的中國可以將自己的過去和別人的現在納爲自己生命的有機部分而突破一切困惑，從而使其生命的爆發輝耀世界。世界文明的發展也已經來到“大同”門前，無論是否由中國人來完成，大同精神都將統一爲人類大文明的內在精神。
媒體的世界化是一個民族融入世界的最主要標志
一個民族融入世界有三個主要標志，一是國民在世界上活動，二是本國産品在世界上流通，三是媒體進入世界主流媒體行列。
WTO的前身是關貿總協議，但WTO不是關貿總協定的簡單延伸，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不同的性質。就媒體而言，關貿總協定規則僅適用于貨物貿易，而WTO規則除了適用于貨物貿易之外，還涵蓋了服務貿易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領域，也叫“智慧貿易”。新聞出版作爲文化産業的主角之一，很長一段時期，其文化産業的特性一直未被充分認識。但近年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新聞出版的文化産業屬性已經得到逐步重視與落實。這對于迎接WTO的挑戰極爲重要。
羅康寧：從廣東語言演變史看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
在全國各省份中，廣東的語言現象比較複雜：從共時看，全國七大漢語方言，廣東就有三種。而粵、客兩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廣東。另外還有不少地方土話（其中韶州土話就有十幾種），以及多種少數民族語言。從歷時看，廣東的語言經歷了從古百越語到漢語各方言的演變過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我僅從歷時方面，也就是廣東方言的演變史，對“海上絲綢之路”與珠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一些考證。
古百越人具有當時的海洋文化
現在廣東的漢語方言，包括粵、客、閩方言，都是漢族移民傳入的。最早具有一定規模的移民始于秦朝，此前廣東居住的土著民族統稱“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其中“百”是指人或“族”，“越”指水或者海；“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者居住在海邊的人。
古百越語與現在的侗台語有著親緣關係，而侗台語與“南島語”同出一源。人類學家容觀瓊先生考證，百越族體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與南太平洋島嶼上一些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他說：“這些成果無疑支持了考古學家彼得•貝爾武德關于原始南島語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國大陸海岸地區，然後分階段向東南亞海外擴展的假說。”
彼得•貝爾武德的假說是否成立姑且不論，但古百越語與“南島語”的親緣關係已經得到公認。“南島語”屬于粘著型語言，以詞根加上附加成份與詞根的重叠爲構詞和構形的主要手段。這一語系在語序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修飾語（定語、狀語）置于中心詞之後。上述“百越”一語以及許多地名就是如此。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古百越語與南島語系其他語言的親緣關係，說明嶺南土著自古以來就跟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各島嶼有著較爲密切的交往。應該說，古百越人擁有當時的海洋文化。
秦朝平定百越，尤其是漢朝平定南越國之後，來自中原一帶的漢族移民將漢語傳入嶺南。漢語從龍山文化時期即堯舜時期開始經歷一個“夏語化”的過程，逐步形成了以夏語原産地——晋爲標準音的“雅言”，幷擁有一套十分完整的記錄符號——漢字；同時作爲一種較爲先進的文化載體和文明程度較高的征服者的交通工具，其强勢是顯而易見的。當時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廣信（今封開縣），就聚集了一批聲望頗高的文人學者，其中經學家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東漢末年先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中原不少文人前來嶺南避亂，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土人隊伍。這些文人在傳播中原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文字作爲紀錄符號的中原標準語言——“雅言”。而沒有文字的嶺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漢文化、學習漢字之時，來自中原的“雅言”也就作爲第二語言逐步在這一帶流行開來；經歷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演變成今天的粵語。
嶺南人自古與水有不解之緣
漢語及其各種方言屬于孤立型語言，而古百越語屬于粘著型語言，它們分屬不同的語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古百越語作爲一種語族，起碼在廣東是消失了；然而，它的許多因素沒有消失。現在通行于嶺南的各種漢語方言，尤其是粵語和閩語，都存在粘著型語言的因素。從語序看，都有修飾語放在中心語後的情况，例如將“客人”稱爲“人客”，將“公鶏”說成“鶏公”等。廣東漢語方言保存古百越語一些因素，反映其背後的文化繼承百越文化的一些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粵語中不少詞語都帶有“水”，如心意叫“心水”，命運叫“命水”，機靈叫“靈水”，沉靜叫“靜水”，美麗叫“威水”等等，說明嶺南人自古以來就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這與拜龍母、拜媽祖的風俗同出一轍。古百越與海外的各種交往不僅沒有隨著漢族移民的進入而中斷，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發展成爲一條貿易通道，我們稱之爲“海上絲綢之路”。
開放的古百越文化和珠江文化到今後依舊有意義
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由亞洲、非洲到歐洲不斷延伸，嶺南人與海外的交往越來越廣，外來詞語這個“异文化的使者”也就不斷地進入廣東的漢語方言中。今天的粵語，其英語借詞之多，流行之廣，在漢語各方言之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我認爲，語言既然是人類的重要交際工具，當它作爲一種信號系統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責時，各個民族所固有的語言體系就必然相互接觸，從而産生相互移借，吸收外來詞來豐富自己，這是很自然的。就英語本身來說，也有不少外來借詞，包括漢語借詞，如GUNGFU功夫、SILK絲、WOK鑊等。這是一種社會現象，對此我們應當采取“拿來主義”，吸收別人的東西來豐富自己。
從上述可見，“海上絲綢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嶺南且兩千年不衰，除了地理上的優勢之外，從古百越文化到以後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研究幷開發“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寶貴遺産，繼承幷發揚珠江文化開放性的優良傳統，對于今天的改革開放，對于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現代化建設，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黃偉宗：座談會結語
今天的研討會可以說學術質量很高、現實性和針對性很强。我大致總結一下，有三點感想：
第一，在一些學術研究上有了新的進展，比如對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幾位專家都有精闢的論述，對時間上斷斷續續的歷史講得很清楚。同時，對珠江文化的定位、定性和特點，都非常清晰且有一定的發展。還有講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WTO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對接，都講得很實在。特別是對加入WTO可能遇到的問題和對策，對照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經驗來分析其中的聯繫，講得比較深刻。尤其是對于中國文化的性質，到底是不是大陸文化、封建文化，通過分析表明確實應該重新認識和解釋中國文化，對黑格爾以及世界上一些研究對中國文化的誤解，都做了應有的澄清。
第二，就我們加入WTO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應該特別明確的一條是，對外國人來說，不應該只是看到中國在傳統上是大陸的、封建的、保守的，要讓他們認識到中國的傳統是開放的、海洋的。
爲什麽要强調這一點？是因爲參加WTO會有很多問題，尤其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必然帶來文化上的問題，對此不能忽視。一方面是我們過去對西方文化不够瞭解，包括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同時，另一方面也要讓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一體化幷不等于變相的殖民化，或者說殖民化的再度出現。
近幾年，西方的一些東方學者，已經發現殖民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之中認爲西方文化是占優勢的，因此衡量世界文化和東方文化的標準，往往以西方文化加以衡量。這也是一種新的殖民文化的變相。很多國際交流的場合對中國文化幷不公平，在場有的教授和我一樣對此都有感觸，問題就在于西方對中國文化的不瞭解和不理解。那些深刻的、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沒有被世界認識與承認，外國人看不懂中文，我們的翻譯又不够好。我在美國講學的時候，能看到的有關中國的文學作品就很少。因此，如何讓外國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很重要。就歷史的作用來說，絲綢之路打破東方和西方各自爲中心的狀况；如果將這種作用視爲絲綢之路的精神的話，我們加入WTO，也應該注意這個精神。
第三，我認爲，中國文化包括珠江文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連續性和特性的保持，其中既有兼容性，還有牢固性。中國文化是多元文化，經歷許多衝擊但是很穩固，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信念，特別是對港澳，很值得我們重視。因爲港澳雖然長期由外國管制，但是都保持著鮮明的中國文化、珠江文化特徵。我的意思就是，在加入WTO，外來文化大量涌進的時候，我們還應該對中國文化保持一種自信心。因此我贊同這樣的觀點，就是不要將加入世貿當作是被動的，而應該視爲主動的，是我們要參與游戲幷進而制定游戲規則，是我們要影響世界。六祖惠能被公認爲是對世界有影響的中國人，南華寺當年也是由一個從印度來的和尚建的，而現在全世界到處都有南華寺的分寺，美國、朝鮮、南非、俄國等都有，都是承認南華寺是祖庭。南華寺當年由印度僧侶興建，惠能將之中國化之後又反傳出去，這就顯示了中國文化高度的再創造能力。南華寺和禪宗應該說是中國文化，也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最佳見證。這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證，因爲當年印度僧就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廣州，才到韶關興建南華寺的。
評論員簡介：
黃偉宗 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和開發項目組組長；文藝理論批評家，迄今出版著作十部，其中《文化與文學》、《文藝辯證學》等較有影響。
司徒尚紀 北京大學博士，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員，《歷史地理》編委；個人專著16部，主要有《珠江傳》、《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嶺南海洋國土》等。
譚元亨 華南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美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出版有《中國文化史觀》、《客家聖典——一個大遷徙民系的文化史》等專著七十多種，曾應邀到多所歐美大學講學。
洪三泰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專業作家，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著有詩集《天涯花》、報告文學《魅力在東方》、長篇小說《風流時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見風花雪月》）、電影《女人街》等三十余部，曾應邀到美國、臺灣講學。
周義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嶺南文史》雜志社社長，兼職教授，主編出版了《管理經濟學》等4本經濟建設與研究書籍，經濟系統工程研究生，論文曾獲國家社科優秀成果進步獎。
黃啓臣 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
胡開祥 1963年出生，文學碩士，廣東旅游出版社總編輯，出版專著《悲劇心理學》（合著），編撰《新中國大博覽》，後擔任《中華文明博覽》總編輯。
羅康寧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業務處處長，《嶺南文史》雜志主編。著有《信宜方言志》、《藝術語言和語言的藝術》、《語言變异藝術》（合著）、詩集《泉聲集》、主編《廣東改革開放反思錄》等。
作者：中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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